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俄文学里成长
小时候，我所在村里有一群来自大城市的知青，一位姓夏的女知青来自上海，她的长相我现在实在记不住是什么模样，只是印象里长得很白净，她常常去我家，和大姐很好，大姐让我称呼她叫夏大姐。因此，我和大姐经常一同去夏大姐宿舍玩，每次到夏大姐那里，都看见她手里捧着一本书在油灯下阅读。当时，我好奇地扫视着夏大姐的住处，只见房间内摆放特别简单：一张双层单人床，一张小方桌，两把小竹椅。床的上层放了一个用木板钉起来的大木箱，里面装有满满一箱子书。我随手翻了一下夏大姐放在小方桌上的一本《童年》，一口气看了几页后就对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我大胆地向夏大姐提出借书回家看看的想法。我用一个周日的功夫，读完了高尔基的《童年》，我被书中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了，感受自己就是阿廖沙，《童年》讲述的就是我的童年，就是我自己的人和事。
当我读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读着，读着，保尔那坚毅的脸庞，仿佛就在我的眼前。他，一个普通战士，竟有钢铁般的意志，这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他，鼓舞他前进呢？直到现在，保尔的影子时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他鼓励我要像他一样做一个坚强勇敢的人，生活中一点小小的困难没什么大不了，只要勇敢地面对，你会发现，原来自己是有毅力的，保尔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正是从那时候起，我一有闲暇，就去夏大姐那里借来一些苏俄文学作品阅读，任凭自己沉浸在书的海洋里。记得那时上学时读的是《老三篇》，晚上就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看，常常是半夜三更被父母发现后，将手电筒和书都收去了。家里看不了，就在学校里将书放在课桌肚里躲着看。一次上课时，高老师巡视到我的座位旁，将正在看得津津有味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收了去，后来发现没有“黄毒”，又归还给我了。
1979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我有幸考上大学，那时的我正值人生青春时代，我常常被屠格涅夫那几部语言优美、饱含激情的小说所吸引。当我读了《罗亭》，书中女主角娜达说：爱的悲剧是无“报偿的爱，”这句话就时刻在我耳边响起。《前夜》中的叶莲娜，为爱一个异国人，保加利亚的爱国人士英沙罗夫而煎熬得心慌意乱。在一家门廊中躲雨，碰上一个求乞的老太婆，叶莲娜急于救济她而又身无分文，就掏出了自己仅有的一块小手绢，倒让那个老太婆对她怜悯了。这是多么善良的姑娘，怪不得俄罗斯评论家埋怨作者，一个俄罗斯的好姑娘怎么爱上一个保加利亚人。
说来我真是和苏俄名著有缘。1998年我有幸随团参加中俄经贸洽谈会，会后主办方邀请我们媒体记者去俄罗斯一个叫波罗金诺的地方参观，这就是列夫·托尔斯泰在巨著《战争与和平》中写过，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中赞扬过，被怀古情愫点燃的我沿着《战争与和平》的轨迹，拜访了这片浴血战场。
从莫斯科出城125公里，一片开阔坦荡的原野豁然出现在我眼前，路旁的暗红色花岗岩纪念碑提醒我们，脚下就是波罗金诺，200多年前，俄罗斯人在这里击败了侵略者拿破仑，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就是这场惨烈的战役为背景创作而成的。在波罗金诺原野中央最大的战争纪念碑后面，有一座用黑色的铸铁杆围起的墓，铸铁的墓碑上巴格拉季昂的名字似乎倾诉着惨烈的往事，我们参观时，不断有俄罗斯人加入追思的行列中，有白发老人，也有几岁的孩童。他们低声交谈，生怕惊扰了安息的英灵。
在纪念碑前方的战争博物馆中，墙上铁牌写着：“1867年9月26日至27日，列夫·托尔斯泰在此居住”。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创作于1863年至1869年，1867年来此小住的托尔斯泰究竟在这小屋中体味到了什么，书里写下了什么，恐怕只能从《战争与和平》中一窥究竟了。
在我的人生中，苏俄名著在心中形成了一种情结，它是一种不仅超越了功利动机，甚至也超越了文学意义的精神寄托。正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著名戏剧评论家及俄罗斯文学翻译家童道明所说：俄罗斯经典作品里有一种向“上的精神，能让今天的人产生共鸣。这些经典的文章，在物质时代依然能够触动我们，让我们发现精神上缺少的东西。比如，契科夫一百多年前的作品，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理解，因为他的作品讲出了人类想变得更好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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