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2021年第3期｜周李立：分水岭（节选）
2023-11-12小说天地周李立
关于山的迷思
“大巴山腹地，对，它在四川，不过离重庆更近，对，我们讲的是重庆话呀。不，是在四川呀，重庆直辖的时候，把我们划给四川了呀。”
多年来我费力地为大巴山做如上说明，听……
“大巴山腹地，对，它在四川，不过离重庆更近，对，我们讲的是重庆话呀。不，是在四川呀，重庆直辖的时候，把我们划给四川了呀。”
多年来我费力地为大巴山做如上说明，听……
关于山的迷思
“大巴山腹地，对，它在四川，不过离重庆更近，对，我们讲的是重庆话呀。不，是在四川呀，重庆直辖的时候，把我们划给四川了呀。”
多年来我费力地为大巴山做如上说明，听者多数似懂非懂地点头，目光中缭绕着的，是“不是太明白，但这个事就算不明白又如何”的暗示。何况我也确实没有那么多自信将大巴山的地理位置用三言两语概括，让脑子里不一定有一张中国地图概貌的对方顿时就明明白白——我以为这事儿非得我们一起升到半空，让视线如导航定位卫星般辽阔才方可。
事实上有人在几百年前就这么干过，不过那个小人儿在半空俯瞰的是靠近北极圈的瑞典的国土。《骑鹅旅行记》的作者塞尔玛·拉格洛夫拥有超前的智慧，她让小人儿飞上高空的意义正在于让观察点改变，这就让作家获得了极大的叙述的便利——要展现瑞典这样地理区划狭长的国家的山川平原、矿场河流究竟是如何布局的，还有什么方式比在高空俯视更便捷吗？
印象极深的一段，是小人儿阴差阳错骑在了一只小鹰的背上，它们往瑞典北部飞行。鹰的飞翔能力比大鹅要超越好几个档级。它们的差异就仿佛播音飞机与小型直升机的差别，一个平稳，晴空高蹈也如平地悠闲漫步，一个躁动，必得一刻不停旋转螺旋桨——对鹅来说，则是扇动翅膀。鹅扇动翅膀的动作，总是因为频率过快而显得吃力和窘迫，像下肢短小的人类在一百米赛跑时必要比旁人更频繁地迈步，一句话，是力不从心。
还是说到那个坐在小鹰的背上去追赶鹅与大雁的小人儿尼尔斯，他是个一路骑大鹅的小人儿，所以当他骑坐在小鹰的背上时，他只觉得自己是静止不动的——鹰没有动，他也没有动，动的是身下的山川土地，是房屋森林，它们纷纷往南方退去了。火车也是静止的，因为尼尔斯与火车同步，它们相对静止，竟是火车站台在奋不顾身地朝着火车奔迎而去；流水也是静止的，是河岸抛弃了河水，一厢情愿向远方款款离开。
奇妙啊，所以我想，若非有骑大鹅的小人儿的高度，我怎么能斗胆指画出大巴山的确切的定位？
然而我们人类发明了地图，又用经纬线将地球分割，或捆绑，如缠裹一枚粽子——为的是得到一个坐标。那一串数字，代表一个地方、一座山、一片土地，但我怀疑是否真的有人能够通过一串密码电文般的标示经纬度的数字去想象一个地方、一座山，乃至一片土地？最害怕的是文章中出现经纬度，因为对读者的想象无益，徒增困扰。那是人类为自身方便而发明的数字游戏。若非身处太空，要不有谁能证明经纬度标志的那一个点，的确正是我脚下这片沙滩、这方绿荫？于是童稚时代的我经常困惑并进而怀疑，地理课程是否根本是一场大骗局？用以欺骗我背诵经纬度以及默画地图崎岖的边界线，以增加考试的难度以及应试教育的淘汰率。考虑到那时我抬眼望去的大巴山高不可攀，我的质疑也情有可原，所谓“井底之蛙”，正好可描述我的困惑。不过就地球的体积而言，人类中又有谁不是井底之蛙呢？
甚至那高不可攀的山峰之后，隐约还可望见更高不可攀的山峰的轮廓线——那道线分隔开天空与山峰，也分开了明与暗、空灵与沉重，让这大自然中密度最小的云朵与密度最大的山石，在它的两侧，泾渭分明。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山的轮廓线会清晰一些，但远山总是比眼前的山更淡，仿佛远山也被天空稀释了，努力让负累过重的自己轻盈一些——至少它看起来，确实是轻盈一些了。
