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用血泪化为墨迹的文学叙事
——读章科才长篇小说《飘飞海峡的情结》
在当下以消费文化为主要背景的乡愁叙事多少有一些凌空蹈虚的意味，而带有家国命运和历史沧桑感，尤其是涉及大陆、台湾两岸语境下的乡愁传奇却是用血泪化为墨迹的阵痛。这是许多阅读者尤其是涉台当事人以外的读者比较陌生的情感视域，也是一般作者不愿触碰的题材盲区。章科才的长篇小说《飘飞海峡的情结》用鲜活独特的人物形象、个体命运和情感纠葛的文学叙事方式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既熟知而又陌生的阅读视野和苦难体验。冷僻题材的发掘和叙述当然不是文学哗众取宠的缘由，章科才多年从事台湾事务工作，兼具作家和官员的双重身份，不仅具有熟谙台湾事务的政策水准，更具有搜集，辨识和提纯文学素材而从日常对台事务中获取情感体验的驾驭能力，是中国大陆位数不多的长期专注于涉台文学创作的作家。他大量的小说、散文和随笔以平实近人、朴实无华和一种喜闻乐见的文学方式蜚声于台商台胞台属等阅读群体中，与自己毕生推动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促进祖国统一事业相得益彰。
长篇小说《飘飞海峡的情结》紧紧围绕一家三代人物命运并以此为主线，把个人、家族和国家的苦难沧桑历史地融为一体，以亲情、爱情和友情为纽带展开底层叙事和苦难书写，构建起整部小说海峡情结和家国情怀为主旨的叙事结构。小说缘起于川南解放前夕，新婚刚刚三天的农村青年杨子文到县城赶集为母亲买药，被溃退的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后一路辗转随国民党部队撤退到台湾，从此骨肉分离音讯断绝了三十多年的际遇，由此演绎出了小说开始的一幕《墓地悲歌》。国家分离和民族苦难最终具体落到每户家庭每一个人的悲欢离合即是这样的一个经典化的文学场景——“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这头，母亲在里头”（余光中《乡愁》）。《飘飞海峡的情结》以此为叙事背景，厘定了以乡愁为主基调的涉台恋爱婚姻家庭的一系列人间悲喜剧的叙事策略。
生死爱一直是文学恒久不变的话题，而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复杂秩序都会融入社会个体的主体情感并以生死爱的独特方式得以呈现。作家在《飘飞海峡的情结》中为我们讲述了杨子文与王隆珍青梅竹马式的爱情和两岸分隔几十年，面临各种苦痛、折磨、诱惑、抗争和守望一生至死不渝的爱情，这种中华传统伦理化的贞洁恋爱观正是杨子文孑身海外思乡盼回归的道德力量和精神归宿。然而，个体的命运总是屈从于国家命运和历史的发展进程，杨子文和王隆珍的爱情最后被迫以悲剧的方式告终。作家以这样的爱情悲剧作为整个小说的叙事底色，其典型意义在于揭示两岸分离带给两岸人民的现实苦难和精神上难以弥合的痛苦。小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切入当下的现实话题，继而塑造了小说主人公杨玉霞以及与台湾青年陈建漳一见钟情式的恋爱历程和人物形象。同时，穿插了贵州农村女子李翠花为了弟弟的彩礼甘愿嫁给台湾老兵张宇成的故事和打工妹李春莹嫁到台湾后家暴致死的悲惨结局。小说将“大陆新娘”类型化于当下涉台婚姻的不同境遇，形象地吁求政治的、现实的和文化上的关怀，体现了作家人文精神的深层文本意蕴。
《飘飞海峡的情结》以乡愁为背景的叙事，在艺术感觉、情感逻辑和价值取向上取得了整体性的叙述效果。小说在几十年的时间跨度和人物类型化塑造中，紧扣了怀乡、思亲和盼归的乡愁主线。以常情常理进入人物的心理、语言、生活细节和行为模式，决定小说情节推进的走向。小说在还原杨子文在台南从军的一段心理变化过程，从远离故乡和亲人的迷茫，毫无士气发展到为反攻大陆而刻苦训练，揭示了国民党当局利用普通士兵的还乡心理，宣传、动员反攻大陆而激发部队斗志的政治图谋。当杨子文意识到自己被欺骗并陷入还乡无望时，“他双眼模糊了，一股巨大的亲情力量迫使他放下枪坐在地上痛哭”的心理描写真实可信，也就是这样的还乡心理力量让杨子文婉言谢绝了台南杂货店老板将女儿嫁给他的美意，坚守着对家乡妻子的眷恋之情。两岸开放后，他满怀喜悦回到故乡，却因妻子的过早离去而郁郁终身。杨子文的悲剧是海峡两岸成千上万家庭的缩影，是一个民族的苦难在文学上的典型化。小说在描写李春莹遭遇家暴后，唯一的愿望就是得到回大陆的通行证，但事与愿违，为之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其实就是将回乡的诉求与生命价值进行了苦痛的对价。素昧平生的杨玉霞、李翠花为李春莹处理后事、沉冤昭雪和惩恶扬善的行为与其说是基于同乡之谊的扶危济困，不如说是基于一种物伤其类的乡愁情结和悲悯情怀。
小说《飘飞海峡的情结》对于两岸乡愁给出了同一性的两个维度，即大陆老兵，新娘们的思乡之情和长期孤悬海外的台湾原住民对于大陆和祖先的思归思乡的民族情结，这是一个民族的传统乡愁。小说在文学叙事上同时进行了历史的观照和剖析。小说对台湾青年陈建漳家族身世的追溯，为陈建漳对杨玉霞一见钟情的可信度找到了民族历史文化上的根源。陈建漳家族祖辈曾追随明朝将领郑成功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历经了满清入主中原以及葡萄牙、日本的殖民时代，始终保持着炎黄子孙的血脉传承，在子孙的命名上也带着浓厚的故土色彩，意味着世代不忘家族的根在大陆的祖训。这也是台湾绝大多数原住民最普遍的乡愁情结。小说通过典型化的历史叙事还原了当下被台湾当局混淆视听的各种台独思潮的真实历史渊源，对于读者正确辨析两岸关系起到了一种教科书式的文学阅读效果。
