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选刊》2022年第8期|哲贵:化蝶(节选)
2023-11-06小说天地哲贵
哲贵,男,1973年生,浙江温州人。一级作家,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南》杂志副主编。已出版小说《猛虎图》《金属心》《信河街传奇》《某某人》《我对这个时代有话要说》,非……
—— 欧逸舟
《化蝶》赏读
哲贵
1 讨论会开始了。 这个会议对剑湫来讲意义非凡,是她的“施政宣言”,也是团长价值的体现。“团长价值”是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没有具体数字和指标。但剑湫不同,她是演员,有演员的出发点和标准,是艺术的,是自我的。简单地说,她当这个团长,就两件事:排新戏和出新人。在剑湫看来,排新戏和出新人是一体的,是相辅相成的——将新戏排出来,成为经典名剧,名剧催生名角。反过来说,也只有名角才能将一个戏经典化——名角身上的光芒可以照亮一个戏,让一个戏起死回生。 还是拿老戏做文章。当然也可以排新戏,新戏有新戏的好处,一张白纸,怎么画都行。但风险也是明显的,新戏缺少积淀,缺少历史感,缺少厚重感,显得浅,显得薄,显得仓促,压不住。排老戏当然也不容易,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经典剧目,千锤百炼,千万人的心血结晶,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每一句唱词,甚至每一个表情,都已印刻在观众心中,特别是那些老戏迷,心里都有一场自己的戏,改一句都不允许,那是犯上作乱,是欺师灭祖,要跟你拼命的。所以,如果要排老戏,必须出新,不出新就不能“出彩”,不“出彩”就没有表现力和说服力,就是“触犯众怒”,没有好下场的。问题是怎么出新?大家都想出新,都想把老戏排出新花样来,有谁做到了?谁能? 新排《梁山伯与祝英台》,剑湫有自己的想法。按照剧团惯例,先开会讨论剧本改编,这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剧本“出彩”了,接下来就是演员的事。剑湫不担心“演”的问题。 这天下午,讨论会在剧团会议室举行,参加人员主要是这么几位:杜文灯和梅如烟是剧团顾问,重大的事,要邀请她们参加,她们的资历在那里,威望在那里,艺术修养在那里,舞台经验在那里,她们的意见至关重要;主创人员包括主要演员和编剧,主要演员是剑湫和肖晓红,再加一个编剧。好了,五位“首脑”到齐,可以讨论了。 剑湫是召集人,也是主持人,她先发言。剑湫保留了原剧基本框架,主要做了四处调整:第一,充实了第一场“思读”的内容,目的是突出祝英台的性格,她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知识,渴望自由,为后面情节的发展埋下“种子”;第二,拿掉“山伯临终”那一场,她不让梁山伯死,在戏里弄死一个人太容易,活下去才难;第三,她将“楼台会”和“祝父逼嫁”次序对调,“逼嫁”在前;第四,最后一场“哭坟”拿掉,梁山伯没死,哭什么坟?改成“私奔”,她要让祝英台和梁山伯私奔,剧名就叫《私奔》。 剑湫说,这次改编就一个目的:让这个戏现代起来,让年轻观众走进我们的剧场。就这么简单。 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戏曲的没落是有目共睹的,让年轻的观众买票走进剧场是所有戏曲从业人员的梦想。多么美好的愿望。 剑湫说完,会议室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最先发言的是杜文灯。杜文灯其实不想先发言,她眼角的余光一直注意着梅如烟。梅如烟是演旦角的,演祝英台是她的拿手戏,应该由她先开口。但梅如烟没有开口,手一直扶着脑袋,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杜文灯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最先“表达自己不成熟的意见”,她说: “《梁祝》原本是悲剧,这么一改,成了喜剧,年轻观众能不能接受?