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2022年第9期｜石钟山：风铃在吟唱
2023-11-05小说天地石钟山
一
刘岸是在后半夜被老许叫醒的。隔着门板，两短一长的拍门声。两短一长叫门，是两人早就约定好的暗号，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刘岸只要听到这熟悉的敲门声，他总会在第一时间把门打……
刘岸是在后半夜被老许叫醒的。隔着门板，两短一长的拍门声。两短一长叫门，是两人早就约定好的暗号，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刘岸只要听到这熟悉的敲门声，他总会在第一时间把门打……
一
刘岸是在后半夜被老许叫醒的。隔着门板，两短一长的拍门声。两短一长叫门，是两人早就约定好的暗号，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刘岸只要听到这熟悉的敲门声，他总会在第一时间把门打开。
如往常一样，刘岸侧着身子把门打开，老许从门缝里挤进来，带进来一股冷风。老许挥了一下手，率先向屋内走去。这是一条普通胡同内的小院，一间堂屋，一间正房，厨房挤在院落内的一角，剩下的空间，两个人同时站立，都显得有些拥挤了。
老许擦着他的身子走进屋内。他觉得老许今天有些特别，其实每次老许来都有些特别，匆忙又利索，但这次的特别和以往有些不太一样。他忙随身进门，轻着声音但用力地把堂屋门关上了。堂屋空地上摆了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墙角还堆放着一些零乱的东西。以前老许每次来，总会轻扯下一把椅子坐下来说话，这次老许没有坐，而是站在暗影里，急促地道：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你马上离开这里。
他一下子怔在那里。在这之前他预想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那会只是想一想，干他们这行的，随时有暴露的危险，这是老许经常对他说的一句话。他自从接受发报和译电的培训，便被组织秘密地派到了这座城市来，肩负起了交通电台收发报和译电的工作。说是组织，其实都是老许单线和他联系，再也不认识组织上其他的人了，老许每次来，要么把一封要发的电文交给他，要么把他收到并译好的电报带走。老许比他年长几岁，但训练有素，每次见他，总是小心谨慎，来无影去无踪的样子，和他的交流并不多，除了工作之外并不多说一句话。就是上次，老许又来了，取走电报，走到堂屋门口又停下，回过头问了一句：风铃你今年多大了？风铃是他的代号，每次老许都这么称呼他。老许的代号是天涯路，他们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真实姓名，只记得对方的代号，其实也一个道理，真实姓名也就是个代号，习惯了就没有什么了。上次天涯路这么问他，他怔了一下，腼腆一笑道：我二十五。天涯路拍拍他的肩膀，小声地说：你该成家了。又抬眼望着他的眼睛说：组织上会替你考虑的。他明白天涯路所指，脸突然就红了。天涯路走后，他激动了好一阵子，自从接受组织任务，一切都不真实起来。他真实名字叫刘岸，来到这个城市之后，为了掩护他的身份，他在税务局里找了一个文案工作。当然不能报真实名字，便起了一个名字叫王大草，出出进进的，人们都把他当成王大草。他二十五岁了，组织要考虑他个人问题了，对方长什么样，年龄几何，又以什么身份出现，这一切都是谜，留给他无尽的想象。他期待着在未来的日子里，对方会突然出现，那将是怎样的美好呀。一想起这种神秘的美好，他就兴奋得睡不着。
可这次天涯路不是传递给他这些信息的，而是告诉他组织出现了叛徒。他对他们地下工作者的组织结构不太了解，只知道自己的上线是天涯路，自己工作的所有指令都是他传达的，既然组织上出现了叛徒，也就是说，他和天涯路上面的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他们的工作像链条一样，一节出现了问题，运转就都卡了壳。天涯路说：为了保证我们交通站不被破坏，上级决定，我把电台带走。
电台就放在他床下的一个装衣服的木箱子里，木箱里还有一个小提箱，提箱上有一把锁，有两把钥匙。钥匙小巧，镀了铜，黄灿灿的，这两把钥匙平时就放在抽屉的一个角落里，每到收发报时，他先把床下的木箱拖出来，再把装电台的提箱打开，收发完报之后，再复归原位。他听了天涯路的指示，很快把电台提出来，又想到那两把铜钥匙，从抽屉里摸出来，一同交给了天涯路。
天涯路把电台放在桌子上，看了眼手里的两把钥匙，想了想摘下一个，放到他的手里，在暗中望着他，半晌才道：风铃，你记住，不管以后谁来找你接头，你的钥匙一定和我手里这把对上。虽然周遭都是黑暗，他还是感受到了天涯路如炬的目光，他用力地把那枚钥匙抓在手心里，狠狠地点了点头。
天涯路又问：风铃，还记得我们的接头暗号么？
他想了一下答：你说的是，走尽天涯路，我答，风铃在吟唱。
天涯路把手拍在他的肩上，他感受到天涯路的大手很重又很温暖。
天涯路收回手，提起装着电台的手提箱，向堂屋走去，他跟随在身后。在堂屋门口，天涯路停下来，回过头来说：记住，没有人和你接头，任何时候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是组织原则，他当年接受过培训，都懂。可这次不一样，想着即将离他而去的天涯路，不知何时再见，他鼻子一酸，带着哭腔道：同志，咱们何时才能相见？
天涯路似乎也动了几分情，侧转过身子：等一切都安全了，自然会来找你。记住，我不来，一定要对暗号和钥匙。
他又深深地点了一次头。
天涯路把堂屋门推开，又关上，背对着他说：同志，我姓许。
说完推开门，再也没有回头。院门又轻响了一下，天涯路彻底消失了。
他怔了好一会，才走到院内把门插上，再回到里屋，竟一点睡意也没有了。他们组织出现了叛徒，老许把电台拿走了，留下钥匙做接头信物。他们的组织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倒下一个，就会砸倒一片，他是最后一片，如果保证自己安全，必须做到自己的上线其中一个是不能倒下的。想到这，他恐惧起来，也许自己暂时是安全的，如果老许的上线倒下了，老许也倒下了，说不定就该轮到自己了。凭他对老许的了解，老许不会倒下，两年前组织上把他派到这座城市，就是老许找他接的头。天涯路是老许。之前他不知道天涯路姓许，这次他告诉了他姓许，当时他也想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老许，可老许没问，他就不能说，这是他们的纪律和原则。想起老许，他有种不祥的预感。
二
自从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他一直和老许单独联系，老许与他接头每次都很小心的样子，如果是单纯的发报，老许甚至不进门，把发报的内容写在一张小纸条上，顺着门缝塞进来，然后两短一长地敲门，他应了，老许在外面咳一声，便神秘地消失了。在这之前他只知道老许的代号“天涯路”，老许的上线他不知道，老许住在哪里，靠什么工作掩护自己的身份他也不知道。这是他们的纪律，该知道的就会知道，不知道的就别打听。他牢记着他们的纪律。
老许走后，他还是留了个心眼，去税务局请了假，躲到城郊的一个客栈，只有吃饭时，他才会走出门去，其余时间，他都躲在客栈的房间里，把窗帘拉上，掀开窗帘一角，向外察看情况。一连几天，外面的世界一如往常，他利用吃饭的时间，在小酒馆里探听城里的动静，酒馆是消息的集散地，凡是有大事小情，都不会逃过南来北往的人一张又一张嘴。可他却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老许和组织上的点滴消息。
