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学》2020年第12期｜陈再见：狂欢日
2023-11-13小说天地陈再见
一
车队一路出深圳，经惠州，过鲘门。三个小时后，驶过螺河入海大桥，桥下茫茫的江河被分割成格子衬衫似的塭田和盐埕，几个撑着长杆的渔排在水里静止不动，车辆的速度很快就把它们……
车队一路出深圳，经惠州，过鲘门。三个小时后，驶过螺河入海大桥，桥下茫茫的江河被分割成格子衬衫似的塭田和盐埕，几个撑着长杆的渔排在水里静止不动，车辆的速度很快就把它们……
一
车队一路出深圳，经惠州，过鲘门。三个小时后，驶过螺河入海大桥，桥下茫茫的江河被分割成格子衬衫似的塭田和盐埕，几个撑着长杆的渔排在水里静止不动，车辆的速度很快就把它们甩在了身后。
过了大桥，两边皆是沼泽地，长满了铺天盖地的芒花草。芒花吸足了水分，竟和陆地上长的很不一样，眼下正是它们生长开花的季节，初开的芒花，花梢附着一层紫褐色的油光，像极了大兴安岭层林枯瘦的颜色。实际上，如果走近了看，单独的芒花并没有这么显眼的色彩，一旦它们以沼泽地里野生疯长的丛林出现时，色彩就要艳丽得多，尤其是从桥上眺望，简直有些波澜壮阔。
我正起身子，问驾驶座的陈静先：“到了？”陈静先说：“到了。”车上正放着一首熟悉的粤语歌，是Beyond的《光辉岁月》——“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
我们在霞湖下高速，车队浩浩荡荡开进了海东城。时隔十余年，我再次回到县城，对它开始有了宏观的认识，比如穿城而过的螺河，正是汇入海口的塭田。之前我一直觉得海东城离海还有一些距离，那是年少时对距离感产生的错觉，如今才知道，作为一个海滨小城，它就如同垂钓人临水而坐。
车队沿着螺河南堤缓慢行驶，行人纷纷驻足观看，以为是某个迎亲队伍。
十多年前，老猴的面包车拉着我去月眉庵拜朱画师为师时，似乎也是沿着螺河南堤而行，直至驶离县城，去往月眉庵。我不知道月眉庵是否还存在，只是乍一想起，竟然忘了去月眉庵的路该怎么走了。县城的变化不算太大，但也不小，空中随处可见的塔吊，证明这座小城正在蓬勃发展。依然能见到鸽群，它们打河堤的南岸飞过北岸，又打北岸飞回南岸，像是对车队也感兴趣。
酒店门口面向一片小广场，足够宽阔，看架势应该是全城最大的酒店了，却起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叫“贝尔娜”，看起来像是一个床上用品的品牌。人群一下子拥在了一起，分不清谁是迎候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只看见大伙都在各自握手和派发名片。最后被安排拍合照时，罗一枪从身后把我抱住，他说，“我还以为你没来呢。”我看他至少胖了一圈，气色比当年在深圳时要好看多了，看来县城的水和空气更适合他。
几年前，罗一枪在深圳苦心经营的废品站被金融危机彻底击败，败走麦城，回了海东城，也不知道具体干什么，几年不见，竟然混成了青商会的会长，听说还是人大代表，这次被统战部委托接待陈静先组织的回乡团。我们三个来自湖村的发小，竟以这样的方式相聚，想想也真够奇巧。
我们站在台阶下抽烟，花圃里的三角梅开得鲜艳。陈静先过来打了声招呼，罗一枪让他忙去，我交给他照顾就好。陈静先重重地拍了下罗一枪的肩膀，这一拍，显然有更深的意味，可追溯到年少之时我们仨彼此无所顾忌的交情。我乐于见到这样的场景，哪怕是三人站在酒店门口围着抽根烟——可惜陈静先不抽烟，这也是他身为成功人士的“洁癖”。好吧，晚上我们大可以喝几杯，找个嘈杂的街边摊档，如果能这么安排的话，才不虚此回乡之行。
“看到陈志军了吗？”罗一枪突然问我。
我摇头，人太多，确实没注意。我也就是上学时跟陈静先去过他叔叔家一回，那时陈志军还在镇上当官，不知是教育局还是住建局。
“他现在可是县里的红人，统战部部长，本事大着呢，据说明年会上去……”罗一枪做出一个诡异的表情。我差点听成“进去”，不过“上去”和“进去”的意思都很明显。我对升官发财并不感兴趣，接下来几天的行程，除了遵从陈静先安排好的考察交流活动，我还想去拜访一下沈兼豪先生——当年我在月眉庵拜师学艺时就认识的乡贤。
我们刚抽了一根烟的工夫，一辆保时捷卡宴匆忙赶到。还没等我开口，罗一枪撇着嘴说：“老猴来了。”卡宴几乎成了县城有钱人的标配，似乎不开一辆卡宴就称不上是有钱人了，就像老猴当年拥有一辆面包车，也是全村人的“骄傲”——这家伙总是走在人民群众的前头。我问罗一枪什么时候也搞一辆，罗一枪笑着说，我那辆卡罗拉还硬朗着呢，坏了再换。正说着，老猴笑呵呵地迎上来了，他倒是没什么变化，只是腿脚看起来有点异样，瘸了，不过轻易看不太出来。“这不是阿玮吗？大作家大作家，不好意思，公司那边竟然把横幅写错了，‘莅临’写成了‘位临’，我是土八路，想不到手下的人也个个是土八路，幸好及时发现，要不明天肯定得出糗，要知道，来的可不仅仅是商人呐，还有大文学家啊。”老猴掏出软中华，派给我一支，又派给罗一枪，罗一枪正抽着，挡住了。
“对了，陈总呢？”老猴拱手点上烟问。
我指了指酒店大厅。
“我还有事要跟陈总汇报，先失陪，晚上我们几个老乡好好喝一个，需要什么服务，尽管吩咐，一一满足。”老猴哈哈一笑，迈上台阶，进了大厅。
二
晚上的欢迎宴会办得相当丰盛，是海东最具特色的海鲜全宴。
书记、县长、统战部，包括搞宣传的，文联、作协、报社，等等，与此相关的重要人物几乎悉数到场。书记讲话，县长讲话，企业家代表讲话、作家代表讲话……紧接着台上摆开桌面，端上备好的纸墨，嘉宾和当地书画名流现场挥毫作画，然后互赠书画著作，合影留念，席间掌声雷动。
我和罗一枪以及他张罗的其他几位本地人坐一桌，大多我不认识，作协主席周光以却是老相识了，我在月眉庵学艺时，他和沈兼豪都是朱画师的常客。罗一枪刻意把他安排在我邻座，说是周主席多次问起我，要和我叙叙旧，顺带为下一期的《海城文艺》约稿。《海城文艺》是周光以筹资新办的文艺内刊，他手里算是掌握了县城一报一刊的发稿大权，亲自约稿还是头一回。
跟十几年前比，周主席明显苍老了不少，只是这个作协主席当得也足够久了，看样子得当到退休为止。在小县城，这应该是最没有竞争力的角色了，没实权，没经费，更没油水可捞，领着几个臭文人，个个还都性情奇特，不好管啊。听说周主席还得整天寻思着拉本地企业的赞助才能维持作协的运作。估计也正是因此，他才会和罗一枪走得那么近，只要罗会长肯牵头拉线，每年帮作协要个十几万的赞助，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席间，周光以不断为我夹菜，我的羞涩给了他照顾的理由，他也乐意为我服务，可以看出并非虚情假意。我们聊起了旧事，都忘了台上的“戏”演到了哪一出。
我问起了沈兼豪。周主席说，沈兼豪早退休了，不再当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了，倒是筹办了一家民间艺术博物馆，这些年他就守着博物馆，每天给馆里的藏品擦擦洗洗，也不干任何事，深居简出，和朋友鲜有走动。周光以偶尔会去博物馆坐会，陪沈兼豪喝杯茶，两人还经常因某些观点争吵起来，一坐下来就吵个不休。周主席也就懒得去了。城里的文化人几乎也都被沈兼豪骂过，说他们一个个都是鲁迅笔下批判的对象，是拿馒头围观砍头等着沾人血的麻木之人。
照周光以说的，沈先生在县里几乎没有一个朋友了，也没人敢惹他，都害怕他的毒舌，这人在县城里活脱脱一个现代版的鲁迅。不过也有敬佩他的人，暗地里传播他的文章，借他犀利嘲讽的笔风攻击看不惯的乱象和具体的“敌人”，即便是这样，他们也不愿意和沈兼豪有任何生活上的接触，都躲得远远的，如躲着一个浑身竖起毒刺的刺猬。
这样一来，我倒对沈兼豪更感兴趣了，要去拜访他的愿望更为强烈了，虽然也有些顾忌，生怕自己的形象在沈先生那里也是不受待见的龌龊之徒。不过没关系，我身为局外人，比当地人多了份豁达。
三
宴会接近尾声，席上的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每人都端着杯子到处敬酒，生怕漏过任何一个在不远的将来或许能用得着的人物。这是县城交际圈惯用的广撒渔网式的做法，谁也不得罪，谁也得罪不起，无论是做生意的还是体制内的办事员，内心深处都根植着一目了然的不安全感。
我急需逃离混乱的现场，想到街上去走一走，到螺河边上看一看这个我十多年前就曾到来却一直没有机会好好感受的小城。眼看其他人都喝得差不多了，领导该告辞的也告辞了，剩下几个还在高谈阔论，接受本城几位文学爱好者的追捧。
周光以提前走了，他说宣传部下了意旨，回乡团的新闻报纸每天至少得保证一个整版的报道。他要先回去休息，深夜还得爬进来审核稿件，把最后一道关。周光以前脚刚走，我也悄然起身，撇下餐厅里仅剩的人群，离开了酒店。在酒店门口，我打电话给罗一枪，问他在哪。罗一枪说刚送走一位领导，正在酒店门口呢。他这个会长干得还挺称职。我说我也出来了，一起逛下。
罗一枪喝得有点多，他还想去开车，被我制止了。
我说，这么好的天气，沿着螺河走，当是散步。
罗一枪笑着说，毕竟是大城市来的嘛，我在这里几年了，还从没有在河边散过步呢。
我们一起沿着南堤往东走，路上确实少见有步行的人。我们拐上一座石拱桥，到了河对岸，直对一条热闹的街道，塞满了汽车尾灯和摩托车的喇叭声响，目测更不适合步行。海东人真多，他们似乎都选择在夜间出行，如昼伏夜行的动物。我们只好朝北堤往下拐，下了几步台阶，走进河边的曲径小亭台。亭台修建在河面上，有几个老人正在下象棋，垂柳的枝叶刚好遮蔽了亭台临街的一面。我们趴在护栏上，能望见河水波光粼粼的倒影，和河对岸的街市。
“我也是第一次来，经过倒是无数次，”罗一枪拿出烟来抽，“你看，这小亭还有个名字，叫怡情亭，是前任县委书记题的字——这么个小地方，到处是他的题字，连个小亭子都不放过……这么丑的字，要我可不敢拿出来见人。”
我听不太清他的话，感觉夜晚的河面还挺好看，绿色的水浮莲看起来成了墨色，所以智慧的古人想出在国画里用黑墨表现绿色。我挺享受这夏季的夜晚，清爽惬意，难怪罗一枪都舍不得离开了。不过我也清楚罗一枪的脾性，他心里舒服，嘴上一定不会说出来，就像当年他对深圳愤愤不平，对县城，他同样没句好话，尤其是喝多了酒的时候。他一个劲催促我离开，要带我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罗一枪倚靠在护栏上不知给谁拨打电话，看他哆哆嗦嗦的样子，我担心他的手机会掉进河里。一会，电话通了，他大着嗓门问：“在吗？”又说：“我们等会过去，我们就是指我和我经常跟你提起的大作家马玮，你备好酒水哦，对了，上次留在你那的半瓶轩尼诗还在吧……在就好，拿出来，待会一起喝。”
“还要喝啊？”我问。
“没事，喝不死。再说，喝死了也不用怕，那小娘们在医院上班。我介绍你们认识吧，可好玩了她。”罗一枪诡异一笑。
