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2022年第5期｜季栋梁：明天诗社（节选）
2023-11-05小说天地季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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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是地上一座城”申请加微信。时不时有申请加微信的人，各路神仙都有。陷阱存焉，朋友圈有风险，入群需谨慎，公安部门经常发这样的微信提醒。因此除了真姓实名和附有说明……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申请加微信。时不时有申请加微信的人，各路神仙都有。陷阱存焉，朋友圈有风险，入群需谨慎，公安部门经常发这样的微信提醒。因此除了真姓实名和附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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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是地上一座城”申请加微信。时不时有申请加微信的人，各路神仙都有。陷阱存焉，朋友圈有风险，入群需谨慎，公安部门经常发这样的微信提醒。因此除了真姓实名和附有说明的，我很少验证通过，对那些一遍遍纠缠的，索性打入冷宫。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的申请却让我犹豫了。
“一千年一万年/也难以诉说尽/这瞬间的永恒/你吻了我，我吻了你/在冬日里，在朦胧的清晨/清晨在蒙苏利公园/公园在巴黎/巴黎是地上一座城/地球是天上一颗星”，读大学的时候，普列维尔这首《公园里》同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叶芝的《当你老了》一样风靡校园，成为人人会背诵的几首外国诗歌之一，引得不少人竞相仿写。
我问“你谁呀”，他回“我是你上一句呀”。我笑了，我的微信名是“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他是大泽。算算，呃，他退下来了，难怪主动出击联络。
添加了大泽，我被拉进了“明天诗社群”。
呃，“明天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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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第二学期，我们大学成立了诗社。呃，对了，我是20世纪80年代初考入省师范大学的，那时候文学社、诗社是最活跃的民间社团组织，大中专院校乃至中学、厂矿、企业等都有文学社、诗社。后来我看到一份资料，说当时全国光诗社就有三千余家，诗人几十万，这还是保守数字。1980年代是一个物质贫瘠的年代，却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一个读书的时代，图书馆、阅览室里要想坐好位置，得早早去排队，得托人代占座位；公园里、大街上、站台上，捧着书夹着书的人是一道风景线。人们狂热地崇拜着文学，而诗歌打开了一扇美好而又容易进入的大门。大家痴迷地读诗、抄诗、写诗，枕头下压着纸和笔，半夜爬起来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把流星一样璀璨易逝的灵感记下来。更有蓄起长发，背上吉他，徒步走黄河，翻越巴颜喀拉山、帕米尔高原的流浪诗人。正如多年后流行的那句话：“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不可否认，那时候你不搞文学不写诗，不参加诗社、文学社，就是脱离组织，无疑是落伍了，用现在流行的话说out了。
