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选刊》2021年第7期｜刘建东：第一站台（节选）
2023-11-11小说天地刘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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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东笔下的站台既弥漫着忧伤孤独，又氤氲着无限温暖，更是人生饱满的缩影。“我”目睹了史老师的恨意，无论她是言不由衷的问候，还是幽恨难平的赌气；“我”也见证了……
刘建东笔下的站台既弥漫着忧伤孤独，又氤氲着无限温暖，更是人生饱满的缩影。“我”目睹了史老师的恨意，无论她是言不由衷的问候，还是幽恨难平的赌气；“我”也见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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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东笔下的站台既弥漫着忧伤孤独，又氤氲着无限温暖，更是人生饱满的缩影。“我”目睹了史老师的恨意，无论她是言不由衷的问候，还是幽恨难平的赌气；“我”也见证了舅舅的心灵秘境，对他命运的反向期待成就了故事的高潮。反转之魅绽放出浩瀚人生，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是如此的盘根交错，又是如此的浩浩荡荡。刘建东在情感的刀锋上游走之后，聚焦的是人性的困境和救赎，有爱就有痛，但风雨过后的往事能变为生之寄托，这才是对生命经验的重新赋形，同时也呈示出一代人的精神特质，以及他们在沉重的呼吸下焕发出的人性光彩。
—— 安静
《第一站台》（节选）
文/刘建东
绿皮火车冲出茫茫暗夜，粗重地喘息着，开始减速，缓缓靠近二十二时三十九分的邯郸车站。车内的人都把头挤向矩形窗玻璃，向外张望。灯光昏暗的一站台上，人头攒动，等车的人跟着没有停稳的火车，慢慢小跑着，寻找着自己的车厢。人们细细长长的影子，开始慌乱地重叠与分离。 在数十个小时漫长的旅程中，我丝毫没有亏待自己，吃了一只烧鸡，喝了半斤石河子产的高粱大曲。此刻边回味着酒香，边悠闲地看着站台上接站和上车的人流。我没想到，居然还有迎接我的人。她手里举着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这是我要在这座城市慰问的其中一个。她曾经是我的初中英语老师，是当时我们学校最漂亮的女教师。每次她边读英文课本，边从我身边经过时，都会留下淡淡的雪花膏味。这是她病退回内地之后，我第一次见她。她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虽然已经四十多岁，却容颜未改，站台朦胧的灯光下，脸上的淡妆若隐若现。头发整整齐齐，熨熨帖帖。洗得干净的浅蓝色小翻领上衣，自然地衬托着她匀称纤细的身姿。我叫了声“史老师”。 “你还认得我啊！”她微笑着，露出洁白的牙，“我到邮局打长途电话问了厂里，才知道是你。原来的中学生，都变成成年人了。” 这是一九九一年的春天，我工作后的第一次出疆经历。 他们说，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对此我并不在意，反而有些得意洋洋，凡是借此贬低我的人，都是忌妒我的人。我很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当覆盖着北疆辽阔平原的积雪慢慢消融，当春回大地，我一年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内心充满着期待，想象着车窗闪过的那些大好河山：天山、嘉峪关、敦煌、黄河、黄土高原、华北平原……想象着火车越过小小的红柳河站时，出疆时的喜悦。 舅舅对我的第一次出行并不放心，他千叮咛万嘱咐，告诫我一定要亲自见到每一个人，把厂里的问候一字一句地捎给他们。他还拿着一个白棉布包，裹得里三层外三层，交代我一定要把它送到她的手上。他补充道：“这是新疆最好的杏干。”他担心地盯着鼓鼓囊囊的杏干包裹，好像一离开他的手，那个包裹就会丢失一样。我第一次出疆时，舅舅是七一棉纺织厂的副厂长，在他递给我杏干包裹时，我发现，此时的舅舅并不是台上那个念稿的副厂长。他紧锁双眉，目光游离，眼神忧虑。我离开他的办公室，他的目光还在盯着我，我知道，他盯着的是那个包裹，而且是即将踏上遥远旅程的包裹。