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2021年第1期｜包倬：走壁记
2023-11-13小说天地包倬
我告诉你，夏天的阿尼卡，所有活着的东西都在拼命表现自己。路边的野草，冬天时枯得一把火就能点着，春天时奄奄一息，到了夏天，突然窜出来拦住了路。那些蛇、蝉、蜻蜓、蝴蝶、蚂蚱，冬……
我告诉你，夏天的阿尼卡，所有活着的东西都在拼命表现自己。路边的野草，冬天时枯得一把火就能点着，春天时奄奄一息，到了夏天，突然窜出来拦住了路。那些蛇、蝉、蜻蜓、蝴蝶、蚂蚱，冬天时我以为它们灭迹了，可是到了夏天，它们全都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外出玩耍时，父母总是反复交待，小心脚下路。我经常被绊倒，有时是横在路上的木棍，有时是张牙舞爪的野草，有时是我的左腿绊了右腿。每次摔倒，我都大哭，不管身上疼不疼。这时，父亲或母亲会从某个地方跑出来，抱起我，嘴里说着可怜哦，造孽哦，老天不长眼哦。不光如此，我还胆小如鼠，我害怕阿尼卡所有的活物，家畜家禽，飞禽走兽，甚至虫蚁蜘蛛，我无一不绕道而行。
我八岁了。有天我站在母亲的穿衣柜前，看见镜子里有个鼻脓口水的小孩，面黄肌瘦，神情木讷。那时父母下地干活去了。房屋周围的玉米秆正在烈日下噌噌长，这绿色包围的屋子闷热得喘不过气来。母猪惬意地躺在院里的泥泞里，闭着眼睛直哼哼，它太热了。它的七只猪仔相互作枕，睡在不远处的角落里。我也太热了，像小狗一样地伸出舌头。我走到院门外，风吹过来，被该死的玉米秆叶子挡住了，它们发出沙沙声，像一场雨。我失望地抬起头，看见香椿树的树冠猛烈摇晃。那里的风，一定比玉米林里更大。我需要一阵凉风。
地埂边的香椿树不知年岁，有小盆那么粗，比房子还要高。我走进玉米林中，走到树下，双手抱住树干，向上使劲，搭上双脚，爬了上去。我的手脚变成了两副爪子，我的双胯间仿佛产生了某种吸力。向上爬，我的头从玉米林里露出来；再向上爬，有凉风了。爬到一半的时候，我用双胯和双脚夹住树干，腾出双手脱掉了身上的衣服。我凉快得大喊大叫。但更大的风还在树梢等着我。我在靠近树梢的丫上坐下，那里既安全又舒服。我将一根树丫当成椅子，一根树丫当成扶手。凉风更劲了，树梢晃动起来。可我一点也不怕，把它当成了摇篮。当风停下，我摇动树丫，把它当成了一匹马。
我从来没有爬这么高，从来没有在空中看过阿尼卡。我看到方小农家的牛跑进了他的地里偷吃玉米，而他在山上睡着了。我还看到陈揪揪家的母狗从村外裹来了一只黑狗，它们屁股对着屁股。更远的地方，一片片玉米林黑澄澄。至于那满地的白色或紫色，是土豆花。阿尼卡的土地上，只种这两种东西。
有一阵子，我站起身，一手扶着树丫，一手挥动起来。哎——我向周围发出呼唤——我在这里。方小农从梦中醒来，抱起石头砸向他家的牛。陈揪揪家的母狗早已没了踪影。我还看见了我的父母，他们正从玉米地边的路上走来，估计是天气太热了，打算回家休息一下。他们在我的声音中四处寻找，最后终于看见了我。父亲朝我笑了笑，说，快下来，我这里有糖。我说，没有糖，箱子柜子我都翻过了。父亲拍了拍衣兜说，我刚买的。我从树上滑了下来，向父亲走去。当我走到他面前，他突然伸出那只铁钳样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胳膊。我意识到情况不妙，但已经跑不掉了。
那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挨打，用的是细竹棍。他左手抓住我，右手开打，我像一只会叫的陀螺在他面前转了起来。我的母亲在一旁哭着说，打得好，你学啥不好，偏偏要学爬树。我哭着说我没学，我走到树下就爬上去了。我说的是实话。爬树需要学吗？我至今仍然怀疑这个问题。八岁那年的细竹棍，每抽一下，我的身上就爬出来一条蚯蚓。众多的蚯蚓连成片，我的屁股像两片烙熟的紫薯饼，双腿像两截快要腐烂的藕。
“你永远要记住今天，”我父亲打累了，气喘吁吁地扔下竹棍，“今后再敢爬树，老子打断你的腿。”我赶紧点头，已经哭得没有了眼泪。
然后，我父亲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中。他不说话的时候，目光呆呆地望着门外。我母亲一遍遍轻抚我的伤口，一言不发。
这么多年过去，我不光记住了那天的竹棍，也记住了父母的沉默。那时我当然不知道，为什么我父母见着阿尼卡人总是低眉顺眼。我还在母腹的时候，我们从另一个地方迁来，承包土地，暂住在别人的老宅子里。说暂住，是因为阿尼卡的地方组织并没有正式接收我们。他们说我们来路不明，连一张迁移证明也没有。那几年，他们一直靠给阿尼卡人免费干活才没有被赶走。
如今算来，父亲那时只有三十岁，母亲二十八岁。但是，他们在我的记忆里，一直都是大多数人印象中父母的样子，苍老、沉默、不苟言笑。我父亲左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一样长，却是没有指甲，是几截短粗的肉棒。我问他为什么我们的手指不一样，他给了我脑袋上一巴掌。
