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签证
生命签证
杨遆峰
1
他站在马路对面，看着那栋陌生的房子。
那是自己的房子，在自己手里已不知多少年，太熟悉它的一砖一瓦了。时间一长，都快长成了自己身上的器官。现在它已改头换面，长成哥特式的欧式小楼，同时又糅合了东方建筑风格。小楼灰黄的表皮换成了洁净的乳白色，精致的白色浮雕和红色砖带穿插其间，像佩饰装点在一袭白色衣服上。
他跨过马路，走到房子跟前，想闻闻有无昔日熟悉的气味儿。没有，满是新鲜而陌生的气息。这团气息化成满满的好奇，结实地包裹住他，用力推着他往前走。进门处有了扶手，扶手柱头雕有精巧的欧陆花纹图案，连原本很普通的门框上也镶嵌了精美的红黄雕花玻璃。门框上面的墙砖上，吐出银灰色的五个字，白马咖啡馆。
他的身影出现在门框里，阳光从背后茂盛地打进来。他看见从身旁爬过的阳光稳妥地落在对面那个外国老人的身体上，把老人虚幻成恍惚的人影。老人在虔诚地躬身向下，深深地鞠躬，许久不直身，像在举行一种宗教仪式。
老人的白发像压了一层浓厚的白雪，有几滴掉下来，横亘于上嘴唇。金黄色的光线把老人红铜般的脸罩出一圈梦幻般的光晕，他仿佛能看到老人的脸慷慨地储存住了一个世纪的时光，不忍它们流逝。结实的脸膛上裹一双褐色的眼睛，深邃的目光从中透射出来，像两束光照向墙壁。墙上挂着一个巨幅照片。照片里的男人一身西装，留着整齐的背头，稍稍凹陷的眼睛里透射着慈祥与宽容，几许散发着绵绵温度的笑意储存在嘴边眼角。下面的黑色西装纤尘不染，从白色袖口伸出来的左手夹一支香烟，西装左上胸的口袋里插有露出一角装饰用的白色手帕。
请问他是谁？等老人直起身后，他有些疑惑地问。只需一眼，直觉就告诉他，照片里的这个男人不简单。
老人的目光依旧陷在墙上的照片里，盯了一会儿后，缓缓说道，他是上帝。老人的中国话说得很标准。
他的嘴张大了，尽管心里早有些准备，但还不至于这样想。他意识到自己内心吃了一惊，慌忙把目光再次投向照片，他觉得照片里的人一下神圣起来。墙上站的是个什么人？竟然能让眼前的这位老人尊为上帝，他心里满是跳跃的问号。他的目光顺着老人的视线在老人脸上与照片之间来回穿行，试图要找寻出一些答案的痕迹。
他没说话，老人的话已让他惊诧到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咖啡馆还没开张，店里静悄悄的，气氛有些静谧，像个肃穆的教堂。
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全家。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是华人的英雄，也是我们犹太人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英雄。老人用熟练流畅的中国话说。
他下意识地又张了下嘴。不用他问，老人已兀自说开了。
何鸣岳，中国湖南人。
他听到自己喉咙里发出“哦”的一声，抬头又看了看墙上的人。
我在中国好多地方都开了咖啡馆，为了感恩他，缅怀他，我在每家咖啡馆都悬挂有他的照片。老人说。
他觉得没必要打断老人的话，只消听老人说话即可。
您坐一下，我给您煮杯咖啡。老人走得很稳健，看不出老态龙钟的样子。
老人进里屋了。他把墙上的照片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看得模样都能背下来，然后环视周围，开始关心这个屋子的内脏换成什么样子了。
这里的桌椅、圆柱形吊灯、吧台、壁炉、壁橱、枝形壁灯、圆镜、扶梯、德国式的窗框、阳台上的百叶窗、朴素的碎花窗帘，都显得有些老旧，爬满了历史的沧桑感，仿佛跌进了20世纪30年代。他把他的目光肆意放出去，在这些老旧又新鲜的物件上一寸寸地摸，很快他发现连廊两侧各竖了三根柱子，他不明白为什么每侧要竖三根。他绕着柱子转圈。
它们象征着我们犹太人坚韧、勤奋、精明的品格。老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过来，在他背后说。
他转过身，看着这个新来的租客，眼神已经很明确地告诉老人，为什么要把房子改造成如此模样？
我在上海长大，以前父亲在上海开过一个咖啡馆，这是仿照当年的样子改建的。
他惊奇地侧了下头，我说么，您的中国话好得让我嫉妒。
来，坐下，喝杯咖啡。老人把两杯广口白瓷咖啡杯放于圆形桌上，示意他坐下。一股咖啡的浓香像盔甲一样披挂在他周围，他猛吸一口，咖啡的香味便争先恐后地撞击他的鼻翼,前呼后拥地涌进他的鼻腔。
他把身体放在一把心形镂空图案的靠背椅上，试着坐了一下，看结实吗。有些不放心，又站起来。
他一时记不起老人叫什么了，上次说过的。外国人的名字，好难记。他又问一遍，请问您叫什么？
罗尔夫。
他点点头。
坐下来，听我给您讲讲我的故事。
2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夜，1938年11月9日的晚上，即使在八十年后的今天。
在我人生中的无数个夜晚，我总是义无反顾地奔向那个夜里，从惊恐无措中醒来。那个夜晚太刻骨铭心了，以致于它时刻活在我脑子里，一有机会就想蹦出来。
那天晚上，月色有些凄冷。我和父亲刚从朋友家出来，一种恐怖到让人窒息的气息立刻结实地抓住了我。我看到街上一群群暴徒手拿棍棒枪支，肆无忌惮地打砸商铺会堂住所。到处都是残破的建筑，不时发出倒塌的哀嚎，就像倒霉的地震来临。不远处我经常去的犹太教堂已经燃起熊熊大火，放射出灼人的光芒。随处可见涂抹在墙上的字——肮脏的犹太人，这些字那么醒目地刺进我眼里，让我一时感到非常迷惑。脚下满是拥挤的碎玻璃，里面挤满了摔碎的月光，使这些玻璃像晶莹剔透的水晶一样发出瑰丽的光芒。这些暴徒的样子像饿极了的狼群置身于丰盛的猎物中，穷凶极恶地到处撕咬。他们随意抓人打人，恨不得把这个世界打个七零八落，秩序像纸片一样被他们撕个粉碎。尤其他们袖章上佩戴的纳粹标识那么耀眼，钻进地上凌乱的玻璃里，像血红的蝴蝶一般狂飞乱舞。街上乱得不能再乱了。
我禁不住大叫，天哪，这是怎么了？
父亲一把捂住我的嘴，我从来没见他那样恐慌过。他朝我嘘了一声，悄悄说，放心，警察会来的，消防车很快也会来的，我们快回家。
我们踩着遍地破碎的玻璃，步子迈得很大，朝家里飞快地走。
我们偷偷溜回家后，父亲让母亲赶紧关掉所有的灯，不能让别人知道家里有人。我们自己的家，竟然吓得不敢开灯，不敢让外人知道。我们就那样摸黑上床睡觉。就在我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门外响起巨大的砸门声。我母亲赶忙去开门，刚走过去，一群穿黑色制服的人像黑夜的巫师一样已经破门而入，一下把我母亲撞得昏厥过去。他们恶狠狠地把我父亲揪起，一句话没说，一拳砸上来，父亲的鼻梁骨当场骨折，血唰唰地流到雪白的睡衣上。他们夹住父亲，一路拖出房子，拖鞋早就不知去哪儿了，他们连鞋都不让他穿，我看到父亲腿上的一小块皮肉挂在门上。