好像，他所有的希望，都在那个满是杏干的包裹上，他坚信，它会随着我，越天山，出新疆，过黄河，入平原，到达它的目的地，实现他的愿望。难忘的第一次，就是这样，满载着舅舅殷殷嘱托和满心希望出发，那包杏干是我行李中最重的一件，因为它的存在，我双肩生疼，虽然我极不情愿，我甚至动过念头，从火车的窗户把它扔到旷野之中，可我不敢。这可是万能的舅舅交给我的任务，谁让他是我舅舅呢，谁让他力排众议，给了我这份游手好闲的工作呢。所以，我出疆的第一站就决定奔赴那个可以把杏干早早摆脱掉的城市。 每年，我都会出疆，到祖国广阔的内地去跑一趟，代表七一棉纺织厂去慰问返回内地居住的退休工人。说得好是慰问，实际上就是去看看他们还在不在世，以防他们死了，厂里还照常给他们发着退休金。这样的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他们大多是一九五八年开始支边的青年，也有一部分部队转业的干部，如今陆续到了退休的年龄，大多想着落叶归根，回到内地投亲靠友，安享晚年。我的内衣口袋里揣着一份名单和一支蓝色墨水的钢笔。他们分布在河南、河北、湖北、上海、天津……每次回来，那个名单都会有所变化，有的人名上会被覆盖上一个大大的蓝色的×。 我知道，他们都不愿意见我，他们把我看成一个催命鬼，好像每年出现的我，是向他们索命的。所以他们大部分都不会给我好脸色，除了必要的应酬问候，或者打听一下老同事和纺织厂的近况之外，便少言寡语，呆呆地坐着。在他们看来，我是个既不受欢迎又挥之不去的期盼。对于为边疆奉献了一辈子的他们来说，那份退休金是晚年唯一的希望。只有一个人例外，她对我格外的期盼，好像，在她一整年的生命中，就为了等待着我从绿皮火车狭窄的门中走出来的那一刻。 这个人就是史项华，我的英语老师。 多年之前的一个下午，史老师在教室里正在给我们上课，突然就满脸冒汗，上身痉挛，扶着桌子坚持了几秒，便重重地倒在了地上。从这一幕之后，她再也没有回到课堂，我从来没有听得懂的曼妙的英语朗诵声也消失了。据说她得了不可救药的神经衰弱和心脏疾病。一年后她便病退，再一年，她回到了内地，回到了她母亲身边。 这是河北省最南部的一个城市，邯郸，我记得历史课上说过这是战国时期哪个国家的首都，我学习不好，没记住。从石河子到邯郸，将近三千一百公里，我分别在乌鲁木齐和兰州倒了两次车，坐了近八十个小时的火车才到。我松了松身体，使劲跺了跺脚，脚踏在大地上的感觉真好。 她像是见到亲人那样，抢着替我拿行李，甚至有些手忙脚乱，那个盛着杏干的背包在我们互相拉扯之中掉到了地上，还好，我舅舅包得结实，没有杏干掉出来。 车站出口靠墙处，支着她的凤凰牌自行车。 她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到了火车站旁边的站前旅馆里。我一路都在感谢她这么晚还来接我，让我突然感觉到了千里之外的温暖。办完入住手续，她跟着我进了房间。我先把那个杏干包裹拿出来，递给她，“我舅舅给您的，他再三嘱咐我，让我一定要亲手交到您手里，要不回去他非得杀了我不行。” 她把手背到身后，仿佛，怕那双手不听使唤，去接那包杏干。 这个场面有点尴尬，她就那么背着手站着，不说接也不说不接。我央求她：“史老师，您拿着吧，我跨越几千公里，给您捎过来的，您不要，我怎么回去向我舅舅交差？” 她依然不理不睬，环顾左右，就是不接我的话茬。我的手举累了，便放到一边的茶几上，我说：“史老师，求您了，您走时一定要拿上呀。” 她走时并没有拿走那包杏干，她看都没看，不管我的反复提醒和哀求，径直走出了小旅馆。她走之前对我说，邯郸是个好地方，名胜古迹很多，我来一趟不容易，她一定要尽尽地主之谊，带我到几个著名的景点去看一看。 她走到门口，我问她：“史老师，请教一下您，邯郸是战国时哪个国家的都城？” “战国时期的赵国。”她回答。 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待了三天，第一天去了趟黄粱梦镇，慰问机修车间返内地退休职工宋长荣。我对他没什么印象。他对我则不咸不淡，给我倒了杯茶水，聊了几句天，然后把我送出门。我顺便去逛了逛吕仙祠，在卢生殿我闭上眼，想象着自己也能拥有一个黄粱美梦。第二天去了趟沙河县褡裢镇，王阿姨和我母亲是一个车间的，见到我仿佛见到我母亲似的，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让我吃盘子里的麻花。还有一天时间，史老师装束整洁地陪我去了趟丛台公园。一路上，她滔滔不绝却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给我讲邯郸的历史，从赵氏孤儿、胡服骑射讲到廉颇蔺相如，从围魏救赵、毛遂自荐讲到纸上谈兵、负荆请罪，讲得我脑子里乱乱的，根本理不清谁是谁。