我随着罗一枪又上了河堤，向西直走。我的方向感还行，知道跟刚才离开酒店时正好是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正在往回走，只是换到了河的另一边。
我随手摘下一片柳叶，在手指上揉成碎末，凑到鼻子一闻，是一股植物的清香。
“你有女朋友了吗？”我突然问。
“问这个干吗？”罗一枪回头看我一眼，他的眼神躲闪着，不敢过多跟我对视。
“没干吗，我就想知道你会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当我们的嫂子。”我故作调侃。
“我可不像你们这些艺术家，喜欢谈爱情，不过有一点咱们都一样，都不喜欢结婚。哈哈，我要是想和谁上床，就会直截了当跟她说，嘿，晚上方便吗，咱们去打一炮。不同意啊？那我明晚再问，总有一晚上她会同意的，是吧？不行就花点钱呗。”罗一枪显然醉了。
这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另一座跨河石桥。螺河把县城一分为二，县城人只好用四座桥把南北两半镶嵌起来，要是从空中往下看（如白天飞来飞去的鸽群），螺河肯定像极了小城一道长长的伤口，四座桥便是那缝合伤口的针线。四座桥各有名字，自东往西，分别起名为曲山桥、迎仙桥、人民桥、金钗桥。我们刚才从南堤过北堤，走的是人民桥，对直的街道就叫人民路，是城里最繁华的街道。如今我们从北堤回到南堤时，走的就是金钗桥了。过了金钗桥，贝尔娜大酒店就赫然在眼前了。
罗一枪返回酒店是为了开车，他喝成那样还敢开车，我说要不打个的吧，万一查酒驾呢。罗一枪摆摆手，“不怕，交警大队长是我好哥们。”我当然不会怀疑罗一枪是在吹牛，只是心里隐约有点担忧。
四
十分钟后，罗一枪把车开进一条不知名的街道，我良好的方向感完全被打乱了，丝毫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如果罗一枪此刻把我丢在半路，我估计会找不回下榻的酒店。
眼前这条街道倒是要清静许多，至少没有那么多争先恐后的摩托车。店面的装饰也比人民路要雅致一些，两边望去，几乎都是特色小吃店、咖啡屋、小旅馆和酒吧。罗一枪把车停在一家叫“野棕榈”的店铺门前，我一下子想起了福克纳的同名小说，看来老板是个文艺女青年。“野棕榈”三个字就刻在一片棕榈树叶形状的褐色木板上，闪着多色灯光，目测是一间咖啡屋或者安静的酒吧，看着却挺冷清，要不是门口的灯火亮着，还以为已经关了门。
罗一枪掀帘而入。里面开着暖色灯，有几桌人在安静地喝东西、聊天，斜对门的台上坐着一个女孩，抱着吉他，正在弹唱一首许巍的歌，旋律熟悉，却一时想不起来歌名。罗一枪拉我在一张藤桌前坐下，指着台上弹唱的女孩介绍说：“田景，这家酒吧的老板，就喜欢唱这些酸溜溜的民谣，也写诗歌，有时候会改在台上朗诵海子的诗歌，那首什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听得我都能背了。不过她白天在医院上班，是名妇产科护士，每天要亲手从女人的阴道里接出七八个湿漉漉的婴儿，你不知道咱们海东女人多能生呐……”
罗一枪已经把声音压得够低，不过还是引起了客人的注意。
台上的弹唱者，也就是那个名叫田景的女孩突然停了下来，搁下吉他，笑着朝我们走来。她身后跟着一条小狗，看样子是吉娃娃。她灿烂的笑容和走路带风的姿势，跟刚才的氛围格格不入。这是个爽朗外向的女孩子，长得很好看，穿着碎花连衣裙，个子不高，不过很匀称，有点像韩国女演员裴斗娜。我实在有些意外，罗一枪在县城除了认识各种好哥们，还能和田景这样的文艺范女孩相识。他们之间肯定有什么阴差阳错的巧合，才会让一对反义词并列在一起。
田景抱起吉娃娃，在我们面前坐下来，脸转向吧台说：“把枪哥的轩尼诗拿来。”
一会，服务员将半瓶轩尼诗连同三个小杯子端了过来，外加两碟小吃，一碟鱿鱼丝，另外一碟是盐焗兰花豆。
我说不喝了刚在酒店喝了不少。
田景似乎没听见，依然把斟满的酒杯推到我面前。
我问能抽烟吗。
田景立马从邻桌拿过来一包万宝路，给我和罗一枪各分一支，再给自己留一支，剩下的又还回邻桌。邻桌的人一点都不觉得诧异，看来他们都是野棕榈的老熟客。
万宝路的味道够呛，我因为写作患过轻度抑郁症，有一段时间每天要抽掉两包。这回再抽，除了一股熟悉的味道，却感觉不再适合我了。它太浓郁了，像是没兑过的洋酒。我刚抽了一口，就晕乎乎的，想吐。
“马老师从大城市来，看不上我们小地方啊？”田景有点咄咄逼人，语气却随意而和善。
罗一枪懒洋洋地靠在藤椅后背上，微笑着，沉默不语，似乎就想看我怎么出糗。
“哪敢？我也是海东人。”我忍住翻滚的胃。
“枪哥多次提起你，弄得我还蛮期待，也不过如此嘛。”田景继续说。
罗一枪噗嗤一声，差点被烟雾呛到。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想找个地方把胃里的东西挠出来，兴许是刚才散步时吹到风了。
罗一枪终于开口，“田小姐嘴下留情，我兄弟不比我，他脸皮薄。”
田景突然笑了，她笑起来可真好看，“不好意思，开玩笑的，我和枪哥经常这样，您别介意。”
我只好跟着笑，“你刚才唱的是许巍的歌吧？”
“您也喜欢许巍啊？是的，许巍的《时光》。”说着她又哼了起来，“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
“以前听过一些，不过都没记住歌名。我还买过一把吉他，结果连最简单的和弦都没学会，吉他最后放成了废木材。”
“对了，你还干过这种傻事，不说我倒忘了。”罗一枪插嘴。
“田小姐会唱《执着》吗？田震的歌，其实也是许巍写的，当时他还没出名，只能给别的歌手写歌。”
“《执着》谁都会唱吧，‘每当夜幕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哈哈，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不过这歌词一看就很许巍，离不开‘孤独’二字，就像汪峰离不开‘梦想’，朴树离不开‘阴霾’……”
“我就知道你们聊得来。”罗一枪又抽上一根烟，跟在深圳时一样，他抽的还是红双喜。
我们断断续续又喝了几杯轩尼诗，呕吐的感觉似乎被压下去了，再喝起酒来，竟有一股甜意，像是在喝糖水。这种感觉很美妙，同时也很危险，我以前没经历过。
罗一枪几乎在椅子上睡着了，田景当然还清醒，她的酒量深不可测，脸色也越喝越红润，开始饶有兴致地说起她作为一个小城文艺女青年的生活，然而在妇产科接生实在是太不文艺了，她懒得提及，不过也可以想象，耳边充斥着临产孕妇撕心裂肺的喊叫，再扒开她们的阴道观察宫颈口已经开到几指……她说迟早得把医院的工作辞了。她说得一点底气也没有，大概也知道，她离不开医院的工作，因为酒吧的生意惨淡，做的还都是熟客，赚钱不多，每个月也就够租金水电人工等的开销。幸好田景开店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赚钱，至少赚钱不是最强烈的愿望。照我看，她只是为了制造一个文艺的场所，吸引顾客，这时候她才可以登上舞台，继续扮演文艺的表演者，来的每一个顾客就都是她的观众。
罗一枪便是其中之一。
田景说，第一次见到枪哥，以为他是黑社会来收保护费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喝多了，进错了场。大概是一年之前的事了。那天晚上野棕榈的音响出了点问题，罗一枪歪歪斜斜走上台，把田景吓得抱着吉他匆忙躲开，罗一枪却三两下就把音响调好了，还做了个“有请”的手势让田景重新上台。从那时起，罗一枪不忙的时候几乎天天来野棕榈喝酒，有时是一个人，有时带上几个朋友。
我不知道罗一枪和田景之间到底以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存在，在小城里，孤男寡女，似乎也不可能是纯粹的友谊。他们做过爱吗？或者说，田景到底算不算罗一枪的女人？不过从罗一枪轻佻的言语看来，又不太像把田景当女友看待。他甚至想把田景介绍给我，至少在县城逗留的这几天里，希望我把田景当作一次艳遇。老实说，田景我还蛮喜欢，她让我想起了我们的初中同学郑昕，也就是罗一枪当年的初恋女友，他们之间的恋爱故事曾经演化成一次事故。然而就像多数初恋都没好结果，罗一枪和郑昕也一样。郑昕现在怎么样了，去了哪里，我也不太清楚，初中辍学后，我们就再也没交集过。这么看来，罗一枪不会是想在田景身上回味有关郑昕的记忆吧？我就不得而知了。
其间，陈静先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我说跟罗一枪一起呢，在外面逛会。陈静先也喝多了，他睡了一觉，起来洗澡时才给我打的电话。我一看时间，还真不早了，已经十二点半了。我推了推罗一枪。罗一枪正轻轻地打着鼾，这家伙竟然睡着了。
田景说：“他每次都这样，让他在这过夜吧，我这有专门为他准备的行军床。”
我说：“那我……”
“我送你回酒店。”
田景拿了罗一枪的车钥匙，起身撩开日式门帘，我跟着来到街上。街上几乎一个人也没有，除了几条野狗在拱街边的垃圾袋，时不时吠叫几声。田景轻车熟路，开着罗一枪的卡罗拉，迅速地在不宽的街面上掉好了头。“枪哥这老爷车也该换了。”她笑着说。
我说：“这是他在深圳开废品站时买的二手车，刚买时可得意了，恨不得上趟洗手间也要开着去。”
田景哈哈大笑，说这事够她笑一年。
田景把我送到酒店门口，下车前我忍不住问她：“你和一枪，到底……不好意思，他没跟我说清楚。”
田景做了一个鬼脸，双手抬起来，又落在方向盘上，“我们是兄妹啊。”
五
回乡团第二天的行程排得很满，上午参观老猴的菜脯厂和种植基地，基地位于城北郊区，离城区几公里的样子，那儿有上百亩的平原沙地，很适合种萝卜。老猴在基地里挂满了横幅，铺了红地毯，还放了热气球，菜脯厂的员工夹道相迎，阵仗弄得很大。这些正合陈静先的意，可以看出来，陈静先对老猴的安排很满意。得到了陈静先的肯定，自然也就得到了陈部长的肯定。这点道理，老猴很懂。
罗一枪拉着我故意落在后面，他说：“跟我去曲山中学吧。”
行程的下一站就是曲山中学。罗一枪说，本来按原计划，曲山中学是第一站，老猴非要把他的基地安排在第一，这家伙贪得无厌啊。罗一枪和老猴有过节，我和陈静先都知道，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就是因为郑昕。那时老猴的菜脯厂刚起步，还开在湖村，是在废弃糖厂的基础上搭建起来的临时工棚，不过生意不错，在周边村里招了不少女工，郑昕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已经辍学在县城跟朱画师学艺，好多事情是后来听说的，据说是老猴把郑昕的肚子给搞大了，还流了产。罗一枪作为在乡间晃荡的小青年，自然没实力跟老猴对抗，不过在一个清晨，他用锤子把老猴的面包车砸成了马蜂窝，自此逃离湖村去了深圳。