我平静地看着父亲被拖走，连我都惊奇自己竟然能那样平静，像个冷漠的旁观者，我没有想到要谩骂，要哭喊，甚至连乞求都没有。我事后想，我为什么会那样，我明白过来了，我实在是吓怕了，吓得已经停止了思维。而且我清楚一点，我根本阻挡不住事情的进一步发展，任何阻挡都是徒劳的。我一声不吭地跟在他们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像个温顺的猫狗。他们除了看见父亲这个男人外，还意外地发现我这个男性。他们问我多大，我木然地说十三岁。他们没有再理会我。我后来才搞明白，是我的年龄拯救了我，如果我的年龄很不幸地跌进十四岁，那一夜，拖走的人群中一定还有我的影子。年龄成了灾难，以致于我对不久即将到来的十四岁充满恐惧和担忧。
父亲都来不及跟我们打声招呼，就很快被他们拽走了。直到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让夜色吞噬的一干二净，我才疲惫地蹲坐在地上，才开始放声大哭。我哭得泣不成声，疼痛隐隐袭来，此时我才知道我都没来得及穿鞋，碎玻璃已见缝插针地划伤我的脚板手掌，我一动不动，反而希望它们扎得更深些，让我更痛苦些。等忽然想起母亲时，我才赶紧跑进屋。母亲还躺在门板后面，头偏向一边，看上去睡得很安详，像在做一个不错的梦。我大声叫她，她始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迟迟不愿回来。我开始拼命摇晃她的身体，给医院打电话，他们一直没人来。一个小时后，母亲才缓缓睁开眼，试着动了动身体，像个瘫痪的病人。一夜之间我的家庭支离破碎了。
那晚父亲被拖走后，我一下感到房子倾斜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变得摇摇欲坠。我内心世界开始坍塌，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能做什么。那一晚，我忽然觉得日子好难熬，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都是恐惧，无边的恐惧。当每一分每一秒从我身上踩踏过去后，熬到天快亮时，我已经虚脱的不成人形了。
零碎的一觉醒来后，我感到空气中弥漫着恐慌与不安，像一堵堵墙砌在我周围，让我动弹一下都颇费些力气。世界全变了，我仿佛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一到学校，我就能感觉出一双双异样的眼睛追着我，挤着我，那目光充满恶毒的力量，我分明感到那目光的重量，压得我无法呼吸。我想躲，可是没什么地方可躲，这也是属于我的学校，我不进去我能去哪儿？众多学生围上来，不让我进校门，其中还有好多我的非犹太人朋友，已装出不认识我的样子。我像误入人类的怪物，他们开始对我推来推去，朝我身上吐唾沫，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扇我的脸。刚开始我还擦掉脸上的唾沫，身体躲一下，甚至心里很愤怒，想着挣扎，反抗。到后来我根本顾不过来了，已经变得麻木，和愤怒都绝缘了，只剩下身体橡根木头似的杵在原地。
学校近在咫尺，却进不去。我真想使劲喊出来，我和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可我喊不出来。不知何时我感到身体已经剧痛了，我开始仓皇逃跑。他们并没有放过我，他们像讨厌的苍蝇闻到肉味儿，不依不饶地追着喊着，捡起一个又一个石块噼里啪啦砸我。我在雨点般的石块中，像丧家之犬似的落荒而逃。那样子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狼狈之极。
我被学校抛弃了，我从没想过我这个年龄会突然辍学，可的确是真的，学校毫不客气地把我吐出来，不允许我再进去。回到家后，母亲在床上躺着，我不敢跟母亲说在学校的事，但细心的母亲已经察觉到了，她坐起来，安慰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罗尔夫，我们可以转学。母亲的声音刚钻进我的耳道，我马上就想哭。在以往，我会不加掩饰地放声哭出来，可是此时，在孤立无助的母亲跟前，我没有哭，我想我也不会哭。我只低了一下头，然后抬起头对母亲说，没事，妈妈，我已经长大了，我想我能扛住这一切。我看到母亲的眼神亮了一下之后，她就赶紧转过身，给我找药水去了。
母亲让我去看看爷爷奶奶那边的情况。我去了，那边还好。可是爷爷奶奶对父亲被抓走的事情无能为力，我能读出他们眼里的恐惧与无助。奶奶带我去商店，打算买些食物去看望母亲。快到门口时，奶奶挡住我，指了指门口的牌子，我这才看见上面写着，犹太人和狗不能进入。我盯着那几个字，仿佛看到有种耻辱已化为人形，站在对面正耻笑我。
奶奶说，罗尔夫，我们去其他地方买吧。我能听出来奶奶叫我名字时的亲切，后半句的声调里却涌出来好多无奈与愧疚。那种亲切和无奈还有愧疚的声调嫁接在一起，就像一份半生不熟的食物梗在我肚子里，让我心里好难受。我们用谨慎的目光搜寻商铺，我这才发现角角落落里都塞满了这种侮辱人的话，想不看见都不行。是的，这样的牌子到处都是。我走得汗流浃背，仿佛在顶着那几个让人蒙羞的字前行，似乎所有人都在看我，都在嘲笑我。我恨不得遁入地下。凭什么？凭什么这样对我？我在心里喊。
您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那一刻，我恐惧，我束手无策，我甚至绝望。在我的国度，竟然没有一寸允许我自由呼吸和活动的空间，甚至，我连反抗的勇气都不敢有。
我们辗转几个地方才买到一点可怜的食物。一队德国士兵看到我们的食物后，让我们站住。一个士兵拿皮鞭前后左右拨弄奶奶的头，那样子像在甄别一件宝物的真伪。恐惧已战胜尊严，奶奶站着不动，任他摆布。忽然，他甩掉奶奶手里的东西，拿皮鞭使劲抽打奶奶，一边像发现小偷似的大叫，犹太人，打犹太人。奶奶已经让打得无法忍受，高喊，我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声音里裹满恐惧。其他士兵在旁边幸灾乐祸地笑，还有个士兵开始照相。
我深深理解奶奶心里的苦痛，为了免遭毒打才说出违心的话，那是需要勇气的，是扛着屈辱和绝望喊出来的。奶奶一边护着我，一边让我捡起食物先走。
