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塘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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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乡是我从县委机关大院到乡镇工作的第一站。
1998年12月底，我在政府大会议室参加完县委副书记黎洪涛换届集体谈话后，背起行囊下到偏僻的穷山沟荷塘乡，直到2004年12月才离开。在那里，一干就是六年。
我教书八年，在政府大院工作了又近四年，对荷塘乡了解甚少，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让我对荷塘这个富有诗意的地方，还是充满着向往与期待。
荷塘乡在1978年又叫南村公社，老百姓习惯称荷塘南村，1984年改为荷塘乡，2001年与寒山乡合并，与湖南攸县的漕泊乡接壤，所辖16村，人口16000人，面积达137.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64%。荷塘名称的由来传说是先人因万里村贺氏几口大池塘，庙下的大池塘因旧时栽满荷花而命名（荷塘乡有一条纵横全乡的九曲山圳道，是全县唯一无水库的乡镇），万里和长岭两座皇帝赐予的贞洁牌坊历经193年岁月沧桑依旧保存完好而远近闻名，我一到荷塘就探寻着荷塘的来历，走近荷塘边感受古时赏荷采莲的热闹场景，倾听路边村来山流传胡庚田与胡仔妹1957年两人因演“梁山伯与祝英台”而殉情的传奇故事；白竺是世外桃源之地，几十颗古老的迎客松矗立在村的中央，整个村寨悬挂在半山腰上，散落在山坳间，炊烟如一条条白色的飘带飘浮在崇山峻林间。白竺古庵还不时传来和尚撞钟发出清脆的声音，悠悠的钟声在山里回荡……每年白竺庙会吸引着各地的信徒，听说白竺古庵的签可灵，每年的“梦回唐朝”节庆活动吸引着很多信男信女慕名而来；长曲湾的登云塔，世外桃源的严塘高山小村，九曲山的九道湾自然景观不亚于九寨沟风光，省级自然风景区白竺瀑布群以及寒山省级囯家森林公园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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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乡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煤矿.铁矿均有十几家企业，林业资源极为丰富，境内有国有林场2个，按理应该是个全县富裕乡镇，但由于受市场等环境的影响，加上前一届乡党政班子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操作力.执行力弱化，1998年的荷塘，也是那个年代全县干群关系最紧张的乡镇，财政最困难的乡镇，干部最不愿意去的乡镇：穷得丁当响，食堂就揭不开锅，管理员去莱市场买肉，屠户都不赊账了，来了客人，到了书记乡长亲自掏腰包买菜的地步；乡干部下乡回来有时会无饭菜吃，听说有一次一个姓周的副乡长下乡回来，揭开锅一看饭菜没了，他干脆用桶水把炉灶的火给浇灭，还错爹骂娘的，卷起铺盖回家了；该缴的农业税.教育附加.乡统筹.村提留拖欠几年未缴的农户超过半数；乡干部的工资巳连续三四个月未发工资，干部出差.工作的发票均得不到报销；老百姓上访，干部告状的现象较为普遍。到荷塘上班相当于”充军"。没想到当初向县委黎洪涛副书记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还真的变成了现实，我被任命为县委派驻荷塘乡党委组织员。
那一年冬天，我收拾行装去荷塘报到，我的一位师范校友劝我说：“你这个“报银”（傻子），放着机关大院的美差不做，偏偏下到无人去的烂乡镇，穷乡镇，人家都是争着进城！你倒好还从机关往乡下钻，你图的什么喽？”我说：“年轻轻的就在机关养老，憋得慌！还是到基层去锻炼要好些”。