在车上，罗一枪给曲山中学的蔡校长打电话，问会场什么的都布置好了没有，等会回乡团和本地文化界有个座谈会，就在学校的会议室举行；午餐也在学校食堂吃，然后集体参观百年老校；下午一同驱车去青云山参观灯光寺，傍晚再转道去金厢镇看十里银滩……一天的行程才算完结。当然，接下来还有几项政府组织的招商引资活动，主要是深圳海东商会的企业家参与，对他们而言，那才是此次文化之旅的重头戏。
罗一枪把车停在马街，从侧门进入曲山中学。这儿看起来没多大变化，除了街道似乎狭窄了许多，多开了几家商铺。罗一枪带着我穿过教师宿舍楼，上了几处曲折而上的台阶。山腰处有片推填出来的平地，往右是崭新的教学楼，往左是篮球场，直走就是旧校址了。曲山中学作为百年老校，旧校址依然被当作宝贝一样保留下来，谁也不敢率先推倒，怕毁了老校的龙脉。旧校址门口长着四棵巍峨苍劲的香樟树，列成两排，一排两棵，其枝叶几乎把整个旧校区都遮蔽在了绿荫之下。木质结构的校门看起来随时可能会坍塌，阳刻鎏金的校名牌匾倒是崭新，像是刚挂上去不久，左右两边的灰色墙体上也刷出两片漆白，一边是“文章华国”，一边是“科技兴邦”，八个红漆大字看样子也是一年一刷新，亮得耀眼。进了校门，其实就是一处破落的院子，几间土夯的瓦房，地上铺的还是长了青苔的灰砖，即便没下雨，砖缝间也湿漉漉的，沁透着地下水。
罗一枪直奔校长室。我则止步在院子里，说真的，我有点喜欢这个地方。它让我想起月眉庵，我当年就蹲在这样古旧的院落里磨刀，猫着腰一磨就是一整天。罗一枪故意喊我跟上，他有意让我接触城里有头脸的人物。我犹豫了一下，才慢悠悠走进校长室。蔡校长正在泡茶，他正后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字画，我一眼便看出那是朱画师的作品。我突然有些惊奇，朱画师虽是小城名家，但能拥有他字画的实则不多，他可不像前任县委书记那样到处题字。再看蔡校长时，感觉眼熟，这不就是十多年前经常去月眉庵的蔡老师么？当年他只是曲山中学的历史老师，还是小年轻，跟在周光以和沈兼豪的身后屁颠屁颠，每次都是充当司机的角色。
显然，成为校长的蔡老师已经对我没印象了。他可能也觉得眼熟，对于当了多年老师的校长而言，小城里看着眼熟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也没打算提起那些无关痛痒的往事。
不过蔡老师身上引发过一起命案，倒是整个海东城都家喻户晓，至今还是一宗悬案。我之所以特意记住了他，也是因为那宗案子。当时有个来自鹿河的客家学生，因为是编外生，学校不给分配宿舍。那学生在城里没亲戚，没地方落脚，便整天背着包裹守到宿舍楼门口不走。蔡老师刚好分管宿舍，脾气坏也是出了名，他硬是不给分配，好几次还把那学生的包裹给扔到门口的走廊上。几天后，事情发生在周五晚上，客家学生提了一袋苹果和一把刀，上了教师宿舍楼，到了蔡老师位于五楼的宿舍。教师宿舍楼的楼梯是露天的，几何形状盘旋而上，事后听人说，有人看见他中途在楼梯转折处站了一会。那天晚上，蔡老师不在家，出去打麻将了，宿舍里只有他妻子。两人据说在宿舍里足足搏斗了半个小时，楼下以为他们夫妻俩又吵架了。第二天清早，蔡老师打完麻将回来，才发现妻子倒在血泊里，身上中了十几刀。杀人者还顺带捎走了蔡老师一件西装，连夜潜逃，好几年音讯全无……至少在我学徒期满离开海东城之前，就没听说过凶手归案的消息。坊间也有传闻，说人其实是蔡老师雇人杀的，因为妻子死后没多久，蔡老师就和外面相好的重组了家庭，自此在事业上节节高升。
罗一枪跟蔡校长介绍了我，青年小说家，发表和出版著作颇丰，云云。蔡校长显然对我不感兴趣，礼节性地握过手后，便转身问罗一枪：“陈总呢？”
罗一枪说：“陈总正在路上，一会到。”
回乡团参观校园时，蔡校长充当导游，介绍曲山中学悠久的历史，这座始建于一七四二年的学校，前身叫曲山书院，已经有二百六十九年历史了，是粤东地区的老牌名校，著名校友有赖子期先生、朱文保先生，以及省里市里的领导，前任县委书记，包括作协主席周光以、企业家陈静先，和另外一批省市作协美协书协会员……蔡校长如数家珍，众人紧随其后，时不时拍照留念。
蔡校长正对旧校址大门两侧的校训“文章华国，科技兴邦”作了一番解读，接着话锋一转，指着门口说：“这大门两边啊，原本是有两尊石狮子的，‘文革’时被红卫兵砸了，后来也不知去向。据记载，那两尊石狮子从书院始建时就有了，和门前这四棵樟树一样，有两百多年历史了，这可以说是曲山中学的遗憾啊。”蔡校长这么一说，众人还真发现，门口两边的台阶下，确实留有两个石墩面，看样子是放置瑞兽的位置。
陈静先当即表态，他愿意捐资打造两尊石狮子，镇守母校之灵气。
陈静先转身跟秘书说：“这个事情你负责跟蔡校长对接落实。”
秘书说：“好的，陈总。”
蔡校长说：“那我就代表校方谢谢陈总的慷慨捐赠，事成之后，再举办隆重的开光仪式。”
众人簇拥着，继续跟着蔡校长参观旧校址。
我则在这时候退了出来。我不想再跟着走了，灯光寺和金厢银滩也不想前往。某种沮丧的情绪钳制着我，这是抑郁症留下的后遗症。突然对某件事情失去兴趣后，我就无法说服自己勉强应付。我独自在樟树下徘徊许久，这四棵樟树长得真好。两百多年是一个多么遥远的时间啊，它们得挺住多少风雨，才免于被摧毁。
我想离队去看一个人。
我下了台阶，往学校的侧门走，门外就是热闹的马街了。我右拐走上一个平台，学校长长的宣传栏上正印刷着著名校友赖子期的墨迹，以及历年来的高考英才。宣传栏对面就是宿舍区，我数了下，有九层楼，很旧了，灰黑色的墙体上爬满了绿色地锦，挺有年代感。我站着仔细看着每一个阳台，跟工厂宿舍一样，都晒满了衣物，有一个阳台却是空着的，花草枯萎，几近废弃，看样子是有多年没人入住了。我想那就是蔡校长当年的宿舍了，在五楼。楼梯的转折处有个小平台，平台上放着一盆发财树。当年，杀人的学生肯定停住脚步，站在那个小平台上犹豫过，然后敲响紧闭的房门……
我在马街上拦下一辆的士，问知道民间艺术博物馆吗。
的士司机是个中年妇女，看样子不像本地人，她摇头，“没听说过。”
这下为难了，这么一个小城市，虽说是我的家乡，却又完完全全是个陌生的地儿，如果不求助于朋友，我当真找不到去博物馆的路。
我只好拨电话给周光以，周主席以为我掉队了，跟不上，接上电话就说，“你直接进大门就行了，我们在校长办公室看朱文保的遗作呢。”
我轻声说：“周主席，我想去拜访沈兼豪先生，您知道他的地址吗？”
周光以“哦”了一声，他说：“乌暗街。你到乌暗街走一趟，就看见了。”
乌暗街。真是个奇怪的名字，可以想象，那会是一条什么样的阴郁街道。
六
的士把我放在街口，说车子开不进去，走几步就到了，整条乌暗街也就一百来米。我下车一看，确实是条很狭小、很普通的街道，说是街道，还夸大了，其实就是一条小巷子。巷子两边是各种杂货蜜饯店和出售干海鲜的店铺，没什么生意，冷冷清清，能听见苍蝇嗡嗡嗡的声响。我并不急着往前走，民间艺术博物馆确定在这条名叫乌暗街的小巷子里的话，就不愁找不着，自巷口往里望，几乎能一眼望到巷子尾。我站在巷口处抽了根烟，同时给罗一枪发了条短讯，我说我在乌暗街看一位老朋友，如果天黑前还没有回去，让他开车来接。
罗一枪没有及时回复，我估计他在开车，他得陪着回乡团去灯光寺，完了还要去金厢镇，虽然都在县里，可来回一折腾，也要几小时。
我开始往里走，故意走得很慢，说实话，我竟有些紧张，大概是周光以之前的介绍让我对沈兼豪有了敬畏之意。如果我是特意来拜访他，或者说路过县城，突然想起他老人家，顺带来看一看，自然会表现得自在一些，但这次我是跟随陈静先的回乡团来的，回乡团的事早就在县里传开了，相信沈兼豪也有关注，肯定还是他看不惯甚至极力抨击的现象，我作为其中一员，怎么会给他留下好印象呢？这么说来，我还得回避此次回乡的缘由，沈先生不问，我就不能主动交代，免得尴尬。走了一半路时，我才发现两手空空，眼看刚好路过一家烟酒店，便进去买了条芙蓉王香烟。沈兼豪是抽烟的，这我记得。
当我站在一座两层的小楼房跟前时，有些发蒙，半天都没敢确定那就是我要找的地方。不过从门面上看，它确实是乌暗街唯一比较敞亮的场所，至少看起来干净利索，门口处用水泥浇起三十公分高的小平台，周围还围上半米高的不锈钢栅栏。很明显，它想跟周边的环境区别开来，划清界限的样子。门却是关着的，玻璃推拉门，光线太暗，里头又没开灯，看不太清楚里面的情况。倒是在门楣处，我发现了一小块黄色的金属标识，上面是写着一行字，凑近辨认，确实是“民间艺术博物馆”的字样。这不是那种急于告知行人的招牌，说不定只是挨家挨户都会装订上去的类似门牌号的标识。不过还好，至少我确认没来错地方。我迈上小平台，伸出手去敲玻璃推拉门。
半会，门开了，是个小男孩，问我找谁。我说找沈先生。
“阿公在楼上。”小男孩挺活泼，蹦蹦跳跳，上楼去了。
我侧身走进大厅，果然是个博物馆的布置，就是有些狭窄，目测不足五十平方，摆放着各种木头架子，架上是琳琅满目的民间器物，有些比较笨重的佛像和石雕则干脆放在地上。眼前这些器物，我几乎每一样都很熟悉，大部分其实就是朱画师当年在月眉庵的收藏品。我挨着木架子走了一圈，发现所有器物都被擦拭得发亮，一点灰尘也没有。无论是佛像、牌匾、石磨、瓦甏还是旧时的农作工具，分门别类，贴有标识，都保持着古旧的崭新状貌。
转过一圈，沈兼豪还没下来，我便在屋角的茶几前坐下，侧面放着张博古架，架上挂着一幅看起来已经有些年头的画作，仔细一看，竟然就是当年朱画师和沈兼豪他们几个合作的“芭蕉石榴图”，裱好的画作看起来有些陌生，用的是沙比利实木画框，是我喜欢的装裱样式。我刻意看了一会，依稀还能记得当年他们一笔一画共同完成的过程。我拿出烟来抽，目光从墙上收回，一会望向街面，偶尔有几个妇人拎着物件路过；一会又瞥向通往二楼的楼梯口，期待着沈兼豪从那里向我走来——我突然有些恍惚，脑子里竟产生错觉，似乎我要等的并不是沈兼豪先生，而是朱文保师傅，他那一身古装、道骨仙风的身影再次清晰浮现，如在眼前，依然拿着一块特制的棉布挨件擦拭着收藏的器物……而我到来的地方也不是乌暗街，还是曾经偏隅城郊如今已被野草封住了路道的月眉庵。
约莫一根烟的工夫，先生下楼了，他的脚步缓慢，从布鞋踩踏石面梯阶的声响可以听出，他年事已高，行动有些不便了。我连忙起身，迎到楼梯口，必要时可以扶他一把。沈先生显然不需要，他看起来虽然体态苍老，整个人却显得精神矍铄，一身麻棉唐装，两个袖口齐整的折痕，几乎完美地对称。他微笑着，面容还和当年一般和蔼，完全跟周光以所描述的形象对不上号。我身心都放松了下来，笑着朝沈先生鞠了一躬。
“你是小马吧？”他竟然认出了我，“我听说过你的情况。”
看来我都不用费什么口舌介绍自己了。别人介绍我时，我虽然也尴尬，不过还能接受，自我介绍，如何把握程度，对我而言，真是一件大难事。
我们在茶几两边坐了下来。
“你还带烟来啊？”沈先生看着我，“我都没抽了，得了哮喘，戒了好多年了。”
我暗中一喜，都说沈先生是海东城的鲁迅，看来不虚，连病都得了一模一样的病。