我是个不长记性的人，从小便是。爬上椿树那天晚上，我又梦见自己爬树了。我不认识梦里那棵树。它生长在一座乱石林立的高岗上。和白天一样，我轻易就爬了上去。群山下沉，我在上升，更多的山梁在眼前褶子一样地铺开。蓝莹莹的天空，星星像宝石，向上升起，我有一种栽进大海的感觉。阿尼卡也在下沉，那些房子就像沉睡的甲壳虫。我张开喉咙叫喊。我想告诉我父母，我要走了。虽然我父亲白天打了我一顿，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他，别再四处寻找。我叫喊着醒了过来。
“你咋了？”我父亲厉声问。
我没敢出声。此刻，装睡是最好的办法。他问了两声就没再问了。我醒着，听见另一张床上传来悉窣和喘息之声。过了一会儿，打火机吧嗒响了两声，旱烟味弥漫开来。
“这娃，唉。”我父亲长叹了一声。
“是不是跟你小时候一样？”我母亲问。
“从明天开始，盯紧他。”我父亲说，“过段时间去学校问问，他该上学了。”
我轻轻侧身，睁眼，透过窗缝看见了一丝月光。此时的村庄，应该如梦中那样，笼罩在了月亮的清晖中。父亲抽完烟，在床沿磕了几下烟锅，翻身睡了过去。我想重回那个梦中，但接下来的梦境却是一个雪天，我刚掏出小鸡鸡想撒尿，一条大黄狗朝我扑来，我跑啊跑，终于甩掉了黄狗。我又尿床了。
那个夏天，我的父母果然加紧了对我的看管。我成了他们的影子。他们下地干活，我就在地里捉蚂蚱、挖蚯蚓；他们上山砍柴，我就捡蘑菇。只有跟他们去帮当地人干活，我才有机会和其他小孩玩耍。
我和母亲去帮苏家薅草，认识了苏三娜。那时她站在家门口，头上扎着一长条薄膜，从双颊旁垂下来。她身上还有另外两片薄膜，一件是披风，一件是裙子。她拿木剑的右手扬起，左手指向院子里。院子里，她的父亲正在磨一把生锈的镰刀，母亲在扫地。他们可能也觉得苏三娜的样子实在怪异得不成体统，尴尬地说：
“别管她，她正在扮吕四娘呢。”
我不知道吕四娘是啥，但觉得她的样子很好玩。于是，我也很快到地边找了几片废弃的薄膜，学着她的样子打扮起来。唯一的遗憾是，我没有木剑，只能捡一根木棍替代。我们一左一右地站着，直到吃饭时间。但是，苏三娜还没走。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父亲答应和她比武，当她准备好后，他又后悔了，说自己忙得很，让她一边玩去。
苏三娜生气了。她像尊泥塑样地站在门口，但她的父母和两个姐姐已经习以为常。他们谈着眼下的天气，说再不下雨，玉米就快干死了。又说昨夜雷声不断，把雨赶跑了。还说前两天镇上来了一队公安，在阿尼卡的地里找罂粟。他们说的这些，我没兴趣。我的注意力在桌上的腊肉和鸡蛋上。我母亲一次次看我，但我装不明白她的意思，只管吃了个肚儿圆。
我们吃完饭了，苏三娜还站在那里。大人们扛着锄头，背着水壶准备下地。我母亲让我跟着她，但苏三娜的母亲说，我可以留在家里和苏三娜玩。
“你还记得前几天为啥子挨打不？”我母亲问。
“记得。”我说。
她瞪着我，直到确信我已经长了记性。但我哪有记性呢？待他们一走，我又迅速换上了刚才的装束。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差劲，我去苏三娜家的院子里找了一把斧头代替木棍。苏三娜哈哈大笑。
“你看起来像个砍柴的，”她说，“如果你把钉耙扛在肩上，就像猪八戒了。”
我说我知道猪八戒，但我不是他，我是孙悟空。她对我的话没有兴趣。
“你为啥子挨打？”她问。
“我爬树呢，”我说，“你会爬树吗？你家有树吗？”
她告诉我，她家的梨树在房子背后，但她不和我去爬树。
“我要一直站在这里，站到我爸答应我为止。”她说。
“那我咋办？”我问她，“难道就这样看着你？”
苏三娜没搭理我，继续盯着院子里，仿佛有一群敌人正朝她冲过来。
“你想不想吃饭？”我问，“或者我去给你端碗水？”
她让我滚一边去，“爬你的树去吧。”她说。
我真的找到那棵梨树，它又粗又矮，浑身缀满了绿色的梨儿。爬这样的树，对我来说，一点挑战也没有。 我摘一个梨尝尝，又酸又涩。我放弃了。
“你家没有更难爬的东西？”我问苏三娜，“那种又高又直的树有吗？”
“那你去爬电线杆吧。”她说，“但是要小心电线，我爸说，人碰到电线就化成灰了。”
水泥电杆就在她家门口，金属横担上站立着两个白色的磁瓶。她问我，那两个磁瓶像是两只鸟？我说，不像鸟，像两个小孩。说话之间，我朝水泥电杆走去，听到头顶传来呜呜声。
“啥子在响？”我问。
“那是电在叫，”她说，“你离它远点，被电拉住就扯不脱了。”
我抱着电线杆试了一下手感，很滑。这让我一下子来了兴趣。苏三娜背对着我，仍然保持着先前的姿势。我让她回头看我，她说不，她用耳朵听着就行了。呸呸，我吐了两泡唾沫在手心里，搓了几下，抱着电杆往上爬。可是，它真比椿树难爬多了，我爬上去一段，又滑下来一段，爬啊，滑啊，满头大汗，我终于爬到了横担下。电流发出呜呜声，比在树丫上恐怖。我问苏三娜横担能不能抓，她说如果我想死可以抓了试试。这里没有树梢上惬意，既无风景可看，又没抓没靠，我只好从电线杆上滑了下来。
“我还是想爬树，”我说，“你带我去找棵最高的树爬。”
“我说过了，我不去，”苏三娜说，“如果你实在闲不住，那就去爬墙吧。”
爬墙？我一下子又来了兴趣。爬墙的难度一点不比爬树小。苏三娜家的土墙壁建造已久，泥土被风吹雨淋后，全酥了，用手一抠就往下掉。墙壁中间开着一条指缝那么宽的缝，能隐隐看见里面透出了光。墙壁最高处的一个洞里，是个鸟窝，我亲眼看见一只鸟衔着虫子飞进去。
“咋个爬？”我问。
“我咋晓得你的？”苏三娜说，“你不是很厉害吗？”
