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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文艺》2022年第8期｜文清丽：嘿，女大校

2023-11-06小说天地文清丽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我们佩戴金灿灿的军衔，立正向八一军旗敬礼时，我恍惚看到了学员队的大队长，看到了干休所的协理员，看到了老主编，恍惚间又看到年轻的我，正背着行李走……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我们佩戴金灿灿的军衔，立正向八一军旗敬礼时，我恍惚看到了学员队的大队长，看到了干休所的协理员，看到了老主编，恍惚间又看到年轻的我，正背着行李走进军医大学美丽的校园里。

下周二上午九点举行文职干部改任军官授衔仪式！

小道传言终于变成了正式通知，我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金灿灿的两杠四星大校军衔，我从当兵的那天起，就日思夜想，终于要戴到肩头了。因为授衔的人多，负责仪式的人让我们同事间互戴，三分钟内，要给对方把旧的文职军衔换下，再把新的大校肩章戴上。与我搭档的也是一位女大校，我们的兵龄和年纪差不多。我以为这是小意思，可预排时，一声令下，我俩一个比一个紧张，肩章插好，用螺丝固定时，小小的金黄色螺丝钉我怎么也拿不住，不是掉了，就是螺钉插不进螺母，其他战友都已停止立正昂首站立目视主席台时，我还是哆嗦得摁不进螺钉。《咱当兵的人》《强军战歌》……军歌一支接一支播放着，好像催促着我赶紧结束，我紧张得满头是汗，对面同事已经给我戴上了，可我就是给她戴不上，情急之下，我只好把同伴的肩章插进肩套，这才从尴尬中解脱出来。可主人一伸胳膊敬礼，没有螺钉固定的肩章马上像青蛙一样咧开了嘴巴，好似在嘲笑我，看来真老了，手脚都不灵便了。

我为自己的笨拙羞愧，真想借口有病不参加授衔仪式了，可我不甘心，盼了快三十年了，怎么能在这么重要的场合撤退。从当兵的那天起，就没有认过输。在办公室，看到哪个同事闲着，马上拉着对方开练。一个人在办公室，军装挂在衣架练。回到家，让爱人穿着军装，我给他别肩章。三分钟，一篇述职报告都念完了，半公里也跑下来了。你以为授衔只是为了好看？我边练边责怪自己，从中尉到大校，走过了多少曲折而艰难的路，怎么能被这芝麻粒般的困难绊住前行的脚步？我感觉练得差不多了，听闻组织的干事给我换了一个中尉。这虽是温馨的体贴，但我明白这里面的深意，心里苦涩涩的，埋怨自己，看看，都需要人家来特殊照顾了。

不用担心，李老师，有我呢。中尉女同事年轻得脸能捏出水来，皮肤光滑得像天鹅绒。

我们还得多练，万一那天军乐一响，我又紧张得手不听使唤，那真就出洋相了。

没事儿，李老师，别急，这样，咱们分个工，我帮你压住里面的螺帽，你只管拧螺钉，很简单的。我年轻。

你多大？

我二十五岁。

我跟她的年龄刚好颠倒。

二十五岁那年，我从正排少尉刚提中尉。岁月，瞬间把我拉回到曾经的岁月。

那时，我刚从位于山沟里的陆军步兵一〇五团调到省城的军医大学，当我背着行囊提着皮箱来到美丽的大学校园时，自豪、幸福、得意，还有那么一缕忐忑。这可是全军有名的重点大学，校园像花园一般，倒映着蓝天绿树的大湖，绿色操场上年轻的学子在跑步，玉兰、梅花次第开放，我也许将要在这里度过一生，我感觉未来好似一轴云锦，在我眼前徐徐展开，年轻的心如鼓满了风帆的船，期待着远航。

我的新职务是学员队的干事，也就是说我将跟大学生一起度过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教学楼前，放着一架淡蓝色的飞机模型，上面写着“八一”，表明这是一所空军院校。校园主干道两边的法国梧桐树上系着红布白字的横幅，上写：欢迎外军专家莅临我校指导。广告栏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海报，最醒目的一张上面写着：周三晚七点半，中科院院士、全国著名神经外科教授杨宏在科学会堂做专题讲座。全国著名作家赵明周五在研二教室讲《诗经》。还有什么国标舞培训班、小提琴提高班、镭射电影厅……你听听，这可是与全国、世界接轨的，全国刚实行了假日双休制，也就是说我有更多的时间接受全新的熏陶和省城带给我的便利，我遥远闭塞的步兵团是没法比的。偌大的校园，最醒目的是中西结合的教学楼，旁边是带悬梯的图书馆，另一边是写着游泳馆的白色三层小楼，还有篮球场、足球场、银行、幼儿园、小学、军人服务社、浴池等。院子大得至少有两平方千米，来来往往的人都骑着自行车。足不出户，就生活无忧，几乎就是一个小世界。大都市的八面来风扑面而来，我脚步轻盈，背着行李的肩膀好像也没了重量，禁不住跑起来。跑着，跑着，肚子突然好像被一只脚踢了一下，我才醒悟过来，轻轻抚摸了下，吐吐舌头，心想可不敢再跑了。

报完到，上到四楼宿舍，我浑身是汗，一个长得像洋娃娃的女学员说，李干事，你怎么出这么多汗，身体不舒服？幸亏我穿着厚厚的毛呢冬常服，没有人发现我隆起的肚子。

对了，我已经怀孕六个月了。爱人仍在山沟部队，我即将生产，公婆才想办法把我调到了省城的这所军医大学。

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带着学员上课、出操，最难受的是上解剖课时。我们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面对一具遗体，一层层地刮脂肪，认肝胆脾脏部位，虽然心里恐惧，福尔马林的味道又特难闻，可我很珍惜这份工作，因为到省城工作是多么不容易。我走时，步兵团的战友们别提多羡慕了。

工作了三个月，我就休假生小孩了。

9月学校开学时，我的产假没休完，可我特别渴望上班，反正家离单位也就隔几栋楼，上班间隙，我可以回家给孩子喂奶，这是允许的。开学第一天，天空碧蓝，桂花的香气阵阵飘来，伴随我一路来到大队部。因为坐月子胖了，我的夏常服上衣穿上有些紧，而我急于上班，妈妈给我把后背放宽了两厘米。一进大队长办公室，我就一股脑儿地把想了三个月的新学期计划一一给他做了汇报，比如，跟学员们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开办新闻报道小组，组织黑板报比赛，等等。当我一口气讲完，静等着大队长表扬，坐在我对面桌前的他微笑着递给我一杯茶，说，你刚生完孩子，身体有个恢复期，组织给你安排了相对轻松的工作。

不用，不用，我身体恢复得挺好，早盼着上班了。

大队长胳膊扶在桌上，手里拿着一支金光闪闪的钢笔拨弄了一会儿，说，你休假时，我们已接到干部处通知，你调干休所工作了，干休所就在院后门边，有空来玩。你到学员队三个多月，大队党委对你的工作是满意的，学员对你也是赞誉有加。他后面还说了些啥，我一句都没听进去，好想再分辩几句，但我明白命运已定，再说徒劳，更何况我是军人，此时只能服从命令。是我干得不够好吗？大队长说的是客套话？可上班的三个月里我挺着大肚子尽了所有的努力，除了没有和学员一起跑操，上课，听报告，啥活动都没请过假。那么是因为我回去生小孩了？可条令没说女干部生产就得给调整工作。

可能我的脸色不好，大队长又端起茶杯递给我说，你没事吧，喝点水。我说，大队长，干休所是干什么工作的？真的，那时我太年轻，二十五岁，对这么一个单位很是陌生。

应当是为退休的老干部服务吧。大队长说着，把一张命令递给我。

上面写的是我由现役军官改为文职科员。

我不是军人了？

还是军人，只是佩戴文职衔了。干休所的干部都是文职干部。大队长说着，低下了头。

二十五岁的我，要离开我熟悉的青年学生走进老干部队伍，我能为他们服务好吗？离开学员队，走过大操场，我感觉高远的天空一下子低了，阴沉沉地向我压来，来来往往的大多都是军人，他们肩上金灿灿的肩章好像在向我示威。我仔细瞧了瞧，发现大校跟少校的步子不一样，大校步子稳健，少校则速度快捷。而我还是喜欢那些尉官，虽然只有一两颗星，甚至是红红的学员牌，可这预示着年轻，预示着还有长长的未来。而我，从此将不再佩戴心爱的中尉肩章，改为军队文职干部，肩上的星星改成了元宝花，也就是说，我的职务将不再从肩章上体现出来。我不再是副连职干事，而成为科员。这跟地方工作人员有什么区别？我不禁流下了眼泪。行人不停地看我，我怨恨地想，为什么不把你们改为文职，为什么不让你们到干休所去工作？服务离退休老人，意味着你离全校的中心工作远了，意味着你要整天与跟父母一般的老人打交道，他们固执、啰唆，脸上长满老年斑，嘴里呼出的是浑浊难闻的气息。我的青春将要在这样的地方度过，即便开了花，又能有几人赏识？

我越想越伤心，走进家属楼上到五层，推开大门，另外两间房子静悄悄的，他们还没下班，只有右间我家的房门半开着，妈正在给我儿子唱儿歌：

小小娃儿快长大

长大去骑马

穿上绿军装

胸戴大红花

你看我娃神气不神气

……

我一进门，妈马上住了嘴，探询地看着我，我也不睬，脱掉帽子，军装也不脱，往床上一栽，胳膊枕在脑后，只管不停地流泪。

儿子伸手要我抱，我转过身，背对着他，他大哭起来，眼泪顺着面颊哗哗地流了下来，妈边擦边说，我娃不哭，奶奶抱着你坐火车？妈双手抱着儿子摇晃，边小心翼翼地问我，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看你脸色不好，出啥事了？

