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少年在世界上能做什么

一
我的原籍是内蒙古凉城县，却在河北邯郸长大，这对于我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凡和朋友聊天，我总是不厌其烦的絮叨这些，好似在叙述遵义会议对中国前途有多么重要。不知道哲学家是怎样解释命运的，我的命运则是属于动荡不安本来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度过自己童年和青年，可是命运偏偏把我安排到邯郸这个中原小城。

我是在两岁被妈妈带到邯郸的，妈妈说到这段往事，总是夸我聪明，论据便是那时我穿着一双小小的红皮鞋，被妈妈抱着走出破旧的邯郸火车站，不停地叫着“跌啦，跌啦。”粗心的妈妈赶路，不理我，到了姥姥家才知道是小红皮鞋掉了一只。从现代诗的角度说，这件事情有点诗意，但故事的背景并不那么诗意，我来邯郸的直接原因是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的一个小小分支，父亲因为被定为右派，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双重打击，于是，只有把儿子送到河北。可是，我小时候并不知道右派是怎样一回事，还以为走路习惯在路的右边走路呢。

渐渐地大些了，从懂得了“要求进步”开始，就强烈地感到“政治压力”胜过洪水猛兽。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学校还要对学生进行外调，一些家庭成分高的同学，有的因此而辍学。我当被叫到年级主任那里，一个姓周的学校头头言辞俱厉地让我坦白“你家到底是不是地主”？地主，在那个年代是一切罪恶的代名词。我被弄的一头雾水，他的话使我知道了我的爷爷是家有好几百亩土地的地主。

我虽然初中毕业政审之后还是升学了，但在读初中时的班干部身份全被抹了。对于我来说，无“官”一身轻，我在留在内蒙呼和浩特的哥哥引导下，开始迷恋上文学。高中读书时候，因为施行“上山下乡”运动，确实让家庭成分不好的家庭望而生畏。我的父母虽然远在内蒙，对在邯郸的两个孩子（我和我的妹妹）的前途仍然充满了担心，恰遇上山下乡政策有了新的规定，可以“身边留一个”。因我从小在姥姥家长大，和姥姥相依为命，就具备“身边留一个”的条件，邯郸的亲戚们就开始为我跑“免下证”。

“免下证”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类似免死证，为了使办“免下证”更稳妥一点，家里做出影响我终生的决定，即在我高二上半学期提前退学，到了一个离市区有12华里的小工厂去做工。现在回忆起来，这真的是一个严酷的决定，一个孩子，一个中学生，在学习上已经进入如饥似渴的状态，在文字上的能力已经初步显示，在全校朗诵自己写的诗歌……一朵小小的花朵瞬间凋谢，被迫到郊区的小工厂躲避下乡，我从从邯郸这个小城谜一般地消失了。人在寻找自由的时候，监狱却来到你的身边，一个十七岁的孩子第一次领悟到生活的可怕。

高尔基的大学是在流浪中读的，我的大学是在小工厂这所“监狱”里读的。一个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工厂，破旧的职工宿舍，能住五个人，我被安排在西北角。流浪的风在外面穿梭，我的心彻底的被撕碎了，也不知道生活的黑手来自哪里？身边有和我相似的年轻人，他们放浪形骸，他们喝酒作乐，他们从恋爱里醉生梦死，我不能，心底里一直有柔软的声音，有诗歌的天空。我是这所“监狱”里的不合时宜的人。

到了小工厂以后，由于心境不好，又没有亲人的照顾，所以经常地一身油污的工作服，再加上不太注意理发，形象颇似狂人——年轻的狂人。我当时在这个小工厂的拖鞋车间时有夜班的。一个车间只有一台油压机，守着机器，每隔一个小时操作一次，其他时间就是坐在车间的门口对着夜空唱歌，唱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歌声在郊外传得很远。

二
去年秋天，遇到一个机缘，位于山区劳改农场做管教的朋友邀请我去为他的父亲编校自传。我去了，到了劳改农场，看到和我年龄相仿和不相仿的服刑的人，他们虽然穿着囚服，但他们的生活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凄凉。我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他们走进这个门前有过怎样的罪恶, 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重温自己曾经的青年时代。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和气质，有不同生活的际遇。我的个性里有一种深深的悲情情结，这种情结来源于青年时代在小工厂“监狱”做工的日子。高高的围墙，湛蓝的天空，一只两只的风筝，就是我对于青年时代的记忆。那时，我到郊区劳改农场旁边的一个小工厂做工，隔着深深的壕沟，可以看到服刑的犯人。我没有穿囚服，却是另一种不是犯人的犯人。