被她这么一刺激，我的小脑袋果然开动起来了。我开始四下寻找可以助我爬墙的东西。可惜我不是壁虎，我想。正是当时萌生了这样的想法，让我长大后成了一个地下发明家。
墙壁上无抓无拿，我就自己制造可抓的东西。我拿起扔在一旁的砍刀，开始削木楔子。楔子要削一头尖，比墙缝宽一点。钉楔子时，既不能太深（拔不出来），也不能太浅（承受不住我）。我一次次尝试，累得满头是汗。而苏三娜依然保持着先前的姿势。
“搭把手啊，”我说，“帮我把楔子递上来。”
苏三娜没理我。我只得自己动手，慢慢搭建抵达高处的楔子梯。每向上钉一个楔子，我就离鸟窝更近了一步。关于向上爬，我有了新的想法。如果手脚有抓拿，我可以一直爬，爬到天上。如果是墙壁这样的平面呢，那就只能制造手脚的支撑点。
我朝鸟窝里伸手进去，最先抓到的是鸟妈妈。一只灰色的谷雀。我在墙壁上敲打了半天，如果它没聋，它早就该飞走了。它被我紧紧抓住，惨叫着，瑟瑟发抖。这一次，连苏三娜也忍不住回头来看了我一眼。我的另一只手伸进去时，碰到了肉嘟嘟热乎乎的小东西，那是几只尚未长毛的雏鸟。我将它们抓在手里，但想想又放了回去。接着我把它们的母亲也放了回去。然后，我每下一个楔子梯，就拆除了上一个，回到地面。鸟窝里发出唧唧声，它们一定被我吓坏了。
“千万别对我妈说。”
太阳已偏西，我不得不这样哀求她。
“我从来不出卖别人。”她说，“但是，你现在离我远一点。”
“干吗？”
“我要撒尿。”她红着脸说。
我愣了一下，转身朝玉米林深处走去。在几株玉米和黄豆之间，我发现了一片长蓝色花朵的植物。这是个重要的发现，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那个下午，我坐在门槛上陪苏三娜说话。她站累了，就换一个姿势，但始终不吃不喝。她说起学校的事，她的语文老师会拉手风琴，她的同学王猫猫患有夜游症，她在放学的路上遇见过一条蛇，它正在吞一只小鸟。我呢，之前一直被父母丢在一边，自己玩。所以，我只能跟她讲我如何骑猪满院跑，如何训练两只公鸡打架，如何将所有能抓到的虫子放进同一个玻璃缸里，看它们相互残杀。
“谁最厉害？”她问我。
“蜈蚣，那种黑色身子黄色脚的，被它咬一口，小命就没了。”
黄昏的时候，大人们满身疲惫地从地里回来。看到苏三娜还站在门口，她的父母和姐姐们毫不吃惊。
“来吧，我们来比武。”她父亲说，“你是吕四娘，我是白泰官。”
听了这话，苏三娜突然瘫在地上，哭了起来。她抱着双腿直喊，不比了，我的腿一点感觉也没有了。大人们笑了起来。
此后一直到夏天结束，我都没有再见过苏三娜。我想过好多次去找她，但都没有机会。我已经厌倦了寸步不离地跟着父母，已经把附近的山林和土地都走遍了。更要命的是，一旦遇到又粗又高又直的树，我内心那种想爬的冲动就难以控制。至于爬墙，我更是没有机会。
“我想去上学了。”有天我对父母这样说。
他们对我主动要求上学，喜出望外。父亲在一个早晨提了一只公鸡出门，中午时回来脸涨红得像只公鸡。“成了，”他对我母亲说，“校长答应收下他了。”
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小学生。每天走七公里去上学，沿途要经过树林、小河和村庄。路边的那些树，只要我想爬，就能轻松爬上去。起初，同学们视我为神人，渐渐地，没人看我的爬树表演了。当我像只猴子样地爬上某棵树，他们径直就朝前走了。这让我很尴尬，妈的，我必须让他们看看我的厉害。
“从现在开始，我专门爬小树。”我对苏三娜说。
她早已对我的爬树本领没了兴趣，冷哼了一声说，你这不是欺负小树吗？我告诉她，爬小树，不是爬高，而是看我能在多细的树枝上走。
我承认，我喜欢惊险刺激。挑战细树枝比爬高要危险得多。一天之内，我先后踩断了十三根树枝，摔了满身伤。这一下，小伙伴们又围过来了。他们看着我走钢丝般地踩在树枝上，或大张着嘴，或嘴里模拟树枝断裂的声音。当我从树枝上掉下来，他们全笑了。
“你爬棵小树看看。”他们说。
于是我就去爬他们指定的树。不光爬，还和他们打赌。我乐意这样的赌，赢了，能吃到他们随身带着的食物，输了也惊心动魄。我父母问我身上的瘀青，我就说走路摔的。那段时间，他们根本没时间管我，因为不能令阿尼卡人百分百满意，有人想联合起来赶我们走了。
“我觉得你有点傻，”有天苏三娜说，“整天爬来爬去，像只壁虎一样。你没有理想吗？”
“啥是理想？”我问。
“就是你长大了想干什么。”苏三娜说。
“我就是想爬，爬树，爬墙，爬所有能爬的东西。”我说，“如果我哪天不爬高，我就浑身难受。”
说话之间，我真觉得自己肚皮痒，想要棵树蹭一下。当我快速爬上了一棵树，再回头，苏三娜走远了。从此，她像躲怪物一样地和我保持着距离。我叫她，她装没听见；我给她东西，她装没看见。我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痛苦。我说的，并不是她不理我这件事，而是我为了她而不再爬树。
“你爬个树给我看。”男生们说。
“不爬，”我说，“我又不是猴子，看猴子表演还要给钱呢。”
但是，我真的太难过了。坐在教室里，仿佛凳子上长满了刺。我尝试过用跑步、打架、唱歌等方法分散注意力，但眼前总浮现出一棵棵树、一面面墙壁。特别是看见苏三娜时，更像是鸦片烟瘾犯时看见了烟枪。我像一头烦躁的小公牛，磨角擦痒，始终找不到发泄之处。我盼着早一点放学，却又害怕被人围着要看我爬树。
