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那远去的青涩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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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我从江西永新师范学校毕业。我为自已走上了“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老师行列，迈入传道授业解惑之途，做一个快乐的乡村“孩子王”，成了我一生的荣耀。
记得在1986年欢送xxx部长去吉安任职时，我刚从永师回家，被邀请一同作陪。爸的一位同事就问我：“老二呀，毕业是否改行去从政？”我不加思索的回答：“改行？学三年师范不就白学了，让我教几年书再说吧”。其实，那时我书生意气、一腔热血就是想要到最偏僻的山区小学去教书，做一名名副其实的乡下老师，做一回真正的“孩子王”。
毕业分配时，一位同村的刘小明老师，他是永师85届的，是我的同村大哥。在师范读书时，在庙贝老家时，我经常会到他家玩。他待我亲如弟弟。他找我商量：他说他已经在家里处了对象，想回老家教书，希望和对我对调。我家又住县城，对调后双方都很方便，何乐而不为？我同意他的意见。于是，我被调剂分配在南岭乡长埠中心小学。
长埠中心小学又称长埠煤矿子弟学校。长埠煤矿职工子女在校读书的大小年级有近百人，每年的教师节，逢年过节，煤矿都会给予物质和资金的支持。在那个物质短缺的年代，进长埠小学教书也是一份有别于其他学校特殊待遇。
学校座落在国营长埠煤矿脚下，离矿区直线距离不到500米，在319国道旁，长埠商店右拐60米就到了，有3栋一层的红土砖楼板平房教学楼，中间是一个黄泥巴大操场，碰到雨雪天就沒法出操。操场的围墙边有跳高、跳远、单双杆等设施，在后排教室前还有一座大花池，花池中间栽满一年四季交替盛开的花草。每个教室近6O平方，5个大木窗均没有装玻璃，夏天凉风习习，冬天寒风刺骨。天冷时，学生筹钱买几张大白纸把窗户糊上；到了夏天，又撕下来通风。虽说是一层平房，但没有天花板，一刮风灰尘从瓦片缝里下来，学生一般不敢抬头，要不然灰尘飞进眼睛里可不好办；一栋长达3O米2层带走廊的砖木结构教工宿舍兼办公楼，从一上楼可听到脚踏木板发出的“叮咚叮咚”的声音，学生或老师到哪个房间办事都所得清二楚。校院中间是个黄泥巴大操场，在操场中央前台有一根长木旗杆，每周一课间操时会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单双杠、跳高、跳远的体育设施虽说简陋，但也俱全，就是这样的条件在那时候南岭乡所有乡公办学校中算是最好的。
学校有刘火郎、王树生、周新才、贺古平、胡玉兰、刘吉瑞、周德怡、贺炳瑞、贺桂年、尹西瑞、周梅花等15名老师，其中一半以上是民办教师，还有一名代课老师，一名正式编制的朱保茂厨师。朱师傅炒菜“两下磨刀快”马虎的很，因为是正式工，脾气却不小，一些民办老师也拿他没法，炒菜任由他的臭脾气。一般的村级完小大多只有五六个老师，教的大都是复式班。同一届的（3）班杨金水（小名“乃古”），88届的贺灿明（县职校副校长）、李水清（在长埠教书不到一年，后调县团委，如今是市武功山风景区党委书记）、86届的金冬兰也分在这里，10个教学班近45O名学生，学校校长是贺火郎，坊楼人，圆圆的脑袋尽是粗粗的白发，常常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左胸前的口袋爱插上一条黑钢笔，稍驼着背，笑起来总是“嘿嘿的”和蔼可亲的样子；教务主任是王树生，长埠本村人，修长的身材，常年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装，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风都吹得倒，性格缓缓的，但非常敬业，离家不到直线距离不到70米，却吃住在学校；副主任周新才（85级的师兄，现在县统战部工作）是新提拔的教坛新秀，擅长书画，工作劲头十足，在与火郎校长相处的过程中，虽说重用了，但也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烦恼事一直在他心里纠结着……
师范毕业生是“万精油”，学校让我这个新来的师范生担任四（1）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连带二年直至小学毕业，还兼了二个班的体育“杂”科，我愉快的接受了任务。
