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相伴笔耕路
引 子
月亮升高了，变小了，清丽的月光温柔地抚摸着小院里悄然无声的一切。
七月的北方夜晚，是闷热的季节、也是美好的时刻。失眠的我，立于月光下，在思索着自己的人生经历、自己的笔耕之路。
52年前，刚刚18岁的我，也是在这样的月夜，也是这样立于月光下，为完成部队首长交给的新闻报道任务，深深地思索、思索……
许多想法在脑海里像火花似的一个个爆发，然后又一个个熄灭，伴随着月光，我一直苦思冥想到天明，终于定格成一个追寻的目标。
于是，我的信心也随着初升的太阳在升腾、升腾……
想起和新闻与文学创作结下不解之缘的那些往事，我便控制不住情感的闸门，总要滴落一串晶莹的泪珠。那里面既有辛酸之泪，又有快乐之泪啊！
尽管我小有功名，但我还是要把那些往事写出来，奉献给广大读者。如果这篇文章能像一颗小小的石子投入水中，在您的心湖泛起一点点涟漪，我就感到无比的欣慰了。
（A）
茫茫大千世界，漫漫人生旅途。
人生的梦想无疑都是十分美丽的，丰富多彩的。可我的梦想，却既单一，又漫长，从儿童时代到步入老年，只有一个梦想——“新闻与文学梦想”。
这梦想中，包含着希望，包含着期待，包含着无限的憧憬。正是因为这希望，这期待，这憧憬，我的梦想，才如此执著，如此强烈！
循着梦想，我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旅程。几多笔耕的迷茫，几多追寻的失意，又几多收获的喜悦……
我的父母均是目不识丁、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说不清是受谁的影响和熏陶，入学后，我特别厌烦12345的算术，对语文却情有独钟。我尤其是喜爱作文，有不少作文被作为范文，在学校内传阅。学校放了假，我边帮助父母干点家里和地里的活，边把所见、所闻、所想、所悟写成小文，寄给报社。每当那一个个“豆腐块”“火柴盒”见报后，我就喜不自禁地手舞足蹈一番。父亲看我喜欢写作，便用卖柳条筐攒下的1.8元钱，给我买了一枝灰色钢笔。在那生活极其艰难的年月，能拥有一枝钢笔，可是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啊！
手捧钢笔，我含着激动的泪水向父亲许下诺言：“爹，我一定好好读书，多写作文，将来当一名记者或者作家。”父亲尽管不知道记者和作家是干什么的，却仍然兴奋地说：“那可是我和你娘做梦都盼望的事！”为了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文革”初期，辍学回家务农的我，或在田间地头，或在繁重的生产劳动间隙，或回家吃饭前后，或晚上睡觉前，随时随地把劳动体验、生活感受写下来。就是生活再苦、劳动再累，我也常常是自我陶醉在笔耕的田园里。
1970年冬，我带着父亲送给的那枝笔，披着一身风雪，踏进了绿色的军营，开始了漫长的军旅生涯。部队首长好像了解我的心思似的，点名要我担任业余新闻报道员。于是，我紧握着那枝笔，正经八百地踏上了苦乐相伴的笔耕之路。从此，我的梦想便和这绿色的军营融为一体，便和晋南这块黄土高原的生活打成一片。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初爬格子时，还真是把我为难的不轻。那时，我的写作热情非常高涨。白天不是训练，就是学习和工作，每天夜里还要站2个小时的岗。在部队，晚上熄灯制度是非常严格的，9点钟必须熄灯，谁也不准违犯，违犯了就要受到严肃的批评。肩负新闻报道任务的我，不顾一天繁忙后的疲倦，争分夺秒地从事着学习与写作。寒冷的冬天，我夜夜都是钻进被窝里面，蒙着头，打着手电筒，看书学习写稿，有时竟通宵达旦；炎热的夏夜，我就跑到猪圈旁的路灯下，读书写作。刺鼻的臭味薰得我头痛恶心，蚊虫叮咬得我浑身起疙瘩，痛痒得心烦意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我一直咬着牙忍受着、坚持着，简直到了狂热的程度，战友们送我一个绰号“拼命三郎”。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年过去了，劲没少费，苦没少吃，可寄出去的稿子不是“石沉大海”，就是“完璧归赵”，没有一篇被变成铅字的，哪怕是几个字也行啊！
这时，冷言冷语像一盆盆冰水齐刷刷地向我的头上、身上浇来，砭人肌骨。
有的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
有的说：“就他那点高小文化水，还能写出好文章。”
也有的说：“等着瞧吧，有他的好戏看。”
面对冷嘲热讽，那阵子，为难的我不知流下了多少眼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最让我伤心落泪的是这么两件事：
一件是熬了3个晚上，写出一篇500余字的小稿，我恭恭敬敬地交给办公室一位主抓通讯报道工作的助理员审改。谁知，这位正在打扑克牌的助理员看了没有几行，就揉成一团，顺手扔进了旁边的火炉。末了，还甩来一句：“写的是个屁！”听着这冷冰冰、硬邦邦刺人心窝的话语，望着那呼呼上窜的火苗，我心里真好似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回到宿舍，我钻进被窝，蒙头痛哭了一场。委屈的泪水打湿了被子，打湿了枕巾。
另一件是《解放军报》在“党建活动”专版，开辟了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上党课”栏目。我根据开篇文章的内容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顺序安排，推测到一个月后的党课内容可能是关于民主集中制方面的。我便立即采写了某部党支部书记王德富上的一堂题目为《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党课稿件。
