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2022年第6期｜钱墨痕：佩涅罗珀的冬天（节选）
2023-11-05小说天地钱墨痕
严格来说，落荷和建军并不是我的父母，我真正的父母在我记事之前死于一场车祸。我有印象的第一件事是参加落荷和建军的婚礼，那年香港已经回归，澳门也指日可待，全国宛如欢愉的海洋……
严格来说，落荷和建军并不是我的父母，我真正的父母在我记事之前死于一场车祸。我有印象的第一件事是参加落荷和建军的婚礼，那年香港已经回归，澳门也指日可待，全国宛如欢愉的海洋。以前的婚礼远不如现在繁琐，只是要好的朋友和亲人坐下来吃顿饭，建军最活络的同学自告奋勇充当司仪，地点则定在新街口唯一一家包厢里配备卡拉OK的饭店。即使有些不合时宜，祖父还是为新婚夫妇献上了一首“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当时《水浒传》刚在CCTV开始播，每天刘欢都要在电视里吼上一嗓子。祖父唱完话筒交还给司仪，作为在场最小的一个，我被请上了台。那天是我第一次在冬天穿裙子，出门前祖母把我打扮了好久了。我站起来理了理裙子，听见司仪问我，要叫这对新人什么啊？我说了一个答案，他告诉我不对，今天不能再叫叔叔阿姨了，得叫叔叔婶婶了。他让我说句祝福语，我学着大人的样子讲了一遍：“祝叔叔婶婶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台下两桌笑着鼓起掌来，“新郎新娘祝完了，祝伴郎伴娘什么呢？”我当然没什么辨识力，同样的祝福语我又说了一遍，大家笑得更欢了。那年我七岁。
长大以后，年轻的时光总像是同一年，得靠参照物才能把它们纳入谱系。我七岁时建军带着落荷加入到了我们的大家庭，到了十岁，则是我进到他们的小家庭里。我四年级开始之前，落荷从广州调回南京，他们俩结束了三年的两地分居生活，进入同一所大学教书。大学有自己的附属小学，他们觉得老让祖母带着我不是好的选择，隔代教育并不让人放心。他们没有生孩子的打算，便把名额用在我的身上。临走的那天我记得祖母跟他俩说过类似“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话，建军并不喜欢这句，“当然了”，他转身领我下楼，把这句话留在了身后。
没有任何的过继仪式，我也没叫过建军、落荷一声爸妈，但关系就这样确定下来。我一直陪伴着这段关系，或者说这段关系始终陪伴着我，直到落荷去美国，到她回来，到祖父去世，到他俩离婚，到我念完高中出国读大学。
除了朱利安外，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起建军落荷的事，谈不上羞于开口，只是总不知从何谈起。即便面对朱利安，我也犹豫了好一阵子才告诉他我有一对养父母。和我想象中不同，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甚至都没有从切割的牛排上抬起头来，“他们对你好吗？”仿佛在谈论遥远的别人的事，今天美军又轰炸了伊拉克，或是莱昂纳多又和哪个超模搞到了一起，“就是你的养父母。”我迟疑了一会儿，认真想了想，“他们对我不错。”说完我意识到美国小孩也许不明白中国人话语中的内敛含蓄，“他们对我很好。”我重复了一遍，告诉他。
那是我和朱利安刚在一起的事，等关系更好一些，我去他们家过完圣诞，他要求也见见我的家人，也就是建军和落荷，“看一个女孩二十年后会怎样，看看她的母亲就知道了。拜托了，让我看看二十年后的你。”我当然拒绝了，我只给他看了我们的合照，那年我还很小，落荷还不到四十。我明白朱利安是什么意思，但我还没做好准备。这句话倒是让我思考了一阵。落荷是我从小就很羡慕的女人，自信、精致，且有尊严。但是让我成为她，过一遍她的生活，我并不愿意。她是朋友，即使在青春期最叛逆的那几年，我也没有跟她隐瞒过任何的事，未来有一天我生了女儿，也不会做到像她对待我那样。但我仍不愿意成为她，起码我会要个孩子，其次怎样我也不会离婚。