经过调查摸底，全校公开发表过诗作的竟有50多人，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年龄最大的（41岁）和年龄最小的（15岁）都是诗人。那时候大学同学的年龄差可不是一般的大，高考刚恢复，老三届甚至更早的社会青年都参加了高考，有些人复读好几年，数学系一班就有一对同学是父女。
诗社社委会班子出来了。很公平，严格地以“成就”而定。所谓的“成就”是根据发表诗作的数量和质量，即所发刊物级别的高低。社长雪野，副社长大泽（常务）、野草（一学期后转学）、风啸、飞扬，秘书长由大泽兼。以上都是笔名。诗人哪会没有笔名呢？有的还不止一个。我的笔名是“嘉望”，从小我就对自己来自于家谱的名字“家旺”极不喜欢，太土了，我想改成鹏程、雄志这类寓有远大志向叫出口气壮山河的名字，然而几次尝试，都给父亲吼骂回来。50多名公开发表过诗作的诗人都成为诗社社员，并成立了社委会，委员13人。
我也进入了诗社社委会。不过与诗关系不大。我酷爱诗歌，也写诗，发表过，不过在全校发表诗作的50多人中，排名是很靠后的。要知道不少同学中学时就发表诗作，发表了几十上百首的大有人在，仅凭我的发表量不要说进入社委会，能成为社员就不错了。
我进入诗社是因为诗社要办社刊。
诗社的成立搭建起与各地诗社、文学社联系交流的平台，各地社刊雪花一样飞来，办一份社刊迫在眉睫。收到的社刊有的装帧印刷精美就像公开出版物，也有像作业本一样的油印小册子。诗社是没有经费的，得靠诗社委员们集资。根据预算，进印刷厂印刷不敢奢望，只能出油印册子。油印机班里有，这就需要刻板印刷和装帧设计的人。
我能写会画，正是诗社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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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的大学校园是很寒酸的，除了一栋三层的办公大楼，宿舍和教室都是红砖平房，远不如现在的中小学校园。每栋平房两头的墙壁做成了黑板报，两周一更新。班主任说刚入校，不了解大家的才艺，让大家自告奋勇。城里来的同学显得积极踊跃，来自乡下山村的则往后退。姚晓阳和杜志超是从大城市的工厂考出来的，自告奋勇说他们在厂里就办黑板报，于是就让他们先办着看。
墙报办出来，姚晓阳和杜志超去看了其他班的，疯子一样狂奔回来把墙报擦了，两人粉尘落满全身成了霜人。那时候大学生中不少是老三届知青，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才艺迭出，多年后我看到几位大书画家的回忆文章，说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书画家，就是因为写大字报和办黑板报启蒙了他们。我们可是中文系，办黑板报怎么能输给别的班？于是又在全班征求人才。虽然我看了其他班的墙报，心里有底，可还是不敢站出来，是大泽举荐的我。
大泽是我踏进大学校门认识的第一人。报过名拿上钥匙到了宿舍，没有一个人，铺好床，出了宿舍，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呔，干啥去？有人问。我左顾右盼，没人，继续往前走。呔，干啥去？我又左顾右盼，才看到一栋房子墙根阴影的旮旯里蹲着一个人。我说不干啥去。他说不干啥去你干啥去？这话有些调皮，或者说哲学。我说你杵在那里干啥？他说我也不知道杵在这里干啥。我们都笑了。我走过去，他掏出烟递给我一支，我发现他是个六指，大拇指上背着个小指头。后来说起笔名，他抚摸着自己的六指说本来笔名想取“六指”，可已经有大诗人“食指”，他怕人说连笔名都拾人牙慧，就取了“大泽”。我说大泽比六指好呀。他的大名商泽祺。
我们坐了同桌（大学座位不是排的，而是自找对象），他看到我的速写本非常欣赏。我从高中开始就养成了摘抄名言警句的习惯，不但书写、排版上讲究，还插图，画上题花、尾花。我用心“试办”的黑板报赢得一致好评，这是大泽对我说的。
