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2022年第11期｜黎子：随身携带的物品
2023-11-04小说天地黎子
黎子，1993年生于甘肃庆阳。做过服装店销售、酒店服务员、流水线工人、书店导购、支教老师、电影制片人助理等。有作品发表于《西部》《草原》《作品》《厦门文学》《广……
黎子，1993年生于甘肃庆阳。做过服装店销售、酒店服务员、流水线工人、书店导购、支教老师、电影制片人助理等。有作品发表于《西部》《草原》《作品》《厦门文学》《广西文学》《散文选刊》《中国诗歌》《星星诗刊》《中国校园文学》《扬子江诗刊》等，曾获广东省有为文学奖、东荡子诗歌奖。已出版短篇小说集《玛瑙纪》，现居重庆。
带上我和那些甜蜜的物质一起，每天在你的记忆里死去。
——皮扎尼克《遗忘》
手稿与清单。她有这样一个习惯：开始写一个小说之前，在构思阶段，她会摊开一个A4大小的方格笔记本，将这个故事里可能出现的每个情节以关键词的形式写下来，接着在每个关键词后面随机写上一段。这个过程，怎么说呢，像在列一份清单。 摄像头。针孔摄像头藏在电视墙旁边的书架第五层，夹在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和熊培云《自由在高处》之间，不会被发现的。姐姐不是一个爱看书的人。她也没看过，只是买回来那天拆掉了塑封。两本书的封面都是黑色。 画面。地下车库，她把那辆老实笨重的二手黑色大众倒进车位，熄火，拉手刹，靠上椅背的同时重重吐出一口气，脑海里出现一间铺着波西米亚地毯的客厅，白色落地窗纱轻轻摇曳。这是她自己的家，她的姐姐住在里面。手机屏幕里，一个三十九岁的巨型女人（这个形容词她在小说里用过很多遍）脱下绷紧的黑色连衣裙，硕大胸部如某种兽物般弹跳出来。那个男人用双手（隔着屏幕，都能看出那手有点糙）将它们捧了起来。她在车里闭起眼睛，想象手指探进湖水的感觉。湖面荡起一圈一圈蓝色弧形波纹，一个圈套着另一个圈，芍药花般次第散开。女人的动作略显笨重，总使她联想起某类大型哺乳动物，母狮、海豹、北极熊之类的。后面的部分没什么可叙述的，说实话，那看起来跟动物交配没什么两样。她能感觉到自己衣服里被什么撑满了。这是件值得欣喜的事。那次手术之后，身体的欲望好像一直没能恢复。这具肉身像间空房子，闲置着，好几年了。但姐姐不一样，她的欲望看起来依然强盛。好像摘除的那颗肾，并没对她产生什么实际影响。 房间。纪伯伦有名言曰：你的房间是你更大的身体。她的房间被姐姐侵占了。到处都是姐姐的衣物、烟头、零食包装袋、眼线笔、空酒瓶。而她身体的这座房间里，住着姐姐的一颗肾。 与肾的对话。她在想，要如何开口让姐姐离开？或者，自己搬出去，这套房子留给她？这样的日子真他妈受够了，她才三十六岁，应该重建属于自己的生活，哪怕这并不容易。一想到还有如此漫长的日子要一天一天捱下去，余生都要和姐姐这样的人含混不清搅在一起，“总有一天我会疯掉的”。 “你要赶她走？”那个声音从她身体里响起来，经过骨传导进入她的听觉系统。它在质问她。 “不是赶，是回到属于自己的生活。” “你别忘了，你们的身体已经连在一起了。” “这就是让我痛苦的地方。她连自己身体的一个器官都能送我，我却不能将她容纳进自己的生活。” “所以，你想卸磨杀驴。” “别说得那么难听。” “你还偷窥她。” “我只是想知道，她一整天都待在家里做什么？” “这是借口。” “够了，我已经忍受了她整整五年。没错，我的命是她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她的命要和我的命捆在一起，这是道德绑架。再说了，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是哪个世界的人？” “我——” 她忽然答不上来。它言辞犀利，说话的声音尖尖的，像那种七八岁女孩特有的嗓音，纯真，直接。这一点倒是和她越来越像了。在她身体里待久了，它沾染上与她相似的脾性习惯，但它依然牢牢记着自己原先的主人，在她们的一次次对话中，它总是偏袒着姐姐。 “我不知道。”她想结束谈话了。 “这就是你们这类人分裂的地方，口口声声热爱人类，却无法去爱一个具体的人。” 它竟然向她搬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闭嘴吧。”她说。 偷窥。她知道这很浑蛋，但就是无法忍住不去看。从手机屏幕里看到姐姐，像在看一个陌生人，一部纪录片或色情片的女主演。这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是一段表演。生活不过也是一场表演。只是这样的陌生感为她和她之间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像一面镜子映现出一张新的面容，现实生活中的那个女人仿佛也能够叫人忍受了。她不再是斜躺在沙发上吃零食抽烟刷手机短视频从早到晚邋遢的胖女人，而成为手机屏幕里一个影像符号，或者现实主义小说里一个虚构的人物。陌生化战胜日常，拯救了生活。 两个人的晚餐。指纹锁“滴答”一声，门开了，厨房里飘出麻辣鸡块的香味。肯定又是大盘鸡，这是姐姐最爱的一道菜。姐姐左手挥一把木铲，右手伸进锅里，快速擒起一块肉，牙齿撕掉一块，咂巴了下嘴，熟了，她说，开饭！这样的画面，她再熟悉不过。接下来的七秒钟之内，这块鸡肉会被她咀嚼、吞咽，甚至不会吐出骨头。而铲子在她手中翻飞，当那块肉的形状在她嘴里消失的时候，装好盘的饭菜已端上餐桌。这种味道，只有姐姐才能做得出。小时候，在那个四周堆满旧纸板的废品回收站，蓝色铁皮搭建的简易棚屋里，母亲从隔壁肉铺提回一只光溜溜的鸡，那鸡往往是得了什么病卖不出去的。姐姐抡起胳膊将那只完整的鸡在案板上剁成块，加入晒干的红尖椒和花椒粒，滚油爆炒，整个回收站都飘散着一种近似于天堂的味道，那味道渗进逼仄杂乱空间里的每一道缝隙每一处空气。能吃上肉的那天，简直就是过年。而那已经是昨日了，昨日已经死去。她摇摇头，让自己从快速沦陷的久远回忆中游回来。客厅的沙发和地毯整洁干净，什么痕迹都没有，没有烟头，没有乱扔的零食包装袋和纸巾。一切仿佛未曾发生过。 餐桌上坐下来。姐姐坐在另一端，两只手像螃蟹的两只钳子，钳住一个肉块送进那黑乎乎如洞口的嘴，眼睛盯着支在水杯旁的手机屏幕。围裙没有脱下来，指甲上沾满油污，吃饭时看手机短视频，这些都是姐姐的习惯。她低头尝了一块土豆，辣，而且有些咸了，油也放得过重。手术后这几年，医生反复叮嘱要吃得清淡，少碰油盐荤腥。刚开始，姐姐还会煲些养生汤，两个人一起喝，后来，她发现姐姐一个人在厨房偷偷给自己做好吃的，青椒炒肉、油炸带鱼、宫保鸡丁、爆炒鲜兔。她是这样迷恋吃肉。她离不开这些重口味，什么肉都爱吃，羊肉、牛肉、狗肉、鸡鹅、黄鳝、青蛙、螃蟹、蛇。听说广东人喜欢吃鳄鱼肉和一种水养蟑螂，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姐姐特想尝尝那玩意儿啥口感。“那肯定死贵！”每每说起，姐姐总要在后面加上这么一句。她当然知道她肯定偷偷买了，自己做了尝过的。她在手机上关注了很多吃播，在直播间购买一些奇奇怪怪的肉类。那些肉放在一个装满冰袋的泡沫盒里寄过来。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厨房研究各种肉类的烹饪方法。而她，姐姐知道她喜欢吃素，除了鸡蛋，肉类的东西几乎不碰。所以姐姐在厨房搞各种发明研究的时候，都是趁她不在家的白天。偶尔被她撞见，姐姐会躲躲闪闪。她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没有看见。那间厨房常年散发着一种鱼鳞和牦牛尾巴的混合气味，她从不踏进去。 如今五年过去，两个人的身体都已基本恢复，只是她依然在服用抗排斥药物。姐姐在摘除了那颗肾的半年后就已不忌口了。无论如何，一年一年，生活总算渐渐回到正轨，可姐姐一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你今天带男人回家里来了？”她装作漫不经心地问。 她愣了一下，筷子停在半空，目光从手机上收回来落在碗里。手机里有个涂着红嘴唇的漂亮女孩在吃一条八爪鱼。“没啊，谁跟你说的？” “小区保安。”撒谎这件事对一个写小说的人而言，是一门擅长的技艺。 “哪个保安？小郑吗？不可能，他和我熟。” “你就说，是，还是不是？”她抬眼看着姐姐。 姐姐磨盘似的脸上那两道缝就是眼睛，皮肤下能看到隐约游动的肉，左边脸颊那块山丹丹花似的伤疤爬行至眼角处，那是她多年前抱着一颗烤红薯在后院睡着后被一块玻璃渣割伤的。小时候，她们其实很像，都是滚圆肿胀的两只皮球模样，走在一起可以挡住一条街道。只是后来，躲在废纸屋的那些日子，她爱上了文学。书里的女孩都是一副弱柳扶风娇柔无力的模样，于是她憎恨起这个家庭的肥胖来，开始发狠拼命减肥，不吃东西，绕着城郊的一块荒地跑步。有次，她在郊外草地里晕倒了，被姐姐找到，抱回家。母亲端了一碗玉米糊糊走过来，抡着不锈钢汤匙往她嘴里灌下去。她不想吃，吐出来，被母亲扇一耳光，继续灌。她还是吐。她的胃已经接受不了这种粗暴的食物，像她厌弃这个家的一切一样。她从深陷的眼窝中瞪着母亲，坚决不肯把嘴张开。那次，母亲把那只盛着米黄色玉米糊糊的大碗扔在地上，瓷碗碎了，汤汁飞溅，烙在红底白花的棉被上。“饿死你算球，饿死一个少一个，老娘最不缺的就是女子。你爱吃不吃！”母亲站起来，踢翻旁边一只蓝色塑料凳子，转身走了出去。从此以后，只要看见她走过来，母亲都装作没看见，把一只眼睛斜斜伸过来，用余光夹她一下。而她也总是躲着母亲，乐得她不管，她便有了更多时间藏在废纸屋里看书。虽然瘦下来了，但她的眼睛依然又长又窄，和姐姐很像。这也是她厌恶她的原因之一。