我回国前朱利安又提了一次，“你们中国文化里不是有提亲，让我去见见你的父母吧。”在机场他看着我，我把行李一件件从他的手中接过来，最后一个是紧闭的袋子，里面是我织了一半的毛衣。“你别傻了，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我回国还要隔离一个月，没有由头，你签证都办不下来。”朱利安知道我说的是对的，沮丧地低下了头。他把装着半成品毛衣的袋子递过来，同时没有松手，仿佛我们的爱情在拔河。他的力气很大，我轻轻拽了两下，他没有放开。“朱利安，”我叫了他一声，“我只是回国探亲，又不是不回来了，总有机会的。”“所以这不是拒绝？”他把头抬起来，“你到时候一定要跟你爸妈说说我们，别忘了把结果告诉我。”“这当然不是拒绝。”我把袋子抽过来，塞进了我的大包。
朱利安不会知道袋子里是什么，我们跟寻常情侣一样拥抱了一会儿，然后他目送我进安检通道。
落荷给我打的电话，告诉我祖母不行了，我问她医生说还能有多长时间，她说她也不知道。她没有直接提让我回来的事，但我知道她就是这个意思。挂掉电话我开始办一连串的手续，向学校请假，向国内申请，买机票，知会朱利安，告别，飞上三十五个小时，降落，检测，隔离。我把所有的事压缩在了最短的时间，可惜还是没能见到祖母的最后一面。
祖母是在我集中隔离的第十天清晨去世的。“她是看了一眼你才走的。”落荷告诉我，最后时刻建军从钱包里抽出了我的照片在祖母面前晃了一眼，然后看她慢慢闭上了眼睛。讽刺的是我隔离的宾馆离祖母在的医院很近。落荷把我从宾馆接回家的路上，走了两条街她向窗外指了指，告诉我那就是几天前祖母度过最后日子的地方。我愣一下神，车已经开过去了，我下意识地回头张望，想象着不过三公里的距离，如果没什么阻碍我在阳台上喊一嗓子祖母都能听见。当然她听见也不会怎么样，我也不可能真的扯着嗓子喊。
我从记事起就一直跟着祖母，直到我被落荷和建军接走。后来每每建军和落荷吵架，或者他们因为吵架双方不说话的时候，我总往祖母那边跑。祖母很早就退了休，她有大量的时间给我讲自己和祖父的故事，讲建军和落荷的故事。有时候她还会顺势敲打我，说我们整个家族就靠你了，你以后可要好好赚钱养祖母啊。这话从我上幼儿园说到初中。高中之后我回来得少了，她嘴里念叨的则成了女孩子早点成家稳定些好，生个一男半女的，好把香火传下去，不要学着落荷的样子。这些话我总是不知道怎么接。那会儿祖父已经走了，祖母往往是一个人，我多半是敷衍，“祖母你身子硬朗着呢，我不也还小嘛，来日方长。”来日当然不是方长，祖母终究什么也没等到。
葬礼仪式为了我拖到了我结束隔离的那天，但手续耽搁了加上堵车，把行李放回落荷家再赶到会场，葬礼已经快结束了。来的大部分是建军那边的亲戚，有的远得我都不太认识，但我还是站在门口，向每一位来客鞠躬表示感谢。在葬礼上我并不那么难过，悲伤被我用在了别的时刻。我远远看见建军似乎也是这样，向他走了过去。
客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人稀稀拉拉地聊着天，“你回来了？祖母临终前还想着你来着。”建军一下子看见了我。
“我知道，落荷都跟我说了。”我冲他耸了耸肩，“你一个人来的？”
建军疑惑地看了我一眼，“我应该带什么人来吗？”
我有心跟他打趣，把嘴巴张了张，做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建军看了一眼我，紧张地回头张望了一下，落荷在遥远的另一边，“你听落荷说的？”