大泽考上大学以前就写诗，他大我几岁。他给我看他发的诗——全剪贴在笔记本上。我好不羡慕，开始在阅览室读诗、抄诗，也开始偷偷摸摸地写诗，嘿嘿，这一写就热得不行。我不仅木讷，不擅于语言表达，而且很内秀，总是害羞。我买了手电筒，蒙在被窝里写诗。一天，他发现我写的诗，我几乎羞臊死了，连忙抢夺。他说你写得不错哩。我心里一热。他说你投没？我说投，投啥？他说投稿呀，要不你写这有啥用？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投稿”这个词。他给我讲投稿须知与经验，介绍报刊编辑和通信地址让我投稿。他从我写的诗中挑选了几首推荐给日报、晚报的文学编辑，没想到很快就发出来。我写诗也就是从那时蹬上了劲。
为诗刊取名大家看得很重，不亚于为城市、卫星、航母命名，都希望自己取的名被采用，就像许多报刊名都是名家大腕题写，封面上还注明某某某题，这是写入史册的事。诗社委员每人取了几个刊名，经过艰难筛选，无果。一天我送版式和封面让大家看，社委们为刊名正争得不可开交，大泽招手说你也来参与个意见。我看到桌子上放着的《今天》，就拿起《今天》挥着说，《骆驼草》《苦豆子》《塞外》《闰河》《沙枣树》这些名字都不错，有地方特色，可我觉得像《今天》这样的名字更好，比如《明天》。气氛凝固了片刻，大泽狂拍着手说，《今天》多么大气，《明天》多有希望，《明天》，好名字。大家也都拍手一致赞同。大泽拍拍我的肩膀说，你也做个社委，你擅长书画，艺术同根，再说你也写诗，现在社委13个人，13这个数字在西方不吉利。大家一致通过，诗社名字也就定为“明天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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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社是没有经费的，一切费用都由社委们筹集，《明天》一期印多少，大家很纠结。学校内部赠阅、诗人样刊、对外交流、资料存档，精打细算下来，印150份就能够应付过来。大泽说太少了，校领导及各系、各处室和相关领导都要赠阅，图书馆、阅览室各两份怎么够？所有阅读栏要进入，赠阅面太小，要扩大覆盖面……大泽粗略预算了一下，500份都紧紧张张的。
印500份，那费用可就大了，社委都是穷学生，立马炸了锅：“校领导、各系各处室的领导都要赠阅，为什么要给他们赠阅？”
“不给他们赠阅如何引起学校和领导的重视？”大泽说。
“我们为什么要引起学校和领导的重视？不，什么学校和领导，应该说校方。”
“他们又不读诗，读也读不懂，我们送他们《明天》，他们送我们白眼……”
“大泽，我们……”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落了个拍马舔沟子，那就不要办了。”大泽说。
“不办咋行？办是一定要办的！”
“各位都是著名诗人，还在乎这么个油印小刊？不办了大家完全可以不尿校方。”
“不办我们拿什么跟兄弟诗社、文学社交流？办是肯定要办的。”
大泽忽然一拳砸在桌子上说：“不尿领导，不尿校方，你办个锤子？校方一泡尿就能把你淹死！你以为你是谁，还一个个真把自己都当成著名诗人了？你们要搞明白，不是你尿不尿校方的事，而是校方尿不尿你的事！谈恋爱是个人的事吧，你单方面谈着试试？”
大泽点根烟狠吸一口喷出来说：“我们办《明天》是要拿到内部刊号的，否则就是非法出版物，印出来就给你查封取缔了。内部刊号不经校方同意，拿不到的。不办拉倒，省得求爷爷告奶奶。”
雪野说：“那也不一定所有处室部门、每位领导都送，送他们也未必高看我们一眼。”
“高看你一眼？你啥都不作为，人家看都看不见你，还高看你一眼！”大泽说，“从各单位处室部门到领导，读不读诗、读懂读不懂、看起看不起是一回事，我们送不送是另一回事。一个送了，一群都得送。这就像有些东西于一些人没用，或许到手后随手就扔了，但他们要还是要的，你不送他们就觉得你没把他们当回事，同一级别为什么给他送不给我送？就像是少了一种待遇，他们会骂娘的，成你的事不足，败你的事却有余，一句话就能断送了我们的事业。”
“对，是这么个事。”
“对，有道理。”