他们凭什么调动我的工作？也不征求我的意见，这不欺负人吗？学员队那么多年轻干部，为什么只把我调走了？我本想说我跟干休所一位干事对调了，她到学员队，我到干休所。一想妈是农村老太太，给她说得越多她越担心，还于事无补，便收住了后面的话。

把你调回山沟那个部队了？

伺候老干部，还在咱这个院子里。

我还以为有多大的事，不就换了个单位嘛，还在一个院里，又穿着军装，比你在山沟部队好多了。安心去上班。种不了小麦咱种玉米，只要人勤快，饿不死。

难道我当兵就是为了混饱肚子吗？我很想责怪妈几句，一看到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不停地擦着饭桌，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第二天我还没起床，妈就起来给我熨军装。吃完饭，离上班还有二十分钟，妈一直看着我，我装作没看见，只顾低头给儿子洗衣服。妈说人家邻居都上班去了。说着把军装递给我，说，你去上班，衣服我来洗。你不上班，妈心跳得直打鼓。拿公家的钱，不上班，就是不讲理呀。你爹最瞧不起不讲理的人了。

爹在生产队当过队长，这话我倒是常听他说。张三拿了救济款还不干活儿，不讲理。李四干活儿挑三拣四，还嫌给的工分低，不讲理。妈点着油灯说闲话，不讲理……妈一说到去世的爹，眼泪就悄无声息地流了下来。行了行了，哭啥嘛，我上班去还不行吗？

妈一听，马上从衣架上给我把军装拿下，双袖撑开，说，妈就爱看你们兄妹穿军装的样子，你两个哥的军装都穿了很多年，你也要把军装给妈穿老，给咱农村人争气。当农民，你知道苦得很。

对了，我给我大哥打电话。我刚熟悉了学员队的工作，我不走。我说着，就想起身到电信局去。电信局就在学校对面。

行了，别打扰你哥，你爹不是老说嘛，凡事不要看表面，只要踏实干，说不定坏事能变好事，快去上班。

当我穿好军装，在大衣柜镜子前照时，不禁又心酸了，这怕是最后一次戴它了，今后我从军生涯的最高军衔怕就是这两颗星的中尉了。

没想到妈——一个一字不识的农村老太太倒有远见，我到干休所工作后，工作比学员队清闲不说，首先改观的是住房。在学员队时，我住的是一套三家合住的公寓房，公用厨房、卫生间，属于我的是一间朝西的十二平方米的房间，一张大床，一张沙发，满满当当的。我一到干休所报到，就分了房子。打开门，我就惊呆了，是两室一厅的营职房，厨房、卫生间都挺大，还有一个从卧室通向厨房的大阳台，洗的衣服不再像合住时得挂到窗外露天的铁丝上，稍不注意就掉到了楼下。妈抱着儿子，边走边说，你看我说准了吧，这房子多好，又大又向阳，厨房、卫生间单独用，阳台这么大，咱冬天放上白菜大葱，再摆几盆花，我抱娃坐到阳台看风景，多舒坦。

带我看房子的是干休所协理员，他说，因为我职务是副连，不，科级，按干部住房有关规定，不能住营职房，但干休所没有相应的房间，就把另一间小的锁了。我说锁吧，锁吧，按规定来。我已经知足了。一厅一房一卫一厨，在军医大学像我这样年轻的干部是不可能分到这么好的房子的。

妈挤了一下眼，笑得眼睛都没缝了，你看，我说着了吧，到这儿工作，也是好事。

好事还真不少，干休所比学员队独立，人虽少，但政工营房车管军需财务，部门齐全，还有一个卫生所，医生护士就六个，还有三个高级职称。我一听，对他们的医术就佩服得不行。这些部门都在一栋家属楼里，只不过占了四套单元房。这样家居式的办公环境，让我很诧异，但的确给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妈有时头疼脑热，到一楼的卫生所看病不用交钱。有时出门办事碰到我们所的车，年轻的司机总热情地说，大妈，上车。让我妈感觉美得很，说她也当老干部了，享大福了。

政工办本来有两个干事，我刚报到，漂亮的女干事就把一串钥匙交到我手里，我还没分清哪把钥匙开哪个柜子，她就休产假了。

在野战部队和学员队我都是宣传干事，主要分管新闻报道，现在，我这个新来的干事组干宣保一肩挑。除了管理我们十几个干部、战士的调级晋职立功受奖，还有为老干部服务的日常工作，虽然忙，但是我心里很充实。家在五楼，办公室在二楼，我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妈抱着孩子到办公室来玩。妈说，多好的单位呀，上班都不用下楼，风刮不着，雨淋不到，你比皇上还舒服。妈爱看古装电视剧，知道皇上刮风下雨还得坐着轿子上朝理事。

可心里的苦闷我没办法给她讲。干部工作好说，只要把十几个现职官兵哪年调级、晋职的情况摸清，把晋升人员的情况及时上报所党委及机关就可以了。关键是写工作总结，写教育计划，可真难为死我了。

我的直接领导是干休所的协理员，他是从青藏高原部队调来的，汽车兵出身。有天他到我家来看望我妈，我妈一听我介绍，就非要把刚出锅的包子往人家怀里塞，搞得协理员只好拿了一个。妈说，你尝尝，我家老二跟你是战友，你也是我儿。缺什么，我下次放上。协理员刚吃了一口，可能是被烫了一下，嘴一咧，妈说，是不是不好吃，协理员忙说好吃好吃，真的太香了，跟我妈包的一个味。

妈高兴地又拿了一个，吹了吹，说，那就再吃一个。

不了，大妈，我还有事。协理员说着就打开了门。

妈硬是追出去，把一锅包子全塞到了他怀里。

关上门，我低声埋怨妈说，我刚到新单位，千万不要给我添乱，要不人家会认为我巴结领导呢，传出去影响不好。

妈说，不要怕人说，走得端行得正。你们领导跟你二哥都是高原兵，妈看着不知怎么，就那么亲。人家怎么能想办法调回来，你哥干了二十年了，还在高原受苦。说着，又开始抹眼泪。

协理员一点儿也不像山东兵，个子不高，嗓门不大，走路慢吞吞的。军装笔挺，稀疏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上面还打了发胶。对于我的调来，他很热情，笑眯眯地说，来了赶紧把工作挑起来，一个要生娃，一个整天闹着要调走，急死我了，幸亏你来了。听说你是政治学院毕业的，又在野战部队待过，我对你寄予厚望，把咱所里的政治工作全担起来，还要干得出彩。

谁知我把第一份写干休所先进事迹的材料交给协理员，他就打了回来，上面写着一行斗大的字：没有思想高度，内容空洞，结构松散。

一看这评语，我感觉他给我的政治生涯宣判了死刑，一点儿信心也没有了。晚上大家都下班了，我呆呆地坐在办公室，面对着材料发呆。妈下楼叫了我几次回家吃饭，我也没心思。明天机关就要材料，今天必须改好。可是怎么改，我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

正在这时，协理员推开办公室的门，说，吃饭了没？

我摇摇头。

回去吃饭。然后下来咱们推材料。

对，他说的是推。这我在原单位时听老干事老说，但不知如何推。草草地吃过饭，就赶紧下来，协理员正在办公室看《中国老年报》。他一看我进去，就说，怎么没带纸笔？声音很轻，但我知道每一个字的分量。

我拿着笔记本坐到他对面。他说写材料，先要吃透上级的精神。要知道党和国家对老干部工作的政策是什么。广大离退休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干休所的中心工作就是要让他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政治上尊重老同志，精神上关爱老同志，生活上关心老同志，进一步发挥好老干部的重要作用，让老干部度过快乐、幸福、充实的晚年。首先，我们选举了过硬的支部班子，选派思想过硬的老同志担任支部带头人，做到支委班子健全。咱们有两个老干支部，东院是军职干部，西院是师职干部，每周一、三、五是军职老干部学习日，每周二、四是西院老干部学习日，坚持了十二年，一直到今天。通过学习，老干部提高了政治觉悟，对党和国家及学校的建设了解得比较透彻。其次，我们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服务机制。一是建立走访慰问制度。我们做到了重大节日，重点走访到老干部家中。老干部住院，工作人员亲切慰问到床前。老干部及配偶去世，所党委忙前忙后到现场，一年来，走访慰问老干部多少人次，探望患病住院老干部多少人次，发放慰问品及慰问金多少元。二是坚持校情通报制度。召开座谈会，请校领导给老干部讲党和国家形势，介绍学校建设情况，及时把各级重要会议精神传达给老干部。三是发挥老干部的作用，请他们给中小学生讲党史军史，发挥他们的余热。全年请他们做革命教育多少次。四是完善为老干部办实事办好事制度。定期组织老干部开展喜闻乐见的文体娱乐活动，如春赏花秋游园，冬观冰灯，平时组织门球比赛、老年运动会、京剧晚会等。同时，为老干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每月供鸡蛋、肉菜，夏天供西瓜，冬天供白菜大葱，查体多少人次。供应了什么菜，什么品种，多少品种，怎么分类打包，又怎么送到家的。还有处理老干部家庭矛盾多少起，事因，经过，达到的效果，都要写清楚。

没人告诉我。我感到好委屈，心想，我才刚来三天，情况还没了解清楚，就要写这样的大材料，委实难为人。

你得主动向各部门了解呀，不就楼上楼下嘛，要尽快熟悉情况。只有情况摸透了，材料才能写得厚实。还有标题，内容上概括要准确，中心突出，逻辑清晰，逐层深化，形式上，工整对称，结构统一，言简意赅，易懂好记。你看你用的不是材料语言，而是散文笔调。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课，几经努力，我终于明白了材料如何写。后来，我再到大机关，写材料，领导也只是改了几个字，我不得不感谢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协理员。

