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2020年第11期｜冯积岐：不是你的错
2023-11-14小说天地冯积岐
我们接到电话的时候，余伟已经买好了飞回古都机场的机票。
余伟第一个给他的大伯余运来打了电话。余运来是凤山县政协的一位副主席。余伟在电话中说，他病了，要回国治疗。余……
余伟第一个给他的大伯余运来打了电话。余运来是凤山县政协的一位副主席。余伟在电话中说，他病了，要回国治疗。余……
我们接到电话的时候，余伟已经买好了飞回古都机场的机票。
余伟第一个给他的大伯余运来打了电话。余运来是凤山县政协的一位副主席。余伟在电话中说，他病了，要回国治疗。余运来说，日本的医疗条件是不错的，你在东京住院治疗不行吗？余伟说，不行。余运来说，你告诉你爸你妈了吗？余伟说没有。余伟补充说，大伯，你不要给我爸我妈说我病了的事。侄儿的语音苍白，声音发颤。余运来听得出，侄儿病得不轻，他似乎能感觉到侄儿用坚韧的毅力支撑着生命。他安慰侄儿，一定要坚持住。他给余伟说，他去古都机场接他。临上飞机前，余伟又给他的婶婶杜雪丽打了电话。婶婶是凤山县医院院长。他把他的病情给婶婶说了一遍，婶婶能听得出侄儿的病有多严重。她同样安慰了侄儿几句。放下电话，杜雪丽来到了凤山县政协，余运来正准备出去找杜雪丽。夫妻俩为难的是，要不要把余伟的病情告诉弟弟和弟媳。如果不告诉弟弟和弟媳，万一有什么不测，怎么办？如果告诉弟弟和弟媳，他们又担心，弟弟和弟媳承受不了这意想不到的打击。还是余运来拿了主意：暂且不告诉弟弟和弟媳。
杜雪丽租来了凤山县医院的救护车，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跟随。余运来开着小车走在前边。我们一行几个随即上了去古都机场的高速公路。
余伟在日本的东京大学读硕士。他拿到了学位证书之后，准备去日本仙台玩几天就回国。那一天，一觉睡醒，突然觉得胸闷、气短，下肢也浮肿了。他赶紧去东京大学医院检查。检查完毕，医生坦诚地告诉他，他患上了急性尿毒症，随时有生命危险。余伟一听，没有害怕，在医院吊了一天液体，第二天就果断地决定回国治疗。
下午三时准，飞机降落在国内古都机场。凭着顽强的毅力，余伟坚持下了飞机。一下飞机，余伟就昏迷了。他被担架抬上了救护车。半个多小时以后，余伟被送到了省城人民医院抢救室。
余伟的病情比余运来和杜雪丽想象得还要严重。余伟被送进抢救室以后，余运来不再迟疑。余运来给弟弟余兴来打电话，他没有如实告诉余伟的病情，只是说，余伟病了，回国来治疗。余兴来在县城里开出租车，哥哥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把一个客人送往乡下的路上。弟媳何冬梅在县城东街初中教书。上课时，她未带手机。下了课，她才看见，是余伟的大伯给她打电话。她拨通了余运来的电话一问，立时吓住了，尽管余运来轻描淡写地说着，何冬梅已经能感觉到儿子的病情有多可怕，她忍不住在电话里哭了。余运来说，哭什么哭？你和兴来现在来医院就是了。何冬梅又给余兴来打电话。余兴来没有接。此时，余兴来已经把车开到了学校门外。他径直朝何冬梅的办公室走。何冬梅一看见余兴来就抱怨：打电话咋不接？余兴来一句话不说，何冬梅只好收敛了自己的抱怨，跟在余兴来身后，出了校园。
下午五点，余兴来和何冬梅赶到了省人民医院。余伟还没有抢救过来。何冬梅不住地抹眼泪，以至后来，伏在杜雪丽的肩头低声啜泣。余兴来坐在抢救室门外的凳子上，不错眼珠地盯着那道冷漠的、灰白色的门。儿子的生命——他的全部希望被那道门囚禁着。他相信：只要门一打开，儿子的生命就会像鲜花一样绽放。余运来此时显得十分镇静，他站在窗户跟前，冷静地看着窗外，似乎在仔细打量这个世界，打量人生；好像是，他的喜怒哀乐和侄儿的命运毫无关系；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何冬梅四肢无力地瘫倒在凳子上，她的双肩一抽一抽，强忍的悲痛在她的内心剧烈反抗，她用细声的啜泣抵制那反抗。她只有一个想法：假如儿子有个三长两短，她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时间无情地折磨着这一家人。杜雪丽不时地看看手表。她在医院工作了三十年。从抢救室直接把人推向太平间的事情见得多了，家属悲痛的哭声已使她很难动情。可是，这一次，推进抢救室的是侄儿，她的心不由得悬起来了。