我之所以能进郊区劳改农场旁边的工厂做工，必须介绍一下我的姨夫。姨夫姓付，他是劳改农场的一位管教，一个当年打日本鬼子的小八路，红高粱一般的脸膛，留着分头，在农场里分管售砖。姨夫和姨妈没有生育，当时差一点过继我当儿子，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关心，恐怕他到死也不会理解他的这个不让他长脸的外甥，为什么对于读书有着近乎痴狂的兴趣，还有这个少年为什么对世界有那么多的灰色的理解。

我喜欢歌曲，喜欢音乐。朝鲜建国6周年纪念日时，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突然演播了朝鲜老电影《卖花姑娘》，这个电影一下子又打开了我少年记忆的大门……哦，那是怎样的一个特殊而苦难的年代啊。《卖花姑娘》的歌曲有十几首，几乎每首歌曲都是忧伤的，同时也是优美的，我不知道忧伤的歌曲竟然有优美的力量，在“监狱工厂”压抑到极点的我，唯一可唱的歌曲就是《卖花姑娘》。《卖花姑娘》给年轻的孤独的心以安慰，以温暖。再能给心灵以温暖的是原野，整个做工之余，除了读书，就是和一个叫陈有家的印尼华侨在田野散步。他是从印尼归来的华侨，妻子在北京，他在这个小工厂做凉鞋设计工作。

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那个年代，不知道该怎样形容那个时代少年的心中隐形的伤痛。在郊区劳改农场旁边的工厂做工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机械地做工，吃饭，读书，其中读书成了最大的精神享受，凡是能找来的书都找来读了，最能打动我的是俄罗斯文学，《前夜》《青年近卫军》《猎人笔记》等等，是的我的心可以暂时离开监狱一般的工厂。我和陈有家是这个小工厂里的两个特殊的人，不与人闲聊，不与人喝酒，不与人过深地交往。我俩各有自己的孤独，他的孤独在于无法再回到印尼，我的孤独在于读书如命的我，再无法留在学校读书。于是，我们成为了莫逆之交，郊外的田野里处处留下了我们的脚印，留下我们对于世界的探知。

我和陈先生的探知是形而上的，是不切实际的，是无法观望身边的现实的，我们关注的是人心，时间过去近四十年，再想起和陈先生的散步仍然觉得温馨。我们在那样偏僻的一个工厂，在那样压抑的环境下，仍然谈着黑格尔，谈着富兰克林，谈着个人对历史的作用方面的社会学话题，谈着偶然和必然之间关系的哲学话题，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十七岁的孩子，一个是30岁的成年人，在工厂旁边的田埂上度过了一个个不是大学胜过大学的黄昏，谈着国家和世界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其实我们谈的是自己，是自己在那个糟糕的环境下如何保护好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不被异化的人。

三
今天，来到山区劳改农场已经七天了，喝酒，聊天，修改朋友父亲的自传。

朋友的父亲是一个老知识分子，一辈子在一所乡村中学当校长，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右派，但他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他退休后，把自己的一生写了自传，刚刚写完，就撒手人寰。朋友认可我的文字水平，邀请我来做编校。

朋友小我十岁，对于上个世纪的那些事情模模糊糊的，他不太喜欢听我怀旧。我们的共同点在于饮酒赋诗，朋友的古诗和现代诗水平真的不敢恭维，彼此就只有饮酒。酒后胆壮，我喜欢夜晚的氛围，喜欢完全被黑暗吞没的氛围，尤其是山区劳改农场，我喜欢一个人夜游，在这个特殊的地点能够让我回到十七岁的光阴，回到十七岁经过的那个工厂“监狱”。

