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而过的故乡
一晃而过的故乡
夏梓言
桃花墩是一个地名。
名字就叫桃花墩，草木肯定是婆娑的。桃花墩这个名字怎么来的？不好说。就算说出个来头，也冇得人听啊。你讲，在大别山南麓深处的山沟沟里，有一个地方春天的时候桃花满山遍野，它叫桃花墩，谁会搭理你呢？
可你得告诉别人你是哪里的人呀。不过，下次开口时，再别说桃花了，实在俗腻。你说桃花墩有三十三棵老树，二十多栋保存完好的民国老宅，一条青石街，两口老井，还有一个即将崩塌的戏台，肯定强过说桃花。
我呢，是桃花墩的老熟人了。我是五岁的那个早春来到这里的。一晃，二十年。
二十年里，我看老了老宅那斑驳的灰墙，瓦槽里的青苔，还有结满沧桑的老树。当然啦，它们也看惯了我嘞。
春天呢，当车从梅川水库边上滑过，一转弯，远远地，就能看到桃花墩掩映在一片红色之中。至村口八棵巨大的老树矗立，阿公说他很小时，树就已参天。我说过啦，这样的老树桃花墩有三十三棵。而土地庙外的两棵是最有神秘意味的。
那有两棵古树，是樟。历经几百年的光阴，依旧枝繁叶茂。阿婆说，它们是鸳鸯樟，即两棵老树似连理枝一般，盘根错节地长在一起。靠庙东的一棵是公树，身子微倾，身子下是一片细短的红棍儿，是香柱；靠边的是母树，树身挂满红丝带。不要问为什么，倘若你听过两句老话，你就能明白：“若要夫妻到白头，鸳鸯樟前走一走。”
起大风时，古树会掉树枝丫。不过，桃花墩拾柴的老人们从不捡鸳鸯樟的树枝丫回去烧。原因说，鸳鸯樟受了香火，是烧不得的。据说有人拾了回去，结果头痛欲裂，把树枝丫又送至树下，回去即无恙。
古樟往前走不足两百米，即可看到一条窄窄的巷子，穿过小巷，就能看到一排古建筑。似祠堂，当然，那并非祠堂，是老宅。
老宅呢是桃花墩古迹的集中地。宅子外是五百米的青石板街，街口有两口井，我阿婆说，左边的是公井，右边的是婆井。又说啊，女人不怀孕，雨水那天，来喝这井水，回去就有喜。
我惊讶极了。
其实，婆井的水并冇（没有）得人喝。井里曾淹死过一个小孩。再其实，不仅是婆井的水在雨水那一天喝了能怀孕，公井也能。甚至用碗接天上落下来的水也行。
不信，你读读《本草纲目》——时珍曰：
立春雨水。夫妻各饮一杯，还房，当获时有子，神效。宜煎发散及补中益气药。
阿公是老中医，说：“古籍也有差错的。”又说：“这个雨水只是治妇人冇喜的药引子之一而已。”我当然信阿公的话，虽然我是地地道道的蕲春伢子，算得上是李时珍的后人，可也不能包庇先生的错笔。
接着说老宅。
老宅在村庄的最后头，也就是凤凰岭下，再走几步几乎出村。
一到春天，浓妆的桃花一枝枝挤出老宅墙院，宛若游园惊梦。
小学时，曾以老宅为意象涂鸦了一幅画：白墙，黑瓦，院门紧闭，三两枝桃花探出头来。整张画，几乎皆是留白，几条粗细相搭的线条，勾勒出院子，一张宣纸上，只有那两三点桃红，艳得很。
老师让我给画想个名字，我腻腻歪歪地写下“画里春意”四个字。老师拍案，说祖师爷赏饭碗。老师有工作室，专业画师，对我期望很大。那幅画被送往市里参赛拿了一等奖。奖了八百块钱。八百块钱在九十年代，是一大笔钱。于是，在小镇红了半边天。
老宅是青砖与大青石砌的墙，宅子里边的地也是小砖铺成的。比起桃花墩那些泥巴土砖的房子，不知要好少多少倍嘞。阿公说，这是旧时地主的家，是大户人家。