荷塘工作条件之艰苦，从我一踏进乡政府的第一天就感受到了。那时荷塘乡政府办公和干部的住房还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县里九曲山钢铁厂留下办公和职工用房，都是一层或二层土砖楼板房，二房的楼板房，人走起来发出“咚、咚、咚……”的响声，有些木板明显松了，走在上面一晃一晃的，楼下不时会飘下许多灰尘，如果有人在楼上走，底下的年轻小伙子往往会用手遮盖头部，工作久了老干部都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下雨天时，那栋旧木板房是外边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大家都忙着用铁桶或脸盆放在漏雨的地方，听着那“滴嗒、嘀嗒……”声音伴奏入睡。唯一一栋新房只有财政所的二层单边预制板房，也仅有八间。乡干部吃饭时桌凳有限，大多站在大院里篮球场边上的看台上吃，“真是有吃不瞒天啊”！吃的菜也挺简单，不是萝卜就是豆子，不是冬瓜南瓜就是黄莱，不是豆腐就是豆芽，炒菜的”瞒仔”师傅炒菜先用水煮，等煮熟了才放点油和辣椒，怪不得有些干部常常“闹肚子”痛。
因考虑到乡政府房子紧张的实际困难，市委驻荷塘扶贫工作组黄星根带领五六个队员在庙下村吴瑞才书记家吃住。吴书记家在离乡政府不远的山坡上，黄星根主任，年纪比较大，个大不高，又戴着一幅眼镜不知是近视还是老花镜，反正看文件时，他似乎常常取下眼镜来看，长得好胖，走路总是上气不接下气，但工作责任心，工作劲头足，对干部和百姓还是和蔼可亲的，沒有一点官架子，人家上下班，尤其晚上下来乡政府开会，工作衔接上很不方便，黄组长和队员们整日爬上爬下的来回奔波。
乡里老司机颜球宝说，李书记，谭乡长沒来之前，他开的130也是经常没钱加油，他的车子也是”饱一顿，饿一顿”，吃了上餐沒了下餐，每次也只有加50元或100元，很少把油箱加满，有时一停就是十天，半个月。
颜球保师傅说他1998年上半年去神泉乡找郭金城乡长借水泵（郭乡长曾在荷塘工作过），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说：“郭乡长，说不定那年你又调回荷塘当书记”。郭乡长批评球宝说：“我又没犯什么错误！调我去荷塘，打死我都冇想去！”可想而知，荷塘当时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工作难度有多大，在外界的影响有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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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扭转荷塘这个困难乡镇，莲花县委政府也是想了许多办法，下了许多决心。一是向市委市政府争取，市委下派了萍乡市委荷塘乡工作组，抽调市农办主任黄星根为组长、市农水利局杨立洪、市农电局李庆国、市委党校黎乐、.周崇胜、市农业局蔬菜科研所陆建林、市工商银行程志勇等6人组成市委驻荷塘乡扶贫工作组，投资248万在九曲山佑坑兴建500千瓦的曙光电站，为荷塘乡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二是县委对荷塘乡党委.政府的党政班子全部进行了调整，选派以李南开书记、谭忠平乡长、尹旦升党群副书记、毛卫东政法副书记、谢松林常务乡长、刘新根、朱迎春副乡长，我作为县委派驻荷塘乡党委组织员也加入这个光荣的团队，老班子里仅留下了乡纪委书记刘德强。
新班子、新队伍、新动力、新气象，在市委、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很快打开了局面。新一届党政班子决定从清欠农业税、教育附加、乡统筹、村提留开始，上一届还结转几百万的收入旧欠，等于也是一批财富。李南开书记、谭忠平乡长自筹资金先从解决干部下乡回来有饭吃，差欠的工资足额补发，几年做事的发票一一兑现报销开始，一下子就调动了全乡干部的积极性，让大家感受了新书记，新乡长的魄力，然后分成五个组，书记乡长各带一组，尹旦升党群书记，毛卫东政法书记一组，我和朱迎春跟纪检书记刘德强一组，从佳山、珊溪村开始清欠农业税。召开全乡党员干部大会，要求党员干部“五带头”（即机关干部.、教师带头，村党员干部带头，村干部带头，民政优抚对象带头，乡直机关.企业职工带头），要求逐户上门宣讲农业税收政策，下发征收旧欠通知书，在规定期限自觉上缴的减免15%，干部上门催缴多缴15%的滞纳金，年老体弱的.家庭困难的农户，帮助装谷按标准适当减免征收。