第一次真正走上讲台成为一名山村小学教师，第一次领到64元的月工资，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领的第一份工资交给爸妈。爸妈接到我递交的6张10元崭新的人民币笑了。妈妈笑着说：“终于熬出头喽，以前的辛苦没有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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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教育局对全县中小学教师实行严格的住校制度。基本上星期日晚返校开会，每周星期三小礼拜，每周六下午休息一天半叫大礼拜，平时基本不回家。在学校附近的老师也不例外，教导主任王树生离学校不过70米，同样也吃住在学校。刘吉瑞老师带着他的儿子刘华清长年居住在学校。
学校有那么多老师住，男女教师的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每当夜晚，校院静悄悄，老师的房里却灯火通明，大家挑灯夜读、认真备课、批改作业。全校仅有的一台电视机到了晚上九点也准时休息。尽管学校设施简单，但洋溢着生机、充满活力。我们刚毕业的年轻老师大多数连小礼拜也不休息，那时就是有那么股劲，恨不得把自己全部的知识教会给山里的孩子。不过，晚上饿了，我和贺灿明、新才、乃古也会走到长埠周师傅的小卖部买一块钱一瓶的杨梅，或称“兰花根”等零食充饥。每天清晨，和“乃古”一起像在师范时一样起来晨炼……
那时，我刚踏上讲台，教书特别认真。为上好每一堂课，课前查阅大量资料，认真备课，书写教案，对每篇课文得自己读一二遍，要达到不看教案才放手；课后每一位学生每天的日记，每一篇作文，每一天的作业都是我亲自批改，点评，第二天早读课时还会逐一讲评，注重用身边的榜样和典型去影响和激励学生；放学后对成绩差的学生还经常利用晚上或周末时间上门家访，了解情况，争取和家长一起教育好小孩。但在家访时也碰到过件麻烦事，有个学生的姐姐贺XX在广东打工，秀长的头发，穿着挺时尚，看到我对她弟弟这么关心竟然喜欢上了我，有一次他兄妹扯皮打架，她竟跑到学校来，弄得我好尴尬。
圳头的彭小伟是班上出了名的调皮捣蛋鬼，上课时，他两只小手患了“多动症”似的，不是抓前面女孩的小辫子，就是摸后面女生的东西，一节课下来总少不了女生告状，气得我用脚踢了他两脚，后来没法子，我干脆把他放在讲台边第一个桌子，在我的眼皮低下，自然老实多了，真应验了“黄金不打教不成，黄金打了做好人”这句千古俗话。不过，为了提高他的成绩，我还是向他承认了老师的不是，给他”开小灶”补课。从此以后，小伟改过自新，像换了个人。离开长埠多年，毕业后，小伟卖了辆福田汽车跑运输，看见我老远就会停下来向我招呼。那时补课都是无偿和义务劳动，不像现在补课费费按小时计算。
为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我还经常组织全班学生撑起少先队中队旗，配戴好红领巾，带上相机到南岭的黄阳山、上品山进行登山郊游活动，到云边火力发电厂参观，到长埠煤矿煤场捡煤勤工俭学，时常带着学生玩老鹰抓小鸡等游戏，时常组织学生进行拔河、跳绳等比赛活动，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学习，让孩子们快乐中读书，我也从中感受到了真正“孩子王”乐趣。
刚参加工作，我特求上进。私底下为自己加油鼓劲“第一学年语文期末考试，我教的语文必须考全乡第一！”。那时教学条件特别苦：在教室里上课，抬头就可透过瓦片看到蓝蓝的天空；下雨时，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有时为了不淋雨，孩子们不得不挪开课桌；冬天特别冷，窗子沒有玻璃，我就到商店里买一角钱一张的白纸，要求年龄大点的男生女生用浆糊一张张、一个个糊好。有时一些调皮捣蛋的男生恶作剧会用手指头在女生的窗口边也戮开一个个小洞洞，寒风会从小洞洞呼啸而进，冻得女生直打哆嗦！虽然光线不好，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们读书依然是书声琅琅、精神抖擞、刻苦勤奋、天真烂漫。
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带的四（1）语文考试平均87分以上，取得全乡同年级语文教学第一名的好成绩。全乡同年级的语文老师对我是肃然起敬，刘火郎校长竖起大拇指笑着说“小伙子，还可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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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上下班大多数是走路，或坐公交，条件好一点的大都是骑自行车。
