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叔在北京
小时候，春柳就知道叔在北京当兵，并引以为豪。他经常在同伴们面前拍胸脯说:“我叔在北京，你小子惹了我，我叔用勃壳枪崩了你!”
春柳因为叔在北京而当上了孩子王。
叔在北京是全家人的骄傲，父亲时常在闲时与左邻右舍聊起叔来，说:“我弟方正这小子真有福气，原来体检有个小毛病，脖根有块红斑，光着身子看得到，穿了衣服看不见。带兵的硬看中他小子的机灵，破格带上了他。”爷爷总讲破格这件事，因为叔特殊才破格，因为叔肯定机灵得讨人喜欢才被带兵的要了去。破了这格就有可能破那格，果然，叔在北京当兵一当就当了六年，再当下去都成老兵油子了。第七年，叔就破格提了干，穿了四个口袋的军装回家。顿时，家里的亲朋好友，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看春柳叔的四个口袋的军装。全村人都在猜测，是排长呢? 还是连长呢? 是营长呢? 还是团长呢? 甚至有人猜到师长、军长了。师长、军长的军装也是四个口袋呀!
父亲说不知是什么长，反正四个口袋的军装就穿上去了。一时间，叔在全村就出了名。叔探亲假10 天。10 天就让父亲忙了一冬天的块柴烧光了。每日的开水从早上烧到晚上，家里的条凳总是被坐得歪了脚。左邻右舍的桌凳全借过来了。（叔走后，左邻右舍辨认了半天才把凳子看清楚。）有些人来了一次又一次，听了一遍又一遍叔讲部队的事，叔讲北京天安门的事；有些特意来看我叔长的模样。外面的人说我叔长得标准，长得帅气，反正晚上没事，那时没有电视,与其看天上的星星月亮，不如看这个地上的名人。
春柳记得来说媒的来了许多。人家说媒都是男方出鸡蛋彩礼，他叔倒回来，媒婆揣鸡蛋来说媒。弄得春柳一家每日都辣椒炒蛋，饭总是不够。大姑娘羞怯怯的进了一拔又一拔，大多数背地里说:“我们哪有这命，不要说嫁个当官的，能嫁个当兵的就梦里偷笑了!”
虽然说媒不成，见个面也好，说不定这当官的某日犯了错误，自己能捡个漏呢!
倒是叔忙坏了，也乐坏了，成天张着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笑迎八方客。
叔的婚事当然没有被谈成。爷爷说:“你小子要胸怀大志，讨个北京姑娘作老婆。今后要到北京生根发芽呢! 你恋泥土就没出息，我家祖祖辈辈十几代都是种田为生。”
弄得一位与叔相好的邻村女，捂着干净暗香的手帕，从春柳家里哭着跑出去了。
叔便走了，这一走就很少回家。
春柳每到过年都问爸爸:
“叔回来过年不?”
“不晓得!”
问爷爷:“叔回来过年不?”
“不晓得!”
叔就象嫁出去的闺女，只有嫁出去的闺女才会不常回家。但是全家人、全村人都一直希望着，等待着，准备着。
每次送信过来，全家人都要聚在煤油灯底下，请我们语文老师( 堂叔) 逐字逐句地读。村长来了，又读一遍；族长来了，再读一遍。后来，叔的官不知做到了多大，反正信越来越少了。最后，是他在北京成亲的那年，寄了十张相片回来。叔果然讨了一个北京姑娘做老婆。北京姑娘的大盘脸，烫的是齐耳的卷发，乐得奶奶说那像上海丫拉的头发，端详了一整夜，煤油灯还换了几次油。
然而，叔结婚后就少来信了，到底他做倒多大的官，只让春柳一家和全村人去猜了。
春柳高中毕业就跟父亲商量，没有考上大学就到叔那里，让叔找份事做。
父亲狡猾地打起了算盘，被爷爷发现了训斥了一顿:“你春柳，不能去麻烦他，他是国家干部。咱再穷再苦都不能让他犯错误!”
“犯什么错误? 顺嘴的事！”父亲不耐烦地顶了嘴，还蹦出一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气得爷爷的花白胡子直发抖，严肃地说“: 国家，国家，往往就毁在你们这些人手里!”
春柳差点被爷爷的话语笑岔了气。他几次在乡邻面前学爷爷的样，抖着手指着别人激动地说:“国家，国家，往往就毁在你们这些人的手里!”