我一个人走在放学路上。不用别人说，我那副东瞄瞄西望望、走走停停的样子，看起来就很像一个小偷。路过一个村庄，我在一面老墙下站了很久。如果给我一点时间，我能够把手伸进墙缝里爬上去。但是，不远处有一个哑巴坐在屋檐下搓草绳。我继续朝前走，走着走着，脑袋里突然灵光一闪：我不在人前爬，我总可以躲在没人的地方爬啊。谁说一定要爬给人看呢，我爬给鸟看不可以吗？
那天下午，我走进一片树林。九月的太阳斜挂在远山之巅，如果没有群山作为支撑，这颗太阳不知要滚落到何方。树林里金光闪闪，但秋蝉的叫声有气无力。前几天刚下过雨，湿气萦绕在鼻翼。我找到了那只蝉，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树，看它振动着腹部的鼓膜而发出声音。它叫得全神贯注，以至于我的手掌扑向它时，它几乎没有察觉。我爬了一棵又一棵树，逮到的蝉，全都放了。直到太阳落山，我才痛快淋漓地往家赶。
从那时起，我不在人前爬树了。但我一旦心里奇痒难耐时，就逃学。走进一座山林，当着乌鸦喜鹊布谷鸟的面，自己爬个够。爬树时，为了不磨损衣服，我就赤身裸体爬。反正是在山林里，没人看见。我的肚皮和双腿上长了茧，这让我从来不敢当着父母的面洗澡。
直到某天，我爬一棵大树，接近树梢的时候，一抬头，看到头顶有一窝马蜂。同时，它们也看见了我。我朝下滑去，马蜂轻易就追上了我，在我的脑袋和身上蜇了二十来下。我从树上掉了下来，一双小腿骨折。我惨烈的叫声能被人听到，已经是万幸。
那是小学五年级的事，我十二岁。
我妈卖了两头猪，送我去医院。我的脸肿得像个盆，身上肿得穿不上衣服。我的小腿，打上了石膏板。如果没有这次事故，我可能会去县城上中学，但是，我还在医院里时父母便已经做出决定，不再让我上学了。这没啥。辍学这种事，经常在发生，只不过这一次轮到我了。当一个人几天不去上学，老师和同学也就默认他辍学了。
只要死不了，就要活下去。危险期一过，我肿脸瘸腿回了家。关于我身上的茧，我父母问过，我说是某一段时间身上发痒，挠着挠着就成这样了。我不知道他们信不信，但没再过问。总之，那段时间他们没法再让我跟着上山下地，我就一个人看着黑黢黢的楼板熬时间。
白天或夜晚，对我来说已没有了区别，无非就是平躺或侧躺。平躺着看楼板，侧躺着看乱糟糟的房间。我已经和父母分房睡，房间里除了床以外，还放着粮食口袋、柜子，以及暂时用不着的农具。寂静令人害怕。风吹糊窗的纸，老鼠窸窣而过，绿头苍蝇盘旋在楼板，蜜蜂走错了路……所有这些，都能引起我的注意力。有天，我甚至随手抓到了一只苍蝇，拿在手上观察了半天。
我将记忆中的事一件件翻出来，我将认识的人一个个记起来，还有我吃过的东西，我学会的汉字，我会唱的歌……我无数次回想在这个世界上十二年的全部经历，直到再也不想过去，那就只能靠想象熬时间了。
床是我的船，蚊帐是我的帆，风吹来时，我渐渐驶出了村庄。我的床荡漾在村庄之上，森林之上，要去向远方。听说山外有条金沙江，我的船朝它驶去。我想象阿尼卡和金沙江之间，仍然是山林和村庄。我闭上眼睛，看见了金沙江，它咆哮着，奔腾着，像条愤怒的巨蟒。多少年以后，我真的来到金沙江边，却见那江平静得像一面镜子。
在我的想象中，船能从金沙江一夜驶入大海。海叫什么名，并不重要，总之它宽阔得无边无际。世界上所有的水都要流到那里。至于这条船一路上要经历什么，全凭我的心情。这一秒它还行驶在春天，下一秒四方就飘起了雪；这一刻，船乘风破浪，转眼就停靠在了岸边。我甚至让船上有了一条狗，它看起来像一匹狼。
就这样，我靠一张床周游世界，一直熬到马蜂的毒液从我身体里消除。被蜇的地方，起了一个个肉疙瘩。我的脚依然被固定在夹板里，不知何时能站起来。
“你们给我找点事做吧？”我说，“再这样下去，我会疯掉的。”
我父亲环顾四周，实在找不出一样可供我消磨时间的东西。他去跟我母亲商量后，将家里的收音机挂在我床前。本来这真是打发时间的好东西，可是，好奇心让我对它的内部结构更感兴趣。我把收音机拆开，却无法复原，让它成了一堆零件。如果不是在病中，这肯定又一顿暴风骤雨般的拳头，但是这次，我父亲只默默收走了那堆零件。
“这娃没救了，”父亲说，“任何东西到了他的手上，都会变成一堆废品。”
那收音机被送去镇上的修理店，但再也没有拿回来。现在，我家里唯一的电器只有电筒了。可电筒在父母的房间里，我只能想想。有天我突然想起一样东西，却不敢轻易开口，怕引起他们怀疑，只能藏起这个想法，继续靠想象过日子。
当我的脚勉强可以沾地之时，我得到了一副笨重的拐杖。这是我父亲去山上找回的两根T型小树。我开始锻炼双脚的承受能力，坐在床边一点点朝双腿上施加压力。如果疼到受不住了，我就重新坐回床上。我太想站起来了。那时我告诉自己，这一生，要死，也要站着死。我将重心放在拐杖上，让它支撑着我向前。我朝门口走去，当我拿到挂在门扣上的铁锁和钥匙时，我热泪盈眶。
我家只有三把锁，在院门、大门和箱子上。锁这种东西，只有家里没人时才有用。可连续几个月，我都躺在家里，门锁也就失去了意义。可锁是多有意思的东西啊。一把锁，就能守住一个未知的世界，而只有一把钥匙能打开。我拿钥匙在手，翻来覆去看。没啥奇特之处啊，我想，不就是几个大小不一的齿么？
我开始用竹片制作钥匙。先是把钥匙贴在竹片上，用笔画出它的样子，然后用刀一点点削。齿的大小，竹片的厚度，都必须丝毫不差。钥匙的奥秘正是在丝毫之间。但我小看钥匙了。我花了三天，仍然没能让竹钥匙打开锁。每天，当我父母外出时，我就把锁拿在身上研究，在他们回来前，挂回门扣上。
