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23年第3期|程舒颖:小说二题
2023-11-02小说天地程舒颖
导 读
本期“发现”栏目推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程舒颖的短篇小说《逃跑的人》和《追随》。如两位推荐人所说:
程舒颖是一个逃跑的作家,从学生写作里逃跑了出来,跑到……
本期“发现”栏目推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程舒颖的短篇小说《逃跑的人》和《追随》。如两位推荐人所说:
程舒颖是一个逃跑的作家,从学生写作里逃跑了出来,跑到……
——余华《一个逃跑与追随的青年作家》
叙述人不是愤怒的、叛逆的孩子,当然,也不是言听计从者……她有她的怀疑与困扰,她冷静地旁观,以平等和克制的声音讲述。 小说里的每个人仿佛都有着灰扑扑的脸庞,需要仔细辨认,而辨认需要耐心打量,需要抵抗时间的磨损。不得不承认,这位年轻的写作者,开始拥有了她独特的叙述视角。——张莉《“埋藏”的秘密与自由飞翔的翅膀》
程舒颖,女,1999年生,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院,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方向硕士研究生。曾于《长江文艺》《小说月报·原创版》《西湖》《青春》《文艺报》等刊物发表小说和评论。曾获第二届“京师·牛津青年文学之星”银奖。南京市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作家。小说二题
文|程舒颖
· 追 随 我的外公李德厚从麻纺厂水塔的梯子上下来之后,终于决定告诉自己的姐姐,我的外婆纪文秀已经去世了。他花了很长时间做出这一决定,天还没亮的时候,他顺着梯子爬上去,坐在差不多水塔中间的高度,直到黄昏浸染一切。等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瑟缩在棉大衣里,在地面上和水塔一起投下影子,万物静止,好像他的时间也结束了。 是小姨最先在水塔上发现李德厚的身影,她流着一头汗,急匆匆地走在最前面,我和妈妈跟在她身后。水塔外是一整片倒闭的工厂,脚下还有一条堆放着垃圾、散发着臭气的蜿蜒小河。小河本来是大河,在工厂倒闭后的几年里,大河带走了一些人,流动的去处被封上,留下一个细小的口子,河水一下子少了一半,变成了小河。 李德厚父母在他幼年时死于饥荒,李德厚的姐姐,我的姑婆,是抚养他长大的人。之前给外婆上坟时,我看到李德厚在墓碑上刻下的红名字,因为不知道自己生日,旁边写的鬼节三月三。李德厚从水塔上下来后,宣布自己要回老家,妈妈和小姨都沉默了,但由于害怕李德厚再次爬上水塔,不知道是她们中的谁先点了头。小姨说要陪他一起回去,李德厚摆着手拒绝,毫无商量的余地,从衣柜抽了一个包,低头收拾行李。妈妈在门口堵着,不让他走,他甚至出不了卧室。妥协之后,她们选定我陪他,实际上是看守,李德厚勉强同意了。路上我帮李德厚提着包,问了他几句话,他只是应答,坐到车上时,我们就像两个陌生人。 终于,车到中途时,李德厚打破了一直以来的沉默,和我说起话,我甚至有些紧张,怕他要随时自己下车。然而他告诉我的是,他年轻时去过很多地方。比如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他跟着学校队伍,到北京一两个月,住在东四十条,还参观过我们大学,搞大串联。