沈先生开始为我泡茶，紫砂壶被茶水浸成了黑檀木的颜色，这是长年舍不得清洗茶垢形成的结痂，只有讲究的老茶客才会几十年如一日泡养茶壶。在月眉庵时，我就知道沈先生有多讲究，每次到月眉庵，他都是穿着齐整，夏天穿套衫，布裤，配一双牛皮凉鞋；冬天大长衣，棉布鞋。他身材有那么高，即便老了，也能看出年轻时的潇洒。他还习惯戴一顶扁扁的黑色毛毡帽，用以掩饰略秃的前额，他秃得其实并不难看，相反让前额显得高阔，颇具官态；他还经常围一条银灰色的长围巾，也不盘在脖子上，看起来，不是为了取暖，恰恰是为了搭配他的大长衣，使之看起来真是风度翩翩……他们几个常来看望朱画师的人当中，我对沈兼豪的印象最佳，一则是他为人和蔼，每次来了和走了都不忘跟我打招呼，有时给朱画师带礼物，也会顺带给我包扎一份，海东蜜饯、糕饼什么的；二则也是因为他穿着方面的讲究，我甚至还暗下决心，心想，等我老了，也应该像沈先生这般优雅，不可以像别的老人那样，邋里邋遢，还满嘴脏话。
三个紫砂杯子，恨不得跟硬币那般大小，淘洗了半天，才冲出了三杯淡绿色的铁观音。我们各自喝了一杯，他又郑重其事地把第三杯分别均匀倒在我们各自的杯子里，每人半杯，再次请我喝。如此操作，三轮之后，他便不再泡了。他说，功夫茶可不是为了解渴，要解渴，上街买可乐去。他半开玩笑，便带着我参观展馆，挨件介绍，宋的，明的，清的，福佬的，客家的，瓯船（疍民）的，像个专业的解说员。他笑着说，“其实不用我多作介绍，你也都熟悉，七八成是朱画师当年的藏品，他离开后，都捐赠给了我，我不想它们最后连个存放的地方都没有，才想起要筹办民间艺术博物馆。那时我还没退休，手头有点资源，本打算向政府申请大一点的场地，常年有笔维护资金，再请几名员工，就可以对外开放……可惜啊！为这事，我前后忙了好几年，最终只能把它们都安置在我自己家里，不过这样也好，省心呐，不必看谁的脸色。”
“这不是好事么，”我说，“政府怎么也不支持？”
“哎，提起这事我就来气，”沈兼豪突然有些激动，“你别听他们个个跟你谈文化，好像谁都很热爱似的，真要他们做点事情，可比登天还难。我没退休时，大家碍于面子，还会听我说几句，退休后，他们就连门都不让我进了，民政局干脆把我列为找茬的人。朱画师去世后，我又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案，建议筹办朱文保纪念馆，我愿意把朱先生的藏品和遗作都捐赠出去。朱画师可是我们海东百年难得一遇的人才，当年省长都亲自召见，哪像现在的假文人，只会跟着领导的屁股后面屁颠屁颠，哪怕是个芝麻大小的科长。当然了，纪念馆的事在我和周光以他们的呼吁下，是有了些眉目。最后是我退出了，或者说，是我反悔了，周光以因为这事至今对我还有意见呢。”
“怎么啦？”我问。
“我可不想朱文保纪念馆成了领导们敛财的工具，事情还没成呢，他们就开始为自己的亲人安排职位了。我不是周光以，心里明明不舒服，脸上还笑嘻嘻的。我可受不了，他们一餐饭可以吃掉好几万，我看不见，也管不着，不过把丑剧演到了朱文保头上来了，我干脆就撤掉他们的戏台板。没了台子，看他们还怎么演？事情被我那么一闹，自然就黄掉了。不过，我没觉得会愧对朱先生，再过几年，我死后，到下面去见朱先生，他肯定也赞同我这么干的。”
沈兼豪越说越激动，不过顾着我在，为了避免失态，还是及时收敛了许多。我故意把话题引到朱画师的旧事上。十多年前，我阴差阳错成了县城名人朱文保的学徒，有幸跟了他学艺几年，结识了沈兼豪和周光以等小城名流。那时我还是个小青年，还不是很清楚那段经历的意义，如今想来，单是朱画师那么一个人物，就是一座富矿，尤其是我还是一个写作者。据沈兼豪说，八十年代，省长曾念先要去汕头考察，路过海东时，特意与海东县委书记提起朱画师的文才，并亲切接见，当时有意要把朱画师提到省里去当幕僚。不过没多久，朱画师就出事了，在那个特殊的年月，他往香港某报社寄了一封信，信里是手写的一首七律。信还没寄出去呢，就被截了下来，拆开一看，署的不是朱画师的名，笔迹却逃脱不了——全海东都认识他笔迹——那时以过年贴一幅朱画师写的春联为荣。朱画师出事后，被撤销所有职务，以特务罪入狱四年；出狱后，政府虽然给他平了反，他却执意搬进了月眉庵，过起了避世的生活。在他人生最好的几年里，我作为学徒，见证了他的孤傲和落寞。
整个下午，沈兼豪跟我讲述了朱画师坎坷波折的一生。告辞时，沈兼豪还有留客之意。我不想打扰人家，这时刚好罗一枪打我电话，问我还在乌暗街吗，我就跟沈兼豪说还有其他事情。
“见过周光以没有？”沈兼豪突然问我。
我说见过了，“正是听周主席说起您，才特意过来拜访。”
“周光以这人做事虽然俗了些，为人还是不错的，你可以多跟他接触。”沈先生送我到门口，他站在门口的小平台上，并不往街面走。
周光以说的没错，晚年的沈兼豪真的半步都没离开过“博物馆”，他甚至连门口的台阶都没下来过，如果不是我的到来，他大概连玻璃推拉门也不准备迈出来。
七
走出乌暗街，罗一枪的车已经停在街口等我了。
“带你回扇背镇吧。”罗一枪说着，车子在路口掉了个头，直奔324国道。没一会，我们就在霞湖上了高速，往扇背镇的方向开去。车里依然是Beyond的老歌，“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半道下起了小雨，雨刮器呱啦呱啦响，这车也真够破了。我不明白罗一枪回县城后把所有行头都换了，就是车子不换，车牌也依然是粤B。半个小时后，我们在内湖下高速，不知是因为罗一枪开得快，还是路途真就那么短，我感觉县城与扇背镇之间的距离随着时光的流逝也缩短了不少。
罗一枪建议先到扇背镇吃点东西，肚子饿了，而且夏天一到，镇上的冷饮档又开张了。
透过车窗，乍一看，扇背镇的变化比县城要大些，也可能是夜晚的魅惑又让我产生了错觉。海滩当然还在，能想象它的肮脏，但黑魆魆的海面上点缀着几处渔船的灯火，还是让小镇散发出一种宁静的悠闲气氛。我们把车停在码头天后宫前，可以沿着海岸走上一段路。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我问罗一枪，怎么感觉不一样？他笑着说，肯定不一样啦，现在这里的房价比海东还高呢，已经卖到三千块了。这我不奇怪，扇背镇就这么一小块地方，背靠县界，面临大海，几乎每幢楼都是海景房。罗一枪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指的不是雨后春笋般耸立起来的商品房，以及天天见涨的房价——我不关心这些……隔了会，罗一枪似乎才领会了我的意思，他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你们作家的眼光就跟别人不一样，从东宫码头到六角头冷饮一条街，以前全是木麻黄树，扎扎实实一整排，像是扇背镇脖子上的围巾，冬天遮寒流夏天挡台风，现在全没了，都砍光了……我感觉怅然。罗一枪说的没错。树没了。六角头的冷饮店虽然还在，不过也都不是露天的了，都躲进了楼房底下的商铺里，一家挨着一家，干净倒是比以前干净，吃的人也蛮多，就是没了以前那种惬意的风味。
罗一枪带我走进了一家叫“银月光”的店铺，说是冷饮，其实也就是家混杂的餐饮店，什么都卖，包括冷饮。罗一枪说这就是原来的六角头冷饮店，老板没变，只是由老爸换成了女儿。罗一枪只要回扇背镇就会上这儿来，跟老板娘很熟。他的女人缘确实好，大大咧咧的性格和痞子气的长相很讨女人欢心。果然，我们前脚刚进去，一个肥胖却不至于难看的丰腴女子便笑着迎了出来，开口就一句，“枪哥，来啦，好久没见你回来了。”罗一枪调侃说老板娘最近好像瘦了些。她便开心地四下看起自己的肚腩和屁股，亮声问：“真的吗？”
我们找了个临窗的位置，望出去，正好望见渔火摇摆的海面。
老板娘先把冰镇啤酒和小吃端了上来。罗一枪没有翻菜单，随口就说：“海螺、冰芋头，有尼仔吗？刚照的吧……好，对了再做一条黄翅鱼，要本港的哦……”老板娘走后，罗一枪为我倒上啤酒，“本港外港我一口就能吃出来。”罗一枪现在可是典型吃货，要在以前，他还以拥有一辆黑色嘉陵摩托车沾沾自喜，两瓶啤酒就着盘鱿鱼丝，都够我们占整晚上的座位了，也不知道挨了老板多少次白眼。
从冷饮店出来，已经是十一点多了。我们打算在镇里住一夜。罗一枪在镇上到处是朋友，他给在酒店做安保的朋友打电话，让他安排两个房间。我说一个房间就够了，咱俩可以聊聊。我喝了点酒，心情有些亢奋。罗一枪笑着说，放心，有人会跟你聊。我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打了他一拳。
我说：“你不怕田景啊？”
罗一枪笑了，“瞎说，田景是我妹妹，妹妹可不能做女朋友。”
第二天，天气很好，阳光像是一盏巨大的白炽灯，把小镇照得亮堂堂，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被烤炙过的咸腥味。
罗一枪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样？”
我避而不谈，“还行吧，也就那样。”事实上，我并没有如愿，昨晚到我房间的女子虽说长得还可以，却没能引起我的性欲。我担忧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我让她走吧，就当她为我服务过了。她有些迟疑，怕拿不到钱。我让她放心。临走时，她倒是善解人意，没责怪我的意思，还劝我有病别瞒着要积极看医生。我哭笑不得，只能轰她离开，我说我没病你他妈的才有病。
“现在去哪？”我问罗一枪。其实去哪都无所谓，我们只是在消磨时间。
罗一枪说：“去鹿河吧。”
“去鹿河干什么？”我问。
“看看郑昕，你们多少年没见了。”罗一枪用手轻拍着方向盘。
“十几年了吧，去县城学艺后就没见过她了。”我小心翼翼，生怕触碰罗一枪的伤心处，“你们之间的事，我多少也听说了，没想到你们还有联系啊，她现在鹿河干吗呢？”
“能干吗？当人老婆呗。”
“嫁人了？”
“早嫁了，嫁了个残疾人。”罗一枪顿了一会，“不过，她也好不到哪去，傻掉了，我们去，估计也认不出你了。”
路上，罗一枪又跟我说了一些郑昕的近况。
郑昕患的是我们当地俗称“芒花痴”的精神疾病，其实就是间歇性精神病，一年四季，刚好就在芒花开的季节里发作。房头内的亲人也是为郑昕着想，想帮她找一个翁婿，好照顾她。郑昕不好的名声早就在整个扇背镇传开了，未婚先孕多少还可以原谅，精神问题却让人望而却步。于是托了媒人，往远了去说，没任何条件，只要愿意接受郑昕就可以直接把她带走。鹿河的男子来见过郑昕，他倒是正常人，年轻时参过军，在部队里受了伤，腿瘸了，退役后，每月领一笔补偿金过日子。鹿河男见郑昕长得好看，精神上的问题又不是很严重，就答应了。没过几天，便把郑昕接走了。没有任何彩礼，也没有任何嫁妆。
如果郑昕仅仅是嫁了个瘸腿的丈夫，只要那人能养她爱她，罗一枪也不至于深感自责。事实上，在县城的这些年，罗一枪多次前往鹿河看望郑昕，据他眼见，郑昕的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糕，以至于最后她连罗一枪是谁都记不太清楚了。更为棘手的是，她丈夫腿部的伤还留有后遗症，最近一两年几乎只能躺在床上过日子，跟偏枯的老人没什么区别。他们婚后生了一个女儿，全家三口就靠每月几百块钱的政府补贴过日子。罗一枪每次去都塞钱给郑昕，郑昕像接过别人递过来的一颗糖果，她目光涣散，一直念念叨叨，说她要照顾两个孩子，一个躺在床上一个爬在地上。罗一枪不敢在她家多待，每次去都匆匆来回，他也不想让人知道。