当我又一次恭恭敬敬地交给那位助理员时，他看都不看，随手掖进报纸堆里。我低声下气地说：“请您抽空尽快审阅一下好吗？我得早点寄出去。”他边翻动着一本杂志，边不耐烦地说：“着什么急呀，没看我正忙着吗？”
深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道理的我，只好无奈地退出他的办公室。
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三周过去了。他仍然不给审阅盖章，我一天三次上门恳求，他都置之不理，也不说明原因。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找到同他是老乡的班长去说情，结果依旧是无济于事。
就这样，这篇稿子在他手中整整压了一个月。
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便硬着头皮找到部队的一号首长，说明了情况。在首长的亲自过问下，他才原封不动地把稿子还给了我。这回可着实把他给得罪了，说我打了他的“小报告”，让我走着瞧。我对他的脸色和态度全然置之不顾，只是一心急着发出稿子。我给编辑写了一封短信，连同稿子一起装进了信封，准备即刻寄走。
说来也巧，当天的报纸正好送了来。我翻开《解放军报》一瞧，顿时气得浑身颤抖，“基层党支部书记上党课”栏目里，刊登的正是“民主集中制”方面的内容，其文章的大小标题和分段，同我写的稿件几乎完全一致。
手捧报纸，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惟有泪水夺眶而出。
事后，听一位知情战友讲，某助理员是怕我写出名堂来对他不利。我这才恍然大悟：噢，他处处设卡挤对我，原来如此呀！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部分同乡战友鼓动我，去和某助理员干一场，不然他老是欺服你，大不了不让干到家了。我思忖再三，使不得，官大一级压死人，胳膊岂能拧过大腿？我加倍小心，忍气吞声，还需时常向某助理员赔着笑脸。即使如此，也没有换来某助理员的一点同情与怜悯之心。反而，他认为我是一个软柿子，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他处处设障，时时压制，我感到笔耕的路之坎坷，如履蜀道啊！
另外，还有来自个别同乡战友嫉妒的压力。那时，一同担任业余新闻报道员的同乡战友共有3人，只有我经过艰苦努力，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首长看我是个可塑之材，便准备让我去石家庄某部参加为期两个半月的通讯报道培训班。一位战友得知消息，立即找到首长泡蘑菇，非要参加培训班不可。未被批准，他便迁怒于我，到处说三道四。临行前，我好心同他道别，他却以恶言相向。
坐在北上的火车上，想想入伍后，一直情同手足的同乡好友，竟然因为我受到首长的器重，而变得如此冷漠，我的心呀，痛得如针挑刀剜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沿着鼻尖滚落下来。
培训期间，我抽空给那位战友写了4封信，言辞恳切的程度令我自己都感动不已。信寄出后，封封都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好不容易打通了几次电话，他也不接。这件事，对我形成了不小的打击，几次在梦中，我都是声泪俱下。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迷惘和苦闷，真想撂下挑子。
“梦，就这样破碎了吗？”我扪心自问。
“不，‘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默诵着拿破仑的名言。
“不，不蒸馒头蒸（挣）口气！”我暗暗发誓。
泪水的确流了不少，但并没有冲垮我的意志。
爱的就是这苦行当。我牙一咬，心一横，含泪立下誓言：非干出一番名堂来不可！
培训班结束回到部队的当天晚上，我就主动找到那位同乡战友，在使人迷醉的月光下，敞开心扉地交谈了近3个小时。我的坦诚，终于感动了他那颗冷漠的心，化解了他对我的误解和嫉妒。他含着眼泪说：“你放心，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眼里又涌出热辣辣的泪水……
夜静更深，有一盏灯依然亮着。
那是我在伏案奋笔。此刻，我的思绪正驰骋在《两车萝卜寄深情》的小故事的写作中。那天清晨，正在患病的我，听战友们说，襄汾县张礼乡的4位农民，丰收不忘子弟兵，起了个大早，拉着两车大白萝卜，步行十几公里送到军营，慰问亲人解放军。我不顾病痛，脸也没顾得上洗一把就赶紧跑去采访。4位农民对我道出了一腔挚诚的情感，感动得我泪盈双眶。在泪水盈眶中，我连夜写出了那篇小通讯。第二天上午，我步行往返十几公里送给临汾报社一份，并顺路寄给山西人民广播电台一份。没几天就被临汾报社和山西人民广播电台采用了。
手捧着自己这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处女之作，我兴奋地流下了两行喜悦的泪水。
至此，我填补了部队通讯报道工作的空白。打那以后，我不停地写，不停地寄，写作之路，出现了新的转折。
那时，交通极其不便，部队里也只有炊事班才配置有一辆自行车。我每送一篇或寄一篇稿件，都得靠两条腿将那十几公里路量过去再量过来。顶风冒雨、披雪踏冰是经常的事。苦也好，累也罢，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高兴的是，在笔耕的田园里寻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我在一本书中看到了扬州八怪郑板桥的《咏竹》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随即抄录下来，贴于床头，作为座右铭。
