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革命说观念
这几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农村“厕所革命”的问题。以“革命”一词搭配“厕所”，不仅是国家对这一民生工程的高度重视，而且是更新人们卫生观念的重要举措。作为上了年纪的人，经历过“厕所革命”，对它有着抹不去的“沉重”记忆。
小的时候，我最怕的是上厕所。那时农村的厕所离住家一般都比较远，是在地上挖出一个大坑，上面架着2块宽一点的木板。较为“奢侈”的厕所，盖得似一间“大屋”，既是人们“方便”的地方，也是耕牛的“宿舍”，粪坑上面还舍得铺满又宽又厚的木板。但是，“大屋”金字架下的空间就舍不得“浪费”了，一般都放置着空棺材。简陋的厕所，小孩子踏上去就不敢乱挪脚，要对准“坑口”才敢“放松”，既预防掉下粪坑，又避免“石”投臭水“激起千层浪”。虽然如此，仍然会“捅马蜂窝”，千万只蚊子群起攻之，惹得手忙脚乱。“奢侈”的厕所，并没有给小孩子带来什么“享受”，反而更加恐惧了，人蹲着两眼不敢乱看。怕什么？怕撞上“鬼”。尤其是晚上，当一个人点着火把走进厕所，寒气直逼，头皮发麻。如果火把熄灭了，更是魂不附体，赶快往回跑。那个年代，小孩子会强逼自己白天如厕，晚上不用出门。有的爱耍小聪明，到“光明”的地方偷偷“方便”，可经不起父母的盘问，只能老实坦白。要知道，人粪也是重要的“家肥”呀，如果“浪费”了，家里人就会“心疼”。
这个年代的厕所，无论给大人小孩造成怎么样的心理影响，却已经“习惯成自然”。但是，这样的厕所还会给人“匪夷所思”的影响，甚至同政治划上等号。
我工作的第2个年头，参加了县里的“教育宣传队”。那时“火红”的形势和年少轻狂的自己，做了现在很多人难以理解甚至认为是荒诞无稽的事情。这年春天，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我组织生产队的社员半夜起床，点着火把，到一些社员家里的自留地检查“偷种”农作物的情况。当发现一些地里种上“玉米”时，就把穴里的肥料扒出来发动社员“批判资本主义”：“‘家肥’不交生产队，而用在自留地上，这不是资本主义破坏春耕生产吗？”农户的“家肥”除了“六畜”的粪便之外，厕所的“产物”也是重要之一。社员在自留地上用了一点“家肥”，也被上纲上线到春耕“大局”了。
如果说“教育宣传”我为所驻村的“家肥”记了一笔“糊涂账”，而我的一个亲戚却是因为厕所的“劣径”被“塞入”了人生的“黑档案”。
上世纪80年代初，我的一个亲戚赶墟喝了酒去厕所方便。这时的厕所，只是在茅草屋子里的粪坑上搭几块木板，没有男女之分。他醉腾腾，进了厕所就开“方便之门”。哪知道在坑板上蹲着一位女子，这下子闯大祸了。女子吓得大喊：“有人强奸了”，跌下了粪坑。这时，亲戚的酒气被喊声惊醒了一半，连忙拔腿就跑。可是，“跑得和尚跑不了庙”，被女子告上妇联，这正是“严打”的事件，被判了“强奸罪”。
改革开放后，虽然“糊涂账”入不了“账册”、“黑档案”清出了“案卷”，但是，“厕所革命”仍然任重道远。
那个时候，我多次邀请居住在香港的家姐回娘家走一趟，可是都被她婉言谢绝了。原来，她对娘家的厕所十分“恐惧”。作为土生土长的我，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方式，对厕所并没有什么“看法”。但是，长期生活在“优越”境外的家姐，却把厕所看成是一个大问题。后来，几经“协商”，拟定每年都在广州见面，解决了姐弟相见之“苦”。这些年，内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厕所革命”如火如荼，曾经障碍姐弟见面的“厕所恐惧症”早已消除。前年，家姐一家子回到“娘家”，感慨地说：“过去是你们羡慕香港，现在是我们羡慕你们，在这里家家有‘洋房’有汽车，而我们在香港‘没天没地’，只是‘租客’而已”。家姐说得没错，内地这些年的发展今非昔比，早已将“四小龙”之一的香港抛得远远的。
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这几年家乡的居住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在建设新房子的时候，大家都“摆正”厕所位置，有的一户一厕，有的一户几厕，“茅坑”成了历史。可是，一些年长的人却并不十分认同，有的担心断了“家肥”来源，有的反对把厕所建在屋子里，有的不同意在房间里设卫生间。他们说“农作物无肥‘喝西北风’了”、“厕所设在家里满屋臭”、“人也变成猪了，吃、住、睡、拉在一起”等等。我这个在乡下长大的“乡贤”，曾经被多次“邀请”做这些人的劝说工作，转变陈旧观念。当他们适应了新的生活后，都说：“还是‘厕所革命’好，让我们享受到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厕所革命”是对传统观念、传统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建设的深刻革命，它不仅更新了人们的卫生观念和改善了人居环境，而且成为国家文明程度不断提升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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