大泽又说：“只印150份，可能到我们毕业，印刷、邮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筹措；印500份，可能两三期后一切费用都会由学校承担。我们要有这样的概念：我们这是为学校做事。全国大学都有诗社、文学社，有社刊、诗刊呀！尤其是那些名牌大学，文学社、诗社多活跃呀！我们大学没有，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这是不正常的，领导一旦重视了就会支持，一切费用都会给予解决。”
“听说学校很穷，都快揭不开锅了。”
“那是说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大项目，我们诗社这点费用可以忽略不计的。”
“我们可以向社员收一点……”
大泽说：“绝对不能向社员收费，有些社员会有意见，会到处乱说，学校也不会同意。”
雪野说：“那大家咬咬牙，就印500份。”
那么《明天》多久出一期呢？我们收到的诗刊、社刊有月刊、双月刊，也有季刊、不定期出刊的，于是有说季刊的，有说不定期出刊的，最后都说大泽你定，听你的。大泽说双月刊，第一期先冠试刊号。
诗社挂牌和《明天》首发两个仪式一同举办，进行了宣传造势，广播站滚动播放消息，还刻印了海报张贴散发。
就在诗社举办成立仪式的头一天，社长换了人。倒不是学校介入，而是新一期《诗刊》到了，发了祁连善一大组诗作，配有简介，所在学校、系、班及发表主要作品，档案一样详细，大家这才知道在《诗刊》《星星》等刊物上常发表组诗，尤其是在近一期《人民文学》发表了一大组诗作的“祁连山”就是我们的祁连善。雪野虽在《诗刊》《星星》等刊物上发了组诗，却还未上过《人民文学》，只能退居副社长。
本打算在学校礼堂举行仪式，可没有协调好，就在露天体育场摆了几张桌子，放了100个气球。邀请相关领导出席时，他们都没时间参加，只来了中文系系主任和几位老师。大家颇为失落，都说校方太不仗义了。学生来得可真多，500份社刊中紧缩出来的100份瞬间就没了。雪野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我还当没几个人要，嫌弃《明天》擦屁股会染黑了屁股。”
《明天》的出刊就像山头插上一杆旗帜，一下子吸引了校园青春的目光。油墨味儿是文学的味儿，是梦想的味儿，还有人说是初夜的味儿。对于狂热的文青来说，油印的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梦想。那是一个文学成就梦想的时代，因一首诗、一篇小说一夜成名，改变命运实现梦想者大有人在。在春山湖畔、林荫小道，看到漫步的同学手里拿着一本散发着油墨香的《明天》激情朗诵，不知别人心里如何，我是备感自豪与骄傲的。
我们又在墙报上开辟了“诗之角”。女诗人甄玉当时兼着学校广播站播音员，她提出在校广播节目开辟“每日一诗”，赢得大家的赞扬。播放了一周，都嫌不过瘾，就扩展为“每日诗页”。大泽提议说现在14个社委，14这个数字也不吉祥，让甄玉也做社委吧，广播站是她的阵地。于是大家举手全票通过甄玉成为社委会委员。
诗社搭建起平台，踏青、诗会、沙龙……各种活动都开展起来，一时好不热闹，同学们，包括那些在诗社创建之初撇着嘴不屑一顾的家伙，都羡慕起诗社里的人来，影响了一大批同学加入写诗行列。大家发表的欲望当然强烈，拿着诗作就找熟悉亲近的诗社社长、社委们荐稿编稿，为上刊稿件争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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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社办公就在教室里，只能利用课余时间。平时的工作主要靠我和大泽，社长、副社长各联络着一些社员，负责编辑稿件。我是最忙的，《明天》的稿件确定了，后面一切的工作就是我的了。版式设计、刻板印刷，有活动还要拟发通知，等于我还兼着办公室和校对的工作。多数时间我一个人在教室里忙活，不知情况的还以为我在为考研究生努力学习。大泽也很忙，策划活动、奔波联络都靠他。《明天》印出来后，他抱着给领导一个个送去。我说你放到收发室，交代一下他们就专门分送给领导了。他只是笑笑说这不像文件，还是亲自送好。我看他抱一大摞，满头大汗，就说来给我一些，我去送。他说你忙你的，你也一堆事哩。我说要不按照处室部门分配一下，让其他社长分送。他说算了，也没多少，那些家伙……咱们不会白忙活的，以后你就知道益处大大的。