可那知道？头一天在珊溪村催粮就遇到阻力：当天老百姓集体拒缴公粮。没办法，谭忠平乡长要求村民来刘氏祠堂开会，群众看到乡长亲自来村里，大家看热闹一样，抱着小孩都过来听。谭乡长先把政策给大家讲，然后叫老百姓一个个发言，是什么原因拒缴农业税？老百姓很高兴，很久末开过这样社员大会，村里干部也开不起，原来是村的老书记“徐乃里”老婆患病去世欠下一屁股债，从来没有人过问，对乡里有很大意见，村长“冬瓜”和村小组长未缴，村干部说乡里几年未发工资就拿公粮抵扣。了解这一情况后，谭乡长向老百姓承诺：”老书记，村干部未担公粮，你们不要担！如果老书记和村干部带头担了，大家应积极响应”，大家鼓起热烈掌声，开会持续到五点多钟。当晚，谭乡长要求兑现村干部工资并亲自上门拜访老书记。谭乡长代表党委政府对老书记的困难表示慰问并对老书记的困难关心不够表示欠意。还没等谭乡长说完话，老书记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从来没有人过问他的困难，今天乡长亲自上门，知道自己有愧于组织，决定带头完成欠下的公粮。”徐乃里”开始还粮了，整个村庄不消三天时间全部完成。
那时，碰到老实人家，真是“作揖下菩萨，谢天谢地”；碰到“钉子户、歪蛮户”，我带着陈宗元、邓乐元、宁信仔等几个干部有时“火”了也是“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不过，我还是比较斯文，毕竟教了八年的书。可那些年轻小伙子们沒这份耐心。那时，我一天下来，差不多要挑二三十担谷子，送到粮站后，亲手下车，亲手过秤，用肩膀一包包背上粮仓，整天累得汗流浃背、灰头灰脸。每当周日回家时，母亲问我在荷塘干些什么工作时，我真的不好意思开口。碰到“钉子户”，还骂我们乡干部是“吃冤枉个”。我还耐心细致的向他（她）们解释：”我们乡干部大部分是农家子弟，是正规院校毕业的，也有退伍军人转业分配的，按组织人事部门的一纸调令分配到乡里，你认为当干部好，你也好好培养自己的子女以后当干部”。就这样一户户来，一组组清，清出了公平，清出正气。半年时间把荷塘乡历年的农业税收入旧欠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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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镇上班基本上沒有过年过节的概念，那时虽有每个礼拜一天半的假期，但基本上沒有安排休息过，进荷塘的垒里冲公路全程修路。要想回家，须绕洌源.罗市转坊楼才能到家，一部130小车在驾驶室挤个十八.九个干部是常有的事，男男女女说说笑也不觉得苦。还好那时交警执法沒那么严，看到乡政府的小车，沒牌照，又超载，也是眨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为解决干部出行难的问题，李南开书记和谭忠平乡长两人商量各凑二万元到株州二手市场买了白色的桑塔纳，算了解决了个大问题。
2000年正月初二晚上，接到乡改府电话说是双岭村发生“五号”病，牛.猪均感染得病，李书记要求全体干部返乡，没办法，有点不情愿换下过年的新衣服又得上“疫”场。那年正月从初三开始就忙开了，老百姓听说自己养的猪.牛得了“五号”病也怕了，有的农户不配合干脆把病猪.病牛放了，弄得乡村干部到处找。那个正月，天又不作美，下着毛毛细雨，村厂里的道路都是泥沙路，书记.乡长亲自坐阵指挥，在县里请来县畜牧兽医局的专家鉴定，请求公安三科的同志帮忙开枪打死了四.五头牛，二十几头猪。瘟猪、瘟牛满田垅跑，打死后，我和宁信仔、李国圣一组用麻绳捆住死猪，用竹竿七八个人前后相互”吆喝”着加油抬着，在泥泞田埂上高一脚.低一脚的一步步往山上走。有的干部来不及换鞋，过年只穿了两天的新鞋，立马变成了“踀鞋”，心痛死了；有的干脆打起了赤脚，抬到双岭的后山，倒上汽油焚烧，烧完之后，再倒几包石灰，用锄头挖泥深埋……
