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译事

如果不是丰子恺，我不知道《源氏物语》会不会那么让我难忘。 一个人与一本书的机缘有着许多的偶然性，一本好书就象一个挚友可遇不可求。对于外国作品更是如此。外国文学以其相异的意识形态与风俗人情世态的呈现，使它对他国的文学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有时它会改变我们的文学观，甚至人生观和世界观。这种影响，以受众来说，可能是一代甚至几代人，一国一洲或者全世界的人，以时间来说，有时是跨越几个世纪的。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源氏物语》那种绮丽奢靡的风格，尽管它深深的哀伤格调颇能让人沉醉，但是除去原著本身许多重复的情节描写容易让人疲倦，看过的读者总是会对那些精短凝粹的句子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对景物的素描般简练写画风格，自然就衬托出人物的悒郁惆怅，深得汉学精髓。《源》写于公元一世纪，彼时的日本崇尚汉文化，文中贵族人物更以作汉体诗为雅为荣，紫式部又是一个有机会深入研习汉语的宫中女官，翻译这部作品，没有相当的国学修为，很难把这本传世名篇表达得如此淋漓，尤其是输入中国这个汉文化的源头国。因此，在我看来，丰子恺的译本能让我遇上，真是三生有幸。在看这部小说时，似乎眼前就能浮现出丰子恺用语言再现的一幅画面，那是揉合了道家风骨与禅学神韵的画面：疏寥的枯枝，落英的庭院，正褪去红颜的绝色女子……无尽的嗟叹感喟似乎都在其中了。也许带上译者太多个性色彩的译品有些不忠之嫌，但是，正是译者独特的风格才真正体现甚至超越了译作本身的魅力。（这点值得商榷，因为译作对原著的超越是很违反翻译的基本原则的，但在我看来，确有这种现象，翻译本就不是对等的一项脑力工作） 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但人的知识是有界限的，这个界碑有时是语言。目前，全世界公认的语言就有4000多种语言。就文化出版来说，出版大国多在西方，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出版物消费大国，必然需要翻译事业的跟进。没有译者的桥梁作用，再好的作品，要实现跨文化交流都是不可能的。有资料说，电影《阿凡达》的导演就请语言学家专门创造出一种纳美语，在让我们佩服他的独特与执著外，也其实也促进我们对语言的思考：一种语言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新的语言会不断吸收不同的时代特色和异质文化养分，发生很大的变化。失去当时的时代，语言的翻译就会变得很困难。 而文学作品的翻译，语言关只是其中很重要但是最初步的一关，要真实传神地翻译一部个性特色浓厚的外国作品，翻译家还要具备相当深厚的文学水准、相当坚韧的毅力。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中国，一大批对翻译事业有着极高责任心与热情，不倦做着这项工作的先辈，这才使我们才得以窥见外国文学百花园的朵朵奇葩。上世纪以来，日本文学作品不断登顶诺贝尔文学奖，许多传世精品也逐渐被中国的作家和读者熟悉，比如川端康成的《雪国》，三岛由纪夫的《春雪》等，可你知道为了把这些佳作传入中国，专攻日本文学的译坛伉俪叶渭渠、唐月梅夫妇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努力？叶渭渠为了真实再现主人公的生活专访和心理活动，专程到日本新泻县越后汤泽了解驹子原型的艺妓生活；当由于政治的原因，使〈春雪〉遭禁，又使为此付出无付心血甚至感情的唐月梅几多心痛？在看《魔山》这部意蕴深厚的传世名著时，你除了感叹托马斯·曼这部深具哲理与思辨的作品意境宽广、语言隽永，还应该记住杨武能，为了翻译《魔山》，他前后耗时20多年，才使得这本大部头以它最贴近真实的面目与中国读者见面，而他最后一次（也是第二次）重译这部巨著时，已经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而读懂这本巨著，需要的不仅有生理学、心理学、解剖学以及音乐、摄影等专业知识，还需要赌博甚至接灵术等知识，要准确传神地表达，其中艰辛可想而知！而对他来说，攀登《魔山》这二十年也是他收获早丰的时期。 但更让人敬佩的是，翻译的这种艰辛的工作多是为他人作了嫁衣。