《明天》设了好几个栏目，“雪泥鸿爪”专门刊登诗讯。只要发表作品，不管报刊是公开发行还是内部发行的，就是出了油印诗集，都发诗讯。试刊号因为许多人不知道也就罢了，第二期却爆发式地猛增，《明天》拿出一半的页码都登不下。显然，我们对形势估计不足。
1980年代是中国期刊发展的一个火红年代，不说国家级和省部级的，地市县都有文学刊物，纯粹的诗歌刊物不少，《诗刊》《星星》《绿风》……而综合性文学刊物包括像《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等这些大型刊物纷纷开设诗歌专栏，推出诗歌专号，尤其是面对大学生争相推出“大学生诗歌专号”“大学生诗页”“青春的旋律”“我的第一首诗”“大学生诗苑”等专栏。有的社员还把诗作发表到了港澳台地区及国外一些华文报刊。
更大的发表平台来自函授。1980年代的文学热，催生了雨后春笋般的文学创作函授班，各地依托刊物争相办起了函授学院，尤以诗歌函授为最，到处都是招生广告。多年后我从媒体上看到报道，几家当时名气最大的刊物，每期函授学员超万人，最高达10万人次。不可否认当年的创作函授热对文学的贡献，当今文坛不少大家都参加过文学创作函授班。诗社成员大多参加过此类函授，毕业填表时，我看到好几个同学的表中填着“连续五年在×××文学函授创作中心学习”。条件好的同学同时参加多个函授班。姚晓阳当时参加了10个函授班，经常参加各种笔会、改稿会，带回来的合影和各刊物的稿纸、笔记本让人羡慕。当然，他有那个经济实力，因为他是带工资上学的。我参加函授就是受他的影响。有一天，他向我借钱，我问他干啥，他说参加文学创作函授报名学费不够。我把钱借给他，他说你不参加函授吗？我当时对函授不太了解，他就给我介绍了一番，推荐了几家发学员作品多且有影响的函授刊物，我也报了一家。
诗讯雪花般飞来，虽然字号缩了又缩，《明天》还是难以招架。怎么办？祁连山说登载诗讯有意义吗？他指着一首诗说，一共20字，诗讯却写了28字，他比庞德还伟大？胡吹冒撩的，干脆取消诗讯栏目。
大泽说：“诗讯是我们诗社工作最主要的体现，这么多同学在外面发表诗作，那是为咱们学校增光添彩，领导能不高兴？这是学校工作的一部分，能不重视？我想说领导看《明天》，看得最多的就是‘雪泥鸿爪’栏目，想引起领导重视必然保留。”
于是就调整为只刊登发表在公开发行报刊上的诗作诗讯，字数不超过20字。可一梳理也登不下，又调整为只登省级（含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诗讯。这无疑加大了我们的工作量，那时候没网络，辨别刊物级别特别难：一些地址在省市自治区首府城市之外的，就直接排除了；在首府城市的有省级的，也有地市级的，就难确认了；问题还在于一些刊物虽属地市级，声名却远大于省级刊物……一时间乱糟糟的，社员们常为此大吵大闹，没办法又增加了几个页码。
6
《明天》出到第三期，印刷费就有了着落。
曹飞扬的诗集《趁着缪斯的翅膀》出版了。这无疑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
事实上，那时候大家对出版相当陌生，《趁着缪斯的翅膀》连个内部号都没有，只不过是跟新华书店和图书馆的书一样，是在印刷厂印的。但不可否认，在设计装帧上是用了心的。设计师取名井蛙，却一点都不是井底之蛙，可以说是前卫的、时尚的，还有点另类的。扉页、页眉、页码……所有的细节都很艺术，内页也不是寡白寡白的纸张，而是泛着些许的黄，色泽柔和，绵厚而不透墨色。一句话，比公开出版的书更像书。《趁着缪斯的翅膀》让大家震撼，我们都说这设计师将来会有大出息，果然，后来这个井蛙拿到了省部级、国家级的图书设计大奖。
《趁着缪斯的翅膀》不是公开出版物，曹飞扬当然心知肚明，我们后来才知道他父亲就是印刷厂厂长。不过很快就有人指出这属于非公开出版物，并给我们上了一堂公开出版的课。
曹飞扬要在《明天》上刊登书籍封面、评论和诗选，印刷厂设计师把版式都排好了——这可要占去《明天》三分之一的版面。《明天》版面本就很紧张，社长们常常为联络刊登社员的作品大吵大闹，问题是开了这个头以后会源源不断，因为油印成册的诗集不少，这在当时是一种风尚。大家都沉默着，一个个都像烟洞，只是冒烟。