老观众能不能接受?这个我们要考虑。” 杜文灯提的意见太有道理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经典悲剧,已经深入人心,改成喜剧,确实有风险,甚至是冒险。剑湫的“一根筋”体现出来了: “这就是我要的效果,只有新,才能出其不意,才能险中求胜。如果还是按照老路子排,祝英台还是原来的祝英台,梁山伯还是原来的梁山伯。我要借这次改编,拿出一部不一样的《梁祝》,塑造出不一样的生角和旦角。” 杜文灯有点下不来台了,但她是“老艺术家”,是前辈,不会跟晚辈“一般见识”的,更不会争论,一争论就输了,她只是“微笑”——两个嘴角的肌肉微微往上拉。在很多时候,“微笑”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武器。 在信河街剧团,剑湫演小生,肖晓红演花旦。在舞台上,生和旦是一个戏能够成立的两根柱子,是所有故事生根发芽的种子,也是所有故事生长的主干。可以这么说,生和旦是每出戏的魂魄所在,所有悲欢离合都因他们而产生。他们是《何文秀》里的何文秀和王兰英,《西厢记》里的张生和崔莺莺,《屈原》里的屈原和婵娟,《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梁祝》里的梁山伯和祝英台,等等。在剧团里,生和旦的关系是微妙的,不仅仅在舞台上,在生活中也是。很多时候,对于生和旦来说,特别是对于剑湫和肖晓红这样的演员来说,舞台和生活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混淆在一起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大家都转头看肖晓红。剑湫说到这个份儿上,肖晓红的态度就很重要了。可是,让肖晓红怎么回答?老实说,剑湫这么改,她接受不了,不“哭坟”了,不“化蝶”了,最经典的戏没了,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吗?她知道剑湫说的没错,如果按照老路子演,自己还是自己,祝英台还是祝英台,观众还是老观众,很难说有更加吸引人的地方,只有铤而走险,才有可能出新。可她又不能直接说“我同意剑湫团长的改编方案”,不能说的,她也不愿意说。刚才杜文灯已经说了,她说得很“委婉”,只是问:“年轻观众能不能接受?老观众能不能接受?”意思很明显了,她是站在“年轻观众”和“老观众”的角度问剑湫。但是,肖晓红也不能说“我不同意剑湫团长的改编方案”,她当然知道剑湫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是团长,要出戏,要出人,更要赚钱养活剧团,她需要“政绩”。但无论怎么说,演祝英台的人是她,她是旦角,从某种程度说,这次改编,是为旦角改的,变化最大的人物是祝英台,对她的挑战也是最大的。作为一个演员,遇到的挑战越大,内心越兴奋,这是无法拒绝的,也不会拒绝,明知前面是悬崖也要扑过去的。所以,肖晓红觉得怎么说都不合适,她用眼睛去看梅如烟,想听听梅如烟的意见。当然,也是转移“目标”。但梅如烟不看她,依然微闭着眼睛,谁也不看,又好像谁都看了。 还是杜文灯发话了,“微笑”着对肖晓红说: “你是艺术总监,你谈谈感受。” 还有退路吗?有人拿“枪”顶着后脑勺了。肖晓红只能硬着头皮上: “我觉得,剑湫团长的改编,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是对的,一开始加强祝英台追求自我、向往自由的性格,她能够女扮男装去杭州读书,为后来的私奔打下很扎实的基础。这么改编是出人意料的,又在情理之中。很讨巧,也很有新意。” 停了一下,肖晓红看了大家一眼,继续说: “我觉得,杜文灯顾问说的也很有道理。将悲剧变成了喜剧,特别是对经典剧目的改编,确实既要考虑年轻观众的感受,更要考虑老观众的感受。” 肖晓红发言就到这里了,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没有说。