我喜欢听钥匙伸进锁孔，扭动时发出喀嗒声，拱形的铁柱跳出来，锁开了。那个黑色的冰冷的铁锁里，一定藏着机关，而钥匙就是一道固定的密码。若不是有拆收音机的教训，我早就把锁拆掉了。铁锁上有一颗麻籽大小的点，抠开它，就能抵达锁的内心。
当我被竹钥匙折腾得死去活来时，我又想起了攀爬。爬树，我已经得心应手。比树更难的，我爬过电杆、竹竿和旗杆。我想，这世上没有我爬不上去的树。而爬墙的经历只有一次。这让我想到了苏三娜，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
如何能轻松地爬上一面墙？如果这样，我就成了飞檐走壁的人。从那天起，我决定拜壁虎为师。在我老家的墙壁上，壁虎经常能见。即使我还行动不便，但要得到一只壁虎并不困难。
有天我听说，苏三娜的父亲被抓了。听说是因为在玉米林里种植鸦片。我想起了几年前在他家地里看见的东西。
那时我已经可以从卧室走到堂屋了。我们一家三口吃过饭后，坐在灯下，打发睡前时间。父母谈起了我的未来。这对我来说，真是个不错的安慰。
“脚好了，就跟着我们好好干活，”我父亲说，“等你再大一点，送你去驾校，今后做一个大车司机。”
我在学校里见过大车。天蓝色的东风牌，草绿色的解放牌。大车的屁股下面挂着轮胎，我凑近时，那里散发出好闻的汽油味。每一次有汽车拉东西来，我们都要围着看个够。当车开走时，我们要追很远，目送它消失在弯曲的公路尽头。
“方向盘一转，给个工作都不换。”母亲听得高兴，也加入了谈话。
那时我们只能够勉强糊口。读驾校这种事，真的像在说梦话。但是，我们都很高兴，毕竟有梦做，总比整天躺在床上要好得多。为了让大家生活在梦境中，我们从此迷上了规划未来。
“如果你不喜欢开车，去学个铁匠也很好。”我父亲说，“或者做个理发师也不错。”
但这个提议马上遭到了我的反对。我说傻子才会去打铁和理发呢，开车多威风啊，还可以天南地北跑。说的次数多了，果真有一辆汽车不时开进我梦里。白天的时候，我研究钥匙和壁虎脚底的吸盘，到了晚上，我在梦里开汽车。第一个坐进我车里的人是苏三娜，我们行走在一条完全陌生的路上。我之前曾爬到驾驶室外，隔着玻璃看过驾驶室，这让我的梦中驾驶生动逼真。
“苏三娜，总有一天，我要开车带你出去玩。”
那时苏三娜正在地里割猪草。几个月不见，她好像更黑更瘦了。她父亲被抓走后，家里只剩下她和母亲。她还在上学，她喜欢上学。如你所知，如果苏三娜要做一件事，她就一定会做下去。
“车？独轮车吗？”她抬起头，被自己的话逗笑了，“别做梦了，像我爸一样。”
“是汽车，”我说，“我们虽然买不起车，但我可以去做开车的师傅。”
苏三娜认真地看着我，脸上浮现出一丝不屑的表情。她说，如果你有一天会开车，金沙江水都倒流啦。
她继续低头割猪草，一把把扎好，扔进立在一旁的背箩里。我立在地里，那种被羞辱的感觉让我想变成一条蚯蚓。中午的太阳明晃晃地悬在头顶，离夜晚还早呢。她多残忍啊，那时我是忍着剧痛才走到她面前。但是，也不是一无所获。我从未忘记过她给予我的沉闷一击，每每想起，浑身便散发出一股劲来。
金沙江水不会倒流，但我一定要开上汽车。此后，汽车仍然出现在我的梦里，只不过，苏三娜再也没有坐在我身边，而是站在路边，看着我开车绝尘而去。
我们真的穷得只剩下梦了。我的父母并没有忘记规划我的未来。他们时常提起驾校，作为对我的鼓励。我已经成了一个放羊娃，管着十七只羊和一头毛驴。我听人说，要十八岁才能考驾照，于是就在心里盘算，十七只羊到那时会是怎样一大群。但是，要想靠母羊繁殖出一张驾驶证，估计得十年以后。
“如果你嫌这样攒钱慢，那就自己想办法吧。”我父亲说，“我们确实没办法了，粮食不值钱，可是除了粮食，地里又不会长出黄金。”
“要是这山里有矿多好啊。”我又开始痴人说梦了。
事实上，别说这山上有矿，即使寸土寸金，也和我们关系不大。我们依然没有在阿尼卡落户。为了一个合法的居住身份，我父母已经白了头发。
“我们从哪里来？”有天我问，“我们为什么不回原来的地方居住？”
“好好放你的羊吧，别打听这事。”我父亲说。
“现在还不是告诉你的时候。”我母亲说。
从我记事起，家里没有来过一个亲戚。来的只是阿尼卡的当地人，而且目的全都一样，让我父母去帮忙做工。
“我爷爷奶奶在哪里？”
“在土里。”
“我的伯伯或者叔叔呢？”
“没有。”
“那我们从哪里来的啊？”
“从天上来的。”
当阿尼卡人问我们从哪里来的，我父母的回答是洛古拉卓。但是，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地名。为了让他们的回答看起来更像真的，他们甚至会在人前唱一种古怪的歌，唱的是洪水滔天之际，一对兄妹受天神旨意结为夫妻的事。接下来，他们唱的是，祖先们如何战胜猛兽和灾荒，让子孙像天上的星星繁衍开来。但我怀疑他们瞎说。
我能怎样呢？生在这样的家庭，是我的命。我明显感觉到身体在发生变化，青春期到了。不久的将来，这个家庭的担子就会落在我身上，而我要将我父母带向何方？这样的思考，让我整夜整夜失眠。
春天的时候，我终于做出了一把竹钥匙。当它打开大门的那一瞬间，我在心里突然放开了这个并无多少意义的执念。难道我今后想成为一个配钥匙的人吗？这可比开汽车差太远了。但是，爬墙的想法仍在折磨着我。不幸的是，我研究壁虎的吸盘也失败了，因为吸盘并非看起来那么简单。最伟大的发明家，是老天爷。