（B）
谁都知道，“爬格子”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差事，发表的稿件，那真是心血、汗水与脑汁的结晶啊！
已经和新闻与文学创作结下不解之缘的我，不怕苦、不怕难，一门心思“泡”在写作中。那时，部队营房里一共有6大块黑板，每周一期的黑板报都要由我来完成，而且内容要丰富，还要反映部队方方面面的工作、学习、训练、生活等情况。每逢闲暇之时，我就要四处奔波着去采访，回来后赶写出小通讯、小消息、小故事、诗歌等体裁的文章，再利用星期天时间写到那6大块黑板上，春夏秋冬一期也没有中断过。寒冷的冬季，即使戴着手套，我的右手也是常常被冻得如同发面馍一般，严重时形成冻疮，溃烂化脓，痛痒地寝食不安；炙人的盛夏，我的肩膀、胳膊被晒得又红又肿，层层脱皮，特别是夜晚躺在床上，胳臂火烧火燎，疼痛钻心，浑身冒汗。我没有叫过一声苦，没有喊过一次难，一干就是10余年。
那年夏天，部队首长让我去远离营房的临汾河西农场看守稻田。白天，在稻田里施肥、浇水、拔草，水被太阳晒得滚烫，那种下蒸上烤的闷热简直叫人窒息；夜晚，住在老乡家的土坯房子里，一丝儿风也没有，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我赤膊上阵，趴在小油灯下写作，一缕缕焦烘烘的热气从背脊散向全身，仿佛每一个细胞都在燃烧着，头上的汗珠子像雨点一样滴下，打湿了稿纸。我便将毛巾用凉水浸湿缠在头上，继续坚持写作。在看守稻田的一个月时间里，我写出并发表了20余篇稿件。
多写多练，使我逐步感到对学到的知识运用自如、“笔走龙蛇”了。我借助思想上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借助丰富多彩的写作生活和知识修养，从平凡的生活之中摄取闪光之点，稿件见报率越来越高。我多次被上级领导机关评为“模范通讯报道员”，单位首长也对我进行重点培养。
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奠定写作的根基，1985年9月，我以惊人的毅力，自费参加了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党政专业的学习。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毕业证书。尔后，我又利用3年时间，分别自费参加了《记者摇篮》《女子世界》《杜鹃》3家杂志社主办的专业培训，系统全面地学习了新闻与文学创作的理论知识。
不懈的奋击，艰苦的劳作，使我初步叩开了写作的大门。
现在回想起来，也正是那些艰难的磨练，培养了我锲而不舍的拼搏精神和吃苦耐劳的良好习惯。
写作实践告诉我，作为一名新闻爱好者，不管你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还是初出茅庐的“新兵”，要想写出好作品，就必须做到“五勤”：腿勤——多跑、眼勤——多看、嘴勤——多问、脑勤——多思、手勤——多记。尤其是“腿勤”，脚板底下出新闻，怕苦怕累是采摘不到馥香鲜花的。即使是出差和休假，星期天和节假日，我也是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从不失去一次写作的机会。
辛勤的笔耕，受到了公路通讯报社社长兼总编钟道公的关注。1989年春，他专程找到我谈了一次话，我们一见如故，越谈越投机，越谈越亲近。他当即拍板，把我聘任为《公路通讯报》记者。打那时起，我与他的交往逐渐多起来，感情也日益深厚。受钟道公敬业精神的感染，我写作的热情更加高涨了。这年12月，我被评为全国公路系统“优秀记者”。
1990年初，我去四川出差，不顾数千里的旅途疲劳，一下火车就专程跑到地处偏僻山区的荣县公路段，以《人民公路报》记者的身份进行了采访。这个公路段是个连续30多年荣获40多项荣誉称号的老典型，因地处偏僻，从未有记者涉足，我是第一个来这里采访的新闻记者。我的到来，令公路段上下异常兴奋，他们争先恐后地向我提供素材。晚上，我伴着孤灯一直到天亮，写出了《荣县公路段发挥管理制度的整体威力》的消息，第二天便送到了《自贡日报》社，很快就发表了。随后，《人民公路报》又全文转载，公路系统迅速在全国推广了他们的经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1991年7月，我荣获《人民公路报》1990年度“耕耘奖”二等奖。
面对荣誉，我不骄不躁，认真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积极为报社撰写稿件。
1991年建军节前夕，担任某部队医院政治处主任的我，组织医疗生活服务小组，来到驻地光荣院为老人们进行服务，受到老人们的热烈欢迎。我无意中看到女卫生员孙艳萍、吕昭，一边精心为年逾古稀的王希贤老人梳头，一边和风细雨地拉家常的温馨场景，便悄无声息地举起相机，记录下这温馨感人的瞬间。这张新闻图片寄出去后，相继登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健康报》《山西日报》《山西健康报》《山西妇女报》《临汾日报》《侯马报》的报端。我以《情洒光荣院》为题，参加了由《临汾日报》社与临汾地区双拥工作领导组办公室联合举办的“双拥杯”有奖征文活动，荣获一等奖第一名。1994年11月，我在国内多省市专报记者服务研讨网组织的“10省市专业报刊评优活动”中，荣获“优秀记者”。1995年1月14日，北京军区《战友报》在头版《军营快讯》栏目里，以《王友明荣获“优秀记者奖”》为题，作了报道。1996年6月25日，在由中国老摄影记者联谊会、国内多省市专报记者服务研讨网组织的“创精评优活动”中，我被评为“优秀记者”。参评作品《点燃生命之火》，荣获“好新闻”一等奖。1998年12月，我荣获“中央新闻单位优秀记者”，授予新闻精品特等奖。
