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六岁的时候
如果有人问我最难忘的岁月，我想应该是十五六岁的时候。
十五岁，即1980年，我正走读初二，成绩中等偏下。从老家到学校，需翻越一座大山。每天鸡叫起床，自己煮早饭，一般是红苕稀饭，边煮饭边看书。吃过饭，天未亮，肩挎书包，手举火把，独自上路，先入教室。
经过小学和初一淘汰，两三百号人的生产队，只有我还在读初中了，同龄伙伴大多修地球。家人对我无所谓，能读就读下去，不愿读便接班，多个帮手，求之不得。但我向往城市，憧憬美好生活，暗下决心，跳出农门。
上学的山路陡峭不平，要穿行菜地、墓园、田坎、堰塘、水渠、荒坡、悬崖、森林、卡门等处。在黑天瞎地时，每走一步惊心动魄，特别是雨雪天，溜溜滑滑，稍不留神，猛摔跟斗。一次，掉落冬水田，旧棉裤浸透，又沉重又冰冷，凳子坐出一滩水，我冻得瑟瑟发抖，仍咬牙坚持，上完一天课。
无论上学还是放学途中，我很少与同学结伴游玩，总是手不释卷，边走路边看书，即使摸黑也在默背课文、公式、定理等，直至滚瓜烂熟为止。不仅如此，割草弄柴，做家务等，也怀揣书。利用劳动间歇，争分夺秒学习。
十六岁，农村缺粮，仍难充饥。中午，住得近的学生回家吃饭，住得远的则与老师搭伙，我通常仅蒸一网兜红苕，没有红苕的日子饿肚子。同学在教室吃香喷喷的罐罐饭，我偷偷躲往校园后的竹林看书，有时望见厨房流口水，下午上课肚子咕咕叫。放学回家，赶紧揭开猪食锅，那里热着母亲留给我的午饭。
临近毕业会考，班主任反来复去讲，决定穿草鞋与皮鞋的时刻要到了。事实上，通过不断摸底考试，大家心头都有谱了，有的差生干脆退学。最后，选拔颇有希望的三名尖子生补课，我从四十多名应届生中脱颖而出。我们开始住校，在学习上开小灶，由课任老师讲题、押题，强化训练，精心备考。
我对授课内容触类旁通，求知若渴，突发奇想，向毛二哥借阅高中一年级教材。他是本队唯一的高中生，1979年高考落榜后，便安安心心务农了。我挑灯夜战，自学数理化和语文等主课。结果，预选淘汰一名尖子生，我又获中专考试资格。考场设在县中，这是我第一次进县城，与另一名同学住在县委招待所。苦夏炎热，我俩也首度吃上冰糕，喜不自禁。
不久，考试成绩公布，我名列学区榜首，成为建校以来首个中专生，也实现全公社零的突破。校长亲自将录取通知书送我家，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还办了一顿谢师宴。不少人说我的命好，祖坟冒烟。为转户口，我与父亲挑粮去粮站时，路遇我曾心仪的班花，她破天荒主动打招呼，露出满脸的灿烂笑容。我多么开心，又想入非非。
可惜，后来她嫁给另一位当了木匠的同学。中专落榜同学则读县中，考上大学，毕业分配大型国企，工作不顺辞职下海，在家电行业赚得盆满钵溢，捐款修建乡村公路，父老乡亲赞不绝口。如今，农民进城多，来去自由，然而，春节还乡，偶遇毛二哥，他年逾花甲，贫困潦倒，竟当众点评，还是我混得好。他固执地认为，有学问比有钱好。
我不置可否，却感激不尽。1981年中考，难题恰似高一程度，要不是他借课本，我多准备了一手，我也会落榜的，说不定比他更惨。十五六岁的我，命若琴弦，全靠勤奋，改写了命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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