我是骑着一辆崭新的永久牌包链的自行车上下班的，那可是我利用假期调运煤炭挣的第一桶金买的，骑着它一进校门，特别那“叮铃铃叮叮”如同泉水般清脆的铃声一响，哇，师生的眼光”刷刷”地集中在我身上，弄得我不好意思，师生们好羡慕我，要知道那时一辆永久牌包链的自行车的价格是365元，差不多要半年工资才能买得起。一到学校，我就把自行车背起来放在二楼的宿舍里。尤其是到了下雨天，得用好几桶水擦洗干净，上机油保养，再背进寢室，俨然像个宝贝。遇到周末天气好，我还舍不得骑，反正要锻炼一下自己的身体，一般选择跑步回家，因为县城距学校仅有不到7公里的路程，我坚持长跑已有6年的历史，这点距离对我来说不是困难。
那时，还作兴农忙假，跟我小时候读书沒什么两样，学校仍然会组织学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莳田时，放假叫学生回家帮父母插秧；稻子熟了，叫学生们到田地里“捡禾盏”；茶梓熟了，叫学生上山捡茶梓。每年的十一二月，是个丰收的季节，学校空置教室里堆满了谷子，操场上晒满了茶梓。下课了，一些贪玩男生就爱在茶梓滑玩追打，低年级的跌倒了又爱哭鼻子告状……但只要铃声一响，一切又恢复平静。 等茶梓晒干了，剥了皮，再晒干后，学校安排老师们轮班去榨油坊榨油。
榨油的这几天，厨师朱保茂特别高兴，学校的食堂也像过年一样，伙食特别好，菜的品种多，莱里的油比平常要多。搾完油后，兼管后勤的贺元仔老师给每位老师至少分10斤以上茶油回家，也算是一年中最好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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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小孩读书普遍较晚，尤其是女生，我与她们年龄上相差不大，下课后贺小莲，贺清凤等几个年龄稍大且有懂事的女生争着想帮我洗衣服，折被子，整理房间等杂事，被我这个来自像城里的老师一一谢绝了！
也难怪那个年代，有许多老师讨到自己的学生做老婆，像我的师范数学老师刘鹏林，还有我的好朋友邓XX，我的同事贺XⅩ等等，比比皆是。我的恋人观是我的“四不"原则：一不找同行，二不找同姓，三不找学生，四不找本乡。在师范读书时，我就拒绝本乡或邻居乡的好几个女生，后来这些女生在背底里说我清高，不好接近，如今看见山里女生自然得把守底线。在那里认识杨金水、贺灿明、李水清、周新才等几个年轻的好同事，好朋友。我的父亲1970年至1978年曾在南岺公社担任社长、党委书记达八年之久，与南岭乡的村民结下很深的情谊，在南岭2O岁以上的老百姓只知道有个“刘恩怀书记”，那时虽说是书记，但经常和老百姓一起参加观山水库建设，农忙时会下田和老百姓一起莳田，村里召开社员大会，公社书记会常常下去作报告。虽过去多年，但只要说起我爸的名字，那里的老百姓就会滔滔不绝的说起刘书记的好，自然对他的儿子的我也特别亲切。
南岭人热情、好客，有请春酒，吃年饭的好习惯。过年期间，南岭籍贺克良、贺古平、贺炳瑞、王树生等老师轮流坐庄，吃年饭，按规矩都得喝上几碗水酒，这叫“无酒不成席”，喝酒时，“庄主”一般劝得蛮，我也是从那时起慢慢学会喝酒，而且一喝就脸红，一喝便醉，时常喝得像关公一样，但一觉醒来，感觉还行。
1988年春节过后开学不久，轮到杨金水老师坐庄，叫上我们几个同事到家里喝春酒。酒足饭饱之后，大家侃大山，我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说：“乃古，来你家吃饭，也叫上你们村的好妹娌来歇下。”有哇，我立马叫她们过来，你们只管等着！”一句玩笑，这个乃古居然当真。不一会儿，乃古真的叫了两个在吉安地区卫生学校的女学生来了，一个叫小健，一个叫青毛（我现在的老婆）。大家闲谈着，我说会来吉安找你们玩，两个女孩虽显得有点腼腆，但也非常热情的欢迎我们去吉安找她们。青毛当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髙高的个头，圓圆的脸蛋总洋溢着灿烂的笑声，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身穿黑色的喇叭裤，绿色的毛线衣，穿着一双黑色高跟鞋，长长的黑发扎得高高的，走起路来漂亮的长发一翘一翘的，显得格外的青春亮丽，富有朝气！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难牵手”，再说青春少男少女一起“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是人之常情。