正在这时，我听到办公室大门外怯怯的敲门声，妈一手抱着娃，一手提着一袋饺子，说，给你们协理员，人家那么费心教你学本事，咱不谢怎么行。

协理员马上出来说吃过饭了，妈说带回家，让你媳妇孩子尝尝，你吃了就是我家老二吃了，他最爱吃我包的大肉包子和三鲜饺子了。协理员说，大妈，李政委我人不熟，但是讲话我们官兵都爱听，说得有水平，又贴心。

妈一听就说，你说说我家老二怎么工作的，我怎么发现他到家一句话都不说。

妈，我跟协理员正谈工作呢。我急忙说。

我们谈完了，大妈，你这么想李政委，我的办公室可以打军线长途，你给李政委打电话。

中中中！要不是协理员扶住，妈高兴得差点儿绊倒在旁边的椅子上了。

跟哥通了电话后，妈兴奋得半天睡不着，给我说二哥，说完又说大哥，最后又说协理员是个好人，让我跟着他好好学本事。

后来协理员常去我家看我妈，还说我妈像他妈，可惜他妈走得早。说得我妈跟他眼圈都红红的。

我妈说这正好，你就把这儿当你家，常来吃我做的饭。还有晓音这个女子死倔，但娃心里一直想着干好工作哩，你好好引导她，农村娃考上军校，又分到大城市不容易，该骂时就骂，就算打她我也没意见，树不修不直，人不教不才。

协理员笑着说，大妈，你放心，我最会调教兵了。

我放心，放心，你看看，你办公室这么多奖牌，可不就说明你会带兵嘛。妈指着奖牌一个个地数，边数边说，乖乖，八个奖牌呢，把娃送到你手里，我放心。

大妈，那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们全所人员干得都很好。

那也是你火车头带得好。没想到妈一说还一套一套的，搞得协理员很不自然地摸着稀疏的头发嘿嘿地笑。

现在想起干休所老干部看文件的情景，清晰得好像昨天才发生的。

军职离休老干部集中住在校园东北角的独门独院里，院子门口有传达室，正军职或一些老资格的副军职都住带花园的二层小楼，其他资历较浅的住楼房，七室两厅三卫。他们大多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每个人的经历都可写一部长篇小说，每每走进这个院子里，我不由自主地整理好军装，推着自行车，小心地走进大门，生怕打扰老干部宁静的退休生活。

会议室在二楼，里面是长条大桌子，十几个老干部围坐一圈，每人面前都放着一两份文件，边看边记笔记。

该支部老干部学习比师职支部学文件认真，谁有事必须跟支部书记请假。支部书记姓林，退休前，是某部队正军职政委，他特严肃。

我每周从学校保密室领回新的《内部参考》《国际消息》《国内外动态》《全军政治工作通讯》等文件，他们看完后，都在扉页写上“已阅”，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时间。每周一、周三中午休息时，会有保健医生提着药箱来巡诊。周五是集体讨论，老干部发言很积极。

从上午八点半开始看文件，十一点结束。没看完的文件，因为多数带密级，不能带回家。我每天手提文件包，骑着自行车，东西两院轮流送文件。每每经过学员队那灰色的大楼时，我就头一低，脚狠狠地一蹬，让自行车快速穿过。

老干部看文件时，我在一边看书，或写东西。每当我累时，看到他们戴着老花镜认真学习的样子，就不由自主地低头看起书来。

别看老干部战争年代打过仗，行伍出身，但他们大多能文能武，且多数出身于富庶家庭，上过大学，棋琴书画样样行。就在他们抄录的毛泽东诗词的书法作品里，我认识了熟宣生宣，明白了什么是魏碑什么是颜体，也知道了红星牌的宣纸出产于安徽泾县。

所里为老干部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我跟他们一起扭秧歌，一起参加老干部大合唱。即便五音不全，也得硬着头皮站在他们队伍前打拍子，时间长了，慢慢也有了些乐感。我们带着老干部到古城公园观花，到城墙赏灯，到老年大学学画牡丹、葡萄，到郊区钓鱼，到黄河边上看船，到寒窑看王宝钏。走遍了驻地的名胜古迹。只要老干部过得舒心、快乐，我们的工作就做好了。

那时流行跳交际舞，我到省艺术学校请来老师教老干部跳舞。教舞的老师是个老头儿，喜欢跟一个女老干部跳舞，其他女干部有意见，坚决要换老师，还孤立了那位女老干部。我说是因为那位女老干部跳得好，她们一听急了，马上去找协理员，气得我好几天都不想去组织她们活动了。现在想想，她们为那个老师争得面红耳赤，这个说老师跟那位女老干部一下午跳了整整两个小时，另一个说不只是跳舞，那老师还一直望着女老干部笑，说他们关系不正常。我不信，但又不能批评她们，左一个刘医生、右一个张阿姨地劝，现在想来还挺有趣，可当时我真的好烦。

组织老干部出行时，我背着海鸥牌相机给他们照相，那时不像现在，随便拍。胶卷是要钱的，舍不得。但经不住女老干部这一个李干事、那一个小李地请求，我一举相机，她们就排成一队，再也停不下来。她们在镜头前做各种表情，或坐或站，或把丝巾缠在胸前，或搭在脖上，还不停地说，拍呀，拍呀。不一时，一卷胶卷就用完了，可还有一多半老干部一张都没照上。男老干部对照相不在意，可他们爱吵架，动不动掀了棋盘、扔了乒乓球是小事，有时还动手，那可真是理不清的鸡毛蒜皮，断不完的家长里短。

这些事还好说，最怕的是给老干部处理后事，到太平间给他们换衣服。他们走时，要放哀乐，我感觉好像给自己放，晚上做梦都在抬遗体。

妈说，娃，你做的是积福行善的事，不要害怕，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爹妈，还有什么怕的。

离开干休所后，我每每看到军报，只要发现上面有老干部去世的讣告，总要仔细看，有没有我认识的老人。

有年出差，我到军大，因为正课时间都有活动，清晨我早早起床，想悄悄到干休所去看看，不惊动任何人。当我一走进军职院子，看到过去花木茂盛的院子，不知是因为时光的推移，还是因为我当时的错觉，眼前的院子又小又破。一个正出来到报箱取牛奶的老干部盯着我看了半天，说，你是小李干事吧？

首长，是我。

快到家里去。

不用了。

我们大家可想你了。

我去了几个熟悉的老干部家，支部书记林政委、副书记贺校长已经走了。而我难忘的就是他们。他们怎么就走了？

你上学去时他们八十多了，当时最年轻的我现在也八十了。给花园浇水的林副校长说。

我忽然想落泪。我说你们还看文件吗？

还看，不过，看的人越来越少了，手机上什么都有。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在干休所院子里转了一圈，隔着门看了会儿活动室，还发现新建了阅览室。感觉空落落的心里踏实多了，才踏上了回去的路。

在干休所待的时间长了，原有的激情淡了，我感到我的人生就要跟老人这么过下去，真不甘心。有天，我在学校阅览室看到一本大型军事文学双月刊《红星》，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我把自己到干休所的一些感受写成一篇散文，寄到了北京的编辑部。

两周后，我收到了一封《红星》编辑部老师的回信，他有一个很怪的姓，查，叫查风。那时作家都兴笔名，我相信这是他的笔名。他写的字很有特色，方正中含着筋骨，一看就是男人的笔迹。他说收到我的稿子了。他们杂志开了一个专栏叫《山外山》，专门为基层文学爱好者开设的，我这篇还不错，但不能发，没有新意，不要写别人写过的，当兵想家呀，女兵剪头发哭呀，全是别人写烂的故事，这篇只能列为候选，也就是只在杂志上刊登个题目。下期的主题是“女兵的故事”，让我努力，我既然在干休所工作，一定能写出自己熟悉的生活。

我又写了一篇小说，寄去两周后，他很快回信，说，拟用的这篇是小说，不过标题他会改的，为什么要叫虚无缥缈的《女神、战神》呢？

管他改成什么，只要发了就行。那可是全军最厉害的军事刊物，是所有部队军事文学爱好者向往的殿堂，只要是部队作家，大多是从那儿走向全国文坛的。

我收到用稿信三个月后，稿子才发了出来，题目叫“我为老干部处理后事”，不是我想象中的诗意或深刻，直接开门见山。

看着写着自己名字的杂志感受就不一样了，特别是“红星”二字好亲切。一曲“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闪闪暖胸怀”，是我们那个年代唱得最多的歌。戴军星，穿绿军装，更是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的梦想。

那时我年轻又虚荣，把杂志故意放在办公桌上，同事十几个，进进出出但没一个人留意。杂志放在办公室的第三天，协理员进到我的办公室，我心跳得好快。我把杂志拿在手里，想告诉他又不好意思。协理员说看书呢。我怕他说我不务正业，又看小说了，便解释说，这上面有报告文学，我看能不能按照人家的风格，写写咱们干休所的工作。

好呀，我支持你。我从小就喜欢看这本刊物，它与我同龄。我好久没看到了，看看与过去有什么变化。协理员说着拿起杂志翻了翻，我心跳到了嗓子眼上，紧张得浑身冒汗。他哗哗地翻了一遍，说，不错，有兵味，我借去看看。我以为他说我的小说，正想谦虚，他却说你看看这头题稿名字多大气，《谁来保卫2000年的中国》。他低头看着，这时对面他办公室的电话响了，他拿着杂志挥挥说，我借去看看。

他一走，我关上门，长长地出了口气。

下午一上班我老想着协理员的反应，他仍然跟往常一样，进来交代工作，然后离去，稿子的事一字没提。

他是真的热爱文学，还是没时间看？我好失望。

第二天，全所召开军人大会，协理员说的都是如何为老干部服务。忽然间，他从桌上拿起了那本《红星》杂志，说，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干休所上杂志了，作者是李晓音同志，写了我们如何为老干部服务的，我们小小的干休所，不但校领导知道我们做了哪些工作，总部首长也知道了，全军各个部队都知道了，今天学校林政委专门打电话表扬了此事，我建议所党委研究，给李晓音同志立三等功。

