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2022年第12期|魏思孝：生前身后（节选）
2023-11-05小说天地魏思孝
魏思孝，1986年生于山东淄博，出版有《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等多部作品，近年完成“乡村三部曲”——《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王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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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生在……
魏思孝，1986年生于山东淄博，出版有《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等多部作品，近年完成“乡村三部曲”——《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王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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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活到新世纪刚迈进第二个十年。五十多年里，我不清楚他是否有觉得生活轻松的时刻，我认为这样的情况不多，每天早上睁开眼，就是一家老小的生计问题。至于他自己有什么喜好或者消遣，我并不太清楚，春节时喜欢多买些鞭炮、烟花和二踢脚可能算是一个。面对母亲的指责，父亲总说，这是驱穷气。晚上他一个人披着袄，在天井里放完鞭炮，回到屋里时总一脸兴奋，似乎来年家景会更好些。我五六岁开始记事时，他已是年近四十岁的中年人，关于他过去的岁月，我知道得不多，也很少听人提及，仅有可供联想的是他第一代身份证上模糊不清的照片，因黑白和附着的网格图案，面目辨别不清，只是大概的五官。确实如母亲所说，浓眉大眼。母亲在数次相亲不成后，这次终于点头同意了这门亲事。那时父亲二十七，母亲比他大两岁。周围的人劝母亲，说这人家里负担重，嫁过去受累。父亲是家里最小的，爷爷奶奶岁数大了，还有一个弱智的哥哥。母亲嫁过来时，白面都没得吃，还要她隔三差五回娘家驮面接济。母亲同意这门亲事，除了父亲的长相外，还有他嘴拙，不说大话，肯吃苦。她说，人老实，肯吃苦，日子就能过。尽管母亲在随后的岁月里，经常抱怨，跟着父亲没过几天好日子，只剩吃苦受累。在农村，就是如此。这对年轻的夫妇，从各自的勤劳本分中，映照出生活的希望，才如此相濡以沫，拌嘴争吵并没有让他俩懈怠或是背离。
父亲死后，我们收拾旧物，找出一沓他年轻时赶马车运货时的记工本，小开本，手掌大小。笔记本已经散页，只留下从1991年1月份到1992年10月份的。我翻到三十年前的今天：1991年10月18号：储运厂到（应为“倒”）重轨12.5米，共90支，1天。人员：元、方、于、王、达（父亲名字最后一个字），共5人。注：立金没干。当时，父亲和现在的我同岁，三十五岁，天气大概也如现在一样，气温中午在十七八摄氏度，早上和晚上只有四五度，需要穿上外套，地里已经种上了小麦。当时他的父母还健在，也都是过八十的年纪了，只能做点零碎的家务活，他们将在未来的两年内相继生病离世。他的儿子五岁，还没上小学。他的女儿十岁，念五年级。他的妻子三十七岁，不知在哪里打零工。我脑海中浮现出年少时在村口看到父亲坐在马车边上，身子蜷缩，手持马鞭回家的画面。他下工回家没有准点，有次家里刚买了一个当时流行的玻璃茶几，天很晚了，父亲还没回来，我一直担心他是否在路上出了意外，永远也看不到茶几了。