我在某个失眠的夜晚突然意识到，如果我想爬上一面墙，完全可以不用壁虎吸盘之类的装置，而只是需要一个可以抓拿的东西即可攀爬。农村的墙壁几乎都能找到裂缝，要找到可以插进裂缝的东西并不难。我从街上的铁匠铺里买回了两把匕首。
我父母自始至终不知道，我是如何飞檐走壁的。我靠的正是这两把匕首。一些看似神奇的能力，来自于日积月累的练习。
最初的练习是在树上。作为一个放牧者，我有太多单独面对树木的机会。我一次次把匕首插进树里，一次次拔出来。我的匕首一天天秃下去，又一天天锋利起来，它越来越短，直到刀刃没了，只剩下刀柄。一年过去了。那时我终于相信，滴水穿石是完全可能的，只是需要时间罢了。我又去铁匠铺买匕首。铁匠说，你的刀用坏了？我说，没有，送人了。他把这理解为他的刀好，可以作为礼物送人。我第三年去买刀，告诉他，匕首丢了。
如果有天我真的丢了匕首，那只能说我连命也一起没了。我的匕首，从来没有和我分离过。它吊在我的腰带上，左右两边各有一把。我只要瞒过了父母，就万事大吉。一个人十六岁的时候，会不会被当作成年人，这完全看父母的能力。而我父母，他们当然希望我越早长大越好。
阿尼卡后山上的树，绝大多数被我伤害过。当锋利的匕首插进树干，树摇晃起来，那是它们在喊叫。当我抽出匕首，树便颤抖起来。相比用双手双脚爬树，我已经可以用两把匕首插着朝上爬了。我像一只壁虎，能轻松上下任何可以承受我体重的树。但是，没人知道我有这个本领。
那时的日子真难熬啊。羊群的壮大速度并没有想象中的快。它们似乎已经看出我总有一天要把它们全部赶进屠宰场的想法。那些公羊，一个个蔫蔫的，对那些发情的母羊眼皮都懒得抬一下。而那些婊子母羊，很多都是没用的东西。更要命的是，某天居然丢了三只羊，也不知是被狼叼走了，还是被贼偷走了。
在连绵不绝的群山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别说是狼群或小偷，即使是藏几个杀人犯也是很安全的。
成长带来力量，也带来无处发泄浑身力量的烦恼。如果没有匕首和那些沉默的树，我可能早就发疯了。漫山遍野的孤独啊，我不时像狼一样嚎叫，但只有母羊们回应我一声“咩”。
有时候，我爬上后山最高的帽儿峰，看到更远的山上，白雪皑皑。山下，据说就是金沙江了。我又想起了那个以床为船的梦。
其实，不只我在改变。其他人也是。最早离开阿尼卡的年轻人是方小农。方小农长得像只猴子，长胳膊长腿，前额突出。不知他哪根筋搭错了，喜欢上了苏三娜。苏三娜考上了大学，方小农追着出去了。
苏三娜离开阿尼卡那天，我杀了后山上的一百棵树。整整一百棵，我数着的。然后，大汗淋漓地躺在山上睡了一觉。我想跑，想跳，想呼喊，想膨胀，想找个缝钻进去。可是，我们住在阿尼卡的边缘，十几年了，我们仍然是来路不明的外地人。如果不是租种别人的土地，我们早被赶走。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土地不能租种。
不知从啥时候起，我父母再也不提开汽车这事了。它像一个可怜的肥皂泡，连破碎都是无声无息。只有我一直记得苏三娜所说的金沙江水倒流。我并不怪父母。我的未来，当然只能靠自己去创造。
“我们对你没啥指望，”我母亲说，“只希望你遵纪守法，平平安安的，在合适的时候娶个媳妇就好了。”
“领结婚证要户口呢。”我说。
我的父母从此不再提娶媳妇的事了。
“如果你们真希望我能够有个前途，就让我出去吧。”我说，“人挪活，树挪死啊。”
“出去打工，不也要身份证吗？”我父亲说。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
“啥？”
“你说呢？”
这样的谈话，每次都以沉默告终。也许他们要等到死时才告诉我，怎么成了没来路的人吧。那时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气球，正在被一点点充气，总有一天要爆炸。而我的父母，他们一天天干瘪着老去。他们对我客气起来，言语间带着讨好和商量。我终于自由了。如果我心情不好，我就赖在床上，他们不会再骂我，而是自己默默去做。即使我冲他们吼，他们总是低头走开，不声不响。
“我真想一走了之。”我一次次冲他们喊，“这个鬼地方，我一天也不想多待了。”
没人再回应我的牢骚，他们像两只空坛罐。
闲得无聊，我就去阿尼卡的村里逛，但那里已经很少有年轻人了。他们把自己像种子一样地撒向城市的水泥地里，开启了和父辈们完全不同的生活。虽然目前，还没有传来出人头地的消息，但他们至少已经生活在一种希望和可能中。
我听人说，外面有人能办假证。别说是身份证，就是大学毕业证，花几百块钱也能造出来。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我正准备赶着羊回家。山路上来了两个穿披毡的人，他们问我是否想卖羊。这两个行走在城乡之间的牲口贩子，一老一少。老的负责在交易中杀价、拍板、付钱，年轻人只负责赶羊。在几支香烟的撮合下，我们搭上了话。他们当天刚把一群羊赶进了屠宰场，正一身轻松地行走于乡村，寻找卖家。天快黑了，他们问能否到我家吃住。
“我们不会白吃白住的，”那个年老的说，“吃住一晚，每人给二十元。”
这是叔侄俩，姓古，来自县城边的农村。长时间在外游走，他们说起话来伶牙俐齿，轻松自如。他们抽五块钱一盒的香烟，手腕上戴着亮闪闪的手表。吃罢我家的粗茶淡饭，这叔侄俩又问我家是否考虑卖几只羊。