一个正月下来，干部们累得够呛。不过，那时，累啦，困啦，到了晚上，到楼下“那阿子”乡长助理家，布田球宝家或相互吃年饭的欢乐气氛中喝上几杯小酒，再猜上几圈拳，所有的烦恼和辛苦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第二天照样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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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乡政府财政收入主要靠农业税、矿产资源税，非税收入靠的是两张皮：“地皮和肚皮”。”地皮”就是严禁占用耕地建房，违规建房，乡村两级都会进行处罚，一栋农村100平方的房子一般要处罚5000一10000元左右不等；”肚皮”是指计划生育四项手术未落实罚款和超生罚款。一般人口在一万以上的乡镇，每年这两项收入均在百万元以上。
乡里分三个片抓非税收入，由三个乡长助理胡淑明、段国华、刘水源当片长，尹旦升党群书记、毛卫东政法书记、刘德强纪检书记当副片长，着手清理计划生育”四项手术和社会抚养费征收”。
为完成任务，我们片里几乎是起早贪黑的干，逐村逐户清理，对乱占耕地，违规生育现象进行全面清理整顿，为完成乡非税收入任务，基本上是以罚代管。那时，农村家家户户养了狗，如果不注意，常常有干部被狗偷偷咬了，不得已要打狂犬疫苗针，戒2一3个月口。为稳当起见，我下乡常常会带一根小木棒，一是为走泥跑防滑，更主要是防狗咬。下雨天以雨伞作为防护工具。
土地执法还好，毕竟是有钱才违规建房。做计生工作却有诸多的无奈，大白天去，一般是“铁将军”把门，一个人影都找不到。尤其是逃到莲花的“贵州佬”。记得有2001年夏季计划生育服务活动中，我们这组在佳山村抓贵州的“超生游击队”。那天天刚朦朦亮就出发，一到目的地，就把房子几个出口给堵住，然后敲门进去，结果收获满满，捉了2一3个结扎对象。把她们拖上车后，前后左右，我们分别安排干部照护，担心她们跳车逃跑。车子开到罗市时，其中一个三十六七岁的中年妇女，从口袋里掏出一条蛇出来，把我们吓得半死，我们要她丢掉。她倒轻松自如的把蛇放在口袋里，说是等结扎后补充营养。
乡财税收入宽裕了，干部工资终于实现了按月发放。过年时，每人还破天荒发200元奖金。在年终的总结会上，李南开说乡政府结余了40万元资金正着手在庙下将荷塘卫生院改建为乡政府。老百姓盼望已久的绵延十几公里九曲山圳道得以疏通，几年差欠的农业税老百姓都积极补缴了……荷塘的落后的帽子也摘了，2000年冬天，新乡政府办公大楼建设完成并实现了搬迁，荷塘的对外形象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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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塘，作为县委派驻荷塘乡党委的组织员，主抓了全乡党员教育和党员管理工作，狠抓了村级两委班子建设以及村级后备力量的建设。（1998至2001年连续二年被县委组织部评为先进个人，2001年7月被萍乡市委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被市委组织部评为全市优秀党员优秀电教工作者）。
院背村党组织涣散，由于是合并村，人囗多，矛盾多、村干部待遇低，无人出来当书记。为了能让老党员贺进光同志担当院背村党支部书记，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功夫。那时村干部工资很低，小村35元，大村的也不超过50元，年轻人都到特区打工挣钱，剩下的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村干部只有在老党员，老干部中去挑选，贺进光年轻时当过村干部，为了生计不得不放弃这难以维持的村干部工作，而今老了，回家享清福。实在没人当，我和尹旦升副书记找到他好说歹说好不容易做通了他的工作。为此还请他在庙下的餐馆吃了一顿，贺书记看到我文质彬彬的样子，知道我不胜酒力便一本正经的跟我说：“刘组委，你跟我喝三大碗水酒，多喝一碗，我就多干一月！”我肠胃不行，没办法，为了能让他当书记，我便鼓起勇气端起酒碗，紧闭着双眼，“呼塔、呼塔……”真的喝了三大碗，喝得脸都红了，鼻腔都来酒了。就这样，他才勉强答应我只能干3个月，待我们物识了新人，他就辞职不干了。后来，村工作环境慢慢改善了，村干部待遇有所提升，三个月后，他仍在村干部的位置干着呢。