我的怒火在眼里燃烧，手心攥得越来越紧。我突然大吼一声，我是犹太人，你们来打我吧。那几个人放下奶奶，开始追我。我的腿脚利索，身体轻巧。我在倒塌的楼房间不断穿梭，就剩下一个士兵追上来，他想好好收拾我，他一定觉得我太嚣张，想压压我的乖张气焰。这几个月以来，好多犹太人对他们低眉顺眼，他们已经习惯了，已经让养尊处优惯了，突然出现我这个不驯服的，这让他们好生恼火。我向一处教会的废墟跑去，我钻进大厅，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我看见圣经已经焚烧成一堆灰烬，我心一惊，圣经被烧可不是个好兆头。那个士兵已经跟进来了，我赶紧从一处废墟跳出去。此时，房子轰然倒塌，那个人眨眼间消失在一团坚固的灰尘中。我吓坏了，我想我闯祸了。纳粹是不会放过我的，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找到凶手。我吓得跑回了家。
那天夜里，我所有的神经都集合到了耳朵上，哪怕一点响动，就是一只猫经过都让我胆战心惊。半夜，我听到轻微的敲门声，我怀疑我的耳朵有毛病了。我心一紧，没有听错。又敲了几下，依然是轻微如细风拂过的声音。我藏起来，随时想着逃跑。母亲慢慢走上前，迟疑半天才缓缓打开门，门口处闪进来一个熟悉的身影。我脑子转了一圈，才猛然想起那是属于父亲的身影。父亲已经成了光头，也没有了犹太标志的长胡须。太不可思议了，父亲竟然能从集中营里出来，神奇地出现在家门口。
坐在乌黑的房子里，借着微弱的月光，父亲让我们粗略看了下他手臂上纳粹给他刻下的编号，给我们讲了他在集中营惊心动魄的经历。父亲让关进集中营后，很快手上胳膊上浑身都起满了疹子，这让德国人异常恐惧，他们怀疑他让传染上了斑疹伤寒。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能通过老鼠虱子或者人轻而易举地扩散。现在这种传染病不算太严重，但在当时，这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德国人非常清楚，他们的许多士兵就死于斑疹伤寒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他们用卡车把他拉到集中营附近的小镇上，像个负担似的扔给一个医生。他们走出房子，离他远远的，仿佛靠近一点点就会马上传染上。他们要那个医生给出一个诊断结果，是否为斑疹伤寒。
那名医生为父亲检查时，包裹得很严实，也很担心被传染上。他不知道我父亲是一名医学博士，而且医术精湛。屋里静悄悄的，父亲悄悄告诉他，说自己也是医生，这只是普通的过敏。但他不想再回集中营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血液中检测出斑疹伤寒阳性，却不会真的得那个病。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根据相关规定放了他。那位医生听得目瞪口呆，连连摆手，觉得简直是在听天书。父亲说你出去先把那些德国士兵打发走，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那名医生走出屋子，说，这名病人的的症状和斑疹伤寒很相似，需要多观察几天。
德国兵一听，马上发动卡车，一溜烟跑了，唯恐跑得慢了让斑疹伤寒追上。那天晚上，父亲和那名医生一起研究，经过一天一夜的秘密实验，终于成功了。医生将这种注射液注射到父亲身上后，化验显示，果然能让血液对斑疹伤寒呈阳性反应。父亲和那名医生高兴地相拥而泣。那名医生立即做了疑似斑疹伤寒的报告，连同父亲的血液样本一起寄给了德军实验室。很快，德军那边就传来结果，确诊父亲感染了斑疹伤寒。为了避免再传染给别人，纳粹不允许他再回集中营，还释放了和他有过密切接触的其他犹太人。
父亲能安全地回来，我们都太兴奋了。那一晚，我们在地板上坐了一晚上，思考出路在哪里。父亲说我们必须离开这里，明天他就去外国领事馆申请签证。
可是几天下来，父亲绝望了。英国、美国、法国，所有国家都不发放签证，我父亲苦苦哀求他们，不理，他们甚至动用棍棒打我的父亲，像赶狗似的驱赶他。没有国家愿意接收我们，他们怕得罪德国政府，怕增加本国负担。总之，没有国家愿意接收。我们成了世界的弃儿，被彻底抛弃了。
签证！签证！我们无时无刻不被这个问题缠绕。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能去哪儿？哪里能容纳我们？那段日子里，我们时刻都在讨论这几句话。连做梦都是长长的队伍，凶狠的官员，内心痛苦的诘问。世界如此之大，却没有我们的一寸立足之地。我好怀念过去的日子，记得以前父亲从医院回来，总在市场上给我买玩具，经常去郊区野餐，冬天去滑雪，骑雪橇。可是，这一切，全结束了。
3
容我打断一下，离开奥地利需要签证？他问老人。
对，一张小小的签证就等于一个生命。老人靠在椅子上，抬眼望了下墙上的照片，继续说，纳粹当局规定只有获得某个国家的签证，才能离开奥地利。也只有拥有签证，你才能买到逃离奥地利的船票。
父亲已经无计可施了，他整天躲在屋里愁眉不展。我想我应该站出来，去各个领事馆转转，看能否找到一线生机。因为一个纳粹因我而死，我变得谨慎，一直不敢出门。半夜，我试着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碰碰运气。噢，这里得给您解释一下，德国吞并奥地利后，把各国大使馆降格为领事馆，何鸣岳先生此时是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总领事。
是的，半夜去的，没办法。夜很静，我小心翼翼地穿过几条街，远远就看见领事馆里有点微弱的灯光。哇！有灯光。那一刻，我感到好温馨好温暖。
我悄悄走上前，试着推了下门。我一阵惊喜，门竟然虚掩着，轻轻一推我就进去了。我一进去，就看见桌子后面有位先生站起来，热情地对我说，孩子，进来吧。在温暖的灯光下，他像在随时等着有人来，随时做好签字与盖章的准备。那是一个逼仄的办公室，长方形的桌子上摆满了各种文书还有打字机，正对着大门，仿佛同它的主人一样，也在时刻欢迎客人进来。
他微笑着对我说，把资料拿过来吧。我忽然看到了希望，仿佛天边乌云一片的缝隙里挤出一丝曙光。他熟练地在签证上打字，写下“何鸣岳”的名字，熟练地盖章，像个熟练工，一看便知操作了不知多少遍了。我看着那个名字，心里默默读了好几遍，我对自己说，一定要永远牢记这个名字。很快我手里就有了三张签证，太惊讶了，在别的领事馆无法办成的事，在这里就花了几分钟办完了。我感激地看着何先生，像看一位救世主那样看他，连声说谢谢。正如您从照片里看到的那样，他用慈祥而和蔼的目光盯着我，像父亲叮嘱儿子那样说道，什么也别说了，快走吧。