“落荷才不管你的那些事呢，我瞎说罢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放松一些，这些年建军愈发矮了，我不用再像小时候那样踮起脚尖，“你最近好吗？就是祖母的事。”
“没什么，”建军叹了口气，“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罢了，你呢？”
“就那样。”
“这次准备待多久？”
“看情况吧，也看疫情的形势。”我往后退了两步，把建军向更偏僻的地方拉了一些，“好了，我认真问你，你现在是一个人？”
“我？算是吧。”他把手伸到左边裤兜里摸了摸，然后从右边裤兜里掏出烟来。他当着我的面打开烟盒，“可惜只有一根了。”
我用眼神示意他自便，要是落荷看见建军带着我抽烟，还不知道会怎样，即使我已经快三十了。要说起来我人生抽的第一根烟就是当着建军的面，那会儿建军领着我跟一个长得一般的女人吃饭，他让我叫她“阿姨”，我没理他转而从桌子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叼在嘴上点火。那时我还很天真，总觉得要从这个家以外找个人来为落荷和建军的离婚负责任。那个阿姨当然不是唯一一个，之后我又见过几个，但不会有那么大的敌意了。只是她们跟着建军的时间都不长，连一个跟我吃过三回饭的女人都没有。我有时候吃完饭回去会跟落荷聊这些，她并不反感听我说建军的生活。有段日子还有传言说建军找了他带的研究生，因为这个才离婚的。那会儿舆论对“师生恋”还不像现在这么敏感。我问落荷，落荷让我别听学校里的人瞎说，他们俩离婚毕竟不因为任何人，“那那些阿姨呢？”“随他去吧，”落荷总是这样说，“建军又没法一个人过日子，有个人照顾他也挺好的。”
建军深深吸了一口，缓缓吐出来，“你怎么忽然关心起我了？”
“我有事要问你。”
“哦？”他把叼在嘴里的烟取下来，把手轻轻往上指了指，示意我说下去。
“我想问，你当时是怎么向落荷求婚的？”
“你就想问这个？”建军的表情有点失望。
“这不能说吗？”
“没什么不能说的，没求婚。那会儿谁求婚啊，90年代就没人求婚。”
“哎呀，我也不是说求婚，就是你怎么下定决心要娶落荷的？”
“你是想问我怎么就跟落荷结了婚？”
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听起来总像是我跟他站在同一条战壕，而落荷在另一边。但我不想跟建军咬文嚼字，我点了点头，告诉他就是这段。
建军用力吸了两口，烟只剩下屁股一点，他将它熄灭塞进空烟盒，整个扔进一旁的垃圾桶。他说他们那代人其实差不多，那会儿谈恋爱可去的地方也有限，南京城就这么大，也就是莫愁湖、玄武湖走走，最多就是新街口看看电影，然后就成了。
“然后就成了？也太敷衍了吧。”我不愿接受，“有没有一个时间点，就觉得我要跟她度过一生？”我告诉建军我想听的是这个。
建军说应该有，但是太久了，他不记得了。他记得对他们婚姻重要的一件事是落荷第一次来家里吃饭，祖母很喜欢她，把家里最贵重的首饰都拿了出来，落荷推脱了几下还是收下了，那会儿他就知道八九不离十了。
“第一次见面祖母就送贵重首饰了？她是多怕你娶不到老婆？”我有心损一损建军，但他并不在乎。
“你知道祖母的脾气，”建军边说边往葬礼的主会场看了一眼，落荷从另一端朝我们这里走过来，“她认了的事就会立即去做，你祖母多果断啊。”
我点了点头，“然后你们就结婚了？就我七岁参加的那次。”
“当然是那次，我们就结过一次婚。”建军看落荷在我们一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终于结束了，晚上一起吃饭吗？”他问落荷。
“我？我不了。”落荷看了建军一眼，转而看向了我，“你呢，你是跟建军吃饭还是跟我回家？”