那好的宅子，却一直冇得人敢住。说抗战时里面死了蛮多人，血流成河。人血流到老宅后方的空地沟里，以至于那块儿地二十多年长不好任何东西——据说人的血是极其肥沃的，肥沃到草木都被烧死了根。
农村思想落后些，讲究鬼神一说，故，老宅一直空着。不过，靠我家橘子园的那栋宅子里，有一位老人住着，快一百岁了。
“不是说有阴兵，人住不得？为么她住这里？”我问。
阿婆没搭腔。
阿公这一辈叫那位老人婶娘，我管老人叫太婆。她辈分很高，却不被待见。从我来桃花墩那一天起，就看到她每天总孤零零地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望着门口偶尔路过的人，时光仿佛在她的眼神里停驻……她穿的是旧长衫，头发梳得是一撮，是个很干净利索且慈祥的老人。这是她在我脑海里一直磨灭不了的印象。
“婆，别人么都不和她说话？”我很好奇。
阿婆亦不搭腔，只深叹一口气。
——直到夏天，听见阿婆们在河里洗衣裳时说她：嫁到桃花墩第三年，丈夫就被冬头的古树给砸死了，儿子要娶亲的前一天，却触电身亡，村里有人家盖娶媳妇，众人已上席，鞭炮声一响，主家的婆婆往地上一倒，人就没了，原因是说她不该去……
在农村，封建迷信泛滥成灾。阿婆讲，很早前，桃花墩有个年纪很轻的姑娘被逼得吊死在家里。原因是村里有户人家添了新丁，众人都去沾喜气。她跟着去，可那天她来了例假，迷信说身上有例假不能去，要不然产妇就没奶。但她年纪轻，不懂得这些。后来，那产妇果真没奶，有人就想了一个化解的法子，让这个姑娘下一碗面给这个产妇吃，产妇就有奶。结果，这碗面下好放在灶台上，被一只猫咪给吃了，产妇的婆婆来拿面，没见着面就逼得她走了条死路。
而太婆虽逃过一劫，但比死还不如。所有人都说她不祥，是瘟神，要活活烧死她。她被绑在架子上，不知是被折磨得已经丢掉了半条性命，还是已有了要死的决心。她就这么斜着倒在这两根木板支撑的架子上。
我阿婆半生吃斋念佛，虽然也迷信，但不丧失人的本性，她跪着求村里人放过她。可村里人并不答应，快要点火时，我阿公刚好从汉口回来，一下子冲出人群，踢掉了木架子下所有的柴火。大喊，这是草菅人命，要坐牢的！阿公是读书人，懂法，村里人也怕惹官司，就放过了她。但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让她离开桃花墩。可她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娘家早已无亲，你让她去哪里呢？
在农村，流言蜚语堪比刀架在脖子上，你日日要胆战心惊。她被逼无奈，搬到了村后的老宅里，一直到死，再没踏进过前村一步。
别人都不亲近她，偶尔有细伢儿（小孩）见她坐在门前，会过去和她搭话。她欢喜得很，拿东西给他们吃，可大人们看见了，就一把把细伢儿拉回去锤一顿，边打边骂：恩娘个头，惹那瘟神做么子啊！再去老子打断你的狗腿！
桃花墩呢，只有阿婆去看她。阿婆古道热肠，家里蒸了包子或者包了饺子，再或者就是用瘦肉下了面条，阿婆总得先给她送去。那年冬天，落了大好的雪，踩一脚雪都是齐膝深。阿婆用韭菜鸡蛋包了包子，端九个出门。
