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到王阳明到“养心居”
从《大学》到王阳明到“养心居”
蒋九贞
想想我的“养心居”的命名，算是由来已久，距今至少有十五六年之多。
那时候，我正处于彷徨的日子。二〇〇六年，也是今天，我正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那时叫“退二线”，实际上是退养，事业单位的职工都是这待遇。其实，我早已不在工作岗位了，一九九七年生病即开始请假，后来就没去上班，不是我不愿意上，而是没有了我的位置，所以一直“赋闲”。其间给一个旅游机构“打工”——做做文秘工作。从二〇〇〇年四月开始，到二〇〇七年三月结束，打了整整七年工。七年打工，弥补因工资减发而造成的损失，也算勉强维持生计。然而，长期不上我本来的班亦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这个是无法用量化的方式表示的。现在熬到“二线”，好歹也能直起腰杆做人了，于是我在其后不久便毅然决然辞掉旅游机构的工作，露出了往日的笑容（仅仅是露了一下而已），十年的精神压力得到有限地缓解。
但是，我一时不知道做什么好。
一个人如果屈辱惯了，如果长时间处在屈辱之中，一旦得以“解放”，那种精神上的迷茫绝不是没有经历过的人可以想象出来的。
我身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这样的人搁在社会上，如果不是有几个钱的工资，怕是饿死的料。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尽管“无用”却也有用，这就是上帝对人的无差别对待：无论什么人等，反正也是生命，也要给口饭吃。在这之前，二〇〇四年，我与师大教授赵明奇、徐州三中教师徐向中、徐州交通局驾校校长徐炳仁、睢宁县粮食局干部徐清义等人发起成立徐州市徐国历史研究会，虽说是社会组织，却也正中我意，因为许多年来，我对徐州历史的研究终于可以找到一个突破口了，也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多少能够释我些胸怀。并不是经济收入多少的问题，我实际上说的都是精神生活。
及至“二线”，我的家庭生活基本有了保证，精神上的诉求开始增多、复杂起来。彻底解除了上班不上班的问题后，那么，我将向何处去？是继续徐州文史研究还是另作他图？我想应该继续研究文史，为徐州以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可是事与愿违，许多时候你个人的好恶不是自己能左右的。也好，东方不亮西方亮，我内心深处的文学梦还在，它常常“沉渣泛起”，会时不时地跑来提醒我一下。
此去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在文坛上也算风风火火，发了一些小说、散文，偶尔也有诗歌，特别舍不得丢开的是，我对神秘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已经几近成功。至于我放下它的原因，因为我意识到了越接近它的“核”越风险多多，与我共同研究这个课题的老师已经被病魔击倒，而我也七危八凶不堪一击了。老师劝我“停下”，可我还想前行。多可惜啊，离揭开它的秘密只有一步之遥了，此时丢下，不等于上了战场后临阵脱逃吗？于是我又独撑了一段时日，然后被突如其来的“小石头”打倒了，——患了急性多发性结石症，两肾皆有，从肾到输尿管，竟然全是。且不说如何疼痛难忍，只说打杜冷丁针剂，前后就用了二三十支。幸好，我的身骨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的精神与灵魂也是特殊细胞组成的，二三十支杜冷丁竟没有令我中毒，没有上瘾，没有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留下太大的后遗症，只是，很长时间里没有记忆力，以后的记忆也没有从前那样好了，住了两三个月的院，出来后一时无法工作。我终于退缩了，从此后不再研究神秘现实主义文学。
可是，文学的“种子”早已种在心里，种在心里的种子早晚要发芽、开花、结果。
适逢海佛先生从北京归来，约我小坐，又三番几次鼓动我写，给我列举了几个我熟悉的大家，说人家怎么怎么，到了哪一步光景，又说他自己的成绩和打算，吊起了我的“胃口”。我跃跃欲试。
《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我呢？我将怎么办？“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我又怎样知止？这里的“止”是止于至善，而我如何能达到“至善”呢？而且，这件事与“至善”关系几何？我的人生追求究竟是什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文学之于我到底意味着什么？是“生死之交”呢还是“擦肩而过”？我能把文学视为终身的事业吗？如不能，我还有拾起它的必要吗？