她是她的另一面镜子，不断提醒着她的出身，她身体里的血液和基因，以及从前在垃圾堆长大的那些日子。 “是，我新男朋友，哪天引你见见。” “算了，你换得那么快，我见得过来吗？”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虎背熊腰的姐姐，快四十了，依然不断有人追。几个月换一个。她把这归结为她的不挑，只要是个男人就行（这多多少少有点嫉妒的意味在里面）。在情爱这方面，姐姐有着动物般的嗅觉，那些被她吃进胃里的动物，以某种隐秘方式在她身上散发着一种吸引力的作用。 “他离婚了，一个人过，家里有一套房子。他说他喜欢我。”姐姐笑了，眼神里溢出一些自豪的神色。 这或许是个机会，她想。“那你会搬出去吗，和他住在一起？毕竟，年龄也不小了，如果考虑结婚的话。” “再看吧，想那么多做什么！” “那你也要考虑，这人靠不靠谱，家里是真有房还是随口说说，能为你付出多少。” “开心就好了啊。” “光开心咋行，你都四十啦，得为自己的将来考虑。” 姐姐抬头看了她一眼。“现在这样挺好的。”她说，然后拿起手机转身进了厨房。她思忖，姐姐一定听出了什么。她们的谈话以失败告终。 边境线。饭后她躲进书房，关上门。如同厨房是姐姐的地盘一样，书房是她的私人领地。她们之间谁也没有明说过，但这几年一起生活逐渐形成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谁也不能擅自踏入对方的地界。她在书房里创作惊悚悬疑小说，姐姐在厨房研究开发一些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菜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们都是创作者。一个为了胃，一个为了人类的精神。两者都是欲壑难填。 杀死小女儿。女儿七岁了，扑闪着一双蝴蝶般的大眼睛。她是女作家城南的孩子，孩子父亲是在广州方所书店一个新书签售会上认识的摄影师。她没告诉他自己怀孕的事，独自诞下这个孩子，成为了一个单身妈妈。这个时代某种独立女性的象征。这一段被她删掉了。她想如果自己有一个小女儿的话，她要给她温暖柔和的成长环境，与她朋友般相处，她不想让她卷入这个故事里绝望无依的生活。还是让她保持单身吧，一个三十六岁的单身未婚女人，曾身患重症，和姐姐住在一起。从本子上划掉小女孩这一段的时候，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仿佛刀尖刺穿稚嫩皮肤。 小说家与控梦师。小说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在哪里呢？一流小说家凭借想象力改造生活，二流小说家依靠观察力模拟生活，三流小说家跪拜现实的无限丰富而照搬生活，于是把小说写得和生活一样冗长乏味。她自己又是哪一种呢？写小说的感觉愈来愈像做梦。在梦里，她是不知道自己置身于梦境的。当然，写得多了，经过无数次自我训练之后，她发现自己能够掌控这些梦境，掌控梦里出现的每一个人的命运，掌控每一件事物的隐秘走向。然而，这些梦境的素材依然来源于现实生活，她无法完全脱离现实经验进行创作，就像无法提起自己的头发让自己漂浮起来。从这点上来说，她是一个受梦境所困的白日梦患者，一个失败的孤独小说家。 废品回收站。荒凉的黄土高原上有一座繁华小城，河州城。小城北边有座废品回收站，那是一个肥胖女人的地盘。她带着四个与她一样圆滚滚胖乎乎的女儿住在这里。大女儿十六岁，二女儿十三岁，两个小女儿是双胞胎，八岁。女人有一个宏伟的理想，在这座到处盖大楼、边缘不断扩张的城市里，她要占领它的东南西北四座废品回收站，建立属于自己的废品回收王国。如今，城北已经是她们的了，她通过嫁给一个骨瘦如柴的男人得到这座回收站。紧接着，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那个瘦男人死在了棚屋外的一片雪地上，冻得跟石头一样硬。城南是近几年发展迅速的城区，政府大楼、体育馆、商贸大厦、民俗乐园……都在这里迅速崛起，师范大学还来这里办了一所附属学校，学生可以从小学一直念到高中。市中心和繁华地带近几年都在南移。城东是老城区，渐渐没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许多楼房被拆，剩下东湖公园和农贸市场成了老人们最爱逛的地方。城西是建材市场和批发市场，家具城、汽车城都在西边，那里的回收站很赚钱。 名字。女人给四个女儿分别取名：城北。城南。城东。城西。她们的名字分别代表她们将来要继承的回收站的方位。 此站废弃。二女儿城南的个人意识在十三岁那年苏醒，是废品站旧书堆里那些纸页卷边的旧书让她醒过来的。她躲在回收站西南角堆放废纸的小屋里，没日没夜地读书。她被书里的那个世界迷住了，被它蛊惑了。在那里，穿着婚纱的新娘从坟墓里爬出来，少年爱上他的狼人表妹，鱼有翅膀，房子会飞，一只猫躲在桌底观察人类，一头驴讲述一座村庄的历史，而瘦小饥饿的黑孩一口一口吃掉平原上的铁轨。她被这些奇异纷繁的故事吞噬了，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她开始想象河州城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她相信一定有一列火车，通往书中的那个魔幻世界，她相信那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她不知道这列车在河州城是否设有站台。说不定，这个站台就在她们的废品回收站某处，在那个废铁屋，在某个老鼠洞，在那口大铁锅或西院的老槐树树洞里……她花了整整一个冬天去寻找那个隐秘的站台，结果一无所获。她猜想一定是冬季的缘故，是不停降落的大雪掩埋了通往那个神秘世界的入口。 她是叛徒和异类，她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姐姐城北辍学在家帮母亲照顾几个妹妹，蹬着三轮车带她们去各处回收废品。城南知道，姐姐不再读书是因为她又丑又胖，还笨，书上的那些字总让她趴在教室课桌上呼呼大睡。她的同学以捉弄和取笑她为乐。有时被逼得急了，她也会反抗，发动起笨重的身体，跑过去，将那个欺负她的人压倒在身子底下，无论对方是男孩还是女孩。男孩们看见她如同看见瘟疫，学校里传言被董城北压过的男生以后就要娶她为妻的，所以他们从不靠近她，站得远远的，扔粉笔或小石子打她。这让姐姐很伤心，她其实是很喜欢和同学们站在一起的。城南不一样，她也很胖，但她很聪明，每门功课都学得好，老师喜欢，选她做班长。她以为做了班长就会拥有朋友，后来发现这不过是生活里的又一个骗局。她因为手上的一点点权力变得傲气，同学们明目张胆疏远她，她身边仅有的两个好朋友也背叛她投靠了另外几个女孩。她和姐姐不一样，她不会去打别人，也绝不会坐在教室椅子上哭，她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依然一个人独来独往。她愿意一个人待着，她常常安慰自己，那些同学都是些傻瓜，她没什么可自卑的，如果一定有的话，那就是她的母亲和姐姐，那个在废品回收站的家。总有一天，她会离开的。这是她的理想。有次，她推着废品回收车从南城壕的巷子里穿过，一伙同学截住她，三个女生，四个男生。“我们的尖子生在收垃圾啊！”他们笑着朝她围过来，拽她胸前的红领巾。她瞪着那双锋利如箭的眼睛，从车厢里抓起一只刚刚收来的墨绿色啤酒瓶，瓶子扬起来，砸在车辕上，让利刃一寸寸划破自己手心。她就那样捏紧拳头，血一滴一滴落下来，另一只手里依旧提着那只残破的酒瓶。没有人敢靠近。双方僵持了漫长的一分钟，随后，他们大声喊着：“疯了，董城南疯了——”推搡着跑开了。城南读到初中一年级，母亲不打算让她再读。“读那么多书没用，你连城市户口都没有，还想上天？”母亲瞪着她说。她反抗，人生中头一次当着母亲的面哭泣，求她，只要能回学校，她会更加努力地干活，绝不躲在小屋里偷懒了，她保证可以考上河州城最好的初中，最好的高中，考上大学。母亲冷笑一声，鼻孔里窜出两股冷气，仿佛她在讲述一个不切实际的笑话。那一刻她懂得，依靠母亲和这个家是没有任何希望了，她必须得靠自己。她想了一天一夜，然后钻进废纸棚，学着书上那种说话的语气，写了一封使自己泪流满面的信。第二天，她溜进《河州日报》大楼，把这封信交给一位戴着眼镜的男人。男人的样子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应该会同情她的遭遇。果然，男人读了她的信，当即决定刊在报纸上，他派了一名摄影师送她回家。第二天，报纸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了她的信（算起来，这应该是她发表的处女作），标题为加粗的大号字体：“花季少女辍学拾荒，垃圾堆里坚守梦想”。标题旁配着她的大幅照片，一个衣衫破损、面有污垢的女孩瞪着明亮无辜的眼睛，眼眸里有一汪湖水将要溢出，那目光柔弱又倔强，仿佛在质问着什么、诉说着什么。她头一次知道，原来自己的眼睛在照片里看起来可以这样大，这样清澈。报纸登出来，一夜之间，城北废品回收站被记者和媒体包围了，愈来愈多的采访，愈来愈多的报道。接着，校长来了，教育局局长来了，市长来了，福利彩票的主任带着一伙爱心人士也来了。他们带来了食品、崭新衣物、文具和书籍，他们聚在回收站门前的街道上，拉起横幅拍照，并且让写信的“天才少女”站在正中央，她的黑乎乎的手被一位穿着白色西装套裙的漂亮女士牵着。他们往母亲手里递过一沓钱，一张印着金额的喷绘纸板放在中间，母亲在一端扶着，合影拍照。