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2021年第6期｜田耳：遗址（节选）
2023-11-08小说天地田耳
如按原路线返回，高速还没有最后贯通的那三十公里，五天前是“水毁路段”，现在大概率没有修好。戴占文用地图一搜，虽然那一段道路没有标黄标红。有时候也不能过于相信地图，就像有……
如按原路线返回，高速还没有最后贯通的那三十公里，五天前是“水毁路段”，现在大概率没有修好。戴占文用地图一搜，虽然那一段道路没有标黄标红。有时候也不能过于相信地图，就像有时候地图过于精准，也用不着为此惊异。
不走三韦高速，上以前常走的岚海高速，里程多一百七。只有岚海可走时，戴占文往返于韦城与佴城，也感觉便利，三韦开通，岚海线就过于漫长。他往返两地多年，一开始坐火车，十几小时，夕发朝至。调来韦城第二年，外公外婆随时报病危，他几乎每月请假回佴城，做“最后的告别”，却每一次都有惊无险。一晚，母亲又打电话报外婆病危，嗓音都是哭腔，“这回是真的，怎么也熬不到明天中午”。坐火车已经来不及，他还没买车，只能找朋友借。好在三韦高速刚刚开通，计九百二十公里。他是晚八点出发，一夜不停地嚼槟榔，次日十一点赶到家，外婆看他一眼就去了。
家里人说：“占文，毕竟你是外婆带大的，她就等着见你最后一面哩。”
回韦城他就买了车，第二年他把老婆和女儿接到韦城一块住，此后每年寒假暑假，一家三口要在两地往返两趟。九百二十公里不轻松，女儿映彤晕车，中间要歇一夜。他关注三韦高速的消息，三韦在佴城和韦城中间拉了一条直线，不像岚海拐了一个近六十度的弯。一五年三韦高速仍未全程贯通，在通和县，有几十公里要下高速，仍比走岚海来得快。没想那几十公里过于颠簸，映彤回家就发病，寒假结束也没有好转。妻子伍碧珊叫戴占文先回去上班，自己留下把女儿照顾周全。他独自返回，仍走岚海线，感觉如此漫长且煎熬。
一个月后，伍碧珊仍没带映彤来韦城，电话里平静地说，离婚吧。
戴占文闭目思量许久，大概猜得着，哪里出了问题。这年月不同以往，两人稍微有些难相处，往后离婚都会是一种必然。甚至有个说法：不用任何理由，有谁不想凑一块过了，就应该离。戴占文是认可的。
又变回一个人，独自驾车往返两地。因一次垮塌事故，三韦高速那几十公里一直没法合龙，但走这条线怎么都比岚海那边快。
返韦城前一天，地图里一查，戴占文发现忽然多出一条线路，且是“最佳路线”。新的路线走瑞恩高速前往朗山，下高速走三十余公里再上沙马高速，直接绕过通和县，再连接上三韦高速。
朗山县戴占文当然熟悉，无他，伍碧珊和映彤现在就住那里。这条路只能是新开通的。
戴占文循着新路线去到朗山，下高速，手机地图显示附近村与镇的地名，或者被林志玲的声音播报出来，戴占文当然熟悉。这不是往桂岭镇方向去的么？
他路边停车，抻大地图，桂岭镇果然就在前方。
戴占文第一次去桂岭是零三年的夏天，因为伍国良的邀约。
那时候他说是自由撰稿人，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闲汉。伍国良同时还邀了黄水洪和廖全岩。他们四人四月份一块去省城读作家研习班，算是同学，邀好了定期一聚。伍国良七月初就发来邀请，说聚聚，由他安排。黄水洪和廖全岩答应得比戴占文爽快，但到约定的时间，只有戴占文赶去朗山和伍国良碰面。另两人是有单位的，身不由己。伍国良跟戴占文解释：我俩多好，没有单位，想聚就能聚。