我跟着去，踩着阿婆脚印走。阿婆去喊门，我站在门外。哦，忘说了，她不让我进她屋的，说自己惹灾：“弟儿，恩莫进来，在这里站着啊。”这是迷信把一个好好的人给摧残成这个样子。她本不是他们口中所说的“瘟神”，几十年下来自己却认了。这是迷信给人带来的可悲。
记得头一次来她家。她问我：“弟儿，恩是哪个屋的啊？”我望着一脸慈祥的她，然后用小手指了指阿婆家的方向，她顺着指的望去，问：“秋生屋的？”我摇摇头，她猜了又猜，然后仔细端详着我的脸，忽然就笑了，近乎于欣喜若狂地问：“恩是不是细女儿的儿子？”细女儿是我母亲的小名。
我点点头。她顿时高兴得坐不住，把我的手摸了又摸，嘴里喃喃着：好啊好啊。
黄昏向晚，我得回去了。她拉着我说：“恩这里站着啊，莫走。”说完转身就回到屋里，她是三寸金莲，颤颤巍巍走着，一会儿又步履蹒跚地扶着椅子出来，她手里拿了两块冰糖：“太婆冇得么东儿恩吃嘞，这冰糖，恩吃㚘？”看到吃的，我就像黄鼠狼看到了小鸡仔一般，我一把将糖捂到小嘴里去。
尝到了甜头。第二天便又去了。她似是知道我要来，早早坐门口等着，看到我后，顿时眉开眼笑地喊着：“弟儿，嘞来嘞来！”我兴冲冲地跑过去，准备跟她一起进门时，她却回过头来拦住我，让在外面等。
我抿着嘴应着。
她拿出了三个煮熟的鸡蛋，塞到我手里。我捧着鸡蛋，仰起脸望着她，惊呆了——鸡蛋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都是留着卖两个钱的。我惊得微张开的小嘴巴不知说点什么好。“趁热吃哈。”她用枯藤似的手抚摸着我的小脑袋，又说，“太婆去不得村，不能给恩送去，恩明天再来啊！”
我高兴地跑回去，进门时，阿婆发现我手里的鸡蛋，严肃地问：“怎么有三个鸡蛋？哪里来的啊？”
我叽叽喳喳讲了一大箩筐。
“恩冇谢谢太婆？”阿公问。
“谢了啊！”我又补一句，“她还不让我进她家门嘞，把我拦在外面！”
阿公突然把目光看向阿婆，阿婆也抬起头看了阿公一眼。
阿公抽了一口烟，吐了一个圈圈，然后说：“嘞个嫲儿，真是个好人！”阿婆不停地点头。斯时，还年幼，听不懂阿公阿婆的对话，长大后才明白阿公的那句话——“真的是一个好人”就算她是别人口中所说的瘟神，可她却从未想过害别人。这是人性在泥淖中散发的光芒，是历经诸多磨难与不幸，仍然保持的慈悲与善良。
她说我阿公阿婆救过她的命，她这辈子是报答不了了，这个恩情，她下辈子做牛做马也来报。
忙“双抢”时，阿公阿婆都起五更抹黑夜回来，顾不着我，她对阿婆说：“紫容啊，恩要信得过我哩，就把伢儿孖得我带，恩夫妻俩去忙。”阿婆眼泪婆娑：“娘哎，恩说得哪里的话，我信不过恩还信得过哪个？”于是，我就在她那里待了数天。都说跟她近，惹灾，而我却一直都好好的。
二○一七年秋，在学院外的电影院看严歌苓的《芳华》。电影里的一段话，让我刹那湿了眼眶：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
——我的太婆，就是这样一个人！
九岁那年，她在雨夜里死去。没有人知道，阿婆说两天没见着她了，去敲门，才发现已经有了腐味。那年，她门外的老桃，还开着花。不大，细碎。想起她讲的古人种桃的故事：
桃树栽下五年后，古人怕桃树睡着了，就拿刀子在树上划破皮，使得桃树伤痕累累，汁液淌出来。树疼不疼？肯定疼啊，可是树也不长嘴，骂不出来，再疼也得活下去。于是桃树拿出全身锐利的力气来修复伤口，粗枝大叶，顽强地活着。