他记得那时广场上的人们排着又长又宽的队,能看到城楼上的毛主席向他们挥手,他在其中欣喜地昂着头,大踏着步子,感到周围是一阵人群形成的暖流。之后他又去过广东,站在深圳画的圈旁,清澈又潮湿的空气中,看着那里许多刚刚兴建的低层楼宇,比起镇上的也高不了多少,感到自己的命运即将发生改变,心情也是相同。 李德厚家乡位于丰乐河、杭埠河、小南河交汇处,连接三个县城,其中一个就是他后来栖居多年的县城,那里更为发达,新修建了很多工厂,从北京回来后,他没有回家,选择成为当地麻纺织厂光荣的一员。进了写着镇名的大门楼,就能看到一条宽阔泛绿的河,如主干道贯穿着所见之处,各种各样的船只像车辆一样在上面行驶。陆上建筑,白墙青瓦,檐角飞起。我们踏着的狭窄道路,铺长条青砖,缝隙里长满了苔藓,道路交会的巷口,最细处只能走过一人。 这条街上每户人家门口挂白色纸糊灯笼,一面写姓氏,一面写家族门属。有的写郡,有的写堂,李德厚停下步子仰着头,一家家看去,我以为他在街上寻找姐姐,但发现他的眼神几乎在每一家门头漫游。李德厚说,这里堂小郡大,他所在的陇西郡是大家族,还有仁爱堂,是小家族。他们家以前在街上卖爆竹,店面在“土改”时被收,走到原址时,看到里面短头发女人戴眼镜,四十多岁样子,穿着印红粉牡丹的围裙,向人吆喝叫卖茶干。李德厚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去和女人搭话,甚至还加快了些脚步,目不斜视,在路上笔直地经过,我只看到一个写着“陇西郡”的白灯笼,灰扑扑地荡在门头。 李德厚的姐姐家原来在一条巷后,没有河流的大片宽阔地带,已经是现代小区的模样,铁栏杆围着几排高楼。保安在小屋子里低头打瞌睡,我和李德厚等在小铁门的入口,直到里面有人出来。在敲姐姐的家门前,李德厚就对我说,不要多话,她有神经病。等门打开时我屏住呼吸,看到一个矮小的老人,整张脸缩成一颗枣,短发全部竖起来,如同一团灰白色的火焰。她的嘴抿着瘪下去,蠕动着,见到李德厚和我,开口却没有打招呼,只是热情地问着吃没吃、多久来的,护工从厨房匆匆赶来了,扶着她颤颤巍巍躺回床上。 李德厚解释了很久,他是她的弟弟,而她一直说她知道,她早就知道了。她又问李德厚,那你哪里来的?李德厚说,麻纺厂要拆迁了,他从口袋里取出钱包,关节粗硬的手指捏出一张粉红色的票,颜色恰似我小时候喜欢的糕饼的油纸。他姐姐就说,新房子不要给小孩,自己换大房子住,以后她会搬过去和他一起住,就像小时候那样。她一躺下,不再与李德厚对话,又开始絮絮叨叨说她的孩子,那些故事我已经听过。女儿去了北京,出人头地了,现在她住的楼房是女儿买的,但儿子很早就去世了,剩一个孙子,她想把街上的祖宅给他,女儿不肯,说护工的钱也是她出的。其实她的孙子很早就去外地了,她还以为他在街上住着,随时会回来。 李德厚静静地看着她,点头,帮她整理下靠在背后的枕头,我不确定他是在听她说话,还是只是盯着她的脸,我想起他本来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外面的院子落下来什么,楼上晾的米黄色的棉毛衫,沉甸甸地发出响声,像一只落地的动物。李德厚的姐姐要出去看,端来茶的护工拦住她,茶水洒了一地,溅到我的脚上,又慢慢流淌进床底。护工捏着她的胳膊,想要骂她,但最终只是皱着眉头去捡杯子。姑婆不说话了,安静地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还能看见眼球在眼皮下滚动,嘴里念念有词,像是一段经文。 