我手里拿着签证，心里直沸腾，这里可是攥着三条生命啊！我似乎能感受到它们的怦怦心跳声。我悉心呵护着签证，把它们放进内衣，手紧紧压住上面，生怕它们眨眼间长上翅膀飞走了。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何先生怕有的犹太人白天不敢来，特意在晚上静静等着有人来办签证。他夜以继日大批量地给犹太人发签证，一天要发放一百多个。为了给犹太人发放这一份份沉甸甸的生命签证，何先生顶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纳粹因为领事馆的房产是犹太人的，便没收领事馆的房产。中国不给领事馆拨款，何先生便自己出钱租下一处公寓作为领事馆，继续发放签证。他的上司担心发放签证会恶化两国关系，命令他立即停止发放，但何先生毫不退缩，继续这种人道主义救助，最终因此遭到记过处分。
我出了那栋公寓，那栋如同住着救世主一样的房子。我还特意回头又看了看那栋温暖的房子，那抹柔和的光芒罩着我，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
街上没人，我好想找人分享我的喜悦。我的脚步突然轻快起来，我是奔跑着回家的。我一直记得我把签证铺展在父母跟前时他们表现出来的表情。他们简直惊呆了，他们觉得太让人意想不到了。
他们不知道上海在哪儿，当然我更不知道在哪儿。他们翻箱倒柜，在一个柜子里找到一张破旧的地图，找了十分钟，才在地图上找到一个小小的黑点，上面写着上海，没错，上海，就在那儿，在遥远的东方，离我们太遥远。母亲摇摇头，说，太远。父亲说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在地板上低声讨论了一夜都没结果。直到天亮时，父亲一跺脚，说就这么定了，去中国，去上海。
我们给爷爷奶奶打电话，说拿到去上海的签证。
我记得很清楚，奶奶的声音老在我耳边响，你总能听到，直到今天，她说，你们要把罗尔夫带到哪里去？中国？噢，天呐！不，不，算了，那是个再糟糕不过的选择了。
我父亲说，对，我带着我的儿子去，对，中国。
爷爷说那里很穷，很落后，而且还在经历战火。你们应该再等等，等拿到美国的签证再离开。再说，咱家还参加过一战，咱们在奥地利已经住几代了。你们要走就走吧，我们就住在这里，看看会发生什么。爷爷奶奶都太乐观了，他们以为纳粹很快就会停止行动。他们说这种事情早就在犹太人身上发生过，很快就会过去的。
我们不等了。父亲很坚决地告诉他们。我想弄明白点爷爷电话里所说的中国有多落后。父亲告诉我，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度，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当我们还用手抓东西吃饭的时候，中国人已经用筷子吃饭了。父亲的话让我对中国充满了向往。
那天下午，我们一家人特意去和爷爷奶奶告别。离别时，场面一片混乱，大家恸哭，他们都非常激动，太可怕了。爷爷奶奶和叔叔姑姑意外地同我们说再见！我大吃一惊，犹太人是轻易不说再见的，我心里闪过一丝不祥的念头。他们藏在窗帘后面不出来，我能看到他们的眼泪在脸上汹涌流淌，嘴唇紧闭，什么也不再说，我不清楚他们是替我们感到高兴而流泪还是当做了一种永别。
为了买到去上海的船票，我们开始攒钱。攒点钱不容易啊，我们有钱，但是银行账户被冻结了，我们不敢到银行去拿。母亲非常节省，但船票昂贵，我们不得不变卖家具衣物，好不容易才凑齐船票钱。想成功把三张票拿到手也不容易，得贿赂意大利邮轮官员。他们是很不耐烦的，我们在签证里塞上钱，语气谦卑地说，麻烦再看一下文件。当他们看到里面夹着钱时，便立刻改变态度，同意卖给我们。他们明知我们是在逃难，不可能回来的，但他们霸道地让我们也买返程票，花去我们一大笔钱，五百马克，那可是不小的数字啊，他们才不管我们的境况如何，他们只想借机大发战争财。
我们就这样买到三张意大利游轮的船票，就要开始逃亡生活了，我们舍不得走，可是不得不逃啊。您想象一下，我们一家，不得不丢弃一切，工作，学校，房子，存款，家具，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自己的钱，自己却做不了主。我们自己的房子，却被残忍地没收。我们在奥地利生活了几代，我在奥地利出生，在奥地利成长，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你，这里的一切都不属于你的，而且叫你立即出境，眨眼功夫我们成了没有国家的人。生我养我的地方，竟像是寄人篱下地活了这么大。甚至犹太人的生命他们都觉得有权利去剥夺。在他们眼里，犹太人的一切都应该是他们的，似乎犹太人只是替他们保管了这些物件，他们才是这一切的主人，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随时拿回去。
在上火车去意大利之前，纳粹除了审查证件外，还要最后一次压榨我们。他们不让我们带走任何财物，仅仅允许带上十马克，那只够一顿饭钱。即便这样，我们也是高兴的，也是迫不及待地要登上火车。在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全身的肌肉和神经才彻底放松下来，我突然发现我的身体一下子变得轻盈起来。这时候，我猛然觉得自己好困，好累，好想美美睡一觉。我一回头，这才看见父亲和母亲已经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我的脑子甚至可以腾出地方，用来厌烦母亲作为一个女人竟然也打起呼噜来。
我高兴得有点早了，火车快到意大利边境的时候，盖世太保们让火车停下，再一次蹦到火车上。全车厢重新跌入恐惧的铠甲里，我们全家再次情绪低落下来，早就跑远的怦怦心跳声又老马识途地跑回我体内。父亲低声告诉我，别讲话，别动，别要东西，别向上看。我照做了，不光是我，全车厢所有的孩子那一刻仿佛都成了雕像，他们小小年纪，都知道保持安静，看上去都非常严肃。很有意思！我记得盖世太保挨个检查文件，我没敢看到他们的脸，因为我是向下看的，我看到的都是铮亮的黑色靴子来来往往，寂静的车厢里，皮靴肆意踩踏车皮的声响显得巨大又刺耳。然后我就看到两双靴子停在我眼皮底下不动了，我听他们对父亲说，文件。父亲把所有一切需要的文件护照什么的，都递给他们。那一刻，我感觉时间都快停止了，一分一秒都是一种折磨。还好，他们什么也没说，把一堆东西又重新丢给父亲。我见他们的靴子朝其他地方走了，我的一条条神经这时候才疲惫地躺下。他们细心检查整个火车，检查完每个人的证件之后，头也不回，就叮叮咚咚地下去了。火车又开始行进，到达意大利边境后，突然，车厢里沸腾起来，没有任何征兆的，每个人都在欢呼，鼓掌，好多人开香槟祝贺，为能离开祖国而高兴。那一刻，我心里一阵酸痛，这么多人，生在奥地利，长在奥地利，不知在奥地利已经生活工作了多少年，最终却因能顺利地逃离奥地利而欢呼雀跃。
