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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乃谦：山的后面还是山

2023-11-04小说天地曹乃谦

姥姥村在应县南山脚下，是个很穷的小村庄。那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可我就好到姥姥家，不想在大同住。大同不好玩儿不说，孩子们还尽骂我。骂我“村香瓜地皮菜儿，黄瓜水萝卜儿”……

姥姥村在应县南山脚下，是个很穷的小村庄。那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可我就好到姥姥家，不想在大同住。大同不好玩儿不说，孩子们还尽骂我。骂我“村香瓜地皮菜儿，黄瓜水萝卜儿”。我是个独生子，没有哥哥姐姐来苫护我，我就老躲在屋里。我妈问我你咋不出去跟孩子们耍，我说我想回姥姥家。我妈就把我送到姥姥家。

姥姥家只有我姥姥和二妗妗两个大人，剩下就是俩孩子。一个是我表哥，叫忠孝，比我大四岁。一个是我姨妹，叫麦穗，比我小一岁。表哥是我大舅的大儿子。大舅大妗在大同工作，把他留在村里跟奶奶做伴儿。姨妹是我姨姨的孩子。姨姨就嫁给本村，在我姥姥房后头住。后来姨姨病死了，我姨妹就常年住在姥姥家。

从大同回来一进姥姥院，我就先爬梯子上了房顶“啊欧——啊欧——”地大声喊叫。那些落在树上的喜鹊鹊们和卧在房檐头的银灰色的鸽子们，原准备再等一会儿就进窝去睡觉，这下又重新打开翅膀在满天的彩霞底下旋呀旋飞呀飞。我又看见疤存银“羔儿羔儿羔儿”地赶着羊群进村了。乱叉叉的羊蹄踏起一大片尘土，像烟雾，和天上的红云连接在一起。二豁子老汉领着牛群也从东沟上来了。牛犊犊们尥着蹶子跑在前头，母牛们“哞呜，哞呜”地在后边吆喝。

我知道，他们这都是在欢迎我的到来。

我太高兴了。我真想张开双臂飞向空中。

姥姥家的木梯很高，斜搭上房还能高出房檐一大截。姥姥家的木梯也很壮实，村里谁家死了人都来借我姥姥家的木梯去抬棺材。姥姥怕我们上房摔下来跌着，就让二妗把梯子放倒顺墙根躺着。但是经不住我哭闹，姥姥只好又让二妗把梯子尽量斜地搭上房，为的是不太陡立，好让我们上下时能扒稳当。我们找来麻绳把两头拴在梯子的高处档上，然后我们坐在麻绳上悠悠地打秋千。这是二舅给发明的。二舅在大同煤校念书，有的是文化，发明个这，对他并不是难事。可是姥姥却把二舅骂了一顿，还说跌坏孩子们就找他算账。我在梯子上也发明过一种好耍法。那就是把最低的两根档子用麻绳来回绕，缠绕得密密的。我连躺带靠的让麻绳兜住，说是大王爷的宝座。姥姥夸我这个发明好，说跌不着孩子们。她自己也常常在做营生做乏之后，坐躺在我这宝座上歇缓。

有个上午我睡懒觉起迟了。忠孝表哥已经上了大庙书房，麦穗姨妹也不知到哪里耍去了。二妗妗从后锅铫舀出温水给我洗了脸洗了手，还捧住我的脸给擦了海蚌油。

阳婆晒得院里暖烘烘的。母鸡领着一群小鸡在墙根刨吃的。她刨出一根黄虫虫没舍得自己个儿吃，咯咯咯地把小鸡叫过来。小鸡们一齐下手抢。把小虫啄在这儿啄在那儿，最后让一个给叼住了，噙着就跑，想找个偏静的地方躲起来吃。别的小鸡不让，扑扇着翅翅去追。母鸡又咯咯咯地叫，怕孩子们打起来。

我靠躺在宝座上，两腿垂吊着，一下一下的踢磕着梯子。正孤零零地憋得慌，街门被推开了，有个小女娃站进大门洞。她左手抠着右手心儿，喊：“姐姐——”我瞎答应说：“哎——”她说：“你又不是我姐姐你咋答应？”我跟她招手说：“你来，你来。”

小女孩没犹豫，过来了。她光屁股穿着红腰子。头发乱蓬蓬的，脸脏兮兮的。胳膊、腿、脚板儿都很脏。可我觉得她长得真好看真吸人。我赶快跳下宝座说：“咱们耍来。我有好耍的。”

我的好东西都在一个高粱秸秆编的大方匣匣里装着。有小花鼓儿有小铜镲，有泥公鸡有木枪，有铅笔头钢笔帽儿算盘珠珠，还有好多好多别的东西。她最喜欢我的那支口琴。那是二舅替下的，给了我。当时我还不会拿口琴吹调子，但我会拿口琴刮大风。一口气从这头吹到那头，再返回来一口气从那头吸到这头。这么来来回回快速地吹吸，发出的那种声音我就叫做刮大风。我给她让她刮，可她“弗弗”的光弗气，咋也吹不响。我又叫她敲花鼓儿，她也不会，只是乱叭嗒，没点儿。我敲给她听，“咚叭咚叭，咚叭嗒咚叭。”我一敲，对面的南山也在敲：咚叭咚叭，咚叭嗒咚叭。我又敲敲帮，“喀哒喀哒，喀哒啦喀哒。”我一敲，对面的南山也在敲：喀哒喀哒，喀哒啦喀哒。

我喊着问南山：“你是谁——”南山也喊着问我：“你是谁——”我说：“我是招人——”南山也说：“我是招人——”我骂南山：“学人猴儿——”南山也骂：“学人猴儿——”

小女娃在一旁嘻嘻地笑，她说你跟山哑哑还打架呢。我问山哑哑是谁。她指着南山说，山哑哑就是山哑哑，那就是山哑哑。我说咱们到南山看山哑哑去。她说我不敢，南山有狼。我说等我们长大。她说，噢。

我们又耍打秋千。她不会独个儿打，得我带。我悠荡得很大。前头就要碰住梯子，后头就要碰住院窗台。她头埋在我怀里，把我抱得紧紧的，先是咯咯笑，后来笑的笑的好像又是要哭，还“甭啦甭啦”的嚷。我放慢了劲儿。当秋千快停下来时，她又抬起头说：“再闹，再闹。”我又加劲儿。悠呀悠呀，她又喊“甭啦甭啦”。就这么来来回回的直到我悠不动才算。荡完秋千我们又耍别的。我用绳儿拉着没了轱辘的汽车满院跑，她在后头追。吓得鸡子们躲到东躲到西地逃命。我还给她吹那个吹不响的小洋号。吹是吹不响，可我能吹响，“嘀嘀哒嘀哒——嘀嘀哒嘀哒！”我这是用嘴嘀哒。

正耍得高兴她说，我回呀我妈叫我呢。我说你白说。她侧起耳朵说，你听我妈在房上头叫我呢。我说你白说。她说，不信咱们上房瞭。

姥姥房后的那溜房，我姨夫院的房顶上站着个女人，手圈在嘴上喊：“穗儿——穗儿——”她回答了一声就下房走了。

问姥姥才知道穗儿是我姨妹的堂妹妹。她叫我姨夫叫叔叔。我姨妹叫她爹叫大爷。她家住那个院的东房，我姨夫住西房。她有哥哥没姐姐，小名儿就跟着我姨妹排，叫个二穗儿。人们叫惯了就叫她穗儿。姥姥专门吩咐我说，她有个愣舅，是她妈结婚时带过来的。姥姥告给我甭去她家，说看愣舅打的。我说噢。

姥姥村因为穷，在夏天家家户户都不给没上学的孩子们穿衣裳。男孩子腿巴吊着鸡鸡蛋，女娃们露着肉瘤子，都不觉得羞。一个个在土里滚得像个泥猴儿。穗儿也一样。

姥姥村西有条季节河，就叫西河。我常跟孩子们到河滩耍。一出村口那儿的河滩上有好多好多的大石头，都是半截半截的埋在沙土里。那儿有我的“大洋马”“小卧车”，还有“坦克”。那天我领姨妹和穗儿到西河滩耍，让她俩坐在我的小卧车上，我“笛笛”地开着，要去大同。我还让她们骑我的大洋马，开我的坦克炮。

阳婆毒毒地照着，我们跑来跑去的都很热。穗儿用她那脏乎乎的手抹来抹去地擦汗，把脸和脖子抹出横一道竖一道的黑道道。我一下想起该给她洗洗澡。

西河的河床挺宽，但有水的地方并不宽，窄的地方我们都能从水面上跳过去，西河的水也不深，但很清粼，能看见水底五颜六色的被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的沙石。我们把穗儿的红腰子脱掉，让她坐进水里。水太浅，淹不住她的腿。我们三个人一齐动手，头顶头撅起屁股从水底往出刨沙子，刨出个大沙坑儿。沙坑儿里的水起初很混浊，可不一会儿就澄清了，露出个大沙盆让穗儿坐在里头。我和姨妹又从一处水弯子挖刮了好些滑滑溜溜的红胶泥，顶胰子，抹了她一身，连脸蛋儿上耳朵上都抹，把她抹成个红泥娃娃。我们笑，她也笑。她一笑，红泥脸上露出白白的牙齿。真好看。她一笑，就快速地发出那种又像是哈哈哈又像是咯咯咯的声音。真好听。我想看她笑，我想听她笑。我在给她搓身的时候，故意挠她的胳肢窝和两肋，引逗得她那脆铃铃的笑声一串串地从清凉的水面飞起，越过堤坝上苍绿的大杨树，飘向蔚蓝的天。

我们还给她把红腰子泡在沙坑里，蘸着红胶泥胰子搓揉后，又在水里摆净，捞出来披在大洋马身上往干晒。我们还让她面迎天躺在沙滩上，再给她身上捧满沙子，把她苫住。之后又让她坐进河里的那个沙坑，给她往下冼那些粘在身上的沙土。她很听话，让干啥就干啥，随我们任意摆弄。当这第二次给她搓洗的时候，我在水底用手抓摸她大腿根儿的肉瘤子。她一怔，明亮的眼睛直直地看我。她没恼也没笑，只是用大腿把我的手紧紧夹住。她把头稍偏偏，低低地说：“你动我呢。”当时我一定也清楚我这么做不好，要不为啥在我姨妹从大洋马身上取下红腰子往过走时，我赶快把手抽了出来，慌忙站起迎接姨妹，问红腰子干没。

在往村里返的时候，穗儿她已然是完完全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尽管她胳膊腿和脸蛋子整天露在外面，但也没有像村里其他的孩子们那样，被风吹日晒成黝黑色。她的皮肤仍是那么白生生的细嫩，加上黑的油亮的头发和红腰子，使我想起五彩小人儿书上画着的那个哪吒。看着她那可爱的样子，我提出说咱们回去耍过家家。她们都说噢。我提出耍过家家，主要是想让穗儿给我当媳妇儿。