护工告诉李德厚,他姐姐以前疯狂地拜神,给当地寺庙捐了许多香火钱,可是儿子死后,她就再也不信这些,最近又开始信,是因为她的腿坏了。她去年被诊断为抑郁症,从二楼走廊往院子里跳,装了一个人造关节。她不愿意坐轮椅,在家里摆了神仙,听广播里念经。那神仙像是一位穿着红粉褙子墨绿褶裙,飘着缎带的女性,慈眉善目,白色陶瓷皮肤,笑盈盈的,不同于其他许多神仙,她的手垂下,手里空无一物。 李德厚的姐姐闭上眼睛,呼吸越来越平缓。他在床边站了一会儿,眼神涣散,不知道在想什么。最终李德厚准备带我走,就像年轻时一样,再一次逃开他自己的决定。而当我们就要走出房门,李德厚的姐姐突然醒来,从床上坐起,声音洪亮地喊我们留下吃饭,李德厚摆手,推着我出去。他姐姐又问,明天还来吗?李德厚说,下午就走。她突然叫了一声,德厚,问他,你和文秀怎么样了?李德厚不打算坐回去,垂着手站在门口,低声告诉她,文秀已经去世了。 我看见李德厚姐姐的嘴唇在微微发抖。她说,我真作孽。她瞬间换了个人,清晰地吐出每句话。她弯腰,几乎是折叠着身子,把自己往靠垫上移了移,想要下床,说,我得拜拜。护工按住她,不让她乱动,说你再折腾就要死了。她们纠缠了一会儿,护工死死捆住她的手,等她不再挣扎,又轻轻抚摸她的手背,盖好她的被子。李德厚始终没有走过去,我用余光瞥去,他的双眼发红。等他姐姐终于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沉默了,直到她说,英子搬回古南街了。李德厚怔了一下,她又重复了一遍,脸上所有的线条都呈现着向下的趋势,她说,英子搬到古南街了。李德厚点点头,说,好。他姐姐又说,要拜拜。李德厚最后点了一下头,终于带着我离开,他的步子很慢,出门时擤着鼻子,本来被他聚拢在头顶的头发被风吹散,我看见他几乎没有头发的一块头皮。 当我跟着李德厚进了仙姑庙,看到这里的黄泥子墙时,仿佛回到了那面相同高矮、几乎熏成全黑的墙壁前。火焰燃烧,黄裱纸的碎屑飘走,黑色的焰芯指向另一个世界。纪文秀下葬的那一天,李德厚整理着剩下的纸,让我对她再说说话,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希望她不再有任何感觉,也就不会再有任何疼痛。我讨厌燃烧的气味,也从来不相信彼岸真的存在。而当我现在走进庙里时,看到墙壁前的红花酢浆草和小青菜种在一起,狸花猫在墙头蜷卧,墨色的香炉前,人们拥挤在院子里,吵闹着祈福新年。香火味中的空气也是如此浑浊,我恍惚感到这或许就是黑墙对面的另一个世界。这里的石牌写,光绪二十五年,江西一位女道长到老字号中和祥糕饼店显灵,后院金光闪烁,设仙姑牌位。牌位前小铜炉里插满了香,烧完的灰掉在桌上,摔成几截。我四处寻找着仙姑的塑像或画像,只看到一个木架子床前的踏板上,一双玫红三寸绣鞋。 英子的全名叫洪兰英,是一个全家人遮遮掩掩的名字,李德厚告诉女儿们的说法是,她是他的中学同学,她家于他有恩。而妈妈和小姨都知道,在英子父亲古南街的宅子里,李德厚在和她订婚的仪式上,没有进门,半路神秘地逃走了。有人说看到他跳进了丰乐河里,能憋很长时间的气,一直看到水面有气泡冒出。有人说他躲在粉蒸肉菜馆的厨房里,那里肥胖的厨师围着油腻的皮围裙,将他轻易地隐没其中。更多的人默认,李德厚在洪兰英父亲的帮助下外出求学,其实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说他逃走只是为了败坏他的名声,逼他回头。而唯一知道真相的洪兰英父亲,在流言蜚语和女儿一直未嫁的遗憾中,患病过世了。 