“你们问他吧，”父亲说，“这个家里，我儿子说了算。”
“卖吧，”我伸着懒腰说，“我早就不想再放羊了。”
十七只羊，养了五年，丢失了三只，卖时大小共四
十五只。姓古的叔侄说平均每只二百元，我们得了九
千元。扣除本钱，这五年来，相当于放羊每天只赚了三块钱。
还开汽车呢，他妈的，这跟讨饭有何区别？我蔫蔫地坐在火塘边，想起这几年的放羊生涯就伤心。都是一样的人，比如那个小古，比我大不了几岁，但他明显比我要强得多。那晚我们睡一屋，老古睡着了，小古讲起外面的世界，说到了办假证的人。
“我也得去搞一个，”我在黑暗中狠狠地说，“一旦我拿到身份证，立马就走，撒尿也不朝着这个鬼地方。”
“路嘛，千万条，”小古说，“就看你怎么选择了。”
那夜，我的身体里不是血液，而是油，被小古几句话就点燃，燃烧了一个晚上。
当我宣布要和这叔侄俩一起走时，我父母的脸上并没有一丝惊诧。老古还需要一个赶羊的帮手，工资不高，但可以跟他学买卖。他看中的，正是我的放羊经历。卖羊的钱，我给父母留了八千。对他们来说，钱比我更有用。
我亲自把那群我放了五年的羊赶进了屠宰场。那是在县城边的一条河边。屠宰场里弥漫着膻腥味，牲畜的叫声不绝于耳。在这里，畜牲们没有了公母大小的区分，不过是肉而已。这一笔生意，我不知道老古赚了多少钱。他送了我一块看起来不错的石英手表。
“好好干，”老古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干过一天农活，凭的就是嘴和眼。”
老古的嘴，天花乱坠，脸不红心不跳，羊的优劣就在他的两片嘴唇之间。而且，他有着和秤相差无几的眼力。
但是相比老古，我更佩服小古。这个仅大我两岁的家伙，脑袋里装满了怪东西。有天他像大舌头样地唱起一首发音古怪的歌，问我知不知道黄家驹？我说我们是贩羊的，你管马的事干啥？他笑得满地打滚。他家离县城只有五公里。他坐火车去过更远的成都和昆明。他念过高中，成绩倒数。他讲起和女同学看电影，把手伸进对方的衣服中。他和人打架，背上留着一条刀疤……当然，他也没有回避为何沦落为一个赶羊倌的问题。
“这是一种惩罚，”他说，“我刚从里面出来，就当是监外执行咯。”
他因为偷自行车坐了一年牢。于是，他跟我讲起他在城郊行窃和监狱里的日子。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语气，带着炫耀地讲起他一晚上撬开五把锁的经历，以及那时监狱里犯人之间的折磨。
“你呢？”他说，“说点你的事情吧，别整天闷着。”
“爬树算吗？”我羞愧地问。
“怎么爬？”小古撇嘴道，“是倒着爬还是顺着爬，难道比松鼠还厉害？”
“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爬不上去的树，”我说，“电线杆、旗杆、竹竿，只要能承受住我，都爬得上去。另外，爬墙，我用两把匕首就可以了。”
那时我们正行走在山林里，路边全是碗口粗的桤木。那天老古坐镇牲口市场，跟一帮来自云南的牲口贩子磨嘴皮，他让我们去附近的乡下转转。老古不在，我和小古自然就无所顾忌。他随手指着路边的一棵桤木，我灵巧得像只猴子样地爬了上去。我在树梢回过头，看见小古吃惊得张大了嘴。
“你狗日的，上辈子是只壁虎啊，”他说，“来来来，再给老子爬这棵。”
那是一棵双手抱不过来的松树，我掏出匕首，噌噌噌爬了上去。我坐在树丫上点燃香烟，招手让他上去。小古不服，跑到树下，抱着树，像只笨猪，哼哧哼哧折腾了半天，汗流浃背地服气了。
我们再也无心去问人是否有羊卖了。穿村过寨，翻山越岭，我和小古搂肩搭背，亲热得像对兄弟。我甚至跟他讲起了开汽车的梦想和苏三娜。
“有你这个本事，你会真的开上汽车的，”小古突然停住脚步，认真地看着我，“不是给人当司机，而是开你自己的车。”
我叼在嘴上的香烟猛地一抖，刹住了脚步。冬天的原野上，刮着冷风，黄土地大多裸露着，不多的几片浅浅的绿色是萝卜地。低矮的房屋，用石板铺了顶，以防止被风掀翻。一群羊在山坡上，因为没有青草而烦躁不安。
幸好我不再是个放羊娃。这些年，羊群像绳子样地拴住了我，而小古叔侄就是那割绳的刀。现在，这把刀立在我面前，目光坚定地看着我。
“你信我吗？”他说。
“我把你当兄弟，”我说，“我们可以结拜，可以对天发誓。”
“那好，走吧。”他打了个响指，“去他妈的。”
当晚，我们回了阿尼卡。我们不再帮老古赶羊了。可我父母还以为我们只是路过，还在指望我能够成为一个羊贩子。我高声安排父母杀鸡，烧水泡茶，他们唯唯诺诺照办。酒足饭饱，蒙头大睡。隔着被子，我听见父母的嘀咕，以及收拾锅碗时的磕碰声。小古在打鼾，像是被子里捂了一只风箱。这鼾声，让我的生物钟彻底颠倒过来。
我们白天睡觉，晚上醒来。半梦半醒之间，耳畔时常有父母模糊的声音。而到了晚上，我和小古从黑夜里醒来，不开灯，摸索着穿上衣服，踮着脚尖出门。有时候，我们会乘着夜色回来，有时则不会。
冬天的阿尼卡，放眼之处尽是枯枝败叶。人们舒展开手脚闲下来，放慢了步态。但我父母闲不住，一个冬天都在准备烧柴。他们上山砍倒那些不成材的树，锯断，劈开，驮回家来堆在房子周围。
黑白颠倒，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四个人，分成了两个世界。我不知道在我和小古睡觉的时候，父母是否会悄悄打开房门瞄一眼，但我确实很久没有见到他们了。不光是父母，我连太阳都许久没见。
