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花环的葬礼
没有花环的葬礼
短篇小说
七月十五就要到了，在市场上的人们纷纷购买烧纸、纸钱，金铂银铂之类的用品来祭奠已故的亲人。
这不能不让我想起，我的母亲离开我整整有七年了。
在这七年时间里，我没有一天不思念我母亲的。母亲是一位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人，但母亲这一生所做的事，虽然不是惊天动地但也远远超出了她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村人范围。
可是，母亲在临终离去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个花圈和挽联，想起当时的情景我就痛心和难过。
母亲的一生，生有两儿一女，是再婚之后才生下的我，，她与前夫生有一女一男。再婚后，我父亲的先房留下一子，三窝加在一起，有三儿一女。可是我们这四人……咳！却没有一个人当县长的。子贵母荣，母亲也该走得这么寒酸，除了长寿到八十六岁，这一生道也没有什么耀眼的光环。
母亲是一九二零年出生，在十四岁时，被外祖父赌钱输给了一个大户人家去做使女。由于泼辣能干，在十七岁时，被这大户人家的当家人看中，就给这大户人家的少爷做了妻子。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大户人家的大少爷，好吃赖做，不务正业。母亲那时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度过的？
这位少爷整日与不三不四人来往，久而久之不但染上了吃、喝、嫖、赌等恶习。更与一些官僚人家的纨绔子弟混在一起，整日在外花天酒地，最后竟与地痦流氓，国民党的党棍，国民党失意军官搅在一起，欺压百姓，所作所为让我母亲伤心至极。这个少爷秧子，在外面有时把他“朋友”们的手枪带回家来玩儿，母亲不是让他拿得远一点，就是给他扔到外面去，母亲是不愿意看，也更不喜欢这样东西的。可谁知后来，却因为这样的东西，两次与带有这样东西的人打了交道。
母亲出身贫民，同情百姓，又有着正义感，哪怕是在极端的恶劣环境中和高压下，她也是暗中倾向革命的。
我要讲的故事，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一九四五年冬天在我母亲身上所发生的故事。
那是这年初冬的一个早晨，母亲听到鸡鸣，就起来为大户人家的全家人做早饭，她先打开灶堂扒净了里面的灰，点着了里面的火之后又打开了大门，到大门外路南去倒从灶堂里扒出来的灰，顺便再抱些柴禾回屋烧火。在大门外她一转身，听到了附近有人在呻吟，她仔细听一下，才知道这个声音是来自于自家大门西的碾房里。 她来到了碾房门口仔细的听，确实在碾房里有人呻吟。她回到了上房取来了一盒火柴到碾房里的碾盘边上擦着火柴一看，有一个男人躺在碾盘边上在“哼，哼”着。 母亲一个人想；这大门外面就是东西过往行人的大道，这个男人一定是病倒在这里了。她伸手摸一下这男人的额头，男人的头滚烫滚烫。从他身上也散发出一股蒸人的热气。 母亲费了很大的力气把他扶到碾盘上，想要把他背到上房来，当母把他背起来的时候，发觉这个男人的怀里有一个硬邦邦的东西硌了一下母亲的后腰。母亲又把他放下，从他棉袄大襟里摸出来这硬邦邦的东西竟然是一支驳壳枪。 母亲见此东西她大吃一惊，她把这个男人重新放回碾盘上，又擦亮了火柴在他的脸上重新照一遍，咋看此人慈眉善目，虽然双目紧闭但不难看出此人一脸正气，不象恶人，可他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母亲思索一会，她断定这个人肯定不是土匪，因为土匪都是成帮结伙出来打家劫舍，他是一个人单枪独马，病倒在碾房里的。 经母亲紧张的思索和判断，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关外必有一场拼死相争，此人不是国民党的谍报人员，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不是大恶也是大善！母亲在心里想这里，她一咬牙便从嘴里说了出来：“不管是什么人，他已经病倒在这碾房里了，先把他救活再说。”说完，母亲趁天还没大亮，街上没人，就又把他背起，悄悄的向上房走去。 其实这时的母亲家在本地虽然是一个财主，可是这一家里并没有多少人了。