1991年7月24日那天，记工本单独一页（此后到另一页出现是8月7日，中间有十余天空缺，没有找到活干），左上角出现了我的名字，字迹和父亲的完全不同，笔画分离，大小不一，一看就是来自幼童，我不清楚是不是我的字迹，这天恰好是我的阳历生日。总库至乙烯技校、召口建筑队，拉螺纹钢15#，1.05T，人员：达。注：毕义贤他们拉木头。红色笔，在旁边写：这一天。11.00元。父亲进入这行，先是跟着毕义贤的车队干活。毕义贤是车队的头，负责联系活，从车队的每个人身上抽成。老毕这边活不多，后来父亲又跟着孟凡武干。老孟健谈，会来事。七八年的马夫生涯，装卸全靠人力，谈不上轻松。父亲正值壮年，有力气，黝黑壮硕的肌肉是高强度卖苦力的结果。靠着当时在村里还有些威望的祖父，父亲年轻时在生产队里当过一段时间记账员，这大概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不需要卖苦力的日子。
后来分田到户，家里人口多，抓阄分到的七八块土地分散在村子周围。拔草、打药等零碎活略过不提。单说每年春秋两季收成，那时机械化没有普及，六月份顶着烈日，拿着镰刀把麦子割好，打成捆，装到地排车上，运到麦场，用驴或人力一次次拉石辊压麦秸，选出麦秆，等麦粒晒干的间隙，又扛着锄头种玉米。每道工序，都让人晒脱一层皮。九月底，玉米熟透，掰下装车拉回家，扒皮系成垛，用绳子拉上屋顶，等冬天风干后再运下来手工脱粒。接着犁地，打地，扶脊，播种……如今，我回忆这些，每个流程对体力和精神都造成一种难言的痛苦。人似乎戴着几十斤的枷锁，如蚯蚓在土地上挪动，和受刑一样。我和姐都还小，跟在后面，只觉得日头难熬。父母总挂在嘴边，知道苦，就好好努力。后来机械化普及，耕种和收成时都有机器，收割、犁地、平地、播种，都不太需要人力参与。我上小学时，有了脱麦粒的机器，把麦秸往里面续就行。后来，脱粒机在地里收割，麦秸打碎在田里，不需要人工割麦子。我上大学时，有了掰玉米的机器，玉米秸秆直接打碎还田。这都是后话。粮食种上后，浇灌是个问题。那时村里没有机井，为了浇灌，母亲四处借钱买了柴油机和水泵，自己灌溉，也给村里其他人灌溉。种上小麦、玉米后，从村边的沟渠中没日没夜抽水灌溉，一两年，柴油机收回了成本。如此好多年，直到打了机井，每家地头都安上水阀。这是父亲一生中，为数不多的超前投资，还是在母亲的多番催促下。
父亲死后，又过了许多年，母亲可以从容回忆关于过去的家庭生活了——主要集中在我的少年，他们的壮年时期。日子过得苦，负担又重，一次吵架后，父亲趁着夜色，出了门。过了一会，母亲预感不好，出去寻他，父亲在屋后墙根蜷缩着，怀里揣着东西。母亲上去扒开，看到一瓶敌敌畏，夺过来就给摔了。母亲把父亲拽回家，训斥中夹杂着劝慰，鸡毛蒜皮的事，用得上寻死觅活了？你死了，我和孩子怎么办？你再弄这出，我把你头给拧下来。死亡的主题，在母亲的讲述下，只剩下她的诙谐和父亲的懦弱，至于这个男人为何想死，是什么触动了他，这都不得而知。我不清楚父亲后来是否有过轻生的念头，我想生活中少有顺心时刻的父亲或许还会屡次想到死亡，但直到他弥留之际，求生的欲望都让亲人感到意外。
公路越修越宽，越来越平整，到处悬挂着禁止畜类车的标识，马路也成为了一个古旧的词汇。父亲把骡子和马车卖掉，思前想后，没有买拖拉机。此后多年，母亲都责怪他。原因也无外乎，终于还清了外债，不想再过那种赚钱还债的日子。或许也确实难以再借到钱了，亲戚们也都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一堆事。总之，父亲放下马鞭，自己成了一匹骡马，开始了漫长且艰辛的在附近工厂的打工生涯，化工厂、塑编厂，机器化还没普及，主要是靠人力，昼夜两班倒，上十二歇十二，从疾病找上门，到他去世，十多年的时间，一年到头，在工厂和土地上来回腾挪自己的身姿。我很少看父亲再笑过，身形总是疲惫，皱纹渐多。与赶马车时不同，我不知道父亲在工厂里的状态如何，但总归轻松不了。他古板，严肃，不耍滑头，同样也看不惯其他人偷懒，做事一板一眼，与工友的关系谈不上融洽，但也有了几个投脾气的朋友。上夜班后，为了让自己快速入睡，他有了喝劣质白酒的习惯。更多时候，上了夜班，白天还要忙家里的农活，只能短暂睡一会。