在荷塘，在我任组织员期间，我还兼管企业.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乡企办主任朱喻亮带领我走遍企业的山场.、佳山烂木桥与县矿山救护车的联营煤矿.、水头电站.、枧龙煤矿等企业。当时企业除院背水头电站效益好以外，林场靠砍树维持，煤矿靠从农行货款过日子。我接手后，对煤矿进行改制租赁或拍卖，对林场实行全面封封山育林，减轻了企业的负担，负债率下降。
那时省煤炭厅给莲花县80个煤矿办证指标，办证工本费只要600元，莲花的煤矿老板办证意识不强，当时煤炭行业部门也没引起超高度重视，结果一个全国100个煤炭县之一的莲花仅办证24本。而不是煤炭县的上栗由于思想解放却办了40本多本。我要求乡办企业煤矿全部交钱办证，个体煤矿也要通知到位，结果只有朱植华办了本打鼓岭煤矿这本证，五年之后，政府对末办证煤矿企业全部非法企业予以打击关闭，这时的个体煤矿才后悔当时未听政府的话。我们乡办企业3个煤矿和朱植华的煤矿因办了证才得以保存下来了。尽管后来改制了，但也为荷塘煤炭产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朱植华600元办下的这本证，为后来打鼓岭煤矿的改造升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个人也从此走上了小康之路。
期间，作为分管企业的负责人，在水利员宁信仔的帮助下和配合下，我也参与了市委扶贫工作组兴建的曙光电站建设。那时，我刚从机关下去，没有农村工作经验，在佑坑协助工作组负责电站征地，拆迁，建设工作过程中，碰到一些突发事件，还缺乏应对能力。佑坑的队长“烂务”特别难搞，此人在佑坑家族势力较大，爱耍小聪明，说话时两只小眼睛一眨一眨的，鬼主意特别多，总是千方百计给你”穿小鞋”惹麻烦。记得有一次工地阻工，几个老表拦住我，是贺街良，宁信仔帮忙解的围。当时，他们两个拦住民工，“三下两除二”的功夫，就把老表给说服了。我真的挺佩服他们。事后，他们俩对我说：“刘组委，你别怕！工地有我们，你什么事都不用操心”。经过两年的建设，2001年电站顺利竣工并网发电，为荷塘乡经济注了新的活力。那时还引进湖南攸县的老板，注入千万元资金改造乡办枧龙煤矿；引进攸县.萍乡的老板在佑坑办起铁矿精粉厂；引进广东的老板在寒山建了寒山电站。
2001年，李南开因在荷塘工作出色重用到坊楼镇当党委书记，谭忠平提拔为荷塘乡党委书记，李水清从高州乡调整到荷塘当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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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元月，年度考核后我被任命为荷塘的常务副乡长，分管过财税和财政工作，负责并完成与寒山乡合并的相关工作，对寒山铁矿以及漕泊铁矿过境收费进行了整治，经过整治后寒山检查站，杜绝税费“跑冒滴漏”，稳定了税费收入，有效缓解了乡财政的困难；整顿清理了乡机关财务票据，对历史旧欠进行全面梳理，对已签报的老发老票一律不予认可（我们去荷塘的时候，原来乡政府办公室主任，一场火把财务票据给烧了，没烧着也被一些本地干部捡起来当作宝贝重新报帐）。记得当时乡长谭忠平在一次晨会说：“我们有些干部，思想境界比雷锋还要好，一百元多元工资，居然还为公家垫付一万多元发票未报？”宣布这些票据不再报销。换了几任领导之后，有一个民政所长拿着一叠发票来我这重新签报，我坚决反对并和他发生了肢体冲突，双方都拿起凳子对着干！乡里的干部闻讯赶来及时阻止了。