那几天，回收站附近水果批发市场的人、菜市场的人、餄饹面馆的老板娘和宰鸡的大叔都聚过来看热闹，看着市长亲手把一沓钱递到了四个女娃的母亲手中。两个星期后，这股热浪过去了，废品站门前恢复往日的破旧和灰尘，小摊小贩人来人往，那些西装革履的人再也没有出现过。可是，无论如何，城南的读书梦实现了，秋季到来的时候，她顺利进入中学，福利彩票资助她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后来，她如愿以偿踏上去南方的火车，尽管没有人再提起读大学的学费，但已经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挡她的脚步。 处女作。她的第一本书，是一个有着悬疑色彩的残酷现实主义故事，背景设置在一座北风呼啸的北方小城，一个肥胖无比的女人带着她的四个巨型女儿住在废品回收站。四个女孩接连被人侵犯，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8岁。她们的母亲选择忍气吞声，警告她们不能张扬出去，因为她的理想是征服整座城市的四座回收站，用女儿来交换；如果被人知道女儿们被强暴，她的计划将会泡汤。故事的最后，大女儿诞下一对双胞胎；二女儿选择自杀，死后，她的魂魄终日飘荡在废品回收站，总有一本书在角落里一页一页自动翻合。而那个施暴者，一直藏在她们身边……这本书上市即畅销，让她正式走上了文学道路。那一年，她大三，凭借处女作摘得文学新人奖。评论家说，她的语言充满凛冽苍劲的刀锋气质与神秘灵动的诗性意境，她的想象力已超越了日常生活的经验。后来她才明白，他们肯定的，不是她的写作，而是苦难，是那些无法使人直视的对苦难赤裸裸的描写震住了他们。读者喜欢的，也不是她的写作，而是猎奇。他们借由她的故事过了一遭别人的人生。 标签。此后，她每一本新书的腰封上都会有这样一句话：从废品回收站走出来的天才女作家。她知道这是为了新书好卖，出版社刻意写下的宣传语。但每每看到这句话，她还是会感觉不舒服，仿佛她这么多年的写作，就是为了不断加深这个她从最开始就想要撕掉的标签。 洞穴。原生家庭就像一孔洞穴，人在成年之后，必须离开洞口，去更广袤的森林或草原上捕猎。不能一直徘徊在洞口，舔舐儿时伤口或者依偎在长辈的怀抱里寻求庇护；须得转身，义无反顾地离开，带着勇气或爱意，去闯荡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这是长久以来，城南自己总结出的道理。我爱着母亲与姐姐，但无法与她们共同生活。每次靠近的时候，空气仿佛不够用了，空间也不够用了。她们没法忍受她的孤僻怪异，她也没法忍受她们的粗暴懒散。十三岁那年起，她便已经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她努力读书，拼命写作，赚稿费养活自己。她所做的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远离最初那孔洞穴。 房子里的人。如果写小说是搭建一座房子，叙述视角的选择就是看风水，房子朝南还是向北，落在河谷还是建在平原，内部怎样布局采光最好，餐桌和床的方位怎么摆放……这些东西想通了，盖起来就是很容易的事。有人喜欢建造华丽宫殿，有人喜欢凿一孔幽暗洞穴，后现代的许多作家干脆让房子变形，呈现与达利笔下的钟表相似的形状与质感。也有人盖着盖着，房子就塌了，豆腐渣工程不仅在现实里多如牛毛，纸上工程也是如此。同一视角的不同人称，就像一个人站在屋里和屋外说话，面对面说自己的亲身经历，背过身就是讲别人的故事。 死神的味道像一种蒜。人生最大的谎言就是相信明天会更好。或许在别人眼中，她算是成功的，年纪轻轻买了房买了车，出版了自己的书，有一份体面的影视编剧的工作。她参与编剧的一部爱情电影在老家河州城里上映过，“董城南”三个字赫然出现在市中心那家电影院的大荧幕上，好多曾经的同学发来微信祝贺。但这些年，她自己很少回去那个地方了。她在社交平台上从来不发那些鸡零狗碎的生活或糟糕透了的心事，她展示的，永远是自己诗一样的生活。有时安静下来，她会分析自己迫不及待进行自我形象重塑的内在心理：她在叛逃，她想要彻底逃离那个堆满破铜烂铁、矿泉水瓶、厚纸板和各种垃圾的废品回收站，想将自己身上原本的气味清洗干净（那种曾经被剥夺的味道），去熏染一种知识分子气质或独立女性的芳香。过往那些采访里，当有人再问起当年废品回收站的种种经历和细节，以及这样的经历对她创作的影响，她会莞尔一笑，说，那都是为了创作小说而虚构出来的，因为沉溺那种想象太久，有时，她自己也分不清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谎言和骄傲不会持续太久，绝望与死神在三十一岁这年来到她的床边，把那狗苟蝇营赚来的生活一拳击得粉碎。她被查出患有尿毒症，五期，需要进行肾移植手术才能活下来。透析的那段日子里，她剃了头发，因为无法忍受每天醒来之后床单上躺着一条条黑发的尸体，它们反复提醒她不断靠近的死期。母亲和姐姐从家乡小城赶来，带来两只大母鸡，活的，在病房床铺下咯咯地叫。她不知道母亲是如何将活着的动物带上火车的，母亲永远是这样一个无法被准确定义的神秘复杂的女人。如果死神有味道，她猜一定是母亲和姐姐身上这种气味，一种混合着鸡毛和腌渍过的大蒜的味儿，使人眩晕，昏昏欲睡。姐姐已经离婚，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孩留给了男方。母亲废品回收王国的美梦破灭了，城市在迅速扩张，垃圾回收和废品处理已建立了巨大的机械工厂，交给机器和专业团队运作。母亲在东湖公园门口摆地摊卖鞋子，9块钱一双进的货，卖19.9元，没什么人买。没钱的人都去网上买了，拼多多一双才9.9元，而有钱的人看不上这种鞋的质量。母亲把那些鞋子送给了菜市场的老朋友，找了一份拔鸡毛的活儿。这活儿她喜欢，大铁桶里开水翻滚，把刚宰的母鸡扔下去，捞上来，鸡毛一根根脱落，光溜溜疙瘩满布的鸡皮一片一片露出来。母亲和姐姐的到来，让早已埋葬在记忆里的那些关于童年生活的可怖画面重新复活。她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脸，假装自己看不见也听不见。母亲让姐姐留下来照顾她。“反正她也没工作，”她说，“帮你做做饭打扫打扫卫生，又不用发工资，有饭吃，有个住的地方就行了。”之后姐姐跟着医生去做了一系列化验，得出的结果是：姐妹二人的肾型匹配，可以进行肾移植。在此之前，她曾一度怀疑和姐姐不是亲姊妹，极有可能同母异父，毕竟，除了外貌，她们之间是如此不同。而且母亲常指着她们，把那句话挂在嘴边：你爸是人贩子，你爸是大学生！医生将肾移植的消息和手术方案告诉了母亲。那一晚，在家里，在那张新买不久的沙发上，母亲坐一端，姐姐坐在另一端。姐姐在低头垂泪，她很害怕。“做这个手术会死吗？”她问。 从何而来。故事讲述到这里，在这至关重要的时刻，对于有经验和追求质感的写作者来说，此刻应尽量写得克制一些，收敛一些，将人物内心那种曲折、幽微的复杂心理淋漓尽致呈现出来。毕竟，这不是一件小事，不是一件小玩意儿，这是一颗肾，这个选择于人物而言有着撼天动地的重要性。但原谅作者，此时此刻无法节制笔墨。在她的成长环境里，从来没有内敛、柔和与敏感一说。敏感娇柔是上天送给有福之人的礼物，在那样一个粗糙暴烈的环境里，敏感多思是活不下去的。狭窄逼仄的棚屋里，身强力壮的女人隔着一张布帘与男人做爱，布帘另一面的小床上挤着她的两双女儿。做错事情会被当街扒掉裤子，摁倒在堆积如山的酒瓶上鞭打，酒瓶哗啦啦崩塌，尽管被打的女孩已经十三岁，懂得了羞耻。每天听到最多的话是：吃那么多，你是猪吗？尊严，是给有资格谈论尊严的人准备的。在她的生存哲学里，没有尊严这一说。那晚，母亲用右手食指戳着姐姐的额头，吼：你哭啥，你要看着你妹死吗？要是我躺在病床上，明儿就见阎王爷了，你也不救我？医生说一个肾也能活，得亏是你配上了，要是去买一个肾，那不得三十万？上哪儿找钱去？南南的房子不能卖，现在的房子多难买，卖了房也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肾，毕竟你们是亲姊妹。你要是不愿意，明儿我就去医院，让医生把我的掏出来给你妹，我是她亲娘，就算配不上也差不到哪里去……第二天黄昏，姐姐离家出走了，电话接不通。母亲骂骂咧咧出门去找。城南没有去。她坐在浴室马桶上，用修眉刀割破了自己左手腕。至今她都无法分辨清楚当时的那种心理，她自杀到底是出于对姐姐的愧疚还是有一种表演性质？她感觉自己在借着道德利斧和亲情绳索逼迫姐姐就范，乖乖掏出她的一颗肾。她诘问自己：我这样卑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当然，她没有死成，母亲和姐姐回来了，她们将倒在血泊中的她扛起来，扛到床上，用一条蓝色围巾包住伤口。她听见姐姐在耳边喊：南南，醒过来啊，只要你醒过来，我啥都愿意。几个星期后，医生安排了手术。手腕上的疤至今还在，她常年在那里绑着一条红色绒带。有时构思一个故事的时候，她会潜意识里用右手拇指去摩挲它，那小小的如蚯蚓凸起的一条山脉，里面藏着多少秘密。后来她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去南方》，故事里的女孩一靠近自己所爱的人，手腕便会撕裂般疼痛。 众筹一条命。做手术及后期抗排斥的药物治疗，累积起来近三十万费用。她在网上发起了公益援助的筹款申请，链接里的那段求救文字是她亲自编辑的。手术前那几天，她的朋友圈里到处都在转发这条消息，许多公众号开始刊登她年少成名时写的几篇文章。那些标题里，赫然出现这样的字眼：废品回收站、新锐女作家、不幸童年、才华横溢、三十一岁身患癌症、肾脏移植……一个编辑朋友将她投稿时的银行卡信息公布在网上，那些天，她的银行卡和微信不断收到朋友及陌生人的转账。