我们耍过家家，每回都是穗儿当新媳妇儿，我当新女婿，我姨妹当妈。我从二舅的书籍里翻出大年写对子的红纸，用水蘸湿，给穗儿搽红脸蛋儿抹红嘴唇儿。第二次抹红嘴唇时她把嘴抿得紧紧的。我说你不张开不好抹。她说吃了红可苦呢。我试着用舌头舔了舔那红纸。果真。以后我就很小心的给她抹。生怕再苦了她。我们给她的红腰子兜里装些事先捡好的白色的半透明的小石子儿顶冰糖，为的是我们耍笑新媳妇时和她要。她给我们喜糖时不是用手指头捏着给，而是用整个手攥着一块，再把小拳头搁在你伸得很展的手掌上，然后才松手把那块冰糖丢在你的手心儿。我们还给她头顶苫一块和姥姥要出的红英丹土林布，把她头盖住。姨妹搀着她从大门慢慢地往院里走，我在后边用嘴吹着我那响不了的小洋号：嘟噜哇啊嘟嘟哒啊，嘟噜哇啊嘟嘟哒啊……像这样的游戏我们不知道玩了有多少回，但从来没有耍腻过。每次耍起来都是那么认真、细致，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完善。

这次，我们是在西院耍娶媳妇儿。西院就在姥姥家的西隔壁，也是姥姥家的院子，顶以前住过人，后来不住了。房屋倒塌了，房顶的椽梁都没有了，只有半人高的墙。院子里种着好多向日葵，黄色的葵花饼散发出一股股香气，招来蜜蜂蝴蝶满院飞舞。我们用笤帚把还没有完全塌陷下去的土炕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找来块破席片铺在炕上。写对子的纸叫我们用光了。我们就摘些红色的野花代替，给穗儿搽红脸蛋。可是无论怎么抹，都不上色，最后干脆就把花儿瓣用唾沫贴在她的脸上。我们把还不熟的葵花子剥了一撮儿顶饭饭。刨起甜草苗的根顶糖糖。摘些狗舌头叶当菜菜。姨妹不知从房后头谁家的地里偷回一把紫色的莲豆角，当肉肉。我们这次要坐席，要真的吃。

我说：“酒。娶媳妇要喝酒，可我们老也不喝酒。”姨妹说：“我给回家端水去，顶酒。”我说：“不行。水是水。水不是酒。”拿啥当酒呢？大家都动脑筋想。“尿！”我说，“拿尿。尿跟酒是一样的。咱们各喝各的尿。”姨妹皱着眉头说：“我刚刚儿在房后头尿过。这阵儿没了。”我也觉得当时尿不出来。问穗儿，她偏着头想了想说能。我让她站起来，叉开腿。我用豁口蓝花笨碗就在她裆底的那处像莲豆花的地方。等了一阵儿，豆花心儿下有尿出来了。尿满了豁口碗，也热乎乎的尿了我一手。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耍过家家的顽童们喝过尿没，我可是真喝过，也真的就是喝过我穗儿媳妇儿的尿。咸咸的，甜甜的，辣辣的，香喷喷的。

吃完“席”，姨妹“妈妈”说：“天黑了，睡觉哇。”她摘了十多张向日葵的大叶子当盖窝，给我和穗儿盖在身上。我和穗儿都把眼睛闭得紧紧的，嘴里“咳儿——呼，咳儿——呼”的假装打酣睡。可是我们睡了好长时间，还不听姨妹“妈妈”说“天亮了鸡叫了，起哇”。我睁开眼看看，姨妹早不知去哪儿了。我爬起来把西院的没顶房都找遍了，仍不见她。返回姥姥家寻找，原来她正帮着二妗妗拉风箱。二妗妗说：“你们听，穗儿妈在房顶叫穗儿呢。穗儿呢？”

我赶忙返到西院。穗儿还在那儿盖着向日葵叶子面迎天躺着。有两只白蝴蝶飞舞着，想落在她头上插着的那朵红花儿上。我咋推她她也不理我，我说鸡叫了天亮了她也不理我，我说你妈叫你吃饭呢她也不理我。原来她真的睡着了。我的小媳妇儿盖着向日葵叶子真的就那么给睡着了。

忠孝表哥在大庙书房念初小。他背课文咋也背不会。有时候我听他背都听得记住了，可他还在那儿背。“小花猫拉着大花狗，大花狗拉着老婆婆，老婆婆拉着老公公，老公公拉着大萝卜。”他越背越糊涂，越背越闹不机明谁该拉谁。我最好跟表哥到书房上学了。他也想领我去，想去跟人谝谝他有个穿得干干净净的弟弟，而且不仅是脸蛋儿，就连脖子和耳朵后头也是白白净净的。

大庙学校有两个教书先生。教一、三年级的是个穿着黄衣裳的退伍军人，姓陈。教二、四年级的是个戴着圆眼镜儿的老头，姓刘。学校没有五、六年级。五、六年级叫高小，在南泉村。我一去书房，先生们就让我给唱歌儿，刘先生还把学生集中在一个教室里，让我教学生唱。学生们原先只会唱个“向前向前向前”，还有“雄赳赳气昂昂”。这俩歌儿是陈先生教的。我教学生们唱“大红花呀开满地”，还教“嗨啦啦啦嗨啦啦啦”，还有别的好多好多的歌。有整的也有半个的。“二呀么二郎山”就是半个。可他们都听不出是半个，都扯起嗓子跟着我瞎唱。刘先生和陈先生也摇晃着脑袋跟我唱。我一看他俩，他们就不唱了。我尽量躲对着不看他们。

我好听先生们讲课。我听先生讲课时，学生们都想让我挨住他们坐，临末了，我老是被独个儿坐在顶后头的那个长得挺俊气的大个女子拉到她那儿。她都快十五岁了，是个大人了。没人敢跟她争我。只要我一来，我就是她的。她说怕我瞭不着黑板，就把我抱在她怀里。

自从认识了穗儿，我没单个儿到过书房，每次去都领着她。那次刘先生正讲课，我又领着穗儿进了书房。我们已经习惯了，好像原根儿也是这里的学生似的，没经谁的许可也不和谁打招呼，就那么大大咧咧上了炕。那个俊气的大个女子又把我接到她的怀里。穗儿坐在我们旁边。我听讲听的好好儿的。那个大个女子把手伸进我背心摸我肚皮。摸得我痒痒的，可我也不躲。她摸的摸的往下挪挪，摸的摸的往下挪挪，直到摸住我的那儿才不再往走挪了。我不管她，她摸哪儿我也不管她。

先生讲的是公鸡、狗和狐狸的故事。有只公鸡跟狗一块儿过日子。狗哥哥打猎一走，狐狸就来了，给公鸡说好听的。说得公鸡忍不住就给狐狸开开门，一开门，就被狐狸抓走了。当时狗哥哥还没走远，听到了呼救声，赶快返回来救下了公鸡弟弟。一连这么好几次都是这样。最后一回狡猾的狐狸等到狗哥哥走得翻过山头它才敲门，才来给公鸡说好听的。说得公鸡又动了心，忘了以前的危险，就把门给打开。结果又被狐狸抓住拖在背上。公鸡又拼命地喊：“狗哥哥，快救我。狐狸抓走我，就要拉到它的窝。狗哥哥，快救我。狗哥哥，快救我……”

听到这儿，穗儿在我旁边给呜呜地哭出声。

“嗯？”刘先生停了讲，“谁？”他摘下眼镜儿严厉地问。找哭的人。

大家都看穗儿。刘先生见是穗儿，态度和软下来，问：“穗儿俺娃哪儿难受？”穗儿哭着说：“狐狸就要把公鸡给吃了。公鸡再也见不着他的狗哥哥了。呜——呜呜。”听了这话大家都哈哈笑起来。“笑啥？笑。”刘先生严厉地呵斥学生，“这说明穗儿是听进去了。看看人家，看看你们。”学生们不笑了。刘先生冲着我说：“招人，甭叫穗儿哭了，你俩给摇铃儿去。”

学生们在我们的铃声中像放出圈的羊，挤挤撞撞地蹦出院。刘先生又让我教学生们做游戏。以前我教过他们“饿狼抓小羊”“瞎子逮拐子”，还有“丢手绢”。这次我教学生们“跳房”。这个游戏我教过穗儿。刘先生让我俩给做示范。“跳房”游戏有个动作是：八叉开腿，弯下腰，把手中的沙包儿或石块儿从两腿当中扔到身后的“房”里。当时我还穿的是开裆裤。在我弯下腰正瞄着“房”要往出扔石块儿，陈先生照我光屁股上就是一巴掌：“看这大后生，鸡鸡蛋都跌出了。”他虽是轻轻拍了一下，我也不疼。可他却把我给羞着了。我气恼恼地站起身，拉住穗儿就走。那个大个女子在后头叫我我也不理。从那以后，我俩再没到过书房。

我们才不稀罕到你烂书房呢，我们有的是好耍处。

村里有好几个场面。场面的地让风扫得光光的，让雨洗得净净的。我一到场面就也敢把鞋脱掉，光着脚板儿在场面跑。还故意把脚板踏得啪啪响，为听好听。我们还骑着碌碡当毛驴。我和穗儿还有我姨妹，每人骑一个，闭住眼晃动碌磅。碌碡一摇一晃的，我真以为是走了好远好远。有回我摇晃得过厉害了，碌碡给滚了半圈儿，把我摔倒在地下，差点儿压了脚，吓得我们以后再也不敢在那上面玩了。

东沟离村三里地，老有水，而且是很大的一片。里面常有小鱼儿哧溜一下游过，但你要是想把那鱼儿逮住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试过不知有多少回，连半条也逮不住。逮不住鱼，我们就拿个小盘尼西林药瓶捉蛤蟆蝌蚪，回了家放在瓷罐里养起来，等它把尾巴没了，变成小的丑蛤蟆，再把它倒掉，再捉新的蝌蚪来养。我们还在东沟水溏边采上马莲叶做小口笛“吱儿，吱儿”的吹。摘上棕色的蒲棒，相互敲打对方的头。把晒干的蒲棒儿搓揉出好多好多的毛绒团，再把毛绒团撕成小毛绒吹得满家满院都是，像春天的杨花絮轻飘飘地飞。

在大野地我们能捉住红圈儿蚂蚱，绿圈扁担。红圈儿绿圈儿我们是指它们飞的时候，翅膀展开的颜色和形状。绿圈儿扁担的模样像螳螂，后腿很长。我们捏住它的两条后腿说“扁担扁担悠悠，扁担扁担悠悠”，它的身子就在空中一下一下地悠。很好玩儿。在大野地还可以进入谁家黍子地拔霉霉吃。霉霉甜甜的，真好吃。有一点不好的是，吃完霉霉以后看吧，一人一个黑嘴唇圈儿。

南泉也是我们的好耍处。南泉是个村，在我姥姥村北。南泉有个供销社。我常偷了姥姥家的鸡蛋到南泉供销社换吃的。怕姥姥发觉，我每回只偷一颗。一颗鸡蛋就能换七块糖蛋蛋。我给姨妹两块，穗儿两块，我留三块。穗儿分的糖蛋老不舍得吃，最后让我们耍过家家时咬碎分了。