这家老一辈的当家的就是母亲的爷公公，和她的老公公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染上了一种叫霍乱的瘟疫，那时的农村本来就缺医少药，再加上小日本鬼子在这里折腾了十四年把老百姓弄的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财主虽然是有钱，可是也不能经常到义州城里去买药和到大医院去治疗。好在母亲嫁给这个大家庭里，自己有人在城内中药铺里当坐堂医生，财主家这以上两辈病人，比别家还多用了不少的好药，比村内其他的病人还多活很长的时间，就在这年刚入冬时就相继死去了。 母亲的男人经常在外，别说是本屯人、就是家人不清楚他在外面做些什么。
现在母亲的一家里面只有两个长工，顾二和孙三，还有个短工是孙三的亲侄子叫孙长久这三个人，可他们只是张家的长短工而已。这时母亲自己还有一个不满三岁的女儿，连扛活的和短工加在一起才只有五口人吃饭。 母亲背起这个病人，在临进大门时，她机警地向四面看了一下，见没人，她迅速地将病人背进了上房的西耳房内。
她把病人背到这里不仅是为了掩人耳目，还因为这耳房内有夹壁墙。 这夹壁墙是在一九四二年日伪统治时期所修。 母亲自己做主在这耳房内修了这道夹壁墙之后，经常在夹壁墙内藏放在当时的犯禁物资。 在抗战的最后两年，也曾在这里掩藏过抗日的人仁志士。当然在藏人时也都是母亲一个人所为，她是不能也不敢让这财主一家大小知道的。也更不能让扛活的长工和外人知道了。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母亲自己知道，财主家的老辈和这一大家人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生性胆小，总怕遭受被掩藏的人连累，那要是一旦走漏风声，被小日本鬼子抓去，给你安一个抗日通匪的罪名，轻者把这一家所有的男人送到北满去做劳工，到那里是死是活就无人知道，何时放回来那更是遥遥无期了。 要是重一点，从被掩藏的人身上搜出来武器枪支，或是反满抗日的宣传品，那就更是无话可说。小鬼子会把全屯人赶到一座场院上，四周架上机枪。鬼子军官抽出他的东洋军刀，象农夫削高梁穗子一样的把这一家人的脑袋削下来，然后连同被杀人的尸首喂他的东洋狼狗。 日本鬼子就是用这种残忍的手段，确也征服了不少中国的软骨头，所以有些胆小怕事的人纷纷的给鬼子当了走狗，给国人当了汉奸。 好在母亲家，胆小怕事的当家老太爷，这时年老多病。此时的家里家外，大小事务全由母亲当家做主了。 就在一九四二年的夏天，母亲给家里短工放了几天假，又给长工顾二开了工钱，让他回到关内去看望他的老爹去了。借此之机，母亲从自己的娘家找来了泥瓦匠，在自家大院内托了土坏，在西耳房内砌起了夹壁墙。夹壁墙门口又安上了佛仙堂，摆上了供桌与香子碗，从此母亲的西耳房内以佛堂重地为由，不准外人进入。这回又在里掩藏了这个被救的病人，这夹壁墙就更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冬底之时这个病人，病情稳定之后，他就决意要离开，他不想连累心地善良的母亲，因为有好几次，屯内一有风吹草动，母亲就把这个重病人背来背去的，怕这个有背景和来历的病人陷入魔掌，遭到不测。 在此其间，还真有两次让义县城内的红眼队闻到了风声，红眼队到母亲家来抓捕，可是母亲也提前得知了消息，就把这个颇有来历的病人背到了东北沟，在一座红薯窑里藏了起来。