其他人的反应有高兴的，有不屑一顾的，所长带头鼓掌。协理员在会上还即兴念了一段，我很受鼓励。

年底所党委果然给我立了三等功，妈摸着沉甸甸的三等功章，说，你看看，我说得没错吧。给你两个哥写信，告诉他们你立功了。

这一下，我写作的劲头更足，但感觉平常的生活没有多少可写的内容，查老师给我写信说，那是因为你现在身陷其中，好好观察，你会写出你眼中的老干部的，你写的老干部看文件的细节多鲜活呀，就要找到这样动人的、饱满的、独特的细节。

在他的鼓励下，我一篇篇地投给他，他有时发，有时没发，我也不在意，想着只要我写，总会越写越好的。

我牢记着他说的话，对生活要仔细观察，特别是生活中跟别人不一样的人。我观察了一个月，也没发现我们所有什么特别的人。突然，听说汽车班有位司机，找了个女干部，这个消息让我很吃惊。一个志愿兵找一个女军官？这小伙儿个子低不说，平时开车经常熄火，特别是我带老干部参加活动后想买一罐煤气时，车到半路，他说车坏了，害得我推着自行车去换气。他有什么魅力？原以为那个女干部长相不行，可看到后，发现人家各方面都不错，我更好奇了。而且他们还幸福地结婚了。

有天我到他家玩，发现他很会做饭，腌的泡菜特别好吃，人很勤快，家收拾得特别干净，就在这时，我又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他家竟然有台黑白长城286电脑，不是他军官爱人用，而是他用。我说你要电脑干什么？我心想一个司机买电脑，太让人不能理解了，要知道20世纪90年代初，电脑可是金贵物，我根本舍不得花几千块钱买的。

他说作用太多了。什么作用他没说。

我写东西用处太多了，若用电脑修改就不用再抄了。卖给我行不？

他说你要是喜欢，就卖给你。我再买一台就是了。

我花一千块钱买了那台电脑，用了好多年。那时输入法没有五笔，只能用拼音，虽然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打，手很累，但是看到屏幕上的文章，我感觉好像发表了一样。电脑启动程序很慢声音又很大，进入DOS系统后，电脑出现中文输入法，我的创作生涯就此开始了。手片大的3.5寸软盘，我一直不明白它为何如此神奇，能装那么多东西。就在这台电脑上，我写出了二十多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了。

春天的一个下午，学校宣传处忽然通知我去参加全军文学笔会。

通知拿到手里，一看是《红星》杂志在陆军学院举办的军事文学创作笔会，地点在桂林。那是我梦想中的城市，是刘三姐的家乡。我怕协理员不让我去，恰逢一位老干部去世，我主动到太平间，甚至大着胆在老干部遗体火化前取掉了他军装上的肩章领花（因为火化前要卸掉金属）。

协理员接过通知说，这是全军的笔会，小李，你行呀，已经写得全军有名了，尽管去参加全军笔会，来回路费所里报销。

谢谢协理员，我一定处理好工作与写作的关系，努力干好本职工作，为老干部做好服务。

协理员笑了，我们给全军培养了一个作家，也是干休所的光荣。

协理员，你知道笔会是啥意思，去干什么？

去了自然就知道了。全军笔会呀，去了好好向人家学习。

太高兴了，我兴冲冲地坐了十几小时的绿皮火车，到了桂林。说的是桂林，其实我们开会的地点在郊区，出门即山。从小生在黄土高原的我看到如画的山水，感觉好像在梦中，是那么不真实。

查老师是最后一个到的，会议主办方安排另一位来自空军的通信技士去接站，我说我也去，女技士白了我一眼，没说话。我心想老师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抢先登上了来自北京的绿皮火车。

与查老师神交一年多了，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心里既紧张又好奇。我们气喘吁吁地跑进站台，火车刚进站，车上下来了一个男人，个子不高，戴着眼镜，穿着黑色夹克外套，口袋里装着一本书。女技士抢先跑上前去，喊道，查老师好！

那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朝我们笑笑走了。

女技士瞪了我一眼说，下次你主动问。

正说着，车上又下来一位穿着卡其色风衣、浅蓝色牛仔裤，浓密长发的三十岁左右的男人，高个子，皮肤白净，眼神忧郁，神情冷傲。我心想这可能是查老师，看了眼女技士，她下巴一抬，示意我向前，我把手中举着的《红星》扬了扬，男人紧皱的眉头瞬间舒展，说，我是查风。听口音，是南方人。

我跑到他跟前，说了我的名字，他好像整天见我似的，淡淡地说，你好，小李。

我想象了无数次的会面可不是这样的，是什么样的？我也说不清。

一路上，都是女技士在给查老师讲解，讲桂林的山水，讲桂林的小吃，还说自己知道哪家的米粉最正宗。因为她有亲戚就在桂林，在某军校当副院长，少将。她专门强调了一句。

跟她坐在后面的查老师什么表情，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我看不到，只听他一会儿说“嗯”，一会儿再“嗯”一下。我呢，心跳得一句话都不敢问。

查老师先问技士家在什么地方，技士说家在江苏，跟查老师是老乡。然后又说，老师，我还没对象，请老师帮忙找一个。查老师说好呀，要什么条件？

就像老师这样的。

查老师哈哈大笑，说，小李，你也有二十五六岁了吧，有没男朋友？

这是查老师第一次问及我的私人问题，我们通信一年多，从来没有问过此事。

老师，李晓音的孩子已经两岁了。

是吗？这么年轻就有了孩子？查老师说。

我结婚不早，还休了晚婚假。我望着前方说，感觉后面好像有无数双眼睛，盯得我后背发烫。

我很生技士的气，我们俩同屋，吃饭时，我没跟她一起去，借口有事，让她先走。

笔会上，查老师是大家议论的中心，他不但长得帅，诗写得也棒，比我大九岁，单身。有位小有名气的女作家，给来讲课的老师们排了魅力榜，查老师排在第一。他穿衣特有品位，要么中山装立领，像五四学生，要么深蓝色休闲西服，白衬衣。每天都换。反正，每件衣服好像都是为他添色的，穿哪件都好看。裤子全是淡色的。他不像别的男人把衬衣下摆别进腰里，而是松松地放下来，更显身材修长，有种玉树临风的感觉。我想象他要是穿上古戏装，手拿折扇，就是翩翩秀才郎。

女技士跟我同屋，我认为她迷上了查老师，她却不停地说，他多帅呀，李晓音，可惜你结婚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喜欢他，我们女孩子都喜欢他，可是他好像对我们都不在意，偏偏对你这个已婚女挺关照的，一年六期《红星》，就发了你两篇稿子。你说实话，这次笔会是不是他请你来的？

你呢？

我嘛，当然是他了。

我不是某个人请我来的，一年来，我在《红星》的《山外山》栏目“女兵的故事”“新兵的故事”发了两篇小说。可我不能说。我问她写了什么文章？

我嘛，会写出优秀作品的。她气呼呼地说着，闭上眼睛，又大声说，睡觉，你写字的声音吵得我根本无法入睡。

我把笔放轻了些，可写到激动处，又忘了，声音又刺激她了。

她砸了一通床，然后把被子盖在了头上，本来我还有些歉意，她这么一闹，我心想，宿舍又不是你一个人的，谁让你瞧不起我，处处想指挥我，我偏不听你的。

没过五分钟，她腾地又坐起来，说，哎，李晓音，我告诉你，听人说查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最近刚离了婚，你知道原因吗？

我既想知道又不能问，便含糊地问，你知道？

听说他看上某位女诗人了，为了跟他妻子离婚，故意让他一个朋友去勾引他妻子，然后以妻子出轨为理由离婚的。

我听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相信，便说，管他呢，他是老师，我们是学生，好好写东西即可，婚姻是人家私事，我们无权议论。

我也只是听说，你不要跟别人说，更不能跟查老师说，我也不相信。她说着，又躺下了。

我当然不会说，老师就是老师，虽然我想知道，但是我绝对不会问，更不会关心此事，因为我是一个已婚女性，我有一个两岁的儿子。我的爱人仍在遥远的山沟部队工作，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和创作。而我年迈的母亲一个人在家为我辛辛苦苦地带着儿子。参加笔会的有全国一流的编辑老师，这机会我不能错过。这么一想，我又哗哗地写下去，对面床又不停地咯吱了，管她呢，谁让她胡说八道，我心想，我就写，就写，气死你！

笔会期间，吃米粉吃啤酒鱼，登象鼻山，游漓江。那时没有手机，我们赏景不会看手机；那时没有网络，我们坐在屋里聊文学很专注。

坐船从桂林到阳朔时，大家都在船舱打牌，我看查老师不在，走出舱外，发现查老师一个人坐在甲板上的一把塑料椅子上，远望着两岸。

我走到他跟前，他说，知道两岸种的是什么树吗？我一瞧，一丛丛的细竹，远看显得毛茸茸的，摇曳生姿，仿佛婆娑起舞，很是漂亮。那叫凤尾竹，有首民乐，用葫芦丝演奏的，叫《月光下的凤尾竹》，可好听了。这两岸的树是周恩来同志建议栽的，当时因大炼钢铁把树砍了，光秃秃的很难看，周恩来同志来视察时，建议引进凤尾竹，才使漓江两岸有了妩媚的凤尾竹。

老师知道的真多。我由衷地赞叹道。

作家是写生活的，生活无奇不有，当然啥都要知道了。政治、经济、军事、音乐、绘画、柴米油盐，都要懂。你听听民乐《花好月圆》《喜洋洋》《姑苏行》，就知道音乐有多美了。还有《浮生六记》《夜航船》《西湖梦寻》《陶庵梦忆》，你好好读读，就知道读书是人间至美的享受了。它益智、生趣。