七点十五分，抢救室的门开了。一个年轻的医生出来，他给这一家人说，余伟已经抢救过来了，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余兴来一听，泪水喷涌而出。活到了五十二岁，他是很少动情的——他常常把自己的情感压抑在内心，而不是挂在面部。何冬梅几乎失态了，她抓住医生的手说，叫我们进去看看，只看一眼。医生说，不行，现在还不能探视。何冬梅一听，捶胸顿足地叹息。杜雪丽安慰弟媳：你放心好了。娃才二十多岁，抢救过来，很快会治疗好的。
第二天，余运来和杜雪丽回到了凤山县。
当医生把接下来的治疗方案告知余兴来和何冬梅以后，两个人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医生明确地告诉余兴来和何冬梅，接下来的治疗有两个方案：一、换肾。如果等待肾源，也许会延误病情，亲人的肾最容易配对。二、透析。这样治疗，可以暂时保证患者没有生命危险。可是，患者不能彻底康复，也就无法正常投入工作。究竟采取哪一种治疗方案？余兴来和何冬梅拿不定主意，他们只好听医生的。医生告诉这两口：换肾。余兴来给哥哥和嫂嫂打了电话，哥哥和嫂嫂也支持给余伟换肾，并且答应给弟弟资助二十万元。钱，不是问题。是等肾源？还是换亲人的肾？余运来和杜雪丽很纠结。余伟是独生子。最亲的亲人是余兴来和何冬梅。这就需要何兴来或何冬梅献出一只肾。两个人踌躇了几天。余兴来开了口：换我的吧。余兴来不再多说一句话。何冬梅一听，说，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还是换我的吧。余兴来说，孩子也是我身上的肉。何冬梅说，我比你年轻。余兴来说，年轻三四岁，不算啥。何兴来五十二岁，何冬梅四十九岁。两个人的年龄差距不算大。余兴来说，我的身体比你好得多。把你的肾换上，假如余伟再生这样的病就麻烦了。这句话，动摇了何冬梅的决心。她的身体确实没有余兴来好。余兴来这么一说，她心里反而有了一丝畏怯，假如她从手术台上下不来，母子俩不是全完了吗？何冬梅说，你是家里的主心骨，我还是担心。余兴来说，放心，我缺一个肾，照样每天出车挣钱。何冬梅说，我知道，你是爱儿胜过爱自己。余兴来说，你也爱儿子，都一样。咱们能给儿子一次生命，就能给他两次生命。何冬梅笑了：余伟有这样的爸爸真是福气。
没有想到，至死也不会想到，儿子的换肾将何冬梅逼到了尴尬、难堪、窘迫的地步；儿子的换肾揭开了她人生的一个暗角；儿子的换肾，使她丧失了清清白白的名誉。
换肾前，余兴来必然要做一系列检查，包括血型、血常规、血压、血脂、肝、肾、肺等脏腑功能。余兴来也以为，这不过是一次必须履行的检查，他同样没有料到，这次检查，不只是检查出了他的身体状况，也使他的心理状态受到了检验——他面临着考验和压力。他的肾脏不但不能和儿子配对，他的血型也和儿子不一样。这是为什么？他不懂。他打电话问他的嫂嫂。嫂嫂是医生，嫂嫂肯定知道缘故。杜雪丽一听，蹊跷而吃惊。她在电话中给余兴来说，你先去把医生的嘴捂住，叫医生不要把检查结果告诉何冬梅。如果何冬梅要问这件事，你只是给她说，你的肾脏有毛病，不能换肾，你给医生也这么说。余兴来想知道他的血型和儿子不一样，是不是这其中有问题。杜雪丽说，你先别胡思乱想，叫冬梅去做检查，如果冬梅的肾脏能用，叫冬梅给余伟换一个肾脏。余兴来说，我听嫂嫂的。救儿子要紧。何冬梅做过了一系列检查之后，她的肾脏能和儿子配上对。于是何冬梅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一个肾脏摘下来移值给儿子。两个人的手术都很成功。
何冬梅和余伟母子俩正在康复。余兴来却高兴不起来。