我真没想到郑昕的命运会这么悲惨。上学时，她成绩那么好，人长得又漂亮，所有老师都认为她会考上曲山中学，而考上曲山中学就等于一只脚跨进了大学的校门。现在回头看，确实正如罗一枪咬牙切齿所认定的，是老猴毁了郑昕的一生。
“老猴的腿，你看出来没有？”罗一枪问我。
“是不是有点瘸？我看出来了，第一天见他就看出来了。”我一脸疑惑。
“我找人打的，说好要卸了他的腿，结果那小子怕了，没敢，只是打折了……”罗一枪漫不经心，似乎觉得我早就知道内情。
我没想到罗一枪会这么干，他恨老猴我当然知道，从小就恨，在村里时就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话他老早就说过。我一直以为那只是他年少气盛的表现，成年后好多恩怨都会消解掉。我真不敢相信，罗一枪竟然动过要卸掉老猴一条腿的想法，并且还就那么干了。老猴是什么人啊，他能不知道背后对付他的人是谁吗？凭他现在的势力，他就算暂时动不了罗一枪，以后也不会放过。
罗一枪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他继续说：“没事，他的仇人多着呢，不会怀疑到我头上来。明面上我们关系好着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村子出来的。”
“这件事你就只告诉我一个人吧？”
“除了你，我谁也没说。”
“那就好。不过，我还是要劝你一句，算了，到此为止，别再找老猴麻烦了。”
“我只是一直很自责，”罗一枪说，“当年如果不抛下郑昕，她就不会落到今天的下场。”
“这也不怪你，换作我也会那么做，谁也受不了那样的侮辱。”
罗一枪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再也不去了。”
八
半个小时后，路况开始变得复杂，鹿河的山路像是植物的藤蔓，时不时岔出好几个路口。而且一进山，人烟稀少，下车问路都找不着人。我猜罗一枪也是凭直觉在选择该往哪边拐，那么多的岔口，随便转错一个方向，估计在山里转半天也出不来。我第一次进鹿河，之前只是偶有听说，传言扇背镇有人挑个担子进鹿河卖盐，回来时迷了路，到家时，已经是半个月之后的事情了。传说自然有添油加醋的成分，不过也说明鹿河的路况有多么复杂。盛行拐卖外省女人那些年，被拐到扇背镇的女孩还有出逃的可能，可要是进了鹿河镇，就算放了她们，几天之后，也只能在哪条山路上收拾她们的尸体了。
有那么一会，我们的车一直悬在半山腰上走，从车窗左右望出去，一边是山壁，一边是深崖，路就挂在山腰上蜿蜒而行，稍一不慎就葬身谷底。来自山体的阴冷和潮湿，让我浑身肌肉都紧绷绷的，山里山外似乎正在经历两个截然不同的季节。幸好路况不错，乌亮的沥青路，看上去像是刚铺上去的，迎面见不到一辆车。有时会遇到一两辆摩托，骑摩托的小伙子如同当年的罗一枪；有时也遇见几头牛溜达在路中央，哞哞叫着，没人带没人管，任其沿着路回家——背着草篓的小孩，驻足看着车子从他们身边驶过，像是见着了稀罕的事物。
我们仿佛沿着时光的路径向历史回溯，越往里走越是接近了原始的古老。
约莫一小时后，车终于开进了一个小村庄，眼看不过十来户人家，房子也没按巷陌规矩而建，各自为政，有的建在半山腰，有的散落在榕树下。村庄家户虽少，面积却极大，几乎占去了前后山之间的大片峡谷。
我们的到来，惊动了几户临近村口的人家，他们纷纷勾着头张望。
有人认出了罗一枪，过来打招呼，罗一枪给了对方一根烟，那人便领着我们往山上走。罗一枪回头跟我说：“你看，郑昕的家就在山腰上，那里，顺着山路，最先看到的那家。”
几个吸着浓鼻涕的小毛孩雀跃着要跟上来，却被领路的大人拦住了，用客家话骂了一句什么，他们就散开了。罗一枪朝地上撒了一把零钱，他们扑在一起哄抢。大概罗一枪每次来都会这么干，他在这个小村子里，似乎成了财神爷。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尤其是罗一枪一副土豪式的粗暴做法。我是作家，对眼中所见的细节总是充满病态的敏感。我真想不到数十里之隔的山区，还有这么穷困的村落。蓦地又想起那个举刀行凶的学生也来自鹿河，胸口一阵凛然，仿佛看见，杀人者的童年就隐藏在这群哄抢零钱的孩子中间，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熟悉得让我浑身颤栗。
我们来到了郑昕的家门口。领路人站着不进去，罗一枪掏了一百块钱给他。他就是为了钱才给我们带的路。事实上罗一枪已经认得路，完全不需要人带。罗一枪没那么干，大概第一次来时，就是他带的路，以后再来，他继续带，罗一枪继续给钱。这很符合罗一枪一向的做事风格，他有时真的不在乎钱。
眼前的院子，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一处破落的棚寮。不过站在山腰往下看，几户人家点缀在树木间，倒像是一幅水墨画。我们进了院子，几只鸭子惊吓得到处乱窜，院子里一片狼藉，拿眼望去，都是杂物，几乎没有一样完整而干净的物件。
院里住的人倒不少，足有十几口人，看样子住着几户人家，除了郑昕家，另外一户是郑昕的大伯，还有一户是小叔。郑昕的大伯和小叔接待了我们，孩子们一个个脏兮兮的，围在我们周围。罗一枪依然拿出钱来分，每人十块，孩子们欢呼着，领了钱就不见了人影。妇女害怕孩子的钱丢了，或者乱花，第一个时间便跟了出去。
没见到郑昕。
郑昕的丈夫躺在大厅床上，他倒是能坐起来，跟罗一枪和我打了招呼。他看起来长得挺高大，面部轮廓分明，粗眉大眼的，如果不是有腿疾，算得上是个英俊的汉子。一年前，罗一枪曾带着他去县人民医院，罗一枪骗田景，说是他的亲戚，让田景跟熟悉的医生打声招呼。医生检查后，跟罗一枪说了实情，说太晚了，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期，病人下半辈子估计得在轮椅上过了。这一家子对罗一枪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们把他当救世主一样尊敬，渴望罗一枪能给他们更多的帮助。
罗一枪问他们郑昕在哪。
一个小女孩说妈妈在做饭。看样子，她就是郑昕的女儿了，长得跟郑昕还真有几分像。她跌跌撞撞走出院子，嘴里唤着妈妈。
年轻一点的小叔子说，最近她情况不太好。
当下正是芒花开的季节，也就是郑昕最容易发病的时候。
郑昕被女儿领回家时，我简直吓一跳，眼前这个女人几乎没有了昔日的影子，完完全全是个陌生的邋遢的神情呆滞的妇女，她头发蓬松，衣服上沾满了草屑，脏得像是几个月没换洗了。脸和手也是脏的，双脚没穿鞋子，连个拖鞋也没有，就那么赤着，像动物那样在地上走，脏得分不清脚趾头了。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拿眼看着罗一枪。罗一枪却刻意不去看郑昕，他抽着烟，和大伯说着什么。
我站起来，走到郑昕面前，“你还记得我吗？我是马玮。”
我几乎都快哭出来了。一路来，我都在想象郑昕会变成什么样，却怎么也想不到她会变成这样。她已经跟我在深圳大街上见到的流浪者没什么区别了。
郑昕没敢直视我的眼睛。她依然是羞涩的，怕丑的，即便是疯掉了，性子依然没改。我故意挡住她躲避的视线，让她不得不直视我。
“记得吧？”我继续追问。
她终于点点头。只是没说话。
“要是冬天，她会好些，那时大概能记住一些。”小叔子在一边说，“就是春夏比较严重，到了秋天，就慢慢好了，冬天那几个月，她又跟正常人一样，过年了，还会上街市，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完全没毛病，人家算错她一块钱，她也知道找老板要回来呢……”
我们习惯把这种精神疾病称作“芒花痴”，一般也专属于女人，似乎病人的发作就跟芒花的开放有直接关系，弄得我们从小就对芒花充满敬畏，像是一种有毒的植物，会致人发疯，轻易不敢靠近，如果乱折摘，或者放把火烧了它们，则好长时间都会陷入恐慌，害怕芒花的神灵会报复我们，让我们变成胡言乱语的疯子。
我们小时候就见识过一个得芒花痴的女人，她不知道来自哪个村子，一到芒花开，便沿着省道行走，见到村子就进去乞讨，嘴上念念叨叨，严重时，她还会脱去上衣，露出两只干瘪的乳房。村里的妇人忙拿被单过去帮她披上，她一边挣扎一边奔跑。我们那时还小，对女人的乳房充满好奇，哪怕那女人都可以当我们老妈了。我们一路跟着奔跑，起哄，通常都是罗一枪带头，他也不是真喜欢看她的乳房，没什么好看的，像是两条干枯的丝瓜，贴在胸前，都分辨不出那究竟是乳房还是下垂的皮肤了。
面对郑昕时，我竟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个老嫲子，仿佛时光穿梭，老嫲子就是日后的郑昕，多年后，郑昕也会成为她那样子，沿着省道去各个村里乞讨和游荡，保不定还会脱去上衣。等到芒花枯谢之时，她才回到家，像个正常人那样照料偏枯的丈夫……等着郑昕的，也许就是这样残酷的下场，谁也改变不了。如果她遇到年少时的罗一枪，大概还会遭受羞辱。我陷入这种思绪不能自拔。
当罗一枪问我身上有现金没有时，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以为他看穿了我的心思。我问怎么啦。罗一枪又问，身上有钱吗？我这才看见，罗一枪已经把身上所有能搜出来的现金都拿到手上了，估摸有两三千吧。虽然我不觉得这一家子有什么深明大义的情怀，贫穷和僻陋让他们天生就具有某种让人失望的可悲气质，这种气质可以让人同情，却无法叫人喜欢。不过，我还是搜出身上仅有的一千块钱，放到罗一枪手里。
罗一枪点点头，把我的钱和他的钱放在一起，他都懒得点一下，起身要交给郑昕。郑昕有点退缩。罗一枪之前每次都把钱交给郑昕，那时他来看她，总是选择在秋冬季节，如今是夏季，本来不在他的计划之内，我们是突然而至。大伯这时开口了，“还是把钱给我二弟吧。”罗一枪这才想起大厅还躺着一个人似的，他转身走到床边，把钱塞到草席下面。郑昕的丈夫嘴里说着什么，大概也是致谢的意思，我没听清，我想作为一个男人，郑昕的丈夫，曾经的军人，此刻他的尊严已经消磨殆尽了。我刻意不去关注他。我示意罗一枪尽早离开。
我们走时，郑昕站在门口目送我们，眼光还是呆滞的，表情也是僵硬的。她心里可能很清楚我们是谁，或者说任何一个疯子的内心都是清醒的，只是言语和躯体再也不受心灵控制了，就像我们有时在梦境里也同样无法自持。想到这，我眼角有些湿润。她曾经是多么热情的女孩子，如果不这样，对于我们这么大老远来看她，她肯定很高兴。
回城的路上，我们几乎一路无语。只是罗一枪说了一句，“如果可以，我愿意把她带走。”我没答话。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生活不是电影，有些东西丢了就丢了，再也要不回来了。
九
几天后，回乡团准备返深。