在矿产税费征管过程中，那时，我经常带领刘正良（现神泉乡党委书记）、陈宗元（现坊楼镇人大副主席）、刘志安（现南岭乡党委书记）、贺健虎等4人，白天几个买10元肉和蔬菜在花塘胡程家做饭，晚上带着草席和手电在超村路边的一户人家的平顶上值守，负责全乡煤矿，铁矿税收稽查，拦到偷漏税的司机都被我们这种不分白天黑夜，不分正常上班和周未的行动所感动，都说有刘乡长管财税休想逃一分税收，与其偷逃，不如按规矩缴了；在稽查过程中，还积极探索与坊楼的贺春华副书记，南岭乡刘小旭三乡联合执法打击煤炭税费，并向县政府建议在垒里冲、东湖、闪石、坊楼等主要产煤出乡口设站稽查。那时的贺忠桂常务副县长采纳了我们的意见，莲花的煤炭税扩费大幅度提升，像荷塘产煤乡镇年产量过卡数突破了22万吨，荷塘一下子变成全县的富裕乡镇，那一年县政府为表彰我们的突出贡献，授权由政府办副主任周建恩，王海祥带队组织荷塘，坊楼，南岺分管财税的领导赴青岛.大连.北京学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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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元月，李水清当书记，甘海当乡长，我由常务副乡长提拔为乡政法副书记，分管政法综治，信访稳定工作。那时所有涉及山权、林权、土地纠份的几手由我包揽，与攸县交界的叉花山几乎踏遍了。为整顿了全乡乱砍滥伐的林业乱象，荷塘乡作为林业乡镇，每年召开林业工作会议，下达分配全乡的林业砍伐指标，每年十一月十五日之前全部上交寒山和珊溪林场，在规定时间未上交的一律没收。全面规范了全乡的林业秩序，促进了林农增收。
2003年11月24日，万里与井下两村为争烂板桥煤区的煤炭收费权双方均带领200一300人拿着镰刀、斧头、锄头、打锣准备打大阵。两个村五六百人像二条长龙在两村之间的矿区公路僵持近二个多小时，在驻村干部和分管领导调解无理的情况下，我带上两村书记亲自上山解围。
我对他们说：“都是乡里乡亲的，你对他有仇吗？你拿着斧头敢劈他吗？”
大家都摇头，都说：“大伙都认识，无怨天仇的，下不了这个手！”，
“对嘛！既然下不手，又僵持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又何必？跟我下山由我来帮你们协调！到乡里双方派代表协商，听我刘晓林劝就下山，不听！我也回去！等你们想通了再来！”。
”凡事得听劝，既然乡里派刘书记来处理，大家都下山吧”我将计就计，“王皮”书记一开导给了大伙一个台阶，就这样！一场群体性械斗事件化险为夷。
在打击非法煤矿，非法铁矿方面，年轻时不知那来的倔强劲，只要认定是非法的，不管是谁的？不管他的势力和背景有多大？我一律亳不留情的予以打击关闭处置到位。记得有一次在珊溪打击非法铁矿，也着实吓坏了很多干部！但因我的态度坚决！刘正良、刘志安、刘树文等干部在我的带领下，铲除这个“脑顶骨”（背后的黑帮势力）。在万里打击非法煤矿时，也让当地的煤老板不得不服从乡政府的规范管理，曾口出狂言：“我一个人可以承包了荷塘乡政府”的煤老板也老实了。
记得2003年12月，长曲湾和院背的村民装着二辆大卡车的人为佑坑铁矿精粉厂的大闹乡政府。我叫李水清书记和甘海乡长离开，由我来全权协调处理。乡里所有涉及到工作几乎全管过，参与过。哪里环境最苦，哪个村催粮工作难大，哪里的矛盾最不好协调，那个“钉子户"工作不要做，就由我刘晓林包揽，书记、乡长就点名刘晓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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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我的职务被调整为党群副书记，分管农村农业和人口计生工作还有交通等工作。荷塘乡的“三下一湾”（庙下、楼下、井下和长曲湾）最难搞，民风最凶猂，每年到了催粮的季节，“三下一湾”，我是差不多轮着挂点，先是庙下，后是楼下，三是井下，长曲湾没人去，最后书记，乡长想到我，我便硬着头皮顶上。驻村工作沒什么巧门，就是要熟悉政策，体贴民情，因户施策。得自已驻村上户蹲点，逐户上门做工作，化解所有矛盾，解决百姓突际困难，超额完成任务（含旧欠），无不让书记，乡长感动。尤其是李水清书记对我的工作肯定有加。