家里弥漫着一股化学原料的味道，他越来越沉默寡言。自我上高中，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沉浸在青春期的哀伤中，不考虑学业，为稚嫩的情感和同学间的关系奔忙，家和亲情被闲置在角落，似乎是无需去费心经营的，以至于那些年，父亲在我记忆中的形象是模糊的，总结也成为一件艰难的事。父亲摆脱劳作的日子，大概是几次住院，一等到指标稳定，身体恢复些气力，就着急出院，为了省钱，为了把花掉的钱尽快再挣回来。他成了家里的一个无底洞，只能只身跳进去，用自己的身躯填补这个缺口。父亲当然不知道西西弗斯，但他大概也能体会到自己身上发生的这种荒诞和无力感，落实到嘴边，变成脏话和不忿，以及愁容下的苦涩、对自己的失望，重复着祖辈们的老路，认命且逐渐把希望寄托到孩子身上。但我带来的总是失望，他没有在活着的时候，从我身上看到慰藉，更多的是担忧。
父亲一米七的个头，最胖时也没超过一百五十斤。四十七岁那年，他再次住院，医生警告这次不养好后果严重后，他终于安心在家里过了两个月。父亲戒烟（后来又抽了），养了几只羊，每天去田野里放羊，穿着棉裤棉袄，打扮比同龄人老了一辈。吃不起医生说的补充蛋白的鱼和肉，母亲买了成筐的胡萝卜。吃闲饭，赚不来钱，父亲心存亏欠，在家里有些抬不起头，脾气都缓和了许多。来年春天，去复查，身体指标稳定后，父亲又去厂子干活。到后来查出癌症之前，父亲再没住过院，也忌讳去医院体检。我不记得父亲曾吹嘘过自己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从不以“我曾经怎么样”说事，过去的人生似乎并无可炫耀的地方，但也肯定不是觉得所过的生活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他压根不是对生活充满野心的人。人群中，他并不显眼，但却无形中给人一种踏实感和信任感，大家都称呼他老魏，也并不仅是年龄的缘故。他是许多逆来顺受的农民中普通的一个，也是构成社会的基石，勤恳又木讷，依赖过往贫瘠的人生经验，对新鲜的事物总是抱有警惕和本能的距离感，容易被迷惑，但又绝不迈出危险的一步，肩膀上承担着生活，步伐谨慎又足迹坚定。他唯一傍身的只有自己的身体和力气，但这些都失去后，他就会觉得个人没有了价值。
父亲对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吃穿用度都是如此。有次过年，他吃过一次野猪肉，回来和我说，觉得我没跟着他去，没吃到，是个损失。我不清楚他还有没有机会吃过其它的东西，无非就是从酒席中能吃上平日家常菜中不多见的食物。少年时的饥饿让父亲对食物充满尊重，他从来没表露过想要吃什么，对口腹之欲，他有着一种内敛的尊严。他十来岁时去挖沟渠，搬石头，能吃上一根油条，带油性的东西，就觉得很满足了。艰苦的日子，我也没办法深入体会，一如多年后的今天，当我身为人父，督促女儿多吃虾，她摇头不想吃时，我会反观自身，我小时吃的都是虾皮，吃到一整条虾时早就过了发育的年纪。毛呢大衣是我印象中父亲穿过的最体面的衣服，只在过年时穿一下，明显能感觉出他有些不适应，姿态拘谨，像穿着盔甲。后来再把毛呢大衣拿出来，衣服崭新，但款式早已经过时。父亲干体力活时搭配粗布衣服，等到去工厂里，穿的工作服也常年沾染着灰尘。他很少穿衬衣，衣服都是偏黑色，耐脏为主。父亲有过的交通工具——自行车、马车、摩托车、电动车。他会简单修理柴油机，闲置后用帆布包裹，十多年后还能用，因为价钱太低又舍不得卖掉。摩托车的后备厢里常年备着工具和火花塞，小问题他都是自己解决。经他手的物件，都维护得当。这是精通各类农活外，他为数不多的特长。他爱惜物品多过爱惜自己。
