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留明月
独留明月
似乎人在年过50之后，对于过往的那些人和事，回忆起来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有时候只不过看到一张老照片，或者翻阅起几行旧文字，与之关联的很多事情就像过电影一样开始在脑海中流动。
春节期间，我在抖音上无意中刷到了一个小男孩的视频。他对着镜头开心的说：“今天是大年初一，奶奶给我们包羊肉馅饺子，奶奶做的羊肉汤和羊肉饺子可好吃了！”顺着小男孩的镜头，我看到的竟然是已经有六年不曾见面的王姐，她站在餐桌的一角，一面揉面一面微笑着在聊天，这样的情景真的是太熟悉了。
我在这条视频下留了言：王姐最拿手的还是清炖羊头，回味无穷啊！
稍倾，王姐的儿子回复了我：明年回淮北过年，再来品尝哦！
我早几年就知道，自打王钊主任过世之后，王姐就跟着儿子去了杭州，帮着带带小孙子，或许也是有意回避中年丧夫的伤心之地。
王钊主任是我原先单位的领导。单位很多人习惯喊王主任爱人“嫂子”，我却一直以“姐”称呼。从我单身到成家直到后来我有了孩子，那五六年间，因为我们两家住的非常近，我们一家与王姐的接触甚至比到各自父母家走动都要勤。每每孩子幼儿园放学，我爱人经常接上他就直接拐到王姐家去。那一阵子，王主任区里工作很忙，他们的儿子寄宿在合肥乐普生足球学校，早早退休的王姐也喜欢身边有个活泼的小孩子解解闷，往往到了饭点，我们就很不客气的留下，我开玩笑的说：那几年里，我们一家吃王姐做的饭比王主任都多！
转眼二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办公室的老同事大多都退休了，偶尔聚会回忆起那段时光，都会感慨王主任走的太早了，刚刚退休，小孙子也就两三岁，正是安享天伦之乐的时候，他却匆匆离去，留下了太多遗憾。
我认识王钊主任是在1992年的春天。那时，我刚刚入职一年，适逢全省乡镇新一轮机构改革，我们区里原设置的十个乡镇经过合并和整合，成为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五个镇（办）。配套机构改革的乡镇机关人员调整，与区直机关部门人事变动几乎是同步进行，我所在的区政府办公室原任的主任、副主任、秘书科长都改任到其他部门去了，新任的办公室主任是从被撤并的钱楼乡乡长位置上转任而来的一位40岁出头的部队转业干部，就是王钊。
因为乡镇合并扫尾工作进展缓慢，王主任在任命文件下发之后还是有一段时间并没有到任，只是在宣布调整的时候来到办公室跟大家见了一面。这位新主任，个子不高，身材匀称，一头黑亮的三七开“干部”发型，还有些自来卷，面容红润，未语先笑，非常的面善，他对于新部门新环境似乎没有一点生分，挨个跟办公室的人员打了招呼之后，匆匆来匆匆去。
大约是一个多月之后，王钊主任正式到任。
那时候，我的组织关系还在区教育局，虽然一天班没在教育局上过，但是工资福利一直都是局里给安排，连宿舍的月租费、水电费都是教育局支付。人家局里花钱却用不上“工”，自然诸多不乐意，所以，王主任上任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关于我的“借用”问题。
王主任先找我谈话，了解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征求我自己的意见，虽然当时区里面类似我这样的“借用”不止一人，但是“寄人篱下”的感觉实在不咋地，何况我在办公室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业务和人员都比较熟悉，所以当然是想捋顺关系，正式调入政府办公室。
王主任肯定也通过其他人了解过我的工作状态，单位的同事对我的评价都还不错，所以他很快就同教育局领导进行了沟通，第一件事是让我从教育局的集体宿舍搬出来，把办公楼三楼最西边的一件资料室腾出来给我临时安身；第二件事就是从这一年起，我工资之外的福利不再从教育局安排，而是由办公室出资，这两件事就解决了一直让教育局抱怨的占用局机关经费的问题。至于正式调入办公室，那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王主任跟人事局有过多次协调，这期间我两次年度考核优秀，一次市级优秀，他也拿着表彰文件找过区长和分管区长，中间的程序和推诿，几乎都让我不抱什么希望了，直到两年之后，终于通过区长办公会研究，我的这个“悬案”方才尘埃落定。