“支持”了剑湫,也“支持”了杜文灯,谁都没得罪。这是她一贯的做事风格,既合情合理,又模棱两可。 接下来是编剧发言,编剧站在杜文灯一边。编剧的心态可以理解,改编剧本是他的事,剑湫将他的事干了,这不是砸他的饭碗吗?当然不干。 这就形成了对峙。如果说肖晓红属于中立的话,杜文灯和编剧形成了一个阵营。这个时候,梅如烟的发言显得尤为重要,她的态度不只是对艺术的讨论,而且是“站队”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 形成这个阵势,有剑湫和肖晓红的原因,但也不完全只是她们的原因。剧团的人都知道,剑湫和肖晓红背后,各站着一个人——杜文灯和梅如烟。 问题复杂化了。就拿谁来当剧团团长这个事讲,按道理,梅如烟肯定希望肖晓红当团长,肖晓红是她徒弟啊,是她一手带出来的。而且,梅如烟也看得出来,肖晓红对团长的位子怀有强烈的兴趣,几乎是跃跃欲试的。或许,正是肖晓红这种态度刺激了她,让她觉得肖晓红太不矜持了,太急了。还有一个原因,肖晓红并没有来找她。这是件很微妙的事。她想过了,如果肖晓红来找她,表达对团长位子的渴望,她会站在肖晓红这一边吗?会全力支持她吗?梅如烟不知道。但有一点,如果肖晓红这么做,自己会蔑视她。肖晓红没有来,招呼也没打,更不要说商量了,这是什么态度?这是忽视,是目中无人,是根本没把她这个老师当回事。岂有此理。所以,梅如烟在推荐表上,没有打肖晓红的钩。她也没有打剑湫的钩。剑湫是杜文灯的学生,杜文灯已经当了团长,难道还让她的学生接着当?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梅如烟谁的钩都没打,她弃权了。文化局领导找她谈话时,她的话说得很好听:在人事安排方面,我听领导的。领导怎么安排,我都赞成。杜文灯也没有在推荐表上打剑湫的钩。不存在避嫌问题,站在她的角度考虑,剑湫确实不是团长的最佳人选。剑湫是自我的,是活在戏里的人,是按照戏中人物的性格和逻辑来做事的人,更主要的是,她也以这种方式来要求别人。这样的人,是不适合当团长的,当艺术总监也不一定合格。艺术总监也需要与人沟通,需要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杜文灯知道,剑湫在生活中做不到。其实,在杜文灯看来,这不是最重要的。她没有给剑湫打钩,最大的原因在于,她根本没想让剑湫当团长,不可能让她当。在她们这一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徒弟就是老师的天敌,徒弟就是用来取代老师的。多么不合理,多么心酸,多么残忍,多么可怕。还有谁愿意当老师?事实是,对于戏曲这个行当来讲,师承有时比天还大,而且,特别讲究。老师必须收徒弟,名气越大的角,越是要收,不收就是欺师灭祖。谁都是踩着老师走上来的,这是规律,谁也不能幸免。这个道理,杜文灯懂,她知道剑湫在艺术上胜过自己,在小生这个位置上取代了自己。自己那一页翻过去了,是被剑湫翻过去的,是被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徒弟翻过去的,翻得很彻底,剑湫在艺术上走得比自己远,比自己高。问题正在这里,杜文灯内心过不去的地方正在这里。她想,你剑湫已经拥有了艺术,得到了神灵的眷顾,难道还要争团长这个位子?你不能什么好处都要,世上没这么便宜的事。再说了,杜文灯还有一个小心思,如果剑湫当了团长,自己在生活中也将被她取代。杜文灯不愿意。杜文灯也没有给肖晓红打钩。肖晓红是梅如烟的徒弟,梅如烟没有坐上的位子,她的徒弟也不可能坐。文化局领导找她谈话时,她的态度跟梅如烟如出一辙,但表达方式跟梅如烟不同:我是一个即将退下来的人,我的态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剧团。推选上来的人要对剧团负责,而且有能力带好剧团。这一点,我完全相信组织,一定能选出好团长。 ……未完待续 本文刊载于《小说选刊》2022年第8期 很赞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