祁连山说：“这这这有啥意义……”
曹飞扬最是个容易激动的家伙，一句话不投脾气，就会火冒三丈。祁连山话未说完，他就狂拍着桌子说：“放屁，放驴屁，有啥意义？就你有意义！在你眼里就你写得好！你以为你是谁？还真把自己当社长了，你给诗社做了什么贡献？”
曹飞扬这样激动，大家都觉得太过了，就绕开话题打岔，可曹飞扬不依不饶：“什么玩意儿！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大泽说：“飞扬飞扬，别这样，好好说话……”
曹飞扬拍着桌子说：“按我的排版给我发，我包《明天》一年的印刷——在印刷厂印刷！”
“我我我……”祁连山涨红了脸，结巴着。
曹飞扬一步跨到祁连山跟前：“你你你咋？”
祁连山抽完一根烟，又续了一根，嘿嘿一笑：“曹飞扬，如果我是你，诗集就取名《我心飞扬》，缪斯在诗中已经泛滥成灾了。”说完一甩衣服搭在肩膀上走了。从那天起，祁连山就再不来诗社，除非强叫。
不可否认，这比对骂更有效果。
曹飞扬结巴了：“我我我我操，要要要要不是他狗日的说的，老子还真把名字改了。”痴呆了半天又说，“你还别说，狗日的就是有才，就这名字，我要再版一次，不，我再出一本诗集，就用他这个名字。我得请狗日的喝酒，就这周末，把大家都请了。”
大泽说：“飞扬，你笔名该取‘活火山’，动不动就喷发。”
《明天》进入印刷厂免费印刷，从印刷厂出来的《明天》脱胎换骨，极上档次，摆放在案头、书房、床头都让人眼睛一亮。
很快，大泽提出的发展目标实现了——学校给了诗社两间房做办公室，还举行了挂牌仪式。最大的意外是挂牌那天邀请的副校长没来，没请的李副校长却来了，还即兴讲了话，并与大家合影。后来大家才知道他的女儿也是一名大学校园诗人，当然不在我们大学。两间办公室就是李副校长给解决的。这给了大家强大的鼓舞。
诗社有了场所，很快就形成了一种氛围。诗社办公室就在广播站旁边，甄玉成了诗社的常客。甄玉诗写得一般，人却长得漂亮，她为诗社带来了人气。社委、社员热恋上诗社办公室，一有空就往诗社聚集，几瓶啤酒，一包瓜子，一袋花生，一起谈诗，就是非常完美的沙龙了。
7
诗社真正引起校方重视，应该是几大报纸发挥了作用。省市日报、晚报、都市报副刊相继开辟“校园诗苑”“校园诗角”，晚报整版推出“校园诗社作品联展”，都注明“由××大学××诗社供稿”。我们学校是全省第一学府，自然占的版面大，这为诗社社员搭起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平台。我们师大的名号频频出现在各报刊上，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意义不同凡响，领导在会上特意宣讲了此事。
大泽功不可没。
诗社办起来不久，一天，大泽问我酒量如何，我说不知道。在老家只有喜庆的日子才喝酒，就是喝也是意思意思。他说跟我走。到了地方我才知道他是宴请几位编辑老师。文学爱好者见了编辑老师都是仰望的，内心有着难以言说的忐忑与窘迫，像是有什么把柄让人家攥着。大泽却跟他们自然亲近，开着玩笑，互相拍打，游刃有余，显然这样的场合是经常性的。我明白了，眼前这一桌少说也要花上几十首诗的稿费。
一度我很有些瞧不起大泽，私下叫过他葛朗台，他太抠门了。大泽时常找我借钱周转，这让我很纳闷。我们都来自山大沟深的农村，手里没有闲钱。那时候上大学几乎一切都是公费的，至于个人消费可不像现在，大家都是精打细算，学校周围也不是商业圈，几近荒凉，一出校门就是农田。我们背书读书都是走在田埂之上，鸟语相伴，清风送爽。
比起我，大泽富有得多，他有丰厚的稿酬。要知道他发表诗歌是全校最多的。那时的稿费当然无法与现在的稿费相提并论，但与当时的消费水平相比，对于没有任何收入的穷学生来说是相当可观了。我曾为大泽记过账（他的稿费几乎都是我们一起去取的），凭稿费他不但可以供自己上学，还可以资助家里。然而，大泽似乎总是入不敷出，常问我借钱。我甚至认为他总是向我借钱周转就是为了掩饰我们交往中他的吝啬。
大泽的酒量不行，已经红头涨脸的，但他还是一杯接一杯地敬酒。我的酒量倒是真不错，这是我没想到的。省报的张编辑直夸我好酒量，喝得痛快实在。郭主任说大泽啊，以前跟你喝酒总是不尽兴，这回喝透了，今天比往时至少多喝两瓶吧。