穗儿和我玩的时候，起初是什么也不称呼我。后来不知从多会儿开始，就叫我“我哥哥”。我姥姥纠正过她好几回，说应当也叫姨哥。二妗妗也纠正说叫招人哥也行。可她一叫我就叫成“我哥哥”。姥姥村的人发“我”这个字的音不发我，是发“鹅”音。发“哥”这个字的音是“嘎”。这样，她叫起“我哥哥”就是“鹅嘎嘎”。我觉得这很好，很有意思。再加上她那脆灵灵的嗓子，整天“鹅嘎嘎，鹅嘎嘎”甜丝丝地叫着我，我真高兴。

连住有好几天了，不见穗儿来找我玩。我已经偷偷地攒了有三颗鸡蛋，想等着和她一块儿到南泉供销社去换吃的，可咋等也等不来她。她家有个愣舅，一发起愣就打人。吓得我从不敢到她家。这次我想让姨妹领我去。起初姨妹不跟我去，说怕愣舅。后来我说换上糖给你好多好多，她才答应了。

穗儿原来是有了病。她枕着个油腻腻的大枕头躺在后炕，身上盖着条很脏的看样子是她妈的单裤子。见了我们，她坐起来，但蔫蔫歪歪的，没有了以往的那种活泼劲儿。她的头发又是乱蓬蓬的了，脸又是脏兮兮的了。脸上还有哭的时候用手指横着抹泪留下的黑道道。

穗儿的妈个头不高，邋里邋遢的。但她的脸面长得不难看。她的右眼下面的颧骨那儿长着个黑痣。起初我以为那是不注意粘贴上去的西瓜籽的壳儿，后来才看出那是长在脸上的。

我跟穗儿说我给你上供销社换糖去。姨妹说姨哥有三颗鸡蛋，能换好多。穗儿笑着点点头。我领着姨妹返回姥姥家，从堂屋的泥瓮后头够出那三颗鸡蛋急急地赶到了南泉，但供销社的铺板门紧上着。趴门缝往里瞭望，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门前有摊卖凉粉的，姨妹想吃我也想吃，但不知道鸡蛋能不能换凉粉。我试着问卖凉粉老汉，他说：“拿来。”我只给了他一颗鸡蛋，他就满满地给我们打了一大碗。辣椒油红红的闪亮儿，每一个油花儿里有一颗太阳。那粉往嘴里一吸，“忽溜忽溜”地响。真香。可没给穗儿换上糖蛋蛋，我心里很麻烦。走在半路我一下高兴起来。姨妹给想起姥姥家里有黑糖。

姥姥家的黑糖是很宝贵的。怕孩子们偷吃，锁在柜里。只有在哪个孩子得了病，才够出给治病，黑糖保存的年长了，很干很硬，像块石头，用手根本就掰不开。姥姥把黑糖块放在案板上，用刀往下削刻。孩子们不管是有病的没病的，一齐都把姥姥围起来，看她一手把住糖一手把住刀，很费力地往下削糖末儿。黑石头似的硬糖块被刀削刻过的地方露出白茬茬，刻下的黑糖末儿也都是白色的。姥姥并不把那糖末直接就给人吃，她说吃了糖末儿的孩子要牙疼。她在炕沿上一溜摆几个碗，把糖末儿分放在碗里。她从水瓮里舀一瓢凉水。分添进碗里。她还告给孩子们不要急着拿筷子搅，她说越搅糖化得越慢。孩子们每人拿根筷子，站在地下观察着自己的糖碗。糖在碗底慢慢地溶化了，糖周围的水慢慢变成黑红颜色，又慢慢地一圈一圈扩散开来，偶尔，还有小泡儿从糖心处“嘟”地给冒到水面。姥姥的黑糖水治病的方法真灵验。不管孩子们得的是什么病，也不管是冬天夏天，只要一喝姥姥的黑糖水，病就准好。姥姥的黑糖有宝。这次我让姨妹装病，姥姥又给我俩各泡了一碗。趁姥姥不注意，我和姨妹把冷水喝进肚，把碗底湿了的糖末糊刮在一张纸上。正好就让姥姥给看见了，问我们干啥那样。我跟姥姥承认说穗儿病了，想给穗儿送去。姥姥没骂我。又给从她那宝贝糖块上削刻下一大撮，拿纸包住，让给穗儿送去。还一再安抚说要化水喝，要用冷水化。

喝了糖水，穗儿精神多了，坐起来跟我们耍。正玩得高兴，愣舅进来了。他的手黑得像猪蹄，只有手心儿才发点白。他一下揪住我的头发，把我脸扳得仰向他，问我是个谁们。我有点害怕，但没哭，我说我是招人。他没听清又问，我说招人。

“招人？”他哈哈笑过又说，“招男人招女人？”

穗儿呼地激起身，抱住愣舅胳膊就咬。愣舅一松手，我跳下地跑了，姨妹也跟着我往出跑。跑出街外我才觉出头皮很疼，准定是叫愣舅给揪下一绺头发。

姥姥和二妗妗在院窗台底杀鸡。已经杀死了，鸡脖张开个大口。她们把鸡脖子迎下，往出控血。流在碗里的鸡血往起泛着粉色的泡沫。鸡爪子一蹬一伸地动。

我问谁来了，二妗妗说你进家看去。我跑进西厢房。炕上没人。顺窗脚底铺展开一卷白毡。只有来了贵宾，姥姥才这么上待。

猛的，背后伸出一双大手把我揽腰兜屁股托起，扔上半空。

是我的爹爹。

我在大同上了学。我爹到姥姥家就是接我来上学的。

我来大同的头一天就让自行车给撞了。宝宝追着打我，我跑，来不及往家跑，跑出街。谁能知道城里的街和乡下的街是不一样的。街外有那么多的自行车，从南往北从北往南，要从你街门口经过。而且又骑得那么快。村里只有去报丧才那么急的赶路，躲过第一辆没躲过第二辆，一下把我给撞翻在地。要在村里，谁家的牛撞倒人家小孩或是谁家的狗惊吓了人家小孩，那谁就得抱着人家小孩子到人家家去赔不是，过几天还得端一升鸡蛋到人家家去打听好了没有。城里的人就不这样，撞了人家小孩不往起扶不往起抱，还骂人家瞎了眼找死，然后就不管了。我捂着直往外冒血的嘴嚎着回到院，那血顺手腕流下肘又掉到地下，漓漓拉拉淋了一路。我妈听到哭声急忙迎出来。院人们教给我妈说赶快拿牙粉按伤口，但按上去的牙粉很快就被血冲了下来。一袋金鸡牌牙粉用完了，也没把血止住。临后，院人们帮着把我送到医院。我的上嘴唇被自行车的什么地方给撞得里外透了亮儿，外边缝了三针，里面缝了两针。我差一点也成了姥姥村的牛倌二豁子。

那些天我吃了好多的冰棍儿。只要要，我妈就给买。我嘴疼得张不开口，就探出舌尖舔。一吃冰棍儿我就想起穗儿。穗儿没吃过冰棍儿，她要能吃上冰棍儿那该有多好。不知道她的病好了没有。不知道她病好了以后到姥姥家寻“鹅嘎嘎”寻不着她哭了没有。不知道姨妹把我的口琴给她后她高兴成了什么样子。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经常想我。不知道她这阵儿是不是就在想我。

我真想她。我真想她。

因为有病，我推迟半个月上的学。我家在草帽巷住，离西柴市小学近。本来我爹也提前给报了名，但是那天我舅舅把我送去后，那学校不收我了，说是来迟了，桌子凳子都没有了。我舅舅又把我领到大十字小学。一个姓郑的女老师很和善地问我几岁了叫什么名字。我舅舅告诉了她她不听，非要叫我说。我告诉她说我八岁，叫曹乃天。我们应县人把天的音都发成谦，所以她听不明白。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但我怎么也纠正不过来这个音。在上初中报名时我干脆把天改成了谦。后来我发现，不仅我这么做，凡是和我同叫曹什么天的又在外地干事情的人，大都把天改成了谦。比如说，我们村的那个和周恩来共过事的上了《中共党史人物志》的曹汝天，他也改成了曹汝谦。

郑老师把耳朵侧向我重问说，曹啥？我说，曹乃天，乃是奶奶的奶去了女字旁儿，天是天地的天。她说，这么说你会写，你给写写。她推过个本子又把它反扣过来，要给我找笔。没等她找到，我随手拿起桌上判仿用的红毛笔，蘸着红墨水儿把我的名字写了出来。

写字认字二舅和表哥常教我。再说我还常替表哥写仿。不仅写大字，还要在每行大字的当中吊小楷。郑老师摸着我的头说，好漂亮的字。她把我直接分到了二年级六班。我没正式上过学，原打算是来上一年级的。她问也不问就给我发了一套二年级的书，还领我去认了教室和班主任。

班主任姓张，是个低个儿女人。戴着副眼镜。眼镜从当中断了，用胶布缠着。左边的镜片从中裂开了缝，那是她男人打的。她经常是鼻青脸肿的，也是她男人打的。她在家受完欺负，来了学校就拿学生出气。

报完到，二舅领我上街，买了个舌头盖上用白线扎着“书包”二字的蓝挎包，还有些文具。我最喜爱的是石板和石笔，村里的学生是没有这好玩意儿的。

第二天一早我妈送我到学校，她说中午放学让我在校门口等，她还来接。尽管我们觉得已经是来得挺早，可还是给迟到了。张老师坐在讲桌后批改作业，大家静静的在上早自习。我在教室门口犹豫了一下，便朝着头一天指点给我的那个位子走去。张老师抬起头，恼恨恨的样子，大声问干什么的。我站定在半道儿，但没理解老师问的是什么意思。她又问我你是哪儿的，我指着我的空位子说我是那儿的。她大喝一声说：“出去！”在五十多个学生的注目下我返出教室，站在门外。当时我对表的时分钟点是没概念的，但我觉得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张老师这才出来责问我为什么不喊报告。我哪儿懂得这呀？

下了自习是第一节课，下了第一节课是课间操。操场足有姥姥村的二十个场面大，东头还有姥姥村当街那个戏台似的方台子，但没顶。在台上那位男老师口令的指挥下，全校学生散开了，就踏步就散，散了满满一操场。然后就做着一样的动作。又是伸胳膊又是伸腿，有时还拍手，有时还往高跳。在村里我能在河湾的沙滩上连着打鹞子翻身，能从一大人高的圪塄往下跳。可我没见过这鬼抽筋似的操，但我不能干站着，也学别人的样子瞎比划，手忙脚乱的，也老赶不住拍节，就连我自个儿也觉得自个儿很好笑，做完操，台上的那个老师把学生合拢在一块儿，又换了个人讲了一通话后，宣布解散。

“噢儿——”