老天爷，叔是多大的官啊! 种了一辈子田的爷爷，竟然有这样的深明大义及爱国热情。“国成了家里的国了!”
虽然这样，爷爷的话语，春柳笑后便变得刻骨铭心。他毕业后没有去找叔。但似乎，他一家似乎对叔记上了仇，原因是爷爷在约束，再次是父亲的牢骚。父亲说:“有什么用呢? 侄那么大了，从来没有一句关心的话!他自私呢! 春柳你要有出息，就自己找事做!”
十八岁的春柳高中毕业后便去打了工，但他心里，一直叨念着:“我叔在北京。”
以致现在，晚上休息时他与四川工友不知谈到什么话题，扯上了叔，说:“我叔在北京，官大着呢!”
四川佬听了说:“啥子官哟? 我亲爹还在北京呢! 格老子的!”
春柳自己也说不清叔到底是什么官? 只知道转业了，是什么处的处长。处长有多大呢? 大了! 人家说县处级，已经是县一级的大官了，况且还在北京呢!
家乡县上许多人每年都有人来找一些信息回去，或者抄个地址，或者留个电话；把他家的几口人，甚至连几头猪都问寒问暖了，然后放心地走了。又听说，县上有几拨人找过叔办事，还办成了事。爷爷听到很矛盾，他每次都不乐意有人来找叔的电话号码及工作单位。办正事那当然应出力，问题是办的那些事，是不是事?
一年春节回家，爷爷托春柳写了一封信给叔，信中说:“正儿，国乃家之国，家乃国之家!皆事必是事方办事，非事办事即非事! 国字如磬万斤重，时刻警惕留芳名！……”
写得春柳大骇，他好奇自己的爷爷如高人隐居于农舍一辈子。春柳问父亲，父亲也说没见过他有文化，只知道爷爷识得几个字。
春柳在东莞的一家家具厂做喷涂工，他原来做了两年杂工，深得班长欢喜，便得到机会干上了喷漆学徒。半年就出了徒，工资涨到了两千多。但是，他经常一边喷漆一边想，找个机会去北京找一找叔，说不定真能给自己找份如意的工作。喷漆这工作又脏又累，而且久了还伤身体，每日下班他都咳几口浓痰肺部才舒服。虽然工厂发了口罩，可是口罩也挡不了油漆味，加上车间闷热，没人愿意戴。
父亲说得有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就说他们A线的喷漆车间，课长任自己的弟弟为组长，任自己的表弟为班长，人家没文化，倒深刻地认识到“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道理。课长时刻地警告那些不服气的员工:“怎么着? 怎么着? 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是签个名字的事( 离职书上)。”春柳听到心里不服，他说:“奶奶的，一个打工的课长，算什么鸟! 我叔在北京呢!”
喷漆线上百人员都知道了春柳的叔在北京。不知是自己讲出去的，还是别人给他宣扬出去的。反正许多人高兴都爱在春柳面前丢出一句“: 我叔在北京!”
言外之意——“他奶奶的，怎么还在这里受窝囊气!”
一日，春柳被课长狠狠地训了一顿:“吴春柳，你瞎了眼! 你喷到什么部位去了? 你以为这枪是你的生殖器，想射到哪里就射到哪里! 他妈的重来，没补完就别想下班。”后又丢来一句:“不想干就滚! 他妈的滚到北京去吃国家的饭!”
春柳心里可以承受任何脏话。在这个地方打工，打工的人蛇人鬼，什么样的人都有，他是看那喷手一个月比其它工种多一千元钱，才在这里呆下去，要么他真的上北京去了。
这天，被课长骂出这样的话，春柳却无法忍受了。他一丢喷枪，心里一边说:“狗日的，离了你课长我没地方找吃的?”他立即去了办公室拿辞工书，半个小时就办完了一切手续。
虽然工资要到下个月末来取，春柳感觉到从来没有的一身轻。在外打了三年工，每月休息一天，一共休息三十几天，今天及以后，想去哪就去哪，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了!
经理在签字时对他说:“真想走?”
春柳说:“是!”
经理又说:“他妈的! 你做错了还不服? 课长这鸟人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如果想做，我当你的面骂他妈的一顿!”
春柳叹了一口气说:“经理，算了吧!”