一个星期以后，他回到了居住的小院，他担心时间久了，老许有事联系不到他，他回来的路上，无数次地想过，也许老许已经来找过他了，也许此时就站在他的院门口焦急地等待着。他打开门锁，推开门，看见小院和走时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又推开屋门，除了多一层灰尘，也不见异样。他不知是该高兴还是失望。他站在屋子里愣了好一会儿神才突然意识到，老许一定是出事了。
来到税务局上班，除了几天未见的同事和他热情地打招呼开玩笑外，其他的也一如往常。沉下去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他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生活，上班、下班，只有下班后，他坐在空荡荡的堂屋里，才体会到了孤独。他一次次顺着堂屋的门向外望去，小院静悄悄的，仿佛，老许压根就没有来过，以往的一切，只是他的一场梦。
从那以后，他经常会在梦里醒来，他梦见老许又来敲他的门了，两短一长，然后他快速地起床，衣服都来不及穿，趿着鞋子跑到外面，拉开院门，除了一股风兜头吹过来，让他清醒起来，并没有老许。他失落地把门关上，又查看院内地面，他打着手电，把角角落落都找遍了，连个纸片也没有。他知道，自己的梦是错觉，然而这种梦他还继续做，每次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向外跑。有时一晚上要重复许多次，直到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
恍惚着，不知过了多少天，突然一个同事凑在他耳边告诉他，东郊要杀人了，问他去不去看。他一惊，坐在椅子上，呼吸急促地问：杀什么人？同事就神秘地说：听说是共产党，好多人呢。
那是一天下午，阳光很好的样子，如果放在平时，他一定会站到窗前，让阳光照射自己，看着外面阳光洒满的风景，心里会平静得很，可这次不一样了，他眼前的世界变成了黑白的，不由自主地随着人流向东郊走去。他发现，人们都快步走着，有的还跑了起来，有人严肃，有人嬉笑着议论着被处决的人。虽然在这座城市里，处决人不是件稀罕的事，隔三差五总会有几起这样的事，但每次处决人，都能引起整座城市的关注，或兴奋或焦虑。终于，他在人流的裹挟下来到了东郊的刑场。不知从何时起，这里成了这座城市的刑场。一片洼地，四周是土坎，土坎上东倒西歪地长了几棵树，参观的人们站在土坎上，把洼地的刑场看得一清二楚。
不一会一辆卡车驶到刑场中央，车厢被七手八脚地打开，押送的士兵推搡着把几个人拖拽下来，这些人一律戴着手铐脚镣，他听到了铁器撞击在一起的叮当声。他躲在一棵树后，揉揉眼睛，看了几遍，终于在这群人中，认出了老许。老许仍然穿着那件蓝布长衫，没戴帽子，头发有些凌乱，有一绺还翘了起来，在风中飞舞着。看到老许那一刻，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他怕自己叫出了声，把拳头塞到了嘴里。
老许和那几个人站成一排，他们似乎都很镇定的样子，用目光在人群里扫视着，他怕老许看不到他，特意从树后站了出来，挺起胸，他想招一下手，觉得不妥，只把胸脯挺了起来。因为离得远，他无法和老许确认眼神，他相信老许一定看到他了。因为老许向他这个方向张望以后，便把目光收了回去。
一排持枪的士兵，在这些人身后把枪举了起来，然后就是一阵排子枪声，眼见着几个人趔趄一下，向前扑倒，他看见老许扑倒的一瞬间，手还挥舞了一下。
火药气息消失在空气里，他看见看热闹的人群散去，土坎上只剩下他一个人时，才回过神来，乱着脚步向回走去，在迈过一条小沟时，腿一软还摔倒在地上。他爬起来，趁着扑打身上灰土的空当，又向洼地方向望了一眼，那几个躺在血泊中的人，早就不动了。他已经分不清哪个是老许了。那排持枪的士兵，登上了卡车，卡车昂扬着声音消失在尘土之中。
他木木呆呆地回到了税务局，几个同去的人在议论着刚才刑场上的事。
老马说：人活着真没劲，砰的一声就完了。
小李说：人呢，不能和铁家伙较劲，得，吃饭的家伙都没了。
……
同行的人，似乎在刑场上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都噤若寒蝉的样子，行为处事一下子规矩起来。
他似乎听到了这些议论，又似乎没听到，他的灵魂似乎出窍了，一时不知身在何处。
不知何时，老马走过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道：大草，你是不是病了。要病了，就早点下班回去歇歇。
老马的话，引来同事关注的目光。人们这才发现，他脸色苍白，身子还颤个不停。
小李也说：大草哇，你刚才在刑场是不是被什么冲着了？
老马显得很有经验地说：大草，快回去吧，出了税务局大门，向东，第二个路口，有卖纸的，你买上一扎，晚上在十字路口把纸烧了，把不好的东西送走。
他知道自己快坚持不住了，便借坡下驴，一边点着头，一边抱紧自己的身子向外走去。在十字路口的墙上，他看到了白纸黑字的布告，在他之前几个人已经聚在那里仰望着看了。人群没有反应，没有议论，看上几眼，便都麻木着表情离开了。他凑过去，在那张布告上看到了一长串名字，这些名字他都陌生，只有“许其中”，他认定一定是老许。或许老许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才在见最后一面时说出自己的姓氏？他不知自己在那张布告下站了有多久，目光停留在这一长串的名单上，似乎想把他们记住，可大脑一片空白，还是只记住了“许其中”老许的名字。
他回到家里，似乎真的中了邪，身子一直抖个不停，上牙磕着下牙，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
他信了老马的话，夜晚降临时，真的在十字路口烧了一扎纸，纸被点燃那一瞬间，他果然不再抖了。他甚至感到了温暖，火光中似乎又看到了老许。老许的目光是温暖的，表情也是热的。还有那一长串他记不清的名字，他们一起扑倒的样子，都浮现在眼前。他们是他不曾谋面，不曾认识的同事，他们离开了他。不知不觉，他哭泣起来，泪水开了闸门似的流下来，又点点滴滴地落在纸灰里。
最后一片火光跳了一下，映红了他的脸，他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独，像漂在汪洋中的一条小船。
三
老许不在了，连同那些他不曾认识的同志。老许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他此时的安全。想起老许最后在人群中寻找张望的眼神，他觉得老许一定看到他了。老许心里怎么想的，他不知道，可一想到老许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他的安全，他就忍不住了，用拳头堵在嘴上，哀哀地哭了一回。
他知道自己还有任务在身，悲哀是没有用的。这座城市的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了，迟早还要建立起来的，他还是这个组织中的一分子。从那天开始，他学会了漫长的等待。老许留下的接头暗号他早已烂熟于心，但只要一有空，他还要在心里默诵几遍：走尽天涯路，风铃在吟唱。他就是在风中等待的风铃，但此刻不能发声，他要沉默，蓄势待发。他开始寡言少语，平时的轻松欢乐不见了。
办公室内的老马和小李觉得他不对劲，便不停地猜测起来。
老马问：大草，上次我让你去十字路口烧纸，到底烧了没有？你这是被鬼魂冲着了。
他现在的化名叫王大草，刚开始，别人叫他王大草时，他总是会愣一愣，半晌才反应过来。久了，他和王大草已长在一处了，他就是王大草，王大草就是他。
老马这么说了，他想起那天在十字路口烧的纸，记得自己的身子一直在抖，火光温暖着他，一直到燃尽，他才停止了抖颤，他用这些火来祭奠老许还有那些他不曾认识的同志。心安了，身子不抖了，却发现心空了，被人挖去了一大块，又疼又空的那种感觉。老马当着他面这么说，他又想到了那片火光，温暖的感觉又一次在他周身涌过。
