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桥往事
东风桥，已不再有桥的模样。早些年五一南路改造，原本狭小的桥面变成了宽阔街道。只有路面下那条已被污染的小溪，潺潺依旧，默默流入耒水河。溪岸，就是观音阁，一个还没有被城市化的村庄。村里住着五六十户人家，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十年。
1996年1月，在水泥厂做了两年临时工的我，被招聘为合同工，月工资只有三百多元。为了节省和方便，我就在东风桥附近的锦源大楼，租了间十几平方的简陋居室。从住处到水泥厂上班，必须经过东风桥，再沿观音阁左侧的马路下坡，过铁路隧道，便到厂区。水泥厂烟囱的灰尘，常常让东风桥上空灰蒙蒙一片，有时还下起黄黑的“水泥粉”，落在墙面、地面和身上，一点一点的，宛如“泥花”，让人十分讨厌。铁路隧道上坡处有家煤坪，来往煤车污染更重，纷灰飞扬。居住在这里的人家，只能叫苦不迭，无可奈何。
东风桥很热闹，临街有很多店铺，如日杂铺、烟酒铺、烟花爆竹店、饮食店、摩托车修理店。清晨，天刚刚亮，辛勤的店铺老板就一家一家争相开门，整理商品，清扫灰尘，迎接新的一天顾客的光临。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路口油条摊。卖油条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姓刘，人们分别称呼夫妇俩为“油条老者”、“油条老娘”。因为他们做的油条又长又壮，又是用茶油煎的，金黄金黄，香而脆，很合人胃口。我常在“油条老者”的摊子上吃早餐，一碗稀饭加两根油条，刚好八毛钱。久而久之，我们就熟悉了。老两口都是公平镇人，两年前在观音阁买了栋两层楼的砖瓦房，就离开了老家。“油条老者”年轻时是大帅哥，为了追求貌美如花的“油条老娘”，竟然一天去女方家两次，一次来回就是五六十里山路，一天两次就是一百多里，真是痴情汉子。两人生育一男一女，儿子在外打工，女儿刚刚中专毕业，尚未找到工作，家境自然不算宽裕。次年，我由副班长提拔为班长，就介绍“油条老者”到我车间做临时工，每月有两三百元收入，这一家子十分感激我。
历经坎坷和磨难的我，很珍惜这份工作，经常加班加点。劳累之余，我坚持读书写作，常有作品见诸报刊，引起厂领导谢年富、李孚平的关注。1997年7月，我调到厂部担任文秘兼考核员。1998年，中小型国企改制，水泥厂被郴州一老板承包了，我们这批新工人大部分下岗。面对人生路上新的挫折，我没有消沉，而是毅然在东风桥转租了一家南杂店，走向了经商之路。因为我还要上班，就把刚过七十大寿的父亲接进城，帮我照顾店子生意。从此，我与父亲相依为命二十年，直到2019年病逝。期间，我结婚、在城区买房、进入交警队、公安局工作，生活一天比一天美好起来，真正结束了长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磨难历史。
别看东风桥居民经济不富裕，日子却过得很充实。几十户人家和睦相处，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由于房租便宜，许多民工租住在这里，也有磨剪子抱菜刀的，修补锅底的，补鞋的外地人慕名而来。我家的店子就在东风桥边通往水泥厂的路口，地势高，风大，是乘凉的好地方。平时，过往路人总爱在我的店子门前歇脚。特别是炎热夏夜，人们三三两两带着凳子、椅子来到我店门口的大片空坪上，喝喝啤酒，聊聊天，嗑嗑瓜子，讲讲陈年旧事，热闹得就像儿时在乡村看露天电影。这其中，就有黄毛。
黄毛姓王，快四十岁了，中等个子，瘦瘦的，头发天生发黄，人们都喊他黄毛。他是土生土养的东风桥人，但没有工作，长期靠摆摩托车出租为生。他心地善良，忠厚老实，逢年过节，我家生意忙不过来，他就主动帮忙搬货物。平时，我一个人在店里，出去办点事或者小解什么的，只管要他照看，百分之一百的放心。黄毛酒瘾特大，没事就要来半斤米酒，偏偏酒量又不大，常常醉得东倒西歪，一塌糊涂。老婆气不过，拿起鸡毛扫帚就往他身上打，结果酒未打醒，手先痛了。于是，扫帚一丢，抱头痛哭。黄毛酒醒后，自知理亏，不敢和老婆吵，就灰溜溜跑到我店子门前，摆起摩托车来。有一次，他喝了点酒，刚好两个青年人要租乘他的摩托车，去几里外的三顺村。他居然借着酒劲开了去，一路上摇摇晃晃，吓得两青年赶紧下车。他就醉倒在路边，一睡两三个小时，直到熟人路过，开了他的车搭他回家。
从那以后，我就控制黄毛的酒量，规定一天只卖给他二两酒。他不肯，往往是喝了二两后，过一会又跑来要买二两。我不许，他就嘻笑着脸，向我示好。“就让我喝二两，就二两。”我坚定地说：“不行，不行，你以后少喝点，这样下去会把身体搞垮的。”他一拍胸脯，说：“我黄毛喝了十多年酒，这副骨架子硬朗得很。”父亲见我劝不住，就沉着脸从里屋出来，一把推开黄毛，喝道：“你还是男人吗？一天到晚就知道喝酒。”黄毛谁也不怕，唯独就怕我父亲，自然一下震住了，有些不甘情愿地放下酒杯，嘴里却自言自语：“我又不是冇得酒钱，不卖算了。”这才失望离去。看着他跌跌撞撞的背影，我就想，像黄毛这样的人要不戒酒，迟早会出事。果然，2003年春，黄毛酒精中毒死了，实在让人痛惜。