那轮廓线经年累月被我凝视，其形状犹如复印般刻画在脑子里，等到每年夏季暴雨来临的那几日，水与雾在天地之间布置好它们的天罗地网，远山就完全隐匿了，仿佛根本不曾存在过。但这时，我依然能在脑海中还原山与天交接的那一根曲折的线条——那是它们纠缠了千万年之后，终于都认可了的“三八线”——仿佛我在地理课上终究还是能熟稔地默画地图。也许山峰的形状本就是地图，另一种意义上的地图。但就算我脑海中这一条轮廓线，实质也并不牢靠，它千变万化——只要我多走几步，再抬头看山时，会觉得它完全成为了另一座山，毕竟横看成岭侧成峰，只缘身在此山中。
耸立如斯的山、高到完全拒绝了人类的山，怎么在地图上就浓缩为一个红色的小小的三角形了？我想也许立体的地图能稍微改观一下纸上地图的盲目姿态，让地图从蒙昧自大的时代中警醒，进入略为靠谱的成年时代。
我理解不了，至少我还没有这样的睿智。我连大巴山的确切位置都很难对旁人说得确切，那还是我所有成长记忆所牵系的地方——越熟悉便越难描述，这是写作者时常面临的困局，大巴山对我来说也如此。但无论如何，那也绝不可能是一串数字。
很多年以后人类确实拥有了立体的地图，人造卫星将地球表层的三维图像塑造，如动画影像栩栩如生。又如同画像照片中的人影闲庭信步，走出纸面，让人惊叹其原本就具备的如许纵深。于是山峰相对山谷的优势就昭然若揭了——它们就算在地图上也可以因其高拔而脱颖而出。更高的主峰就像我们集体合影中个子最高的那个人，无须任何修饰，它也是所有目光的焦点，众望所归。
对大巴山而言，这个众望所归的主峰并不在四川，而在神农架，在湖北。
这自然又给我不着三四的说明增添了一重难度。我在四川，大巴山却不止在四川，它横亘于四川、陕西、湖北、重庆四省市相邻的那片地带。
哦，我终于描述出了它的所在，借助“四省市相邻”这种模糊的说法，然而四川与湖北并没有交界，两省之间还隔着重庆市往北伸出的一个小角，仿佛一只小脚丫，插进大巴山的沟壑里，穿越了山重水复，终于够到了陕西往前迈出的一只大脚掌——啪，它们仿佛鼓了一下掌。
而“横亘”，也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词汇。横，是相对地图而言，大巴山可并不觉得它自己是横的。如果你在山里面，你只会感觉山脉是圆形——以你为圆点，以无限为半径，向四面八方延展而去。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球体，三百六十度地延展开去。毕竟你的头顶上还有密密的松枝形成帷幕，以至于晴天里光线也自带雾气。这种雾气不知从何而来，我时常认为所见的“雾气”只是人们被影影绰绰的光斑眯了眼，视力不再真切时，才产生的类似近视的错觉。而你的脚下也并不踏实，如果你离开那些坚硬的小道的话。小道是山民们日复一日地踩踏所致——山间本没有路，山民走得多了，便有了小道，老话是这样说的，因此小道最窄处果真刚好一脚宽。小道之外，不经意会踩到松软处。这种时刻会让人心里一惊，以为会无尽地沉陷下去。正是这些松软地带，提醒着你，山是三百六十度的立体的存在，就在你脚下最不被关注的地下王国里，也气象万千。植物根系、地下昆虫与微生物、腐殖质，都不用说了，因为这万千的气象中，人们最关注的是水，地下水。水瓦解了貌似坚固强悍的山体，造就了松软柔和的土层。不过这些水在后文才会成为我的主角。现在我们需照顾到前后左右的山。
你的前后左右，在这海拔两千米以下的山坡，总是有密林的。但密林并不猖狂，不像热带雨林总要蚕食全部的空间。这里的密林野心有限，它们簇拥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独立王国即可。于是你远望去，便望见山坡如同穿了一件豹纹花斑的上衣。那色泽暗淡的“豹纹”处，即是密林攒聚的地方。密林之外，多是灌木。如果你正巧眺望见这大巴山里的小茶场，它们可不少见，便可看见低矮的茶树，如一级级的绿色台阶，步步陡峭地下沉，步步惊心。但我以为它们更像抽屉，用以存在雀舌和毛尖的前世，它们的前世该是一缕淡绿的香魂。未被开发成茶场、安置上绿色抽屉的地方，最值得一说的灌木必须是杜鹃花。这种每年总有一段时间会过分招摇的植物，我们的春假是为杜鹃花存在的，至少春假之后我们大半同学的作文里都有它，它们出现在作文里时往往是这样的：“浅粉与深玫红的花朵平分秋色，占据大半江山。”长大后才知，杜鹃花、映山红、照山红、山石榴都是它。它每年奔放那么几个月，便收敛了容颜，让自己低到密林之下，本分地做自己的灌木。它做灌木的时候叶片更为油绿、厚实，但只要翻开叶片，看叶片的背面，偶尔会看到红色瓢虫，你便能指认出，它仍是那风情外露的杜鹃花。