我觉得做“三农”工作，是要深入基层，深入农户，深入田间地头，深入山场林地，可谓是“走进千家万户，想尽千方百计，讲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才能获得百姓的千恩万谢的！才能获得老百姓的支持与理解，才能有效的推动各项工作。
我在荷塘的那段日子里，我是差不多家家户户都上过1一2次门，有的甚至5一6次，像井下村猪夫朱开恩（野名叫阿里苟）是出了名的钉子户三年未繳一粒农业税，计划生育超生户，别说上门去做工作，只要一提起“阿里苟”这个名字，村两委干部和驻村干部，头都晕了！这个“硬骨头”被我和刘新根降服了！那一次我们因收猪宰税的名义到他家，他家阴暗潮湿，大厅和厨房里踩满了厚厚的田泥，我们的登门拜访出乎他的意料，2位年轻的副乡长登门拜访给了他无尚荣光，他竟然强留我俩吃饭？他说：“看得起我阿里苟就留下来恰杯酒！”为了打开工作局面，我们下决心留了下来，过一会儿，看热闹似的，邻近庙下.路边.万里的4一5个屠夫也来了，喝酒时我以为会把酒烧开（上西喝茶，喝酒都是烧开着喝，农西却不会），看见从酒坛里舀出来酒都白了（可能末密封好，走了气）真的不敢喝，但沒办法，为了能使他感动，我俩只好闭上眼睛把酒喝完并和他们猜了拳。这一喝就一发不可收拾，话闸子也打开了，说只要我们俩出面什么屠宰税.农业税.教育附加等等统一上缴，不过只交今年的，以往的一笔勾销。做通“阿里苟”和屠夫们工作，整个井下村的农业税不下半个月就完成了任务。还有像庙下二组组长野名叫“野牛”的，只要驻队看得起他，做起工作来也像他的名字一样有那么一股劲头，在他家和生产小组长也不知喝过多少米酒，搞熟了，家里杀只鸭子也会跑到乡里请我吃饭，但后来却引发我的胃病，可见农村的工作有多难，农村干部做工作有多辛苦。俗话说得好：乡镇干部必须具备：“三从五得”即“听从.服从.跟从.哇得.喝得.受得.打得.忍得”才能在农村立足，否则只有挨骂和完不成任务的份。农民兄弟要的是珍重和理解，要的是党的惠民政策的理解和知晓，不是“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我们上门讲政策，拉家常，与农民兄弟心连心，最难搞的的所谓的“钉子户”“阿里苟”，“野牛”也理解乡干部的不容易，相互理解支持工作就不难了；在荷塘，差不多有煤矿，铁矿的地方，有山林纠纷的山场都留下过我奋斗的足迹。
那时乡里工作条件很艰苦，全乡50多名干部，只有一辆130工作用车，基本上是处理乡里突发应急的专用车。我们下乡到村里开会，催缴农业税，处理各种林权和邻里矛盾纠纷，打击关闭非法小煤窑，小铁矿，基本是走路，本乡条件好的会骑自行车下乡，到白竹步行150分钟，到文塘村步行90分钟，到佳山村9o分钟，到万里烂木桥煤矿70分钟等等，我都可以用时间和脚步来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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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塘工作的六年时间里，正是我的宝贝独生女儿刘熹读小学最关键的六年。
那时，我和老婆也真是”麻里个胆”，女儿从读小学一年级起，就独自背着书包沿着指定线路上下学，沒人接送。女儿做作业遇到难题时，总是喜欢打电话问我怎么做？我有时还在村里开会或处理矛盾纠纷，有时也可能与农民兄弟一起喝酒（在农村喝酒也是工作），有时可能还在工地上，煤矿上，山上，根本就沒办法，没能力帮上女儿的忙，女儿打了几次，找不到爸爸，也懒得打了（当时无手机，虽有BB机，但身边无电话，既使知道是女儿的呼叫也只能空等到了单位上才有机会回），只能求助她妈妈，青莲在女儿最需要上下学接送时，她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艰辛，又当爹又当妈，在女儿最需要释难解惑时，她谆谆教诲给了女儿的答案。青莲在机关上班，但有时难免也有下乡检查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年底的年度计生考评，一出去就是半个月。