谢谢老师，回去我要把你提到的书借来好好读，我读的书太少了。

忽然他说，别说话，你听。他说着，闭上了眼睛，你听，是不是有鱼儿在跳？你再感觉，风是什么形状？那发青的胡茬儿不知为什么，忽然哆嗦了一下，让我心跳了好几下。

我闭上眼睛，什么都没听到，我想因为我不是诗人，我的五官还没有敏感地捕捉到那奇异的感受，但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听到的，会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摸到别人看不见的物体形状。

到了西街，大家都说啤酒鱼好吃，吃得大汗淋漓的。查老师却站在铁炉前，看厨师做鱼。我悄悄走过去，他点点头，仍在仔细看。现在我还记着啤酒鱼的做法跟我们平时做鱼不一样：从漓江现捞的新鲜鲤鱼，以鱼鳞面下锅。西红柿切成块，与姜蒜青椒一起炒，倒的是一小罐啤酒。查老师边看边说，写东西跟炒菜一个理，配料、火候很重要，你掌握不住，炒的菜就不香。

我们在阳朔只待一天，第二天上午自由活动，下午返回。

第二天清早，我吃过饭，沿街散步。此时，大街上还没多少人，街道有一种宁静的美。正在这时，我发现查老师骑着自行车过来了，我问他干啥去，他说去十里画廊，问我去不去。

我说好呀。我也像他一样租了一辆自行车。

他说有两条路，一条走大众游览路，骑着自行车到十里画廊，去看工农桥、蝴蝶泉、大榕树、月亮山。月亮山很有名，山顶有一个天然形成的石洞将山体从两面贯通开来，远看酷似一轮明月悬于此处，因此得名“明月峰”，俗称月亮山。大榕树景区，有棵遮天蔽日的古榕，至今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是电影《刘三姐》里阿牛哥和刘三姐的定情拍摄处。

第二条从县城出来，经蟠桃路、观莲路沿着漓江一路南下，之后转入Y092乡道，经过几个村庄，然后是绿浪般的稻田，果树林地，玉米、花生、慈姑、马蹄等等应有尽有。咱们因为时间关系，只能选一条，你想走哪条？

我说听老师的。他说好，听我的，走乡间小路。

路虽难走，但行人稀少，一派宁静的田园风光，梯田变化多端的曲线，云雾缭绕的远山，郁郁葱葱的竹子倒映在水中的影子，山上岩石呈现的各色纹路，都似花非花，似画非画，越看越有味。我们骑过小水库，来到绿树掩映的古朴小村。村里到处是废弃的民居，残垣断壁间，开着一丛丛叫不上名字的花儿。墙上的苔藓，瓦片上的小草，沿墙缓流的小溪，掉了牙的老人坐在门前打量着我们。

没想到这儿还有几栋清代的大宅，上面写着状元及第、大夫府第，查老师不停地抄着大门两边古朴的对联。我猛抬头，看到青石板小路上走来一个农人，头戴斗笠，挑着筐，里面放着水嫩嫩的小白菜。再往前走，是一座古朴的人字形木桥，江边洗衣洗菜的妇女，有个还唱着歌：“山歌好比春江水哎，不怕险滩弯又多。”远处水牛在稻田行走，牧童在身后跟着，只是他手中没有笛子。

查老师不停地拿着相机边拍边道，这样的美景，可惜不能把它留住。正说着，忽然说，快走，躲过水牛。他说着，骑上自行车，脚猛踩踏板，腰一弯，自行车飞出好几米远。我正要骑过去，成群的水牛从田里爬上来，死死地把一条乡间小路堵住了。远处的老师朝我喊了一句，我也没听清，着急地盼着水牛过去。

水牛却比蜗牛还慢，我只好把车子推到一边，一直等着水牛过去。已经找不到查老师了，我猛蹬自行车，终于发现一辆自行车倒在路边，而人不见踪影，两边全是河和成片的凤尾竹。

我扔下自行车，跑下右岩堤，浑身软得都站不住了，我想他肯定掉到水里了，因为河岸有串杂乱的足迹。

老师，查老师。那时也没有手机，BB机只有少数人用。望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空无一人的乡间小路，我只有扯着嗓子大声地喊，越喊我越紧张，越喊我越无望。

正在这时，我听到身后一阵脚步声，回头一看，查老师拿着相机从小路对面走过来，竟然还笑着说，那边风景太美了，我带你去看看。

我气得一句话也没说，骑着自行车就走。

他跟上来，说，你真不动脑子呀，我这么一个大男人能出什么事。再说，右岸没人，你就不能往左岸瞧一眼，我就是在左岸拍照呢。

你就不能应一声？

我怕惊动了多情的鱼儿，惊散了水中的光波，怕听不清自然的天籁。

你这是狗屁逻辑。我很想喊出这句粗话，可毕竟他是老师，又感觉特委屈，便一句话也没说，只管使劲蹬着自行车，任眼泪不停地往下流。

他跟我并行着，给我讲笑话，说，我记着一首儿歌说给你听听：“千万个月亮一颗星，千万个将军一个兵。那天我从你家门前过，看见外孙抱外婆。”

我一听，就想乐，可一想，又咬着嘴唇，没有笑。

他“唉”地叹了一声，说，给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讲笑话，真是对牛弹琴。对了，小李，你说牧童吹笛水牛都能听懂，为什么对牛弹琴牛不懂呢？

我想凡事不要太过，便想接话，发现一辆手扶拖拉机拉着一厢长长的竹子开过来了，便想加速跃过去。

忽听身后“哎哟”了一声，我忙回头急问怎么了，他笑着说，我要是不喊，你还不跟我说话。

进招待所时，我有些犹豫是否跟他一起进门，看他很坦然，我便也大大方方地与他同行。

女技士说，听说你跟查老师出去玩了？

对呀。

她哼了一声，说，大家都在议论呢。

我一听心里很紧张，怕给老师造成不好的影响。结果一上车，他就高兴地给大家说，他跟李晓音骑车去看风景了，说着一路见闻，还不时把他拍的照片给大家传看，坦荡得让所有人一时无语了。

笔会结束前的一天晚上，老师们在宿舍打牌，一位女作家体贴地把毛毯放在查老师的腿上，说天冷。另一位女作家坐在他脚下的地毯上，把右胳膊放在他的大腿上，我看着很不舒服，发现大家好像都没看见似的，谁也不说话。

查老师若无其事地笑着说，双王调主！然后说自己膝盖受过伤，平常他喜欢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架的时间长了就疼。钻心地疼。女作家一听这话，脸腾地红了，忙移开了她的胳膊。打牌的看牌的人，谁也没在意。就此事，我更佩服查老师了，他不像一些编辑就喜欢跟女作家打情骂俏，也不爱跳舞，打牌输赢也不责怪对家笨。他巧妙地让女作家知难而退，既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也照顾了对方的体面。这正是我理想中的老师形象，既正直又体贴。从那以后，女作者们好像都对他敬而远之。我跟他不敢说话，一说话就紧张。一次我们谈论稿子时，他说，好好写作，不要乱想，不要走歪门邪道，写作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写好稿子是王道。

就是在那次笔会上，我才知道开笔会就是要交稿子，让编辑老师提意见，这是一条培养作家的有效途径。

别人跳舞打牌时，我在宿舍里硬着头皮写。当时连稿纸都没带，更别说构思了，天天想，夜夜思，终于想出一个故事，到驻地部队要了一本稿纸，准备完成作业，心想这次笔会总不能不交一篇作品吧。

好久不在纸上写了，感觉别扭。

我没想到笔会来的《中国作家》《十月》等许多大刊的老师，让我们讲感动自己的故事。我讲了老干部看文件的故事，有天上午我一个外地同学来了，当时军职老干部看文件差不多了，只有支部书记林政委一个人在看。反正学习时间快到了，我便轻手轻脚地收放在座位上的其他文件，他忽然把正在看的文件扔到面前，背着手批评了我一顿，说我剥夺了他应享受的政治待遇。一位大刊的老师一听这故事，大声说，这句话很棒，看文件也是老干部的政治待遇，多好的素材呀，赶紧写。

我写的就是这个故事，交稿后，老师却摇着头说我讲得好，写得却没有讲时那么生动。为什么呢？我不得而知。后来此文改了三遍，在《红星》杂志上发表了，我才明白，我少了细节的支撑。比如林政委生气回家，下台阶时腿晃了一下，我要扶，他甩开了我的手。我提着文件包跟他到了他家门口，不敢进去，他老伴儿请我进去，还给我水果吃。林政委坐在一边只顾看电视，他老伴儿笑着说，别理他，他太孤独了，是在跟你闹着玩呢。可我哪敢呀，给老干部说了好多道歉的话后，他才起来，背着手，在客厅里转了一圈，说，好了，下次注意就行了，我也不给你们所长协理员说这事，好好工作吧。查老师说，这就是这篇小说的血肉。小说有了血肉，人物就立起来了。

笔会除了到部队观摩学习，游览当地风光，就是谈稿。老师跟作者一对一地谈，然后改稿，再然后老师带着稿子走了。稿子被带走的学员高兴，没被带走的脸色就很难看。

二十年后我才在那次笔会上得知的大刊上发了稿子，可见文学之路是多么不易，多么漫长。

后来我又参加了《红星》杂志的大连小平岛、青藏线等笔会，从南到北，从军营到哨所，从都市到山沟，我认识了许多作家朋友，知道了全国有很多文学刊物，当然也知道了，开笔会，必须带稿子。