一直到义县解放后，城内的红眼队全部落网，红眼队的人才说出，是财主家的长工孙三，被藏在屯内国民党特务的眼线所收买，两次到这家来搜捕，是长工孙三和屯中国民党特务的眼线给城内红眼队报的信。 那么长工孙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在一次结算工钱，这个孙三与母亲结下了怨，那就是四二年，母亲给顾二和孙三放假，长工顾二回关里，来回的路费是母亲给的，在结算工钱时，孙三也想要顾二所多得的路费钱。可是孙三是本屯的家，孙三每天都可以回家，且用不着路费呀！母亲拒绝了孙三这一无理要求之后，从此孙三就对母亲怀恨在心，这次母亲藏人的短处，而且藏的还是男人，让孙三这样小人知道后，他岂有不报复之理？
一年多时间，这个病人病好后，要离开了这里，他也向侠女一样的母亲说了实情； 原来这个人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连长，名叫袁文成。是接受了上级领导人曾克林的派遣，到陕北延安去向中共党中央报告东北目前的严峻形势。
接受任务时袁文成就觉身体不舒服，谁知到了这个屯里之后就坚持不住，病倒在这碾房里，多亏遇到了母亲这样好心的女侠相救，不然袁文成不但向中共党中央报告的任务完不成，而且还会死到这里。 说完他用手撕开了他穿的棉袍里面的衣襟，从里面取出了四块光洋要给母亲留下做为饭钱。
母亲又把光洋给他放回了棉袍的衣襟里并用针线给缝上了他撕开的口子。 母亲边缝边对他说： “也不知你要去的地方离这里有多远，也不知道要多少天才能到达，这钱你还是留着路上用吧，在路上遇到了急事难事，没钱不行。如果到不了，你还可以回到这里来，我别的事儿不懂，只知道你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你们所做的都是为了老百姓，我猜你也一定是个爱国的军人。” 袁文成听了这话之后很受感动，他又几次张嘴却又闭上，母亲心里明白，他是在寻找他那支驳壳枪。 母亲想了一会又对他说： “通过这一年多时间的了解和今天的谈话，你也没把我当坏人，我也就有什么说什么，你寻找的那个东西就先放在我这吧，现在我们这里又不是解放区，更没有区、村政府给你开路条的，你带上那东西是走不出去的。如果你就这样当成一个平白百姓，会更安全一些，你完成任务后不回到这里来了，我会想办法把你留下的东西转交给你们的组织，你们的地下党，我相信你们地下党组织也会给我开好手续的。如果你能回到这里来，那样更好，我会原物奉还的。”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袁文成对母亲也不知如何感激是好。 在第二天，袁文成就离开了母亲这个财主家。母亲送他上路之后的这段时间，在心里悬着的石头也算落了地。 那么母亲为何这样胆大，在当时又为何敢做这样不怕掉脑袋的事呢？原来这是与母亲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有关。
母亲是在一九二零年出生，小时家里很穷，从小到大，她耳闻目睹了旧中国那些贫苦人受欺压的不平之事，心内难平。
那时在义州城西农村过得好一点的人家若有大事小情，都要请来戏班子唱上一两台大戏。就是过得差一点的人家有了大事小情也要请来说书先生说上几段大鼓评词。当时义州城西文化匮乏，那些好奇又有着求知欲的男女孩子们要想知道一点历史，也只能从说书，唱影中对那些古代历史人物做些了解，而说书、唱戏唱影中的戏文内容也不外乎古代的穆桂英，梁红玉。还有后来的红娘子和秋瑾这些历史人物对这些男女孩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不是后来命运突变，母亲会在长大后，真的进山当一名绿林英雄来荡平人间这个不平的事道。 母亲是在十四岁的时候为抵债才走进了离家并不太远的这个外屯财主家的。