这也许就是缘分吧，假如不和刘小明对调，假如乃古不是我的同事，假如不是我主动拿乃古开玩笑，就不会认识青毛，假如那时我没有参加了成人高考并录取在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吉安分校）读书，假如没有每月有一个星期去吉安脱产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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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重视知识，重视学历，重视文凭的年代， 我的中等师范学校的文凭显然是跟不上形势。
没办法，只好趁年轻时把大专文凭先攻读下来。1987年7月师范一毕业，我和肖祖滨、王勇一起商量，报考了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并成功录取。说起这个半脱产性质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其学习，考试之艰难一点也不亚于全国高考：一要参加全国成人高考，二要脱产学习课时每月一星期，三要实行严格的学分制管理。
1988年9月份开学的第一个月去吉安分校上课，听到学校管理严格，我打起了退堂鼓，是吉安市十一中曾宪推老师开导着我，要我住在他家吃住。他家在吉安市二中，他老婆叫刘玉兰，在二中做学校后勤工作，要他的儿子叫我舅舅。曾老师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1949年5月28日出生的，比我大二十岁，为了文凭，还在拼博，真是令人敬佩！在曾老师的帮助下，我坚持了下来决心把书读完。
然而，在1989年春节过后参加第一场考试，我们三个和供销社的严大虎住在庐陵饭店。本想“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好好复习来应对这次考试，因我奶奶正月过世耽误些功课，但阳明路上吉安工人俱乐部的歌厅里不断的重复播放着最流行的一首《爱的奉献》的圆舞曲，kTV传来年轻人“咚咚咚咚”跳迪斯科发出一阵阵的歌声，吵得我一整夜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此情此景与唐代诗人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中描写的当年在洛阳城听到缠绵哀怨的《折杨柳》曲子时心情没啥两样：“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第二天早晨一起来，“管它三七二十一”，我赌气不考了。心想“城里的年轻人过着莺歌燕舞的生活，我们几个乡下人却还在为文凭而苦读，同样在世上做人，怎有这么大区别？”我兴冲冲地直接买票回莲花啦。肖祖滨和王勇拦住我，拖住我也没让回头。
俗话说得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人帮”，后来，肖祖滨和王勇替我圆场，跟班主任老师替我请了假，说我家里有急事，到了吉安又回去的，给了我一次补考的机会。现在回想起来，年轻时，我有多冲动，如果没有肖祖滨和王勇两位好兄弟，我可能无缘于大专文凭，永远落后于时代。
1989年夏天，在第一学年的第二次考试。那时天气炎热，我们四人从莲花坐车到吉安已是很晚，落实好考场后，在快餐店吃了碗面条，糊乱的解决了晚餐。尔后，我们几个在吉安市白鹭洲广场散步游荡，王勇提议：“今晚干脆不住酒店，在广场草地上，几个围在一起睡，将就着过一夜了得了，一来可节省费用，二来也可体验一下生活。”大伙都响应，说句实话，还从未在草地上过夜。我们也来体验一下当年红军睡草地的生活。
在白鹭洲广场走了几圈之后，我们在草地中间席地而坐，四个人的头相互靠在一起，用行李包当枕头，把草地当地毯，八只脚朝外摆成一个圆圈，仰望着天空，还相互讨论着、念叨着、预测着明天考试的题目，感觉到不对时还不时起来翻开书找找答案，说着说着，大家也累了，困了，就渐渐睡了各自进入梦乡。然而，睡在凌晨二点时，大家正沉漫在甜蜜的美梦中时，被一阵阵“起来！快起来！”的吆喝声和“呼呼”的用脚踢打的声音把我们吵醒过来。吓得我们要死，以为碰到流氓打劫，原来是公安巡陪队查夜的，不管我们这么祈求，也得不到他们的同情。几个巡防队员凶神恶煞的样子，坚决不让睡在广场，要我们尽快离开。沒办法，我们无可奈何的只好又去庐陵饭店登记入住，不过此时的房价可打5折，也节省半天的房费。