伍国良只是没有正式工作，平时在桂岭镇北端的贾坝水库当库管员。戴占文去时是汛期，每晚拎着蓄电灯跟伍国良一块巡查堤坝。堤坝两点三公里长，大斜坡，两人走上面空空荡荡。将堤坝来回巡一遍，用时一个多钟。说是巡堤查险，严防管涌，伍国良说自己干了十来年，贾坝水库从来没出事，每年枯水期还有加固。巡夜总有别的收获，比如说打青蛙，每晚能用柳条串一大串。堤上多是铜蛙，皮色蜡黄，肉质枯瘦，但爆丁下酒是好物。
戴占文去了伍国良那里，感觉是去到另一个世界。乡野之乐，戴占文在佴城也找得着，爷爷仍活在鹭寨，那里还有一票亲戚，戴占文偶尔回乡小住。但鹭寨已经现出一种萧条，年轻人几乎走空。桂岭不一样，朗山是整个地区最偏僻的一个县份，这里还有足够多的年轻人，神情安逸地把日子过下去。
伍国良的口头禅是：我这人，没什么话说。事实上，只要跟戴占文在一起，伍国良的嘴几乎一刻不停。在作家研习班，伍国良话多得有些缺心眼，根本不在乎别人听不听。他酒量不好，偏喜欢喝一点，喝上二两直接进入无人之境，别人一开腔他就插嘴，硬生生把话头接过来。别人没法说，只能听他说，默默喝酒吃菜，冷不丁假装接电话离开房间。周围的人全都噤声，伍国良索性闭上眼自顾说道，即使没话，他还背自己写的散文。每一次背诵略有出入，并不妨碍戴占文耳熟能详。伍国良发表的散文不多，甚至说很少，见于当地日报副刊的只有三篇：《贾坝的天空》《当我真要离开父亲》《天下大美在桂岭》。
戴占文将其称为“伍三篇”。
……你或许会说，桂岭有你说得这么好，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呢？我只能说，亲爱的朋友，那是因为你还没来过这里。不管你来不来，桂岭都会在这等你，我也会在这等你，请你喝这里的米酒，跟你讲桂岭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这是《天下大美在桂岭》最后一段。有时，房间里别的人都走了，剩戴占文一人，想走也走不脱。不管文章写得如何，只要反复诵读，就不会全无作用。伍国良描写桂岭的美景，笨拙而空洞，日后伍国良邀去桂岭小住，戴占文竟有一丝向往，心里暗忖：我这是怎么了？
巡堤时，两人找适宜的地方坐一坐，背身往后一躺，斜坡像是沙发。夜空异常巨大，黧黑，风响，星群鲜亮得仿佛跳跃不定。堤上蚊虫多，伍国良手执艾香不停挥动，这种气味让戴占文无端想起久远的事情。他还很小，没有空调，夏夜非常难挨，几乎所有人都铺凉床睡在路边，大人轮流执艾香驱蚊。
伍国良说的话，也充斥着过去的气息。聊天说话曾是最主要的生活方式，没有电视的夜晚，都是在老人絮叨声音中度过。来到桂岭与伍国良单独相处，戴占文才发现，自己乐意听伍国良的喋喋不休。一块读作家研习班时，碍于黄水洪廖全岩他们都嗤之以鼻，自己也不好表现出独自喜欢。有谁不会受集体环境的暗示，隐藏自己真实的心思？
在桂岭，伍国良嘴巴永远闲不住，戴占文成为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听众。听着听着，戴占文竟自睡去，醒来，伍国良仍然在说，仿佛只要有人躺在身边，就强于一个树洞。慢慢的，戴占文发现伍国良的诉说中隐藏了一条时空隧道，能够屏蔽“当下”或“现在”，把自己发送到过去某一具体场景。过去未必更好，但那时候每个人似乎都相信将来会越变越好，直到哪一天，忽然都不太信了。戴占文乐意跟一个话痨相处，在他嗓音当中回到过去，半梦半醒之际，重新捡拾到某些已然消失的悸动。
伍国良仍然背他的“伍三篇”，戴占文习惯耳朵里随时灌些声音。他也越来越相信，天下大美在桂岭，虽然桂岭事实上是一个闭塞且破败，谈不上有何风景的乡镇。之所以相信，是因为在别的地方，不可能有另一个人跟他连篇累牍地赞美每一寸毫不起眼的风物，赞美每一阵风吹草动。