那时母亲虽然算不上这财主家的童养媳，可是进了财家之后，却成了这个财主家的一个奴隶。 母亲原名叫宋依兰。 家在义县城西的离城七十里的一个山村里住。 母亲的父亲，也就是外祖父是个赌徒，家里虽然穷得叮当响，可还是外祖父在少年时就染上了好赌的恶习。每年全家人辛辛苦苦的劳作，都被他赌得所剩无几，一年到头全家人弄得吃不饱穿不暧。 母亲在外祖父家里排行老二，母亲清楚的记得，是在她十四岁那一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全家祖孙三代围着一盆刚煮好的菜粥，等着外祖父回来吃饭。等到天黑也不见个踪影。 已经进入了腊月，那严寒，那零下三十几度的气温，整个西伯利亚的寒流就好象专给她们这一家吹来的一样，冷风顺着房门四周的门缝一个劲的向里钻来。那时的母亲用挂了几年的破门帘子把四周进风的门缝塞了又塞，刚刚严实一点，母亲的父亲迈着醉步从外面摇摇晃晃的推门进来。 母亲见我外祖父喝醉了酒连身子都站不稳便伸手去扶，外祖父用手抓住了小时候母亲的肩头，嘴里喷着酒气，醉醺醺的对他的二女儿说： “依兰，我的二……这回好了，爸爸把你输、输了，输给了有钱的人家，这回你再也不用跟爸爸受罪了……” 小时候的母亲扬起头望着我的外祖父说： “爸爸你喝多了。” 外祖父对小时的母亲说： “爸爸没喝……喝多，爸爸再喝这些也不会多、多的啊！” 说着“噗嗵”一声，一头栽到炕里便死睡起来。小时候的母亲拽过一条旧被子盖在了我外祖父的身上。 这样的事儿，在外祖父家里已经习以为常了，全家的人捧起了碗里放凉的菜粥，吃完了晚饭。 到了第四天下午，外祖父为赌借债的债主，另一个屯子里的财主家的二东家真的带领着一伙人到外祖父家来领人来了。 外祖父的债权人就是另外一个屯财主家的二当家人。这家财主在当地虽然不是恶霸，但其势力也远远的超过外祖父家。外祖父酒醒后也很后悔，债主为此和外祖父争执起来，母亲六十岁的祖母，柱着棍子横在门口，也拉出了一头撞死在儿子或对方面前的姿势。 这财主家的当家人这时态度非常强硬地说： “你们欠我的并不是你我直接的输赢账，输赢账我都可以不要了，可你是朝我借的是十四块光洋来做的赌资，这有字据，上面还有你的手印，到时还不上，我就得来领人！” 说着财主家当家人从怀里拿出一张写有黑字的白纸递给母亲的祖母。 可怜那时候母亲一家祖孙三代人可哪有一个识字的哟！ 财主家的当家人又把这一纸字据递给了与他同来的当地民团组织—牛马会的流氓会首说：
“念给他们听听！” 这个流氓会首接过财主二当家的递过来的字据，展开后故意拿腔拿调，一句一拖着长音地念道： “借债人宋春明因无赌资，特向老虎屯财主二撑柜张景富借得光洋十四块，三日内归还，逾期归还不上，愿将自已二闺女宋依兰送往张家做使女顶债。空口无凭，立字为据。” 借债时，那是外祖父在醉酒的情况下定的契约，也是在醉酒的情况下把钱输给了这伙流氓骗子的。可是外祖父酒醒过之后，事情已经触成，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他望着财主当家的递过来白纸黑字的借据，争辩几句之后也只好痴呆呆的发着愣了。 当这流氓会首把借据念完之后。 财主家的二当家又把字据送到母亲的祖母面前说： “老太太，你看这里还有你儿子按的手印儿。” 母亲的奶奶说； “别的我不管，我只是不能让你们把我的二孙女带走！” 债主财主家二撑柜凑上来强硬的说： “如若不从，那我只好当着大伙的面，扒光了你们全家人的衣服，让你们穷人长点记性，下次再赌，看你们还有没有脸再到我那去借钱，以后这十四块光洋我就不要了。” 这个时候，本屯来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屋外院里已经围上不少的人了。 母亲一听说债主要当着众乡亲们的面扒光全家人的衣服，她望着二十岁姐姐依青和十岁的妹妹依红心中暗想，这帮恶霸老财，流氓会首说得出就干得出。别说真的让他们扒光了衣服，就是一动手，全家人的脸就在乡亲们面前丢尽了。母亲想着想着把心一横，攥紧两只拳头冲到了财主当家人面前说： “不就是要我跟你们去顶债吗？你们说话算不算数！” 财主的当家人说： “当然算数，铁板钉钉。” 母亲伸出手说： “拿来！” 财主家当家人问： “要什么？” 十四岁的母亲说： “按有我爸爸手印的字据！” 财主家这二当家人把那张写着黑字的字据递给了十四岁的母亲。 母亲接过来之后，用两手把那张纸撕得粉碎。