然而，在两岸一家亲的历史传统下，《飘飞海峡的情结》侧重对两岸长期隔离后，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下对人物的伦理、习俗和价值上造成的差异和隔阂，形象地反映在小说矛盾冲突中，构建了小说叙事的跌宕曲折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性，体现了作家敏锐的结构意识，扎实的资料知识和把握小说素材的能力。陈建漳对杨玉霞一见钟情式的恋爱曲折经历基本涵括了上述矛盾冲突的诸多方方面面。一开始是杨玉霞的冷漠以待，后是两家父母的反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后也存在婆媳之间的磕磕碰碰。杨玉霞的父亲杨成林因未见过面的父亲杨子文的身份关系深受其牵连，从小辍学被人歧视，进而对涉及台湾的人和事讳莫如深也是一种常情。陈家的反对却是由于两岸隔离多年信息不通和台湾当局的故意误导以及对大陆社会现实的歪曲所致。当然，客观上也存在台湾岛长期孤悬海外，民众心理、伦理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小说更深意义地揭示了两岸的隔离不仅存在地域空间上的军事对立和分隔，同时，还存在两岸民众在思想观念上的误解和心理冲突。小说并不回避这样的矛盾冲突，以恋爱婚姻家庭最大众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叙述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的两个家庭成功联姻是小说的主要价值取向和深层文学意味，更彰显出涉台文学的重要价值。
值得专门剖析的是小说主人公杨玉霞的人物形象。这一人物形象蕴含了作家对涉台人物的人格认同、道德范式和审美理想。杨玉霞是大陆改革开放后成长的第三代人物，其家庭的台属背景并没有对个人人生带来多少负面的成长因素，对祖辈的悲剧和父辈的艰辛人生有了新的反思。由于从小受到的历史文化教育、南下打工所闻所见以及两岸开展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两岸关系有了不同于父辈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可以说，杨子文是历史原因被动裹挟涉台，杨成林因父亲关系深受其害而主动规避涉台，而杨玉霞这一代青年却有了更多的民族自觉精神，并不再畏惧和逃避涉台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杨玉霞才勇于接受陈建漳的求爱而主动涉入一个新的两岸关系。陈建漳对杨玉霞的一见钟情刚开始还仅仅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般本能的情爱，甚至，陈建漳的初衷还只是想娶杨玉霞回到台湾过上他认为更好的生活，忽视了恋爱婚姻家庭的社会属性，必然与杨玉霞在两岸关系的认知上，存在着思想上的分歧，甚至激烈的争吵，于是，有了翠湖公园的一幕，是杨玉霞用爱唤醒了陈建漳血脉里沉睡的乡土情结，统一了对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基本共识。其后，杨玉霞还用自己的聪慧抚平了父亲心里的创伤，转变了父亲保守顽固的思想。在台南公婆家，面临两种文化习俗的冲突中，她既有对认知的坚持也有入乡随俗的妥协，每天给婆婆请安，端洗脚水等细节，显示了杨玉霞的人格亲和力。尤其是在李春莹遭遇家暴致死的事件中，杨玉霞在家属和大陆官方不能出面协助的情形下不辱使命，使李春莹死亡案件得以反转，体现了杨玉霞勇于担当且百折不饶的性格。杨玉霞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曲折故事带给读者的启迪和印象显而易见是作家对“大陆新娘”群体的典型化和审美价值的肯定。“一个故事或明或暗地蕴含某些实用的东西。这实用有时可以是一个道德教训，另一情形则是实用性咨询，再一种则以谚语或格言呈现。无论哪种情形，讲故事者是一个对读者有所指教的人。”（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小说的叙述目的和创作意图或在于此。
《飘飞海峡的情结》的结局以李春莹的沉冤昭雪而嘎然而止，作家在此留下了一个有待发掘的文学空间。乡愁在海峡两岸隔离的语境下只是一朵心灵和情感的浪花，小说以李春莹的个案昭雪作为小说的结局，在乡愁的血泪叙事里给出一个温暖向善的出口。虽然人物个体的命运总是屈从于大的历史时代，然而对个体生存困境的关怀却一直在路上。关注人类的福祉更应该关注人作为一个个体的具体命运，他们的卑微和看似无足轻重，却承载着人类最真实厚重的具体情感。
读了《飘飞海峡的情结》，感觉到了作家在故事走向、情节和细节中蕴含的人道主义的文学意味，这种充满底层意义的叙述效果与高层的政治向度和关怀，对祖国统一大业也是相向而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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