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的上访之路
刘震云推出的长篇新作《我不是潘金莲》，这也是茅盾文学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的兄妹篇。后者是兄，因为他讲述了一个男人所面临的人性不可沟通的困境，他找不到与他说话的人，而前者则更进一步，讲述了一个女人发现理解的艰难，她找不到相信她话的人。《一句顶一万句》是一个缜密，值得剖析的文学文本，绵密的语言却叙述了难言之隐的疼痛，用形而下的底层生活提炼形而上的人性孤独之本。而《我不是潘金莲》则像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社会学文本，通过李雪莲的二十次上访，从村里琐事到官场文化再到政治格局，社会各个层面通过这样一个执拗的村妇被串联起来，这样处理的好处是故事具有无比的可读性，加上刘震云本身叙事的流畅、简洁，这部十八万字的作品完全可以在一个下午读完，而缺点在于读者可能因此忽略到背后的复杂性、深刻性，他们仅仅把这当做一则被放大、文学化的社会新闻而津津乐道，却不去反思。小说里每个人物都有自己正当的理由，但触碰在一起，则形成了一则破坏公共秩序的不稳定事件，究其原因，是当下中国发展的复杂性，中国人依然处于无法沟通的困境，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却造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评论家孟繁华曾提出“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文中点名批判了很多50后知名作家沉湎于乡村经验，而逃避对当下发言的创作局面。刘震云则不同，他对当下中国现实有最敏锐的观察与体味，《我不是潘金莲》里，刘震云抓住最热点的“上访”问题，李雪莲早就超越了小白菜喊冤的阶段，而是利用“上访”制度对国家机构的不作为进行层层批判。作者没写上访的艰难，而是写她之所以上访，正因为各级行政机构里存在着忽视人民真实意愿的情况，李雪莲背负的已不再是自己的离婚案，而是为整个“人民”的群体利益奔走，荒诞地将一件小事折腾成一个大事故。这其中有她自己的执拗，也有整个制度的缺陷，但作者并没做出简单的二元判断，而是描绘了造成这个荒诞局面的复杂性，既有村妇李雪莲借假结婚生二胎欺骗国家，也有不同官员为了自己的官职稳妥而糊弄群众，小说里的人物没有好坏之分，他们都遵循自己的生存逻辑，繁衍后代或者官路通达而做出选择，但复杂的中国现状使得整个事情满拧在一起。刘震云企图呈现的正是这种微妙，这是用奔放、浮夸的抒情语言说不清的，他选择用简洁、幽默的语言依托一个生动的故事智慧性地呈现了当下中国的现实，揭露了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隐疾。
刘震云是个喜欢创新的作家，在同辈作家里存在着重复自己，把单一经验反复、多角度描写的情况下，他选择挑战自己。中国当代文学并不缺乏技巧与真知灼见，缺的是和当代社会节奏的一致性，社会在不断变化，而作家却抱着固有的成规，不是返回古典境遇歌颂乡村生活的闲情逸致，就是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手法粗暴批判现实，做简单的二元对立判断。如何迈开轻盈的步伐跟上当下复杂现实的节奏，就成了读者所期盼的。《我不是潘金莲》里刘震云采取了新的尝试，他写了史上最长的两篇序言“那一年”和“二十年后”，十七万字写了李雪莲二十年的上访之路，而史上最短正文却只有一万字，写了被开除县长公职的史为民卖猪肉，为了打麻将从北京假借“上访”之名在最繁忙的春节时段骗到了一张回家的卧铺车票，这个本是给民众声张正义的制度在当下已经变成一种回家的计谋，而利用这个制度的漏洞者正是曾经制度的维护者县长史为民，他也是二十年前李雪莲一案中被撤职者，如今他用态度的荒谬来对付制度的荒谬，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消极抵抗策略，刘震云用幽默而荒诞的手法轻松触及到了社会的底线。
《我不是潘金莲》在刘震云的创作谱系里，第一次采取了女性作为主人公，除了苏童、毕飞宇等南方派作家，北方派男作家很少有可以描绘好女人的心智，因为女人总是习惯在矛盾中寻找生命的意义，李雪莲即赞同传统的多生儿育女的观念，不惜为了超生而假离婚，又为摘掉扣在自己头上传统坏女人“潘金莲”的帽子而多次上访，既聪明地剪掉自己的长发，怕打架时被人抓住头发攻击，又盲目地信了赵厨师的谎言，让他上了自己的身，她有民间的小智慧，却缺乏了做人通达的大智慧，直至最后得知苦苦离婚了多年的前夫秦玉河死亡，她放声大哭，这哭不是为了一个男人而难过，而是因为就此失去了生命的意义，上访、讨个公道已经支撑了她生活的全部，她甚至需要靠自杀来消解以后生活的虚妄。她的坚定、执拗可以通破警察的层层包围直通人民大会堂，而坚定的原因却是讨个“假离婚”的说法，这不得不说是女性这个角色在小说里的一种荒诞、悲哀的展现。刘震云对女性形象有开拓，却仍显得观念先行，深度还有待进一步开掘，并且应该考虑用戏剧情境下的女性来承载社会复杂性，是否太过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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