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性格：爱拼才会赢
继承着闽南文化的洞头人，其“海洋性格”有双重含义：一是具有抗争意识，与命运抗争，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抗争；二是在抗争中又追求充分的个性自由和心灵自由，达到率真奔放。
2016年8月18日的一个黄昏，本人在一篇文章中粗略地概括了闽南移民与海、与鱼生生不息的特殊关系。文章这样写道——
大海的重重围困注定洞头人将“大碗喝酒、大口吃鱼”，并以此享誉中国。一次次沉船之后又一次次战胜惊涛骇浪，这样的历练使得一代代洞头人血管中流动着滚烫的大无畏精神。造堤坝、围滩涂，敬妈祖、放鱼灯，抵倭寇、抗台风，建大船、出远洋，这一系列壮举遗憾的是没有史官“实录口述”。世间万物，唯有鱼最好，没有人能够理解洞头人对海、对鱼有着怎样的感情。（《从海上到上海后记：浪花淘尽英雄》）
现在，本人理所当然的将这种关系定义为“海洋性格”——其第一个维度是抗争意识，与命运抗争，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抗争；其第二个维度是在抗争中追求个性自由和心灵自由。闽语歌曲“爱拼才会赢”五个字生动反映了闽南人血管里的这种“海洋性格”。
据《洞头县志》记载，清朝初年，一艘从福建泉州驶来的小船，载着男女老幼，在小长坑这个四面环海的小村子定居下来。之后，于康熙三年(1665年)开始兴建洞头第一条海塘。之后，一批来自福建的苏姓族人于雍正五年(1727年)在埭口海湾开始兴建洞头第二条海塘。“洞头第一塘”围垦近50亩滩涂，种上了洞头岛第一批番薯；“洞头第二塘”围垦400多亩滩涂，种上了洞头岛第一批水稻。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洞头人民沿用小长坑塘的“石头筑坝、海泥（或黄泥）闭气”技术，先后在南塘和北岙后、霓屿岛等地继续兴建海塘、围垦滩涂，为洞头人民扩大生存空间、建设新型城市，提供了最为宝贵的土地资源。
煌煌巨著《两浙海塘通志》，记录了浙江各地海塘建造史。与外地不同的是，别处是官府牵头、官方拨款造塘，而洞头无一不是民间发动、民间集资而为。闽人与瓯人共同谱写了洞头文明史。
建国后，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洞头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画出最新最美画卷：第一条公路通村（1952年）、第一家综合性医院营运（1953年）、第一艘机帆船出海（1956年春）、第一所初级中学落成（1956年9月）、第一批海带落户（1959年初）、第一批紫菜人工养殖成功（1960年前后）、第一家工业企业营业（1966年10月）、第一个高中班开学（1972年春）、第一个发电厂发电（1982年6月）、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归来本地就业（1982年9月）、第一条海底电缆铺设成功（1987年6月）、第一批羊栖菜人工养殖成功（1988年前后）、五岛相连工程完工（2002年5月）……洞头的每一点一滴进步，都是在“一无技术、二无人才、三缺资金、四缺信息、西面环海、水路一条”的条件下，凭着“爱拼才会赢”的秉性，比大陆地区付出更多、更大的心血后一一达成。
海岛的人们比起大陆上的居民，有着更为广阔、更为深邃的精神空间。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理论界把150多年来闭关锁国、落后挨打的根源归结为忽略“海洋文化”（蓝色文化）所致，很有说服力。
千百年来，尤其是在海禁时期，闽南移民在相对封闭的海岛上过着与世隔绝的自由生活：一面是为生存而抗争，另一面也在抗争中随遇而安、率真奔放。
从岛上民居来看，闽南移民的房子无不是石头房，这一传统来自福建，与福建永定的“土楼”有异曲同工之美，可抗台(风)可防匪；从生产工具来看，最早是一户或者一族一艘渔船（帆船），自由自在地在近海谋生；从村落构成来看，一个村庄有一两个大姓，附近的村子又沾亲带故,显然是由福建某个村落集体迁来，故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组成自然村；从“幸福指数”来看，建国前，洞头没有学校、没有医院、缺少现代文明的辐射，而洞头人的“幸福指数”和“健康指数”并不比大陆低多少：无人饿死、无人为丐，不少人一生没有吃过一片西药、连生育都是在家里完成——闽人与瓯人昂扬的生命在潮涨潮落中自由绽放，用洞头诗人柯熙的诗句来说就是：湛蓝的南风中，我们一直野蛮地生长着。
木船烤火。双脚驾船（霓屿一带至今仍盛行）。粉包熟饭（红圆）——洞头人与海、与鱼的碰撞中构建了自己的海洋文化。“观星也罢，听涛也罢，从半屏山到霓屿山，从大瞿山到鹿西山，悠悠心事于明天雨后迅速风干”（由台湾诗人秀实、丁悠仁等诗句改写而成），闽南人不拘一格、追求自由的豪放性格，也在我们的描述中一点点地清晰起来、明朗起来。
闽南人的“海洋性格”因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复杂性而具备了长足的审美价值和研究价值，尽管今天的洞头已经与温州大陆相连接，并成为温州市区的一部分，洞头人与海、与鱼的密切关系，不会因为行政区域的变化而变化；展现在一代又一代洞头人面前的，仍然是蓝蓝的天空和一望无际的海洋，这也是培育洞头人“海洋性格”的肥厚土壤，是无法割舍、无法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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