小李和他年龄相仿，平时总爱和他开玩笑，这次又拍了拍他的肩膀道：那天在刑场上，我看到了一个女的，又年轻又漂亮，当时我就想，要是她不被枪决该多好，能做我媳妇，这辈子当牛做马都愿意。
小李这么说，在他的印象里似乎有这么一个人，脖子上扎着一条红围巾，在人群中显得与众不同。那会他的注意力都在老许的一举一动上，他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只记得女人很年轻，人长得很白净。想到这，他的心又疼了一下。
小李就又开玩笑说：大草，你不是被那个女鬼缠上了吧，我看你这些天魂都丢了。说完笑着，露出一口白净的牙齿。
他盯着小李，觉得似乎做了一场梦。他想起老许生前和他说过的那句话：你年龄不小了，个人问题组织会考虑的。这时，他又想起那个扎红围巾的女人，虽然这种联想有些牵强。突然他有种想哭的欲望，他没忍住，终于哀哀地哭了起来。他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样子，把老马和小李惊住了，两人四目相视，不知如何是好。
他从两人目光中看清了自己，想到了自己的身份，突然，他止住了哭泣，用两只拳头把脸上的泪擦去，挤出一丝笑冲两人道：对不起，前两天接到家信，父亲不在了。
老马和小李释然了，冲他投来同情理解的眼神。
他这么说，真的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父亲是在他七岁那一年离世的。父亲是个乡间的算命先生。流行于乡间的算命先生大都是盲人，正如民间所说的那句俗话一样：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又打开了另外一扇窗。不知从何时起，民间都相信盲人算命先生的箴言，觉得只有盲人才代表了某种神秘的暗示。父亲不盲，却心明眼亮地预测别人的命运。在他们老家，父亲被封为“神算子”，从婚丧嫁娶，到人生预言，甚至小到谁家丢了东西，都要找父亲算上一卦。他不知道父亲算得到底准不准，反正在他的记忆里，父亲就曾无数次地不轻不重地摸着他的脑袋说：你呀，天生就是个少小离家的命。
父亲最后一次走街串巷为人算命之前，把他夹在两腿中间，摸着他的头说：爹的命是客死他乡，要是半年后爹还不回来，爹一定是不在了。你记着，不要去找爹，找了你也找不到。
那次他是亲眼看着父亲的身影消失在门前的小路上，一直到看不见。不知为什么，他的心特别沉重，也特别伤感。他从记事起，自己就没有母亲，他为此问过父亲，父亲看着他许久没有说话，后来目光又躲开了他的视线，父亲视线收回来时，他看见父亲眼里闪烁的泪光，父亲叹口气，把他揽到怀里，拍着他的脸说：你呀，是爹从野地里捡来的。
他不信，带着哭腔说：爹你骗人，我不信。那次他在父亲怀里又哭又闹。父亲没再解释，叹了几口气，才安抚他道：不管你是咋来的，你都是我儿子。
父亲那次离开后，果然没有回来。半年过去了，一年又过去了。父亲一直没有出现，在等待父亲的过程中，他一点点长大了。
后来，他随着一支路过的部队走了，人头还没熟，就赶上他参加的队伍改编，还没等他理解这次改编的意义，就被送到一个山沟里集训去了。在那个皖南大山里，有一片神秘的地方，来到这里的人都充满了神秘感，纪律不允许他们互相打探，更不允许聊家常，每个人都有一个另外的名字。为了保密，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停地重新编排学习小组，人还没认熟，就和新的一群人结合在一起。后来，他们这批电报员，被一辆卡车拉出大山，他被一个领导模样的人领着，送到了一列火车上，手里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此次的终点。
在终点，他见到了老许，那会他还不知道他姓许，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天涯路，他的代号是风铃。
起初他对老许的神秘、小心并不理解，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安全。他表面上有一份税务局文员的工作，老许从来不在他上班时间来找他，虽然老许知道他的地址，他对老许来说就是个透明人。老许从来都是遵守两人相见时的约定，在外面敲门，两短一长，他在屋内咳一声，然后起身去开门。老许有时过来拿他译好的电文，不论电文长短，老许都用目光一字一句地把电文内容吃到肚子里，然后当着他的面划燃一支火柴，把译电纸烧掉，然后才会离开。有时老许会送来要发的电报，他译成电码，把电报发送出去，确认对方电台收到。老许又会重复以前的动作，把纸片烧掉，拍一拍手，步履匆匆地离开。
他多么希望老许能够留下来，陪他聊聊天，哪怕什么都不说也行。起初他对老许印象并不好，觉得老许太冰冷了，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渐渐地他也习惯了。直到这次发生了叛徒事件，老许和战友们牺牲，他突然意识到，原来他们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平时的冰冷，就是为了以后的安全。
四
他依然住在那座小院里，天天等待有人来找他接头，一天天地等待，一次次地失望。
夜晚睡不着，就想起和老许交往的点滴，记得他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时，他从车站出口走出来，一眼就看到了老许，事前他们约好了，有人在出站口等他，穿长衫戴礼帽，左手拿一张当地报纸。他上前接头：我要去天涯路。老许答：你是卖风铃的？他再答：是。老许又说：走尽天涯路。他答：风铃在吟唱。老许就伸过一只手，用力地握了握他的手。头就接完了，老许并不多话，转身向前走，他在后面跟着。他走在老许身后，发现老许个子又高又瘦，长衫穿在老许身上有些宽大，风吹起老许的长衫，像一张鼓满风的帆。就是那一次老许把他带到了现在居住的小院，回头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递到他手里，交代道：这个房子是干净的，你放心住，没人找你麻烦。老许惜字如金，说到这便不再说了，上下认真地看了他一眼，又扔下一句话：有事我会找你的。转身快步地向胡同外走去，风撑起长衫，在后背鼓起一坨。
他有些遗憾，地下工作和他以前想的一点也不一样。在他的想象里，深入到敌后，一定是危机四伏，刀光剑影，他的日子却平静得出奇。只有老许到来下派任务，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做地下工作，电台平时就放在床下的手提箱里，外面用一个装鞋的盒子遮住，这是老许建议的。老许说：越不安全的地方越安全。
他记得在税务局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又一次见到了老许，他热情地说：天涯路同志，我想请你吃一次饭。咱们好好聊聊。他这句话说完，没想到老许用冷冰冰的目光望着他，又冷冷地说：咱们是工作关系，不要掺杂其他。说完就走了，背影也是冷冷的。
从那以后，老许非常有节制地和他交往着，除了工作，再也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老许牺牲后，他一下子清醒过来，敌人就在他的眼前和身边，他有处处小心、警惕。小心的不仅是自己，还有他身后的组织。虽然老许和同志们牺牲了，他一直坚信自己是有组织的，组织是不会忘记自己的。迟早有一天，组织会派人上门找他接头。
几年后，这座城市解放了。解放的城市到处张灯结彩，人们兴高采烈地议论着当下的局势，还有已经成立的新中国。