我吓了一跳。我相信所有在场的千把学生都在“噢儿。”我以为这也是一项必须要遵守的规定。我也放开嗓子“噢儿”。同学们就“噢儿”就往开跑，我也混着跑。跑进一处地方。我见跑进这处地方的学生都把裤子褪下来，露出小白屁股，圪蹴在那儿尿尿。我觉出我也想尿。尿了不到半半儿，听到耳朵外有声音喊：“流氓！流氓出去！”我不知道这声音跟我有关系，继续冲住墙角尿。“流氓！流氓！”这种喊声越来越大。我调转头才看见，所有的白屁股都不在了，门口有许多女娃冲我瞪眼，冲我喊。我不明白这伙孩娃子在闹什么。有几个大个女生上来，把我揪出外边儿。一见我出来，那些围观的女娃们都散开逃走了，好像我是条狼，要吃她们。

返回教室还没坐稳，有个女生就指着我大声喊：“喂喂！你们看，他是个流氓。他刚才到女生厕所耍流氓。”好多的学生向我围来，齐声喊：“流氓！流氓！流氓……”后来又加进了用手拍桌子的声音：“流，氓！嗵嗵嗵！流，氓！嗵嗵嗵！”

我没听过流氓这个词，但我知道他们是在辱骂我。我缩在自个儿的凳子上，不敢抬头。我看到他们的脚像做操时散开那样踏着步，为自己的喊叫伴着奏。

“啪啪啪”张老师的教鞭敲击着讲桌。围我喊叫的那些男生窜回到自己的座位儿，桌子板凳让他们碰撞得砰啪嘎拉响。张老师说：“把书放在柜壳儿里。考试！”

张老师写了满满一黑板数字，一组一组的。每组的数字当中夹有些十字字和横道道。我不懂得那就叫加号减号等于号。我在姥姥村的大庙里没碰见过先生讲这。如果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的话，口算我也能算出来。旁边的那个小女孩子躲得我远远的，但我还是看到了她把黑板上的那些数字往纸上抄。我也很用心地把黑板上的那些数字和符号抄在我的心爱的石板上。起初字写得大了，没抄一半儿就写满了。我又全擦了重抄。正好抄完，张老师要求交卷儿。我也像别人那样，把自己的卷儿放在讲桌上。

“谁的？”张老师把石板堵在脸上，就看就问，“这是谁的？”同学们没人回答，都转动着头看。我觉得又像我的可又觉得不像。为了认清楚，我站起身朝讲台走去。

“干什么你随便离位儿？”张老师喝问我。我赶快站住。她又喝问：“难道是你的？”我立在原地说：“是我的。”她说：“谁叫你在石板上答卷。”我看到她的两个眼珠在镜片后发着可怕的光。她又问：“你是从哪个学校转来的？”我回答说：“从姥姥村的大庙书房。”同学们“哈……”地哄堂大笑。张老师用教鞭狠死地敲击了几下桌子，大家才静下来。

“嗯？”赵老师把我的石板又堵在她的脸上，“怎么连一个得数也没有？下去重做！”说完，顺手就把石板扔向我。我没牢防住她给扔，一下没接住，石板“啪”地掉在地下。她哗哗地把卷子卷起来，气冲冲地摔门走了。

石板破了。周围的还镶连在木框里，当中有一块儿掉到外边。我端着破石板回到座位，把那块掉下的三角片又对接在上面。我从文具盒儿取出小毡擦子，很慢很慢地把石板上面那些工工整整的数字都擦抹掉。我伤心极了。我想起了姥姥家，想起了刘先生陈先生。想起了大庙里的那些穿得破破烂烂的孩子们，想起了他们一个个紧绷着细细的脏脖子跟着我唱歌。我又想起了穗儿。我想起了站在大门洞右手抠着左手心儿的穗儿。想起了荡秋千时紧紧地抱住我腰的穗儿。想起了我给洗澡时咯咯咯笑声不断的穗儿。想起了成天跟在我后边“鹅嘎嘎，鹅嘎嘎”甜丝丝地叫着我的穗儿。想起了喝完黑糖水又把碗捂在脸上用舌头舔碗底的穗儿……

当响起了下课铃声，同学们砰啪嘎拉碰撞着桌凳往教室外拥挤时，我才发现我的眼泪早把石板给打湿了，洇黑了。当中午放学出了校门，看见妈妈在大门外“招人，招人”就喊就向我迎过来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一头扑到妈妈怀里放声大哭。

整个学期，我一直充当着被欺侮被凌辱的角色。同学们给我起了好多的外号。因为我上嘴唇的伤口贴过好长时间的白纱布，他们叫我“烂嘴”。因为我理发是由我妈用剃刀剃，长头发下面就是光头皮，他们叫我“揭盖头”。因为我把黑铁片说成黑切片，他们叫我“黑切片”。他们还叫我“村猴儿”“应县蛋”“大眼儿牛”“女厕所”……他们叫我外号时还得让我爽爽快快答应。要不，他们就要“揭我的盖儿”，像打耳光那样，从下往上抽打我的头顶。就要“炒我的栗子”，由好多人把我围在当中，你推过来我推过去地推搡我。就要“按我的电铃”，用大拇指把我的鼻子按得扁扁的，还得让我嘴里嘀铃铃地叫。他们常常在我走路时往下踩我的鞋后跟。趁我不在场把我的书包扔在刚洒过水的泥地下。有个叫赵进财的心眼儿最毒，用弹弓把我值日带来的洗脸盆射了三个疤，还用弹弓射我的腿，疼得我走路都一拐一拐的，这些，我又不敢跟我妈讲，我知道讲了的话下场更糟。那次张老师摔坏我石板我告了我妈，我妈跟她打官司打到校长那儿。最后她输了，赔了我一块新的。但从那以后，她对待我就更恶劣了。写错一个字就罚我站一堂课，算错一道题就把我推到教室外冻着。同学们当着她的面打我，她也假装没看见。

一个实在是难以煎熬的学期哟。

好不容易盼到了放寒假。我连一天也不想多等。催着我妈赶快动身。赶快赶快回姥姥家。赶快！

半年前从姥姥村进应县城那次，一路上我让爹爹背过好几程。而这回三十五里的缓上坡路全是由我自己的两条腿一步一步走着来的。而且一路领先，还催着他们快点走。走到南泉时，天已经黑下来。但还能隐隐约约看得见姥姥村。二舅舅背着很大的一个提包，里面兜着有准备过大年的好东西。他说缓缓吧，我妈也说缓缓吧。我说不，要缓你们缓。说着拔腿顺西河湾跑去。

我的大洋马还在那儿卧着，小卧车还在那儿停着，坦克炮还在那儿架着。

你们看，我回来了。

穗儿，我回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表哥和姨妹上大庙念书去了。他们放过秋假了，寒假要等临过大年才放。我攀登着大木梯爬上房顶。为了保暖，房顶上一捆一捆地排满了高粱秸，踩上去嗄吧嗄吧响。我瞭见穗儿家窗户全都被草帘子遮着，西房的姨夫家也是。我等了半天，不见有谁从堂屋出来。我知道不吃过早饭我妈是不让我出街的，就耐着性儿等到饭熟，胡乱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跑出门外。

我已经不怕什么愣舅了。有了几个月学校的煎熬，一个愣舅那是不算什么的。推开穗儿的家门，里面黑咕隆咚的。从亮处进了黑家，我看不清穗儿的妈在地上干什么。可她认出了我。问我多会儿来的跟谁来的，还问我别的。我一面心不在意地回答，一面回过身往炕上看。一双黑亮的眼睛从羊皮被子下露了出来，见我看她，又唰地一下缩进被子里，只留两只小手握着羊皮被子的边沿，耳边听到穗儿妈又和我说什么，我只好把脸转向她。她说我长成大孩子了，还问我大年是在姥姥家过呀还是回你们下马峪呀。说话停顿的当中，我又把脸转向炕，那双闪亮的黑眼睛又唰地缩在被下。又问了几句，穗儿的妈总算是住了口，到院去了。

我冲着炕喊出来出来，穗儿不理我。我把手伸进被底下逮她，她往里躲。被子当中给鼓起个包。家一下亮了许多，那是穗儿妈把堵窗的草帘取下一扇。

炕上有两张羊皮被子。后炕的被子撩揭在炕脚底，能看出被子已经磨得没了毛。被下没有褥子，直接就是高粱秸炕席。有三个油腻污黑的蓝粗布枕头横竖在后炕。突然，炕头的那条被包底下传出了口琴的声音，而且是也像我那样，由低音到高音再由高音到低音“呜儿呜儿”地刮着风。

我猛地将被子揭开在一旁，露出了我的穗儿。她身上一点儿衣服也没有，光溜溜地坐在炕上，她没有惊慌也没有看我，而是更起劲地用口琴刮着她的风。光身子随着刮风的节奏一左一右地来回摇晃。她用这种热烈的表演热烈地欢迎着我的到来。同时也看得出，因为我的到来使得她是那么的兴奋和激动，而且还有些羞涩在里面。

从那以后，她又不离我的左右，成天“鹅嗄嗄，鹅嗄嗄”叫着我。

穗儿常在我姥姥家吃饭，也常在我姥姥家睡觉。我好喝莲豆稀粥。差不多每天的晚饭二妗妗都给我们熬这种粥。穗儿知道我好吃莲豆，就把莲豆从她碗里夹出来，用嘴吮干净后又吐出在左手心上，等攒了那么一撮儿后就给我。我一口全倒在嘴里，越嚼越香，表哥和姨妹为了讨好我，也把他们的豆子吮净给我。我不要。我嫌他们的莲豆有唾沫味儿。

黑夜睡觉，我们四个小孩每两人分一张被子。我跟表哥一张，姨妹跟穗儿一张，为了不挤，姥姥让我们一个头朝上一个头朝下。我和穗儿都头朝下。在大家都静下来时，我扒在穗儿耳朵悄悄说：“听！”她说：“啥？”我说：“不知道。”我们一块儿听。起初我本来是瞎说，可是听的听的，真的听到屋子外有种怪声音。穗儿说：“我怕。”我说：“来，过来。”我撩起被子，穗儿嗤溜就钻过来了，紧紧抱住我。我问还怕不，她说不怕了。表哥说他不跟女片子睡，他要盖着皮褂自个儿睡。姥姥怕他冻着，就搂着姨妹，给他独个腾出一张被子。他很高兴。跟穗儿盖一个被窝我也很高兴。跟表哥睡，他的脚老乱蹬，膝盖也老摁得我睡不好。跟穗儿睡一块儿，无论她的两条小圆腿放在我身上的什么地方，我都觉得很好受。

表哥要到东沟打滑擦儿，我们要跟，他不引。不引别引。我们也认的。东沟那儿满满的沟全是白冰。有的地方的冰是透明的，能看到被冻结在冰底下的蒲草。表哥他们那些大个子同学每人从沟塄畔搬一大块土坷垃，摔碎在白冰上。一个人摔完紧接着又一个人摔，在白冰上摔出一条跑道。我们也学他们的样，在另外一处也摔出这么一条。我们仨比赛看谁打滑擦打得远。可我想也没想到穗儿老是第一。她说她老常在井台那儿打滑擦儿玩儿。我们还比赛看谁在冰上能跑得很远而又不摔倒。穗儿还是第一。但她见我和姨妹老往倒摔，她就也专故意地往倒摔，站起来又跌倒站起来又跌倒。我和姨妹返回头又学着她的样子，专故意往倒滑。冰上跌跤真好，一点儿也跌不疼。我们三个你爬起我倒下我倒下你爬起，有时候摔压在一起。真高兴。真红火。