截至手术前，竟筹到了三十三万。母亲乐疯了，在病房里跳来踱去：“这个病生得值，赚了。”听到这句话，她一时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心内有一个声音说：你在贩卖苦难，出卖灵魂。但是说实话，她真的很想活下去，那部伟大的作品她还没有写出来。有时，她也会破罐子破摔地想，死了也好，天才就应该短命，无论如何，我已经为这个世界留下了几部作品、几个故事。可是夜深人静一个人的时候，她为自己感到羞耻：所有人都知道我生了重病，所有人，我在文学圈的朋友，我的读者（如果我有读者的话，这些天，已出版的三部小说的确卖断货了），我的同事，我爱着和恨着的人，都开始同情我。比起爱与恨，这种怜悯对一个人的摧毁更为彻底。手术很成功。她和姐姐都在逐渐恢复，只是自那之后，她的写作一直不顺，她再也找不到从前那种酣畅淋漓沉浸在写作中的快感了。手术后一直到现在，她唯一写过的一本书，是一部非虚构作品，讲述她死去又重生的患病经历。那本书的扉页上，她写着：献给我的姐姐，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本书卖得不错，今年三月第三次再版了。躲在书房写再版序言时，姐姐躺在客厅沙发上看手机直播。她把所有这些真实的情绪都压抑下去：对生活的麻木、对姐姐的厌嫌、对自己的恶心、对命运的憎恨，她让它们一一蛰伏进身体最深处的角落藏起来，写了一篇感悟生命真谛的漂亮序言，发给了编辑。 死亡的艺术。普拉斯的一句诗：死亡是一门艺术，和别的一切一样，我做得超凡卓绝。 藤蔓另一端。她想让姐姐离开，彻底走出她的生活。她努力了好几次，每每话到嘴边，却都咽了下去。有时她也会一遍遍说服自己，她救了我的命，她是我的姐姐，我们曾一起度过那些贫瘠而快乐的童年时光。从这点上来说，姐姐是无法替代的。她想起每次母亲发怒要打人时姐姐将她护在自己身子底下的情形。她想起那些喘息声粗重如雷的深夜姐姐将她紧紧抱在怀里，用手指捂住她的耳朵。她想起姐姐开着三轮摩托车载着姊妹几个在黄昏时分穿过小城街头的场景。她想起姐姐满身是血的那个夜晚……所有这些回忆是一把把细小的尖刀，刺穿她的皮肤，扎在心脏某个地方。但扎得多了，也就麻木了。她用这些回忆来救赎自己，试图重新唤醒自己的良知，欺骗自己如儿时一样爱着姐姐，但是，没有办法。她对姐姐的爱抵不过一遍遍翻涌而起的想要她离开的念头。这念头是一道幕布，盖住了她的所有回忆。她无法遏制住它。她最近又开始写一个小说了，一个女人被另一个女人逼得发疯的故事。似乎只有在写作里，她才能以羸弱的力量对这世界作出一点微小改变。 舒伯特，歌德与魔王的传说。据说1781年，歌德投宿一间枞树旅馆时，听人说前几天一位农民抱着自己生病的孩子连夜骑马赶往耶拿求医，途中要穿过一大片树林。由于孩子已病入膏肓，那里的医生也束手无策。在归来的路上，还没到家，孩子已死在了父亲怀抱里。这个悲剧故事让歌德联想起民间传说里的魔王艾尔，栖息于森林之中，凡人触之即死。于是他将魔王的传说镶嵌进这个悲剧故事，创作了一首叙事谣曲。1815年，十八岁的舒伯特为歌德的这首叙事诗谱曲，全曲采用典型通谱歌的写法，不拘一格又浑然天成，让原本潜藏在文字中的戏剧张力淋漓释放，将歌德的诗歌完美演绎成一幕小小的歌剧。 叙事者：是谁，在黑夜的风中骑行？是个带着孩子的父亲。他把儿子抱在怀里，紧贴而温柔。 父亲：儿呀！为何藏起你的脸？ 儿子：爸爸！你没看到那魔王？他戴着皇冠，衣衫很长。 父亲：儿呀，那不过是烟雾飘荡。 魔王：好孩子，跟我来，我带你玩耍，海边有漂亮的花，我妈妈有金缕衣。 儿子：爸爸，爸爸！您没听到吗？那阴影里的魔王在和我讲话。 父亲：儿呀！别怕，只是风吹过枯树吧？ 魔王：聪明的孩子，跟我走吧，我的女儿们会殷勤伺候你，夜夜跳舞伴你入睡。 儿子：爸爸！爸爸！你看你看，魔王的女儿站在那里！ 父亲：儿呀！我看得很清楚，那只是棵灰色的老杨树。 魔王：好孩子，我真喜欢你，你的美貌使我欢喜，你要不肯，我就动用武力。 儿子：爸爸，爸爸！魔王现在抓我来了，他的手好可怕！ 叙事者：父亲惴惴不安，鞭马急奔，将呻吟的孩子紧抱在怀里，好不容易到了家，怀中的孩子已经断气。 快过心脏。听舒伯特的曲子《魔王》，每每一曲终了，胃里便会感到一股痉挛。不是，不是胃，是肾的位置。每当情感或情绪产生波动，它能第一时间接收到讯号，比身体的其他器官更快，甚至快过心脏。 “没什么可难受的，一个编造的故事罢了。”它说。 “这是真的，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 “所以你落泪难受是因为它是真实发生过的？” “不，我是被艺术打动。” “艺术比真实更感人？” “当然。” “所以你愿意为了艺术抛弃一切，包括你姐姐？” “可能会吧。” “你没戏了，她不会走的。”它振振有词地总结道。 流亡的味道。她不是没有努力过，在她们两个人的生活中寻求一种平衡之道。手术后第三年，在她发现自己写不出来小说之后，她签了一家影视公司做编剧，虽然这份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很辛苦，每次的剧本会也开到让人绝望、头痛欲裂想要自杀。但有什么办法？她需要生活，还有一个姐姐躺在家里的沙发上需要养活。姐姐昼夜颠倒地看手机、点外卖，她已将这座城市的每家外卖都吃过一遍了。这样下去，她会长在那间屋子里，再也休想将她挪动半分。于是她打听着，给姐姐找了份工作。比如小区楼下收发快递的菜鸟驿站，活儿不重，她只需要将那些包裹扫描，分类入库就可以。顾客自己会来扫码拿走的，都用不着她插手。而且这份工作和小时候废品回收站的活儿有相似之处，姐姐会喜欢的。然而，很快她便发现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姐姐干了不到三个月就被辞退，原因是她偷了店里的包裹，而且不止一次。她气得脑门充血，问她怎么回事。她说那些包裹都是无人认领的。不管是不是无人认领，那都不是你的东西，不能拿走；你把它们放哪儿了？姐姐领她回家，在厨房最隐蔽的柜子里找到那些包裹，一包广东腊肠，一包青海牦牛干，一箱云南熏火腿，两只青蟹，已经发臭，还有一只兔子的尸体。“它被装在一个纸箱里，到的时候已经死了。”她眼睛瞥着一边说。“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吃的，我们可以自己去超市买啊！”“不一样，”她说，“我要做一个快递食谱，这些东西都是千里迢迢寄来的，有一种在路上的特殊味道。” 第二次，姐姐在大学城附近的一家奶茶店做店员。按照流程兑好奶茶饮料，热饮或加冰，封杯，套塑料袋，递出去，没多复杂。然而，她竟然私自将鱼籽加入一款芒果椰乳奶茶里，还做成了爆款，卖到十八块一杯。学生们下了课排长长的队在奶茶店门口，就为了这样一杯奶茶。最后学生们发现奶茶里加入的异样东西，举报了她，她再次被开除。至于第三次，她都懒得讲了，姐姐向她保证过的，这次一定好好干，守规矩。然而，在一家火锅店，姐姐将老鼠剥皮剁块油炸放进锅底，没人发现这肉来历不明：老板没发现，经理没发现，前厅阿姨和后堂小伙都没发现，没人知道她是在何时何地进行的。是城南突袭检查时发现了，主动让她辞了职，带她回家。 “你是出去工作吗？你那是害人命！”她吼她。 “咋害人命了，我做的哪个食材不是人在吃的？我只是将不同菜谱的配料稍微调换了下。” “做饭不是搞发明创造，姐姐，人类接受不了。” “做饭怎么不是发明创造，你写小说就是吗？再说了，谁说我做的就一定是饭，谁说那些东西就不能吃了？” “我说的。” “你是什么东西？” “我——”她败下阵来了，转身摔门走进书房，过了半天缓过来了，气不过，又出去骂：“我什么东西？有本事，你别住我家，你走啊！” “好。”她点点头走进卧室，接着，那间屋子里传来乒零哐当收拾东西的声音。 封锁。然后，病毒来临了，瘟疫蔓延，整个城市进入封控状态，小区门都出不了，何谈去另外一个地方？姐姐将打包好的行李重新拆开，放置进这个家的角角落落。她也不再说什么，合力与姐姐一起打扫房间。外部的巨大灾难以一种奇异力量重新将她们粘合在一起，她忽然意识到：活着，能够在一起生活，已经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灰烬之心。今天，她问姐姐说，为什么要沉迷在这些怪异食物的制造中，做那些事有什么意义？那些东西根本无法下咽。姐姐反过来问她，做什么事有意义呢，你编造那些故事就有意义？这戳中了她的心。是啊，她的写作就一定比姐姐制造一款蚯蚓蝴蝶菜谱更有意义吗？说实话，从某种层面来说，她觉得姐姐比自己做得更像是艺术。大多数时候，她自己制造的那些东西，不过是一些文字的复制品和垃圾。 病毒与野兽。不能出门，不能上班，许许多多的白天和黑夜被封禁在房间里。有时视频会议，线上讨论新剧本的故事走向与人物设定。一个人对着一台电脑讲话，这是个十分诡异的场景。其实也不知道网络对面的人是否真的在听，此刻，那些屏幕照不见的地方，对面衣冠楚楚坐着的那个人，下半身是不是穿着一条短裤，右手在打游戏？这些都是无法真实判断的。人人无精打采，提不起激情。时间漫长得像被刻在石板上，日光一寸一寸前行。电影院关门，好多片子无法上映，制作方跑路，她投入制作的剧本一个一个被枪毙，夭折在半路。拿不到钱，没有收入，下个月房子即将断供，要还车贷，家里还养着这样一头“吞食兽”。她的脾气暴躁起来，好不容易复活的那些惺惺相惜再一次土崩瓦解，那种无法忍受的压抑席卷而来，她想要出门走走，透透气。如果以前的生活是一根绳子，将她和姐姐捆绑在一起，那么最起码，她还有一些有限的自由，可以去星巴克待着写作，可以出差，做短途旅行，可以短暂地逃离姐姐。