伍国良不想一辈子当库管员，这工作没有转正的机会。他想成为国家正式的干部，唯一途径是通过写作。戴占文又不好说，这有些难。伍国良年纪奔四十去了，写作也不突出，作品仅发表于地方日报的副刊，而且都是豆腐块。
当初黄水洪说得更狠：伍国良的水平，放初中生里头也不拔尖。他还打听到，伍国良参加研习班，是市作协严主席力推，要不然三篇豆腐块都不好说是发表。当时黄水洪刚获北京一家文学期刊的奖项，嘴里一说就变成“国家奖”，风头正健，获得进修资格。伍国良的出现，让他感觉像是碗底埋蛆。据说严主席与伍国良情同父子，或者，正是严主席的鼓励和帮扶，三篇豆腐块才得以上副刊；甚至，帮他发表之时，就预留一个进修名额。
一次吃饭，黄水洪直接问伍国良，既然老主席这么帮你，不止让你来学习吧？伍国良一脸憨笑，没说什么。黄水洪追着问：往下是不是要帮你解决工作？伍国良依然笑着，如同默认。黄水洪朝戴占文吐了吐舌头。
共同学习的四十天里，黄水洪对伍国良一路深扒。另一晚喝酒，黄水洪又当面抛出一个听来的说法，跟伍国良证实。严主席有先心病，嘴唇一年四季焦乌。八十年代文学最红火时，他借助作家身份娶到歌舞团台柱子，美女不惜与家里人断绝关系也要嫁给他。结婚后，严主席不像先前允诺的，写出有全国影响的作品，甚至随着身体日益衰弱，提笔写字都变得困难。一晃两千年左右，老婆不出意外有了外遇。严主席无力抗争，只能默默流泪。于是某一天，伍国良掖一把杀猪刀到严主席家里，冲他说：“严老师，把那个人名字报给我！”严主席眼泪又迸出来，啥也不说，忽然张开双臂，两个男人紧紧抱在一起。从此，彼此的关系，自然非同寻常。
黄水洪讲出来，戴占文只是纳闷，两个男人的这一堆事情，怎么会被别人知道？再看伍国良，虽有尴尬，仍然在笑，仍是默认。
黄水洪又问：“伍哥，那天严主席真要把人名讲出来，你又能怎么样？”
伍国良不吭声。
“我知道是谁。”
“谁？”伍国良脸色陡地一变。
“算了，这事情……又不是亲眼看见。”
“到底知不知道？”廖全岩一旁插话，“人家敢动刀，你都不敢动嘴。”
黄水洪手便一指：“不是别人，就是廖全岩！”
伍国良脖颈有些僵硬，用力一扭，看一眼廖全岩。这时廖全岩笑抽起来，笑出了眼泪。伍国良脑袋拧过去，黄水洪也笑得直喘。
“……你们这些人！”伍国良脸色好一阵才缓过劲。
两人在桂岭单独相处，戴占文不忘提醒：“伍哥，要想搞一份工作，进县文联或者文化馆，这三篇肯定不够。”
“怎么才算够？”
“除非你一出手就写下名篇，像王勃写出了《滕王阁序》，像骆宾王写出了‘鹅鹅鹅……’那就用不着谁解决工作了。要解决工作必须有量，发副刊是好事，本地领导就会看见你名字，频率不能太低，至少每个月要搞一篇。”
“我不像你，哪有这么多写的？”
“一篇两三千，一天一百个字，编一条短信而已。一个月还下不来一篇？”
“我这几篇，你们看不上眼，对我来说太不容易。”伍国良把表情杵在黑暗中，“说白了，还是我爹拿命保佑才写出来的。”
“有这么严重？”
有没有，都在伍国良的嘴里，伍国良拎住新的话题，又有好半天的发挥。伍国良从小爱写，无奈只读到初中，十几年里发狠练笔，想混个通讯员都没搞成。四年前，他父亲得肝癌，并不惧怕，还说时机到了。他掐指算过，马上就死，牌位依序摆进祠堂，正好占据几十年一遇最好位置。既得绝症，又有心想死，很快牌位想摆哪摆哪。守祠堂的伍兴泉老伯年岁大，一年四季守三季，冬季就搭火车赶去深圳住进儿子家里，那里能避寒。伍国良在冬天枯水期不用巡堤，那以后就去守祠堂，每年冬天守三个月，当是给父亲守孝。独自住进祠堂，伍国良突然发现自己能写。从构思到打稿到反复修改，三个月时间弄出一篇文章，而且都得到发表。所以，一经写出，他自己也顺口背得出来，不是刻意。