父亲成长的年代，物资短缺，生存艰难。老实除了换来好名声，别无其他，因此强悍的妻子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父亲性格中的腼腆，和不时闪现的细腻，让他总是开不了口说一些话，这有碍他的自尊，又生怕别人瞧不起，吃亏也就成为常态。这种情况母亲嫁过来后有了改观，她以泼辣直爽的性格捍卫了家庭，不占别人便宜，但也绝不吃亏。在村里，父亲能说上话的人不多。他不喜欢话多的，也不喜欢做事邋遢的，他不够聪明，有时急躁，但手脚足够麻利。父亲当然也有几个要好的玩伴，单身时也凑一起打牌喝酒，成家后，为了生活，平时来往不多，逢年过节保持走动。村里集中盖砖瓦房屋那些年，在家里，或给邻居帮工，管饭管酒，父亲喝酒后就成了另外一个人，话多，总是笑。他酒量不大，在劝酒之下定力不够，总是喝多，口齿不清地说些酒话。为这事父亲和母亲经常吵架，也动手。母亲情急之下，拿过菜刀，要剁下他的头。这都是他们三十多岁时的事。
父亲赶马车那些年，和车队里的七八个人来往密切。车队散了，有时在路上碰到，还异常亲切。谁家里婚丧嫁娶，都会相互通知。有几个人，死得早，生病或是出车祸。孟凡武死时，父亲尤为难受。我记事起，家里总见到老孟，盖屋时，老孟还来送过肉和菜。父亲四十多时，在南山上的一家私人化工厂当车间主任，比普通工人一个月多领一百块钱，也负责给新来的员工培训。临镇的年轻人，小耿二十出头，小邱三十多岁，他俩和父亲三个人在一组，负责一条流水线。小耿和小邱家里没地，父亲农忙时，少一个人，多亏他俩补上。父亲那阵子心情好，下工后总会说起他俩。他先前在化工厂当班长，管人，别人不听，受气不少。小耿和小邱来家里吃过饭，那天父亲喝多了，在院子里吐，那时是夏天，他躺在地上睡着了。母亲回来，拿着铁锨把他拍醒了。母亲气了好久，不是心疼酒，父亲那时肝已经不好，住过一次院。后来，母亲就不让人来家里喝酒，也不允许父亲出去喝了。父亲死时，来了许多人，都是亲戚朋友，家里没通知外面的人，有些老相识，后来才知道他的死。人多，一是，父亲算不上老，亲戚朋友大多也健在；二是，平时村里的丧事，父亲作为家族的代表，鞍前马后，积攒下了名声。父亲的丧事，算得上风光，不缺人气。上礼金的答谢名单，写满了一张张白纸，在村口的墙上贴了一长溜，比村里另外一个人的答谢名单，长了足有一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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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末的一个傍晚，我正和牛慧在她公司前面的马路上走着。牛慧刚下班，作为在广告公司里身处乙方的策划人员，她难得没有加班。十年后的今天，我有些记不清我们到底要去哪里，不是回住处，我们租的房子就在她公司的对面，过了马路即到。我等她出了公司后，一起顺着路下坡，往南走。我们的步伐显得有些着急，并不是多么赶时间，完全是路面陡峭，我们不得不身体后仰，加快脚步，让身体保持平衡。可能我们是要去坡下的便民市场买菜吧。当时，距我和牛慧在老家举行婚礼已有半年。新婚不久，对生活的要求也不再是在异乡居无定所，留在青岛欠缺财力，牛慧也厌倦了精力透支的打工。我们渴望换个新的环境，计划在五一长假时回到老家，租个店面重新开始生活。她已经向公司提出辞职，处在交接和善后的阶段。我和牛慧当时的愉悦和轻松，带着一种眼前的生活方式行将结束的狂欢。我们挽着彼此，心情不错。天已近黄昏，温度适宜，路两旁的树木泛青，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味道。手机响了，我惯性走了几步，停在马路中，人流从身边划过。姐夫说父亲住院了，让我回去。他意思前后相违，在努力做到一种平衡，希望我尽快赶回来，但又不要太着急。关于父亲的病情，在我的追问下，他有些回避，说等见面再说。不好的预感让我有些慌乱。后续的一切，在我急躁且突发的精神紧张中印象模糊。我已经无法回忆。