而现在，她们仿佛被塞进了一个透明的玻璃器皿里，手和脚都贴在一起，空间逼仄，无法呼吸。焦虑情绪如文火，日复一日慢炖着她。她是一个被煮熟的人。她想打开门，走到楼下花园，走到外面的街上去。但她阻止了自己这样做。她想象窗外那些飘荡着的看不见的病毒，是一头头老虎、狮子和野狼，这样，她还敢出去吗？她站起的身子再次跌落回椅子里，沉浸在自己这个精妙的比喻之中。 垃圾回收站。有天，她在书房电脑前写作，猛一回头，看到姐姐站在身后。姐姐的一双眼睛瞪成一对灯笼盯着屏幕，声音嗡嗡地说，你写的这个人，是我啊！正在写作中的作品被另一双眼睛注视着的感觉，就像正沉浸在性爱的喜悦中忽然被推门而入的人鲁莽打断。虽然，她已经很久没有体验到那种喜悦了。她想起那只隐藏的摄像头，想：真是公平啊，我偷窥她的生活，她入侵我的灵魂。“从哪里看出我写的是你？”“那么胖，走路的姿势像一头大象，那不就是我吗？”她有些恼了：“并不是每个胖女人都是你，世上的胖女人多了去了，这些故事都是我瞎编的，跟你无关，好吗？”“好吧。”姐姐像一盏忽然被熄灭的灯，暗了下去，灰溜溜地退出去，顺带关上了书房的门。被留在书房里的她，无论怎样逼迫自己，叙述口吻换了好几遍，那些场景写了又删，那个正在写作中的故事还是无法继续下去了，等了两个月，还是不能续上。“它死了，被她害死了。”她嘴里一遍遍嘟囔着，用中指按下鼠标右边的删除键，将它们埋葬在电脑的垃圾回收站里。 说我照搬她的样子，是对我想象力的一种侮辱。她生气极了，把自己关在书房，一个人自言自语走来走去，如一头火红的困兽。“凭一只屁股，一条大腿，就认定了那个人是你吗？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现实里的原型已被切割成无数碎片，在小说里重塑出另一个人，另一个陌生人！没错，那件事是发生在你身上，但被写进小说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属于你了。” 入侵。忽然之间，姐姐开始对她写的那些书感兴趣了（以前她从不这样），她偷偷摸摸去网上搜索她的笔名和作品，趁她夜半熟睡时溜进她的书房，站在那一排排书架面前寻找她的书。她早已把它们藏在书架最顶端的里层了，姐姐不可能看到，也无法够得到。然而，当她睡到第二天中午起床时，看到厨房里冰锅冷灶，五年了，姐姐头一次没有给她做饭。她在房里转了一圈，没看到她的人。她忽然莫名紧张起来，摸起手机给她打电话，铃声在姐姐屋里响了，可她人不在屋里。她拿着手机转身出来，看到被风掀动窗纱的阳台上，姐姐的轮廓。她走过去，掀开布帘，看到姐姐坐在那把木质摇椅上，在看书！而那本书籍的封面，即使在梦中她也认得出来，那是她的处女作，也是她的成名作，那本讲述四姐妹相继被侵犯的悬疑小说。脑袋里嗡的一声，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你在做什么？”她吼道。这种感觉像捉奸，看起来是她在捉她，其实是她在捉她。她紧张的原因其实自己心里也清楚，在这段关系里，多年前她早已背叛了她。 姐姐“腾”一声从藤椅上站起来，身上那些忽然被召唤的肉因猝不及防而被拽入空中，之后迅疾下落，回到身体应有的部位上。她的动作从未这样利索干脆过。 “你怎么能——这么写呢？”姐姐看着她。姐姐很少用眼睛直视她，这次，她却直直地看着她，要一个答案。 “这是小说，都是虚构的。”可能姐姐不理解“虚构”这个词的意思，于是她又加了一句，“都是假的，编的。” “你编的是我们的事，你写了妈、妹妹，还有我和你。” “小说来源于生活，我只是选取了我最熟悉的生活，这并不代表书里的人物就是你。” “连名字几乎都一样，北城，南城——北北，南南，不就是我们吗？” 此时此刻，她简直想翻越这道铁栏，从这里跳下去。姐姐的问话让她无言以对，她羞惭于自己想象力的匮乏，写作时的侥幸和偷懒，为何连名字都挨得这样近呢？她感觉自己的脸颊在发烫，变红，一阵阵燃烧。在她们之间，她从来都是那个强者，而姐姐是示弱和顺从的一方。小时候，姐姐攒不住钱，卖废品赚来的钱不是上缴母亲，就是被她买了零食或弄丢，当要用钱的时候，只能可怜巴巴来求妹妹。姐姐总是许诺一个比向她借时大很多的数字，说将来一定加倍还她。姐姐从未兑现过诺言，哪怕只有一次。但当姐姐再次来借钱的时候，她还是会忍不住借给她。即使她后来到了南方读书，去了别的城市工作，而姐姐已经结婚，也依然会打电话过来借钱，有时几百块，有时几十块。她数落她，骂她，骂完后还是把钱转过去。那几年，隔一段时间如果姐姐不来找她，她发现自己竟然在隐隐期待着什么，期待着她小心翼翼地问她：南南，借我二十块钱吧，我打车，发现零钱不够了。“没钱还打车，长了腿是用来看的吗？”在无数次的发火和把钱借出去的过程中，她发现自己迷恋这个过程，利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建立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和幻觉：她比姐姐强。姐姐不过是一个在底层挣扎着的弱者，她需要我帮扶。她就是这样一遍遍安慰和说服自己的。后来，她意识到自己的深层心理并不是为了帮助姐姐，而是为了自己。她在借钱给姐姐的同时，夺走她的尊严与力量为自己傍身，为自己重塑了一个资助者和慈善家的强者形象。说到底，她与她之间，到底谁才是那个真正强大的人呢？ 此时此刻，姐姐用那几句话轻易地将她击碎了。她的身影看起来如此硕大，居高临下地望着她。 “你凭啥这么写？明明不是这样的，木林他没有！没有——” 她在咆哮。而她知道她没有吐出的后半句话是：“他没有强暴我。”她知道，她什么都知道，当年，她也是其中一员，她参与和目睹所有的一切。 “你咋能这样写？不是这样的，你把它改过来，要是他看到了咋办？”姐姐说着，泪水开始在眼眶中打转。天哪，二十年过去了，她竟然还爱着他，在这个时刻，她最先想起的竟是他的感受。这让她感觉到诧异，她以为如今已经陷入癫狂的姐姐早已把他忘了。姐姐的话，从某种程度上唤醒了她残损的良知，她隐隐感觉到不安。 为了掩饰这种不安，她装作不屑地说道：“改不过来了！这是小说，没人能看出来。”或许，木林早已看过这本书了。那一年筹手术款，有一笔钱的捐赠者，网名就是三个木。而且，他学习那么好，从小城废品站走出来一个女作家，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处女作出来那年，河州城的报纸上到处都在宣传。 “我宁愿你写的坏人是我。”姐姐盯着她，声音渐渐弱下去，“你明明知道，是我勾引他的。” 姐姐丢下一句话，转身呼哧呼哧出了门，鞋也没换。她没有拦她。她走不远的，小区大门都出不了，现在是封控期，保安会拦住她的。她转身走进书房，靠在那张厚重的柏木书桌上，回想刚才的话。姐姐生气了，到底要不要向她道歉？想了半天，她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写作与姐姐之间，她选择捍卫自己的文学立场。向姐姐低头认错便意味着她的失败，意味着她选择素材的懒惰，意味着她处理文学与现实的能力薄弱而肤浅。她死也不会承认这一点。 语言的权利。有时她也会想，为什么她敢这样肆无忌惮挪用发生在姐姐身上的故事，为什么她敢无所顾忌地把她的生命当作自己的文学素材并且任意篡改？她似乎从未想过姐姐读这些故事后的感受。假设，姐姐是一个和她一样拥有某种“语言权利”的人，不一定是写作者，比如教师、公务员、网红、导游、老板……任何一个人，只要不是那个生活在废品回收站或躺在沙发上被手机短视频封锁思想的人，她是否依然能够从容借用她的故事作为小说创作的养料？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样她才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她想，那我不过是个撒谎成瘾的懦夫，一个三流写作者，花言巧语的伪君子。 原型。不得不承认的是，无论是出于无意识的表达还是有意识的捕捉，几乎她的每一篇小说里，都有姐姐的影子。姐姐简直是她的万能素材仓库。在世俗生活里，姐姐或许是一个失败者，但她的外形与她身上复杂的不可捉摸性所形成的戏剧冲突却是文学缪斯所钟爱的。她懒惰，懦弱，有时蜷缩在房间里整整半月不出门，但她又有很多朋友，她在这座城市的朋友甚至比她还多。有时一个电话，她便将自己拾掇起来，风风火火出门去了，和那些所谓的朋友（大多是社会上混的，大至六十岁，小至十六岁，她都能搭上话）喝酒喝到凌晨，被人开车送回来。她从床上爬起去楼下接她，路上想：她要是死了就好了，她总有一天会把自己喝死的。她甚至去过派出所两趟，去保释她。在KTV，她用一只酒瓶砸了男人的脑袋，因为那个男人喝酒时双手不安分地在她一个姐妹身上摸。“女人都说了不愿意，他摸个锤子！”从派出所出来时，姐姐激动地向她解释前因后果，这时，她又觉得她是勇敢的，身上有一种侠气。但她还是将她训斥了一顿，聚众斗殴是犯法的，保释金交了五千块；给你找的工作，你总干不到半月就不干了；下半辈子，你就打算一直这样混下去吗？姐姐别过头，不再说话。那次手术后，她是给了姐姐十万块的，姐姐用那些钱在网上购物，买来许许多多奇怪的东西研究她的菜谱。那些钱很快被她挥霍掉了。不出门喝酒的日子，她就在家研究那些破烂玩意儿，不赚钱，不工作，靠她养活。姐姐一直很有桃花运，这几年里，据她所知道的，姐姐的男朋友已换了十几个，简直不可思议！难道移植进自己身体里的这颗肾是个残次品吗？为何她的欲望一直在退减，而姐姐的欲望却与日俱增。无数个夜晚，她坐在书房里，想象着一种欲望的激情，想象在姐姐身体里活跃着的那颗肾发出神秘波动，想象另外一种人生。在那个想象的世界里，她们火焰般燃烧，歌声里合二为一。 一出天真的戏。那件事如今她还能想起来吗？那已是二十三年前的一桩旧事，她不愿回忆起那些细节，因为她已经分不清哪些是她虚构的，而哪些是真实发生的。