返回的路上，我们碰到穗儿的哥哥和愣舅。他俩每人背着一个很大很大的元宝形状的揽筐，揽筐里鼓鼓地塞填着他们拾的柴。愣舅臂弯还挂着一只三根系的粪筐，里面是拾到的牛粪片马粪旦，还有羊粪颗颗。姥姥村的人家很少能买得起炭。这些粪他们拿回去是为了顶炭。

他俩站立在路边，瞭望着我们。脸上的表情是木呆呆的，好像不认得我们。穗儿喊了声大哥，他们也不理。走过好远，我又转过身看看，他俩还站在那里瞭我们。

我忽然觉出他们很可怜。我想起衣兜里装着有红枣。我掏出让穗儿给他们送去，穗儿不给去。让姨妹去，姨妹也不给去。

回到家里好长时间，我好像还能看到他们在那里木呆呆地站着，好像还能看到愣舅背上压着大元宝形状的揽筐和臂上挎着三系粪筐的样子，好像还能看到穗儿的哥哥头上戴着的那顶开花破棉帽，帽耳朵的系带儿在寒风中一掀一掀地动。

我问姥姥为啥老不见穗儿的哥哥念书呀？姥姥苦笑一下，摇摇头没说什么。

腊月二十七我爹从大同返来了。我爹没见过穗儿，摸着她的头顶问这是谁的孩子。表哥插嘴说这是您招大头的媳妇儿。我爹把穗儿仔细端看端看说：“挺吸人的。看样儿也挺灵的。招大头有这么个媳妇儿满不错的。”二妗妗说：“要不我问问她们家，把这孩子要过来给招人当个妹妹不是挺好的吗？”我妈说：“人家能舍得？”二妗妗说：“她家孩子娃儿多，也苦寒，不缺个她。”姥姥说二妗妗：“说真格的，你完给问问。”说完，姥姥猫下腰对住穗儿的脸问：“你听着吗？”穗儿说：“噢！”说得很响亮。说完低下了头抿住嘴笑，但眼睛还在左右瞭人，就像玩过家家当媳妇儿的那个样子。我心里真高兴，恨不得让二妗妗马上就去给问问。

第二天一早，我妈把我摇醒，让赶快穿衣裳洗脸，说我们要回下马峪去过大年。

下马峪是我的老家，离姥姥村十二里地。村里还有我们两间房，是土改时分老财的。我爷爷奶奶早去世了。但我爹妈差不多每年都要领我回下马峪住些日。不是七月十五就是大年，为的是到祖坟上烧柱香磕个头，再到大爷们家走窜走窜。我有四个大爷，四个大爷都有孩子，都比我大，是我的哥哥姐姐们。可我跟他们总是不如跟姥姥村的表哥表妹们熟惯。我问我妈领不领穗儿。表哥说穗儿还不是你的媳妇儿呢，能引？我瞅了表哥一眼，没理他。

我不管下马峪的大爷大妈们如何地想着法子请我们吃好的，也不管下马峪的哥哥姐姐们如何地变着花样想让我耍得开心。我一个心眼儿要赶快返到姥姥家，赶快把穗儿领到大同。正月初八我们动身往姥姥村返。一进家二妗妗就告给我们说，姨妹的大爷大妈们都愿意把穗儿给了我们。

哇——我们几个孩子都欢呼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孩子被撵到耳房，大人们在姥姥的西房里呱呱拉拉说了好长时间的话，很迟了才听得穗儿妈和我姨夫离开姥姥院。他们一走，我赶快跑过西房问多会儿回大同，我妈说，“后儿。”我问领穗儿不。我爹说：“领。”我又赶快跑过耳房，告给了穗儿。穗儿虽没像我高兴得喊嚷，可我看出她的眼睛在笑。

走的那天，穗儿的妈没露面，是穗儿的爹和哥哥送的。当时天还没亮，二舅舅打着手电给照路，穗儿的哥哥背着穗儿。他们一直把我们送到南泉，在供销社门口分的手。我爹和我妈一再叮咛他们，回去哇放心哇，他们只点头，没说话。在二舅舅接过背穗儿的时候，手电一闪晃，我看见穗儿的爹那老脸上水漉漉地流满着泪。

大同煤校过了正月十五才开学，二舅舅把我们送上汽车他又返回村去了。

到了大同我的第一桩事就是告给穗儿，不管后面有谁追你，你也不要从院里往街外猛跑，要站在街门口看看有没有自行车要撞你。我还每天领着她上街转，就看红火就让她熟悉路子。还教给她不要乱走，小心丢了。还告给她说万一丢了，你就说我家在草帽巷十一号住，我爹叫曹敦善，让人们往回送你。

我妈回大同的第一桩事就是给穗儿买新衣服做新被褥。这下给我闹好了，一到睡觉我就钻进她的新被窝里，我爹咋说我也不听，我妈说：“管他，两个在一块儿不冷。再说也惯了。”

我爹要办的第一桩事就是给穗儿起名字上户口。为给她起名字我爹把舅舅也找来了，最后定了个曹爽仪，这是按照我们下马峪的辈子排的。我们的祖先对女辈们也不下看，不仅给男的排了名，给女的也排了。仪和天是一个辈。女的都叫曹什么仪，男的都叫曹什么天。我妈说小名就别动了，还叫穗儿。

我们开学了。张老师让她男人给打断了胳膊，不能给我们带课，我们的班主任就换成了她们初小组的负责人郑老师，郑老师叫郑德清，就是头年我报名时夸我字写得漂亮的那个女老师。郑老师很看好我，老把我的仿拿给别的老师看，还贴在教室的墙上。不仅贴我的仿，还贴我的语文卷，还贴我画的图画，还把我画的张飞脸谱送给校长看，校长又给送到市少年宫参加比赛，评了个一等奖。

我在学校还大大的出了一回风头。那就是六一儿童节我在全校的联欢会上给吹口琴。当时二舅舅已经教会我用舌头打拍子了。我吹的是“我们都是神枪手”这支曲子。我站在话筒前吹，底下的千把学生不由自主拍击着手掌为我伴奏。我吹完一遍后，主持人不让我下台，又把我推到话筒前让吹了一遍，我吹完这遍走下台后，主持人又把我喊住了。底下有个老师一把把我举上台。他们还让我吹。因为台下的学生和老师一股劲儿猛鼓掌，不许报幕人报下个节目．还要听我吹。主持人问我还会不会别的，我说会。他也没问我会什么，就把我又推到话筒前。我又给吹了个《骑兵进行曲》这才算完。不久，学校就破格儿把我提拔成学校少先队大队部的文艺委员，给我发了块绸子红领巾和一个白底红条的三道杠臂章。

这下，班里的学生都不敢欺负我了。我同位儿的那个女生也不嫌我流氓了，还主动给我擦桌子。她妈是糕点厂的，她老给我课桌的柜壳里放蛋糕。起初我不要，又给了她。后来我不管了。只要给我放，我就拿回去给了穗儿。人们给我俩捏对儿，她知道了不仅不生气还挺高兴。她保险以为我也喜欢她爱见她，那她就错了。我永远喜欢的是我的穗儿，爱见的是每天在街门口瞭我回家的，上学时把我送到街门口的，睡觉时好把光溜溜的小圆腿放在我身上的穗儿，那个穗儿。

在我升三年级的时候，穗儿上了一年级。以前，一到上学时间，院里就她自个儿是小孩子，没人跟她玩。我在学校老惦记着她。尽管家里有我妈招呼，可我还是不放心。有好几次拐进巷口没看见她在街门口站着瞭望我，我就着急了。是不是让自行车撞了？是不是走丢了？是不是叫街的孩子们打了？是不是这是不是那。直到跑回家看见她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才放下心来。现在可好了。在课间的十分钟我就能去看她。我要让她班的灰孩子们知道，曹爽仪可不是一般的曹爽仪，曹爽仪有个戴三道杠的哥哥，谁要欺负她他就会找他算帐。

我们一起去上学，一起回家，一块儿做作业，一块儿出去玩。我们连一分钟也不想离开。不，我们连一秒、半秒、半半秒钟也不想离开。我们还是在一个被窝里睡觉，有个礼拜日的早晨，我和穗儿还没起床。你给我肚皮上划字我给你肚皮上划字，拿指头划，让猜。隔壁的果仙姐姐到我们家来借东西。她说，“穗儿呀，你妈妈怎么不搂你睡觉呢？我这么大了还要叫妈妈搂着睡。”

果仙姐真是个讨厌猴儿。你管我家的事儿干什么。要是我妈把穗儿搂走，那我不就搂不成了吗？果仙姐你真是个讨厌猴儿。你妈搂你睡觉又怎么了，你照样儿吃不到大头麻叶儿而你弟弟就能吃到。我跟穗儿每天都能吃到。你再看看你穿的是什么呀，都五年级学生了还没毛衣穿，而你弟弟就有。我跟穗儿全有。再说你差不多隔三天两日头就得挨一次你妈的打，可我们呢？自穗儿来我们家，我妈就打过我们一次，而且还是怨我们不怨我妈。你个讨厌猴儿果仙姐，你妈搂你又怎么了。

自从穗儿来我们家我妈真的是就打过我们一次。

学校给教职工包电影，郑老师有多余票，就把我和穗儿也领上了。在九龙电影院看的。两个片子。一个是《寂静的山林》，另一个我忘了名儿了，就是里面有蒋二蒋三的那个。第一个电影演完，郑老师就走了，她吩咐我们第二个片子只能看一半儿，要不就回迟了，可是我俩看着看着就忘了，一直看到散场。出了影院天已经黑了。路灯都着了。我拉着穗儿的手急急往家返。一进院儿邻居们告给说，你们就等着挨打吧，你妈到学校找了两趟，这不知道又到哪儿寻去了。我俩灯也没往着拉，黑洞洞坐在炕上等挨打。猛然遭打没什么，可是专门等着挨打这是很不好受的。穗儿鼻子一吸一吸的好像是要哭。我搂着她说没事没事有我呢，其实我也很紧张，盼着妈妈赶快回来打完算了。

好不容易听到窗外有急急的脚步声。我妈进屋就拉灯。见我俩缩在被窝垛角，她一下激上炕，顺手操起扫炕笤帚向我们劈头打来，我护着穗儿，一声不吭，任那笤帚把子在我的头上肩上胳膊上揍。

“妈妈！”穗儿在我怀里尖声喊叫，“妈妈我们再也不敢了，妈妈！”我妈那扬起胳膊的手一下子停顿在空中。

这是穗儿第一次当着面喊我妈妈喊妈妈。

睡觉时，穗儿摸着我胳膊悄悄问：“疼不？”我笑着摇摇头。她拿起她的手背给我看，她那细嫩的肉皮上有一棱红印痕。原来她的手背上也挨了一下。我说，“都怪哥哥没护好你。”她说，“不是的，是我故意探出手让打的。”