一年后的春天，我接到了查老师的信，他说你不能在干休所干一辈子吧，听说解放军艺术学院要招干部学员了，何不试试？系统地学习下文学知识，对你将来有好处。

哇，太棒了，我好像有了前进的路标，立即着手复习。

参加了全军文化课考试后，我感觉自己考得还行，一直盼着专业课复试。就在这时，有四名老干部要到延安中央医科大学旧址去故地重游，虽然我们政工办有两名干事，但老干部点名让我去，这是工作，我不能不去。

到延安的第三天，我接到协理员打来的电话，说军校忽然通知我三天后参加专业复试。我带的老干部都是八十岁以上，他们当时还没参观完，我要回去他们怎么办？再换一个干事，工作又不熟悉。协理员说。

我想了想，说，工作重要，上学的事只有下次再说。

协理员找到校领导，校领导又跟艺术学院老师沟通，让我参加了一周后的专业课补考。一个大教室，只有我一个考生。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考的专业课有一道论述题，就一种艺术样式简析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除文学外）。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忽然想到我跟着老干部看了那么多的京剧，什么《锁麟囊》《下河东》《贺后骂殿》《贵妃醉酒》。那时最热闹的是京剧纳凉晚会，满院子坐满了老干部，我起初听不进去，后来越看越有味。我想起京剧，大加发挥，写了三页纸，没想到京剧为我挣得了高分，使我终于考上了梦想的艺术学院文学系。

我走时，协理员已任政委，工作岗位虽然没变，但协理员改政委，我认为是对他工作的肯定。

他笑着说，我这次可以让司机光明正大地送你去上学了。

毕业后我还回来。

别回来，鸟儿要飞向高天，好好飞去吧。

在我上学出发前，妈说，你看我没说错吧，咱只要好好干，肯定越走越远。你要是在原单位，说不定还没现在好呢。

妈的一席话，使我忽然想到学员队去看看。还没走进去，就看到大队长迎面走了过来，我正想说告别之类的话，他倒先开口了，说，祝贺你，考上北京的大学了。

谢谢大队长。

是金子在哪儿都闪光。晓音，我一直都认为你不错。不像我们大队的那位，三年来，工作就别提了，心不在焉。在他的慨叹中，我才知道跟我互换的那位干事前不久转业了。

迈进了艺术学院的大门，我激动是因为终于可以好好学文学了，更重要的是，我离自己向往的刊物和编辑老师更近了。

到北京后，一直想去看查老师，学校跟杂志社只隔了一条马路。可我就是特紧张，一直下不了决心去看他，只告诉他，刚到学校，等写出好作品再去看老师。

他说，安心学习写好东西。

有次听说他病了住院了，我约了一个同学去看他。那时我工资多半都给在军医大学的妈妈寄去，她带着儿子不容易。一直想给老师买什么礼物，我问一位要好的同学，她说有种绿豆糕特别好吃。她带着我买了一包，倒了三次公交车，赶到医院时，他已转院。后来我们又到单位，他在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人。他跟我们说了一会儿话，送我们出来时，我把绿豆糕送给他，他坚决不要，我跟同学回到学校打开吃时，才发现在车上把绿豆糕挤成一团渣了，心想幸亏老师没要，否则这也太寒碜了。

在校两年，查老师又给我发了两组小说，有一篇还是中篇。那时他已经当了主编。他说我进步很大，还写了主编推荐语，让我在文学系里骄傲了好一阵子。

大学毕业，因为发了一些作品，在查老师的努力下，我分到了《红星》杂志。

到杂志社工作的第一天，我一上楼，看到上面的大红牌子上写着两行金色的大字：军事文学的殿堂，军旅作家的摇篮。我感觉胸中有股热浪涌上来，就像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那种感觉，腿有些发飘。看到楼梯口墙上历任编辑的名字，看到楼道两边墙上贴的作家照片，我发软的腿好像又有了力量，心想，我的名字何时才能印到这面墙上，成为那方队中的一颗小星星。

老师变成了领导，我们谈得更投机，每次跟他说话，我总能学到很多知识。他不但懂文学，还懂美术、音乐，最喜欢的军旅诗人是岑参。

李白你不喜欢？

他太轻，浪漫，不喜欢。我喜欢有力量的诗句。

那杜甫呢？

他当然很好，但我们是军人，边塞诗里面的那种开阔和壮美更契合我的审美情趣。

王昌龄、高适不都写了很多边塞诗吗？

你好好读读《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首诗读十几遍，在不同年龄读，你都能发现它的诸多好，如果做到了，你就成长了。诗要有趣，要新，要有情。读多了，你就明白好诗与平庸的诗的差别了。

他办公室有健身器材，他爱喝茶。我们开会时，边开会边喝茶。冬日的阳光落在桌面、映在茶里时，感觉一切是那么不真实。

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我庆幸又遇到了一位好领导。发现好稿，我会立马给他打电话，无论他在家干什么，一定会听我说完，最后说，你觉得好，肯定就不错，我们要鼓励年轻人，我要亲自写主编推荐语。他有时遇到好稿，在楼道里大声喊我过去，我刚坐到沙发对面的茶几上，他就开始洗杯，他说无论是什么茶叶，泡之前一定要用开水把茶具清洗干净，这样冲泡出来的茶汤滋味才更加醇厚。他有好几套漂亮的茶具，那个淡青色的瓷杯我一直喝，编辑部的小王喜欢的是玻璃杯，里面倒上茶后，呈琥珀色，特别好看。而查主编喜欢的是紫砂杯。他一会儿让我们尝红茶，一会儿又让我们喝绿茶、白茶。喝什么，依本人喜好。我喝茶是小白，到现在也分不清茶叶的种类。我记得他最爱喝的茶叫小青柑，用金黄色锡纸裹着的果子，闻起来有股橘子味，听他说能降脂降压，性温和。每每他把茶泡好，让我们喝时，会讲解好茶入口顺滑，果香味浓，口感醇厚，问我们喝得舒不舒服。大家都说好喝。其实我知道年轻人爱喝的是奶茶，而我常喝的是白水，但我们会端着那些精致的茶杯，闻着茶香，听着他聊文学，感觉文学编辑部的氛围就应当是这样优雅精致。

有天听到他喊我，我进到他办公室，接过他递来的小茶杯一饮而尽，他摇摇头，说，好失败，还是没有教会你品茶，又给我倒了一杯，然后笑着说，你猜，有啥好事了？

他从一包黄金叶中抽出一支细烟，吸了一口，坐在沙发上，腿上放着一沓稿子笑着不说话。

遇到好稿了？

对呀，他拍着大腿道，我终于不焦虑了，咱们下期有头题稿了，这个稿，你来编，我大略看了，有毛病，但确实是好东西，一个字：新颖。我说，你说了两个字。他大笑，说，我都高兴糊涂了。你看了就知道了。我昨晚就想给你打电话，还是坚持住了，怕你爱人说我公私不分。但这篇稿真是好作品，作者又是新人，没想到这么老到。你看看这节，俩农村小男孩拌嘴，如果你写，会怎么写？

我脑子里快速转了一下，说，我想起小时我们跟小伙伴吵嘴，一个叫另一个爹妈的名字。

他笑了，说，这个作者写道，一个孩子说，你再叫我爹的外号，我就说你姐给我哥说的悄悄话。有意思不？但是结尾，没拢住，你看了咱们再交流。

我笑了。

这样的聊天好兴奋。

他经常带我到著名作家的家里去取稿，先是骑着自行车去，后来他计划买车。买车那天，是编辑部的小王开车载我们去的。刚到4S店挑车时，小王接到电话，说父亲忽然摔倒，小王急奔医院。查主编刚拿到驾照，没上过路，北京的路上车多得简直没法说。查主编说，你打车回去吧。

你呢？

我一个人开车回去。

那怎么行，来时同来，回时也要一同回去。

他看着我，说，你还是打车回去。

我说我相信你，开慢点儿就行了。我想只要他在，所有难题都会迎刃而解。一篇退掉有些可惜、用又不能直接用的稿，他一点拨，我马上领会了，让作者改。现在坐在他车上，能听到他紧张的呼吸，看他手忙脚乱，那一刻我想，即便有事，我也必须跟他在一起。我不能半途离开，这不人道。就像两个战友上前线，遇到危险，一个人先撤了，让另一个战友留下，这还叫军人吗？还是亲密的战友吗？

当我们终于回到单位，我衬衣的后背都湿了一片，他叫了一声，小李！再也无语。

他带我们全编辑部的人去踏青，凡有新电影上映，我们也集体上阵。他爱看俄罗斯油画，站在画前，给我们讲构图，讲用光，讲布局。每次出去，都是他开车。那是一辆白色路虎越野，能坐五个人。车门钢板很厚，坐着很舒服。副驾驶位置前的台面上放着一只小老虎，我第一次见到说这是不是狗？笑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带着我们认识玻璃海棠，给我们买棒棒糖，还带我们到他常学古琴的地方，听《阳关三叠》《流水》《梅花三弄》等古乐。

他夫人跟他是老乡，很会做菜。逢年过节，单位的年轻编辑不能回家，他就把大家叫到他家里。我们吃着可口的菜，喝着红酒，他上小学的儿子拉着小提琴《梁祝》。他夫人喜欢跳舞，拉着他，他不会跳，就像走步子，逗得我们不停地喊，一二一！转身，继续，一二一！他也不恼，还自嘲这叫消食。

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心》是他让我反复读的，让我明白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细节效果。杭州作家之家是他推荐我去的，让我看到了茶园之美。桂林疗养院是他提议社里让我跟爱人去的，为的是奖励我编辑的稿件转载量全编辑部最多。我把俳句念成非句是他帮我纠正的。金圣叹这名字是我从他车里的书上认识的。井上靖的《冰壁》是我从他多次讲话中得知的。还有，每天睡前读几首诗，也是我学着他的。我知道他家乡在江苏淮安，那儿有条美丽的大运河，叫清江浦，是吴承恩、刘鹗的老家，洪泽湖春天最美丽。那儿有很好吃的平桥豆腐、淮饺、茶馓，还有一条古街叫花街，他从小就在那儿长大。这些不是主编告诉我的。至于我怎么知道的，这是个秘密，容我不再说。