我真的需要重新打量那一段时光，让时光在自己的血管里长出大树。晚上，我又一次走上山路，空无一人的路。登上山顶时，还能看见农场依稀的光，翻过了这座梁子，一切悠忽不见了。黑暗淹没了一切，在“监狱工厂”里的瘦骨嶙嶙的陈有家的形象出现了，他在改革开放后好梦成真，真的回到了印尼，回到了他的家族，不知道凭借他的才华和他印尼家族的实力是否能进入印尼政府任职？他送给我的黑格尔著作藏在我的书柜里，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对形而上的话题有兴趣？

伟人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可是我脚下的这条山区夜路不是无人走过，在我之前和我之后会有很多人走这条路。路虽然一样，体会到的心情不一样。我十七岁的时的“监狱工厂”已经破产，不复存在，我渴望在另一条陌生的路上能和那条青年时的路相遇，这成了我的心结。我不愿意对朋友吐露这个心结，因为他不理解一个人的十七岁对于一个人有多么地重要。再就是，如果他知晓我到这里来并不完全是为他家老爷子整理自传的，该有多么的遗憾。

一个人无论再强大，也是无法对抗世界的，何况十七岁的我是那么的弱小，天真浪漫，可是世界的多种可能性都在那个“监狱工厂”对我关闭了。人到中年以后，我愈发感到那段时间的悲哀。一个人，一个生机勃勃的种子，因为土壤水分的不足，可能提前凋谢，生命的悲哀在于有可能开花的种子提前凋谢，虽然我经过磨砺，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是毕竟有许多花朵提前凋谢了。

我继续在夜色中往前走，夜色更暗了，山路也越走越细仄，路边的槐树的暗影也越来越奇崛，不是撅牙就是咧嘴，凡是在山路拐弯地方，都像有个巨兽的嘴巴在等待；凡是山影浓黑的地方，都好像有无数黑色的拳头张牙舞爪。山的黑色也不像刚开始那么谦谦君子了，而是暗藏杀机，即使是行走在夜色的山顶，也好像在怪嶙岩石的隧道里穿行，黑茸茸的山影好像好似理解了我的心态，十七岁的时的“监狱工厂”更加清晰……在层层叠叠无边无际的黑暗包裹下，我的身影很单薄，甚至显得无助。

一个人在一生中会遇到多次的犹豫，我在山路上也是犹豫不决，不知该继续前行，还是退回来。明天就可以结束朋友交给的编校回邯郸了，我找来一根树枝作为探测器继续往前走，又翻过一道黑茸茸的山梁，看到了黑谷口。走进黑谷口，谷里的山路也更加朦胧，眼前飘忽的就不仅仅是暗影了，路边黑茸茸的槐树一下子可怕狰狞了，还有山影树影的后面有一千只眼睛，一万只眼睛在怒视着我，这些眼睛和嘴都想把我先缠绕住，然后再撕的粉碎，它们积累了许多年的愤懑好像一下子找到了突破口，要无所顾及地向我喷发，并不去考虑由我来承担是不是有点冤枉。

我是一个不怕鬼怪的人，在我“监狱工厂”做工时候，那个年代施行的是粮票制度，我每周都要回家去取一次粮票或者干粮。从工厂到邯郸的家，我敢于走夜路而不敢走白天的路，敢于走小路而不敢走大路。在直通家的小路上，矗立一座冷风习习的乱葬岗子，夜影荧荧，磷火点点，狐狸野兔飞窜，我并不觉得害怕，感到害怕的是人。我害怕遇到街道居委会催促我下乡的那几个老太太，听到她们的声音就发抖，那时我已经体会到了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魔鬼，而是人。

每周回家一次，走惯了黑路，不但不害怕，反而有了几丝的惬意。一个人，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走在夜路，天空时常有些星星，有的时候还有月亮照耀，无形中平添了尴尬生活里的诗意，培养了对于美好事物的想象力。真的能够感到生活是美好的，只是尚没有到来而已。

四
2000年的时候，我曾经的那个“监狱工厂”旁边的劳改农场改造为劳教所，按照行话来说，被关押的人不再是犯人，不再是敌我矛盾，开始被称呼为“学员”，这个时候的我，不再是少年，而是邯郸市某一个政府机关管理老干部的干部，受到劳教所老干处的邀请，和市直机关的几位老干部处长一起前去参观。