写作用拼凑、嫁接和剪辑的方式，将记忆彻底篡改。 那是一个夏日清晨，朝霞渲染了整座城市的天空，太阳圆圆的影子架在废品回收站的蓝色彩钢大门上。母亲收拾好东西，她要回玛瑙川探亲去了。外祖母生了重病躺在炕上，家里还有几十头羊需要人放。她让她们留下来看家，照顾好生意，四个女儿一个都没带。城南默默在心里猜测，母亲之所以不带她们，是因为母亲不想让老家人知道她生了一堆猪娃似的女儿。一个男娃都没有，这一直是母亲的心病，是她被别人用言语攻击的软肋。临走前，母亲穿上了自己那身牡丹花刺绣羊绒大衣，一双黑皮鞋，在隔壁理发店花二十块钱烫了个头发。她站在地上，问她们： “咋样，妈看起来精神吗？” 姊妹们轮番点头：“好看，好看！”而城南开口的话变成了：“妈，现在是夏天，穿大衣会不会不正经？” “你懂个屁！”母亲用眼珠子剜了她一眼，“玛瑙川在沟底，早晚冷得要死，手伸到河里要结冰。” 她知道母亲过分夸大了玛瑙川的环境和气候，小时候她也是去过外婆家的，那里有苹果园，有成群的绵羊，玛瑙河对岸有一棵杜梨树，树下形成一个半圆形温泉地带，她和村里娃娃在那儿洗过澡，还一起在破窑洞里煮过青蛙吃，脱了裤子和男娃比赛谁尿得高……她很想让母亲也带她一起去，她和她们不一样，她不会乱讲话的。母亲嫌弃似的推开她的手，拍拍身上衣服，说了句：“乖乖留下来帮你姐看家，把后院那堆啤酒瓶和矿泉水瓶垒起来，码好，整整齐齐堆成两堵墙。等我回来要是看到你们啥都没干，看不把你皮剥了！” 母亲就这样坐上一辆拖拉机，屁股上冒着一股黑烟笃笃笃笃走掉了，留下四个女孩守着废品站的家。刚开始，她们像往常一样，吃了饭，骑上三轮车去街上，看到饮料瓶子旧纸箱就顺过来，放进她们自己的车兜里。她们最常去的几个地方，一个是百佳超市后门，那里有很多堆积起来的崭新纸箱子，用钥匙把透明胶带划开，纸箱就会变成两张纸板叠在一起，一会儿就能叠成一大捆。那附近的垃圾桶里，经常能捡到一些包装完好的速冻饺子、牛肉卷、鱼罐头，大都是过期了被扔出来的，但一点也不影响口感。另一个地方是美食街，那里能捡到很多啤酒瓶，有时运气好，还能捡到钱包和口红。那是前一晚深夜醉酒的人落下的。烧烤店的老板看到她们推车过来，会将成箱的酒瓶便宜卖给她们。一个瓶子一毛钱，一箱12瓶，算一块就行了。当然，他们并不是卖一箱，有时一下能卖十几箱，她们只好一趟又一趟往返于废品站和美食街之间，如蚂蚁搬运食物一样将那些墨绿色酒瓶运回家，挨着后院的墙，一层一层码放整齐。干这个活儿有诀窍，这个城南在行。上一层和下一层得倒着放，瓶身对瓶嘴，插空码起来，像拉链的两边齿痕紧紧咬合。 酒瓶子垒好了，废纸屋也重新整理了，那些废旧自行车和破铜烂铁都用巨大的塑料纸围起来了，棚屋里的卫生也已清扫干净，床单被套洗干净挂在院子里那棵槐树的枝桠上晒干了，甚至每个姊妹都洗了头，剪了指甲；做完了这一切，母亲还是没有回来。她们怀着期待在母亲回来和不回来的紧张中又等了一天，母亲还是没回来。她们渐渐放松警惕，对这漫长日子厌倦起来，想要找点什么好玩的事耍一耍。 姐姐忽然说，她想要一条粉色裙子。两个妹妹也嚷嚷着要，一个要凉鞋，一个要扎头发的蝴蝶结。问城南要哪样，城南想了想，说她想去三星书城逛逛，想要一本新的绸缎面的《红楼梦》，她们就这样出发了。 她们商定好了路线，先去城东的河州市场，再穿过市中心去三星书城。每个女孩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冒险的光彩，高高兴兴去买东西了。其实她们不是去买东西的，如果你了解这一家人，你便知道，这个家里，没有花钱买东西这一说。反正所有东西都是废品，即使不是废品，那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为何还要花钱？她们将捡来的废品卖出去，别人还要给她们钱呢。在这个家里，用的都是捡来的或回收来的，吃的都是附近菜市场瓜果市场那一溜餐馆里翻翻捡捡搜罗来的。母亲的生存原则是，努力赚钱，把钱装在一个铁罐里，把铁罐埋在老槐树西南角一块地底下，她说她将来要用这些钱买一辆红色汽车；等她的四个女儿在东南西北各自安家了，她就开着车在城里游荡，心情好了，碰上哪个女儿就去哪家吃饭。受母亲影响，城南从小也有藏私房钱的习惯，她藏的那些钱母亲和姐姐都找不到，她把它们夹在一本书里，把书用牛皮纸包起来，塞进废纸屋一个柜顶的抽屉里，从来没有被发现。唯独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说今天运气好，废纸卖了，八百块钱到手。城南推开废纸屋的门一看，里面空空荡荡，连那台柜子都不见了。城南哭嚎起来，问：“我的书呢，那个抽屉呢？”“嚎啥嚎，都卖掉了！”那一晚她赌气没有吃饭，一是因为她夹在书里的一百九十七块六毛零花钱被卖掉了，二是因为她的书，那本《八十天环游地球》还差几页没读完。但这些事情是没办法在母亲面前张口的。 每次集体出动，她们依然会说自己是去“买东西的”，就像这个家里没有“花钱买东西”一说一样，这个家里也没有“偷东西”一说。 到了市场，她们像往常那样扮演起各自的角色。这事儿她们从小干到大，已经跟垒啤酒瓶子一样熟稔了。先逛逛，看好了自己想要的那条裙子，上去摸一摸，瞅瞅布料和尺寸，确保姐姐要能在里面装得下。接着，由姐姐上去假装买东西，她手里正拿着一双男士拖鞋，放在脚上试呢，老板凑在跟前，姐姐弯腰时半个胸脯便露在衣服外面了。而另一边，两个妹妹看上了一个洋娃娃，拿了紫色头发的不喜欢，又要黑色的，要老板娘从盒子里掏出来换一下。老板娘此时已瞥见一旁男人的眼睛钉在不该盯的地方，气不打一处来，瞪着眼睛走过来推了男人一把。两口子便骂起仗来。这时，裙子已装进书包的城南在商场另一头朝姊妹们眨眼睛，姐姐扔下拖鞋，转身走了。两个小女孩也放下洋娃娃跑开了。 接下来如法炮制，她们用相似的方式依次“买”到了塑料凉鞋和一对蝴蝶结，还顺带“买”到了几瓶汽水和一大包袜子。路过市中心时，她们去了地下负一楼的百佳超市，将东西寄存在快递柜里。在这里，东西的确是要花钱买的，但她们的原则是花最少的钱买最多的东西。在零食称重区，她们用大号袋子称了两块二的蛋卷、一块九的冰糖、一块六的香蕉梨，先称重打价，接着几个人相互打掩护躲开摄像头，解开袋口，将袋子重新装满，当然不能装太满，否则结账时收银员会发现的。在超市“买东西”的原则是不能贪心，样数要小而多，这样才不会被看出来。这些技巧都是母亲手把手传授的，她们经过反复练习，技艺已炉火纯青。 最难搞的是那本书，未付款的书只要踏过门口那道线，有一种警报器便会吱哩哇啦响起来，烦死人了。她们带着大包小包在书城里逛了半天，终于找到一本精装本《红楼梦》，红色缎面上三个烫金楷体字。城南的眼睛瞬间亮了，将脸埋进书页里去闻。那个瘦得跟个铅笔似的女店员一把夺过书，拂了拂那一页，将书合起来重新放回书架。“不买就别摸，弄脏了！”她用眼睛瞥了她们一眼，转身走开了。城南握紧拳头，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姐姐拍拍她的肩膀。“没事，会有办法的。”她说。 她们混在阅读区等待，围着一张桌子坐下来商量对策。一个小时后，趁着女店员去厕所的间隙，两姊妹同时走进去，不小心和女店员撞在一起。随后她们上完厕所，洗了手，走出来，带上两个妹妹下一楼来付款买了那本书。走出书城两百米，到人潮汹涌的街上，她们才对望一眼，城南的书包里，不仅装着那本书，还装着女店员玫瑰色的皮质钱包。 母亲依旧没回来，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外婆要死了吗？外婆已经死了吗？她们坐在那间棚屋的小床上做着种种猜测。一想到外婆可能会死，她们很伤心，想要借街上开商店阿姨她们家的电话打过去问问，可是玛瑙川没有电话，更没有信号。她们只能坐在屋子里干等。这种悲伤的情绪来得很快，走得也快。四姐妹抹着眼泪，不一会儿又在床上滚打起来了，城东说不能这样诅咒外婆，城西说那为啥妈还不回来？两个人撕扯着扭打在一起。城南也加入进去，不过她不是为了打架的，她将手伸到两个妹妹脚心，不一会儿，两姐妹两条蛇一样在床上翻来覆去笑得几乎要岔气。记不清是谁第一个学母亲的声音在床上呻吟了一声。这声音仿佛一股电流，点燃了一些隐秘而疯狂的东西。姐姐城北趴在床板上，将捣乱的城南压在身子下面，学着暗夜中隔帘另一边母亲的姿势起起伏伏。城东和城西也兴奋起来，学着两位姐姐的动作，城东将城西压在身子下面，发出夸张变异的声音。每个人都很开心，欢笑声如同波浪涌动在棚屋里，她们隐隐觉着，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是不好的。但恰恰就是因为这点“不好”，使这个游戏变得充满刺激和冒险性，笑得肚皮痉挛，太阳穴突突地跳。 就在这时，木门被推开了，凯叔和木林站在门外。 “干啥呢，这么开心！”推开门的那瞬间，凯叔的手停在铁门上，看着她们。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凝固了，一同凝固的，还有凯叔身后木林的表情。“完了，一切都完了！”城南的脑子里，只剩下这样一句话。过了半晌，凯叔咳嗽一声，说：“你们会玩儿哈，那啥，这小伙子过来卖书，没看到你们人，喊又不答应，我过来看看。”说完，点点头转身出去了，木林也背过身走远了。 城南这时才“哇”一声哭出来。她红着眼穿好衣服，打开门走进了后院的废纸屋，把自己关在里面。一种深深的羞耻感席卷了她的全身，她在书上读到过，也在电视上看到过，大概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不是孩子应该干的事情。 凯叔是旁边理发馆的老板，看不出是三十还是四十，脸庞黝黑，眼角有几道皱纹，脖子上戴着一条褪色的假金链子，穿紧身牛仔裤。