我犹豫了一下，觉得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抛下落荷不太说得过去，“你过几天再约我好了，到时候我再问好了。”我留下这句话，上了落荷的车。
第一顿饭不去饭店，就在家里吃，这是多年来的传统，落荷做两道菜，我做两道菜。落荷甚至开了一瓶红酒，说是要好好为我接风，庆祝我学成归来。
“我还没毕业呢。”我纠正她。
“没事的，就剩答辩了，还不是水到渠成的事。”落荷虽说不是祖母生的，但对认定的事认真的劲儿倒是一式一样。
她跟我扯了好多别的，还夸了我做的鸡和青菜，等酒喝到一半，她才把想问了一晚上的话说出口。
“建军跟你说什么了？”
我注意到落荷说的是他跟你说什么了，而不是你问他什么了。我告诉她我很好奇他俩结婚的事，就去问了问。我以为落荷会问我怎么好奇这件事，那样我就可以顺水推舟地把朱利安引出来。这种模式也许落荷会比较容易接受，毕竟我都还没有告诉建军。但落荷只好奇建军怎么说。
我简要地给落荷概括了一下，其实也没法更概括了，他本来就没跟我说什么。“他是这么跟你说的？”落荷看起来不太高兴，把端起的高脚杯放下了。
“是啊，他哪里说得不对吗？”我换了个坐姿，意识到在落荷的嘴里故事可能有不同的走向。
不是不对，但不全是他说的那样，落荷告诉我。是避重就轻吗？我问她，她没有点头也没有否认。她关注的建军从来看不到，不过也无所谓了，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她摆出一副看开了的表情，算是对我问题的回应。
“我感觉我是被套路的，稀里糊涂就结婚了。”这是落荷的第一句话。我问他俩这个问题本来是想给自己一个答案，给自己面对婚姻的勇气。落荷开口那一瞬间我预感到我不会如愿获得答案了，但我还是安静地坐在对面听着她讲。
在落荷的讲述里，建军是她的博士学弟。她毕业后从南京去了广州教书，那年建军的表哥表嫂第一次去广州做生意，建军便托已在广州半年的学姐带着表哥表嫂转一转广州。落荷与建军不太熟，这样的要求自然奇怪，但落荷想着举手之劳也就应了下来，那会儿网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初来乍到得靠地图去探索这个城市，尤其广州的方言对于南京人来说过于苛刻了。落荷为此花上了一整个星期，就这样线算是搭上了。之后是新的一年。落荷之前从没有离家这么久过，几乎学生一放假，就收拾行李回了南京。也算是巧，在家的第二天就与建军遇上了，建军知道落荷回来之后便开始约她。落荷只当是为了感谢自己尽地主之谊，也就照单全收。
之后就是建军口中的那顿饭，那顿饭在落荷嘴里则成了鸿门宴。在那之前还有一顿，有次他们在朝天门逛旧书店，落荷家住在朝天门附近，逛完想随便吃点的时候，撞上了下班回家的落荷妈，落荷妈拉着他俩，说何必出去吃，多炒俩菜就是了。落荷想想也好，建军自然不会说不。
除了建军，所有人都没多想，落荷从小朋友多，男同学来家里吃饭也不是第一次。但对于建军就不一样了，毕竟正常人谁能去嘱托一个不太熟的异性去照顾对方的亲戚呢？但这也是很多年后落荷反思时才想到的。
有了在落荷家的那顿饭，水到渠成自然就到留在建军家的那顿饭，建军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落荷，我妈叫你明天晚上来家里吃饭，落荷也就轻描淡写地一听。衣服都没特意拾掇，提着两袋水果就上了门。
如果没有临走前的一番话，在落荷心中那顿饭吃得还算愉快。落荷向来很讨长辈们的喜欢。那天晚上也不例外。菜准备得很丰盛，祖父为了客人还温了黄酒。落荷心中隐隐觉得有点不对，但还是以好客为由压下了怀疑。席间聊得不错，为了尽主人的兴，落荷不停往肚子里塞着食物，等吃完去上厕所她才发现皮带原来的扣子得松上两节才能系上。
祖父只负责聊天，就跟几年后的建军一样，做饭收拾什么全是祖母来。落荷记得她那天还很不开眼地夸了几句祖母的心灵手巧和能干，让祖母开心地把皱纹挤在了一块。那时她还不知道她给自己挖了个坑，祖母所有的心灵手巧和能干有朝一日都等待着交到她的手里。