仍然没人来找他。他走在街上，看着穿黄军装的军人，还有穿便装在政府工作的人员，他在心底里说：这些都是他的同事，像亲人一样的同事，也许刚解放，工作忙，还来不及找他，他要耐心等待。
几个月过去之后，解放这座城市的部队又一次开拔了，一路向南，又去解放其他城市去了。部队走后，留下了一个新的政府在主持工作。解放了，他再也不是地下工作者了，他要从幕后走到台前，新政府有许多事情要忙，也许暂时把派人与他接头的事忘了，他要主动寻找组织，亮明自己的身份。
在去找政府前，他又把自己的经历在脑子里捋了一遍，又一次想到老许，还有他早就烂熟于心的接头暗号，出门前他没忘了把老许留给他的那把电台钥匙带上。那是一枚小小的钥匙，此时揣在他兜里重如千斤。能够证明他身份的东西就这些了。
他被一位穿便装的政府工作人员，带到了一位领导面前。这位领导是从部队转业支援地方建设的，仍然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后来这位同志自报家门，告诉他自己姓高，是这座城市军管会的负责人。他见到高同志的一瞬间，心是热的，鼻子还有些发酸。他举起手，向高同志敬礼，又握住了高同志伸过来的手，仿佛自己是离家出走的孩子，终于又见到了亲人。
他磕磕绊绊地述说着自己的经历，从参军到皖南那个山沟里学习，又被组织派到这座城市，然后认识了老许，一直说到地下组织的同志们牺牲。他在等待组织来找他接头，一边说他一边开始哭泣。
高同志坐在他对面，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他说完了，高同志也放下笔抬起头，摘下帽子，用手抓抓头皮，嘬着牙花子说：同志，我是三野的部队，地下工作和我们不是一个系统。你说的情况我真的不了解。
他满怀期待的目光，再一次暗淡下去，站起来，无助地说：难道组织把我忘了么？高同志伸出一只温暖的手拍在他的肩膀上，语重心长地说：同志，如果你说的是真的，组织是不会忘记你的。说到这儿高同志把眼帘垂下：你知道，现在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情况是复杂的，给我们点时间，你的事，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那次，他失落又满怀希望地告别了高同志。他相信组织，觉得自己一定会验明正身，顺利归队。他还年轻，才二十七岁，就像当年老许牺牲的年纪，新中国成立了，他还能为组织工作好多年呢，他觉得自己浑身是力气，一身才华等着他奉献。
从那天开始，他又多了份期待，想象着组织派人来找他重新接头的情景，他又把早就烂熟于心的暗号在心里默背了几遍：走尽天涯路，风铃在吟唱。
他在期盼中一天天等待着，没过多久，他正在税务局上班，一位军管会的同志找到了他，又一次把他带到了政府机关那座办公楼。一路上他兴奋着，觉得自己的身份一定查清楚了，他就要重新归队了，心里这么想着，双脚就像腾云驾雾一样。
这次接待他的是一位地方上的同志，穿中山装，四十出头的样子，伸出手软软地和他握了一下，告诉他自己姓林，解放前，是这座城市的地下工作负责人。他审慎地打量着这位林同志，鼻子又一次发酸，他眼前闪过那次在郊外的刑场上，同志们在枪声中倒下的场景。他忍不住，放声地哭了起来。
林同志一直等到他平静下来，又一次仔细地询问了他的经历和身份，他这次流畅地回答了。林同志的表情很有节制的样子，在他叙述的过程中，一直用中性的目光望着他，不冷也不热。待他叙述完，林同志点点头才缓缓地说：几年前这座城市的地下组织曾经遭到了叛徒的出卖，全军覆没，我奉上级指示，来到这座城市重新建立地下组织。关于上一任地下组织的情况，我并不了解。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上届的地下组织全军覆灭。没想到还有幸存者，我这是第一次听说。
林同志这么说，他张口结舌，把刚才复述的重点又重新说了一遍，老许最后一次见面，向他下达的通知，把电台带走……林同志不动声色耐心地听完，最后保证道：同志，你的事特殊，我会向省委有关领导汇报的，关于你的身份只要有人证明，组织是欢迎你的。林同志站起来，摆出一副送客的样子。他只能站起身来，恋恋不舍地又一次离开政府机关。
别无选择，他只能等待。
五
他明白要证明自己的身份，首先要找到证人，他没有证人，唯一的证人老许已经不在了。就是老许在，又有谁能来证明老许的身份呢。
老许他们牺牲后，有许多好心的市民，趁着夜色把那些被执行死刑的地下党员，草草地埋在了刑场后面的山坡上，那是个乱坟岗子，埋葬了许多没名没姓的人。那天是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也参加了埋葬同志们的队伍，许多陌生的市民完全是自发来到这里，他们沉默不语，相互之间都不打一声招呼，冷漠又疏离的样子。他在人群中发现了老许的遗体，一个老大爷费力地拖拽着老许的身体，他忙奔过去，把老许抬起来。山岗上一排土坑，群众早就挖好了，到了坑前，他冲那位气喘的大爷小声地说了句：轻点。大爷很怪异地看了他一眼，并没说什么，配合着他把老许安放到土坑里。然后就是填土，在微光中，老许的身子一点点被碎土淹没了。那一瞬间，他竟然有了一个错觉，老许并没有死，而是在和他开一个玩笑。
一群收尸的百姓，来得迅速，走得也快，当十几个坟头立起来后，他们很快就散了，不说一句话，相互保持着距离，扛起铁锹铁镐，四散在暗夜里，就像他们从来没有来过一样。后来他了解到，这些人都是住在刑场附近的人们，山岗上的乱坟堆就是他们创造的。每次被执行枪决的人，都会被他们安葬在乱坟岗上。入土为安，这些孤魂野鬼就不会搅扰他们的生活了。
那天，他狠狠地记住了老许被埋葬的位置，后来他等待组织接头人时，多次来到这片乱坟岗前，远远地注视着老许的坟。那会他不敢接近老许，老许似乎还在，立在离他不远不近的地方，用冷冷的目光阻止着他。他从最初一无所知的一个电报员，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地下工作者，都是老许言传身教的结果。虽然老许没和他说过多余的话，但用行动教会了他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所应该具备的一切。
他站在这片乱坟岗子前，他不知道周围有没有目光追随着他。他是这座城市地下组织仅剩下的唯一了，不能因小失大，让自己的组织全军覆没。想到这，他竟有了一种悲壮感。那些日子，他多么希望有人来找他接头呀。只要有人来，他们这部地下电台就活了，他们的情报可以源源不断地汇报给上级，上级的指示也会顺畅地抵达他们的组织，看不见的地下情报网络四通八达地流动起来。那将是怎样激动人心的情景呀。可惜等的人总也不来，一切都沉寂起来，他在孤独的期待中，一天天消磨着希望。
本以为，这座城市解放了，组织已经从地下浮出到地面，会有人堂而皇之地找到他，道一声辛苦，家从此就找到了，他归队了。可他无法证明自己真实身份。他突然心生委屈，这种委屈的情绪一旦产生，就像潮水一样地包裹了他。
这阵子，他会经常来到老许的坟前。老许被埋的位置他不曾忘记，就在一棵歪脖树后，那棵树绿了，枯了，已经几个季节了。现在他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到老许的坟前坐一坐，和老许说上几句话，他说：天涯路，你走后，一直没人找我接头，等得我好辛苦哇。咱们这座城市解放了，我找过组织了，可我还在等，你说总有人知道我的身份吧。说到这，他环顾了一下四周，没有人回答他的话，只有风吹过，还有身边的坟头，不见一个活物。这时，他想起了什么似的，把兜里的那把电台铜钥匙拿了出来，攥在手心里，小心地打开五指，恐怕丢失了似的，又把手指握拢。太阳下，那枚小小的钥匙闪烁着一层谜样的光芒，他似乎被这种光芒灼疼了，哆嗦了一下，把那枚钥匙又放到衣袋里，小心地按了按。
不知在老许坟前坐了多久，他站起身来，看着老许，还有那些不曾认识的同事，仿佛在开着一场秘密会议。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背后似乎一直有老许一双冷静理智的目光在望着他。