十年前，智能机没有普及，生活远没有如今便利。我拦下出租车，打车去火车站，排队买上火车票，中间又等了一会。动车两个小时，在市区的火车站下车，又打车去了二十公里外的县城。最终我到医院，离我接到电话，已经过去了五个小时。父亲一个人扶着腿坐在病床上，他瘦了好多——其实一个多月前的清明假期他就有些瘦，如今更瘦了，穿着老旧的褪色又松垮的秋裤，开口说话，明显气力不足，但又想多说些什么。看到我突然回来，他面部表情倒是有些舒展，短暂从疼痛中抽离。或许是因为自己连累到我这么晚跑过来，他表情变得羞怯。姐夫走时，我出门去送他。站在走廊，他说父亲是肝癌晚期，让我作好准备。他说只有我们俩人知道，还不知道如何对母亲和姐姐说。病房只剩下我和父亲。父亲说他其实已经疼了有段日子，今天实在疼得受不了，才被母亲拉着来医院。我问他想不想抽烟。他说，抽一根吧。我说，抽了这根，以后就不抽了。我们打开走廊的窗户，父亲用四五十年熟练的姿势，把烟捻在手指间，轻叩，弹掉烟灰，一根没抽完，他就说不抽了，不知道烟往哪里丢，我接过来，等我抽完，一起扔掉。回病房关灯躺下，我睡不着，又去走廊尽头的楼梯口抽了许多烟。此后几天，我经常对着窗口抽烟，一切都不同了。
医生说父亲肚子里的肿瘤已经十几厘米了。我盯着父亲日渐脱相的病容，回忆这些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从什么时候出现的。
一个多月前的清明假期，父亲的脸色已经不对劲，说话也总是哑的，衣服穿在身上总是显得大，我以为只是干活太累。他当时跟着人干装修，后来我从别人口中得知，他那会还扛着七八十斤的料爬好几层楼。有天晚上，我从村口的集市上买了只烧鸡，他也没吃几口。他饭也吃得少，回到家不爱说话，经常一个人出神。我以为是我结婚了，他还没适应儿子角色的转变，又或者没适应自己的新角色——牛慧的公公。对于我和牛慧未来的打算，父亲总是参与不进来。
半年前，腊月寒冬，结婚办宴席，父亲请了厨师，在家里操办。帐篷扎在胡同里，入夜后，街上空无一人，父亲披着军大衣，偎在火炉旁埋头抽烟。从筹办到结束，半个月里，父亲寝食难安。婚礼结束后的当晚，父亲躺在客厅的沙发上，脸上敷着牛慧贴上去的面膜，整个人身姿拘谨。那时崭新的生活正在向我们招手。他少见地多说了许多话，是在他这个年纪所不常说的豪言壮语，说要继续干活，为我们多攒点钱。婚礼简朴，没车没房。五十多岁的年纪，父亲沉浸在为儿子解决了人生大事的兴奋中，说他身上还有用不完的力气。我说让他过几天去体检，他许多年没再查过。父亲说，没事。多半原因还是心疼钱。当时他如果去的话，早发现病情，一切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七八年前，父亲住院。医生说他的情况要抗病毒治疗，不然后果严重。父亲没听。抗病毒的药，一年下来，要花一两万。父亲那时候在厂子上班，起早贪黑，一年两三万的收入。家里日常的开销，加上我还在念书，钱用来吃药，日子没法过了。十几年后，抗病毒的药价格一降再降，一年也只需要花两三百，父亲离开人世也已十年了。从父亲第一次因肝病住院，到查出肝癌，十三年间他住院，出院，干活。周围的私人小厂子，是他仅有的选择，多为熬夜和重体力劳动。就这样，攒几年的钱再住院花完。
当初父母结婚时，没有婚前体检。父亲如果娶的不是母亲，就不会染上乙肝。这是每次，我能反推的最后结论。我看到那些比父亲还老，也卖体力，也喝酒的人，心里就在想，为什么他们都还好好的，而父亲就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了。这种事怎么就落在了父亲的头上？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并没有给我带来慰藉。我也痛恨自己，一直不争气，没有能力给父亲提供更好的医疗条件。
做完介入手术，父亲十几个小时保持一个姿势躺在床上，或许是考虑同病房其余的病人，他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不耐烦和暴躁。早期家人对他谎称是胆囊问题，诊断病历也没给他看。他总不时从抽屉里拿出化验单，有关肝脏的各项指标都高到离谱，作为一个患乙肝十多年的人，他对这些指标并不陌生，但每天一测的血压正常，多少让他宽心，他以为只要这方面没问题，就还好。病情发展迅速，父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手术之后也没有好转，肝腹水，肚子胀成孕妇一样。