这还算轻的，另外一件让祖母开心的事是落荷问了她和祖父的爱情。叔叔阿姨是怎么认识的呀？这是落荷常用的聊天伎俩，她以为大凡美满的家庭都会乐意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即使不美满的家庭在外人面前也乐得维持美满的样子。但祖母却在这个问题上听出了她想要的言外之意。她既开心又有点害羞，边擦桌子边含糊地回答，那个时候哪有什么自由恋爱啊，都是公社里媒人介绍的，要不是他家成分好，我还看不上他呢。落荷顺着就把祖母的话接下去了，媒人介绍能出这么好的姻缘，叔叔好福气啊。祖母乐得桌子都顾不得擦了，一个劲地说着“可不是嘛，他还身在福中不知福”。这句说完她才想起来还没对那句言外之意有所回应，笑着又把抹布放下了，“每个时代不一样嘛，介绍认识的靠谱一点，有组织来监督，但感情得之后慢慢培养，可不比你们现在自由恋爱，又靠谱又放心”。
落荷听这句觉得有些不对劲，但从小的教育教给她不反驳长辈的任何话语。她那时还不知道，几乎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敲门砖，她总觉得祖母一开始并没有动拿出贵重首饰的念头，是优异表现为自己赢得了这个机会，这个想法在之后的日子里反复折磨着她。快结束的时候祖母找借口回了房间，出来的时候捧着一个看起来有年头的首饰盒，递到落荷面前打开，盒子里是一个金手镯。落荷被吓了一跳，不知道祖母是什么意思，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只是呆呆地看着祖母。
第一次来家里，也没准备什么，我年纪大了，这个镯子戴出去别人要骂我装小姑娘了，送给你好了。
这太贵重了，这怎么行。下意识地落荷就要往外推。
这有什么，你要不要戴戴看，看大小合不合适。
落荷知道戴上就拿不下来了，断然不能戴，但又找不到别的推辞之语，只能一个劲地说“不行，不好”。
祖母立时换了一副面孔，用严厉一些的声调告诉落荷没什么别的意思，你收下，不收就是看不起金镯子了。落荷被祖母的语气吓了一跳，她想起上初中时，班主任让她竞选班长，她推脱。她是真的不想当，费时费力还不讨好。班主任就是用的这种语气，她说“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落荷。”那时她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话从一些人嘴里说出来，就不是让人拒绝的。
落荷求助似的看了一眼建军，她想知道建军会不会是这场阴谋的同谋。建军明显更加意外，但面对落荷的眼神，他并没有提供任何帮助。我妈给你，你就收下吧，他说。
事情发展到这里，自然难再有回旋的余地。而落荷之所以能讨得每一个长辈的欢心，重要的一点是会在任何场合尽力去保全每一个人的面子，那天也是一样。她明白除了收下，不再有别的选项，但她坚持没有试戴，而是把盒子合上，小心地装进了随身背着的书包。
“你就带着首饰盒回家了？”我想问落荷来着，但手机先响了起来。我拿起屏幕朝下的手机，是朱利安的电话，我向落荷示意了一下，进了房间。
落荷开始讲故事就停下了酒杯，倒是我沉迷于故事就酒，把剩下的大半瓶红酒都灌下了肚子。听她讲的时候不觉得，猛地一站起来才感觉酒劲涌上头顶，我强撑着走进房间坐在床上。朱利安的电话已经挂掉了，我点开聊天软件，朱利安给我发的两条分别是问我好吗和问我想好了没有。这两条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想在床上歇一会儿再给他回过去，不承想一合眼就睡了过去。