天气越来越冷，可能要下雪了。阿尼卡的雪就像放在山上的羊群，再晚也会回到村里。趁雪未下，我和小古回了一趟县城。一九九八年的小县城。我从上到下给自己换了一新，染了黄头发。至于骂脏话，竖中指，甩头发，螃蟹步……我早已学得像模像样。小古回到县城，如鱼得水。他穿着旱冰鞋，嘴上叼香烟，把县城的街道当成了他的旱冰场。我们的身后，跟着十几个朋友，大家放肆地说笑，吼叫，唱歌，旁若无人。但我丝毫不知，那是我命运的回光返照。
我和小古重返阿尼卡的第二天早上，周边的山路上出现了长长的队伍。东边阿尼卡，西边莫多卡，南边毕摩卡，北边帽儿峰。东西南三方的路上同时出现人群，这种巧合令人吃惊。他们要去向哪里？其时，我父母正在屋檐下码柴，他们对视了一眼，跑进屋来。
“哎，你们快起来看看，”我父亲大声喊，“周围的山路上，怎么突然出现了那么多人？”
我从睡梦中醒来，脑袋嗡嗡作响。当我听明白父亲的话，浑身的血液沸腾而起，直冲脑门。小古开始迅速穿好了衣服。我们的表现，让我父亲瞬间明白了。他身子一软，扶着门框瘫了下去。
我们狂奔出门，朝着帽儿峰逃去。现在，我们只能将命交给这莽莽群山了。我们躲在丛林，看见人们潮水样地围住了我家。
“你赶紧逃吧，”我对小古说，“我得回去，我父母还在家呢。”
“你如果不想被人大卸八块，就给老子好好待着，静观其变。”小古按住了我的肩膀，和我一起看着不远处的家。这么多人围在一起，很像是在举办一场喜事或丧事。人头攒动，风中传来喧闹之声，却是听不清具体在说什么。同样，也看不太清楚。
有人被推搡着出来。应该是我的父亲。他在推搡中像是喝醉了似的踉跄着，两三个来回后，倒地不起了。这时，人们朝他踏上了几十只脚。紧接着被押出来的，是我母亲，我听见了她的哭声。我爸仍然躺在地上。有人从家里搬出了东西，可能是家具或粮食。
“我爸会不会被打死了？”我颤声问。小古没有回答，而是从身后紧紧将我拦腰抱住。不断有人从我家里搬东西出来。耕牛和马也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这时，院里传来猪的嚎叫。院外的空地上已经烧起了三堆火。我父母辛苦找来的柴，此时正好用来烤他们的猪。人们以火堆为中心，来来回回。我的父母已经被绑在屋前的椿树上（就是我当年爬的那棵）。他们没有再打他，可能是害怕搞出人命。还有人陆续赶来，但也有人在搬着东西离开。
他们抄了我家。他们冲进我家里，以失主身份进行抢劫。无论看到什么，都成了他们丢失的东西。牛、马、猪、家具、电视、粮食、马鞍、锄头、镯子……所有他们能在生活中用上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
我在不远的丛林里，看着魔鬼一样的人们渐渐离去，天渐渐黑下来，但那几堆火仍在熊熊烧烧。阴冷的风中送来哀号，那是父母背对背的哭诉。我再也忍不住了，甩开小古从丛林里跑了出来。此时，眼泪、哭声、喊叫，都失去了意义，只有风声响彻耳畔。
当我从树上放下父母，在他们面前跪下，他们突然停止了哭声。小古从后面跟着跑来，傻站在不远处。天完全黑了，火光照着我们的脸。父母满脸是血，面目全非。他们躺着，我跪着，小古看着。
“是你们干的，对吗？”我父亲气若游丝地问。
我点头，整个身子匍匐在了地上。
“赶紧走吧，”我母亲轻声说，“永远别回这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我的脑袋里一片浑沌，耳畔像是有一万只蝉在鸣叫。我的父亲挣扎着坐了起来，搂过母亲的头枕在腿上。
“但愿经历过这一次，你能够真正懂事了。”我母亲说。
小古在这时哭了起来。他说对不起，是他带坏了我。
“快走吧，”我父亲说，“他们抓到你们，会要了你们的手脚。”
阿尼卡的山路上，出现了几束手电筒光，而且渐渐能够听见人声。估计是有人想来看看是否还有可拿之物吧。可是除了房子，已经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
“快走吧！”我父亲说，“我们不想你断手断脚。”
茫茫丛林。乌云的后面有一轮昏沉沉的月亮。我和小古朝着一个方向奔跑，仿佛后面有千军万马在追赶。树枝、荆棘、蜘蛛网扑向我们，我们完全不管不顾。我们爬上帽儿峰，再也走不动了，就在一块巨石上歇下。群山连绵，像一幅年代久远的山水画。
天亮以后，我们开始往山下走，穿过一片丛林，就到了青果镇。我们站在路边，从对方身上看见自己的样子：衣衫褴褛，满脸血痕，头上沾满了蛛网。
村庄里悄无声息，只有屋顶冒着炊烟。坑坑洼洼的公路上很安静，连一辆马车也没有。我不知道班车什么时候到，也不知司机是否会搭载如此可疑的人。但我知道，这一次，我真的离开阿尼卡了。
作者简介
包倬，1980年生于四川凉山，2002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有小说集《路边的西西弗斯》《风吹白云飘》《春风颤栗》。曾获边疆文学新锐奖，滇池文学奖等奖项。现居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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