半夜，迷迷糊糊的觉出有手指头在慢慢的拨撩我的头发。眯开眼看，是我妈。她又把穗儿的手臂从被窝里抽出来看。后来我听到她往脸盆里倒水。过了一会儿，她把叠成方块儿冒着热气的湿毛巾贴在自个儿的脸上试了试，便敷在穗儿的手背上。睡熟的穗儿一挣，把手缩在一旁。我妈赶快拿开毛巾块，在嘴上“弗弗”吹了一阵后，又重新敷在穗儿的手背上。做这些，她都是慢慢的尽量不弄出声响。我在妈打我的时候没哭，但在她把这一切都做完又轻轻地拉灭灯躺下后，我却扑籁籁地滚下了泪珠珠。

第二天一早我妈就把我俩叫醒，端给我们每人一碗荷包鸡蛋，可锅里除了有些白色的浮沫儿和碎片漂在水上，再没有荷包蛋了。我在碗里留了半个荷包蛋说吃不了了，穗儿也剩了多半个说不想吃了。我们都知道，如果剩留下一个整的话，那么妈妈一定会又放到中午让我们吃。

我妈是个文盲，又不认得字又不懂得乘和除。不管我们考什么，只要不是一百分儿，她就不满意。我们打了九十五分儿，她骂说，“甭学了，回村放羊去哇。”我们打了九十九分儿，她仍骂说，“放羊去哇，跟疤存银放羊去哇。”她就用这种文盲的方法逼得我们非得打满分儿。所以我和穗儿不仅仅是班里的而且也是年级里的第一名。从四年级增加了作文课后，我的语文卷就打不了一百分儿了。穗儿说，“如果妈妈硬让你去放羊，我也回村跟你去放羊。”我说，“噢。要放咱俩一块儿去放。”穗儿说，“噢。你干啥我跟你去干啥。”我说，“噢。你去哪我跟你去哪。”我俩的手十指相交，紧紧地攥着。

自从穗儿给我当了妹妹，我们一直没有回过姥姥家。每到假期我就央求我妈领着我和穗儿回村住住，可我妈就是不。我想到村里的大野地眼宽眼宽地瞭瞭，撒开腿跑跑，站在房顶大声地吼吼。我还想跟村里的人们谝谝我的穗儿，叫村人们看看我的穗儿现在该有多么的吸人多么的好看，衣服穿得多好个子长得多高，能唱歌能跳舞能写字能画画儿，什么都能。

过了正月十五，也就是我上四年级穗儿上二年级的那个寒假快要开学的时候，穗儿原来的父亲来我们家了，是和我二舅相跟着来的，天气已经是很热了，他还穿着鼓鼓囊囊的大皮裤，那皮裤没吊布面，脏得好像上了黑鞋油后又蹭上了土，还散发着很浓烈的羊膻气，弄得我们满家都是这种难闻的味道。我妈给打了水让他洗洗脸，他不洗。他说过大年时刚洗过。

我和穗儿扒在院窗台从玻璃上偷偷看他，并想听听他在说些什么。见他一转身，我们赶快圪蹴下来，不让他看见我们。不知穗儿是怎么想的，我可是非常非常不欢迎他，恨不得让他马上就滚蛋。我妈我爹对他却是很热情。我妈给做了好些好菜，我爹不住的给他倒酒。

那人说了很多家里如何的苦寒如何的就要揭不开锅的话，说过大年全家就买了一副羊下碎。他说把雇奶出去的穗儿的二哥也接回了家，说这个二娃子瘦成一把骨头。他说他老婆在去年生了小孩以后就一直有病，病得爬不起炕，说是恐怕出不了正月。最后他说出了这次上大同的主要目的，一是想借几个钱，再个是想把穗儿引回去住几天，他老婆想在咽气前再见穗儿一面。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他实在太伤心了，说着说着把那很脏的大手捂在脸上就“忽息忽息”地哭开了。我爹咳咳地叹气，我妈撩起大襟擦眼窝，二舅舅给往开打话茬。

在他们说话的当中我才听出，原来为了要穗儿，我们家已经给过那人三百块钱。这次我妈又给他够出二百说别还了，拿去花哇。

为了早去早来尽量的少耽误穗儿的学习，我妈让二舅舅在第二天一早就把他们送到长途汽车站。说好是走十天。我也去送了。我安咐穗儿不要到井台打滑擦，看掉井的。我安咐穗儿看见狗不要跑，看咬着的。我安咐了好些好些话，穗儿都说噢。

开学了，我给穗儿请了假，给她交了学杂费，领了新书，包了书皮，钉了新本儿，还把给她新买的好几支铅笔削得尖尖的，排好在文具盒里面。

他们走了的第九天我就开始等了。我心想穗儿肯定也急着想来，让早送一天。下午放学我是一口气跑回了家。撞开门，屋里没穗儿。我妈停下捏馄饨，冲我笑。

一定是来了一定是来了。要不我妈为什么冲我笑，要不我妈为什么要包穗儿最好吃的馄饨呢？一定是藏了一定是藏了。我把里屋外屋的门背后都找了，把一进门看不到的灶火旮旯也看了。没有。我妈说：“说的是十天嘛。”

就像第二天就是六一儿童节，就像第二天学校要组织我们看打仗电影，就像第二天就要过大年。我一夜都睡不踏实。上课老是听不进去。可谁能想到她又没来。我妈说：“一定是那个灰大人把车给误了。”

第三天中午放学回到家，从笼里拿了两个包子，不管我妈是不是同意，也没顾得听我妈在后边大声地喊了些什么，我拔腿就往长途汽车站跑。我站在车站门前的马路边，瞭望着穗儿十天前走的那个方向，可瞭一辆不是瞭一辆不是。来了来了又开走了来了来了又开走了。是不是应县的那个糟糕的客车坏在半路？是不是撞死了人不让走？是不是过桑干河时陷在了那架烂桥上？我正胡思乱想，它来了。可是，车上下来的没有我的穗儿呀，我的穗儿她根本就不在车上呀。

我妈说，“哪能说十天就十天呢？”

第四天，我妈本以为很有把握的去了汽车站，但还是扑了个空。这下她也着急了，也沉不住气了。因为我爹又去了省委党校进修，不在家。吃完晚饭我妈就找舅舅商量这事。从舅舅家回来，她很高兴地告诉我说：“好了，明儿你舅舅就回村去接。”

舅舅多年没回老家了，他跟单位请了假，要走半个月。我的天呢，又是半个月。但不管怎么说，这下是有了把握。

半个月头，我在街门口把舅舅盼回来了。可是，可是他的背上没背着穗儿，怀前没抱着穗儿，手里没引着穗儿，身后也没跟着穗儿。

穗儿呢？穗儿呢穗儿呢穗儿呢？

舅舅说：“穗儿来不了了。”

一个月前到我们家的那个穿烂皮裤的男人，拿着我妈给他的那二百块钱，领着他老婆到岱岳城看病去了。岱岳城关有他老婆的姐姐。他们把愣舅和四个孩子留给了我姨夫照管。穗儿得在家看那个该死的不满一岁的小弟弟。

不！妈妈。这事就怨你，妈妈。你如果那天把钱给给他把他打发走，也就没这事儿了。你使了个好心眼儿把穗儿放走了。这下全完了。把穗儿苦伶伶地扔在村里，在那烂皮盖窝底下睡炕席，吃不上好的穿不上好的，还不能上学，每天哄那个该死的小孩。妈妈，这事就怨你，妈妈，多好的一个穗儿就不在你家了，你就麻烦去吧，后悔去吧。不！妈妈。我要回村，我要到姥姥村去上学，我要去找我的穗儿。

那天夜里，我搂着穗儿的书包一直哭一直哭，第二天我就病了。浑身发烧，还说胡话。大夫来给我打针我也不知道。妗妗来家看我我也不知道，郑老师来家看我我也不知道。我病了两个礼拜才好。医生说我是出麻疹。不，不对！妈妈，你是知道的。你知道我不是在出麻诊。我在迷迷糊糊的当中连着几天的夜里，见你用红布包着一个盛满小米的碗，在我的头顶上就绕圆圈就低声地喊：“回来哇——招人回来哇——”你这是在给我叫魂儿。因为你知道我的魂儿不在了，你知道我的魂儿早已经回到姥姥村，找穗儿去了。妈妈，这你是知道的。

一放暑假，我妈也顾不得等我爹从太原回来，就和二舅舅领着我回到姥姥家，我不管拿别的东西，只背着穗儿的书包。书包里整整齐齐排放着新书新本儿，还有在放假前我给她领的假期作业。我要在这一个暑假里给她补课。我相信凭着她的灵气，一定能把所有拉下的课全补回来。书包里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我的那块绸子红领巾。她特别喜爱这块红领巾，在家里经常让我给她系在脖上，还不许把疙瘩绾得太紧，怕弄出死折。这块红领巾不管在什么场合我都没舍的戴，就是为了留给她。这次我要亲手戴在她的脖上，告诉她，已经属于你的了。

然而我料也没料到的是，整整一个假期，她根本就没见到我，我也没见到她。那个早就说要死可还没有死掉的女人，她在岱岳城想在咽气前见见那个小儿子，就在我回姥姥家的前几日，把穗儿他们姐弟俩接走了。

整个假期，我一直没高兴起来。我不想跟表哥姨妹他们玩，没有穗儿在，和他们玩个什么劲呀？我整天钻在屋里翻看二舅舅从煤校借回来的那好多的书，要不就是跟大人去做活儿。姥姥说我长成大人了，可她却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经常独自个儿到我和穗儿玩过的那许多地方，使我惊喜的是，我居然在西院那条土炕上，看见了和穗儿玩娶媳妇我们喝喜酒用的那个破碗。我抠掉了雨水溅打进去的泥土，好像又闻到穗儿的那特种美酒的香味道。穗儿，什么时候我还能尝到你那醇香的美酒呢？穗儿。

二舅舅要去河弯给家里编两只筐子，我也去了。二舅舅提着一把磨得很锋利的镰刀，我带了一管紫竹长箫。二舅舅说我是个才子。这话他是当着他的同学的面夸我的，后来他就教我吹横笛吹竖萧拉二胡。这些乐器里我最喜欢的是箫，尤其是喜欢吹那支叫“江河水”的曲子。这是支二胡曲，吹箫效果也很好。

为了使河提牢固，老祖宗们在堤坝的两侧密密地栽种了红柳。这种植物不往高长，也没有粗主干，直接从根部冒出些直直的有半人高的紫红色枝条。人们把它割下来编筐子。我们割下足够的柳条，便返上河槽坐在树阴下。天气是特别的晴朗，晴朗得能看得清三十五里外的应县木塔是十二层。