对财主家的当家人说： “走，我这就跟你们去！” 事以至此，已经无法挽回了。母亲的祖母抱着这二孙女痛哭起来，母亲用手擦着奶奶脸上的泪水，安慰着祖母道： “奶奶你不要惦记我，凡事都该有个了断。为了偿还爸爸欠给人家的赌债，我也豁出去了，以后会怎样，一切就凭天由命吧。奶奶你要保重，奶奶咱不哭！” 母亲的奶奶把孙女抱得更紧，而且哭声也更大了。 母亲的祖母抱着孙女痛哭一阵之后，她从北墙的一面破镜子上拿下一把隔一根齿断一根齿的破木梳说： “你这一去，奶奶这把年纪了，说不定还能不能见着你，奶奶这辈子穷，没有东西送给你，就让奶奶最后给你梳梳头吧。” 十四岁的母亲很温顺的让祖母把头梳完，在梳头期间母亲也用双手紧紧的搂抱着她的祖母，那样子就是生离死别似的。 十四岁的母亲就这样的跟着人家走了。 也就在这天夜里，母亲的祖母就象被人摘走了心肝，她气恨交织，火星乱冒，柱着棍子出去送一泼尿，回来之后用棍子照着她这不争气的儿子身上狠狠地抽打两棍子，然后把棍子一扔，一头撞死在她儿子头前的炕沿上了。 第二天，乡亲们听说后，给外祖父家凑了几块板，求人给我母亲的祖母钉了一口薄薄的棺材帮助他们草草的把太祖母埋葬了。 等到母亲从财主家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再见到的已经不是母亲久盼的慈祥的奶奶，而是埋在荒郊野外的一堆坟包。 母亲扑倒在她祖母的坟堆上哭泣的死去活来： “奶奶啊！你真就象你说的一样，也不等到我回来你就……！奶奶呀，我要跟你去！” 众乡亲们连说带劝，连托带拽，好歹才把母亲弄了回来，十四岁的母亲无可奈何地倒在了自家冰冷得没有一点气息的炕上。
…………
小时候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倔犟。
在一九四三年，母亲为这财主家不争气的大少爷生了女儿。
一九四六年，母亲又为这大少爷生了儿子。
到解放时，因为这个家突然的变故，才使母亲在解放后离开了这个财主家，而又走进了另一家的门。
由于母亲的前夫，出生在财主家庭，这个秧子出身的阔少爷，从小不务正业，染上各种恶习不说，在日本鬼子投降后，他与国民党要员的儿子来往频繁，最后加入了他们的反动团伙，骗人、抢劫等无恶不做。在一次抢劫过程中，这个反动团伙的众人出手打死对方，。出人命之后，这个团伙跑散了，只是他动作慢一点，被害方就一口咬定被害人是这位阔少爷打死的。
东北全境解放以后，这位财主家的阔少也被人民政府抓了起来。经办案人员调查，这位财主家的阔少曾与国民党的党棍，国民党的失意军官经常来往并加入了他的反动团伙。有被害人家属对他进行控告，说他手上有人命有血债，在一九五零年，人民政府便以反革命杀人罪，在本地将他判外极刑，直到他被押上法场时，他才感到后悔，后悔的是，那家被害人不是他打死的，可是他这些好兄弟却没有一个人肯为他证明，说那场事件的被害人不是他打死的。
一个冤魂，就这样下了地狱。
一年之后，真正打死人的凶手，也被捕归案，经审理，和犯罪嫌疑人自己坦白交待，经办案人多方调查取证，最后抓到的这个才是杀人元凶，被处决之后，政府曾动员母亲到政法机关申诉为其夫平反，可是那时母亲身背一个反革命家属这个沉重的包袱，已经有重病在身，无行为能力了。母亲的亲属，兄弟亲人还有谁愿意同这个反革命家属亲近和来往呢？
后来母亲自己带着一儿一女也实在无法生活了，她就带着一儿一女和背在肩头的这反革命家属的包袱又走了一家。
出一家进一家之后，母亲与她一些亲友也断绝了来往，而新到这一方的亲友更是不愿意接近她，甚至于厌恶和看不起她。到了一九五六年母亲生下我之后，也没喘过这口气来，一个沉重的包袱一直背着，沉沉的压在她的背上。
记得我四岁那年，也就是一九六零年的夏锄季节。曾发生了一件事，母亲才喘上一口气，觉得轻松一些，脸上才有点笑容。
那是一个上午，县里曾给公社打来电话，又传到了生产大队，大队党支书赵常让当民兵连长的常云廷来到我们家告诉我的父亲，说上边来人了，要找我母亲了解重要情况，让我母亲在当日下午赶到生产大队的大队部。
可是当时我母亲不在家，她是去看望我病重的外祖父。
