我是荒二代
四爷叫冉玉谦，是武汉军区直属部队的尉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1958年4月随全国各地的十万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父亲是同年秋天在伊春林业局被四爷召唤到北大荒参与垦荒工作的，幸运地当上了光荣的拖拉机手，成为垦区按月领取工资的一名国家正式职工。
当年有句顺口溜，“身上抹了油，对象不犯愁”，老实本分的父亲与1959年秋来农场支边的山东省招远县女青年——我的母亲，在组织的关怀下确立了恋爱关系。姐姐出生两年后，我也在一个叫做八五二农场三分场四队的土炕上降生了，成为地地道道的“荒二代”，用清澈的小眼睛打量着这片无边的黑色土地。
这一打量就是50多年，而今我已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了。就是在这个年龄点上，突然对自己的身份来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媒体上横飞着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院二代等带着炫耀色彩的概念，而当我意识到自己也是“某二代”的时候，稍稍兴奋了一下，我以为自己是没有根脉和归属的游子，没成想在“某二代”横行的背景下，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荒二代”概念，只是这个概念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但它绝对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概念，甚至是带有某种印记、历史意义和荣誉色彩的特殊概念。
如果给我自己确定一下荒二代的身份那就简单了，我是复转军人的家属和支边青年的后代，可我要想给我的同伴，给所有属于荒二代这个群体的人确定身份，那还不是这么简单的。于是，我开始从浩瀚的网络世界寻找北大荒的历史，从郑加真先生的纪实作品中寻找依据，从贾宏图先生讲述的故事中感受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命运，从父亲的口中搜寻家族迁移留下的蛛丝马迹，也从发小同伴和接触过的诸多北大荒人身上提炼属于我们的特征。
荒二代首先是一个具有继承关系的身份概念，这个概念是由荒一代的身份决定的，我们无从选择。荒一代是指北大荒的开拓者和初始建设的参与者，他们的身份构成和年龄跨度直接影响着荒二代的外延界定。
北大荒开发其实从1947年就开始了，当时有一批复转军人和残废军人为主体的移民来到北大荒造田开垦。1954年到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二师的八千转业官兵、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将军麾下的近两万老铁道兵、北京等地的青年垦荒队员，也先后来到北大荒安营扎寨。1958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万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迎来了屯垦戍边的第一个高潮。另外两次高潮是1959年6万山东支边青年、1968年45万京津沪杭哈等地城市知青奔赴北大荒的移民大潮。
从这20来年的时间跨度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第一代北大荒人的身份主要有复转军人、支边青年和知识青年三种类型，同时他们也带来了众多的家属、亲属、老乡、朋友等附属身份的人，这些人到了北大荒后也一样参与了农场的建设发展，付出了血和汗，很多人获得了农工即农业工人的身份，成为国家职工，付出的同时也在享受“国营”的待遇。
荒一代在广袤的黑土地耕耘播种，建设富庶的北大仓，同时他们也在繁衍着自己的后代和希望，为这片黑土地养育可持续发展的后续力量，所以在北大荒流行着这么一句话，“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我们幸运又不幸地成为他们的子孙，成为一辈子都抹不去印痕的荒二代，我们的父母大都是复转军人、支边青年或知识青年，我们大都是北大荒出生的人，出生的时间范围大致是50年代末、60年代和70年代末，我们是吃着国家供应的口粮长大的。
荒二代的外延有一定的丰富性和延展性，从年龄跨度上看，荒一代之间的年龄差距是比较大的。以1958年的转业官兵和1968年的知识青年为例，我在“feikao的博客”中看到这样一条信息，在1958年858农场转业官兵登记表中，共有1587人登记了年龄，其中最小的20岁，最大的49岁，平均年龄29.8岁。到了1968年他们就是40岁左右的人了，而这时进入北大荒的知青大都20岁左右，转业官兵和知识青年的平均年龄差在20岁上下，这显然是一辈人的差距了，但在开发和建设北大荒的意义上讲，他们是一代人，况且我们60后大都称呼知青为“叔叔”和“阿姨”。
荒一代和荒二代存在代际关系，不能简单地用辈分关系去考量。知识青年下乡时一些人的年龄在16岁以下，与那时年龄比较大的荒二代岁数相差不了几岁，但知识青年仍然是我们上一代人，他们带着岁月的懵懂来到北大荒参与建设，尤其是文化的建设，而我们那时正是他们教育的对象。“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从侧面证明了辈分有时不是由年龄决定的。由于荒一代之间的这种年龄差距，客观上决定了荒二代之间的年龄差距也在20岁上下或更大一些，歌手平安的父母是北大荒的知青，他是1978年出生的，与一个1958年出生的相差20岁，但他们同样是一代人，他们都是荒二代。