许多享有重望的翻译家如杨宪益、郑克鲁、郭宏安等，多年研习文学与语言，浸淫其中，文学素养已臻相当高的境界。按时下许多人的想法，如果改走写作路线，登上名利的顶峰应该是更便捷的，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坚守翻译这个寂寞的事业，这才是最可贵之处。就象施康强在《翻译家的无限风光》中说：“文学翻译虽然是国际上也是一个受尊敬的职业，与作家还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当你翻看象砖头一样厚的《萨特全集》时，有没有想到这也有施康强的心血？按国际惯例，译作封面只印作者大名，译者名字只在扉页出现。而且，除了鲁迅和傅雷、杨绛等人出过译本集，很多优秀的翻译家即使译作等身，也从无译本集问世，这点更是无法与作家相比。在中国翻译界，最高荣誉就是鲁迅文学奖彩虹翻译奖，你听说过这个奖项吗？即使听过，你会羡慕吗？

比较翻译与写作这两种精神劳动，可能大多数人认为写作创造性强，而翻译较为机械，这其实是个很大的误解。翻译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尽管忠实于原著（也就是翻译中信的意义）是翻译最起码的要求，但实际上，由于两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历史信息大不相同，一个词语的歧义、多义现象造成的理解偏差，作家独特个性、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特殊性、写作时一些隐秘的心理而造成的曲折表达等等，都会对译者的理解甚而翻译造成障碍。面对千人千面、意蕴深广的名著，翻译者不但要掌握大量翔实的背景资料，还要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理解力，甚至是激情与魄力，才能用母语充分表达这种种曲折气象。有时候翻看一些名著的五四时期译本（包括鲁迅的），那种夹白夹古的语言，多少使作品的魅力打了折扣，而后来的译本就没有了这种生涩的味道。比如处理外作中的古诗词，有的翻译家选择用中国的古诗词韵律与之对应，有人则斥之为迂腐、造作，坚持用外语习惯翻译；至于在翻译中，与前译反复比较榷而不果、看过原著，感觉译作总缺乏意境与味道的现象就更是比比皆是。这也证明了翻译工作是要求创造性，体现时代性与个体特性的。 说到翻译，许多翻译家都提到一个有趣的极限理论：时代变迁要求译本的不断重译，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译本各有千秋，几乎每一个后译本都会借鉴前译的经验，但都会有创新，当然，这种创新是围绕原著的，翻译的不断完善化的实践就是向原著核心的无限接近，但永远不可能与原著实现真正的等同，这可能就是翻译真正的意义与魅力。有时候，由于几十年对作品的深度钻研，译者对作品的理解甚至会超越作家本身，他们在翻译中挖掘出的作品深意有些连作家本人也没有意识到，因此，一些翻译家与作家成为挚友的佳话也不是特例。当然，这也证明了伟大作品不断重新研究与翻译的必要。
在《一本书和一个世界》这本书里，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们如杨绛等，回忆了他们将经典外著介绍到中国的历程，对于一直学习外语喜欢外作的我来说，资料性、艺术性都达到了令人眩目的高度，相当令人惊喜与震撼。在这本中，我知道中国是个翻译大国，翻译也曾有过天堂时期，比如清初的林纾不仅拿着特高的稿酬，也使自己的名字取代作者成为译作的品牌，但那已然成为历史。时至今日，翻译对文化的推波助澜作用越来越明显，自身也不断繁荣丰赡，翻译工作虽然仍然寂寞，翻译事业却迎来了又一个盛世。 文化、文明的碰撞会使文化的形态与内涵发生巨大的嬗变，历史上许多文明兴衰的事实都证明了，异质文化的冲击与渗透才能催生更高形态的文化与文明，翻译就是在不同文化、文明这间搭建的一座彩虹桥。但是，果如施康强所说，有一天，世界语成为可能，文化的交流没有了语言障碍，翻译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能不能更好地体会不同文明的富丽？
（2010-6-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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