经理不快地签了名，边上一个小姐说:“他叔在北京呢! 人家要到北京上班了。”
“上班”这个词说得特别重，与打工有本质的区别: 打工不是一天八小时，而是包括加班十二小时；没有双休日或者单休日；打工没有白天及黑夜；没有五险一金；打工一句话就彼此告别。上班不一样，上班的人受人尊敬；不会犯了错误说叫滚蛋，顶多批评几句；有大小礼拜，有国家假日；过年过节照拿工资，还有社保，有养老退休金……
春柳在离开这个厂时，就被“上班”这个词折磨了一整天。他住在旅馆里想了许多，决定还是去一趟北京，说不定叔真能给他找一份事做，做的那份事叫做“上班”。
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走出火车站时，春柳的心脏就扑通扑通地跳得紧张。
紧张什么呢? 春柳往胸口按了按，让那颗心平静下来。这里是首都北京，小时候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北京。春柳理解这种紧张，那是神圣的紧张，与国家心脏贴近的紧张。
“国家”这时在春柳的心头闪现出来，爷爷“重如磬石”的比喻也冒了出来，感觉背上的行李压得春柳有些气喘，虽然行李才十几斤，里边除了换洗的衣服，日用品之外就没有其它的东西。
他喘了一会儿粗气，按压乱跳的心后，在火车站买了一份北京市地图，找好了公交车号，便歇了一口气。他吃了一海碗面条，又啃了一根羊肉串，坐上公交车，便左顾右盼地打量这个祖国的“心脏”。
大城市都这个样子，车多人多噪音多，楼多路多立交桥多。他希望能途经天安门广场，但今天是不可能，公交车不是的士。坐了一个小时的路才抵达香山新居。
当叔骑自行车过来接他时，春柳心里凉了一截；当叔载他至香山新居背后的普通民居时，春柳心里又凉了一截，以致觉得秋天的北京有些冷，春柳想身上加上毛衣；当见了未曾见面的婶婶脸上的表情时，春柳几乎想拔腿走人；当看见堂妹那副高傲的表情时，春柳就从心底作出了决定——此地不宜久留。但出于对叔的尊敬，春柳不敢造次。
“他是春柳哥! 这个，你春兰妹。”叔这样介绍。春兰妹用京片子舌头说:“哦，我的名字原来有这样的来头儿?”堂妹斜视着他，仿佛与她一脉相承的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皮黑且瘦，眼睛没神，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牙不平整，话语不多而显木讷。看得春柳嘿嘿像油画上的农民一样的憨笑。
到吃饭时，春柳看见一家人的饭，才一小盆。饭盆只有春柳读高中时用的饭盆一样大。他饿的时候一个人的饭量就是现在这四个人的。
春柳小心地盛了一碗，手捏着筷子在叔不停的“吃，吃，吃”的催促下，不知如何下手。
吃，吃，吃，吃什么呢? 五盘菜，像喂鸟一样，一下筷子一碟菜就会没了，四块豆腐，几块鱼，几片小白菜，几根猪耳朵，一碟酱香菜，每盘菜数都数得清。
饭桌上如此，屋子里也不显富裕，彩电还是二十一寸的康佳, 国产货；厅里的沙发也坐白了； 几件家具都是旧的，竟然还有缝纫机，而且还在用；家里贵重的是一人一辆自行车，( 后来春柳看到，一辆堂妹上学用，两辆叔婶上班用)冰箱、洗衣机呢? 酒柜呢? 壁橱呢? 高档烟呢? 哪怕是空的月饼盒也可以显示出叔工作的重要性。
没有! 那些该有的都没有！两居室的屋子被春柳饭后像用贼眼扫了一遍，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
这就是北京处长的家! 春柳心凉得直冒虚汗。他掀其衣襟抖动着，以掩饰自己的失望。
更让人失望的，春柳的手机已经接了三个电话，叔的手机半晌无音，让他不由地猜测——他是不是十三陵守陵处与鬼魂打交道的处长? 怎么连个电话都没得联系?还指望他找份工作!
春柳正纳闷地坐在沙发上按电视遥控器。叔洗好了碗筷，解下围裙过来说:“北京这地方没有珠三角长三角那么好找事。”于是谦笑, 满口整洁的白牙还在，只是那张脸不是当年细嫩的小白脸，皱纹也爬上了额头，鬓角现了几根白发，像早春的路边月季一样，躲躲闪闪地开放。
“抽烟吗?”叔象记起了什么突然问，又谦笑说:“我不抽烟，家里也没烟。”
春柳说:“我也不抽。”其实他会抽，但烟瘾不大，不敢乱抽，家具厂禁烟，禁得习惯了，他不好在叔的家里吞云吐雾，污染这小屋子的空气。
“不过，事情可找到来做，不知你乐不乐意?”当叔坐在春柳身边，搓着洗碗筷的处长的手说。春柳听到惊讶又兴奋地说:“做! 有什么不乐意!”