那天散会的时候，都快到下班时间了，王主任到我办公室，一脸的喜悦，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种欣慰感就像是办成了他自己的一件大事一样。
在王主任之前，我只经历过一任领导，而在他之后，又与八九位领导共事，相处之间特点风格各不相同，但是王主任是很特别的一位，跟他共事我很少能感受到“领导”的那种氛围。这个感觉也并不是我一个人独有，当时办公室十几位工作人员，年龄性别不一，我们共同的一点就是认为王主任的为官和为人一样，低调、谦和、善良和真诚。
王主任家住的地方就在区政府西边二机场工房，步行到区政府不要10分钟，所以每天一大早就能看到他悠闲悠闲的过来，傍晚回家吃过晚饭，很多时候又会闲散闲散的回来，我们几个单身汉，就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在他身边“绕”，听他聊足球聊娱乐聊国内国际的风云变幻，他的知识面很广，古今中外的各种书他都能看进去，每次出差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新华书店，这个习惯多少也影响到我。
王主任到任没多久就赶上政府换届，最忙的时候，我们都要加班到夜里十一二点，那时候没有电脑，所有会议文件材料都要用铅字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办公室当时新来的秘书对于政府会议程序还不甚了解，只能协助做些辅助工作，一应报告和讲话就全都压在王主任身上，他经常是在下班后来到办公室，铺开特制的八开大稿纸，一边吸着烟，一边翻阅着时政报纸、上级讲话，一边撰写，往往是写好一页，我就接过来跑到一楼打字室交给值班打字员，深夜安静的楼道里，除了打字机“咔哒咔哒”的打字声，就是我来来回回的脚步声，那些几千字上万字的报告和讲话就是这样“磨”出来的。
那时候不要说外卖夜宵，到了夜里10点以后，连开水都找不到，办公室电路老化也不敢用电炉子，我们就买了“热得快”，又从批发市场买了一箱康师傅红烧牛肉面---1992年的时候，康师傅红烧牛肉面也算得上一款准“奢侈品”，待到一天忙活好，几个人一人捧着一碗方便面，那是永远都忘不了掉的“舒适”场景。
要说其中的笑话也很多。打字员忙的头晕，校对的人也时不时走神，有一次打会议人名的时候，人家明明是*道三，挑字的打字员看花了眼，校对的人又不熟悉人名，材料印出来才发现打成*道二；还有一次打候选人履历，一位领导参加工作时间被打成1963年13月，几轮校对下来都没人发现，装订材料的时候，才让一个打扫卫生的服务员无意中看出来，结果那个晚上全体加班改正材料，重新装订装袋，忙的不亦可乎。对于这些技术错误，王主任从来没有责怪过哪个具体工作人员，这和他之后的领导方式一脉相承，无论多大的错误和问题，他从来没指责或推诿过任何一个人，都是先自己承担下来，然后再总结提高，所以，在他后期的时候，我们办公室的人员都能够各自其职，高效负责的完成各自工作，他在或不在办公室，我们的工作都可以正常运作。
对单位的工作是这样，可回到家里的王主任就像换了个人，除了看书休息，什么事都撒手不管，唯有一点就是脾气更好。那时候，经常可以看到王姐一大早跑着去买菜，然后慌慌张张去上班，家里家外老人孩子都是她一手操持，也有着急上火的时候，有几次大半夜跑到办公室找王主任，因为一些生活琐事发发脾气，我们都亲眼见过，王主任笑容满面，总是虚心接受批评，但是“屡教不改”，该怎么忙乎依旧如是。王姐的繁忙一直到退休后，才轻松下来，我们吃到清炖羊头的机会就开始多起来了。
