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笔三迹”论任东书风 文/张成军
从“三笔三迹”论任东书风
文/张成军
“三笔三迹”者,名成于日本书道,三笔是指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而“三迹”则指笔法为野迹、佐迹、权迹的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其中最出色的当首推空海和尚,空海秉承王羲之的风格,加入颜真卿的笔法,自创形成独特的书道笔法,被奉为入木道(书道)的开山祖。
用“三笔三迹”这个词,作为引语评论任东的书法风格,绝非有哗众之意,而是经过对他书法学习过程和他目前书法风格的深刻思考,与任东相识己久,在我认识的青年书家中,他应该算是才子翘楚,现为逸庐书院助教,南艺书法篆刻专业硕士再读,我想他的书法未来一定可期!为这样一位优秀的书家写点文字,颇有压力,好在我们份属同门,一起受教于逸庐,不到之处总会原谅一二。
一、“笔”法晋唐,古“迹”彰显。书法有法,法必宗晋唐,当下方家论书,众说纷纭,但书兴于晋唐这个论调大家应该不会存疑,无论是“泥古”还是“疑古”之争,不容置疑的一点是,必入古方可谈出新;这也是中华文化一脉相传的继承方式所决定的,吸收和包容绝不是主线,不过是它的文化属性决定的,也许正是基于对这一点的认知,所以他在书法学习过程中取舍得当;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目前他所涉法帖应该大多在晋唐前后,而且他真草隶篆均有深耕,先得二王之神韵,再收禇登善之正气,且刚柔并济,清朗秀劲,力和美、骨与韵己渐趋于合体之势;加之他出生于陇西成纪,娲皇故里的上古之气或许早就溶于血脉,书风古迹之像已经彰显无余。
二、用“笔”中和,印“迹”可寻。书如其人大概是论书人常用的词语,但实话实说,字如其人是有道理的,从任东的书法就能看出端倪,他用笔凝重而不迟滞,轻松而不懒散,这都得益于晋唐笔法的支撑,他下笔处处有法,中锋用笔,结构取法唐人中正之风,宽博大气,疏密得当,如果说一定要找个理论支撑,那么《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段话足以概括,先秦书家早以提出中和这个审美概念,我想这也是他为人处世哲学的体现吧!所以论书者大多以书法本体而论,但我常常以人论书,我想这是一个认知上的定位,必竟技法囿于人、囿于道;以人为本大概不会有错,我想这也是他楷书取法禇登善的主要考量吧!
三、逸气入 “笔”,仙“迹”初现。每一位书家都有自己的书法面貌,艺术作品的高度应该是逸品,书法中的逸品是书法人追求的目标,而逸品一词中的逸,原指那些超脱于世俗之上生活的人。他们的超是以性格的高、生活的清为其内容,高、清、超皆为逸的内容与态度。这与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庄子 天下篇》)精神境界相一致。它渗透到文艺作品中就出现了所谓逸品,每位书法人的风格形成是由自己的审美取向决定的,任东的书法中隐隐带有这一丝逸仙之气,这也许是他在下笔的同时,就摈弃了世俗的那股浊气,在这个繁华喧嚣的当下社会,如何坚守清心寡欲、不追名逐利的生活态度,其实是需要智慧的, 他笔下的逸气形成正是来源于他的价值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两位姓李的先生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一位是一千多年前与他同时生活在陇西成纪的诗仙李白,那个“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捞月人,谁敢说他的豪气与仙气对他会没有一点影响呢?当然了,他的书法审美是有标高的,客居秦淮河畔的栖虹先生是他老师,李双阳老师的潜移默化和悉心教导是他书法审美取向的主要原因,沈尹默先生在他的书法地位论《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中说到:“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出惊人奇迹,无色而具画图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可见每一位艺术家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都有强烈的认同感,这无可厚非。但是任何一门东方艺术都需要综合知识滋养,在这点上,他和我一样更崇尚清初著名画家龚贤说:“画者诗之余,诗者文之余,文者道之余”的论述,这一理论正好印证出了他的艺术态度与追求,以及创作理念和文化旨趣,他在工作之余还坚持进入南艺主修书法专业硕士学习就是很好说明。
以我的理解:他所谋甚大、所图甚远;他是要站在书法史的长河中去考量自己的艺术之路,所以我十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