如果说，立志写作是此岸，稿件被采用乃至小有名气是彼岸的话，那么心血和汗水则是架在这条河流之上的桥梁。
（C）
在我的业余生活日程表上，从没有甩老K、下军旗、扯闲话、看电影、垒“万里长城”的时间安排，不知有多少业余时间，我都陶醉于学习和写作中。
我特别注重坚持勤学与苦练。
勤学：一是向书本学，什么古文、古诗、名著、范文，广泛涉猎。刚当兵时，每月仅仅6元钱的津贴费，我几乎全部用于买书、买纸了。我如饥似渴地攻读了《新闻写作知识》《写作辞林》等几十本书籍，从中提取千锤百炼的词汇和优美动人的语言；二是向编辑和群众学，利用和编辑接触的机会，虚心求教，从中学习采访、构思、谋篇、布局、润色的枝巧。每写一篇稿子，我首先让周围的人们当第一读者，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尔后，经过反复修改再寄送给报刊。报刊发表后，我立即与底稿相对照，从编辑修改过的文字中，体悟其中的道理。
苦练：主要是把从书本上、群众中、编辑部学来的知识，用于写作，多写多练，三天一稿，雷打不动。什么散文、诗歌、小小说、通讯、消息、杂谈、报告文学，样样写，以达到熟能生巧的效果。多年的笔耕生活使我感悟到：一篇好的文章，是心灵的外露、情感的渲泻、修养的体现，与其说是用笔写，莫如说是用心血写、用毅力写。
1982年2月，我好不容易采访到一些绿化工作的素材，刚写了个开头，临时来队的70多岁的母亲就病重住进了医院。母亲不停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我揪心般疼痛。但为了把握稿件的时效性，我噙着泪花，在母亲的病床前放了一个小方凳，边陪床，边写作，整整一天一夜没有合眼，饿了啃几口凉馒头，渴了喝几口白开水，及时赶出稿件发往报社。
母亲见我双眼布满血丝，一身倦意，心疼地哭了。我为母亲轻轻地擦去泪花，含着眼泪说：“娘，别担心，我已经习惯了”。
这篇稿子很快便被《临汾日报》《山西日报》刊登了。3月12日，《解放军报》加着“编者按”也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我更没想到的是，1983年3月12日，那篇千字文，在由国家林业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社、中国农民报社等8家单位主办的“全国林业好新闻”评选活动中，荣获二等奖，并入选《获奖作品选》一书。同时，竟然还连同山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奖状，一并被北京军区博物馆收藏。
一下子，我更有名气了。大家都说我抓了一条“大鱼”，上级领导不但把我树为新闻宣传工作的先进典型，还让我在通讯报道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介绍经验。
回顾稿子的采写过程，我觉得成功就在于真情实感。
那次，我是受部队首长之命，到基层采访的。一下去，许多干部战士就把我团团围住，言辞恳切地说：“写写咱们这里的绿化吧！”
为什么大家有如此强烈的要求呢？
经了解，原来绝大部分干部战士是军营绿化的创始人。部队移居这里时，军营内是一片乱坟地，杂草丛生，诺大的营院只有一棵孤独伶仃的小榆树，满目荒凉。是他们顶着乍暖还寒的北风，挥舞铁锨镐头，在光秃秃的营院内，挖出一个个土坑，栽上一棵棵小树；是他们用车拉、桶担、盆端，保证了小树用水，硬是让小树苗在光秃秃的营院安家落了户；是他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着每一棵树木，施肥、浇水、打药、修剪，那草绿色的军装上，常常浸透着块块汗渍……十几年过后，军营面貌大变：春，鲜花盛开；夏，浓阴蔽日；秋，果坠技头；冬，绿色依旧。这里连续4年被上级评为绿化先进单位，1981年又被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植树造林模范单位”称号。官兵们望着这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雕塑出的绿阴如盖的军营，心中顿生一种意念，一种把军营美景搬上报端的意念，这便是他们的真实意愿。
官兵们心海深处的秘密我了解到了。当时也正值全国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之际，为了顺应时代的要求，反映官兵们的心声，我毅然选择了军营绿化这条线索。
这篇千字通讯，从构思、采访，到谋篇、写作，整整花费了半个月时间，仅采访笔记就有万余字。
对新闻写作，我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不惜付出辛劳与汗水。
1993年冬，我去北京出差，想拍摄一幅卢沟桥的照片，未料晚上下了一场鹅毛大雪。第二天，北风呼啸，冰天雪地，汽车不能行驶，我就顶风冒雪步行前往。刺骨的寒风吹得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我就用军帽挡住半边脸，斜着身子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挪，6公里的路程竟走了近4个小时。我拍摄的图片《卢沟雪景》，发表在《人民公路报》《战友报》《山西农民报》等报纸上。1994年1月24日，《少年文史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可爱的中华”为题，配文刊登，获得好评。一位高级编辑评价说：“这幅图片角度新颖，现场感强，画面优美，是幅佳作。”可谁能够了解这幅图片背后的艰辛呢？
自1995年始，我又转轨进行散文创作。近些年，我把主要精力用于散文创作上。为了文学创作，我几乎每天都在超负荷地工作，很少为家里的事情操心。想起笔耕之路上艰难跋涉的酸辣苦甜，我要说，是因为有妻子的陪伴、有妻子的支持，才有我的进步和成功。