女儿出生在乡镇干部家庭，也只能靠自已，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女儿学会了自强，自立，独立的完成她所面临的一切。有时感叹：做乡镇干部的老婆苦，做乡镇干部的女儿更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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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一6月，我被县委安排到上海市闸北区大宁路街道挂职锻炼，回来后不到半年，我被提拔到闪石乡任党委副书记，乡长。而今离开荷塘已有20年之久，但荷塘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依然在我的思绪中飞扬；荷塘人热情好客，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影响，荷塘人做羊肉，做狗肉的厨艺，那可是堪称“莲花一绝”！离开荷塘这么久，荷塘人的确很有人情味，重情重义，一个值得你留恋的地方，而今井下的“阿里苟”，路边的胡志明、胡剑华、院背的贺进光、万里的贺会友、长曲湾的贺珍寿、庙下的颜球、.白竹的颜玉林、寒山的朱三明、楼下刘水源、.周忠妹、院背刘小宜………看见我依然是那样热情，每年杀年猪，打了苟，羊之类还不时打电话来邀请我前去做客。
荷塘是我乡镇工作的第一站，是我从机关到农村工作的第一站，在那里，使我对农村、农民、农业工作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使我对乡镇干部有了更清晰更公正的认识，对”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论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乡镇干部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乡镇干部大多是大中专院校毕业的，也有部队转业安置的，素质全面，忍辱负重，多种身身份叠加的人，在汛期是防汛员，在火情发生是消防员，在森林防火时是护林员，在农忙季节是农技员，在矛盾调处时是司法调解员，在政策宣传时是宣教员，在扫盲时又是教员，在维稳时又是维稳信息员，在打击煤矿非法生产又是驻矿员，安全员，在换届选举时又是指导员，在乡里召开乡村二级干部大会时又是厨师，炊事员，在文明创建时又成了志愿者，在抗击“疫情”阻击战时又是疫情抗击的战士……总之，乡镇干部在基层因工作需要经常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情非得已，并非某些媒体人说的”没文化，低素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实际上也是体制机制造成了诸多的无奈！乡镇干部是基层一线行政队伍中一支生力军，是基层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生活在农村，工作在农村，奋斗在农村，奉献在农村，关心关爱基层乡镇干部，理解支持基层乡镇干部，我们的农村基层社会才会更加和谐，更加稳定，更加繁荣，更加文明，更加进步。
在荷塘，像宁信仔、邓乐元、李国圣、刘水源、胡淑明、朱双田、刘冬梅.、胡爱仔、颜求保……是农村工作的能手，多面手，可以称得上“师傅”级别。没有什么，他们不会，沒有难事，纠心事会难到他们。只要书记，乡长一声号令，他们总是会尽心尽力的完成，而且从不言苦，从不言累，而且从未向领导，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他们在荷塘一干就是一辈子，他们是真正老基层，真正的“孺子牛”，值得我学习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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