很多时候，我把他当成兄长，当成亲人，无论遇到什么烦心的事，都跟他讲，他总能让我得到满意的答案。我甚至有时想，如果我是男性多好，可以和他喝酒，聊天，促膝谈心，成为一生的朋友。

看稿累了，我坐在高高的七层办公楼窗前，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庆幸遇到了一个兄长般的好领导，有份热爱的工作，此生，还有何求。

我调到杂志社半年后，鲁迅文学院一位老师打电话问我，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要招生了，问我想不想去学习，但必须脱产四个半月。那时正值杂志创刊五十周年，全编辑部忙得要死，主编住在办公室，我实在无法开口，可又特想去学习，鲁迅文学院，那是全国文学界的最高学府，各地作家齐聚一起，各领域的名家来上课，机会难得。我硬着头皮到他办公室，他正在看稿子，看我半天不说话，笑问，什么事？

主编，我想到鲁迅文学院学习，你放心，我不会耽误工作，每月二十日之前按期交稿。除了学习，还能认识全国著名作家，肯定能约到好稿。还能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以便更好地工作。

好呀，学习是好事，去吧，多给咱们刊物约稿。主编说着，站起来说，学习是好事，我全力支持。

两年后，社里想推荐我参加中层领导干部培训班，征求我意见。这一去又是两个月。我问主编的意见，感觉到他不太高兴，心想，这是组织让我去的，再说我去也没有误了工作，照样编稿子交稿子。

你不用交稿子了，安心学习。我无法断定他是为我好，还是带着情绪，反正从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来。

学习归来两个月后，在他提议下，我当了副主编。我特高兴，更加努力地工作。那时大部分作者还是交手写稿，须找排版公司录入。出版前，得一张张片子跟原胶片核对。主编忙，我总想多干些，可我发现他跟我说话少了，也不叫我去喝茶了。爱人告诉我，你干得多了，领导对你不放心了，感觉你有其他想法了。

我说主编不是那样的人。

有次他不在，我们三校后的清样送社领导，社长说头题稿调子有些灰，放后些，换了我编的一篇稿子。

主编以为是我找了社长，当时一句话没有说。但从此，我感觉他跟我说工作以外的事更少了。

我感觉好委屈，可又解释不清，我编的稿他不发，也不给我安排工作。我到他办公室，说主编，我可能有些事没做好，请你说明，但换稿子的事肯定是误解，我不想上班啥事也不干。

主编头也没抬，没有说话。

我咬着嘴唇说，主编，我编的稿是不是水平太差？请你指出来。他仍无语。

不久，社里组织出版一套全军征文丛书，编纂工作为期一年，我想参与，改善一下目前的处境，也让自己多些做书的经验。

社里打电话通知主编，他接完电话后，在办公楼的走廊里喊我。他擦着墙上的作家照片，我拿起毛巾也想擦，他也不理我，背对着我说，社里通知你去征文办，我没同意。

那是个大项目，最能锻炼人。就一年时间，再说我现在没有事干。我大声说。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大声说，走了就不要再回来。

一年后工作并没完成，我当然不能要求回杂志社，而这时，我听说主编找了个理由，说我长年不在杂志社工作，杂志社党委免了我的副主编职务。

初听消息，我从社办公楼正要下楼，一脚踩空，从楼梯摔了下去，爱人出差了，儿子在外地上大学，我也不想回家，忍着痛，一瘸一拐走到什刹海西海边，坐在岸边，感觉心里空荡荡的，几次给主编打电话，他没接，只发了一条短信，证实传言是可靠的。因为刚下过雪，四周无人，冰面发着蛋清色的光，更让人感觉刺骨地冷。

我感到好委屈。我们搞的征文是一次全军性活动，作者上至将军，下至士兵，文化程度不一，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句子都不通。因为是临时组织的，来的人都是从各部门抽调的，用的办公桌是从仓库搬来的，桌斗锁着，钥匙不知去向，桌缝里发出一股难闻的霉味。我们只好用白纸把桌缝糊住，在上面办公。因为年底要出十本书，我们只有三个人，周末加班是常事。有个周六，我刚下公交车加班时，忽然看到那辆熟悉的白色路虎呼地开了过来，那是主编带着编辑部的同事去郊区举办诗歌朗诵会。我想主编一定看到了周末加班的我，他们唱着歌从我面前一闪而去，连句招呼也不打。是不是从那时起，他就已经没有把我当编辑部的人看？而说你不要再回来，这并不是气话。朗诵会一定是长得漂亮的小李主持，开头一定是小王用他的河南方言朗读，营造欢乐的气氛，然后是取得普通话二级证书的小刘表演，最后就是主编讲析某首名诗。这次他是讲塞弗尔特的《紫罗兰》，还是讲佩索阿的《牧人》，或者是我最喜欢的策兰的诗？我知道，他们这次去的是东坝河郊野公园，我在时，每次出去活动的地点都是我从网上查后，主编定的。昨晚小王问我，我脱口而出，东坝河郊野公园。郊野公园此时一定开满了蓝鸢尾，成片的紫槐，后面是一条长长的生锈的废弃铁路。他们是坐在铁路边上，还是坐在花海中？那天一篇四五千字的稿子我都没编完，案头那语句不通的句子和我想象中他们朗读的美丽诗歌一直纠缠在我的脑海中。后来，我每次都看杂志社同事们发的朋友圈，他们在办笔会。他们在开佳作欣赏会。他们在看电影。而我只有一个任务，一个个地打电话，让那些并不喜欢写作的人给我们写征文，完成了任务，我就可以回到我心爱的杂志社了，会跟同事一起享受文学带给我们的快乐和荣光。更让我受刺激的是，他们前不久在朋友圈晒出了一组“全家福”，他们撑着上面写着“红星”的旗子，背着红星双肩式背包，在山林，在花地，在河流间去采风。我本当生活在这样一个诗意而和谐的家庭中，都怪自己执意要离开。现在好了，他们过得越诗意，反衬得我的日子越平淡。

我现在更怕回不去了。

半夜我膝盖疼得更厉害，第二天到医院一检查，髌骨骨裂。我打了石膏在家休息了两个月，主编来看我，爱人不让进，我说还是让他进来吧，他是我的老师。他来了，也不说话，爱人连杯茶也没给他倒，我要倒，他拦住我说，我马上走，可他仍坐着，也不说话。我更委屈，也不开口。半小时后他走了，只说好好养病。

不久，他唯一的儿子突然得了病，再也站不起来。

爱人说，人做了亏心事，这就是报应。

我恼火道，你不能说这话！

爱人说，他不撤你的职，能有这报应？

他是我的老师，没有他，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你从山沟部队调京，是他帮你找的人，他说我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为我解决后顾之忧，是他作为领导的本分。此事怪我，他不让我去，直到社领导打了三次电话，他才同意的。

那是因为他对你不好。他怕你顶了他的位置。

行了，行了。我不耐烦地说。

大项任务结束，我可以到其他部门当副主任，斗争一夜，我给主编打电话，说我还是想回到我喜欢的《红星》杂志。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这次要想好，副主编的位子已经没有了。

我说自从到征文办两年来，我才知道我深爱《红星》，只要回去，干什么都行。

他同意了。

虽然跟主编每天见，却少了过去的那种默契，我们仍喝茶，仍多次投机地谈工作，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我俩都在尽力调整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越这样，越变得客气而礼貌，心离得越远。主编一句解释的话也没有，我想主动地跟他恢复到以前的关系，可又想，我在做大项工作，年底还评了先进，为什么却免了我的职，事先也不说声。这样对他就更生分了。

正在这时，一家杂志社想调我过去当副主编，我马上回话，不去。

不久，主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还关上了办公室门，然后说，我想跟你谈件事。

他从来没有这么郑重其事过，我说请主编讲。

为了你的前途，我把你推荐给咱们社另一个部门当主编，我也跟社领导沟通过，只要你同意，你马上就可去。

那是一个综合刊物，我当年也投过不少稿。

我说主编，我喜欢《红星》，如果你不赶我走，我将在此干到退休。

他显然吃了一惊，然后又说，树挪死，人挪活，我建议你还是先去，干两年再回来，把你的职务解决了。我想为你好，你看你在咱们编辑部，职务……

我不图职务，我只是喜欢《红星》。只要你信任我，我哪儿都不去。我此时难过，是因为我以为他了解我，可是他并不真正了解我。看来了解一个人多么难呀，话说回来，我也并不了解他。所以我爱文学，文学拷问的是人的灵魂。我以为我们是知己，却都并不理解对方。

这时他电话响了，我如释重负。

半年后他退休。

随着强军征程越来越走向深入，部队走向正规化，日常管理越来越严，干部考核制度越来越细，不少好友纷纷离开了部队，一边是睡到自然醒的舒适自由，一边是年年军事考核、越来越难做的纸媒，我处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一直鼓励我的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已经退休的两位军人哥哥说，坚持下去，只要工作需要，就好好干。只有你脱了军装，才知道军装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

我听了他们的话，留了下来，当了杂志主编。就在这两年时间里，我感觉前面有座山，一直竖在我面前，我无论怎么努力，它都挡在我面前，要想超越它很难。

有天跟一位作家朋友谈稿子，我说你这篇稿子的完成度不够。

她笑得好诡秘。

怎么了？

我怎么发现你越来越像一个人？

谁？

你的老主编呀。

他退休五年了。

你听听，你对稿子的判定，说话的语气，还有用词，什么撩拨呀，通透呀，文学完成度不够，这不是你们老主编当年常说的话吗？还有，每天下午三点半你在楼下跑步，难道不是受他影响。