民兵连长常云廷回到了大队部如实的报告了我母亲不在家的情况。大队支书赵常也如实的给公社回了电话。
可是时间不长，民兵连长常云廷又返回我们家来，他很郑重的告诉我的父亲，省里外调的人下午就到，公社和大队让我父亲务必在中午去把我母亲接回来。
那时农村很少有自行车，农村农民有急事出门能代步的只有生产队的毛驴儿。中午收工后，父亲就从生产队借了一头毛驴去接我母亲。
从民兵连长这一日上午连来两次我家，父亲和大我十二岁的姐姐已经猜出一定是有重要事和要紧的事儿。我父亲去接我母亲走后，我和姐姐谁也没心思吃午饭，也不敢、不想吃这顿午饭了。
到了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父亲果然用毛驴把我母亲接了回来并直接送的到了生产大队部，在这时父亲和母亲见到了三个穿军衣的一个穿便装的大官儿。
通过他们自己介绍，三个穿军衣的其中有一位是东北军区政治部的，另一位是省军区保卫部的。还有一位是义县人民武装部的，而那位身穿便装的是义县公安局的。这四人身上或明或暗都带着短枪。当然他们四人出来搞外调的介绍信是只能让地方上的公社领导看而没必要让我母亲看的。
周围的百姓，都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这外来的四个带枪的人，也用那种幸灾乐祸的眼神看着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他们急切地盼望着该发生的快一点发生，盼着这四个人立刻就把我的父母亲抓走，他们好有相互传播的趣闻和丰富的闲谈资料。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儿，我母亲心里没了底，我父亲心里也没有底了。
原来早在一九四五年，我母亲救的那个叫袁文成的东北抗联连长到了延安之后，按预定的时间，他误了一年多，也就是曾克林给中共中央发过电报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袁文成才到延安，按规定，他是要自觉地接受中共党审查的。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是不是投降了敌人？是不是被国民党抓去坐牢，叛变或自首出狱的？
袁文成他是中共党员，明白中共党的组织原则，于是他就用自传的形式把在我母亲家里养病的情况写了报告，交给了中央审查组，在材料里最后提到了他所带的配枪，仍然留在了我母亲的手里。
经党中央审查组审查，这个袁文成没有重大历史问题，他向党中央审查组交待的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审查没问题之后，也没再让袁文成回到东北来，而是让他直接参加了西北人民解放军，在一年后便当了团长，后来在参加解放太原的战役中牺牲。
在全国解放以后，党中央又整理袁文成烈士的材料，才开始追查他存放在我母亲手里的这支枪。
从四五年到六零年，已经是十五个年头了，东北军区政治部来人是核实袁文成烈士的先进事迹的材料。省军区保卫部和义县武装部来人是为了追查袁文成烈士留在我母亲手里的这支枪。义县公安局来人，不言而喻，如果枪要是还保存在我母亲的手里，那么公安局的人就要把我母亲带走了。不论当时还是现在，私藏枪支就是犯法的，如果一个反革命家属，私自保存了十五年的枪支，就是在政治上没有污点的人，也是犯了法的。何况母亲还有着一个巨大的政治包袱，如果这样，她满身是嘴也无法说清楚了。
经过一阶段谈话后，他们从我母亲这里了解到，我母亲在一九四六年春天就把这支枪交给了义县第四区设在邸家沟的区人民政府了。经办人是我母亲的姐夫，我的亲大姨父，是岳家屯的周益文。
那时我的姨父周益文是早期的中共党员。伪满时期在北票煤矿做工运工作，，在一次酝酿罢工失败后， 在日本宪兵抓捕下，他逃回了义县。日本投降后，在一九四六年七月才和中共义县党组织取得联系。在义县第四区邸家沟区政府做财粮委员。在一九四六年春天，义县在义县西成立第四区人民政府的时候，我母亲就委托我的大姨父把袁文成留下来的枪交给了区政府的武委会主任了。并且给开据了收枪的手续。