在意大利，我们从热那亚离港，航程一个月就可到达上海。那趟旅程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个四个星期的旅行，漫长而美丽的旅行。船上有曼妙的音乐，有斑斓的彩带，有乐队表演，还有专门分派给我们的乘务员，她们给我蛋糕和玩具，我们还开派对，经常去船上的游泳池嬉水，看电影，和年龄相仿的男孩在甲板上闲聊，船长甚至允许我们举行祈祷活动。我觉得那更像在度假，我玩得很开心，每一刻，我都为看到的景致而兴奋。我不是太清楚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也没多注意父母亲忧郁的眼神。在船上，父母亲总是提醒我拼命吃，吃，不停地吃，吃饱还吃，要把看到的东西全部吃掉。所以我只要一见到水果蔬菜蛋糕饼干之类的，就马上吃光。我后来明白他们的意思了，前路未卜，谁也不知道到了上海会怎么样，还能不能活下去？先吃饱再说。
4
我说到哪儿了？哦，对，上海，邮轮就快到上海了，老人呷了口咖啡，接着说，终于，在一阵汽笛声中，邮轮安全驶达黄浦江。此时是在那个水晶之夜的六个月后，我们全家终于逃出了魔爪。
当我一脚踏上上海的土地后，我彻底惊呆了。那是你想象中完全不同的地方，完全不同，看到的东西是你完全没有准备的。街上乱糟糟的，到处都是人，有穿长衫的，有一身西装的，有衣衫褴褛的，都在忙忙碌碌地穿梭。第一次看到成群成堆骨瘦如柴的乞丐，大的，小的，老的，少的，到处窜，一个个衣衫褴褛，或者赤身裸体，见了人嘻嘻哈哈地追着跑着要钱要东西，太可怕了。不少妇女儿童还有老人连同一麻袋一麻袋的杂物，满满当当地挤在独轮车上，被一个又一个中年男人推着，艰难地在街上走。一个个筋疲力尽的男人，赤着青筋暴突的脚，在满是污水横流的街上，拽着两个轮子的黄包车，满大街拉着富人跑，那哪是人干的活儿？还有那码头上的搬运工，一拨拨的，辛苦地扛起一堆堆如山的麻袋。我记得我当时非常害怕，我不知道我在哪里，这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此时我们全家已经身无分文，我们不认识任何人。我们呆呆地站在码头，呆呆地看着这个陌生的东方国度，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不知道该去哪儿吃第一顿饭，不知道今晚将睡在哪里。还好，我们坐上卡车，被上海的犹太慈善社团接走，在人头攒动的大厅里，在拥挤不堪的高低床上，我们度过了身处异乡的第一个夜晚。
刚开始我们过得很艰苦，父母亲出去打点零工，我饿极了的时候，也会和小乞丐那样，在垃圾堆里捡些食物。饥饿早已吞噬了我的羞耻，我甚至还站在腥臭的垃圾堆里因为捡到一点吃的而理直气壮地笑。我们住在虹口，所有下船的人都住在那里。我的第一个家在一个长长的胡同里，非常窄，仅能容下自行车通过，那里没有阳光，没有新鲜空气，又热又潮湿。就这么一个胡同，却能神奇地装下成百上千的人，仿佛随意刨个洞就能塞上几十人，跟老鼠似的。人太多，气味很难闻。在那间逼仄的房子里，青苔顺着墙壁爬满整个屋子，像水珠似的一滴滴往下掉，我们得学习使用烧煤炭的炉子，得适应没有冲水马桶的生活。父亲安慰我，苦是苦点，但我们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过段时间后，我父亲决定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开个诊所，于是我们第二个家搬到路边的一个小巷子口。一个简陋的二层小楼，一层是诊所，二层住人。这已经很宽敞了，我们很满足。父亲没有钱付房租，房东很热情，说先欠着，等有钱了再还。让我高兴的是房东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儿子，比我大一岁，叫程至心，瘦瘦的，脸上高凸着颧骨，一道道青筋像蚯蚓似的盘踞在太阳穴上。他很热心，教我怎么使用煤球炉，帮我联系学校。是的，他总是那么热心。在他的帮助下，我和他得以在同一个班上课。我很快在这里适应下来，甚至没把这里当做异乡。我开始正常上下学，和孩子们一起踢足球，他们从没把我当成难民，相反，却好奇地问我一些欧洲的事情。父亲开了诊所后，因为医术高明，所以患者络绎不绝。我们的生活步入正轨，再也不用担心上街被抓，一切又正常运行了，又同以前的日子天衣无缝地衔接上了，只是周围奔波的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人。他们对我们很友好，他们的眼神充满和善，充满暖意，这种亲切感就像回到了故乡。
紧接着，波兰犹太人来了，还有立陶宛犹太人、匈牙利犹太人、爱沙尼亚犹太人，一批又一批。他们都穿戴整齐，男人戴帽子穿西装，女人穿着比较好的套装和高跟鞋，尽管那种热天，但他们依然保持着整洁。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吃喝拉撒都是问题，卫生条件是你所能够想象到的世界上最差的。每种疾病，知道的不知道的，都在猖狂地流行。不管上海的境况有多糟糕，上海还是慷慨地收留了难民。他们都是幸运儿，中国人看到这一船又一船犹太人时，都只是惊奇地说，看，又一批外国人来了。他们并没有排斥，没有歧视和抗议难民的到来。在他们眼里，这些外国人一点不像难民，倒像是观光旅游的。他们会好奇地看你，那样子像是见到了外星人。包括媒体在内，只是记载了一下事件，并没有明显的排犹议论。我曾听过有一艘犹太难民船满载一千名乘客，往北美洲驶去，他们孤独地行驶在大西洋上时，大人曾兴奋地告诉孩子们，说安全了，我们已经远离了伤害。可是靠岸时，却遭到许多国家的拒绝，所有难民都尴尬地站在甲板上，听那些官员反复蹦着一个单词，明天，明天，明天再说。为了防止骚乱，官员们让海岸警卫队在邮轮周围来回巡逻，晚上还有探照灯紧盯邮轮，严防难民偷渡。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给成百上千的犹太人敞开大门，只有中国。后来在这艘邮轮上，有人绝望跳海，有人割腕自杀未遂被送进医院，有人花重金上岸，总之仅有零星人员被允许上岸，大部分人无奈返航，当船上的孩子问父母，这是要重新回去见祖父母吗？大人们只能痛苦地移开目光。他们回到欧洲后，分别在比利时法国荷兰登陆，最后当战争来临时又被抓进了集中营。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搜索欧洲那边的消息，我的众多亲人在那边，我们要尽可能多地掌握那边的消息。日本人不让我们收听收音机，一旦发现，必会遭到严惩，但我们冒着危险也要偷听。我家的家境很快就非常阔绰了，父亲每月能挣一千多块上海现洋，足够我们过上非常好的生活。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也为了让生活更有趣些，父亲把隔壁租下来，开了家白马咖啡馆，按照欧式风格装潢了一下，交给母亲打理。好多犹太人没事时都在咖啡馆里坐着，互相打听欧洲的最新消息。我们便知道了1939年9月，纳粹闪电占领波兰，第二年是丹麦，然后是挪威、卢森堡、荷兰、比利时、法国。我们都盼望着战争早些结束，可是，不知要到何时，不知会发展到何种地步，似乎战火会永无止境地燃烧下去。