她说得也对，五年过去了，虽然我跟老主编没有往来，可我经常梦见他，不是在谈稿子，就是在组稿的路上。

我想，如果我没当这个主编，可能不会意识到他当年的难处，因此，我才不时地想起他的好来。

有人频繁地请假，我会很不高兴。如果一个编辑不来，全编辑部的工作就会受到影响，编杂志不像做图书，它需要全体人员通力合作。

当发现编辑编稿不认真时，我又想起了当年老主编发现我编稿不认真，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一个接一个地指给我看，臊得我脸皮发烧。

我这时特别想老主编，但我一想起后来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又打消了与他联系的念头。

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

我的老单位军医大学干休所的老政委病了，到北京来看病。我带他住到解放军总医院后，他问起我的工作，我不禁像跟朋友似的说起了与老主编的往事。他说，凡事，想好就去做，不要等后悔了，再没机会弥补。凡事要站到别人的立场想一想，你想想，如果你是主编，你能让部下一次次地去学习？日常工作是琐碎的，是具体的。编辑部还有不少人呢，大家会怎么想？你从外面调来，让你一会儿去学习，又让你当副主编，别人会不会有想法，主编又如何给别人做工作，你又是他调来的。你得替他想想。

政委的话促使我拿起了电话，拨了那个好久没有拨的电话。那电话二十年来我背得太熟，却是空号。

到手机通信录上查，才发现里面也没有了。是我自己删的，还是换手机时掉了？我希望是后者。

曾经那么熟悉的手机号，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便从曾经的通信录上找，那时还没有手机，电话都是写在本子上的，而那个本子还是我刚到杂志社时，他给我的，是杂志社统一做的笔记本，红色的，上面没有格子，白纸写字特别漂亮，在本子的最后一页，通信录上我第一个写的是主编家里的电话。后来有了手机，我又在后面用红笔注明了。

接到电话，他吃了一惊。他说退休好几年了，没想到我还会给他打电话。问我，有事吗？

我说查主编，我想跟你静静地聊聊往事。他停顿了一会儿，说，说。

当我坐在雕刻时光咖啡馆等他时，心情特紧张。往事一桩桩地涌了上来。他曾是我的上级，也是我文学上的引路人。作为异性，我曾经对他有一种超越了友谊的情感，这感觉不像我对干休所的协理员的那种。虽然不一定是爱情，但肯定比友谊要深。几天不见他，心里就空空的。我甚至想如果我那时没有结婚，多好。

为什么一对关系那么融洽的师生就生分了呢？

好几年没有说话了，第一句怎么说？只要这一关过了，我们就好往下聊。我越想越理不清头绪，忽然想，有了。

他来了，头发灰白，但身材保持得还是不错。在位时，他不但到健身房，一周还长跑三四次，冬天也不间断。想必现在仍在坚持锻炼。

我说，主编好。

他摆摆手，坐到我对面的沙发上，掏出一包烟，仍然是黄金叶。他说有什么事，电话里说就行了，为何还要坐这里，浪费李大主编的时间？

主编！一听他话里的讥笑，我叫了一声，说不下去了，打开手机上的音频，一曲葫芦丝《月光下的凤尾竹》响了起来。

一堆烟灰摇摇晃晃要掉下来了，他也没理会，却说，你还记着？

当然，岑参、啤酒鱼、小青柑茶，还有很多。这么多年，不管你在不在，都在影响着编辑部，使我不知不觉就成了你。这些话我想了好久，终于说了出来，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他可能不相信我的话，用疑惑的眼神打量着我，淡淡地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我自言自语，我没有你那么全才，版式配图，一步步学；我的党史军史知识没有你丰富，起初看稿有些吃力；我没有凝聚力，还不能让更多优秀作家加盟《红星》。我过去对你有些看法，可到了你的位置，我才理解了你当初的做法。

他好像忽然轻松了许多，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了，轻轻地笑了，说，你寄的杂志每期都收到了，我每期都看，还标记了。你如果不忙的话，可以看看。我在杂志社干了三十年，不看心里还空落落的。

我心里一热，把十几本杂志接过来，紧紧抱着说，你和好几任主编给杂志打好了基础，调整了定价，扩充了页码，完善了杂志的历史资料，咱们杂志的资料是社里最完整的，上级检查时，咱们财务是清清白白的。你们留下的合订本，三审三校稿，都是那么规范齐全。一代代办刊人形成了一个刊物很好的办刊风格，作为后来人，我们只有继续发扬。

过奖过奖。他哈哈大笑，却抹了一下眼睛。他在想什么？我不得而知，又继续说，你当时说，搞文学心要静，你整天跑，一会儿到这儿学习，一会儿到那儿开会，我是看不惯的。现在我才深深地理解了。文学编辑，本身就是孤独的工作。我有时说出的话，自己都吃一惊，因为那是你曾经说的话。你背着大包，我刚开始不理解，后来才知道，每次你都带着稿子回家看。字体，版式，文章的搭配，头题稿发什么，我不知不觉沿用着你过去的方法。好作者你抓住不放，经常打电话催稿。杂志下厂之前，看无数次片子。虽然现在不用看胶片，都数码化了，邮寄稿费也改成了电子汇款，可是当年那些美好的日子我怎么能忘记呢。我一晃在杂志社干了也快二十年了。现在网络化后，传统媒体也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子，比如开抖音、办公众号、做有声刊等等，一句话，我不能把这么好的刊物办不好，否则对不起前任的老师们。我越说越激动，因为我发现他在用心地听。

现在你们管理越来越严了吧。

是的，咱们文职干部变化最大，1988年让我们穿上了军装，07式军服又让咱们戴上了表明职务的资历章，现在又要实施新军官制度条例，我们将从文职军人改为现役军官，这是党和国家对部队知识分子的关心，更是强军新举措。当然，我们考核更严，学军事，学业务，考体能，练本领，平时考核，年度考核，要求越来越严。

你赶上了好时光，任重而道远，好好干吧，大校。

叫我小李吧，主编，你啥时回来看看，你在时建立的作家墙我们又补充了更多的作家，他们越来越年轻，还成立了杂志史馆，存放了作家手稿、老杂志封面、历次笔会照片、获奖证书，还在资料室开办了不定期作家沙龙，你提提意见。

好的。

老主编摆摆手，走了几步，又回头说，把你调来，我不后悔。他说完，忽然说，原谅我。

我一直盼着他说出这句话，当他真的说出来了，望着他满头白发，我听得泪流满面，我说，你不要这么说，主编，是我不好。我很想握住他的手，告诉他一些多年来想过却没说出的话，我们认识近三十年，竟然连手都没握过。可是我开不了口，伸出的手整理了被风吹散的头发。他望着来来往往的人，也不看我，好像是对着行人说，我调你来的那天就想培养你，可你三番五次地离开编辑部，让我怀疑自己是否挑错了人。我大学毕业就分到了《红星》杂志，它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年纪大了，需要找一个可靠的人来接班。可你还是走了，社领导说位子不能空着，让培养新人，我提了一个老同志，用意是明显的，我心想，你要是能受得住磨砺，终将还会回来，走上自己喜欢的平台，也算因你的浮躁给你个教训。

主编你当时为什么不说？

我以为你了解我当如我了解你一样。唉，不提了，好好干吧，《红星》交给你，我放心……他话还没说完，疾步而走，头也不回。我应当说话，可那时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春风浩野，路上海棠榆叶梅灿灿地在争艳，春天实实在在来了。

与主编一番交流，我全身轻松。出租车上响起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人世间》的主题曲：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

举行授衔仪式那天，春光明媚，我们穿上了只有重大场合才穿的新崭崭的漂亮礼服，走进了从没来过的上级机关金碧辉煌的礼堂。绿色的军装，白色的衬衣，金光闪闪的黄色绶带，我们相处二三十年的同事竟然一下子没认出来，先是一愣，然后细一瞧，哈哈大笑。我不好意思地拉拉正在一旁照相的伙伴小中尉说，趁仪式还没开始，咱们再练练互戴肩章行不？我怕一声命令，手指又开始哆嗦。

李老师，好的，你别紧张。

望着那一张年轻的脸，两颗星，我忽然不紧张了，我不也是从年轻的脸一天天经过岁月风霜变老的吗？这时我有了自信，沉稳而自信。

你这次速度很快呀。

老了，手脚也迟钝了，就得练，我就不信它不听我指挥。

你一点儿也不老，正当盛年。我昨天在操场上看到你跑步速度好快呀，哪天咱们比一比？

好呀，我跑不过你，走也要走下去。我笑着，摸了摸肩膀上的四颗星星，感觉它们沉甸甸的，让我踏实而温暖。

音乐起，一个个气宇轩昂的少将中将走上了主席台。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我们佩戴金灿灿的军衔，立正向八一军旗敬礼时，我恍惚看到了学员队的大队长，看到了干休所的协理员，看到了老主编，恍惚间又看到年轻的我，正背着行李走进军医大学美丽的校园里。嗬，二十五岁的中尉哟，五十二岁的我好想与你赛跑。

文清丽，陕西长武人，1986年入伍，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于北京大学艺术系和鲁迅文学院第三届、第二十八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深造班），曾在《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花城》《作家》等刊发表作品六百余万字，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转载，出版有散文集《瞳孔·湾·湖》《月子》《爱情总是背对着我》，小说集《纸梦》《回望青春》《我爱桃花》《则为你如花美眷》，长篇非虚构《渭北一家人》、长篇小说《爱情底片》《光景》。获《长江文艺》方圆杯小说奖，《广州文艺》第四届都市小说双年奖一等奖，《解放军报》第九届长征文艺奖，第四届“中骏杯”《小说选刊》奖，第十九届《小说月报》百花奖。荣登《北京文学》2003年优秀作品排行榜、《青年文学》2019年度“城市文学”专家推荐榜和读者人气榜，一些作品被各种年选转载。现任《解放军文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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