从他们的往来对话中我听明白了，报刊上的“校园诗苑”“校园诗角”及“校园诗社作品联展”这些栏目都是大泽策划的。
酒过三巡，大泽说我们诗社策划了一个大型诗歌沙龙，学校主要领导要出席，能不能请几家报社领导也出席一下。省报副刊部公主任说没麻达，常务副总和咱是铁子。晚报、都市报的两位编辑立马表态说省报是老大，省报领导都出席，我们领导当然没问题。公主任说，这样，你来编稿子，发一个版综述，写写学校如何重视诗歌创作。副刊星期五出版，日子就初步定在下周五，万一领导那天有事再调整。领导去，我们给你多带上30份报纸。晚报、都市报的两位编辑也表了同样的态。
大泽立刻说我们敬各位老师每人三杯，再致真诚谢意。敬过酒，我又斟了三杯敬大泽。大泽说你看你，给我敬啥，给各位老师敬。他在桌下用脚踢我。我说各位老师肯定要敬，但这三杯我一定要敬你老兄，你随意我干了。几位编辑老师说应该的，应该的，大泽，这酒你一定要喝。大泽站起来搂搂我说，好，那我就舍命陪君子。
酒场散了，回去的路上，我对大泽说不好意思，害你多费了三瓶酒钱。大泽说要知道这回我舒坦多了，每次喝酒就跟死了一回似的，这些家伙太能喝了。
大泽说你准备几首诗，上下周五的版。我说星期五搞诗歌沙龙，校领导真要参加？他说这不才策划呢，还没跟领导提过哩。我说你不是说校领导要参加吗？还让人家请报社领导出席，万一咱们学校领导不出席呢？他说只要省报这边出副总编参与活动，咱们学校就得出副校长，这是规矩，也是互相给面子的事，官场上讲究这些。再说，还有李副校长哩，我跟他女儿已经建立了联系，上期《明天》的头题组诗就是她的，不行到时候让她跟她老爹说说。我说你真会弄事，真佩服你。他拍拍我肩膀说，校长女儿对《明天》这个刊名特别欣赏，对你的装帧设计也很欣赏，说有书卷气。
坐在马路牙子上，点了根烟，我说我买酒，咱们再喝，我好好敬敬你。大泽说你可饶了哥哥我吧，日月常在，着啥急？以后有的是时间，情先领了。我说知道我为啥要敬你？他说不会因为我带着你出来喝酒吧。我拍拍他肩膀，本想说我误解他叫他葛朗台的事，说出来却是诗社有你真是有幸啊。大泽说你心里一定看不起我。我说咋会呢？大泽说我有时候都看不起我自己，可有啥办法，谁让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呢？
马路旁边是个麦场，新打的麦草堆积如山。大泽说我们上草垛去。我说好。上了草垛，我们躺下去，新麦草散发出一股馨香。星空深邃而璀璨，夜风清爽。我们久久望着星空。大泽说我在老家最喜欢躺在麦草垛上仰望星空了，你肯定也一样吧？我说是，有时候睡着了，把麦草当被子。
大型诗歌朗诵沙龙如期举办，双方领导都按预期出席，互相宴请，效果真是不错。
后来大泽常带我和编辑老师喝酒，当然我也会抢着付账，他会阻拦我说我比你宽裕点。跟编辑老师熟了，老师们指点我，说你得掌握报纸的特点，写好时令诗、节日诗，唱好四季歌，就像种庄稼一样，春种、夏耘、秋收、冬藏。我写诗发诗上了一个台阶。
学校对诗社重视起来，专门召开了诗社相关事宜的会议，又成立了一套班子——诗社社委会，顾问、名誉社长、社长、副社长、委员、秘书长、办公室，一应齐全规范，之前的社委会改为《明天》编委会，人员交叠，有了红头文件和公章。《明天》变成了对开八版诗报，一月一期，进入学校印刷厂，全彩色铜版纸印刷。择日，召开了庆祝大会，校领导班子全体参加，致辞讲话好不热闹。两间办公室也给装修了一番，摆上了几张大桌子和两套沙发——虽然是领导办公室淘汰下来的，桌子却是实木的，沙发也是真皮的。
社员们欢欣鼓舞，只有曹飞扬有些失落。“我原本想着《明天》我一直要免费印刷到弟兄们大学毕业哩。”他说。
因为学校重视，诗歌沙龙、研讨会、讲座、踏青笔会、朗诵会等活动由小变大，规格提高，省、市一些名家、编辑及校领导时不时出席，活动资讯时常见报。社会上常邀请诗社开展活动，组织诗人去厂矿企业采风联谊，搞沙龙研讨，厂矿企业也走进大学开展各种活动。总之吧，诗社活动越来越红火了。
……
（全文原载《清明》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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