陈静先说，招商引资很成功，商会好几家企业都跟海东政府商定了初步合作计划，签了意向书。领导很高兴，准备近期回访深圳海东商会，参观考察商会企业。这是陈静先预先没有考虑到的，是个大事件。回深圳后他得好好策划，如何接待海东领导，既是商业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对于公司而言，确实是个机会，陈静先完全可以借此让事业更上一层楼。
陈静先希望我能尽快加入他的团队，助他一臂之力。我口头哼哼，算是答应。回到深圳后，我却对陈静先食言了。其实也没有明确回绝，只是迟迟没有去他的公司，他打电话来催，我找了一大堆借口，称自己很忙，有好多事情要做。确实，我开始忙起来了，好多不必要的活动都不再参与。
那段时间，我开始动手写长篇小说。其间却遭遇租住的城中村要拆迁，目的是为了迎接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我可以在一个出租屋里租住十多年，最不喜欢搬来搬去，然而那次面临的不是加租，而是要轰然崩塌，如一个人的非正常死亡——即便是这时候，我也没有去找陈静先，按他之前的承诺，他可以在南山为我长期租下一套宽敞的公寓。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见到陈静先，他也没做过任何对不住我的事，甚至回乡团结束后，他还给了我几千块钱的出场费。再说，回乡团的成功策划，让陈静先大获成功，不久之后，县里组织了由陈志军领队的回访活动，好多动辄几百上千万的投资合作项目就此敲定，皆大欢喜。陈静先在电话里时不时跟我汇报喜讯，想以此来吸引我。我依然无动于衷，我仿佛对什么都丧失了兴趣，尤其是陈静先希望我参与的那些烦透了的事情。
入秋不久，就在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夕，我接到了来自县城的邀请。电话是罗一枪打给我的，他说周光以主席有事要和我商量——放心，是好事儿，你还是回来一趟。我隐约有预感，觉得此次离开深圳便再也不会来深圳了。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从此就一步也不踏进深圳，而是作为职业生涯，我可能就此和深圳断绝了关系。当天晚上，我郑重其事地在陈静先和县城之间做了一番考虑。
第二天一大早，我坐上了回县城的大巴。
周光以希望我留在县城，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也好，回归故里也好，他都是在为我的未来着想。按他的计划，他先安排我在报社，负责《海城文艺》的编辑工作，同时兼任作协专职副主席。等时机成熟，他自然会想办法为我解决身份问题，报社虽然编制不多，但他愿意在退休之前为我想办法。而且，周主席退休后，凭我在文学上的威望和实力，再攒个几年人脉，海东作协主席迟早就会是我的囊中之物。周主席让我考虑几天，再给他答复。
事实上我第一时间就已经确定要留下来了，不是我对县城有多么好的印象，而是我想离开深圳，既然离开，就得有一个愿意接纳我的地方，县城显然是比较不错的去处。县城还有罗一枪，我愿意跟罗一枪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哪怕这是个比城市小得多的城市，甚至都算不上是一座城市。
为表慎重，我还是若有所思地跟周光以说：“好的，我考虑几天。”
那几天，我就住在罗一枪的住处。
罗一枪在城东买了一套八十平的二手房，小区和楼房都比较旧，不过这是县城，并不用担心某一天政府会把推土机开到楼下来，喊他缴械投降。罗一枪平常很少在家，他总有各种不知名目的应酬和事务。他愿意带我前往，我以写作为由拒绝了。我说以后反正是在这里长住了，到时再跟他出去，认识一些该认识的人。我知道县城不比深圳，在深圳可以目中无人，瞧不起任何人，一旦回了县城，我得遵照风气，至少做到基本的尊重和礼貌，否则我在县城即便是待下来了，也不可能顺风顺水。照罗一枪所言，我急需认识一些该认识的人，这是最为基本的县城生活指南。
不过，在周光以等我答复的这几天，我仍是一个局外者，还可以安安静静地在罗一枪家里看几天电视，时不时到阳台上去练几拳——罗一枪把阳台布置得像是一间健身房，该有的器材都备了有，就像有些人家在阳台栽满了花花草草。从阳台处能望见对面福山上矗立的妈祖石像，头戴冠冕，手执朝简，慈态雍雅，面向大海。
罗一枪早就开了口，回到县城后，我就跟他同吃同住，他的家就是我的家。这倒再合适不过，罗一枪还没成家，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女朋友。住进他家里，我不但愿意，还觉得很理直气壮，心里丝毫没有愧疚感。对于即将到来的县城生活，我有某种面对熟悉却也未知的新鲜感，同时又有难以掩饰的恐慌。县城于我而言，虽然以老家称，然而这个老家不像湖村那样是严格意义上的出生地，仅仅是名义上的联系，这里的街道、建筑，包括人和事，本质上和深圳给予我的没什么区别。
三天后，我给周光以回复，确认留下来。周光以很开心，能听出他在电话那端的激动心情，他是真心想帮我。罗一枪大概跟他讲过我在深圳的情况，并不如他想象中的美好，他觉得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作家不应该在城中村过暗无天日的生活。我倒有了一种被他看透的窘迫感，不过无所谓，我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除了写作上的技能，可以说身无长技，但编辑一本文学内刊对我而言真不算什么难事，况且还是季刊。也就是说，我可以不坐班，每周参加一次报社的会议即可，宣传部如果有什么重大活动，也要参与，比如上次那样的回乡团文化之旅。周光以算是最大限度保证了我的创作时间，他希望我在县城写出好作品，我的成绩即是作协的成绩，自然也是宣传部的成绩。周光以毫不掩饰这点，这倒使我觉得他十分坦诚。事实上，如果不是文学上这点成绩，人家也犯不着给我这么好的待遇，虽然工资不高，但也足以让我在县城过上安稳的生活了。
我回县城任《海城文艺》主编的事情，在我看来算不得什么大事，却很快传播开了，连我母亲都不知道听了村里哪个不知内情的人说我回县城当“官”了，把村里的神明都谢了个遍；陈静先第一时间给我电话，表示祝贺也表示遗憾，他之所以那么快获知我的行踪，途径有很多，有可能是罗一枪告诉他的，也可能是县里任何一个和他有联系的小领导。
没过多久，陈静先又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跟民间艺术博物馆的沈兼豪很熟。我说谈不上多熟，就是认识很多年了。陈静先说，那你得帮我一个小忙，就当是你食言的代价。陈静先这么说让我很恼火，好像我欠他什么似的，不过我还是很平静，问他怎么啦？陈静先说，听说，县里只有你跟沈兼豪关系好，只有你能说服他。我一时间很纳闷，不知道沈兼豪先生又惹上什么麻烦事了，比如毒舌又犯，骂了哪个不该骂的人，还和陈静先扯上了关系。回县城后，我又去拜访过沈先生，他对我的选择没做过多的评论，只是希望我保持一个文人的底线，不要被周围的环境慢慢侵蚀——我明白他的意思。“当然，这样很难。”他紧接着又添了一句。
陈静先在电话沉吟片刻，“当然，其实也不是帮我，是帮我的母校曲山中学。”
回乡团过后，陈静先跟蔡校长联系很密，据说还捐了十多万给母校修建实验室。
“是这样的，我们那天参观旧校址，蔡校长不是说起门口的石狮子遗失的事情吗？”陈静先说得很慢，想让我记起些什么（我第一时间就记起来了，陈静先当时还交代秘书跟进，他要给母校捐赠两座石狮子）——“我本来是想花点钱，给母校弄两座新的，也不是难办的事。问题是，那之后没多久，我做了一个梦，很奇怪的梦，说了你可能不信，我梦见那两座‘文革’被毁的石狮子现身跟我说话了，它们说，它们还在海东，只是其中一只的前脚断了一小截，走起路来一拐一瘸……它们真是这么说的，并命令我不能让新的石狮子进入曲山中学，得想办法把它们请回来……梦醒后，我满头大汗，它们在梦里对我说的话还记得清清楚楚，不过也挺为难啊，它们只说在县城，却没有告诉我具体在哪。我第一时间给副县长打了电话，汇报了我的梦。副县长很重视，觉得这个事情非同小可，石狮子都托梦给我了，证明对我很信任，还关系到曲山中学的龙脉和海东城的教育大计啊。副县长随后委托蔡校长，跟我承诺，一定会把石狮子找出来。几个月过去了，我以为没有下文了，其间我打电话询问了几次，蔡校长挺为难，说还继续在找，学校的老师几乎都被他发动了，宁可不上课，也要把石狮子给找出来。就是在昨天，蔡校长兴冲冲给我来电话，说找到石狮子的下落了，他拜托了公安局的朋友，才查清了石狮子的行踪。原来，石狮子离开曲山中学后，被一个叫朱文保的画师给收藏了。我记得你提起过这个人，当年你就是在他那儿当的学徒吧。朱文保可能不知道那是曲山中学的石狮子，或者知道，以为时过境迁，曲山中学也不需要了。后来他不是去了香港嘛，还把所有藏品都捐赠给了民间艺术博物馆。现在那两尊石狮子就在博物馆里，有人还说看见过。我听蔡校长说，馆长沈兼豪是个很不好说话的人，县里能说服他的估计就只有你了。蔡校长知道我们有这层关系，才求我出面，拜托你去说服沈兼豪，让他把石狮子物归原主，还给曲山中学。到时啊，曲山中学会回赠沈兼豪一块牌匾。石狮子要重新开光安放，是件大事情，再搞个大仪式，请领导们一同见证……”
陈静先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我有些为难，说实话，我和沈兼豪只是君子之交，如果突然跟他提出这种要求，凭他的敏感，大概就会怀疑，我之所以刻意走近他，原来都是事先埋好的长线，只为了最后这个请求。那样一来，我也太龌龊了。在他心目中，我肯定比县城所有他憎恨的文化人都要恶心。我第一时间发觉，我不能干这样的事情。我并没有答应陈静先，也没直截了当拒绝。我这人性格就这样，优柔寡断，从来学不会拒绝人，尤其是有人对我抱有很大希望并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之时。
我说：“我先了解一下，再答复你。”
事实上，有什么好了解的，事情很清楚了，陈静先是鬼迷心窍，借花献佛；蔡校长呢，一是为了讨好陈静先，二也是借此想为曲山中学蒙上一股神秘力量，这样一来，既符合海东人民一贯以来对百年老校的想象和崇敬，还可以在领导那里邀功，对他在学校的地位有极大的帮助。要知道，曲山中学校长，多肥的一块肉啊，又有一层神秘力量加持，蔡校长如若圆满地驾驭住了那两尊显灵的瑞兽，其影响自然不用多说。
十
这事压在我心里好几天，有些烦躁。
我跟罗一枪诉苦。罗一枪说他听说了，有段时间曲山中学到处在找石狮子，恨不得挖地三尺，还悬了赏，有人就把新石狮做旧敲掉一只前脚去冒充。没想到真迹竟然在沈兼豪手上。罗一枪觉得这个事情够呛，即便是我出面，沈兼豪也未必给面子。沈先生这些年像个刺螺一样在县城文化界存在，派头越大越不给面子。当年他筹办民间艺术博物馆，政府不支持，朋友不帮忙，谁都不爱搭理他，都拿他当笑话。如今他好不容易握着这反手一击的把柄，能不好好利用一番吗？