工作之余，王主任对两“个”人很认真很用心，一是对他的儿子，那个视频里小男孩的父亲，那个时候才十几岁，非常热衷足球，为了他的爱好，王主任费尽了心力，有过两次假期，我陪他去合肥和上海为儿子的事协调联系，找人办事说好话，多软的态度只要是为了孩子，他都毫不犹豫。孩子也终于没有辜负他，最后考入上海体院，吃上了体育这碗饭，作为旁观者，真的有种“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感慨；还有一个就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们打字室的小姑娘谈了一个在乡镇工作的男朋友，他很“八卦”的四下打听那男孩子的身家情况，人品工作，有些细节比小姑娘掌握的还清晰，等他觉得十分可靠了，才不再去关注；我们那个时候，都很年轻爱玩，在学习上并不很在意，他就反复提醒我们要在后期教育上早“下手”，说不定以后什么时候就会有用，在他的督促下，我们有的人完成了“专升本”学历升级，有的人完成了中级和高级职称的考核，对于所有上学的学费开支，他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与我们帮助。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几个人排着队找他去报销，他一边签字一边笑呵呵的说：“好事，好事！”；办公楼门岗的老师傅家境艰难，50多岁才娶上媳妇，他经常在政府有招待的时候，打包一些荤菜带回来给他，办公室年底大扫除，所有科室的旧报纸、旧纸箱，他都不忘安排人交给老师傅去处理。
很多年之后，回顾总结自己过往30年的工作经历，就会有一种感觉，我在办公室的那11年，应该是最轻松和愉悦的时期，虽然工作量相当大，最忙的时候，我一个人代管着九个政府部门账目，还有自己单位的后勤服务，几乎是从早忙到晚，没有周末和节假日，领导随叫随到，但是始终都能保持着良好的心情，整个人的精神是积极向上的，从没有感到什么工作和生活压力，这当然同王主任的支持和肯定是分不开的，我的很多建议和思路，只要有合适的理由，他都会毫无保留的赞同和支持，在王主任领导我的八年中，我连续六次获得年度考核优秀，四次荣获市级嘉奖，这样的工作热情和工作高度，以后就再也没有达到过。
合了一句古语：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2001年9月份，王主任工作调整，调离了杜集区。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真的是有些失落，当时我写了一篇散文，刊登在《淮北日报》上，王主任看到后给我打个一个电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的一句话:“你要开始一个新的阶段。”
2010年之后，我和王主任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只是逢年过节联系一下，期间，我也调整了好几个单位，也先后担任了不同的领导职位，但是有个习惯，一旦遇到什么难题还是会想一下，类似的问题原来在办公室是怎么处理的，王主任乐观地、积极地处理问题方式还是深深影响了我。
2016年夏天，我就听说王主任身体不好，但是又听说他每天还在坚持锻炼，乒乓球打的越来越好，也就没有往其他方面去想，直到有一天，老同事告诉我：“快去看看王主任吧，他好像快不行了！”
我吃了一惊，赶忙和爱人在周末赶去，王姐开门见到我们，眼睛里就噙满了泪水。王主任整个人已经瘦得脱了形，最让我心痛的是，当我握着他的手，他默默的看着我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我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故作轻松的安慰他好好休息，他似乎听进去了，在我走的时候，我注意到他轻轻眨了一下眼。
王主任去世之后，我们几个朋友曾经去看望过王姐。在那间曾经不断洋溢出王主任爽朗笑声的客厅里，突然之间安静冷寂了下来，书橱里整整齐齐摆放着王主任生前翻阅的书刊，一缕清香袅袅从花架上摆放的香炉里升起。我们陪着杨姐坐了一个下午，听她漫漫地回忆着最亲爱的人那最后的一段时光。
还是王主任刚刚调走的那年，中秋节之后的一天，他邀请我们再次到家里吃了一顿饭，那也是最后一次在他家里小聚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王姐利利索索的烧了一大锅羊肉，包的也是羊肉馅饺子，吃完饭出来，依旧圆圆的月亮已经高高升起来，我突然就很释然，好像真的理解了他说的关于“新阶段”的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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