听说年轻时做过混混，用酒瓶子砸破了一个人的头，那人左边头皮掉了一大块；派出所进去过几趟，后来就学乖了，在城北街道开了这间理发馆，用洗发液和剪刀梳理不同人的头发。木林是附近一中的走读生，租的房子就在白色水塔那儿。他蓝色校服底下经常穿一件干净的白衬衣，寸头，高高鼻梁上的一双眼睛又大又亮，眉毛朝两边延伸出去如羽蛾翅膀。听说他成绩很好，在全校年级前几名，他的梦想是去北京读书。这些城南全都知道，她偷偷喜欢着他。每个礼拜天下午，都能听到他在废品站后面那片小小的树林里读英语、背单词，城南被那声音迷醉了。 然而，姐姐疯狂地爱上了他。有次，他过来废品站买旧书，是姐姐接待的他，那天刚好城南不在家。别人都是来卖书的，他是唯一一个来买书的。他仔仔细细挑了三本旧书，一本物理学习资料，一本海子诗集，还有一本英文原版小说。这些都是后来通过姐姐的描述城南推断出来的。“他真的好礼貌，他对我说了‘谢谢’呢！”姐姐羞涩得低下了头。 这之后，城南便决定不再喜欢他了，凡是姐姐喜欢的东西，她都不会喜欢的。即使再喜欢，她也不会要的。她在心里将木林让给姐姐了。姐姐长得这么丑，她知道姐姐不会有机会的，但她还是乐意帮她。姐姐偷偷地跟踪他，趁他不在时为他的出租屋用桶提水，将炭块码好放在他门前，偷走了他的一件背心，装进自己衣兜里。他每天五点钟便起床走路去学校，经过路口的时候会买一个菜夹饼做早餐。姐姐每日早起，远远地跟着他，暗暗保护他。“万一他被别的同学欺负呢？他学习那么好，一定会有人不服气的。”她甚至给路口卖早餐的大姐塞了钱，让她每天卖给木林的饼子里多加些菜，加个卤蛋，捣碎了和在菜里。每晚十一点下课，她早早等在一中门口，等他背着书包出了校门，远远地“陪”他再走回来。而所有这些，木林都是浑然不觉的，他什么都不知道。 “姐，你死乞白赖的样子像一条狗。你得告诉他呀，这样算什么？”城南替姐姐不平。 “不能告诉他。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她低下头，眼睛里一些细碎而甜蜜的笑容溢出来，这让城南很嫉妒姐姐。她自作主张，给木林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告白信，信里告诉了她为他所做的一切，信末署上“城北”的名字。自那之后，每次木林经过废品站，都要无意间往这里多看两眼，但每次看到姐姐，又似乎刻意躲开了。姐姐不明白为什么，为此心情时好时坏的。有次清晨上学途中，他将姐姐堵在一条巷子里，告诉她，他很感谢她为他做的一切，但请她不要再跟着他了，他不会喜欢她的。姐姐回家来大哭了一场，失了魂一样坐在老槐树底下不说话。 许多天以后，她又恢复正常了，她站起身，告诉妹妹们，她不再喜欢木林了。但只有城南知道，姐姐不过是自己骗自己，她只是连提起他都不敢了而已。这次，让他撞见自己和姐妹们无法无天的游戏，不知道姐姐作何感想，城南的脸上仿佛有火在烧。那种强烈的痛恨感再次燃烧起来，在木林的眼中，他一定把她和姊妹们看成一样的人了，住在废品回收站的，专门回收垃圾的脏兮兮的一家人，脏兮兮的董城南。这种堕落，这周围的环境让她感觉到恶心。都怪姐姐，她决定要报复。 她撺掇凯叔和姐姐，在废品站搞了一顿热闹的烧烤派对，并且搞来了两箱酒。说是派对，参加的其实也就是她们姊妹四人、凯叔、理发店洗头妹瑶瑶，还有木林。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木林是凯叔想办法请来的。那晚她们在那台棕色的二手音响里放着流行音乐，院中央垒了一堆篝火，旁边铁架上烤着羊肉和鸡肉，一起喝酒、吃肉，唱歌到很晚。那时，姐姐对食物的特殊天分已经展现出来了，她做的烤肉有一种令人欲罢不能的奇异香味。木林也很开心，将酒瓶举起来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他似乎把这个夜晚当作释放学习压力的一次机会。城南看得出来，他也并不像她们想象的那么完美，下巴和左脸颊冒出青春痘，偶尔也学着她们冒出一两句脏话；他的眼睛里有红血丝，有一些被压抑的东西囚禁在里面。后来，每个人都醉了，除了城南。他们七仰八叉倒在厚纸板上，早先码好的墨绿色酒瓶墙推倒了，哗啦啦响成一片。她们并不紧张，和着酒瓶滚落的声音放肆大笑。 后半夜，照着棚屋里发出的微弱亮光，城南将木林扶进了棚屋，接着，将姐姐也抬进去。她实在太重了，凯叔起身，帮她一起将姐姐弄了进去。然后，她从外面锁上了门。“姐姐会感谢我的。”她这样想。 他们守在屋外，仔细倾听屋里的动静，似乎有什么东西碰落在地上碎掉了。城南心里一惊，右手被人抓住了，她抬起眼，凯叔的眼睛盯着她。 在那间废纸屋里，凯叔将她的衣服褪下来。她没有反抗。冥冥中，似乎有一股力量告诉她，一切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她要付出的代价。 七月流火。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一个月后，母亲归来，发现姐姐怀孕了。至今没有搞清楚那个孩子到底是谁的。这并不重要，因为那个孩子已经死了，死在了姐姐肚子里。母亲从药店买了堕胎药，逼着姐姐喝下去。除此之外，她们每人都抱住院中的槐树，裤子褪到脚踝，被母亲的鞭子抽了一顿。“比起那个男人对我所做的事情，我更恨母亲。”这是城南写在日记本里的话。 海明威。海明威说：一个好作家的成长条件是一个不幸的童年。有时，城南想，假如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她愿意自己拥有另一种童年吗——如果那个童年所指向的道路不能让她成为作家？是的，她愿意。但世上的事从来没有假如一说，她依然庆幸自己成了一个作家。 腐烂变质的水果。那些刚开始学画的人要练习静物素描，所有的静物里总喜欢画水果。褶皱的天鹅绒布上一只陶罐、一只圆盘、两颗苹果或一只梨，有时也会是一只巨大金黄的南瓜。艺术是对生活的一种模拟。艺术停留纸页，斑斓永存，而真实的生活是那仍滞留在金箔盘里的水果，慢慢变质，腐烂，发臭。人们日复一日忍受这种气味，虽感觉到不舒服，久而久之却也习惯了，没人能够站起身来将那烂果子、盘子和绒布一股脑全倒出去。这是生活最让人失望的地方。晚上，走进客卧的房间，她问姐姐：你和那个男人怎么样了，还有联系吗？在这间屋子里住了整整五年，姐姐已完全将它变成了儿时彩钢瓦搭起的简易棚屋那样，一个彻彻底底的猪窝。内裤袜子随意挂在椅子上，地上都是烟头，泡椒鸡爪的塑料袋和一些看不出是什么动物的羽毛粘在地板上。她巨大的身体蜷缩在那张美式风格的木床上，咖色床单被套卷成一团，分不清哪部分是她的身体，而哪些是棉絮。还有这种味道，这种死鱼或从母牛口腔里发出的味道正吞噬着这个家的每寸角落。曾经她领那个男人回家来的时候，一定将这扇门锁死了，所以他们在沙发上。说不定，姐姐也在她卧室的床上和别人！想到这里，她头皮一阵发麻。 “哪个男人？” “那个很高的，保安说看见你领回家的那个。再说了，你还有几个啊？” “那个啊，早分了。”姐姐轻描淡写地说。 “你不是说要搬去他家吗？你说他有房子。这次隔离结束，能搬吗？” “那是个二流子，我又谈了一个。”她的眼睛自始至终没有离开手机屏幕。 “网恋？” “门儿都出不了，只能网恋啦。”她竟发出小姑娘那种黏腻发嗲的声音。污水擦着下水道管壁轻轻流淌。她的声音让她想起了这样的意象。 “你眼睛都肿了，少看点手机吧。我房里有消炎的滴眼液，我去给你拿。”她转身拐进书房里，回来把那瓶白色滴眼液递给她的时候，决定向她摊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她们会毁掉彼此的。“姐，等这段时间结束，我就搬走。这房子估计得卖了，再不卖掉还钱，银行要收回房子，到时候啥都留不下。” “去哪儿？”她从床上坐起来，肥硕的身体摇晃了两下，床板咯吱咯吱响起来。 “不知道，去南方吧，重新找一份工作。” “我们不就是在南方吗？” “更南的地方，去海边。” “海边——”她思忖了片刻，抬起头看着她，“那我呢？我去哪儿？你不带我吗？” 毫无预兆地——至少从外部看起来是这样，她忽然朝她咆哮起来： “我去死，你也跟着去吗？” “我愿意。”她说。 就是这句话，就是这句话让她陷入了一种疯狂的境地里。我不需要你愿意，你用你的一切，你的一切捆绑了我。让我喘不过气。“我只有一个要求，如果我去死，请让我一个人去。不要跟着我，不要缠着我，也不要救我。” 姐姐摇摇头，好像听懂了，又似乎没有。 蚂蚁命名术。家里有一台双开门大冰箱，多亏了姐姐，往冰箱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封禁初期，她们就是靠着这台冰箱过日子的。她吃得愈来愈少，因为姐姐的饭菜越做越怪，那台冰箱里，几乎什么食材都有。她猜想，也许在病毒还没找上自己之前，她已经会因为这些食物中毒而死。为避免再度彼此厌倦，她们刻意保持着距离，像同住在相邻洞穴的两个陌生人。唯有每天午餐和晚餐时间，她们一起在餐桌旁坐下来，这是唯一的相聚时光。饭后，她返回书房看书，姐姐钻进厨房研究她的菜谱。随着封困时间不断延长，那些菜谱愈发离谱恐怖起来。姐姐专门从客厅书架上拿走了一本皮扎尼克的诗集（她猜是因为那本书的封面是黑红色的，并且里面字很少的缘故），用来给她自己研发的菜谱取名。比如，“灰烬之心”，是将一只白鸽的心脏泡进玻璃罐装的气泡葡萄酒里。葡萄酒是姐姐在网上花29.9元一瓶买的，寄来的包装纸盒上写着“法国进口”的字样。鸽子是姐姐在阳台捕到的，她住在这里的几年，把那方休闲阳台变成了一座微型菜园，她在阳台撒上小麦和玉米粒，用一只洗衣袋做的网兜将那只鸽子逮住。这是小时候她们在废品站常做的事情，抓麻雀逮鸽子，钻到隔壁鸡鸭铺里偷活鸡。