“县委书记出面也不一定有用。”罗一枪简直有点幸灾乐祸。和我一样，罗一枪对沈兼豪的印象不坏。第二次去拜访沈先生时，罗一枪也跟着我去了，两人聊得还挺欢。那时沈兼豪正在整理文稿，想出一本民俗方面的著作，问我有没有出版社方面的资源。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帮他，以我对出版行业的了解，不会有出版社对沈先生的文章感兴趣，除非自费出版。幸好罗一枪及时化解尴尬，他当场拍板，愿意帮沈先生出这笔钱。
我想事情最好就此平息下去，曲山中学不要追究石狮子的下落，陈静先也不要犯浑，花点钱弄两尊新石狮安上去，不是两全其美么？然而事情并非我想象这么简单，没过多久，有一天蔡校长亲自找到了我，那天我去报社办点事，刚好被他堵住了，像是已经埋伏在县政府门口多时了。
蔡校长笑呵呵的，直截了当问我，“怎么样？马主编？”
我这时候装傻显得有些不厚道，也只能直截了当地说：“这事有点不好办啊蔡校长。”
蔡校长立马给我塞过来一个纸皮袋，我这才发现他手里拎着东西，能清楚地看见，纸皮袋里装的是两条红色香烟，不用猜都知道是中华牌。我正要推掉，蔡校长却用一股蛮力把我的手握住，硬生生地把袋子塞进我手里。几个同事都抬头看了我们一眼，不过随即又把头埋下去干活了。他们大概对这种事见惯不怪。我则是第一遭，虽然知道在县里送点烟茶酒什么的纯属正常人情交往，根本不算什么违规的事情，不过还是相当尴尬。当然，最大的尴尬是我根本就不想出这个不讨好的头。
“你就登门走一趟，试一试。我已经跟你们周主席打过招呼了，他的意思也跟我一样，觉得还是你去比较合适。”蔡校长在报社的茶几边坐了下来。
我没说话。一会，手机响了，正是周光以打来的，仿佛我的沉默就是为了等他电话。周主席在电话里也算语重心长，他说我除了是沈兼豪比较看好的年轻人外，还有另外一层身份，可以让沈兼豪不敢贸然拒绝——那就是，我曾是朱文保的学徒。从师徒伦理上讲，我也有权利向沈兼豪提出这种要求，如果他还不同意，那么他是理亏在先，不像其他人去，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把人拒之门外。
周主席的分析有他的道理，毕竟是老一辈，说话有理有据，分寸得当。
挂了电话，我跟蔡校长说：“这样，我明天或者后天找个时间去，这，就当是我提过去的见面礼。”我晃了下手里的纸皮袋。
蔡校长点点头，笑着起身，“那我就代表曲山中学谢谢马主编了，等您消息。”
我犹豫了一天。这个事情看似郑重，细想起来却十分滑稽，偌大一座百年老校，却需要我这么一个外人去说服某人讨回丢失的石狮子，这一切竟然全因校友陈静先的梦，如果不是陈静先做的，是随随便便一个普普通通的校友做的，我想副县长和蔡校长也不至于这么较真吧，这一环扣一环，想想还真是好玩——没想到最后一环还落在了我身上，大家都把解开最后一环的重任寄予了我，也就是说，我身为局外人，既不是曲山中学的校友，也不是海东商会的企业家，最终却被安排到了“流水线”的座位上，还是最为棘手的那个工位。
认真一想，这事真他妈的混蛋。要命的是，我还拒绝不了，除非我想一下子得罪陈静先、蔡校长、周光以和副县长，甚至还可以说，得罪整个县城文化界（大家都希望两尊石狮子能够回家——多么煽情的字眼）。为了不得罪大多数，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求沈兼豪了。
第三天，我去了乌暗街，再次敲响博物馆的玻璃推拉门。
我不会蠢到再次带香烟过去，而是在街边买了一袋大红袍和一盒本港鱿鱼脯。我这么正式，也是在给沈先生信号，我这次不是来闲坐的，是有事情相求。沈兼豪不是笨人，不用我开口，他就知道我的目的了。曲山中学找石狮子的事情，他不可能不知道，那两尊石狮子就在他的展厅里，进门可见。事实上，我早在月眉庵时就见过了，它们其实很小，小得有点不像样，长得又丑，海东随处可见，真有一只断了前脚。我记得很清楚，当年朱画师给石狮子擦拭时，老是念念叨叨，说那只前脚就是被某某某给敲断的。他还能说出那人的名字，只是我忘了。沈先生不知会不会重复朱画师的动作和念叨——在某些时刻，我已经把他们二人等同于一人了。
沈兼豪穿着一身得体的薄棉衣裤，中秋刚过，海东刚送走最后一个风球，气温陡降。沈先生看样子感冒了，他的哮喘病使他的呼吸听起来像是夜里侧听大海的浪涛。我们聊了半天闲事，该死的我迟迟开不了口。事实上，我的心不在焉早让沈先生会意了，只不过他装作不知情，一个劲地和我闲聊，或者长时间的沉默。我有预感，完了，任务是不可能完成了。我的脸皮太薄，沈兼豪又是那种让人捉摸不透的角色。
正当我吸了一口气要说话时，沈兼豪抢先我一秒钟，开口了。
“有你喜欢的藏品吗？你完全可以拿走，这个展厅里的任何一件……就当是你师父留给你的念想。”
沈兼豪说得若无其事，口气极其平淡。
我一愣。一时没反应过来。不过很快，我就意会了。沈兼豪已经把态度表明得很清楚，他不会把朱画师的任何藏品捐献出去，哪怕那东西本来就是人家的。他是从朱画师那里得来的藏品，他就有义务帮朱画师保存完好，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我作为朱画师的徒弟，他倒是可以转赠给我，这不违背朱画师的意愿，至于我拿朱画师的藏品怎么处理，是自己收藏呢，还是捐献出去，那就是我的事情了，跟他半毛钱关系也没有。还真是一个精明的老头子。我由衷佩服，他使出这一招，既给了我台阶下，也给了自己台阶下，更是给了曲山中学以及整个县城文化界台阶下。
我在心里给沈兼豪竖起了大拇指。
我笑着说：“谢谢沈先生。那我就不客气了。”
沈兼豪说：“楼梯口那儿有两个松木箱子。”
我小心翼翼地把两尊石狮子放进松木箱子，它们看似小巧，实则还蛮重。
十一
半个月后，蔡校长为两尊回归的瑞兽举行了隆重的开光仪式。
开光自然择了良辰吉时，灯光寺的住持及众弟子僧尼悉数到场，鸣炮、舞狮、敬香、祭酒、诵经……摆了很大的阵仗。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教育局局长等相关领导和人士，校友代表陈静先等也都应邀回校。我则作为朱画师的徒弟也就是石狮子的敬献者出场。
两尊石狮子一左一右一公一母安放在旧校址门口两侧，红布包眼，发后结花，石墩的位置刚好，看来确实是原来的旧物，与周围环境极为融洽。公狮子的前脚已修补完整，做了旧，仔细看还是能分辨出来。仪式过程冗长，繁文缛节，先由副县长祝辞，教育局长讲话，蔡校长讲话，灯光寺住持开光点睛，我和陈静先则上前为石狮子系上大红花。红花太大，系在石狮子的鬃毛上，竟把它们的身体和头部几乎给遮住了，远处看过去，像是门口开出两朵大红花，不见瑞兽的身影。
不管怎么样，两尊石狮的物归原主，确实给沉闷的县城带来了一丝生机，其中最为得意的非蔡校长莫属。蔡校长自掌舵曲山中学以来，经历了一系列挑战，先是学生频频出事，不是从教学楼往下跳就是从宿舍楼往下跳，高考成绩也明显下降，多年包揽前三的金字招牌有了松动的迹象，去年就让一家民办学校拿走了“榜眼”。消沉之时，两尊瑞兽的回归，可视为提振人心、恢复斗志的美好征兆。
曲山中学的事我并不关心，那和我没什么干系，倒是对蔡校长，我有很强烈的窥探欲望，这跟他当年那起命案的当事人身份有关，尤其是我还把它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我对蔡校长的印象其实并不好，从回乡团那次见面开始就是——仿佛他跟多年前那个时常出现在月眉庵的历史老师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他看人的眼神总是飘忽不定，眼神从未在某人脸上停留三秒以上，这让他整个人显得时刻都在寻找着什么，却始终没找到。后来我若有醒悟，感觉蔡校长像是还没走出当年妻子被杀时的慌乱神情。慌乱不是因为妻子被杀，而是坊间对他的猜测，让他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而真正的凶手又迟迟没被捉拿归案。
因为石狮子的事，我跟蔡校长有过几次接触。他对我也算敬重，却一直刻意和我保持距离。我们之间走不近，除了人与人天生的亲疏好恶，大概是他从未觉得我能帮到他什么。我一眼就能看出他这种小城大人物的势利和故作的傲慢。石狮子的事情让他始料未及，竟然那么快和我扯上了关系，估计让他有些懊悔和着急，像是某种应急措施，一时之间对我表现出巴结式的友好，彼此都感觉到了突兀和不适。
有一回，蔡校长竟邀请我去他家，我有些诧异，不过还是坐上了他的车。他早就搬离了学校分配的宿舍，居住在海东大道一个叫凤凰城的高档小区里。在他家里，我见到了他的现任妻子，听说是某位小城已退高官的女儿，是一个相当富态的女人，以及他们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我不知道他和前妻是否留下骨肉，看样子应该没有，那一儿一女都在十岁上下，看起来跟他的现任妻子长得很像。
自然，那个重新布置的家不会有任何前妻的痕迹，仿佛她就不曾存在。时间确实可以掩埋一切，尤其是他们还不怎么和谐，那就更容易了，都不需要这么多年。不但是蔡校长，估计连警方也都遗忘了吧，那个还未落网的杀人犯。这时候，我作为写作者，或者说一个暗中关注的旁观者，却开始显露出敏感的一面。
我试图在蔡校长装修奢豪的家里寻找死者的痕迹，尽管知道是徒劳，仿佛又能看见她的身影，凭着想象力，以及我在小说里写到的场景，我故意把杀人现场照搬到后来的家里——客家学生当时就站在沙发前，蔡校长的前妻倒在电视柜旁边，之前他们有过长达半小时的搏斗，家里肯定一片凌乱，饮水机倒了，水流了一地，玄关上的花瓶和陶瓷扑满也摔碎在地，一地残缺，沙发上的坐垫离开了原来的位置，溅上了斑斑血迹……总之，搏斗之后一个家是怎么样这里就应该是怎么样。我仿佛看见客家学生走过去，再三确认女人是否已经断了气，血正从她身上所有挨过刀的地方汩汩流出来，像是鹿河山间的泉眼。他肯定是慌了，脸色煞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后悔一时冲动，干了这么傻的事情，可也没办法了，时光不可能倒流。他把刀丢弃在沙发上，又从边上的木衣架取下西装，穿上。走时，他还不忘把门带上……
我想着这些时，蔡校长正在给我泡茶，他身上正好穿着合身的西装，柔美的线条把他微胖而不显臃肿的身材勾勒得恰到好处。这真是一个穿西装的好身材，肩膀有那么宽广壮实，身高也刚好。他的西装看起来价格不菲，以前也便宜不到哪去，估计是黑色的，粗布的休闲装，足以掩盖血迹。