记得和妻子结婚的那天晚上，我点着红蜡烛一直写作到深夜。妻子没有一句怨言，默默地陪伴着我。等我写完稿子回过神来，很觉得对不起妻子，便连忙向妻子道歉。妻子微微一笑：“谁要你道歉了。”
妻子随军后，带孩子、洗衣服、买菜做饭，把全部家务事包揽下来，腾出时间让我专心写作。我经常为了赶写稿件开“夜车”，妻子便在一旁或织毛衣、或纳鞋底，也陪伴着熬夜。我渴了，妻子给倒碗开水；我热了，妻子给递上一块湿毛巾；我冷了，妻子给披上一件衣服；我饿了，妻子给煮碗挂面，随时提供周到的“后勤保障”。
几十年来，妻子究竟陪我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真像是天上的星星一般，数也数不清。
别看我是一名身着戎装30载的军人，却有着丰富细腻的情感。或许正是得益于这种情感，我笔下的“祖国情”“故乡情”“母子情”“战友情”“夫妻情”才显得醇厚动人。
这么多年来，我最满意的作品有4篇，可以说是代表作吧。第一篇是《白发亲娘》，曾刊发于《解放军报》《山西日报》《山西工人报》《山西广播电视报》《生活晨报》《战友报》，著名纯文学期刊《散文百家》杂志，在“全国各地散文作品联展”专栏头条发表。著名作家乔忠延老师，在《尧都散文交响曲》一文中，给予高度评价。这篇散文，在中国散文学会举办的“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中，获得二等奖，载入《2013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第二篇是《永恒的母爱》，曾刊发于《安徽文学》杂志，载入《中国精品文艺作品期刊文献库》《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荣获“2009中国百篇散文奖”、中国具有最高荣誉大奖之一的“中国当代散文奖”，荣登“2009（下半年）中国散文排行榜”第16名（共30名），入选《2009我最喜爱的散文》。第三篇是《父亲的双拐》，曾刊发于《当代文学选萃》杂志、《文萃》期刊，荣获2010中国作家金秋笔会一等奖，入编《中国作家创作书系•2010中国作家创作获奖作品集》，荣获由著名纯散文期刊《散文选刊》举办的“首届全国情感主题散文大赛”亲情类一等奖，入选中国散文学会编辑的《中国散文大系》，荣获“当代最佳散文创作奖”、临汾市第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四篇是《黄河吟四章》，曾刊发于《山西日报》黄河文化周刊、《临汾日报》副刊、《黄河》杂志、《散文世界》杂志，在由中国作家杂志社、中华散文杂志社、诗刊社、地火杂志社、文学报社共同举办的“首届黄河口杯全国文学征文大赛”活动中荣获二等奖，收入《首届黄河口杯文学征文大赛获奖作品选》，在由中国散文学会主办、中华当代文学学会和散文世界杂志社协办的“第二届中国散文精英奖”评选活动中，荣获一等奖，收入《第二届中国散文精英奖获奖作品选》，在中国作家创作年会交流评比中，获得一等奖，收入《中国作家创作书系•2009中国作家创作年会获奖作品集》，《永和关上读黄河》《晋陕峡谷赏龙门》两章，收入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阅读大中国》，《永和关上读黄河》一章，入选《中国艺术家宝典》，《永和关上读黄河》《吉县壶口听瀑鸣》两章，载入《临汾市志》。在出版《提篮小卖》《心灵有约》《流光碎影》3本散文集时，我特意将上述4篇文章收入书中。特别是把写父母的篇章放在重要位置，以示对父亲和母亲的尊重及感谢二老的养育之恩。我能有今天的进步，是与父亲和母亲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更是与父亲和母亲无私的支持、真正的理解融为一体的。
母亲是2000年端午节那天去世的，我得知消息，连夜往家奔，连夜埋葬了母亲。返回临汾，感伤的心情一直扭转不过来，只要一想起母亲，心中便陡地泛出一股凄酸的感觉，一阵难以抵挡的悲痛也随即揉断了我的心肠，眼泪就像断线的珍珠般滚滚而下。为缅怀母亲，我伏案边流眼泪，边奋笔疾书，半天时间就写出了散文《哭母亲》。这篇散文很快就在《山西日报》《生活晨报》等四五家报刊发表了，产生了较大影响，受到广泛好评。后来，又在《华夏散文》杂志创刊号发表，并在中国文化信息协会举办的“永恒的母爱”全国散文征文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著名学者、散文家、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林非先生说：“没有感情，就没有好散文。”我的篇篇散文，均是有感而发，缘情而抒，是用泪水“泡”出来的。
那年凉秋八月的一天清晨，无人通知，无人组织，许多战友5时30分就静静地等候在楼下，为去另一座城市赴任的我送行。大家见我居住的二楼没有灯光，谁也没有上楼去敲门。战友们说，我任职期间太累、太辛苦了，不忍心打扰我，只是默默地在楼下和楼道里等候着。
6时许，我收拾好行装推窗一看，下面站满了送行的战友。我快步出门，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都挂上了泪花。
车启动了，送行的队伍里突然传出一阵哭声。那哭声和着战友们送上的祝福声，持续了很久、很久……
看着随车而行的战友，我心潮起伏，不能自持，感激的泪水像山中溪流，汩汩地在我的面颊上流淌。我几次让车停下，与刚赶来的战友握别。我多么希望，希望能够和战友们永远朝夕相处、同舟共济啊！战友们的身影从我的视野里缓缓地消失了，而留存在我心中的那份情感却愈来愈浓了。
在赴任的路上，我写出了散文《情织心空》，被《山西日报》《临汾日报》刊登。这篇从心底里流出来的文章一见报，就赢得了一片赞扬声。
有的时候，为使一篇文章能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目的，我往往在提炼、琢磨过程中痴醉的忘其所以。即使是夜半三更，忽然想起一句话，我也要神经质地爬起来，记在本子上。这么一折腾，常常闹得彻夜难眠。