“离开你们伍家祠堂你就写不了？”
“真写不了。我不想一个月出手一篇？”
纵是慢工，活并不细，发表还是靠严主席打招呼。严主席没当主席的时候，就是朗山县文化馆的创作员，辅导业余作者写作是本职所在，那时两人就认识，只是严主席没把伍国良直接拎到发表水平。
那天提到祠堂，改天就往那里去。出了桂岭往东去，走七八里才到，那地方名为道坑，据说是朗陵（朗山至迁陵）古道的起点，伍家的祖上是踏着这条古道寻到这片地界落地生根。祠堂由一堵土墙围了两亩地，往里走有一间正厅摆满了先人牌位，两侧有厢房可以居住。这可能是戴占文见过的最简单的宗祠，如果不是离桂岭较远，指定会是宗族的义庄。当天伍国良带了两篼卤菜去，找伍兴泉老人喝酒。老人耳聋，喜欢说话，也是滔滔不绝，伍国良难得当一回听众。戴占文一旁暗自好笑：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伍国良作为导游，能将伍家祠堂讲解个把小时，讲到兴奋处，还将父亲牌位拿下来。“我们伍家的牌位是有窍门的。”他演示了一下：牌面和底座可以分离，牌体中挖有一个槽，可以藏重要的物件。他父亲牌位里塞着一张奖状，七零年修龙塘河水库当选市级劳模。那是他父亲得过的最高荣誉。
到冬天，戴占文又去桂岭小住半月，晚上住进伍家祠堂。外面风声劲响，屋子里劈啪生着柴火，也是古远的滋味。两人喝酒写作，戴占文说我来督促你多写一点。伍国良请教，戴占文把纸笔拿过来一写一个段落。伍国良有些难堪，说我是叫你指导我，不是要你帮我写。再说，我怎么写也不是你的这个味道。
伍国良好客，戴占文多住几日，心里过意不去，毕竟，伍国良月收入才三百多。有一天他往伍国良父亲牌位的空槽里放五张红钱，等以后某一天伍国良忽然找出来。戴占文即将回佴城，伍国良把五百块塞过来，脸上起了一片愠色：“占文，你这事搞坏了，怪不得一连好几天，我父亲晚上托了梦骂我。”
桂岭距朗山十七公里，不远，路永远在翻修，好车费不起轮胎，往返载客都是龙马牌农用车。伍国良所在的水库就一辆柳微，借车还要借司机，并不方便。头一次，他花了一百二十块钱包车接站。戴占文知道，这对于月薪只有三百的伍国良意味着什么。到冬天，戴占文在朗山站下车，搭龙马赶往桂岭。一路基本都是站，一手攀住车棚，随着车的颠簸浑身晃动，下了车有一会儿站不稳。
2004年春节过后，戴占文再去桂岭，就不住贾坝水库。伍国良在镇街有了房子，进新房置办酒席。他家本来住古道溪，几乎是个被荒废的村落，但凡有点能耐的人都搬出来住。伍国良一个月几百块工资也有积蓄，老婆走村串寨做小生意，再去亲戚朋友里面借一遍，两口子在镇街下段买来两分地，建起房子，一楼弄出两个门面。
五月份戴占文又去了一次，伍国良老婆跟朋友一起进城卖服装，他一个人不开火，经常去大哥家里吃饭。戴占文来，一齐带去，桌上添一副碗筷。大哥叫伍国瑞，屋建在镇街中段，占地半亩，临街六七个门面。两人同姓同宗同字辈，以前并无往来，伍国良住到镇街，两人掐字辈称兄道弟。伍国良跟伍国瑞介绍，说这是我同学，一块写东西，但比我写得好，人家一篇能写出好几万字，获过台湾的奖。伍国瑞说，获台湾的奖？政府那边不会惹事吧？伍国良说，是写小说，虚构，也就是瞎胡扯，不惹事。伍国瑞把酒杯一抬，说那就好。
吃完饭，伍国瑞问打不打牌，戴占文说只会“三打哈”。伍国瑞就笑，他最喜欢这个打法。戴占文牌技一般，起初想着上桌陪一陪，少输一点就好。伍国瑞打牌只想当庄，以一敌三，经常喊到五分，别人没法往下叫。喊到五分，意味着别的三人一分没得才能赢，哪有这么好的事？伍国瑞有时候把牌抓好，要的牌没补上，嘴里哼一句“妈个X的”，牌直接一扔，每个人赔十块。一夜下来，即使小彩，戴占文也多了两三百块。这个大哥，好牌也往坏里打，简直是给人发钱。