这座城市虽然解放了，看不见的战斗仍然在进行着。突然在一天夜里，他被一种嘈杂又有力的声音惊醒了，他机警地走出小院，看见胡同内，几个穿军装的人，押着两个人向外走去。那是一男一女两个人，他似乎在胡同里上下班的时候见过，有几次，在胡同里还和他们走了个对头，他们侧着身子相互礼让对方，那个男的，三十多岁的样子，还礼貌地冲他笑过。
几天后，他在胡同口的墙上，看到了政府贴出的告示，有一批潜藏的特务落网了。在胡同里，他听到邻居的议论，前几天被抓到的两个人，就是一对潜伏特务，他们正在发报时，被军管会的同志抓个正着。
他的心都悬了起来，想起当年自己在夜晚门窗紧闭偷偷收发电报的情景，现在反过来了，轮到敌人潜藏在我们的身边，不断地盗取我们的情报，传达给他们的上级。
从那以后，整个城市就掀起了抓特务的运动，解放后的群众们经过洗礼，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三天两头就会有心明眼亮的群众来到军管会举报可疑对象。然后就不断地有特务落网，为了震慑特务的活动，政府把这些被抓了现形的特务，聚在一起进行游街，他们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的罪行。在这种强大的攻势下，不少小特务纷纷从暗地里走出来，自首，请求政府宽大处理。
这样的运动大约持续了两年之久，陆续地已有上百名特务落网了，似乎已被一网打尽，从此，很少有特务落网的消息。
不久，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在这座城市里传开了，市机关的一名科长被揪了出来，他去城外一片树林中送情报，刚把情报压到石头下，便被埋伏的公安战士当场拿下了。后来他才听说，这名科长以前是个大特务，在解放前就潜伏进了我们地下组织，解放后，又以一名地下人员的身份浮出水面，赢得了我们政府的信任，然而他毕竟是名特务，死性难改，仍积极地为台湾政府反攻大陆而卖命。纸里包不住火，这名潜藏多年的特务终于落网了。
六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每座城市的解放，后续的工作都是清理潜藏下来的特务，有的几个月、几年，有的甚至需要数十年的努力，才把深潜的特务挖出来。虽然解放了，但斗争还在延续。
他又找过政府的林同志，第一次见林同志时，林同志曾答应过他，落实他的身份。虽然林同志的口气并不乐观，但他仍抱有一丝希望。林同志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面对他充满希望的眼神，把目光躲开了，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各单位的回函，这些回函都是林同志依据他提供的线索，以组织的名义，求得相关单位或个人证明他的身份的。所有回函对于他的身份都是未详，有些单位或个人，比如他曾经工作过的部队，只能证明他曾经在此工作,并不能证明他参加地下工作以后的经历。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组织原则，尤其是地下工作者，因为工作的特殊性，要证明起来，更为复杂。
林同志把这些回函展示在他的面前，悠长地叹了口气才道：王大草同志，目前我们仍无法证明你的身份，希望你耐心等待。一旦有同志能够证明你的身份，我们会立马联系你，恢复你的一切关系。
林同志的话，虽然温柔也算坚定，但还是像把刀子，把他最后一抹希望刺破了。他突然想哭，眼泪在眼圈里打转，还是忍住了。在机关门口，林同志伸出手，和他的手握了一下，他发现林同志的手是温暖的。这让他想起，第一次在车站出站口和老许握手的情景，老许的手也是这么温暖。
第二次见到林同志，让他彻底心灰意冷了，明白要想证明自己的身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想到了那次在刑场上看到老许和同志们一起赴死，才意识到那次是自己和组织最后一次发生联系了。老许在人群中寻找他身影时的眼神，永远定格在他的心里，就像他通过电台发出的最后一道电波，一切都戛然而止了。
日子还是那些日子，生活还得继续。老马早就娶妻生子了，就连岁数比他小的小李，在这座城市解放后，也结婚了。然后，老马和小李就开始齐心协力地关照起了他的个人大事。
他已经三十岁了，古人说：三十而立，不论在谁眼里，年纪都不算小了。同事关心他个人终身大事也纯属正常。
先是老马在一个周末把他约到自己家里，名曰请他相聚，在饭菜快做好时，来了位姑娘，这姑娘姓张，是老马夫人医院里的同事，也是名护士。在席间，老马和他的夫人齐心协力，热情地把他和那位张护士相互做了介绍。饭毕，张姑娘要走，老马自作主张地把他推出了门，让他送一送张姑娘。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和张姑娘挥手告别了，看着远去的张姑娘被风吹起的裙裾一角，他一下子联想到在刑场上那位扎着红围巾的同事。老许走后，他无数次想起老许留给他的话：你个人问题组织会替你考虑的。他们当时是地下工作者，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承担着外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他们的婚恋只能在自己人当中寻找。可惜，老许说完这句话不久，便牺牲了。
他面对张姑娘，说不出一种什么感觉，甚至是没感觉。冥冥之中，总觉得说不定哪一天，组织上会派人来找他接头，然后他又会领受新的任务，从这座城市消失，到陌生的环境里继续执行特殊任务。
第二天一上班，老马就把他拉到一个角落里，热情又神秘地说：张护士怎么样，还满意吧？人家才二十三岁，整整比你小了七岁呀。
他望着热情的老马，像做了一场梦，虽然昨晚才见到的张护士，在心里却觉得那是件久远的往事了。他回敬着把手搭在老马的肩上道：马哥，谢谢你了。
听话听音，老马自然明白这是他不同意呀，没看上人家张护士，就又换了一种口气说：大草，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姑娘？他想了一下，马上又收住思绪，笑一笑道：马哥，别为我的事操心了。老马就说：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怎么不早说。他木然地点点头，又摇摇头。
新婚的小李，熬到孩子都生了，他个人问题，还没有一丝一毫的进展。这次是小李出面为其张罗了，小李吸取了老马的经验，在一天快下班时，从兜里掏出几张姑娘的照片。然后小李就如数家珍地介绍起了这些姑娘的年龄、工作和家庭。在这之前，他无数次地提醒过自己，该成家了，自己年龄已经不小了，可他不知为什么，想归想，一回到现实，却上心不起来。在这之前，有个单位的女同事对他很热情，约过他散步，还看过两场电影，但对方见他一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约了几次之后也不了了之了。
面对老马和小李的热情，他不忍心驳了面子，又不知怎么回绝，拿起一张又一张照片，真真假假地看了，然后留下一句：容我想想。他这一想再也没有了下文。
老马和小李平日无事再议论起他时，免不了摇头叹气，在心里都把他当成了各色之人。久了，老马和小李的热情也不在了，每日上班下班，过自己的生活去了。
唯有他，还形单影只，一如当年搞地下工作时一样，到点上班、下班，回到小院里，把院门关牢，剩下的时间他就在空寂中等待。他常常出现幻觉，门又一次被敲响，两短一长的敲门声。每次出现这样的幻觉，他会快速地越过堂屋，冲到院里，干净利落地把门打开，然而除了一股兜头而来的风，并不见任何人出现在那里。他就又会失望地把门关上，怅然若失地走回来。有许多次梦里，又出现了敲门声，他总是很快地起床，甚至来不及穿鞋，光着脚跑到门外，然后，又一次让他失望。有几次，门真的被敲响了，有两次是找错人的，还有几次是查电表和水表的，其他时间，那扇门就跟死了一样，无声无息。