曾有人问我：“写作苦吗？”
我说：“很苦！”
可我心甘情愿。我要在自己所钟情的新闻与文学事业的道路上，笔耕不辍，一路奋发！
（D）
伟大的文化旗手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
人们都说，上报难。上报的确是难，但有着倔强性格的我，偏就知难而进。至今，我已在香港《文萃》《散文选刊》《散文百家》《散文世界》《西部散文选刊》《华夏散文》《东方散文》《当代文学》《安徽文学》《黄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参考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健康报》《中华新闻报》《中国人口报》《中国体育报》《山西日报》《人民网》《中国作家网》《新华网》《央视网》《江山文学网》《黄河新闻网》等100多家报刊、网站、电台、电视台发表作品5000余篇、400多万字，有一篇稿件，还被新华通讯社发了全国通稿。出版专著11部，参与编辑图书8部，担任6部图书编委，担任大型图书《中国文学百年经典》编委会副主任，获得各项荣誉120多次，名字传略业绩和作品载入102种选本（典籍、志书）。
如今，仅我的刊稿剪贴本就有厚厚的21本，既有文学作品，又有新闻报道；既有部队和地方工作研究方面的稿件，又有新闻和艺术摄影图片。我的获奖证书、奖杯、奖章、奖牌，也满满地装了几大纸箱子。
1997年9月，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启明星》出版，初次实现了笔下的梦想。短暂的成功，使我曾一度兴奋，也使我一度懈怠，更使我为出书、销书中的“难”字而畏惧。但是，忆想几十年的心路旅程，回首那曾经的夜夜孤灯相伴，再体味自己情感世界的起起伏伏，我觉得，我不能就此止步，必须以自己最精美的文章奉献给世人，作为我对缤纷生活的一点贡献。
基于此种考虑，我再度操起了那枝描绘感情生活的笔，开始尽情地讴歌火热的生活，宣泻自己的情感。在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里，数十篇散文陆续问世。1998年12月，我择其部分收录成册，取名为《提篮小卖》正式出版。以一首《十五的月亮》而闻名遐迩的著名军旅诗人、歌词作家、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石祥，在百忙之中，为这本散文集作序，在我的笔耕之路上，给予了莫大的鞭策和鼓励。1999年“七一”前夕的一天晚上，我来到北京，拜见了心仪已久的石祥老师，他的举止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很快写出散文《走近石祥》，发表在《中华新闻报》《经济消息报》《战友报》《山西日报》《生活晨报》《临汾日报》。后来，我相继被《中华新闻报》《经济消息报》《生活晨报》等8家新闻单位聘任为记者和特约记者。
2000年2月，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仍然笔耕不辍。4年时间，写出了112篇、34万余字的散文作品。受众多朋友的鞭策和激励，2003年10月，在我这一生已跨过50岁门槛之际，出版了第三部散文集《岁月如歌》，算是对自己心路旅程的再一次总结吧。2006年4月，这本散文集，荣获临汾市首届精神文明建设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岁月已经染在鬓发上，我真切地有了沧桑感。
有人说，“年青之时，对岁月并未有多少留恋与感触，而真正到了年过半百之时，才会觉得人要做到‘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是多么的不容易”。因而，责任与重担、理想与现实常常让我的心情不能平静。所以，2007年10月，我又将近4年写出的文字整理成书，取名为《心灵有约》正式出版。之所以叫做《心灵有约》，是因为我觉得，不论是与人生、与事业、与亲人、与朋友，都在心灵深处有一个约定：走好人生路、干好本职事、待好众亲人、处好诸朋友。这个书名，也含有对自己的激励与鞭策之意。2008年3月，这本散文集荣获临汾市第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2011年7月，由我主编的41万余字的《临汾广播电视志》，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临汾市广电系统有史以来，第一部志书面世，也是一部反映几代临汾广电人呕心沥血，不懈努力的创业史。这部志书的出版，不仅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可供借鉴的丰富翔实的史料，而且为临汾广电系统留下了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11月，我忙中偷闲，又把如水般流逝的光阴里点点破碎的影像，细心捡拾起来，拼凑在一起，取名为《流光碎影》正式出版。尽管，这些“碎影”形状不一：有大的、有小的、有扁的、有圆的；颜色不同：有明亮的、有暗淡的。但是，这些“碎影”均或强或弱地闪耀着我独特的光辉，集聚起来依然能够照亮我今后的人生旅程。
2012年3月，为弘扬太原王氏之家风，彰显太原王氏先祖之道义，晓宗族之谱系，传国学之大义，完善先祖之脉络，考证历史之真伪，更为惠及当代、泽及后世。同时，也为拾取遗漏的，补充空缺的，我编著了《太原王氏源流探析》一书，由山西省内部图书准印书号出版。国家图书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研究中心、太原市晋祠博物馆海外太原王氏联谊后援会、襄汾县图书馆、临西县图书馆相继收藏。