从蔡校长家里回来后，我又对长篇小说进行了一番修改，使它更符合现场的真实性。我知道这么写小说是一种无可救药的怪癖，成了永不能休止的工作。似乎，我还在期待着什么发生，尽管没有任何启示提醒我将会发生什么。然而一个月后，或者说两个月，我指的是开光仪式的一个月后，或者两个月，我忘了。蔡校长终于出事了。蔡校长的落马，其实仅仅是所有事情的开端。如果要说源头，大概就源自那两尊残旧的石狮子。以我的敏感，一直觉得那两尊旧物的回归具有某种寓意，蔡校长操之过急，又操之过大，给他后来的落马埋下了伏笔。
罗一枪把蔡校长被带走审查的消息告诉我时，我眼前浮现的也是那两尊系了红花的所谓“瑞兽”。
海东县曲山中学校长蔡盘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新闻报道就简简单单一句话，没有任何多余的说明。
曲山中学校长被调查这事，在县城不算小，尤其是他刚刚为百年老校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人们赞扬他的声音还来不及停歇，就得开始改口咒骂他了，这挺让人尴尬的。关键是，小城人在传播蔡盘海落马时，又开始挖掘出多年前他妻子被杀的案子连同一起流传，仿佛前后两个案子有着因果关系。我想蔡盘海在里面如果知道外面的人这么传言，他肯定很苦恼，那应该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
罗一枪对此没什么惊讶，他说蔡盘海为人做事太高调了，早晚要出事，满城找石狮子就是他最后的疯狂，就像人死前的回光返照。罗一枪的比喻还真贴切，他不当作家有点可惜。
更让人唏嘘慨叹的是，蔡盘海出事后没多久，人们传言当年杀害他前妻的学生也回来自首了，潜逃隐匿十年之久，积案终于告破。相比于前者，后者更让我讶异。凶手被带到曲山中学指认现场那天，楼梯上挤满了围观的人群，我也去看了，见他神情淡定，像是等了多少年，终于可以回家了。
这样的结局，作家绞尽脑汁也是想象不出来的吧。我恍然大悟，这难道不就是我苦苦追寻的完美的小说结尾吗？杀人者和被害者最终以不同方式锒铛入狱，殊途同归……
十二
蔡校长的落马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很快，多名小城领导牵涉进案，像是藤蔓植物，拉扯到最后才发现统战部长陈志军是幕后大鳄。可能还有更大的，只是到此为止，不再往上，往下却插翅难逃。不用说，陈静先也被卷了进去。回乡团之后，陈静先利用叔叔的关系，拿下好几个大项目，那些项目几乎都有一笔查不清去向的巨额账目。陈静先涉嫌假以投资合作之名，帮贪官陈志军洗黑钱，牟取暴利。
陈静先从光鲜亮丽的企业家一夜之间沦落为通缉犯，公司也随之垮掉，他本人下落不明。这事让我痛心不已，罗一枪虽然早有担忧，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快，前后大概也就一年光景。
县城经过这场地震，似乎人人自危，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倒下一个就会有另一个站起来代替，我指的不仅仅是官职。倒是，关于世界末日的玛雅预言在坊间愈演愈烈，像是人与人之间流传着的一种病毒。人类即将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而在灾难到来之前，他们希望掀起最后的“狂欢”。当然，大多数人只当是好玩，一起迎接圣诞前夜的到来。
有一天，罗一枪问我：“如果世界末日真的到来你怎么办？”
我说：“还能怎么办，死呗。”
罗一枪一脸凝重，“那也太没意思了。”
我把手放在罗一枪的额上，问，“你没发烧吧？”
罗一枪突然笑了。
我知道罗一枪想表达什么，死之前，他得干点什么事情，否则会死不瞑目。罗一枪不像我，我就是想干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干什么好，我没有真正爱的人需要表白，也没有一个能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提刀去杀掉的仇人。这么看来，我活得还挺没劲。如若末日真的逼在眼前，罗一枪提着刀去杀老猴时，我却只能像个傻瓜无所事事，坐等死亡将至。
田景倒是挺有商业嗅觉，她借着世界末日的话题炒作，在野棕榈酒吧策划了一系列末日主题活动，邀我和罗一枪一起参加。
还挺好玩，其实就是一些年轻人以末日为借口狂欢玩乐，教唆不抽烟的人拼命抽烟、不喝酒的人大胆喝酒、不会唱歌的人上台嘶吼、不敢泡妞的人撕下伪装的嘴脸、互有怨恨的人还可以当众打骂……我和罗一枪实际上很难融入其中，作为旁观者，只是觉得好玩，算是给田景捧场，同时也充当看场的角色。
酒吧里音乐嘈杂，灯光耀眼，一帮年轻男女正纠缠在舞池里恣意扭动。田景也在人群中间，一个喜欢唱民谣的文艺女青年跳起舞来有种异样的魅惑力。不过我看出来，她的心情并不好。她是在宣泄。
我和罗一枪退到门口的位置，站着抽烟。
罗一枪说：“田景的狗死了，就在几天前，被一辆泥头车给轧了过去，成了一块肉饼。她不敢过去收尸，特意喊我去帮忙，哭得跟死了老爸似的。”
我不喜欢狗，每次和罗一枪来野棕榈，都没在意，田景养的似乎是很小的吉娃娃，也记不太清楚了。
“我们第一天认识时，她就跟我说起她的狗。两年前，她还没有开酒吧呢，每天早上去医院上班，路上总能遇见它，那时它在玉照公园流浪，总是跟着她，甩都甩不掉。她以前怕狗，小时候被狗咬过，后来呢，天天那样，她有点喜欢上它了，吃早餐时还特意留一点肉包，用纸巾包好，带上，路上扔给它吃……她心地还蛮好吧，你要是喜欢她的话，我帮你跟她说说。”罗一枪叼着烟，灯光闪烁，我看不出他的表情是认真呢还是在开玩笑。
一会，田景叫嚷着过来了，把我们拉扯到了舞池中央。
“叫你们干嘛来了？跳舞，陪老娘跳舞。”
我们瞬间被人群冲散，淹没在音乐和吼叫声中。我不知道身边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是否真的相信世界末日，不过在某种氛围的渲染下，有人竟然大声恸哭——那一刻，他们是真信了，即便完全不信的我，在某个时刻，也会产生怀疑，万一是真的呢？这事谁也不敢保证，就像到底有没有神的存在，毕竟那一天还没有到来。这么一想，我也跟着小伙子小姑娘们扭动起来，尽管节奏不是很协调。
田景还有一个压轴节目，她让所有人都蒙上眼睛，随机配对，率先摸到谁就是谁，无论男女，当天晚上就得在一起，至于干什么，那是你们的事。我不想参加如此暧昧的活动，不过确实喝得有点多，糊里糊涂的，就被人蒙了眼睛。我故意躲在角落里，偷偷揭开眼前的布条，成了全场唯一看得见的人。他们纠缠在一起，嬉笑疯癫，有人甚至当众接吻。我仔细一看，接吻的竟然是田景和罗一枪，他们彼此都蒙着眼睛，不知道他们是事先约好了的，还是随机的组合。
县城开始沉浸在末日将至的颓废里，曲山中学又相继发生了几宗学生跳楼事件，新任校长为了辟邪，把蔡校长花了大力气请回来的两尊石狮子又从旧校址门口撤了下来；人们时不时的，还总能在螺河里发现浮尸，大多是寻短见的人，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不得而知。灯光寺一时之间人满为患，县里人没事就喜欢去那求神拜佛。
没过多久，在螺河入海口的水闸捕鱼的人捞起了一具浮肿的尸体。流言瞬间在城里传开——那是大老板侯水塔的尸体。尸检结果证明，老猴系溺水身亡，他身上没有任何伤口和捆绑的痕迹。警方基本排除了他杀的可能。老猴生前有个爱好，喜欢开着保时捷卡宴去螺河入海口钓鱼，有时邀上几位朋友，大多时候是一个人，拉着一后备箱的工具和鱼饵过去，在芒花丛边，小马扎一坐就是一傍晚，也不见得能钓回什么鱼。人家钓鱼实际不为钓鱼，就是有钱人的烧钱爱好。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自杀，老猴有可能是钓鱼时，失足落水，溺水身亡，尸体顺着河水，漂到了水闸，幸好还有水闸，否则肯定被卷到大海里去了。
人们想不出老猴有寻短见的可能，别人都开始倒霉的时候，他运气最盛。回乡团后，最大的赢家可以说就是老猴，他的菜脯厂一下子打通了深圳市场，生意越做越大。陈志军等人的倒台，也奇迹般没牵连到他。在这种情况下，老猴怎么可能自杀呢？
我想到的竟是罗一枪。
恰巧，就在老猴死后不久，罗一枪也失踪了，连同他一起失踪的，还有他那辆二手卡罗拉，以及一名叫田景的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我联系不上罗一枪，又不见他回来，害怕他也和老猴那样死于某处，才选择了报警。警方试图把罗一枪的失踪和老猴的死联系在一起侦查，不过很快就放弃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之间有任何联系，除了事情就那么巧以外，两个案子没有丝毫瓜葛。因为失踪的还有田景，警方把他们定性为私奔。
这个事情让我措手不及，它来得太突然了。我开始怀疑是否真如人们所传言的那样，世界末日到来之前，人类的疯狂行径都有征兆。不过，没多久，县城警察又找我问话，他们问我是否知道，罗一枪早在半年前就把他的房产转到了我名下。我吓了一跳，我真不知道。这么说来，早在半年前，罗一枪就已经做好出走的准备了。
罗一枪把房产转到我名下这事，确实让我感到意外。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偷偷完成了这件事，印象中是有一次带我去办个什么手续，帮忙签名做个证明人什么的，当时没细看也没细问。对于罗一枪，我是完全不设防的，再怎么样，他也不会害我，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
我借助各种渠道打听罗一枪的消息，最终都是徒劳，倒是从他人口中得知，罗一枪这些年在小城，除了明面上的身份，实际上还充当了某些权贵的打手，卸人一支胳膊一条腿甚至要人家的命，在江湖人那里已经不算什么秘密了。
回头看，野棕榈酒吧之前的狂欢，应该就是罗一枪和田景共同策划的活动。那是他们两人在末日到来之前的疯狂，借此疯狂，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开着那辆破旧的卡罗拉，去世界尽头迎接末日的到来。
陈再见，男，1982年生于广东陆丰；已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发表作品多篇，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选刊选载；出版有长篇小说《六歌》《出花园记》，小说集《一只鸟仔独支脚》《喜欢抹脸的人》《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保护色》；曾获《小说选刊》2015年度新人奖等。现居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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