我没有坐劳教所来接人的车，而是提前自己打的而去，为的是重新看一下自己十七岁时的那个“监狱工厂”是否还存在。快到“监狱工厂”时，我弃车步行，走过那些熟悉的田埂，朦胧中看到自己的少年影像。我无比紧张地走过这些田埂，疏松的土壤有些陌生，好似不太认识这个当年的疯狂少年了。我觉得我的前面似乎有巨大的虚无陷阱等待我再次深陷。我好像是一个刚刚从溺水中逃生出来的人，回头看着自己差点命归黄泉的地方。

一个人往前走容易，往回走很难。生命总有一些声音在劝我不要这样刻意地追问历程，好多事情是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现在，把现在的日子过好就行了。我偏偏是一个与自己较劲的人的，这么多年来，不甘心被愚昧，不甘心走大家习惯走的道路，在日月星辰中寻找知己，从孤独中寻找幸福，使得自己的内心尚保持着弹性，没有被岁月异化，基本保持住了对于世界，对于真理，对于人性深处的善的感知。星星落下了，自己还会掉泪，遇到黑暗和残暴，还会愤怒地举起拳头。

顺着生活道路往回走，总是腰碰钉子的。与这个工厂相近的村庄叫聂庄，村子住着我的第一个工人师傅。进了村子，看到熟悉的院落，熟悉的磨盘和熟悉的狗叫，心里窃喜，师傅该不会还住在这里吧。当年因为我的书生气十足和不合群，曾无数次和师傅争辩乃至争吵，惹的师傅终于“开除”了我这个徒弟。我曾经恨过他，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已经不恨他了。我叩响门环，房子里走出一位胖胖的妇女。我问他，郭师傅是否在这里住？妇女质疑地看了我半天，说一声，早不在了，就回屋了。我不知“不在”是什么意思？是搬到别的地方了，还是去世了呢？

师傅不在，我做工的那个拖鞋车间还在，我努力打开记忆的大门，把他们和它们再请回来，时光倒流，让近四十年的光阴重新映现。眼前的拖戏车间是破旧的两层楼，像是孩子玩的破旧的积木，在风中飘摇。气压机的扎扎作响呢？锅炉房的蒸汽呢？烧锅炉老汉的红红的笑脸呢？破旧的两层楼被铁丝网网着，看去来其生命不会长久。工厂的单身宿舍彻底消失了，我无法找到自己的铺位，寻找一个人少年从学校到社会第一个扎根的点。一切随风飘走了，湮灭了。

哲学家说，走出了牢笼，就找到了自由。我极力寻觅自己的自由过程：我走出了“监狱工厂”，到一个正式的国营企业做工，升学，转干，到了管理工厂的机关，又到了政府的管理部门。生活的坐标不断地变化，我并不觉的找到了自由。一个人，后来生活变成了两个人，再后来变成了三个人，自由了吗？人和人的心路隔着千山万水。女儿曾经是自己心底最亮的亮色，但最后女儿走的是属于她自己的道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自己之外都是外人，我们无法去要求别人一定这样做那样做，只能把自己的该做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夕阳下，手机响了，是同事们催我进劳教所参观。多么整洁的改造场所，已经找不到当年劳改农场深深的壕沟，找不到高高的砖窑，也看不见穿着“囚”字的犯人了。看到了劳教人员的住宿和学习的地方，这些学员里有很年轻的，睁大显得稚气的眼睛看着我们，因为有规定，只看参观，不能交谈，也不知道这些学员因为什么过错而被劳教，他们心里想的又是什么。

当年的那个朋友陈有家说，克楠，你该仙鹤，该在一片湛蓝的湖泊生活，而不该跌进这个染缸。人，只要是人，无法选择环境，只能被环境选择，这样多年，我已经习惯了没有湖水的生活。人的生命是一个过程，离开这个劳改农场旁边的工厂已近四十年，我的生命的一半已经过去了，但我没有后悔过任何应该迎接的生活事件，心怀柔软，按照自己的做事底线去处事，以前是这样，以后还要这样。

我是谁？两年的“监狱工厂”生活究竟给予自己什么呢？我的胸怀到底有多宽，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

从劳教所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想着这个问题。


[ 本帖最后由 王克楠 于 2010-4-20 00:1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