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都，百村卅姓不在唐
苏子舟行鄱阳湖夜泊都昌，说过“灯火楼台一万家”。诗家说万，意多而已；其实，宋朝鼎盛时期，全国人口也才八千多万，少时不到四千万，那时整个都昌，加起来也没有万家。
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南康府都昌县有8537户，38919人，此时人口比前朝已经多出许多了。
按明朝的调查数据算，六都大约有二百户。六都包含现在的周溪和西源，光是周溪，大约就是百多户。
这人数跟现在的村数是吻合的，周溪镇现有百村三十多姓。差不多，每一个村都是一姓，极少量的村有两姓（利家有熊、利，曾家有曾、何），只有一个小村有9姓（俗称九姓十八烟，古人以“烟”记户，一柱炊烟记一户，有分家随烟的说法）。
这个现代被称作“周溪”的地方，数百年间荒无人烟。从各村宗谱上查，多数村都是明洪武及之后不多的年份里从外地迁入的。因着什么原因，六都这个地方，次第冒出近百户人家？
原来，洪武的人口迁徙行为，并不只是湖广填四川。
鄱阳湖西北岸，自从南北朝时地面下陷，鄡阳地面沉入水中，鄡阳人家“作鸟兽散”，如今真不知去了何方，说是说“沉鄡阳，立都昌”，那不过是县治而已，而人口早已散去。鄡阳地面几无人烟。
一些人在自己的家乡接到迁移令，半因被迫半向往，背井离乡去了都昌一个地方。山上有柴，河里有鱼，沃土千顷，只待开发，说是曾有十八家打金店，红马白马腾云飞，肯定是好活命的地方。
陆续有人来开发，一户人家占一方水土，到底可占多少，应当受到官方的限制。大屋场邵家一蒋姓老人说占地是“插标为记”，这也没有说明土地是分配还是随占，“插标为记”是必然，一户人家所有的土地和另一户人家土地的界限当然只能是“插标为记”。
这有点像建设兵团到新疆垦荒，和兵团不同的是，明朝垦荒团是分散式的，人员以家为单位散布各地，各家土地、水面均有界定，没有明显自然界记的就“插标为记”。人是有了，还没有村，来的人搭棚为屋，方圆里余才有一屋一家。对那屋那地的命名，按那户人家姓论，张家、王家、刘家、李家……人口繁衍，下一代成家，就造新屋，这新屋并不造在老屋近旁，而是按原有土地划分区域，造在新屋主自己的领地上。于是有老屋罗家（原屋成老屋）、大屋刘家、新屋刘家，新屋程家、中屋里曹家、新屋下曹家……的说法，也有先来的住民迁走，后人补上，地名记下原屋姓氏的，如蔡公汊、王公汊、景家汊（此几村均本姓人）。也有不称“屋”、“家”直呼开发者姓名的，如吴万高、曹福缘、万镒咀、林九里。也有的屋（家）在姓前加上地形特征或原有地名，如禾场山（江家）、青旗湾李家、箬堑背邱家、土桥垅张家、古塘堘刘家，西边汪家……这是为了区分同姓（主要是兄弟）家（村）的原因。
女性自然生育，一人可哺乳十多个孩子，在大灾难来临之前，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屋子多了起来，聚居是必然的，这才有了村，村名还是原来的屋名。今日，周溪镇有几个千人以上的村，依然称“家”，如刘家、高家。
少有杂姓村，其实那是自然形成的，土地是活命的根本，标的既定，只在自己家里的子嗣里划分、继承，外人是进不来的。土地流转也只在家族内部存在，外人无法融入。
不成村之前，各姓人星罗棋布着居住，这对预防传染病来说是有利的。到清康熙年间，那百户人家迅速成长为一百多个规模不小的村，人口数从四百增长到四万。人口密度大，生存条件却非常有限，几十个人住在一屋的现象非常普遍，周溪地区至今残存一些清中、晚期遗留下来的棋盘屋，明显那就是当时一个大家族合住的屋子。一般的棋盘屋，除不住人的厅堂外不过有四、五间房加一个拖铺（中堂后的小室），很快每一间房都住满满一家（一房）人。现在都昌人尚在使用的“房下”的概念即来于此。确实住不下了，搭茅棚也要住到外面去，“三房里”、“五房里”、“七房里”之类的村庄诞生。更多的人，本来就只住泥瓦、茅草屋。茅草屋里也是拥挤的人群。病毒传播、战争、天灾引爆“人瘟”，人口出现断崖式下降，以周溪镇万镒咀刘家（村）为例，康熙年间曾有“从”字辈160多人，清末的“永”字辈却只有十数人。
这样的盛衰变化绝不只有一个来回，神州大地上一直在演示着这种残酷的自然生态。在我的出生的村里，湖滩上有大量的坟墓，有一个墓碑，记录了这个长眠者竟是开发者的孙子，就是说，只是到了四、五代，大量的死亡就开始了。湖滩是低洼地，坟茔每年都有一段时间浸泡在水中。而中国文化是非常忌讳先人“坐水牢”的，坟茔处山不靠水，故称坟茔为坟山。许多人埋在低洼地，正是说明了死亡的不正常，要么是因为死亡时太年轻，犯讳不能进祖坟山；要么是短时间里死亡的人太多，祖坟山没了地方。
按宗族，我是万镒咀刘家“大房”人，这个“大房”也是开发者的孙子，就是那个有墓碑被葬湖滩人的哥哥。真正的“大房”是开发者的大儿子，那个家族曾非常兴盛，曾有“八副书箱”——教书先生就有八个，令人感叹的是，如今村里没有一个真正“大房”的后裔。我家族里现在“大房”的所有人，都是开发者四子的六世孙，就是我说的“从”字辈，当时“大房”有二十七个“从”字，这个从宁是最小的，上谱的时候，他还是个幼儿，所以谱记信息非常有限。
这个地方，缺乏有隋、唐、宋、元人文，洪武移民政策出来之前，可谓“地广人稀”，六都地面，了无几人。百村三十姓，几乎都是外来移民。移民前仅有谭家，也北宋时外地迁来。在周溪东南部鄱阳湖岸曹家山（康熙版都昌县志记录此山，其实无山，只有一个小树林）前200米，有北宋时巢氏坟茔，并非此处有巢村，那人是在湖上遭遇意外就近埋葬的。今属周溪的棠荫，王姓渔民第一个上岛居住，也只是洪武二年的事。
地广人稀为哪般？
地面下沉，兼有地震发生，大片土地成为河床，人员渐次外逃，因为心存恐惧，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土地要沉入湖中，那些人尽量“远走高飞”，原本未陷落地区的居民也一起远走他乡。
“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
“荒唐”，“芜宋”，几星南北朝以前的尘埃，在城头山上方的夜空里飘荡。
打金店
十八家
有星有月虎头下
仅以众多的打金店代代口传当年虎头下的繁华，虎头下，真有一山石如虎头，在鄡阳县治遗址东北一里路之遥，如今春夏时，那里一片“汪洋”，枯水时，虎头就在鄱湖水里独念前朝。
枯水的时候，我喜欢到河床去，寻不到唐诗宋词，寻不到教坊酒家，但寻到了铜钱、碎陶。鄡阳县治遗址，残存的文物基本上都是汉代的，城墙砖、青铜镜，五铢钱，我亲眼目睹的是黄釉四系汲水罐。碎陶很多，多是汉时陶制器皿残片。
最令人欣喜的是，这一带有大量新石器。
七年来，我在河床上发现三个新石器遗址，石器之多，文化之独特，都是令世人惊叹的！
这个缺失数朝人文的地方，万年前，许多中华文明在这里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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