父亲失去了耐心，没有力气和心思再去关心其余的事。不久，医生说可以出院了。这个城区的医院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父亲出院后，身体不见起色。一个多星期后，我们又去了人民医院，每天还是照常输液。这里床铺紧张，病房里住着三个人，加上陪护的家属，显得拥挤。眼看着病友日渐好转，有说有笑，父亲腹水却越来越多，情绪也总是失常，饭吃不下去，起身走路也日渐困难。母亲的唠叨，让我终于在一天中午，把她喊到楼梯口，告诉她实际病情。哭过后，母亲红着眼走进病房，开始安抚父亲。父亲在短暂的疼痛缓解时，平静又无望地盯着一个方向，不说话，就是如此躺着。又过了几天，父亲出院回到家。
父亲躺在客厅的床上，接受着来自他人的探望。如今想来，这对他真是一种残忍的景象，像是展示自己的疮疤。除此之外，他还需要强打精神去听那些毫无用处的闲谈。一箱子鸡蛋或是牛奶放在地上后，亲属们或坐马扎或坐沙发，由母亲出面接待。我能想象到说的那些话，无非是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现在技术这么发达，能治的，放宽心，好日子还在后头，三言两句结束后，就开始拉家常。进入五月，天气越来越热，父亲身上盖着薄被子，躺在床上，这些健康的人的闲言碎语，是没有心情去听的，但又没办法去回避，或是因此发怒，只有在他们走后，抱怨几句。父亲病情并没有牵动他们的内心丝毫，还会成为他们一时的谈资，并对照自己的生活，生发出一种久违的欢心。大姑小姑带来一堆快要烂掉的水果；小姨也带来一些水果，她家养猪，要走了家里不用的小瓮，回去给猪搅拌饲料。一向沉默寡言的堂哥们在酒后，坐在沙发上，大声宽慰他们的小叔，不要瞎想，听医生的，放松心态。
我以为死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医生也说，也有人能活两三年的。我把这安慰和特例当作常态，也按照这个时间去准备，心思更多放在了每个月需要的两三千的治疗费上。此时，牛慧已经独自打包，把青岛的行李运了过来，七八个大箱子，每个都记上了标号，存放在屋子里。父亲和他的儿媳没说过几句话，如今也只能以这样的姿态面对。按照我们预想的生活，回来后，要在城区租个店铺，开个小店。父亲在家里养病，我和牛慧去城区找店铺，租房，又去装修。每日早出晚归，去逃避在家里过于压抑的气氛。母亲那些日子在家里是如何应对父亲的病情，她后来很少说，也刻意回避这一段，除去父亲两次不到一个月的住院，他在家里大概有二十多天。后来，父亲的脾气很差，身体好不起来，各项身体功能减退，肚子越来越大，其余的地方皮包骨头。我在家时，不敢正面看他，无法面对他的眼睛，那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乞求和绝望。病情发展过快，父亲总是处在两种情绪中：一是，强硬地打起精神，认为自己没事了，多吃几口饭，主要是喝粥，要活下去，会好起来的，转头把东西吐出来。二是，发火，处处不顺心，躺在床上哀叹，肚子胀，哀求再去医院看下，难受。更多的时候，他精神萎靡，昏睡。深夜，我在里屋，听着他叹气。
不论身边有多少人，父亲只能一个人面对疾病的侵蚀，面对死亡，以及身上的疼痛，感同身受是不存在的。他对眼前的一切是失望的，却又不知道如何去表达，我们不清楚他是否知道自己的病情严重到什么程度，还是一直心存侥幸。他死的时候，没留下只言片语。中午，母亲给我打电话，说感觉不太对，让我回去。二十多分钟后，我到家时，父亲躺在床上已经没有了呼吸，身上没有了温度。给父亲穿上事先准备好的寿衣，放进从村里拖来的棺材里。布置灵堂，通知众人，确定好发丧时间，悲痛被这些琐碎事切割成点滴，家里热闹成了集市。除了至亲的人，其余的都把这当做例行的一件事务。
……
（节选，全文见《山花》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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