李德厚的姐姐在这里独自承受了一切,而她受到的所有指责,未来都以尖酸刻薄的攻击,还在我的外婆纪文秀身上。纪文秀是家里派出参加上山下乡的青年,和李德厚在隔壁县的麻纺织厂自由恋爱,她剪着短短的头发,强健的身体可以搬重物、挑粪桶。李德厚的姐姐说她是男人婆,不流月经的人,“比英子差到哪里去”,纪文秀看都没看李德厚一眼,只是冲过去,和她扭打起来,拽她的头发。最终是李德厚的姐姐逃了出去,纪文秀警告她,“一辈子别想再见二次”。 也许就是从那之后,李德厚彻底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过去的生活在这个新世界里也追上了他,让他再也无法和两个最亲密的人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回过老家,在自己的家里也是近乎隐形的人。那时工厂还没有倒闭,李德厚还没有退休,即使他下班回来,和家人也很少说话,否则就是与纪文秀争吵,然后让旷日持久的冷战占据生活里的大部分日子。白天太阳好的时候,老房子暖黄色的空气里,对我来说,只有外婆和小姨的声音。 我的妈妈很早就去外省的大城市当小学老师,只会在每个假期,给我带回她没收的一大桶班上学生的玩具。外婆因为年轻时在路上狠狠摔过一跤,腿脚不好,总是让小姨带着我出去玩,小姨就骑着一辆外婆以前的女式自行车,驮着我到处跑。我有时候坐在车篮里,有时候在后座抱着她的腰,人们都以为我是她的女儿。 在小姨出嫁前,我不记得她谈过多少次恋爱。每几个月,就会有不同的男人跟在她身后,他们有的头发长长的,穿喇叭裤,个子比小姨还矮,有的戴墨镜,梳着刺猬头,叼着烟见了外婆, 被赶了出去。他们都喜欢在县城最高的百货大楼给小姨买衣服,多半是红色和淡粉色,有时是鲜艳的明黄,袋子里还有一些皮筋、花铅笔、有香味的橡皮,都是给我的。早些年外婆劝她赶紧安定下来时,她嗤之以鼻,几年后她居然单身了大半年。最后她和一个高中同学结婚,上学时他就对她表白过。 大概只过了两三年的样子,他们的婚姻就失败了。不过不同于妈妈,小姨之后一直都不是一个人,经常会从住处回来看我和外婆。外婆经常问她住在哪里,小姨支支吾吾,为了转移话题,她就问我,过得还开心吗。我就说在楼下玩的时候,工厂里的男孩总是欺负我,说我是没有爸爸的孩子,把沙子往我身上抹,这时外婆拍拍我,让我别再说了。后来,外婆不再让我去楼下工地,自己一瘸一拐地拉我去别的地方玩。我们冬天去工厂活动室外、石头做的乒乓球台上堆雪人,夏天去还清澈的河边摘荷叶,我把荷叶举过头顶,假装自己是躲在下面的一只青蛙。 …… 全文请见《当代》2023年第3期 · 逃跑的人 如果时间来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父亲十六岁,他会出现在新疆乌什塔拉,一个核试验基地旁。父亲正在戈壁滩上和大部队一起拉练,每天跑步五公里。他穿着白色的老布背心,因为多天没有换洗而发黄变硬。行程过半,大部队已经消失,战士们零零散散,气喘吁吁,有的则在班排长看不见的地方勾肩搭背,互相搀扶。我父亲身姿矫健,背阔肌宽厚,上半部分前倾,健步如飞。他的面前和身后已经都不见一个人,于是停在了戈壁滩的一处断崖前,看见了令他铭记一生的画面:远处低垂的落日,厚重的橙红色,有着不刺眼的、边缘清晰的轮廓,在那片矮到近人的天空上燃烧。 远处吹来了一阵风,那太阳的边焰被吹动,朝我父亲扑面而来,他寸头里紧抓着头皮的沙砾被吹得松动,突然感觉胸前有一种裸露的寒冷,下一秒又因为太阳的直射而炽热起来。