自从解放后，不论单位还是户籍等，填过许多个人身份信息的调查表，他约定俗成一律填写的是王大草。那是他参加地下工作后，给自己起的一个假名字，他的真实姓名——刘岸只有组织知道。他多么想在那些身份信息表格中填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呀。可是他不能，因为没有人证明他就是刘岸——代号为风铃的地下工作者。他不知道，全国还有多少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和他一样，在隐姓埋名中等待被证明真实身份。
当年他参加地下组织时，领导曾找他谈过话，最后问了他几个问题。领导说：你愿意为革命牺牲吗？他答：我愿意。领导又说：你愿意隐姓埋名甘当无名英雄吗？他答：我愿意。领导又问：你愿意割舍一切社会关系，到陌生环境重新开始吗？我愿意……他不知道回答了多少个我愿意。
偶尔地，他因自己的身份无法被证实而感到委屈，可一想到老许等同志牺牲的样子，他又觉得现在自己还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七
终于，东郊乱坟岗前来了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有穿中山装的，也有穿军装的，所有人都表情凝重肃穆，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不久，在东郊乱坟岗上修起了一个纪念碑，草草埋葬的那些同事被重新挖出来，又放到一起，修建了一个宏伟的墓地，墓地用水泥修建，还有台阶，高大而又雄壮。碑正面刻了一行字“烈士纪念碑”，后面的碑文刻着他们这拨地下工作者们牺牲的经过，还有他们的姓名。
在纪念碑修建的过程中，引来了许多附近居民围观，他也在关注着修建工作中的动向，当年牺牲的战友终于得到了政府的承认，这标志着他们的历史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当看到刻好的碑文，他从头到尾一连看了几遍，才找到了老许的名字，许其中，年龄二十八岁。他记得老许牺牲那一年，自己二十五岁。如今十年过去了，老许和他的战友们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他们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一遍遍看着战友们的名字，突然另外一个名字扎进了他的眼睛，马妍丽，这显然是个女性的名字，名字后面写着二十三的字样。马妍丽就是扎红围巾的那个战友，那么年轻，才二十三岁。看着她的名字，他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刑场，在死亡面前战友们没有一丝慌乱，包括马妍丽，她站在战友们中间，小小的身躯并不起眼，唯有她脖子上那条红围巾是那么引人注目。她在枪声中，先是做出了一个卧倒的姿势，趴在地上，然后企图站立起来，昂起她的头，看到的人不知道她此时在想什么，又看到了什么。终于她还是没有站起来，吐出一口鲜血，脸变得苍白，半闭着眼睛望向天空，此刻，在她眼里，天空悠远，没有尽头的样子，她的思绪似乎就在这时飞到了天空上，轻灵，自由……
他望着马妍丽的名字，没想到想起了这么多细节，当时他在远处山岗看着，似乎什么也没看见，目光都被老许吸引了。老许倒地的瞬间，似乎目光捕捉到了他，嘴角还滑过一抹神秘的笑意，似乎在向他传递着一句话：风铃，你现在安全了。
有了纪念碑，还有烈士的坟茔，郊外这座山岗就建起了烈士陵园。上山的路都修好了台阶，直达烈士纪念碑。
从那以后，他成了这里的常客，每天下班回来，匆匆地吃口饭，先是漫无目的出门，一走出家门他的思路就清晰起来，一路向郊外走去。他走得迫切而又焦急，只要远远地看到了山岗上那座纪念碑，心便安静了下来。顺阶而上，来到墓前，他似乎觉得自己就站在同志们的中间，老许在向他介绍着战友们：任大兴、宋连成、国宏喜、江小川、马妍丽……这些名字他早就熟悉了，就像熟悉他们活着的样子，他们伸出手温暖地和他握在一起，用目光与他交流着。轮到马妍丽，她的脸颊是羞红的，羞答答地不敢正眼望他。在这座城市地下组织中，他和马妍丽年龄最小，当初老许说：你个人的事组织会考虑的。到现在他才明白，组织在考虑，一定是马妍丽。在做地下工作前，他听到了许多美好的传说，比如深入敌后，为了相互掩护身份，经常会有一男一女搭档，扮成假夫妻去执行任务。久了，便生出了情愫，真的成为了夫妻。他们的故事就成了传说。也许他个人的事，老许已经向组织上做了汇报，组织也找马妍丽谈过了，只是组织还没安排时间让两人见面，就出现了叛徒。他猜不出马妍丽会怎么想，也许她心里早就有他了，直到牺牲，还在想象他的样子。
他每天来到烈士陵园，在墓前站一会，也会坐一会，在没有外人时，他会和这些战友聊上一会。他一个又一个名字呼唤过了，再报上自己的名字，说当年他们地下工作的事，也说现在的变化。他聊得最多的，还是老许，他一遍遍地冲老许说：你当年留给我的接头暗号我还记得呢。说到这想起了什么，从衣服口袋中的一角，找到那把电台的铜钥匙，放在手心里，抖颤着身子：老许，钥匙还在，那部电台你提走了，不知放到哪里去了。那是我用了两年的电台，都顺手了，以后再有人接头，还能找到那部电台么？
他和老许说上一会，走到碑后，盯着马妍丽的名字，就觉得二十三岁、扎着红围巾的她就站在他的面前。他先是有些腼腆，低下头，还用脚尖碾了几下石子，才开口道：妍丽，不知组织找你谈过没有，关于我和你的事。老许是答应过我的，组织会考虑的，要是组织还没谈，我就先介绍一下自己。我的真名叫刘岸，笔名王大草，代号风铃，是电报员也是译电员。我是老许的下线，比你大两岁。也许这些组织上都和你谈过了，我再说就啰嗦了，咱们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见上面，在刑场上是第一次见你，也是最后一次见你。说到这，他已经潸然泪下了。仿佛，他们在诀别，亦或重逢，总之，各种滋味乱七八糟地涌上心头。这么说着聊着，仿佛和马妍丽已经熟悉了起来，在他的幻觉里，马妍丽就站在他的面前，不再羞怯，大胆地望着他，她的眼睛会说话，似乎在说：风铃同志，我相信你，我对你也是满意的。
他突然从脚底下就蹿起一股热流，让他幸福得浑身打着颤。他又有种想哭的感觉。
现在，他隔三差五地都会来到烈士陵园里坐一坐，聊上一会，他很满足，心里也很踏实。独自一人的生活似乎也有了盼头，不再孤独。
他一晃就三十六七岁了，在任何时代，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说小不小，说老不老，还形单影只，不能不引起别人的关注。
税务局的领导又亲自出面了，这几年税务局得到了壮大，隔三差五地会进来一批新人，大多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有男也有女。局长出面，这次给他介绍了一个老姑娘，姑娘姓何，叫何彩莹，之前他就见过。何彩莹是几年前进到税务局工作的，别人说，何彩莹年轻时谈过几个男朋友，不知为什么都无果而终，一拖再拖年龄就大了，如今已经二十九了。何彩莹在外人眼里，长胳膊长腿，性格开朗，没什么不好。有一次，局长热情地把他和何彩莹一起叫到了办公室。
局长毕竟是过来人，不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地说：王大草，何彩莹，你们都老大不小了，我听同事们私下里议论，你们看着是挺合适的一对。要不你们相互多了解了解。