第一次见到伍碧珊，是一天傍晚时分她推门进来，拎着一个旅行包。几个人照样打牌。伍碧珊叫了一声爸。伍国瑞说，叫几个叔叔。伍碧珊叫了一声国良叔，又说，我又不认识！就闪回自己房间。第一面，戴占文记忆是清晰的，倒不是伍碧珊多漂亮，而是她和伍国瑞长相如此相似，却又如此不同。伍国瑞长脸龅牙，伍碧珊也略有龅牙，看上去却是一种调皮。
那年伍碧珊十七岁，戴占文已经二十八，只能是叔叔。
伍国瑞还嘀咕，怎么又回来了。伍国良顺一句，钱花光了嘛。
伍碧珊在两百公里外读幼师大专班，很少回家。次日戴占文看见伍碧珊和几个男孩女孩在镇街逛荡，无所事事，却也怡然自得。有几个小孩打扮还正宗杀马特。杀马特的鲜亮总是与乡镇的破败景象相得益彰。
此后戴占文每年都去桂岭小住，照样去伍国瑞家里打牌。偶尔看到伍碧珊，几年下来，拼凑出这女孩迅速成长的印象，身材细高，并逐渐有了乳房。再看见她与镇街那一堆杀马特玩在一块，戴占文偶尔有些心疼。
2008年夏天，伍碧珊读五年才搞到大专文凭，伍国瑞想把女儿弄进县政府的机关幼儿园，没搞好，好一阵情绪不稳，打牌输得更多。伍国瑞冲着伍碧珊摔门往外走的背影絮叨，只能是几个牌友听得真切。伍国瑞说工作没找好不说，以后要管紧一点，不能和街面上那些混混搞对象。
伍国良说：“哥你心思不在，容易出错牌。”
“妈的，碧珊老跟街上晃来晃去那些崽子玩一块，管都管不住，你说我哪有心思？”
这时，伍国良正好接话说：“有一个现成的，人不错……”
伍国瑞哦了一声。
“不知道碧珊会不会嫌人家年纪大。”
“大多少？”
伍国良笑一笑。
伍国瑞看看伍国良，又把目光捋直，看了看对面，问，“占文你真的没有找对象？多大了？”
“三十二。”
“比我家碧珊大了整十一岁，倒不是问题……你觉得碧珊怎么样？”
当时情景是有些突兀，戴占文不知如何应对，表情就有些瘫。伍国瑞接着看牌，稍后又说：“别怪我挑剔，男人嘛，总要有个工作才行。”
伍国良早就提醒：占文，写得再好，自由撰稿，听上去总不是个事，要找一份工作才行。戴占文当然知道，在县城，有国家编制才是“有工作”。开店当老板即使赚钱不少，都不算“有工作”，但“工作”哪是这么好找。
“……是不好找，所以更要找，你发狠写。”伍国良说，“我叫严主席多关注你，他现在很受上面领导器重，说话有分量的。”
戴占文喜欢和伍国良待在一起，并不意味着他相信一个人掖一把杀猪刀去搞搞公关，就能得到一份“工作”。伍国良身上有一种近乎虚茫的乐观，与此同时，戴占文又怀疑伍国良终能达成所愿。他明白，自己喜欢跟伍国良待在一块，不就为了沾染他那份乐观以及随之而来的力量感么。
事实上，戴占文的父母从未放弃努力，若没给儿子搞好“工作”，在亲戚朋友眼里既是儿子无能，更是父母失职。好在戴占文写作还顺畅，不断发表，又刚拿下省里一年一度的青年文学奖。这些成绩，自己不提没人知道，父母拿出上访的架势，让这些事迹沿着各种路径钻进相关领导的耳朵眼。戴占文即将三十三岁，终于成为县文联的创作员，和严主席当年一样。
伍国良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声音是兴奋又夹杂埋怨：“占文，我搞了好多年没搞成，你手脚快，一下子就进了文联。”
“你也快了。”
“少安慰我，我心里明白，写东西哪能跟你比。”
“你只是写少了点。”
“不说这个，那次打牌的时候，国瑞大哥表的态，你还记着么？”
“……什么啊？”戴占文几乎一刹那就记起来说的哪回事。
“他说话算话，现在你有这份工作，他就同意开这门亲事！”