他的背心明明浸透了汗水,却因为瞬间被太阳晒热、被风吹干而像纸片一样破碎,碎片有的被吹到他的身后,有的落下崖去。我父亲摸了摸他的深绿色涤纶短裤,同样因为潮湿而过于厚重,于是他把短裤脱了下来,攥在手里,把里面的水拧干,继续向基地跑去。 一天的训练结束,父亲回到宿舍楼时已是黑夜。父亲的同乡战友、至亲好友陈贞德睡在他的上铺。那个铺位本来属于我父亲。为了方便夜里叫人换岗,又或许是为防止有人偷偷摸摸逃跑,每个铺位都贴上了无法被撕下的名牌,晚上睡觉不许拉窗帘,巡逻的手电筒在半夜来回往里照。而不远处核试验基地的灯光,也在同样的时刻悄悄潜进房间。后来我父亲描述,那是一种没有温度的光,和会发热的白炽灯光完全不同,白得有些发蓝。在上铺时,当他侧身朝里,那片光就投在白墙上,再反射向他的脸,他觉得胡须都因此放缓了生长。胡须或许还是小事,他在被子里摸了摸他身下的那个物件,又搓了搓,反复数次,都没有硬挺起来,顿时冷汗出了一身。 为了换铺,我父亲、陈贞德曾和班长大打出手。班长敲着父亲铺位上的名牌发了火,把他的被子扔出窗外,喊着不睡就滚。是我父亲先动的手,班长穿着迷彩短袖,被打后捂着眼睛,指着我父亲的鼻子撂下狠话,他妈的这个狗蛋处分老子让你背定了,看看他妈的你狗命长还是老子命长。话音一落,血成一条细流,顺着他手指的缝隙流下,再铺展染红整条胳膊,让我父亲顿时不知所措,招架不住,也只能他妈的他妈的回骂,手里却还不敢停下,只是不知道拳头该往哪个部位挥。 宿舍四人剩下一个,因为老被班长敲头但面无表情,外号方铁头,此时也站在一边,身子尽量往墙角的阴影里缩。陈贞德一把将他领子提住,人拉到跟前,对准脑门一顿乱拳,方铁头还是没反应过来,好像他感觉不到一丝疼痛,竟在那不动,任由陈贞德挥拳。陈贞德见状,对他道一声对不住兄弟,也朝方铁头的眼睛挥了过去。方铁头的眼珠好歹柔软,痛了就立马号叫出声。此时,巡逻兵手里的大手电筒一下子射进窗户,炮一样粗细,光也强烈,把几张脸都照得惨白。陈贞德集中精神,忍痛咬破食指,把血抹脸上再回头,盯着那道强光后面看不清的黑影,脸上表情夸张地惊惧,心里却明白,这事成了。 被放出狭小漆黑的禁闭室时,父亲和陈贞德的身上都有一股尿骚味。一见面,陈贞德就问我父亲,检讨怎么写的,父亲笑着,神神秘秘地说,我举报陈贞德同志为了不让战友背处分,故意打人。陈贞德也笑,说,写得好,这叫法不责众。一同出来的方铁头在后面听到,踢了他们一人一屁股,两人都没还手,捂着屁股跑。一直到了人多的地方,几个人自动列成一小队,整齐划一,隐入大部队的人群中。自此之后,陈贞德变成了我父亲的上铺,那冷硬的白光终于反射在他的脸上。我父亲和陈贞德在食堂吃饭,还偷偷问过他那个东西的情况。陈贞德不顾周围人的存在,故意放大声音说,硬得很,梆梆硬!举起自己的手臂,好像他的那个东西比肱二头肌还硬。 但后来,不论是白天那片炽热的日光,还是晚上核试验基地发出的白光,在我父亲的脸上都只滞留了一年。在一个无法察觉其重要性的普通训练日后,一辆黄色迷彩越野车,挂着红字头的车牌,拖着又浓又黑的尾气停在了他们面前。从后排走下的人穿靴子、戴墨镜,肩章两杠两星,连长列队,带着战士们喊完“首长好”之后一片寂然无声,太阳照射地表干裂。首长站定,眼睛扫视一圈,抖动着手里干干薄薄的一张文件,向这群年轻的战士用带有乡音的嗓门大声宣读,断句凌乱而不知所云。最后他合上那张纸,应该没有读完,清了清嗓子,说出了一个宏伟的蓝图,如同领取巨额彩票的签字书,缓缓在他们面前展开:发射基地需要基地输送人才,报名留下、身体素质达标的战士们将改变自己的未来,成为航天员、工程技术员,历史伟大的一部分。以后发光的,将不只是那座核试验基地,而是连同着数千里整片被照亮的戈壁滩。 