局长把话说完，露骨地用目光扫视着两个人，还上前抓住了他们一人一只手，把他们的手放到一起说：握一下，都是同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无力地握住了何彩莹的手，反倒觉得何彩莹的手用了些力气，摇晃了一下道：局长，听你的。说完把他的手放下，已经是满脸绯红了。
在与何彩莹短暂交往的过程中，她一直是主动的，约他轧过两次马路，看过一次电影。在一个周末，她还敲响了他的院门，自来熟地进来，要张罗给他拆被子洗衣服，最后还是让他拦下了。
他觉得何彩莹没什么不好，身材好，长相漂亮，性格又泼辣。可他和她在一起时，总是会忍不住想起马妍丽，在他的心里，马妍丽早就丰满具体起来了，不仅在墓地里和他交流，有几次还走到他的梦里，她是那么温婉，每次走出他的梦境时，都会留给他一抹甜甜的让人回味无穷的微笑。想起梦中的马妍丽，现实中的何彩莹怎么也让他热情不起来。他知道自己这样下去就要魔怔了，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情感了。他想挣脱出来，可又舍不得，只能在现实和幻想之间挣扎着。
何彩莹与他交往了几次之后，看出他的冷漠。最后一次他与何彩莹轧马路时，他心里已经长草了。如果何彩莹不耽误他的时间，这会他一定在烈士陵园里，和战友们聊天，与马妍丽约会了。
何彩莹终于忍受不了他的冷淡，停下一双向前迈动的大长腿，回过身望着他的眼睛说：大草，我该做的都做了，也焐不热你这块冷石头。我不再上赶子了。大草同志，咱们再见吧。说完迈开长腿，一路走去，最后消失在他的视线里。莫名地，他竟长吁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八
后来的日子就平静了许多，也经历了许多，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先是他居住的小院拆迁了。居住在这附近一片的邻居兴高采烈地搬走了，有的搬到了新居住上了楼房，还有一部分等待回迁。人们站在老屋前，想象着几年后这里的样子，充满了幻想。他和其他邻居的心情不一样，心里空落得厉害。这些年来，他习惯了这里的一切，更重要的是，他搬走了，万一有人找他接头怎么办？几十年的日子让他当成了一天来过，每天除了上班、下班，然后早早地回到小院里，不论刮风下雨，他一回到家门，便把门关上，耳朵十二分警惕地关注着外面。直到夜晚上床，耳朵仍然留在外面，只要外面有风吹草动，总能随时醒来，并保证足够的清醒，留意着外面的动静。天天如此，年年这样。
他有时也劝说自己，时代变了，他们那一拨地下工作者，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没有第二个人会来联系他了，更别说有人证明他的身份了。可是，很快他又被另外的一个声音否定了。那是老许的声音，老许说：我们是有组织的人，不论何时何地，组织一定会派人来联系我们。老许这句话，是他们认识不久之后说的。那一次，老许给他带来一个消息，相邻的那座城市地下组织，遭到了敌人的破坏，他们也受到了影响，上级领导指示，让他们暂时停止一切活动，等待危险解除。那次老许来通知他，保持电台静默，走时给他留下了这句话。不久，老许才又开始联系他。
他坚信组织上会派人联系他，后来他认识的林同志，当上了这座城市的组织部长，又一次派人把他请了过去，又一次认真地听了他述说的过往。一次又一次的回忆、述说，让他这一次更加从容不迫，有许多以前忽略的人和事，以及细节，他都想起来了，然后串联在一起汇报给了林同志。林同志让人把他的话又详细记录了下来，然后就让他等待。很长时间过去了，林同志一直没有消息，他忍不住又找了两次林同志，林同志就很耐心地把一封又一封外调回函拿了出来，顺着他自述的线索，组织部门都按图索骥地把外调函发了出去，又一封封回来，结果都是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证明人。
那次林同志给他倒了杯茶，坐在他的对面，同情地看着他说：大草同志，组织相信你是自己的同志，曾经做过地下工作，可我们组织有组织原则，现在没人证明你的身份和过往，甚至关于你以前的经历一点线索都没有。我们组织不好定性啊……他理解林同志的难处，更懂组织原则。比如他神秘地从部队调到皖南的大山里学习无线电技术，后来又被派到这座城市里做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他以前的经手人，因为时间久远，再加上是战乱年代，人不好找，或者当年这些经手人，早就不在了。他们都像老许一样，把秘密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冥冥之中，他又不甘心，总觉得当年他们一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某个人还在，经过周折，千辛万苦地又找到他，敲响他那扇门。
在被拆迁的日子里，他像一个失恋的少年，还经常回来，故居早已不见了，这里变成了一片繁忙的工地，他进不来，只能站在外面的马路旁看一看，工地每天都在变化，熟悉的一切早已面目全非，他心里的空落又增添了几分。
好在他还有老许的墓地，这段时间他更频繁地来到东郊烈士陵园，坐在烈士碑前，风习习地吹来，就像当年老许敲开他的门，带进来的冷风。这么多年，他该对老许说过的话早就说完了，包括他旧居动迁，当年的旧居，还是组织帮他选择的。实在没什么话可说了，他就坐在战友们面前，眺望着城市，隐约间，他似乎能看到旧居的工地上高高耸立着的天吊。眼前的城市，正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变化。唯一没变的，就是这片陵园和他自己。
每当他坐在陵园里，似乎又回到了若干年前。此时，他坐在夕阳下的陵园里，也是相同的感受。不论他的心情是好是坏，是平静还是波澜，只要他来到烈士陵园，一切似乎都回到了初始，什么都没什么了。
他每天都在关注着新居的建设情况，每天下班都要到工地上看一看，生怕漏掉某个细节。终于在他搬出旧居两年零几个月后，新居盖好了。这是一片崭新的楼群，院子里栽了树，种了草，每家每户都窗明几净的样子，也有许多老邻居特意赶回来，远远近近地望着眼前的变化，嘴里啧啧有声地赞叹着。
终于如愿以偿地又搬了回来，依据拆迁时的面积，他的家并不大，只有两室一厅。他不在乎这个，迫不及待地回来，虽然还在原址，但已不是原来的样貌了。他别出心裁地，在自己的门口挂了一只风铃，每当他进出，风铃都会发出神秘又动听的声音。听着风铃发出的声音，便有一种情绪在心里弥漫开来。
九
后来他退休了，一直一个人生活着。在他二十几岁，三十多、四十来岁时，时不时地总会有热心人，偶尔地提及他的个人生活，还张罗几回让他去相亲，但一过了五十岁，便没人再提及了。他一个人生活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如果他突然和谁结婚，反而让人觉得不正常。
直到他退休，一直居住在那间两室一厅的房子里，房子早就不新了。他们这一片是这座城市第一批动迁户，当初设计者都没有设计地下车库，当初搬回来时觉得院子很宽敞，这几年私家车多了起来，渐渐地停满了院子，后来车又多了一些，把以前的绿地还有种花种草的地方都变成了停车场，不论从哪个角度望过去，都是车满为患的样子。
最初搬过来时门口挂的那串风铃还在，他没有换过，那串风铃的表面已不再新鲜，落满灰尘后，他总是找个抹布去擦拭一回，久了，灰尘和水渍浸入到铜制的风铃中，满是包浆的样子。走廊里有风吹过，风铃会发出细碎的响声，或者邻居关门手重一些，风铃也会发出一阵嗡声。他习惯了这一切。
老了之后，他会经常夜半醒来，便睡不着。夜还深着，一切都安静着，脑子清醒，有时也会有种时光倒错感，一时不知自己在哪。他自从到这个城市里，便有了王大草这个名字，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叫刘岸。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知道吧。他工作的履历表上填写的是王大草的名字，包括他的退休证上写的也是这个名字。刚开始入职单位时，总会遇到签名，比如每月领工资，工资表上都要签名。刚提起笔时，脑子会打架，同时会浮现出王大草和刘岸两个名字，久了，不再打架，王大草已经横冲直撞地走进他的生活，他的内心从里到外已经接受了王大草。