山坡上也时常现出赤裸的土地，那是植物湮没无存之处，人们认为是水土流失所致。这水是山中的地下水；这土，是四川标志性的紫色土壤。这土壤凶悍的面色是因富含碳酸钙，因此这土壤上栽种的茶树产出的茶叶被认为矿物质丰富，但不一定有科学依据。紫土这貌似气势汹汹的脸色其实只是它对自己脾性的伪装，因为它很脆弱，并不强悍，它很容易风化和流失，随流水落花一起化为乌有。还有所谓的“紫土”，其实并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紫色。对这种泥土的颜色，在色卡上最准确的坐标描述应该是，往红色偏棕的区域里去找，之后再略微往蓝色的区域偏移。抛弃色卡来描述它的话，它正经是深红色，但看得久了，你的眼睛也会从这深红色中，看出蓝色和棕色的若有似无的阴影。
山脉也并不总是一层层整齐地排列，不会如同拿破仑蛋糕中的花纹，按同样的方向有次序地层叠。山脉内部，山峰的组合自有它的逻辑。这逻辑，你以为是兴之所至、任性铺排，那你就真如外行人看张旭的书法、看公孙大娘舞剑了。如我之前所述，当你的视线一如骑鹅旅行的小人儿的时候，你就会洞悉那一切并非没有章法，关于山的一切都不会是没有章法的。那巧妙接合的山谷与河流、溶洞与深潭、沟壑与高冈，充满偶然性，又彰显着精巧的雅思。为何这一座山没有离那一座山更近些？哦，因为它给脚下的河谷留了一线位置。为何这座山的峰顶有一处刀劈斧凿般的凹陷，哦，因为这里发育了一条小瀑布。这些布局上的奇思妙想，或可只能是上天的安排——难怪上天必在天上，只有如此，他才能获得俯瞰的视野。
但如果你以为山脉对自身的处置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那也是轻率地理解了山所具备的难度。没有两个山脉是雷同的，也没有两座山峰是一样的。错落有致的那个“致”，只能说是此中有真意，但欲辩已忘言。
那座位于神农架的主峰神农顶，可以冒昧地说，它的名称比我的年龄大不了几岁，因为直到一九八一年它才拥有“神农顶”的命名，这个命名更像是草率地继承了“神农架”的姓氏，先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再有神农架，最后才有了主峰神农顶。可惜这位海拔三千米的壮汉，此前怎么处在深山人未识，以至于一直以“无名峰”的称号伫立于世。
想来有些荒唐吗？是的。但更荒唐的可能正是人类的命名。一个代号，用以描述方便，仅此而已。神农顶与无名峰，都是代号，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没有任何区别，并不影响高出众友邻许多的无名峰，在亿万年时光中的自得其乐——山就在那里，无论是否拥有命名，也无论人迹是否踏足。无名峰以无名的姿态统领大巴山诸峰千秋万代之后，被宣布了朝代年号——它的代号从此便是“神农顶”。
然而大巴山这座泱泱山脉，绵延一千公里，如同大国难治，大山的内部也殊难统一，至少四川境内的一线，被称为“狭义的大巴山”。它似乎自认为更加正宗——被冠以“狭义”的事物往往更接近本原——更担当得起大巴山的名头，就像我们四川人到哪里都说是“巴山蜀水”里走出的人，而湖北人则很少提起大巴山，他们更多地引以为自豪的是神农架。加之我们这里，又确实与主峰神农顶隔山隔水，跨越三省一市遥遥相望，天高主峰远，所以我们这里的大巴山，便自成了体统。
我们在这里要瞩望的，便是这狭义的大巴山。
……
周李立，一九八四年生于四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出版有长篇小说《所有与唯一》，小说集《安放之年》《黑熊怪》《透视》《欢喜腾》等。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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