父亲自小恐惧火焰,在中年之后他甚至难以直视傍晚已不刺眼的太阳。他解释他坚决离开的最大理由不只是他偶然得来的小道消息,还有那即将可能燃烧的火箭尾焰,一定会比核试验基地的白光更加刺痛他的眼睛,和之后的整个一生。他也决不会没有告诫劝阻那唯一的同乡、至亲好友陈贞德也彻底远离那片土地。第二天是最后一轮体检,医生手上的小手电照过我父亲的鼻孔、喉咙、他后槽牙上圆形的龋坏,和身上其他有孔洞的所有部位。当灯光照射我父亲的眼睛,他突然不住流泪,那次照射后,我父亲的眼睛再也不能直视过于强烈的光源。在朦胧的泪光中他看向三米外的c型视力表,医生指向1.5的那一排,然后是1.0,我父亲不住摇头,一直指到0.4,他突然把食指往天上指去,c的开口朝上。 当天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陈贞德与我父亲一班巡逻,陈贞德手里拿着粗大的手电筒,突然照在我父亲脸上,我父亲又一次因为突如其来的刺眼白光被晃得摔倒在地。陈贞德嘲笑他,怎么连他妈手电光都怕。父亲坐在地上,用手挡着眼睛,问陈贞德,体检过了没?陈贞德说,过了。我父亲说,我没过。陈贞德把他从地上拉起,甚至帮他拍了拍迷彩服屁股上的沙子。在那条返回基地的石子路上,白头鹀在干枯稀疏的树枝上发出鸣叫,遮盖了我父亲与陈贞德的低语。 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见到陈贞德,是在他父亲陈小泉的追悼会上。那一天,黑色的白日里下着暴雨,来往的亲友匆匆,卸下雨衣和伞,灵堂的地面潮湿一片。陈贞德黝黑粗糙的脸上满是沟壑,停滞着一种候鸟的神色,像是羽毛潮湿。他在追悼会凝结的空气里一言不发,所有的帛金记账都由我父亲代劳。在陈小泉的棺木快要合上的时候,陈贞德突然对着封棺人大喊,不许动。封棺人穿着黑衣,雨水从衣角滴落,闻声静止。陈贞德没有上前,只是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封棺人,眼里满是怒火,嘴里发出犬一般发怒时低沉的“呜”声。我父亲上去要拉陈贞德,却被他一拳打蒙,陈贞德自己也因为地面过于潮湿而重重地滑坐在地,从那以后他将不能正常行走。他本就因为训练而落下病根的盆骨又一次严重地骨折,那具沉重的棺木在这时才被合上。 打幡抱罐的陈贞德终于在那场大雨里流下泪水。他凭借着过人的毅力,忍着剧痛一瘸一拐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雨水混着眼泪挂在脸上,他以为我们没人发现,但是他脸上深刻的皱纹让他的表情尤为明显,比一般人放大百倍。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陈真真,她穿着对她来说过于宽大的孝衣走在陈贞德的背后,像是陈贞德反射在雨水间的一个矮小又伤心的影子。在墓碑前磕完头后,她被挤在了前来吊唁的人群之外,朝我挤眉弄眼。我偷偷离开父亲,朝她靠过去。她低下头悄悄问我,你今年多大,我说我属兔,今年十四岁。她说,那你还是个初中生。我问她叫什么,她远远地指着陈小泉的墓碑,上面刻着她红色的名字,告诉我她叫陈真真,不是陈贞德的贞,是真实的真。 …… 全文请见《当代》2023年第3期 很赞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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