父亲跟爷爷奶奶写信，说在这边生活得很好，请放心。刚开始，我们还能收到那边的消息，知道我一个堂姐结婚了。到后来爷爷奶奶的地址便是从华沙犹太区发出来的，信中问我们能否做点什么？帮他们离开那里。可是我们想不出任何办法，什么也做不了。您可以想见我们内心巨大的悲痛，那种爱莫能助的绝望让我们无比愤怒和愧疚，让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谴责自己。再到后来，通信变得越来越困难，直到收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了，他们像是人间蒸发了似的，但我们知道他们可能还活着，希望他们活着。
转眼间，我们在上海又过了个夏天和冬天。为什么我对夏天和冬天记忆深刻呢？因为一到夏天，江河里的水就倒灌到街上，满城都是水，人力车夫就那样在污泥浊水里来回奔忙。我们在上学的路上，遇到水位高的地方，还得游过去。尤其到了冬天，冰冷的街上，每天都有大把大把的小乞丐黎明时被发现死在街上，薄薄的衣服紧贴着干瘦的骨头，有的还好些，裹着一层较厚的毛毯。有卡车过来，几十具尸体甚至几百具尸体像扔一件件物品似的，随手往车上一丢，拉走了，那架势就像运走一堆垃圾似的。
更让我们无法忍受的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压迫。中国人过桥过卡子必须鞠躬，就像我们在奥地利给德国士兵鞠躬那样。甚至电车过桥时，全车人还得多此一举地全部下来，挨个鞠躬后再上车，只有这样电车才能通过。这是一种耻辱，这让人愤怒。我们太了解歧视的滋味了，这让我们想起犹太人在大街上被纳粹推推搡搡，像牲口似的被麻木地赶来赶去，连一点反抗的眼神都不敢有。父亲给我讲过好多次他在中国看到日本人随意虐杀中国人的情景和感受，有个人鞠躬鞠得慢了，便遭到一个日本兵的扫射，在日本兵的破口大骂中，那人倒在血泊中，让送到父亲诊所里时已经死了。一个小乞丐，因为偷了块面包，就被日本人逮住，剁了双手。送到诊所时疼得奄奄一息，是父亲救了他，可是没办法，他的命是保住了，却永远失去了双手。那惨痛的哭声，那滴了一路的鲜血，只要父亲一闭上眼，那情景就会不用召唤自动冒出来，他的心在剧痛，在滴血。父亲以前在咖啡馆经常从犹太朋友嘴里听到新四军这几个字，到后来他便有意识地打听新四军的情况，很快他认识了一个波兰籍犹太人希恩，加入了由希恩领导的学习小组。咖啡馆成了秘密学习场所，在这里，他学习到了马列主义著作，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且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当他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新四军的情况后，他要求加入新四军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尤其给那个孩子治病后，父亲已经变得迫不及待了。
5
那是一个很平静的早上，平静如水，我并没觉得有什么异样。
还没上课，老师突然提前进入教室，极度的恐慌与不安明晃晃写在了脸上。她异常严肃地说，中午放学时都不许自行回家，必须在老师的护送下集体排队离校。她的话不容反驳，那样子更像是宣布命令。我们从没见过老师如此紧张和恐惧过，那是一种无所依的紧张，我内心陡升一种不祥感。整个上午老师都在心不在焉地讲课，说出的话似乎都没经过大脑就慌乱地掉出来。老师的紧张也包裹住了我，让我听不进去课。
好不容易熬到放学，老师马上警告我们不许乱跑，都必须按顺序排好队。其实我们大家都没有动，平时活蹦乱跳的我们都乖乖站起来，自动站成一排，依次走出教室，大家没有一句说话声，连脚步声都轻的跟猫走路似的。我在程至心前面排着，我还试着轻轻拍了下他的胳膊，我能体会到他的肌肉也在微微颤抖。我用余光偷偷瞄了下他，他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只知道机械地往前挪脚步。一出学校大门，凛冽的寒冷就扑面而来，那是一种杀戮与死亡的逼近，我能听到我的心脏剧烈晃动起来。我看到日本兵齐刷刷列队街道两侧，有许多坦克威武地蹲坐在街上。老师命令我们不许乱看，只管走路。我不敢再多看一眼，大家每个人也都不敢多看，包括老师在内，像一群乖顺的囚犯。我们都默默跟在老师后面，艰难地走着，仿佛每一步都得付出巨大的体力劳动才能完成。我是后来才知道那是哪一天的，才知道为什么那天日本军队突然占领了英美的公共租界。那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从此不再自由。
就在那天下午，父亲在咖啡馆里听到一个震惊的消息，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下面情报处的一个大佐在演讲台上遭遇枪杀，凶手已逃脱。时局越来越动荡，看看周围的公共租界已沦为日本人之手，能自由生存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父亲心里涌上来一些不安，看来这里也不是一块清净地了。至于这种遭枪杀的新闻事件，父亲听听就过去了，心里并没有太在意。
半夜，已经很晚了，外面响起零星敲门声。父亲对敲门声非常敏感，他刚开始以为是风声，很快意识到有人来看病了。他匆忙从二楼下去，轻轻打开门。门外很快闪进来两个人，父亲的鼻子马上敏锐地捕捉到空气中的血腥味，还有一丝火药味，他见一个人让另一个人扶进来，胳膊上洇着血。两人满头都是汗，疲惫的气息迅速触碰到父亲的皮肤。父亲扫一眼就知道那是枪伤，他先是一怔，马上便反应过来。后面跟着的男人警觉地盯着父亲，手插进口袋想要掏东西的样子。父亲知道那里有一把枪。父亲轻轻说，快进来吧，放心，在医生眼里，永远只有患者。两人这才松了一口气。父亲让那人躺下，仔细检查伤情。
实话给你说吧，他就是下午开枪的那个人。另一个人说。
父亲心领神会地点点头，马上准备麻醉药，开始动手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父亲快做完手术时，外面不远处响起脚步声，能听到皮靴踩踏地面的声音。两人紧张地看父亲，父亲依然沉稳地继续做手术。
果然不出所料，门被踢开，一队日本兵闯了进来，母亲躺在手术床上，胳膊上已经划开一刀，父亲正在低头认真地给她缝合伤口。
领头的军官看看诊所，看看灯光，又瞅瞅病床上的母亲和床单上的血迹，瞅瞅周围的地面，接着仔细观察父亲的面色。旁边的翻译问父亲为什么这么晚还不熄灯，问床上的这个女人怎么回事？父亲不慌不忙地说，收拾了下屋子，睡得迟，刚才我夫人不小心让剪刀划了道口子。