背后，有人在远处唱麻烦调：

刮起东风水流西

看见人家想起你

山在水在石头在

人家都在你不在

转身瞭望，见是疤存银在南山腰放羊。他那悲凉的麻烦调又使我想起了穗儿。穗儿，你这阵儿在哪里呢？

当我把眼光从南山腰收回来时，我一下愣了神。我看见了我的坦克炮我的卧车和大洋马。我和我的穗儿不知在那上面坐过多少次呀。

——鹅嗄嗄我要坐着卧车跟你到大同。

——鹅嗄嗄我们不拿炮往死打谁也不要谁拿炮打我们。

——鹅嗄嗄你扶扶我往起抱抱我，我要给大洋马喂喂草，要不它会饿坏的。

——鹅嗄嗄，鹅嗄嗄，鹅嗄嗄……

当我收回神后又突然发现，依照着大洋马距离这儿的远近，我和二舅舅现在坐的正是当年我经常给穗儿洗澡的地方。不同的是河水的流道改靠在对面的堤坝旁。我好像又看见了穗儿光着身子坐在清澈见底的我们刨出的那个水坑，我好像又听见了她那又像是咯咯咯又像是哈哈哈清脆的笑声。那笑声一串串一串串地从水面上飞起，飞过高大的树梢飞向蓝蓝的天空。

猛地，滔滔的巨浪张着大嘴滚过来了。发山水了！发山水了！坦克炮小卧车大洋马被涌走了。杨树柳树被连根拨起了。堤坝被掀翻了。村庄被埋没了。应县城被淹住了。大木塔被刮倒了……

“真好！招人你吹得真好！”二舅舅说。

“真的。你吹《江河水》从来没吹得这么好过。”二舅舅说。

“我回呀。你编哇。”我说。

“我回呀。”我说。

我和我妈心里都清楚，想见到穗儿已经是没了指望。不到开学我们就返回了大同。临走前我把穗儿的书包给了姨妹，让她见到穗儿一定转交给她。这件事我没有托给姥姥也没有托给二妗。大人对孩子们的这些事是不往心里搁的，而书包里还装着最最重要的红领巾。我觉得只有姨妹最可靠，姨妹永远是我忠实的仆人和朋友。

以后，每到假期我就满怀希望地往姥姥家赶，可是一次又一次地都扑了空。姨妹说她大妈的病倒是好了，也早已回了村，但把穗儿留在岱岳，说是在那儿上学。

我念初中三年级的那个寒假，我们全家三口人直接回到了我们的老家下马峪，去看望病危的二大爷。

大年初二我就要去姥姥家，我妈不让，说等八仙日咱们一块儿去。谁能想到二大爷在初七的晚上咽气了。我可是怎么也等不到把丧事办完，就偷跑去了姥姥家。我连着几夜都梦见穗儿，我总感觉到这次一定能见到她。

我迈开十六岁青春年少的大步子，不到半前晌就登上了西河弯。“大洋马你好！”我拍了拍它的脖颈，拔腿跑进村口。推开大门，第一个出来欢迎我的是二妗妗五岁的女儿妙妙。小家伙就像我头一次见到的穗儿那么大。去年她见到我还有点认生，这次一下子就从堂屋冲出来，向我张开双臂。

姥姥她们问东问西说这说那，和我说话，就是不说说穗儿在不在村。还是姨妹知道我的心思。当我抱着妙妙说给她往梯子上拴秋千时，姨妹就摇头就跟我说，“她不在村。”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再没问什么也再没说什么。姨妹把头低了下去，好像觉得不该报告给我一个这么坏的消息，来使我伤心。

姥姥他们知道我是偷跑出来的，怕我妈担心，没硬留我。吃过晌饭，我就闷闷不乐地返回下马峪。

黑夜要送灯，送灯是我们家乡办丧事中最隆重的一次大型活动。只要是没有仇怨或者不计仇怨的话，全村的家户都要来参加。时间安排在第三天的夜里，为的是那些远村的亲人接到报丧后都能够赶来。

夜饭后，女人们洗涮完锅碗，按照以往该睡觉的时候，送灯就要开始。孝子孝女们穿戴起宽松的白孝衣，集合在大门外。男的在前女的在后，男伙女伙又都按辈份大小排站下去。怕哭到痛心时摔倒，男人们的手中都柱着一根三尺长的柳杆丧棒。女的则由村里五服以外本家女人们搀扶着。凡是搀丧的女人们也都得穿戴上自家准备的白衣裳。村里来参加送灯的每户都出一个人，都打着自家准备的灯笼，有的是玻璃罩马灯，有的是铁骨架纸灯，他们站在穿白孝衣队伍的两旁，相随着往前走。

整个队伍的前面是以吹奏打击乐为主的鼓匠班。鼓匠班前面是两盏领头的灯。这种灯是一个用两丈长的柳树竿做成的火炬。竿的顶端用麻匹缠绑着棉花团，再浸透蓖麻油把它点着。提油桶的人紧跟着火炬，火炬一时不旺，就在桶里浸浸油再点。

“噢呜——喔喔喔。”“噢呜——喔喔喔。”这是鼓匠班在掌号。掌号是吹一种长筒号。长筒号有七尺长。吹奏的人憋足气鼓起腮，把号筒从地面慢慢托起。“噢呜——”这一长音就是在托起的过程中吹奏出来的。当号筒指向半空时，再“喔喔喔”来三声。

听到掌号，所有的成百成千的人都停下了说话，停下了呼吸，全场死一般的肃静。这种低沉悲壮的长筒号声，把人们带进了另一个世界。号声一停，队伍便慢慢向前移动，同时，近百的孝男孝女便放声大哭。随后，搀孝的女人们也哭开了。再后，两旁提着灯笼的人也唏嘘唏嘘地陪着流泪。

一个人永远地闭上眼，结束了他受苦受难的旅程。而这众多的哀悼者则是想起了各自的悲伤和不幸。哭声越来越响。哭声越来越高。直哭得肠断气绝人仰马翻，直哭得星月无光地黑天昏。

我套着发给我的肥大的孝服，混杂在孝男们当中，也在刷刷地流泪。我是在想我的穗儿。

队伍慢慢地停下来了，哭声渐渐地静下来了。鼓匠们的哀乐又骤然响起，惊醒了沉浸在哀伤里的人们。火把仍在忽忽的烧着，月亮还在天空亮着，活人没受够罪还得活着。

人们开始濞鼻涕了。人们开始点起东家扔过来的洋旱烟了。人们开始吆喝跑在前面的孩子了。人们开始说说笑笑了。人们开始议论这班鼓匠是好鼓匠了。人们开始说刚才哭晕过去的是大儿媳妇了。但是，人们全都把自己的悲伤和不幸又给忘了。

我没忘。

鼓匠们不知是还有什么伤心事没诉说完，正在卖劲地吹奏着。虽然只是吹奏着曲调，可我却听出了它的词：

青天蓝天蓝圪莹莹的天

圪喇喇一个雷声变了脸

阴天雨天麻圪阴阴的天

想起我的挨心心泪涟涟

丧事拖住了身子，使我爹超了好多天的假。他心里着急，想直接回大同，说这次就别到姥姥家了。我极力赞同。因为我已经见过姥姥了，更主要的是因为见不到穗儿。见不到穗儿，我连一天也不想再在那儿呆，可我妈不行，无论如何要去看看姥姥。最后决定只住一晚。

正月十六天黑下来的时候，我们三口赶到姥姥家，吃过晚饭，从大庙传来了敲打锣鼓的声音。闹十六，这是村乡人们在正月的最后一次红火了。正因为是这样，这次的红火更红火。姥姥说我你想看跟你表哥看去哇。听说我不想看表哥就背着妙妙急忙忙地出去了。

过了一阵，锣鼓声越来越紧，还有唢呐在“嘟哇嘟哇”地吹。二妗妗说，“我得去接接妙妙。冷得孩。”姥姥说，“让招人去哇，就便瞭上眼。”我说我不想去。姥姥说哪有个孩子不想看红火的，硬叫我去。二妗妗给从柜里取出个还没怎么穿的白茬儿大皮褂，让我穿在身上。

大庙前人挤得密密的。当街垒起一架房高的旺火。尽管村里缺烧的，但是人们认为垒旺火可不能舍不得。旺火越高旺气越大，来年的庄稼就长得好，就能多打粮，就能不挨饿。

挤进人伙，正东张西望地瞭着找妙妙，觉试出背后有人捅了我一下。调转过头看看，谁也认不得。隔一会儿，又试出有人捅我。我猛一转身，想逮住这个捅我的人。

啊！穗儿！是穗儿！是我的穗儿！

我们都没因为惊喜而喊叫，也没说话。我们不约而同地往外挤。挤出人伙外，又一齐站住。面对面站住。我们连笑也忘了笑，就那样面对面地站着看对方。猛的，我们又不约而同地跑，跑出好大一截，又都不约而同地站住。面对面站住。我们仍是谁也没说话，都还没想起笑，也没想起哭。

当我好像听的有二妗妗说话的声音，好像听的二妗妗跟我们说了好大一阵话又走了以后，我才有点儿清醒过来。我们才不约而同地有点儿清醒过来。才不约而同地张开双臂。穗儿一下子就跌进了我的毛绒厚厚的大皮褂里。

当我们真正地清醒过来是在二妗妗找回妙妙见到我们又想快快地经过我们而妙妙却表哥表哥大声地喊我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地清醒过来。我说：“走！家去！”我们撒开腿就跑。超过了抱着妙妙的二妗妗。妙妙又在背后表哥表哥地喊。我们哪儿顾得她。

“妈！快！快！”一进院我就大声喊。我妈听到我惊惊乍乍的喊叫，急忙从炕上下来还没穿上鞋的时候，我一把把穗儿推进屋里。她俩先是一愣。“妈妈呀——”穗儿一声大叫，扑向我妈，随后就呜呜嚎哭起来。

我妈在流泪。我在流泪。二妗妗和姥姥在流泪。妙妙搂着她妈的脖子，隔一会儿轻轻叫一声“妈”，隔一会儿轻轻叫一声“妈”。

被惊醒的我爹，也穿着衣裳从耳房过来了。看着我们各自的样子，他笑了。

别人都停下了抽泣擦干了眼泪，可穗儿还扒伏在我妈腿膝上放声哭。人们都不做声，看她哭，也没有拦劝她，任她哭。她又哭了好大一阵后，我妈拍着她的肩膀说：“来，起来。给妈甭哭了。明儿跟妈回大同。”穗儿仰起头看我妈。我妈又说：“明儿咱们回大同。”穗儿点点头说：“噢。”姥姥说：“那你这就先回去，明儿早点来。”穗儿站起说：“噢。”

我把穗儿送出大门，又顺着西院墙绕到姥姥房背后，靠着一棵树，站住。十四岁的穗儿已经长得跟我一般高。明亮的月光照着她俊秀的脸，好看极了。我又张开皮褂，把我俩都裹在毛绒里。不知是刚哭过的原因还是冷的过，她的身子不住地颤抖。我们紧紧地搂着，悄悄说着话。我这才知道她是在今天从岱岳回的村。我这才知道她在岱岳姨姨家根本就没上什么学，一直是给她家做饭看孩子当小保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听到远处有看完红火的人在三三两两相跟着往家走。还听到有人在唱麻烦调：

白面烙饼烙了一个干

搬上我的小妹子回后山

你变成狐子我变成狼

一溜溜的山弯弯相跟上

那声音在月亮地面上悠悠地冷冷地飘过来。

第二天，鸡叫过三遍，我们全家就起来了。我轻轻地把街门打开。原来穗儿早就等在了门外。她背着五年前我给从大同带回的那个书包。她把所有的本子都写满了字，都是第四册语文书上的字，还都加了汉语拼音。看到书包里还装着有我给她的那块鲜红的绸子红领巾，我不由地把她的手紧紧攥住。