“开这门亲事”，这样的说法，听着竟有些古意斑驳。戴占文爽快地问：“碧珊是什么态度？”
“碧珊你不要操心，还是个小孩嘛，有我教训她哩。”
离婚后，戴占文自是没来过桂岭，一晃好几年，新马路已经铺就。天气这么热，炒砂路面轻微的胶着和撕扯给人一种舒适感。
桂岭很快就到，戴占文有点猝不及防。
既然先开了亲，再恋爱似乎来得容易。碧珊当时也是乐意，她看他时的神情，那种兴奋还有喜悦隐约现于眼角眉梢。他估计，是伍国良又一次成功洗脑的结果。
两人第一次单独约会是在朗山县城，他不知道说些什么，她也无话，于是两人默默逛街。走到瓦缸街，碧珊突然有了回忆，说初中是在县城读，生活费从来不够花。一个周末她在这条街撞见父亲，父亲身边有个女人，却不是母亲。她和父亲劈面相逢，父亲还来不及掩饰跟那女人亲密的表情。本来，各自扭头各走一边，装没看见最好，但碧珊突然有了促狭心思，迎面走过去。走近了，她跟他说：“爸，我没钱了。”伍国瑞很痛快地掏出皮夹，掏出一张红钱，想了想又掏了一张。
“拿了钱你怎么说，说你不会告诉妈妈？”
“你真不会说话。我就说，谢谢老爸。”
两人第一次一块喷笑，稍后碧珊还强调：“我爸对我妈挺好，真的。”
戴占文不得不夸：“是个狠人。”
戴占文解决了工作，连带地进入了恋爱。伍国良的工作问题，严主席一直倾力在办，不断释放好消息，同时，又说质疑的声音也不是没有。文章优劣，领导未必看那么明白，产量的多少却能一眼瞥见。严主席跟上面领导一个劲夸伍国良文笔不错，“放在下面一个水库实在屈才”；领导总是这么来一句，“既然这么能写，出了书没有？叫他给我签一本”。
出版并不难，严主席在统筹一套丛书，全市遴选十名作者，每人一本。伍国良产量太少，最近发狠多写几篇，统共不过三万字，离一本书有些遥远。严主席着急，甚至跟伍国良说：你能不能写诗啊，来得快点？形势所迫，伍国良试着写诗，看似容易，实际上没半个月快把他逼疯了，只好依旧写散文。
戴占文和碧珊相处一年结了婚，跟着老婆改了口，管伍国良叫叔叔。“叔叔，现在都是一家人，要我做什么直管说。”伍国良终于把头一点，再写文章找戴占文“斧正”，戴占文修改起来不含糊，虽然感觉重写一遍还更省事，但这话不能说。此后伍国良发表提速，每月一篇见于副刊。两三年下来，攒巴攒巴，伍国良手头有了八万余字的量，配些照片，勉强够得上四个印张。这是严主席规定的出一本集子的下限。还差一点篇幅，正好放一篇稍长的序言，伍国良打算叫戴占文写。戴占文已调去韦城，电话里说：“叔叔，写这个要讲辈分，你要找严老师。”严主席又说：“国良呐，你这几年写作出了成绩，怎么回事我还不知道？要找占文写一篇才对嘛。”最后严主席撒开手脚写序，戴占文洋洋洒洒写后记，伍国良把先前添加的图片悉数撤走，四个印张也撑得满满当当。
因为前面一套丛书“在读者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严主席又弄了一套文丛，四个印张作者自掏一万二，每多半个印张增加一千块钱费用。伍国良有些犹豫。戴占文帮着凑五千，还说这钱值得花，因为“你手头有一本文集，严老师再不帮你搞定工作，就是他的无能了。”
“不好这么说严老师。”
“只要你不是他弄出来的，你就不要以为什么情同父子。”
伍国良接过一沓钞票，喉结氽几下又说：“现在咱俩算是一家人，这钱我收下，以后还你。”
……
（节选于《野草》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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