荒二代还是一个具有特殊精神气质的群体概念，我们的精神气质仍然是由荒一代决定的，我们很难选择。他们身上的品格风范、道德修养和散发出的文化气息，时刻熏染着我们，塑造着我们。在我的印象里，复转军人常常满口粗话，满口命令，目光如炬，眼里不揉沙子，做事有胆识，雷厉风行，很有威严的样子。我上大学那年在哈尔滨见到了我传说中的四爷，首先感知到的就是他的威严和不容商量的态度，在道外吃完晚饭后，他执意要送我过铁路到道里坐公交车，望着他一上一下的背影，我只有小心地跟随其后。
支边青年给我的印象是很有闯劲的样子，吃苦耐劳，遇事隐忍，不求回报，并且特别有团结意识，热心肠，爱帮助人。我母亲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她很能干，好像在四队当过女班班长或排长什么的，纯粹是干出来的。在大田里干活，我睡在她的背上，醒了，哭了，闹了，尿了，她似乎都会忽略掉，就知道干活，直到她不得不从山东把我当时才十三、四岁的小姨弄来看我，才结束了我脊背上的生活。
知识青年我们其实习惯叫城市青年，强调他们的城市身份。那时城乡差别的确很大，尤其是文化教育方面。知青上山下乡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是不幸的，但对于我们这代农场人来说却是大大的幸运。从小我们就被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和杭州等大城市的青年包围着，呵护着，教育着，影响着，他们身上散发的理想主义光辉和浪漫主义味道，我们是能够随时感受到的。他们除了带来知识和视野，还有文明和修养。我和姐姐经常拽着北京知青石叔叔讲故事，现在想来那时他一定被我们央求烦了。佰树叔叔返回北京后还给我寄过邓丽君和刘文正的磁带，还有一大包电子元件呢。
荒一代是从五湖四海汇聚到一起的大河，他们带着各自的口音和饮食习惯围坐在一起，无论是“南腔北调”还是“酸甜苦辣”，他们都要学会去适应彼此，因此为了生存和大发展，他们必然会去融合，而一旦融合就必然会形成的新特点。
这些新特点简单来说，一是形成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他们多不容易啊，性情相似的一家人还会吵架，何况天南海北的他们，因此他们有了包容万方的心。二是形成了以年轻人为主导的社会形态，十万转业官兵大都年轻，后来的几十万人都是支边青年和知识青年，想想就清楚了这个建设队伍该有多么年轻，他们就有了敢为人先打拼天下的心。三是形成了新的移民群体，作为移民最大的损失是失去了自己的故乡和情感之根，因此在新的环境下他们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更加懂情谊，他们就有了北大荒式的火热心肠。四是形成了新的文化知识的制高点，当时的转业军人中大多是尉官以上的人员，有很多知识分子和打成右派的文化人，其中还有国家某些领域的顶尖人物，加上各大主要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们，等于在农场新开辟了一片富饶的文化知识的田野，与城市的知识制高点对望，他们就有了渴望学习和进步之心。
而我们荒二代是这条大河中的朵朵浪花，已经很难再分清楚哪朵浪花来自于哪方，是由哪条支流汇入的了。我们的口音基本上统一了，没有了南腔北调，甚至不会说父母携带的地方口音和方言了。我们的普通话几乎没有东北腔的“土”和“垮”，我们字正腔圆，发音清楚而流畅，语调平缓而抒情，形成了荒二代才有的“农场腔”，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和人说上几句话，就大致可以判断出是不是农场的人了。饮食上我们也没有了天南海北的酸甜苦辣，大家一起吃窝窝头和白面馒头，一起喝大碴子粥和高粱米粥，一起啃咸菜，冬天的菜窖里同样是白菜、土豆和萝卜，过年了家家都炸油条和丸子。我们因此有了和其他地域、其他同时代的人不一样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是由荒一代的包容心、勇敢心、热心和求知心雕刻出来的，也是由这方水土和气候条件滋润出来的，我们更加懂得对人的尊重，更加真实友好，更加朴素善良，更加向往浪漫的生活，也更加容易满足。因此，本分、简单、快乐、高贵和浪漫是荒二代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
当荒一代渐渐进入历史深处的时候，荒二代的影像才渐渐清楚起来。如果把荒二代的影像分成两个部分的话，那么一部分是留守北大荒的荒二代，他们是伟大的，用机械化设备接替父辈的锄杆继续耕耘着北大荒无边的田野；另一部分是离开北大荒的荒二代，离开的时间跨度很长，原因也很多，大都进了城，但不是被“农民工进城务工潮”席卷进去的。我们是农民，却又是农场的农民，我们的精神气质中沾点了贵族气质，说它不接地气也好，说它难能可贵也罢，我们毕竟有属于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谋生的特殊本领。父辈在黑土地上集合，我们却要从这里出发，历史用手里的圆规为北大荒人划了一个圆圈，终点也是起点，起点也是终点，他默默地笑着，不告诉我们为什么。
北大荒是荒二代的故乡，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我们熟悉那里星星点亮的时刻，知道山丁子红透的时节，也清楚第一场冬雪纷飞的时候，但是我回不去了，我们大多数荒二代都回不去了，我们有我们的历史背景和人生愿景，也有我们不得不担负的家族使命和人生负累。我们不是北大荒的孝子，我们的出走不是为了回去，但我们永远是北大荒的游子和回望者，在世界的某一隅默默为她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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