我隔壁摩托车修理店老板姓段，长得矮墩墩的，肌肉结实，因为说话做事喜欢装宝，大家都叫他宝乃。他是哲桥镇人，曾在广东学摩托车修理技术，找了个打工妹子做老婆，婚后两口子就回了乡，在东风桥开摩托车修理店。他的修车技术不错，收费合理，生意很好。宝乃好赌，只要有空闲，就在店子门口摆起牌桌，和顾客们扎金花。赢了，买烟卖酒请客，输了，也喜欢耍赖。偏偏他老婆最讨厌赌博，两口子常常吵架。有一次，宝乃心情不好，打牌一下午，到了晚上，两口子吵架后打架，打得她老婆嚎叫不止，年幼的女儿在一边哭。我看不惯，跑去劝架，他就是不肯开门，任凭你喊破喉咙。有段时间，我们喜欢晨跑，跑到白沙煤电集团或者发明家广场，黄昏一起到耒河游泳。我经常劝他，讲赌博的危害。后来，他果然戒了赌，还在锦源大楼买了新房。
老灶市街人，一定会记得，东风桥地段有栋破旧的房屋，五层高，与郑世和医寓相邻，它的名字叫锦源大楼。曾经，我就在这栋楼房，住了好多年。这栋六层楼高的房屋，是灶市居委会抵债给市农业银行的。在这里租房的人复杂，有退休职工，有做小生意的人，也有民工，住我隔壁的陶奶奶，就是耒水运输公司的退休职工。陶奶奶有七十岁了。她的丈夫是抗美援朝功臣，很早就病逝，留下三个未成年子女。我刚住进时，整栋楼无自来水，三十多户人家，吃水，靠肩挑，照明用电都是从一楼姓伍的个体户那接的，电费比市民用电高出很多。陶奶奶怕花电费，家里只安装了一个十五瓦的灯泡，还是晚上吃饭的时候用下。我上的是白班，每天下午六点下班后，尽管一身尘灰和疲惫，但首先要做的就是到大楼后面水井挑担水。我见陶奶奶上了年纪，行走不便，子女不在身边，顺便也帮她挑一担水。这一挑就是一年多，直到第二年我发动大家集资安装了水户头，把自来水接进了大楼才结束挑水的历史。老人家很感激，逢人就夸我是好人。
很快，整栋楼的人都和我熟悉了。我本来就是一个热心人，主动当起了义务水电管理员，谁家电线路断了，谁家水管漏水了，只要叫我一声，我就会赶过去维修。这里虽然环境艰苦，设施简陋，但充满了人情温暖，几十户人家，就像一个村庄的，互相走动和照应。由于我对大家好，大家对我都很关心。有时，我下班回家，发现火炉煤球熄了，无论找谁家换煤球，从没遇到拒绝的。穷困中的我平时很节约，早餐是一碗稀饭加一个包子，中餐、晚餐经常是白菜豆腐之类，舍不得买肉吃。陶奶奶很是心疼，说我人这样瘦小，又成天干苦力活，这样下去不行的。她常常送些好菜给我吃。我很感动，把她当奶奶一样，清闲时就找老人家聊天，或者帮她写写家书。陶奶奶的晚年是孤独的，我的热心给老人家一点温暖，这温暖直到多年后她弥留之际，都对我念念不忘，嘱咐子女找我。
灶市街曾经很繁华，誉为“小香港”。繁华的背后，意味着社会治安的复杂。东风桥就是个鱼龙混杂之地。有段时期，治安很不好，经常有盗窃分子光顾。我有部载重单车，就是放在锦源大楼楼梯间丢失的。一个夏夜，我熟睡中，梁上君子爬进阳台，用铁丝把我的衣裤勾出了窗外，裤子里一百二十多元钱一扫而尽。2000年春节期间，东风桥一带有十几家店铺遭遇盗窃，我店被盗现金六千元、白沙烟几十条，总价值上万元。后来，我租用二楼一间大房子结婚，婚后三个月，梁上君子再次光顾，把电视机偷走了。还有两位吸毒青年，没事就在东风桥晃荡，赊烟赊酒，敲诈过往行人，搞得人心惶惶。我联合二十几户受害人家，把情况向市政法委、公安局反映，引起公安机关的重视。灶市水陆派出所加强了对东风桥一带巡逻，并把两名吸毒青年送到了衡阳戒毒所，这里的治安才好转。
2003年春，东风桥发生过一件轰动全国的新闻，而且被搬上荧屏，那就是秀秀万里寻亲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江华瑶族自治县一对唐姓夫妇，租住在东风桥。有一天，夫妇俩的独生女儿失踪了，他们哭着寻找一年未果，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十八年后，远在山东青岛的一个叫秀秀的打工女孩，自称幼年被人拐卖到福建莆田市，依稀记得老家在湖南耒阳，好想找到亲生父母。耒阳市公安局及时介入，辗转万里，多方调查取证，终于在东风桥拨开谜团，帮助秀秀找到了亲生父母。当时上百家媒体记者争相到耒阳、到东风桥采访，东风桥这个名字频频出现在报刊，《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人民公安报》都是连续报道。那时我刚从交警大队调入市公安局，有幸参与其间。我和别人合作，把“秀秀万里寻亲”的故事写成几万字的报告文学，刊登在《警察天地》杂志。后来，这篇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打拐》，成为央视2005年黄金时段大戏。
我在东风桥生活整整十年。十年的时光，见证了我几件人生大事，我的命运就在那里发生了一次次转变。更重要的是，那段生活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东风桥，无疑是我人生的重要加油站，必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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