既然要“明明德”，我认为，“心”是最中心的位置，所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心”若不为，奈何为之？“心”若有为，一切可为。
如此纠结了好长时间。
我决定把余生交给文学的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躲在五楼的阳台上整整哭了一小时又二十八分钟，最后抹去泪，从抽屉的最深处找出那支“英雄牌”金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爬满女人藤的台阶”几个字，开始了我的长篇小说写作。
诚然，文坛还是那个文坛，可是风气已然不是那个风气了。《爬满女人藤的台阶》写好后，几经辗转，出版了，但是却是一个小出版社用丛书的形式出版的（当时还允许），而且改了书名，删节了内容，我苦心塑造的一个新官员形象湮灭在芸芸众生之中，影响极微，当是悲哀。
我再次陷入苦恼之中。
看书是我的习惯，尤其喜欢古书古文，苦恼的日子里更是，以充实对负能量的抗拒，控制由此带来的情绪不稳。我沉浸在对王阳明的研究中。王阳明真是一副良药！他的“心学”通达古今，他主张的“心即理”可以说是无所谓唯物主义也无所谓唯心主义的，它可以让人跳出唯物论唯心论的臼窠，彰显出中国哲学的原始模样——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按照唯心和唯物来划分其流派的。他认为心外无物，的确有几分道理。这里有一个关于花的例子。有一次，王阳明和朋友一起游玩，正是百花盛开的春天，朋友指着岩中花树问他：“你说天下没有心外之物，可是这些花树在深山中总是自开自落，和心有什么关系呢?”王回答：“当你没有看到此般花树时，花树与你的心一样处于沉寂之中，无所谓花，也无所谓心；现在你来看此花，此花的颜色才在你心中一时明白起来，可见，这花并不在你的心外。”当然，他过于强调了“心即是理”的一面，而忽略了它原本的存在。但是，这也告诉我们，凡事只要你心里有，它就存在。我塑造的这个文学新人我自以为他是文学史上过去所没有的，尤其中国文学史，这个人物形象绝对是破天荒，直到现在恐怕还是如此。不论别人怎么看，我就是这样认为了。我的认为没有错，我的主人公杜书成就是这样活跃于现实之中，现实中有这样的人，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特殊年代，新的形势和旧有的束缚并存的时代。这，增加了我的信心。
王阳明是心学的创造者，也是我心中的标杆。我觉得他说的许多道理是对我的路的，我当然以之为楷模。从孔夫子到王阳明，都强调“心”的作用，这就不能不令我思考如何完善“心”的功能，不断地寻求“心”的中正和平衡，也就是“心”的“良知”，“心”的公道公正公义。这就涉及到“养心”问题。
“心”是需要养的。按照王阳明的逻辑，要“致良知”，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向内求，一个是向外求。向内求是“内省”，向外求是“事上磨练”。“内省”是做减法，减少欲望，减少各种梏桎对内心的束缚，拂除各种灰尘和污染。“事上磨练”是使自己的行事和认识协调和谐。知而不行，不是真知；行而恰当，才是真行。比如我喜欢文学，我要把文学作事业做，如“心”养不好，修养不够，学养不足，肯定会导致世事不察，人情不练，因此也会坚持不住，了无成果。
既然这样，“养心”在我就是必然的了。
说不上时代是在前进还是后退，抑或它本来就是那样子，既没有前进也没有后退，而是如静水里的停舟，日复一日，就那么停靠着，所有的动都是人心的动。我宁可相信时空是不变的，因为只有它不变才能看出人的变，看清这些直立的四脚兽们的形形色色地表演，而且一代又一代，你方唱罢我登台，周而复始，循环不尽。在这个混沌的世界里，我看到了学问的进步，也看到了自身的不足。
我急需要“养心”！
是在一次看电视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皇帝有养心殿，我何不弄个“养心居”？这正合了我日思夜想的“养心”需求。
于是，“养心居”便油然而生，或者应运而生。
以后，不管我是不是“知行合一”（写作的实践）了，可是就“养心”这一点而言，我则是始终如一的。
2021年12月14日于养心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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