叔便掏了手机，按了几个键，一会儿用土话说:“田生，我是方正，你那饭店要帮手吗? 我侄过来了，多少钱一个月? 好，好，好，再见。”
“我们镇坳上田生在北京办了一个餐馆，他要一个洗碗工，一个月一千。你去我下午就带你过去。”叔对春柳说。
“洗碗工?”春柳失望地说，眼瞟着叔的双手，说:“一个月才一千! 我在家具厂喷漆一个月二千多呢?”春柳说不下去了。
叔也皱了眉说:“你二千多的工作不干，来北京找什么事? 我才二千多呢!”
“能找事就找事，找不到事出来散散心。”春柳解释说。
“散散心好! 散散心也好!”叔高兴了，为侄没有给他出难题而高兴。
春柳看得出来，也嘿嘿嘿地笑说:“在广东，我那喷漆的手艺也是一门技术。是怕患上职业病。”
“那你得戴口罩。我有空给你找一找哪种更适合喷漆的口罩，到时我寄给你。”
叔只能在这方面热情帮忙了。
一会儿，叔抬手看表，春柳看到主动说:“叔，你要上班就去，我也去转一转。”
“转一转，好。”叔应和说:“要不等到明天，星期六叔陪你去逛逛。”
“我先转转，一下午呆在屋子里看电视会憋得慌。”春柳说着起身，他虽然有点累，但年轻人没有累得躺在床上歇息的道理，他便与叔一并出门。
在大门口，叔指给他搭车的地方，春柳说“: 叔，你放心。我一个人行李都没带，哪个角落我去不了?”
春柳不一会儿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下了车，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往四周张望。
广场上人不多，有几拨人照着相，春柳的胸口似乎又被什么东西填满。天安门在对面，人民英雄纪念碑跟前，一方国旗在迎风飘扬，春柳耳畔似乎响起了耳熟能详的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让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国歌庄严、雄壮，让人热血沸腾及热泪容眶。
广场安静极了，春柳胸口被填得眼泪几乎溢了出来，一种虔诚的膜拜几乎让春柳匍匐在地，用心去贴大地，去贴祖国的心；从来没有的高尚情怀也涌现心头，春柳索性席坐在了广场上，沉思良久。
吸足了广场上的地气，晒足了广场上的阳光，心里回荡着无数次的国歌，春柳有了一种满足感。他打开手机，拔了家的电话。是父亲接的，“喂，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叔? 上班去了。没有，我是请假来的。叔帮忙? 叔帮忙!”春柳撒了谎，“不麻烦他，他忙呢!”刚讲完。不一会儿，手机响了，是家里的。
春柳忙打开手机，爷爷激动的话语就传过来了:“你在北京? 谁叫你去北京?忤逆啊! 忤逆! 亏你是读书人，你去烦叔做什么?”
“爷爷，我没有烦他! 国家是叔的，是你的儿子，也是我的叔叔! 我就不可以上北京吗?”
春柳心里也有些生气了，好像叔是国家主席，他是跑来要个省长当当一样。
“没有，你去北京做什么?啊？”
“看一看就不行? 我明天就回家。我没有烦叔!”
“没烦就好! 没烦就好!记得，不要麻烦他哈！”爷爷在那边舒了一口气，得到他的保证，才挂了机。
春柳想笑，没有笑；想喊，没有喊。两眼已是热泪盈眶。
他几乎成了蹲在柱上的那只朝天吼，无声地蹲在柱子上面。本来很好的兴致，让爷爷的教训冲淡了许多。春柳索性搭上了去长城的车。
“不到长城非好汉”好不容易来了一趟北京，说不定明天真的回家，不上长城让人惦记。
来到长城脚下，几堆人都失望地谈论什么? 春柳上前一看，“游人止步。”
“禁止游人! 怎么轮到我来北京就禁止上去?”春柳有些急躁地问。
工作人员在解释说在修护这段长城，再上去就全要塌了。
有一个激愤青年说:“那你们干脆用绸布把它包起来好了!”
有人嚷:“长城俺也有份! 今日俺来咧! 凭甚不让俺上! 俺上去摸摸砖不行?是甚理?”说话的是一群民工。
无辙，来一批撤一批。春柳返回叔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他在外吃了饭才回去。刚到叔家门口，就听见婶对叔发牢骚:“用你的被子吧，那里住一晚要五十呢!”