不管我能不能接受，不管讲述是不是令自己气息不畅，她只是坚持讲述。我们站到武灵丛台最高处，据说这是两千年前赵武灵王阅兵之处。邯郸城在我的眼中比石河子要大许多，放眼望去，看不到城市的边缘。平房与楼房高低错落，街道疏朗，绿树交叉延伸，自行车纵横穿行，满是烟火之气。阳光轻抚，我从她洒满阳光的脸上，依稀又看到了当年她在讲台上的风姿，只是她的表情越来越不那么从容，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我心里突然感觉哪里不对劲，被哪个念头硬生生地揪住了。所以后来她说了什么，我几乎当成了耳旁风，我心里的那份疑虑抓挠着我，奇痒难耐。到了那棵据说是明代的古槐旁，看着被微风吹动摇曳生姿的树叶，我脑子里似乎突然闪过一道亮光，急忙问她：“史老师，您不是因为有病才提前退休的吗？” 因为我突兀的问题，她不得不停下喋喋不休的讲述，愣愣地看了看我，然后镇定自若地说：“当然是因病退休的。那还有假吗？” “那您……”我喃喃地说。我的意思是我丝毫看不出她是个有病的人。 透过槐树稀疏的叶子，点点的阳光在她脸上摇晃着，因为登上高台和不停地讲述，她坚挺的鼻头也布满细微的汗珠，有些细碎的皱纹从眼角散开，延伸到她乌黑的头发中。“你是说我在石河子有病不能上班，怎么在这里跟个没事人似的？小姜，这是两码事，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她说的话我似乎并不明白。 “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你来不就是来证实一下，我是不是还活着，还在不在人世，是不是可以给纺织厂省下一笔退休金吗？” 我连忙摆摆手：“没有的事儿，我是代表厂里来慰问您的。” “你说的话你自己信吗？都是骗三岁孩子的。”她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越过正午的阳光下，邯郸城中罗列交织的矮房和楼宇，看着更远的地方。 我吸了口气，她说话的口气还是和在学校时一样犀利。由丛台西南阶梯而去时，她终于要撑不住了，身体一歪，险些摔倒。我扶住她，她的手无力地抓着我的胳膊。我说：“您是不是累了？” “没有，踩到一块小石头。”她的脸色蜡黄，皱着眉，轻描淡写地说，然后甩开我的手，独自向前走去。 我们在丛台公园门口分手。我打开随身带的背包，拿出那包杏干，在整个游览过程当中，它都以那么真实的重量考验着我的肩膀和心理。一旦我感觉到那分量的存在，舅舅恳切的目光就会浮现在我眼前。我继续哀求她：“史老师，您就别为难我了。不能再让我把它背回新疆吧，再者说，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去河南、湖北……” 我的哀兵策略并没有奏效，她依旧我行我素，仿佛那包杏干与她没有任何关系似的，她不理不睬。任凭我的哀求变成一股风吹过。她没有立即和我告别，而是眯起眼睛来，狠狠地盯着我，冷冷地问：“他死了没？” 她如此冷酷的问话令我猝不及防，惊出了一身冷汗，“谁，谁死了？” “你舅舅。”她看着我，眼里满是怒火和仇恨，刚才的热情洋溢一扫而空。 我不明白她为何有如此一问：“我舅舅活得好好的。他怎么会死呢？他现在是副厂长，他每天有很多工作要做，他怎么会去死呢！” 得到了我肯定却不令她满意的答复，她眼神中的怒火骤然熄灭，变得呆滞无神，她转身离去。我手里拿着那包沉甸甸的杏干，看着她的背影慢慢地向南走去，她走得很艰难，摇摇晃晃，如同掉了一个高跟鞋后跟。其实她穿着一双平底鞋。她跌跌撞撞，身子一会儿向左斜，一会儿向右歪，随时都有可能要倒下去的感觉。我冲动地跑过去，伸手扶住她。她竟使出全身的力气，狠狠地把我的手甩开。我趔趄了一下，站定后，看着她继续一歪一斜、一瘸一拐地，坚定地向前走去。那婆娑的光影在她晃动的身体上疯狂地跳跃着。渐渐地，她消失在那一排已经长出稀疏绿叶的梧桐树后。 ……未完待续 （全文刊载于《小说选刊》2021年第7期） 刘建东，男，1967年生，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1995年起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发表小说。著有长篇小说《全家福》、小说集《黑眼睛》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孙犁文学奖等。 很赞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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