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习性还是如此牢固地长在姐姐的身体里。她躲在门缝悄悄观察着她。姐姐的这一行为使她想起了安哥拉作家阿瓜卢萨的小说《遗忘通论》，那个在战争中的女人将自己封禁在一间被遗忘的高楼房间里，与世隔离整整二十八年，靠阳台种植的瓜果蔬菜和焚烧木地板维持生存。“送上蝴蝶”是将猪尿泡用一种粉色染料浸泡染色后，吹成气球的形状扎起来，每日清晨泡水，染色，吹气球，傍晚时分取下来重新放进一只密封罐中，这样的动作她每天重复一遍。“反叛玫瑰”是用红薯粉、鸭肠、头发和公鸡羽毛编织的花束。这么久了，那台冰箱里竟然还有冷藏鸭肠，简直让人匪夷所思。最近这段日子，社区隔几天送来的物资有大米，少量的鸡蛋和肉类，更多的是成筐的胡萝卜。她感觉这样很好，简单，干净，补充维生素，增强免疫力。然而姐姐并不这样想，最近她特别想要几只鱿鱼，她冲着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发牢骚，一把夺过筐子将门摔上。如果说前期的食物研究是为了吃，这个时候的姐姐已经有点疯狂了。已记不清是隔离的第多少天了，有天，阳台墙砖上有一队蚂蚁在迁徙，它们顺着绿萝的藤蔓、月季花的枝叶和富贵树的巨大花盆壁一寸寸移动，绕过绿色花纹瓷砖，越过窗沿，翻山越岭爬进厨房里去了。她看到姐姐站在厨房出口另一端，眼睛直直盯着这个行进中的队伍，仿佛以缄默迎接它们的到来。她立在阳台，透过那扇窗户继续观察，她想看看它们要到哪里去，或者姐姐究竟要把它们怎么样？那密密麻麻的黑色蚁军溜下墙壁，浩浩荡荡越过地板上的平原，爬上厨房台面，横跨整个洗菜池，朝着油烟机奔去了。油烟机的下端，是姐姐用一块带鱼做的诱饵。带鱼的香味就是她对它们施的魔法。那些蚂蚁前赴后继奔去，聚作一团，似乎是在整理队伍，清点数目。然而姐姐大手一挥，带鱼和蚁军一起跌入热油翻滚的铁锅里。接着，她转过身，对着她露出诡异的一笑。她全身筛糠似的打了个寒颤。 “你是不是疯了？”半晌，她挤出这样一句话。她不能输，在她们彼此的较量中，她不能允许自己输给姐姐，她必须先发制人。“是油太多，不够你糟蹋么？” 姐姐的食指和拇指捻在一起，夹起一颗黑油发亮的虫子放进嘴里，抬起一只眼睛看着她，点了点头。 她感觉自己的喉咙眼有呕吐物和酸水一股股涌起来，她跑进洗手间趴在马桶上，却什么都没吐出来。她已经好几天没吃什么东西了，胃里空空如也。她摁了抽水按钮，马桶里的水形成漩涡不断往下。这让她想起姐姐的嘴。那嘴如同黑洞，这世上任何事物都可以被她旋转着，轻易吸纳，还有什么是她不能吞下的呢？甚至我的血，我的肉。她在脑海中幻想这个场景，却发觉自己口腔里有唾液阵阵翻涌，一股凶猛的饥饿感将她包围。她将覆盖舌苔的唾液一遍遍吞咽下去。 “你馋了。”那个声音再次响起来，她说，“你想吃肉。” “我不会吃肉的。”她摇摇头。 “但你的身体想吃肉。我待在这里，我比你更了解你的身体。” “那时候我应该一嘴吃了你，而不是通过手术将你放进我身体里。如果那时我死了，这样的日子就结束了。” 歌。皮扎尼克的一句诗：流过我的血液，拔走我最好的果实。 流动。一个单身女性朋友，被带去隔离，临走前，将一只胖乎乎的橘猫拜托给她照顾。她没有孩子，没有老公，将这只叫作丘比特的猫看得比自己命还重。微信群里有人讨论，要将这只猫处理掉，如果猫在小区乱窜怎么办，它被传染上怎么办？社区工作人员带猫去做了检测，结果是阴性，带到家里来暂且由她们照顾。进门时，姐姐贪婪的眼神扫射过橘猫的胡须和肚子。她已经太久没有看见过活物，阳台上不再有鸽子和麻雀飞来，或许聪明的动物们也把这里划为了一块危险禁地。那只猫很快和姐姐熟悉起来。好几次，她逮住它，把它关在书房里，但一转眼就不见了。当她再转身的时候，她看见自己的手机屏幕里，姐姐躺在沙发上，而那只猫紧紧蜷缩在她怀里，温顺地享受着她的抚摸。群里依然有人打听这只猫的下落，她撒了一个谎，说猫跑出去，再没有回来过。 荒原。她等待这一切结束，世界恢复正常秩序的样子。这样，她就卖掉房子，打包行李，离开这个地方。这间房子已经成了一件铁铸的牢笼，她和姐姐困于其中。在姐姐愈发沉迷于用汤勺、青菜、窗帘和猪骨头炮制食物的时候，她也开始出现幻觉。她怀疑自己的精神一定出了什么问题，每天都被一种冒着泡泡的事物所笼罩，周围的空气里总有什么东西在游动，使她无法安宁。有时，她听到另外一个人对她说话，不是那颗肾，是另外一个成熟女人的声音。她躲在墙角，站在一寸棕褐色阴影里，有时唱歌，有时念诗，窸窸窣窣的样子像一个游魂。又不是真的鬼，那只是一个声音。那些诗句听起来有几分熟悉，她仔细辨认其中的用词和断句，不是茨维塔耶娃，不是辛波斯卡，不是安娜·布兰迪亚娜，也不是毕肖普和普拉斯，都不是。那些诗句一定是那个阴影里的女人自己创造的，她反复念叨的一句是： 火焰是你的血， 曼陀罗燃烧于水中。 我吃了那些眼睛和黑蛤蜊， 我能去哪儿，买回我蓝色的心？ 这太诡异了。为逃避女人无处不在的声音，她只能打开电脑和手机，让那些充满欢乐笑声的短视频盖满整个房间。这样，似乎就能够感觉到热闹一些，当大脑被这些垃圾讯息填满的时候，那个女人便不再发出声音。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心理，她依然在监控姐姐，她在厨房里又新安了一个摄像头。她从手机屏幕里观看着姐姐的一举一动，仅隔着一扇门。她在客厅，而她在自己卧室或书房里。她发现姐姐开始整夜整夜不睡觉，如幽灵般在屋子里游荡，从一个房间穿梭到另一个房间。 这种观看变成一种习惯，当她盯着屏幕，她出现在里面时，她才感觉到安心。这种观看让她感觉到生活里的一部分是她依然能够掌控的，她主宰着她。屏幕里的她多小啊，圆圆的，胖胖的，像一支奶油雪糕，或一只白色仓鼠；只要放在一只手心里，只要攥得足够久，她就能够停止呼吸。就是那么简单，不被任何人发现。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那天，当她打开房门走出来，房间里飘着一股奇异香味。她看到阳台上，姐姐在绿植中间搭起的铁架，下面烤着一团火。通红火块上用铁签串起来的肉已经烤熟。它的毛皮没有了，但她依然能认出它原本的轮廓。她攥紧手心，立在原地，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真正的恐惧。这是她曾在一个惊悚小说里写过的情节，绿植、铁架、阳台、胖女人和猫。她从未想过在现实生活里会亲眼看见这一幕。 “你这个疯子！” “怎么了？” “这是我的家，我的阳台，我朋友的猫，你在做什么？” “是你把它带回来的，是你——” “但我没说让你烤了它！” “我忍不住——” “你太可怕了，我真是受够了！”她转身，从洗衣柜里拿出那只墨绿色行李箱，开始打包行李。“我要出去，他们想把我带去哪里就带去哪里，想关哪里就关哪里，这个家我一刻也待不下去。” “你真的不吃吗？”她立在门口，将一个肉块递过来，抬起眼睛看着她。“你不用走了，我走。”她说，“我走了，你就不会再把我写进小说里了吧。” “这关你什么事？”她将怀里的书扔在地上，“你能不能别干预，什么事都可以，唯独这件事，不行——” “你别写我，我就不管。” “我没写你。” “那你写的是谁？你最近又在写的那个，躺在沙发上的胖女人？恶不恶心，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对不对？” “我不想跟你说。”她把行李箱的盖子狠狠扣上。 “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啊，我是你姐。” “那又如何？你想逼疯我，是不是？” “你别逼我。” “你在逼我。” 她拉起箱子走了出去。 出口。消失的却是姐姐。她想，关于木林的那件事一定深深伤了她的心。她明知道姐姐爱他，从十三岁那年起就知道，她可以毁掉和拿走姐姐的所有东西，唯独那点记忆是姐姐仅有的珍宝。但是，她还是毁掉了它。她并不后悔自己写出了那本小说，不可否认那是一本天才之作，是她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是至今无法再度攀越的高峰。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承认这件事无异于自我毁灭，这意味着写作之路的就此终结，从今往后无论再写多少新的作品，不过都是些平庸之作的不断重复。 最后一次见到姐姐，是在她的手机屏幕上。她看见她从沙发上站起身，走过来，面无表情看着前面的书架，随后，她的头伸过来，一双眼睛不断变大，变大，直到整个手机屏幕里只剩下她的一对瞳孔。她在和摄像头对视！整整三分钟后，她看到她转身走进了书房，之后再也没出来——这是客厅摄像头记录下来的最后一个画面。而小区电梯里拍摄到有姐姐身影的画面已在这三个月前。整整三个月，她从未踏出过这个房间。她报了警，警方调取了整座城市的监控，利用大数据人脸识别技术搜寻有关她的消息，能够搜到的所有画面也全都在这个时间点之前。这意味着，她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就是家里的客厅和书房。 她就这样走进那间书房，然后消失了。 她想，她一定是迷失了，迷失在那些由书籍建造的巨大迷宫里，迷失在某个以她为原型塑造的虚构人物里。她进入了那个书中的世界，过起另一种生活。没错，一定是这样的！ “这下你高兴了，她不会再回来了。”身体里那个声音懒懒地说。 “我不高兴，如果一定是那样的话，我希望那个人是我。” 她转过身，粗暴地关上了书房的门。 很赞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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