2015年8月，在父亲病世8周年、母亲病世15周年，父亲诞辰99周年、母亲诞辰100周年之际，我的《跟往事干杯》由山西省内部图书准印书号出版。这本书70万字，2500多张图片。即使写了这么多文字，我也觉得是挂一漏万，言犹未尽。《跟往事干杯》出版后，国家图书馆、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临汾市档案馆、临西县图书馆、吕玉兰纪念馆予以收藏。
2021年8月，在枫叶似火，满园飘香的时刻，我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果实”——散文集新著《时光印记》（团结出版社）。《黄河原创文学》平台，第一时间发布了书讯。一石激起千层浪。《黄河新闻网•临汾频道》《三晋文学平台》《临汾新闻网》，相继发表了书讯。据《黄河原创文学》平台数据显示，书讯发布后，除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外，全国其他省份均有我的“粉丝”。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特邀我做客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直播间，以《时光印记》为切入点，向全市广大听众讲述了“文学的梦想、一张汇款单、泛黄的黑白照片、思乡之情、最满意的作品、下一步的写作计划”等故事，引起了广大听众的热切关注。12月8日，《时光印记》获得《神州文学》“年度优秀图书”奖；12月16日，又获得临汾市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文艺作品（图书类）优秀作品奖。
2022年1月14日，《山西日报》记者安奋伟撰写的《新书推介》，发表在副刊“读书”版，对我的散文集《时光印记》作了详细介绍，当日，便登上了《人民资讯》《百度百科》。令我深受感动的是，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全国各地文友的广泛关注，好评如潮，40余名作家撰写了诗文佳评。一字一句见真情，一言一语暖人心！《山西日报》《文学月报》《山西广播电视报•临汾周刊》《临汾日报》《邢台日报》《牛城晚报》《邢周报》《西部散文选刊》《上海散文》《运河》《海河文学》《平阳方志》等报刊，相继发表了书评，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我也受到极大的鼓舞。
2022年12月12日，中华魂网和中华魂网微信公众号，同时在“老有所为”专栏推出《年近古稀的“红色散文家”：王友明和他的
从事文学创作期间，我相继担任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百年经典》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华辉煌》《共和国颂歌》《中华纵横》大型获奖作品选和大型画册的特约编委，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奔跑者的姿态》《狂飙突进的足迹》《临汾广播电视志》和《临汾广播电视优秀作品选》的主编、副主编和执行编辑。我还相继被中国散文学、中华当代文学学会吸收为会员，被当代作家协会吸收为一级会员，被山西省作家协会吸收为全委会委员、被山西省广播电视协会吸收为理事，被临汾市作家协会和记者协会选举为副主席。
数十年，我就是靠着一枝笔，艰难地、奋力地实现着自己的梦想，从来没有懈怠，终于写出了一条闪光的人生之路。我从一名普通士兵，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正团职领导干部岗位，并被授予上校军衔。1997年5月22日，在出席北京军区第七次党代会期间，受到军委首长的亲切接见。
我相继获得首届感动中国文化人物、新中国文艺界突出贡献艺术家、全国优秀新闻文化工作者、全国百佳新闻文化工作者、全国金奖作家、杰出中国艺术家、中国当代杰出作家“终身荣誉称号”等殊荣，4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授奖仪式，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如今，我已年逾古稀，依然没有半点停止写作的念头。一向把当官和金钱看得很淡、很淡的我，始终不渝地志在为人、为文。我为文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可以为弄清一个字专程往返奔波200余公里。我视新闻与文学创作如生命，立志“生命不息，笔耕不止”。
在我取得了一些成绩后，得到了各级领导机关的充分肯定：部队为我荣记三等功3次，北京军区和北京军区后勤部连续12年把我评为新闻报道先进个人，北京军区还授予我“优秀政治教员”称号，4次被评为中央新闻单位优秀记者，原临汾地委授予我“模范新闻工作者”称号。国家、省市多家报刊、网站、电台、电视台，对我的事迹进行了报道，给予我热情的鼓励。
面对这些荣誉和赞扬，我并没有沾沾自喜和骄傲自满。相反，我把成绩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向着新闻与文学创作的更高峰巅奋力地攀登！
（E）
多年来，尽管我的工作不断变动，职务不断提升，环境不断改变，直到退休，但我酷爱新闻与文学创作的痴情没有变。伏案写作，已成为我业余生活中的一种嗜好。凡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三件宝”：笔、采访本、照相机。不论走到哪里，这“三件宝”都随身携带着。