有受伤的人来过吗？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父亲低下头，又说，病人急需缝合伤口，请你们出去，不要打扰我工作，好吗？翻译把话传给那个军官，军官骂了一句，八嘎。接着用日语大叫一声，搜。日本兵开始翻箱倒柜地搜查。那个军官绕着父亲和病床转了一圈，又低头查看了一眼母亲的伤口。
他们把一层二层翻了个底朝天，也没发现其他人。倒是把我吵醒了，吓得我在被窝里一动不敢动。他们甚至把我的被子挑开，盯了半天我赤裸裸的身体，像是鉴别我是不是真的是个孩子。搜查完毕后，那个军官心有不甘地看看周围，又盯住父母亲那两张犹太人模样的面孔看了半天。停顿了一会儿后，终于，他胳膊一挥，带人走了。父母亲这才松了口气，休息了一下，像是打了一场恶仗。过了一会儿，那个翻译又带着几个人进来转了一圈。母亲正在包扎伤口，他过来看了看，这才走了。
那两个人就躲在隔壁的咖啡馆里，父亲在墙上曾开了个门，平时让柜子挡着。后半夜，那两人就急匆匆走了。
过了没几天，希恩领上一个人来找父亲。在隔间里，父亲认出他就是那晚陪同伤者一起来诊所的人。希恩介绍说这是新四军在上海的特派员吴先生。父亲激动地对他说，中国收留了我们，我也想出一把力，参加新四军，直接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吴先生说，在新四军里生活是很苦的，您现在当医生过得无忧无虑，何必去受苦呢。您可想好了。父亲说，我早已经想好了，我爱人留在上海，她会带好孩子的。我去根据地，再苦再累都不怕，不用替我担心。吴先生紧紧握住我父亲的手，说欢迎啊！欢迎加入新四军。并说前线正急需一批药品，希望父亲能帮忙筹备，过后派人护送我父亲去部队。
这几天里，我没事的时候，就和程至心坐在屋顶上，看日本和美国的战斗机在空中互相射击，我们不怕，我们猜谁会把谁打下来，谁猜错了就掐谁一下。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噪音，散弹不断落在我们周围。现在想想，那时多傻呀，我们可能会被杀死的。我还看见倒塌的房屋，废墟上的死尸，还有大片大片殷虹的血在流淌，吓得我无法完成作业，也睡不好觉，经常从噩梦中醒来，似乎头都不在了。那天半夜我又醒来，坐在床上睡不着，看见父亲蒙在被子里，在手电筒的微光下，正细心记着一些密密麻麻的数字，我知道父亲正在统计药品数目。外面不时有日本人巡逻，他们是不允许家户里有灯光的，所以父亲很谨慎。
我父亲正在想方设法筹措药品时，谁知很快在第二天上午，吴先生突然急匆匆跑来，对我父亲说，据可靠消息，担任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梅辛格上校发来密电，要日本人逮捕您儿子，说您儿子在奥地利涉嫌杀害一名德国士兵，你们全家必须马上转移。组织上决定护送您去部队，您夫人和孩子去乡下的老乡家。您觉得怎样？
一听马上就要去根据地，父亲竟然高兴地蹦起来，像个孩子似的。父亲说，孩子就去房东的乡下亲戚家吧，我和我夫人都跟上你们去参加新四军，一起打鬼子，就这么定了。
吴先生说，好，收拾一下，我们马上出发。孩子已经有专人去通知，我们会安排好，把他安全送到乡下。
父亲和母亲化装成传教士模样，穿上黑色长袍，胸前佩戴十字架，拿上工具箱，带上医疗器械，在交通员的护送下，走上码头，还好，没人发现异常，他们顺利地坐船走了。
此时我正在教室上课。突然，外面出现骚乱，我们在教室里都纷纷伸长脖子朝外看，我看见一队日军在一个军官的带领下要闯进校园，正和校长交涉，一个老师跑进来和我们老师说了几句话。老师宣布下课，大家休息一会儿。立刻，教室里沸腾起来，孩子们爬到窗户上看外面，还有的人试图想藏起来。老师紧张地把我叫到跟前，悄悄告诉我日本人在抓我，快跟上那位老师逃跑。我们往学校后门跑，这时程至心追上来，说，不能走后门，快跟我走。我们先爬上屋顶，观察周围情况，然后接连翻过好几家屋顶，从远处逃走了。
过卡子时，程至心父亲驾小毛驴拉着棺材在前面走，程至心拉着板车，上面捆着稻草，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不远处还有两个人在护送我们。日本兵挡住小毛驴，要检查棺材。他父亲不太情愿，说朋友让买口薄棺材送回去。纠缠中，后面的程至心拉上板车已经顺利过去了。日本兵打开后，见里面啥也没有，便放行。没错，我并没有躲在棺材里，而是藏在稻草堆里。躲在里面的我再一次感知到三年前心脏的状态，那种濒临死亡的状态，隔了三年，它从奥地利一路追来，又再次在我身体里复活了。我身体的每一根神经都高度警戒，随时做好应对突发的情况，很幸运，我们通过了。
没走多远，日本兵突然叫住他父亲，说，停一下。我们所有人都愣住了，只有程至心拉着板车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日本兵冲上来，说，毛驴留下，其他拉走。他父亲争辩说拉货耕田还要用，日本兵不耐烦地挥舞枪支，说充作军用，快点滚。我们在日本兵的谩骂中快步走远了。
我安全到达乡下程至心的亲戚家后，父亲也很快到了新四军总部，江苏盐城。在盐城，父亲受到陈毅军长和刘少奇政委的热烈欢迎。陈毅军长豪爽地说，博士啊，在八路军有白求恩医生，在新四军有您呐。父亲很是激动，说在上海就早已久闻陈军长和刘政委的大名。他们领上我父亲视察了一下根据地的情况，条件的确非常艰苦，缺医少药，缺少医护人员，缺少供给，缺少武器弹药，救护病伤员十分有限，还要应对国民党的刁难。在如此艰苦险恶的环境下，这支军队仍然坚韧不拔地坚持抗战，父亲被这支百折不挠的铁军深深感动了。他是以一种忘我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的，他在军营里来回奔波，给战士们看病问诊，查看伤情，实施手术，你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很满足，也很兴奋。他还创办了卫生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医护人员，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6
二战结束后，我们陆续知道了欧洲那边的情况，才知道纳粹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知道了令人惊悚的毒气室、焚尸炉、尸体解剖室，知道了人皮肥皂、人皮油、人皮装饰品、头发做成的毛毯服饰，还有成堆成堆的尸骨金牙项链戒指。我们急切想知道欧洲那边亲人的情况，父亲本想回国，可是看到部队实在太需要他了，就打消了回国的念头，跟随部队转战山东、东北等等地方。