春柳后悔回来，他应该自己找个旅店住下才对。正犹豫间，门开了。叔仿佛有第六感应知道他回来，搂着他的肩进来说:“将就一下，睡大厅，厅里还有电视看。”
“叔没关系! 没关系!”春柳说，心想我什么地方没有睡过? 在广东找事做的时候，睡在树下，睡在山上，睡在桥底下。这里是厅内，还有沙发睡，比以前要好多了。
一夜，无话。春柳努力去回忆叔在自己记忆中的影子，怎么寻找都与现在的叔对不上号。
夜里叔陪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官不大，但为家乡也做了一件事，批建了一黄江水库电站。我帮不了你们，感到惭愧!”
春柳说没关系的。他知道黄江水库前年被政府卖掉了，什么国企改制，那老板每年要赚上千万。政府为何要卖? 为什么有钱就什么都可以买?这些叔肯定不知道，他还在自豪为家乡办了这件好事。世道都变了，叔似乎没变。
这一夜，春柳彻底长大了。那句“我叔在北京”的话语躲进骨缝里去了。春柳想找都找不出来。不知什么时候，他便睡着了。
第二天，春柳提出回家。叔问:“天安门，长城你都去了?”
“都去了，那段长城被禁止游览了。”
“我陪你去故宫看看吧，来一趟不多住几天?”
“不了! 我不稀罕旧时皇帝的东西! 更不想看那些落满膝盖的地方。”春柳说了一句很哲理的话。
叔惊诧这个侄儿的话，心里一定很欣慰，一脸的欢喜及无奈，也没有挽留，说:“那我，送你去火车站。”
“不了!”春柳说:“北京我都快熟了。”
“给爷爷买点什么东西回去吧!”叔掏了半天，掏出两百元钱。
“我带了几千块没花呢! 我会买。”
“你买的是你的。”叔把钱塞进了春柳的上衣口袋。
婶一边格外地热情起来“: 怎么就走?不多住几天?”一边帮春柳提了行李袋。
“我回去了，我那边工厂催我赶快回去。”春柳很快撒谎说。
“下次有假再来北京玩儿。”显然婶认为这次接待这个亲人最省事。
春柳还是让叔陪他坐上了去火车站的车。在火车站，两人找着送给爷爷的礼品。最后，两人同时来到有国旗的摊位前，春柳决定用叔的钱给爷爷买一面鲜艳的国旗作礼物。
叔惊喜地看着春柳的举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春柳说:“我就不买皮鞋回家!”( 十年前，春柳的父亲上北京找他。回家时叔买了几双皮鞋送人，春柳父亲回家后分发叔的礼物，结果发现皮鞋是大余县章江皮鞋厂制造的。章江皮鞋厂就在自家县城，这个笑很快传遍了大余县。)
叔顿时笑了，说:“你还笑叔! 叔是觉得那几双皮鞋亲切，才给你爷爷他们买的。”
接着，叔捧起国旗说:“你长大了! 爷爷一定喜欢这礼物。”
“他肯定喜欢!”春柳补充说。
“春柳，你不怪叔没有帮你吧?”叔问。
“怎会呢? 你如果违规帮我，我回家会被爷爷的拐杖敲死!”
“唉!”叔似笑非笑，似叹非叹。
因为是周六，叔休息，他一直送他上了火车，才离开。春柳的心，像北京的香山秋枫一样火热。对叔的误解全被叔的目光冰消云散了。
在火车上，春柳拔了电话给公司，说:“李经理，我是喷手吴春柳。我可以返回工厂上班吗? 谢谢! 但我有个条件，我不去A 线，到B 线去。那行，我先回趟家，过几天就来。”春柳的部门经理很爽快的答应了他。喷漆毕竟也是一门技术，每个厂家都需要。这一点让春柳心里踏实。同时，对自己说：有一技之长，怎么老想着北京的叔呢?
春柳回到家里，捧着鲜红的国旗递给爷爷时，说:“爷爷，这是叔送给你的!”
爷爷洗了双手，擦干水，捧着国旗，山羊胡子抖了半天，两行老泪淌在了苍老的脸颊上。
最后，春柳按爷爷的吩咐将国旗挂在爷爷的床前。这样，爷爷每天早醒来都能看见。
挂好国旗，春柳的眼前也是鲜红一片了。
200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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