这四位外来的军区领导和县领导，相互对望一下，他们立即做出了要找知情人核查的决定。于是省军区保卫部和义县武装部的人，到了半拉山子让全善卜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林章给借了两台自行车，这两个人就来到了离此不算远的岳家屯找到了我大姨父周益文。
说明来意之后，，我大姨父周益文向他俩介绍了当时事情的经过，最后我大姨父周益文从他家柜上帽盒子里取出了义县第四区人民政府给开据带有人民政府公章的收枪手续交给了这两个人查看，省军区保卫部的人仔细看了手续，上面的枪号与他们所要查的枪号相同。省军区保卫部的人把情况记录下来，又用照相机对这个收枪手续做了拍照。
当这两个人回到了姚家沟大队后，在院子里就与另两个同行相遇。他们四个人勾通了一下所了解来的情况，回到屋里，在距我母亲有五步远的地方自成一排，端端正正地给我母亲敬了个军礼。
我母亲见此情景，真是受宠若惊，慌忙地走上前，按下四个人的手，嘴里忙不迭的说：
“我是一个老百姓，你们如此这样，你们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呀！”
在场的姚家沟大队党支书赵常和大队长孙玉玺，见此情景深感意外，他俩用眼神向眼前这四位外来搞外调的人探询；“对她，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啊？”
军区政治部的人看出党支书赵常和大队长孙玉玺疑惑不解的神情，他过来向党支书赵常和大队长孙玉玺说道：
“眼前这位大嫂，对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可能比你我都要大，以后可能的情况下，在政治上一定要多给大嫂照顾。”
说完，他们很礼貌地退出了屋门。
后来的日子里，在本屯有两个亲戚，仍然拿母亲当作反革命家属对待，而且有时还当我母亲的面骂出口来，这一情况让姚家沟大队领导听说后，党支书赵常又派民兵连长常云廷把他俩分别的找到了大队部，对他俩狠狠地进行批评教育。
到后来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姚家沟大队的党支书赵常和大队长孙玉玺在运动之初就靠边站了。接着就是红卫兵开始扫四旧，斗地、富、反、坏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尽管运动那么猛烈，也没波及到我的母亲。那时的红卫兵也不象人们现在所说的“红魔”，他们也不是遇谁就打谁，他们所打的也都是在过去打人的人。
到了一九六八年，在农村各阶层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我们屯里在心里和嘴上骂母亲最狠的人，也被大队的红卫队抓了去，原因是他在义县解放时有变节行为，那是在头义县解放时期，他带领区小队成员，投降了在义县城内的国民党九十三军。在义县解放后他被释放回来。这次他被抓进了红卫队这个群众专政设的土牢里被关押了一年，出来后又给他戴上了“大叛徒”的帽子把他交给了群众管制起来。
尽管以前他对母亲那样，可是母亲仍然在军宣队的夏营长和金连长面前为他说好话呢。
当时人们也很奇怪，一个进驻农村帮助搞运动的军宣队的营，连长怎么会听一个反革命家属的话呢？殊不知，在军宣队头进入他们支左的地区之前，省军区就已经向进驻的军宣队打了招乎。
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母亲带来的一儿一女却没有得到当时青年人最平等的待遇，她们姐弟俩始终在顶着反革命子女的帽子。我这同母异父的哥哥，一九六四年从义县第九初级中学毕业，按照他当时升学考试的成绩，是满应该升入义县高中的，可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已经死去历史反革命的爹，就没有让他升学。更可气的是，以后省，市专科学校和各种专业就校到农村生产大队来招生，哥哥每次各科参考的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一到政审时就被公社和大队给拿了下来，并让公社和大队干部子女拿着哥哥的考试成绩单去入学。