风铃这个代号，更没有人知道了，为了风铃，他已经等了大半辈子了。最初有了这个代号，只有老许知道，他不知道组织上的人知不知道，倘若自己也不在了，这个世界就再也没人知道了。组织上的接头暗号一直都清醒地记得：走尽天涯路，风铃在吟唱。一想到这个接头暗号，便在暗夜里把眼睛睁大，注意力又转向门口，夜晚没有风，邻居也没开门，风铃也在静默着。
郊外烈士陵园他还会经常去，每次去他都会呆上一时半会，陵园已不是新建时的样子了，一切都是旧的。墓地和碑都有了些裂纹，周遭都长出了荒草，清明或国庆，有单位或学校的人组织着到烈士陵园里看一看，有带头的人念着关于缅怀的稿子，然后就四散开来，在草地里嬉戏上一阵子，人群就散了，留下荒芜的墓地。只有他是这里的常客，几日不来，心里就空落得要死要活，丢了什么重要东西的样子。来了，坐在墓地旁，心一下子就静下来，一切熟得不能再熟了，仿佛这里是他的家一样，还有一群老朋友，围坐在一起，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就那么安静地簇拥在一起坐着，看天，看这周围的荒草……似乎世界在这里变得永恒。
林同志比他退休要早上几年，最初有作家要写这座城市的历史，会找到林同志采访，不知是哪一次，老林想起了他，便也把他推荐给作家或一些报纸的记者，家里就热闹了几分，男男女女，簇拥着他，让他讲一讲当年的往事。最初的时候，他不知如何开口，在心里问着：我是谁，风铃，王大草还是刘岸？自己说的经历，又有谁相信？作家们总是很急切，用尽各种办法，想让他开口说点什么，然后他只能舍近求远，从那天刑场上说起，十几个地下工作者，被拉赴到刑场，然后就是一排枪声，之后就有了烈士陵园。这段历史不仅他知道，单位的老马和小李也知道，想必林同志等人都已经说过了，作家们就流露出失望之色离开了。
后来再有人采访老林时，会叫上他，让他坐在一旁。老林叙述当年的历史时，勾起了他对当年的回忆，每个细节都能够想起来，看着老林对着记者或摄像机滔滔不绝的样子，他很羡慕。他在家里的电视上看过老林的采访，老林出现时，总会打出一排小字：原地下工作负责人。老林讲得很全面，地下工作者的细节逼真详实，似乎又带着他回到了过去。
当老林鼓励他也讲一些什么的时候，他就茫然地望着老林，心里又一次问自己：我是谁？恍惚间，他就失去了讲一讲的勇气，像害羞的小媳妇，躲到了一旁。
采访的人走后，老林就会拉着他的手，满是歉意地说：大草，我相信你就是当年的地下情报员，我没退休时，一直努力给你找当年的证明人，可我还是没找到，我对不起你，组织也对不起你，可你知道，我们党是有原则的呀。
他握紧老林的手，听了老林的话，他又想大哭一场，却不能哭，只是红了眼圈，眼泪汪汪地望着老林。老林当了一辈子领导，到了晚年了，还没有忘记他，他知足了。
老林是在一天夜里突发心梗去世的，当时他不知道，是老林的老伴顺着电话的名录查到了他，给他发了一条短信，通知他老林遗体告别的时间和地点。
他赶到老林的灵堂时，心里已经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了。他看着老林躺在灵堂里的遗体，突然发现老林是那么瘦，又是那么小。再看墙上挂着老林年轻时的照片，恍若隔世。
老林去世之后，他突然有了紧迫感，自己隐藏了一辈子的秘密，他要说出来，如果不说，就对不起老许和自己，还有那些牺牲的同志们。他有了倾诉的欲望，不是仅仅为了自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记住老许他们。
家里有以前电视台记者留下的名片，当记者在他眼前架好摄影机时，他又想起了老林，老林活着时，就在摄影机面前，无数次地说起过去。他对着灯光和摄像机镜头，呆怔了足足有几分钟才开口说话。从到这座城市讲起，讲到第一次到这座城市时，第一次见到老许，然后把他带到住处，留下一部电台，老许是他的上线，他突然想起，当时的地下省委还有一个电报员，他发报、收报，都是联系那个电报员，他的代号是风铃，对方的代号是“燕子”。他一直认为，对方一定是个女同志，要不怎么有“燕子”这样的代号呢。以前他几乎把“燕子”忘干净了，因为他们是通过电波联系的，对方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他并不知道，只知道对方的代号叫“燕子”。他向老林提起自己过往的线索，几乎把“燕子”忘干净了，是眼前的摄像机让他想起了“燕子”。
记者们走后，他激动起来，“燕子”虽然没有谋面，但他至今还记得“燕子”发报的风格，每个摩斯码发得流畅清晰。每个电报员都有自己的发报风格，就像个人的口音。虽然他想向记者倾诉自己的过去，以证明那些牺牲的同志，但组织的秘密他是不会说的，接头暗号和老许留给他的那把电台的铜钥匙。他等待着组织派人来找他接头，他又怎么能轻易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呢。
电视台的记者录像之后，他一直没有等到电视台播出，再后来，他就忘了采访这回事。
有一天，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又去了一趟陵园，走了一身汗，那天不知为什么，觉得自己有许多话要对老许他们说，他抱着烈士纪念碑就说了，一开口自己都吓了一跳：老许，我累了，怕是最后一次来看你们了。说完还嘤嘤地哭了一回。
那天从墓地回来后，被风吹着了，受了凉，他病倒了，一直晕晕乎乎的，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正巧老单位工会的人来看他，急忙把他送到医院，医生们抢救了几个小时，他还是走了。工会的一位老同志在收他的骨灰时，被一个金属一样的东西吸引了，戴上手套在他的骨灰里拿起一把面目全非的钥匙。说是钥匙，只是从形状上判断，经过高温已经变形了，但仍然有着金属般的光泽，在骨灰中显得十分不同。这枚金属吸引了众人的注意，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老王身体里怎么还有这种东西，咱们给他换过衣服了，兜里都是干净的。人们猜测一阵，议论几句，又把那枚金属一样的东西放到了他的骨灰里。
他去世之后，在建党八十周年，电视台播出了一档以“记住历史”为题的大型专题片，其中就有一段关于他的采访。在他的影像旁有一行对他介绍的小字：王大草地下工作身份未经组织核实。
这部纪录片播出不久，省城里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女同志，联系了当地政府，指名道姓地要见王大草。还是老单位的工会人员出面，陪同着这位老同志来到了公墓，找出了他的骨灰盒。
老同志抖颤着身体，望着他的骨灰盒，声泪俱下地说：风铃，我就是当年的燕子呀。
石钟山，作家，编辑，导演，影视制作人。发表长篇小说《大院子女》《天下兄弟》《五湖四海》《问苍茫大地》等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二百余部篇，创作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幸福像花一样》《军歌嘹亮》等三十余部，一千二百余集。作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四次，飞天奖三次，北京市政府文学艺术奖等四十余次。有多部作品译介成英、法、俄文在海外发行。
很赞哦！ ()
相关文章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