有一次，时任北京军区第289医院政治委员的我患病住院，在进高压氧舱治疗过程中，发现医护人员抬担架、扶病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感人的情景使我忘记了自己的病痛，连忙拿起照相机现场抓拍了一组镜头，发表在军内外报刊上。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我时时注重一边抓教育，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一边深入群众，抓典型，搞采访，将身边发生的好人好事，及时写成新闻稿件，寄送到报社、电台、电视台广泛宣传。
不久，许多当地患者拿着报纸，专门找到医院求医，也有的外省患者千里迢迢慕名而来。
这下，医护人员受到极大震动。他们说：“过去我们认为做了好事，领导不知道，社会不承认，好事做得越多越吃亏。现在领导不仅了解我们，而且亲自动手写报道宣传我们，人们信任我们，社会承认我们，不干好可是没有话说。”
我从中悟出这样一个道理：正面报道不仅有引导、激励作用，还有自警和监督功能，同时也为医院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满腔热情地投身群众、投身医疗第一线，心甘情愿地搞报道。我把身边人的好思想、好品德、好做法，医院开展的新技术、新项目全部宣传出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有不少朋友好意劝我：“现在你是领导干部了，不要没白天没黑夜地写作了。该写的你动动嘴，让手下的人去写就行了，别累坏了身子，身体可是自己的呀！”
可我总认为：“自己是党务工作者，又是领导干部，带头写稿是一个重要职责啊！”我经常抽空、挤空给报社写稿，最多时竟然一年发表了230多篇稿件，朋友们说我是一手拿枪杆子，一手拿笔杆子的“高产作家”。《临汾日报》社破例占用报社名额，将我评为“模范新闻工作者”报原临汾地委表彰。原临汾地区中级新闻专业职务评审委员会，破格为我评定了记者职称。地方为军队在职团级领导干部评定新闻专业技术职称，在全军我是头一个。这是我国职称改革，把评审任职资格与聘任录用相脱钩之后的一条新闻。
北京有位高级编辑问我：“你的政务那么繁忙，哪来的时间搞写作？”
我笑了笑说：“只靠一个字，挤！”
确实，我的写作时间全部是靠挤出来的，双休日、节假日成了我的写作日，就连早晨起床后、午饭和晚饭后的点滴空余时间也从不放弃。流行的跳舞我不会，电影院我不涉足，埋头读书、伏案写作成了我最大的嗜好。为了新闻和文学创作，我真是达到了百折不挠、如痴如醉、孜孜不倦的境地。
许多知交看着我比从前更加消瘦了，都心疼地劝告：“可得注意身体呀！”我在表示谢意后，仍坚定地说：“衣带渐宽终不悔，这就是我的座右铭。”知交禁不住赞叹：“好一个座右铭！”
我写作有“三个特点”：一是稿件大部分是利用别人休息的时间写出来的；二是从不让人代劳，全是自己动手；三是在没有电脑的时代，寄出的稿子没有贴改涂抹的地方，哪怕发现一个错别字，这页稿纸都要重新抄写一遍。我认为，书写是否工整，有无错别字，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对编辑是否尊重的问题。天长日久，我使用过的办公桌，桌沿都被上衣纽扣磨掉了漆；我的右手中指，也磨出一个不软不硬的肉疙瘩。有了电脑之后，我很快学会了五笔打字、发送邮件、查阅资料等技术，进行新闻与文学创作更加便利了。由于长年累月的伏案，我的颈椎变了形，椎底部供血不足，时常出现右手、右脚酸胀麻木的症状。即使如此，我也没有减退进行新闻与文学创作的激情。我十分清楚，笔耕之路茫茫无际，坎坷艰辛，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始终如一地坚信：只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凭着坚韧的毅力、顽强的精神，就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获取更大的进步，铸就更新的辉煌！
如今，那枝灰色钢笔，笔杆断裂，笔尖弯曲，早已退居“二线”，但我一直把它视若珍品保存着。它是我辛勤笔耕、兑现诺言的见证啊！
我曾写了一首《笔耕赋》诗自勉：“夜半伏案览神州，万般风景胸中收。几篇拙作报端落，揉进心血形已瘦。脑汁绞尽银丝满，笔痕镌刻在额头。物换星移志不改，何惜泪水纸上流。”
这是我内心世界的独白，是我坚定不移地走好苦乐相伴笔耕路的誓言！
这么多年来，我的100多篇散文作品，获中国作家创作年会交流评比一等奖、中国作家“金秋笔会”全国征文一等奖、中国散文学会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中国散文学会第二届中国当代散文论坛暨散文精英奖评选一等奖、中国世纪大采风活动征文金奖、《散文选刊》首届全国情感主题散文大赛一等奖等全国各类赛事的大奖，多次获得临汾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出版作品专著11部。相继获中国具有最高荣誉大奖之一的“中国当代散文奖”、中国散文精英奖最高奖“卓越成就奖”、中国散文华表奖、中国当代最佳散文创作奖、中国最佳文化散文奖、齐白石艺术奖金奖、吴伯箫散文奖、李煜文学奖、十大临汾人等多项殊荣，荣登中国散文排行榜。我的散文作品和名字传略，两次载入《东方之子》，并先后载入《中国文学百年经典》《中国散文大系》《中国散文家大辞典》等多种选本。这是我经过辛勤笔耕，迎来的丰收季节。
在已经跨入老年门槛的时候，我始终牢记着郭沫若“只顾攀登莫问高”的诗句，决心沿着文学创作这条崎岖的道路一直攀登上去。
屋外，月亮已经移到了西天边。我依然伏在电脑桌前，伴着黎明的曙光，去追寻那更加多姿多彩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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