月亮已经落到了西山下。天黑黑的，只能隐隐约约的看见树头，还有房顶的轮廊。

姥姥问过穗儿，穗儿说肯定没惊动了家里人。可是，当踏上西河弯时，从树后头闪出三个人影，挡住我们的去路。当中的人敞开大皮褂，露出一盏尽是破孔的纸灯笼。灯笼的光打在地下，照着快掉出棉花的烂裤脚，还有补着烂羊皮的破毡鞋。

他们是穗儿的爹穗儿的大哥，还有穗儿的愣舅。穗儿的愣舅扑嗵一声给穗儿跪倒在地下。穗儿没躲闪，没喊叫，让她爹一把拉住给拽回去了。

又是两年没见到穗儿，这当中我妈还托二妗妗向他们提过亲，说如果愿意的话，先订了，等孩子们长大以后再办事。可是，被他们拒绝了，并且也没说出个什么理由。还说欠我们的那五百块钱迟早都还。一年后，我才知道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是姨妹在信里告诉我的，并说她也是才知道。

姨妹说她大妈在几年前就把穗儿订出去了，订给了一个比穗儿大三十多岁的半老头。这个半老头还是个半残废，小时候受了冰冻落下残疾，两个耳朵都没了。他们要把穗儿嫁给这个人不是为了多要钱，因为他也是个穷苦人。他们为得是把那个人的养女换过来，给愣舅做媳妇。换亲，这在我们那个穷地方是个很普遍的现象。人们认为这是很合乎人情的事。但像这种搞乱了辈谱儿的事是没有听说。更何况是比穗大三十岁的半残疾老头。

在我升了高中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又接住了姨妹的一封信。她说穗儿非常非常想见到我要我尽量尽量地回姥姥村一趟。姨妹的这封信是寄到我学校大同一中的。我住校，平时不回家。接住这封信我就和班主任请了假，没进城跟我妈打招呼就偷偷地回了姥姥村。

回村的第二天，姨妹悄悄告诉我说，让吃完晚饭到西河弯的大洋马那儿。

为了省煤油，村里的习惯是一吃完夜饭就睡觉。街上静悄悄的。

这是一个明朗的月夜。不知道是因为我出生在农历十五的过，还是别的原因，我最最喜欢的就是月亮，最最喜欢的就是月夜，尤其是大野地里的那种月亮明晃晃地照着的月夜。

我一眼就看见穗儿躲藏在大洋马的阴影下，可我却假装不知道，站在大洋马旁边向她家的方向瞭望。我瞥见她悄悄地站起来，想用手捂我的眼睛时，我猛一转身抓住了她的手腕。她急促又轻轻地啊了一声，便倒在了我的怀抱里。我们紧紧地搂住。

我想起这里离村子近，别再从树背后闪出几个人把穗儿给拽回去。我说：“走。”

我的右手从背后伸过去搂着她的腰，她的左手也用同样的姿式搂住我，我们顺着河道，肩靠肩并排朝南山走去。我们每走那么一段路之后，便不约而同地面对面站住，然后就紧紧地搂在一起，互相听着对方的心脏咚咚跳动的声音。搂抱一阵，我们再走。走一段路，我们就又停下来。

走进峪口，河坝没有了，它分开岔和山沟连在了一起。我说上，她说噢。我们从左侧往上爬。我在前边探路，她在后边跟着，爬上了山脊梁。前边不远处，就是在姥姥院能看到的峰火台。我们背靠着峰火台呼哧呼哧喘着气，歇了好一阵后才立直起身。

山下的一切的一切，都溶浸在银色的朦胧中。这景色的美妙与神奇，使得我无比的激动和兴奋。我看出穗儿也有和我相同的感觉，但我知道，除了我和穗儿，这地方的人肯定再没有谁享受过这梦幻般的景致。这时候他们都早已缩在各自的散发着酸臭气味的破屋里睡着了。

我们又都面朝南转过了身。前面横着的，就是在应县城外看得见的马鞍山。现在脚底下的山梁，仅在它的半中腰。

“上。”我说。

“上。”穗儿说。

我们一定是想起了童年时的约会：上南山去看山哑哑。

月亮地的远处是模糊的，可身跟前却能看得很清。我们又是手又是脚，当爬上了最高的山顶时才知道，山的后面还是山，山哑哑又在对面的山里和我们应答。

我们躺了下来。我们谁也没说话，静静地躺着。望着月亮面迎天静静地躺着。

穗儿说：“我真想就这样躺到死。”我说：“我也是。”

穗儿说：“可我不想死。”我说：“不死。死了咱们就再也见不着面了。”

穗儿说：“要不死，咱们总还能见着。”我说：“总能。”

当觉出有些冷时，我就把她拉起往山下返，又返到了烽火台。顺着烽火台左旁看得出有条下山的路。为了还能下到西河弯，我们没走那条路。因为我们走的不是正路，不好下。下到西河弯，已都是气喘嘘嘘，满身的汗。

穗儿说：“鹅嗄嗄，咱们洗洗就是凉的。”我说：“洗来。”

我们一起向河涧跑去，就像十多年前那样，手拉着手向河涧跑去，站定在水边。穗儿把鞋先脱掉，然后又一件件的把衣裳全都脱掉，坐下在河槽里，两手一替一下地往身上撩水。我站在那里，看着她发愣。

穗儿说：“你不脱，咋洗。”我说：“我脱。”

我犹犹豫豫地把衣服也都脱掉，坐在离她三尺多远的水里。

穗儿说：“有点浅不是？”我说：“有点浅。”她说：“来，咱们往深刨刨。”

我们又像十多年前那样，头对头，把水底的沙子刨出个大坑。

穗儿说：“来，都够坐的。”我说：“噢。”

我迟迟疑疑地坐在她的身边。当我们的腿一碰住，我不由地抖战了一下。

穗儿说：“鹅嗄嗄，你再动我。像小时候那样，你再动我。”我说：“噢。”

可是，我的手还没伸进她的腿裆，我就控制不住了。一下把她扳倒，压在身底。

“等等？”穗儿说。

“让我们拜拜月亮。”穗儿说。

我俩跪在水岸上，深深的给月亮磕了三头。磕拜后。她就把身子舒展开来，躺倒在温热柔绵的细油油沙滩上，躺倒在我的面前。

给我们作证吧！月亮。

给我们作证吧！南山。

给我们作证吧！大地。

给我们作证吧！苍天。

一连几日，每天的夜里穗儿都在大洋马那儿等着我。我们搂着腰，牵着手，顺河弯走到山底，到那儿耍水，戏闹。

那些天，我们却很少进行交谈。我们觉得无论说什么都是多余的，用一声声的“鹅嗄嗄”和“穗儿妹”就把所有的话全顶了。至于那些使我们烦恼愁伤的问题，我们谁也不提，生怕它破坏了我们的情绪，破坏了我们的幸福。

“鹅嗄嗄你知道不？我心里不知道该咋感激你。”“鹅嗄嗄你知道不？我觉得现在就是死了也不冤。”“鹅嗄嗄明年这个时间你还来，后年外后年外外后年，每年的这个月你都来。”

她说这些话的第二天，姨妹告诉我，穗儿夜里不能出来了。我问为啥，她说你回大同去哇，她让你明年这个时候等我的信。我不死心，黑夜又去了西河。穗儿果真没来。我坐在大洋马背上等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仍没等住。只好在第三天返回了学校。

半个月后，我接住了姨妹的一封信，信上说：“穗儿已经嫁过去了。本来穗儿早就跟我说过，她坚决不同意，如果硬逼的话她就上南山寻短见。可后来经不住她妈和愣舅给跪在地上磕头不起来，她只好勉强同意，但她有个条件，那就是，出嫁之前要见你一面，他们同意了。那些天你和穗儿夜里会面他们都知道。穗儿临嫁前哭着让我告诉你，她永远是你一个人的，叫你千千万万在明年那个时候还回来。她说，只有这样她活下去才有个熬头有个想望……”

信的底下又说，那个半老头的养女也娶过来，嫌愣舅愣，天天打架。还说那个可怜的女子愿意跟穗儿的大哥过，姨妹的大爷也挺同意，穗儿大哥更没意见，可是姨妹的大妈就是不同意，愣舅闹着要杀人，家里成天打来打去，红火翻了。

正当我加紧用功准备报考大学的时候，学校要搞什么运动。学生都不上课了，要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整天乱哄哄的闹来闹去，而且还不放假。可我关心的不是批判谁，不是批判什么路线，我关心的是姨妹的来信，我关心的是穗儿。

按约定，姨妹该来信了。那些时我整日坐卧不安心急火燎，每到上午就去传达室等邮递员，隔两天再回城看看家里有没有寄来信。

七月十五的月亮已经圆过去了，八月十五又快来了，姨妹还没来信。我实在是等不及了。那天早晨突然作出决定，连城也没回就蹬着自行车往应县返。

我拼命地蹬拼命地骑。因为是上坡路，一百八十里用了一整天。出了南泉村拐进西河弯时，天已经是黑得很了。尽管我又饿又渴，可这时的我又高兴又激动。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扔，举起双拳用尽全力大声呼喊：

“穗儿——我来了——”

我相信，穗儿她无论在什么地方，也都能听到我这焦渴的呼唤。我还相信，就像时刻都在准备着应答我的南山，穗儿也一定应答我。我屏住气，侧起耳朵静静地听。果真我听到了：

“鹅嗄嗄——”

非常清晰的三声。我认定这就是她在应答我，而不是我心里犯疑。

姨妹已经不在姥姥家住了，回到她们家。表哥在县农中念书，不在村。姥姥她们见到我，非常高兴。姥姥说大同闹红卫兵你回来躲躲也对。妙妙坐在我怀里叫我给她讲故事，睡觉还跟我挤一个盖窝筒。搂着她，我想起了穗儿。因为我太疲乏太劳累，夜里她们没对我说，第二天半前晌我起来，二妗妗才告给我穗儿出事了。

她住的土窑太破旧，前些日连着下了几天雨，把窑淫倒了，两个人都让捂在了下面。

第二年的七月十五，我回来给穗儿上坟。那天，我才悲哀地意识到，我的穗儿是和那个残疾老头合埋在一个坟里。

上坟回来，见愣舅在姥姥家的耳房。他被上着背锁。光着身子。裆前遮着一块没了毛的破羊皮，像个铁匠。姥姥说他已经完全疯了。

他猫着腰，噘着脏嘴巴，吸溜着那碗给他摆在炕沿的黑糖水，那是姥姥给他化的。喝完，他站起身，掇着肩膀蹭蹭嘴头，眼睛没往谁身上看，走了。

曹乃谦，1949年生，山西应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同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1987年开始写小说，至今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其中有30多篇被翻译介绍到美国、加拿大、日本、瑞典等国。部分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电影、连环画、有被收编进大学教科书等。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将小说集《温家窑风景》翻译成瑞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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