一次，锦州市卫生学校到刘龙台公社来招生，有了前几次的教训，哥哥已经心灰意冷，不去考试了，可是公社干部和大队领导来动员，哥哥还是参加了考试，结果还是别人拿着哥哥考试的优异成绩，堂而煌之的到锦州卫生学校去上学。
我的同母异父的姐姐的命运也是如此，在六四年前后，她正是有朝气，要求进步的女青年，每逢大队团支部发展团员时，她都报名，可是她这团外积极份子却一当就是四年。每次公社团委书记和大队团支部书记和姐姐谈话时都说；“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要继续努力，这次名额有限，下次一定……！”
可是背地里却是另一番；“每次发展共青团员名额有限，真正贫下中农子女都不能适时入团，她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等再说吧！”
一直到了一九六八年姐姐结婚走，在政治要求上，她也没能如愿。
到了一九六八年，哥哥在政治上无望，在前途上绝望，在恋爱婚姻上失望，他只好离开了这里，到黑龙江异地成家去了。
值得让我母亲欣慰的是；历史是无情的，历史也是公证的，在十几年已后，我逃到黑龙江的哥哥，自己有了家，并有两儿一女，在八十年代末，大孩子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乡政府工作，在岗位上加入了中共组织。他的二儿子，在一九八七年参军，入伍后又考入了大连军校并在军校加入了中共。他的女儿在九十年代初，考入了黑龙江省医学院，毕业之后分配到省立医院并在医院加入了中共。现在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岗位和事业。
历史就是这样，它欠了你的，它一定会补还给你。你欠了它的，它也要适时的收回去。
到了一九七五年，我同父异母的大哥也结婚成了家，他们分居另过去了，父母身边就乘下了我自己。
我的父亲先走于母亲。就剩我母亲带我的时候，母亲对我管教很严，大步不能迈，小错大错都不能犯。
在二千年初，有一次我们卖自产的小葱儿，算错了账，多收了人家二十元钱，母亲知道后逼着让我把钱给人家送回去。我当时急得大喊起来；
“妈妈，我现在连老婆都没有，我们过日子正缺钱，白得俩钱你怕它咬手啊！”
可我母亲说的比我更狠：
“不怕钱咬手，你去偷，去抢，去砸银行！做人要正直，不义之财你得了之后，有这回就想下回，做人要有人品，做事还要防微杜渐，你要记住，有针鼻大的眼，就可以透过斗大的风，你现在只是一般的贫困，如果你要是真的失去了人品，那你可就是一无所有了，更不会得到美满的家庭。”
我听后有些惊呆了，一个大字不识八十高龄的母亲，怎么能说出我连想都想不到的话呢？我在母亲的敦促下给送回了多收的小葱钱，以后再也没敢做这样的事。
由于我母亲注重人品，甘守清贫，我们的日子一直也不宽裕，在世态炎凉，人情如纸的今天，一些亲友包括至亲也不上门了。
我母亲在临终时对我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哪怕是一个花圈，一付挽联。
我八十六岁的母亲走后，去义县城内火化，跟车去的亲友、亲人也不算少，但没有一个人肯给买一个花圈的。只是乡政府听说后，让民政给拿了三百元钱，有一位女乡长自己又给拿了二百元钱，加在一起共五百元钱。
这大概是母亲在生前很爱她心中那个党，她心中那个党也给了她最后的回报，而这五百元钱的回报却显得十分的温暖。
母亲给我留下的是一种精神财富，我给母亲举办的却是一个简朴，一个没有花环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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