在三年的电大学习中还得到了吉安地区农业局的一名干部的帮助，他把房间钥匙给我，每个月的学习，每半年的三天考试差不多都在他那吃住。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是特别苦的，比如考古代汉语这一门，有默写一首古诗词这道题，这道题是60首古诗词任意挑选，每次考试非得要背掉60首诗词才能过关，吉安地区监考又特别严，庐陵文化中没有“窃”的字眼。
在读电大也认识了不少朋友：如团地委肖红、吉安永阳镇政府肖志明、地委宣传部聂冬娇、地委党史办周瑞蘭等。其中肖红是我县组织部长肖林的老婆，但那时整整三年吋间只知道读书，只字未提其他相关的事。毕业那年，我们莲花三个还特意同肖红合影留念。就这样，到1991年11月终于顺利毕业，获得了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周绍森颁发的专科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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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埠，有时放学后，我和乃古、灿明、新才几个“单身鬼”闲着没事爱去火电厂、粮站、卫生院溜达溜达。那时火电厂、粮站的年轻女职工神气的很，尤其是火电厂的，她们穿着灰色夹克工作服，每天上下班班车接送，根本不拿正眼瞧我们；卫生院女护士毕竟都是读书人，还会笑脸相迎，问寒问暖的；偶尔也会散步到农业局园艺场找周凌云场长喝酒聊天。
但去得更多的地方还是长埠煤矿，那时的长埠煤矿是县里骨干囯有企业，纳税大户。刘天生矿长把煤矿经营红红火火，煤矿有职工医院、粮管所、职工住房、工资福利特别好。我和贺灿明最喜欢到煤矿的职工食堂打饭吃，煤矿一般作兴每月的初一，十五“打牙祭”，要杀几头猪祭祀一下，平时也几乎餐餐有肉吃，比起学校食堂朱保茂师傅每餐炒的仅5一8分钱的豆腐、豆芽、豆角、冬笋、萝卜炒肉好多了。矿里还有刘镇、刘淼清、樊林苟、徐忠贤、郭义豪等几个萍乡煤校毕业年轻小伙子，都是和我同一年分配的，加上煤矿矿长是我路口人，办公室主任的老婆胡玉兰又是长埠小学的老师。
记得有一次煤矿“打牙祭”，刘镇、刘淼清他们几个请我去煤矿打篮球，晚上在煤矿食堂聚餐，说是棸餐，其实也沒什么菜，只有红烧肉、小炒肉、青椒炒豆子、油豆腐炒肉，还有血旺、马铃薯等几个小菜，他们却买了四五瓶一块钱白兰地酒，那酒可是那时的知名品牌，像过年过节那么隆重的招待我。我如期赴约，因为高兴，大家相互敬了几圈之后，还玩起了“猜拳”的游戏，我说不会，他们说“一二三四五对数为原则”，“一杯一杯再一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已解忧，唯有杜康”……就这样你敬一杯、我敬一杯，共同喝一杯，喝个没完沒了。因为从未喝过那么多白酒，一人差不多完成一瓶多，把我喝醉如泥。他们扶着我在郭义豪房间睡。我呕吐了，吐得人家房里的木地板一塌糊涂，满屋子的酒味。我醉到第二天才苏醒过来。那时沒电话，学校找不到我，急得刘火郎校长团团转。
自那以后，只要听到“白兰地”这个酒名，我就有点害怕，再也不敢喝那种酒了，再也不敢把自已给灌醉了，得把握分寸，不失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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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埠教了两年书后，1989年8月，我被调往县城厢小学任教。但长埠小学教高年级数学，教学方法灵活，个子不高却浑身是劲，对学生，尤其是家庭困难特别关心的贺古平老师；总是哼着小曲上下班，工作上一点儿不含糊，常代表学校出去参加讲课比赛胡玉兰老师；以校为家，一直教语文，又爱在教研杂志，报纸上发表点小文章，有着“秀才”的雅号刘吉瑞老师；年龄60岁有余，穿着秀长黑棉衣，像爷爷般教一年级语文的贺桂年老师（退休时仍未转正）……他们长年在山村学校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职业精神一直影响着我，感染着我，激励着我。
这是刚走上“三尺讲台”时的我。在长埠小学，收获了成长，收获了快乐，收获了友谊，也收获了爱情……我很留恋那段“山孩子王”日子，那是我一生的荣耀。而今，长埠小学早已新建搬迀到另一山头，曾经的校舍早已残垣断壁，成了贫困户的光伏扶贫基地。但每每路过长埠时，我总会不由自主的透过车窗看看曾经工作的地方，回味起当乡村教师时那远去的青涩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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