而她的一生，亦如是。她被光阴，被流言蜚语伤害到千疮百孔时，那种疼，谁能懂？夜里梦到丈夫与儿子，喊着他们的名字醒来时的苦，更与何人说？
太婆去世后，再没去过老宅，到老戏台那儿多了起来。老戏台跟老宅一样老。但越老越有大气场，如退了台的老伶人，风烟俱净了，几十年再没开口唱，可一口就是石破天惊。
第一次见戏台开幕，是六岁。那时收了秋，大家就凑钱请来了唱戏的。傍晚，大卡车拉来很多戏箱，唱戏的红男绿女下来，在戏台扮上唱。那时候都是晚上唱戏。
当时经常被阿公阿婆拉着去听戏，看着月亮升起来，雾水打湿了衣裳。我后半夜早早就趴在阿婆身上睡着了……那时听不进去这咿呀之声，怪它怎么又冗长又啰唆。
“那陈三两，跪在那里一唱老半天，腿不痛么？”我皱着眉头问。
“当然痛啊！”
我就不明白了，痛他还一直跪着唱，反正后半夜人少一些，可以歇一歇嘛。长大才知道，戏一开腔就必须唱完，因为万物有灵，没有人看不代表没有欣赏者，一旦开嗓就不能随便停，即使台下没有人也一定要唱到最后。
小小的我，自然不懂唱戏的那多规矩，也不觉得这咿咿呀呀的腔调有多么好听。只觉得戏台好看。站在上面是高高在上，哪怕高处不胜寒，也是好的。
京剧《锁麟囊》里唱：“谁知人生难预料……”多年后，我曾经不怎么喜欢的东西，却搭救了我，这才是人生难预料：三年前的春天，回京参加复试，我的竞争对手初试高我2分，按照高低分的趋势，结果可想而知。但学院与导师看了我们的档案后，选择了我，理由是我一直致力于戏曲史论研究，发表了三十余万字的相关作品。而导师手上恰好有一个国家重点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研究《牡丹亭》。当时导师想找一个助理，后来碰到我。
毕业后，我回至小城教书，起初只是助教。后来被学校破例录为讲师，归根结底也要感激桃花墩的老戏台与戏曲。在台下听戏听多了，也盼着上台，也学着伶人们的模样，高声狼嚎，第一次呢，心里必定是颤抖的，声音也是哆嗦着，不敢看下面，生怕眼前一黑倒了；时间长了，嚎多了，胆子肥得很，台下坐再多人，上台一样淡定从容。
十月初，学校迎接国家检查，其中师资项目有一条要求是“所有1975年后出生的教师必须取得博士学位才具有教学资格”，糟的是有几位老师审核未过，斯时省厅派遣已来不及，学校决定选拔六名助教担任讲师，我有幸入选。那天教学评估中心组织助教说课大赛，教学副校长与教务主任在每一个教室外面督查，转至三楼时，我正在讲《牡丹亭》，那节课我讲了三十分钟，校长和主任就在窗外站了整整三十分钟。主任觉得我是苗子，遂在推荐语上这样写：台风凛凛然，在讲台上有同龄人没有的气场，是一个教书的料子。后来，我担任了学院《艺术理论》与《美术理论与批评》两门专业课的主讲。
这些都是老戏台对我的眷顾，我一辈子不能忘。
在北京的秋天里，时常做梦梦到桃花墩。醒来，四里下看，窗外有月光，草木的影子，疏淡，看得清又看不清，似我梦中的桃花墩，风都吹不醒。而此时，桃花墩的桃树已砍伐殆尽，古树呢也被卖进了都市，那老宅也早已被草木封了门。数来，我离开那里已有六七年。
（原载《散文》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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