半夜做梦梦到自己一个人在沙漠里寻找大海，走了好久才醒过来，去厨房喝下一大杯水才意识到落荷的故事还没讲完，但现在又不可能去隔壁的房间乞求故事的后半部分。朱利安没有再打电话来，我们之前有约定，若是一分钟不接电话，则是表示在忙，另一方也不会一直打来电话。
醒来后再入睡有些困难，在床上翻了几圈，索性把装毛衣的袋子从床边拿了起来。
从小我的毛衣都是祖母手打的，即使上了初中高中，市面上机器打的那种更轻更薄甚至更暖和的毛衣层出不穷，祖母仍没有放弃这份责任。我从没有见过如祖母般手巧的人，落荷不行，我当然也不行。祖母常说要为爱的人织，才能织出好的毛衣。也许我们没有爱的人，我不知道。
但这话不假，手头这件我已经打了半年有余，每次打上七八厘米就要拆掉四五厘米，总觉得哪里歪了斜了，穿了会不舒服。夏天买的毛线球，转眼已是冬天。织或拆的那段日子里，我总觉得我的一生都要耗费在这无效劳动中，我甚至常常在编织的过程中怨恨起自己，怨恨不该在酒后大放厥词，不该说出“每一个中国女孩都是织女”。
那是来读博士的第一年，刚在费城过第二个春天。那学期一门西方经典的公共课要花一整个学期讲《奥德赛》。对《奥德赛》的印象我还停留在建军说的“正常人没事干谁会看《荷马史诗》，看《尤利西斯》，看《奥涅金》啊”的阶段。建军学德语文学教德语文学，总有一些偏好和偏见。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看了大半，学期末每个人要选角度进行汇报，我准备往中外神话对比上靠，中国神话里有个搞纺织的，《奥德赛》也有。选题报上去没几天，邮箱里收到了教授的回复，说是班上有个男孩也做佩涅罗珀，可以一起。佩涅罗珀就是《奥德赛》里搞纺织的那个，她是奥德修斯的妻子，所有人都以为奥德修斯战死了，只有她没有。她把给公公准备的寿衣织了又拆，以此来争取自己的时间。一个小时后我就收到了朱利安的好友申请。
约在校外的一家咖啡馆，朱利安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小孩，不太高，不怎么胖，脸上还零星有些雀斑，跟小时候看《成长的烦恼》里某个记不起名字的小男孩很像。我看过《奥德赛》，知道佩涅罗珀的故事，但还是没有打断他，任由他说了下去。奥德修斯征战十年，来向“遗孀”求婚的人也络绎不绝，她借口要先把公公的寿衣织完，她成天坐在巨大的机杼前，白天编织寿衣，夜晚火炬亮起来之后，她再把白天编的部分一点点拆掉，就这样瞒了三年。
朱利安喝了一口咖啡看着我，我没说话，冲他点了点头，示意我在听。他告诉我他并不赞同传统文学中把佩涅罗珀作为贞洁圣女的象征，佩涅罗珀做的一切只是拖延而已，她虽然没有接受，但也没有拒绝。她本可以更加坚决拒绝。说完他停顿了一下，“而且很多人认为《奥德赛》是文学中‘厌女’的起源，‘佩涅’词源中是编织的意思，在这套话语中，她编织的并不是对奥德修斯的爱，而是编织着女性的谎言。”
也许因为所受教育的不同，我身上反而没有像他那么强的性别意识，在我想象里佩涅罗珀首先是个人，其次是悲剧性，在几个顺位之后，她是个女人这一点才会凸显出来。但我并不想跟他争辩什么，我也不是个善于跟陌生人交流的人，只是耸了耸肩，看着他把没说完的话说完。
......
全文见《草原》2022年第6期
钱墨痕，1994年生，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文学》《青年文学》《长江文艺》《雨花》《江南》等，有小说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曾获青春文学奖。出版有长篇小说《九镑十五便士》《俄耳普斯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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