直到新中国成立，父亲才领上我们回到欧洲，去寻找我们的亲人。避难来到上海时我还是个少年，如今走的时候我已经成了一个青年。站在船上回头望向岸边的时候，我哭了，我再一次失去了我熟悉的家园，失去了程至心，失去了众多朋友。我再看看父母亲，他们的脸上也挂满了泪珠。现在回头想想，那浩瀚的大洋不知承载了多少犹太人的眼泪。
当我们回国后，才知道我的亲人都让纳粹杀害了，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有些孩子比我曾孙子还小，除了那个结了婚的堂姐还虚弱地活着。我父母亲的家族有一百三十多口人，但纳粹，彻底改变了我整个家族的命运。
我堂姐喜欢找我倾诉。她说结婚后不久，她们就被押送上了前往奥斯维辛的火车。到达集中营后，就在下火车分别时，她丈夫最后一次拥抱她，最后一次告诫她，一定要努力干活，使劲干，抢着干，什么活儿都说自己能干，永远不要说自己不行，这样能救你。答应我，无论有多难，都要坚强活下去。不管情况有多糟糕，都不要放弃。相信我，一切都会过去的。我堂姐记住了她丈夫的话，她在工厂拼命干活，一直到被解救出来。而她丈夫一下火车就被带到一个煤矿，很可惜的是，被最后一批送进毒气室，距离苏军攻入集中营仅隔几个小时。被解救出来后，她一时连哭都不会了，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她说在集中营所有的感觉就是恐惧、饿、冷。冰天雪地里没有衣服鞋子穿，还要饱受各种病毒的侵袭。尽管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生不如死，但主动往电网上撞的人并不多。她说见过的就两个，大家都非常珍惜生命，都千方百计地争取能活下来。
再没有比亲身接触当事人带来的冲击力更让人震撼的了，那情景让人如同是附在当事人体内的魂魄，跟随着重新经历了一遭似的。当堂姐和众多亲人的悲惨遭遇血淋淋地摆在我面前时，我才猛然发现其实我一直生活在天堂，我以前经常抱怨我在上海的境遇，到了乡下更是吃不饱，穿不暖。可是，和欧洲的亲人相比，我简直太幸运，太幸福了。事实证明，那是唯一可以躲避的地方。如果当年不走的话，如果没有拿到何先生顶住重重压力发放的生命签证，我就不可能活到今天，不可能坐在这里和您聊天了。
堂姐留下了严重的战争后遗症，她总害怕饥饿，比我更害怕，她总要给冰箱里塞满东西才放心，才心满意足地笑。还把自己的身体包裹得很严实，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安抚自己，衣服多着呢，别怕。她更感到孤独，那种身处人群中的孤独。她常常因为找不到感同身受的人倾诉而苦恼，而愤怒。她甚至有时候抑制不住自己的突然恐惧和癫狂。我不可能老陪伴在她身边，便劝她重新组建个家庭。她后来远嫁到美国，不久当她听到有个种族主义团体佩戴纳粹十字标志，公开宣扬纳粹主义，她马上疯狂地跑过去，把那地方闹了个底朝天。
堂姐走了，我也结婚了，除了母亲，没有其他亲人在身边，朋友又少，我父亲开始思念中国，他经常跟人说起自己的经历，说他当过中国的将军，还给新中国的几位元帅治过病。没一个人相信，他们都摇头，笑得哈哈的，挤眉弄眼地嘲笑他，以为他说的是疯话。后来，父亲下定决心，一定要回中国。可是，还没等拿到入境签证，父亲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他至死都想回到中国，他没做到的，我替他做到了。我后来来到中国，开了好多家白马咖啡馆。每开一家，我都非常庄重地把何先生的照片挂于墙上，同时也算是告慰天堂里的父亲。我会跟每一位来店的顾客乐此不疲地讲起何先生的义举，讲起中国，讲起上海，讲起我父亲。
现在，我总回想起往事，回想起那过去的一幕一幕，尤其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梦到自己没有签证，被纳粹关进集中营，去没日没夜地做苦役，为他们修铁路，筑工事，粉碎石头，挖壕采煤，还要忍受他们的棒打鞭抽。我会看到在有鲜花和音乐美其名曰浴室的毒气室里，为了争抢到最后一丝新鲜空气，许多赤裸的身体胳膊腿重叠交叉地绞在一起，掰都掰不开。甚至会听到炉门渐渐关闭的声音，会闻到焚烧尸体的味道，那是一种如同燃烧头发一样的气味儿，我会在梦里计算几分钟焚烧一具尸体。于是我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突然响起，然后我从睡梦中跌跌撞撞地醒来，此时我才发现周围空无一人。
当我醒来后，我便久久睡不着。我会打开灯，看着墙上我众多亲人聚会时的照片。这些熟悉的亲人，仿佛就在昨天，我记得就像您坐在我面前一样，大家都在，海伦妮、布丽塔、卡拉、奥古斯特、巴泽尔、弗兰克、尤利娅、安娜等等。大家热闹地聚在一起，又说又笑。所有的名字，在今天，让您听起来好像只是一个符号，可是，这每一个符号背后都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他们，都真实地生活过。然而他们，他们都很快走了。有的，生命正旺盛就被戛然折断；有的，青春还没来得及绽放；有的，甚至，还来不及长大。他们一个个曾经笑靥如花，生龙活虎，可是，他们只能永远住在我脑子里了。这就像一场噩梦，我但愿这一切没有发生。但是，这一切，就真的发生了。
老人擦了下脸上的泪水。他跟着也擦了一下，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已经泪流满面的。
老人接着说，我还喜欢把何先生当年的照片拿出来，给孩子们看。我给他们说，你们好好看看这位先生，记住他。永远不要忘记他，要不是他，这个世界上就根本不会有你们！我就是当年获得他签发的签证才得以逃生的，而没有得到那张生命签证的家人和朋友，好多都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里丧生，化为一堆堆如山的灰烬。
请问，您几个孩子？他问。
我有六个子女，十九个孙子，七个曾孙。我有一种始祖的感觉，哈哈！老人爽朗地笑，逃亡那一年，我十四岁，眨眼功夫，我在中国长大成人，后半生又在中国度过不少光阴。有时候，我在中国的街上走的时候，有小孩指着我对他的父母亲说，看，外国人。我会微笑着，用汉语更正他，不，我是中国人。
他会意地笑笑，说，这的确很有趣。
我现在九十多岁了，身体依然好得让人羡慕。老人舒展了下胳膊。
他钦佩地盯着老人，老人脸上泛出充沛的红晕，显示皮下蕴藏着强劲的生命力量。即使在爽朗笑的时候，嘴唇大面积裂开，也不见有干裂的皱纹在脸上纠缠，反而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
后来何先生怎样了？他指着墙上的照片问。
后来他转辗各国去任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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