余运来和杜雪丽来医院看望余伟。余兴来心思重重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他觉得，这件事必须弄清楚。余运来说，糊里糊涂过日子吧，余伟都二十五岁了，退一步说，余伟和你不亲，你又能咋样？不认儿子了？还是和冬梅离婚？余兴来扫了哥哥一眼，左手搭在额头上，微微闭上了双眼。他和何冬梅结婚二十六年，两个人没吵过一次嘴，没红过一次脸，何冬梅对他爱得有多纯粹，他心里清楚。他们两口子的感情有多深，余兴来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表达。他根本不相信何冬梅有外遇，他对何冬梅比他自己还放心，就是叫何冬梅和另一个男人睡在一个房间，他相信，何冬梅也会守身如玉，不可能有出轨的举动。可是，儿子的血型是怎么回事？何冬梅从来没有给他说过，她在婚前有什么故事。何冬梅曾经信誓旦旦地说，何兴来是她的第一个男人，也是最后一个男人。结婚的第一个晚上，闹洞房的人走了，他已是迫不及待，而何冬梅迟迟不肯上床；上了床，她穿着一身衬衣衬裤钻进了被窝。还是他动手把她扒得一丝不挂。何冬梅显得十分羞涩，甚至有些扭捏。余兴来痛苦地回想着和何冬梅在一起的日子，是不是她从新婚第一夜开始，就是在给我表演？不，不会的，感情不是内分泌，感情来自人的内心，来自人的血液、神经、大脑。她对我的感情是真挚的，我不能冤枉了她。杜雪丽说，既然你想弄清楚，就去其它医院做个DNA检查。你明天去余伟的病房拿几根他的头发，我陪你去医学院附属医院做检查。余兴来说，查，一定要查。我蒙在鼓里憋气得很。余运来说，不论查出来是什么结果，你先不要在冬梅跟前说什么。余兴来说，我知道。
在何冬梅和余伟出院的前一天，余兴来给他和余伟做的DNA检查结果出来了，余伟不是余兴来的儿子。拿到这个结果，余兴来躲到省人民医院的厕所里放声大哭。余兴来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从余兴来配对失败的那一天起，何冬梅就这样问自己。他从余兴来和她说话的神情和语气中已经能捕捉到，余兴来和余伟的肾脏配不上对的原因肯定不是余兴来的肾脏有问题。余兴来的身体十分强壮，虽然年过五十了，她能感觉到，他和四十岁、三十岁时没有什么两样，肾脏有问题的人，精力不会那么旺盛。她预感到，问题出在她身上——那件事，终于在儿子二十五岁时闪爆了——像遇到火苗的煤气罐。一个强大的念头如同鲜明的信号一样，在她眼前闪烁——儿子救活了，她死了。不！我要活，要活下去，我才四十九岁。你怎么活下去？如果说出来，把你的过去全部说出来，你的名誉将毁掉，你的人格于一刹那间会坍塌；在丈夫的心目中，在儿子的心目中，你是什么人？一个人靠脸在人世上活着，你的脸面将被撕扯得血淋淋的，没有脸，还活什么？如果不说出来 ，能瞒下去吗？能瞒得住吗？不！不能说出来，即使你死了，也要让儿子风风光光地活着；不能因为你而毁了儿子，毁了的只能是你自己。你的命，儿子的命，都攥在余兴来手中。她相信余兴来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余兴来是善良的，他的庞大的善心可以覆盖一切丑陋的东西。为了儿子，不要说为了她，余兴来会吞咽坚硬的苦果，会把一肚子的委屈都咽下去。不！他要给余兴来说清楚，从她读师范学校说起，她要恳求余兴来的原谅、宽容、饶恕。
这时候，何冬梅只恨一个人——宁耀辉。宁耀辉！躺在病床上。何冬梅竟然喊出了他的名字。她在心里说，宁耀辉，我恨你，恨你。她已给宁耀辉说得清清楚楚，再有三天，她就要结婚了。她到宁耀辉的办公室来，就是要当面再次叮咛他：她的结婚就意味着两个人的结束——她尽职尽责地给宁耀辉做了四年情人——从二十岁到二十三岁。她自以为，他们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宁耀辉爽快地答应她，不再纠缠，并且祝福她过好日子。说过三五句话，宁耀辉把她抱起来，抱进了办公室套间的床上。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表示不愿意和宁耀辉再上床。她说，再有三天，我就成为余兴来的女人了，你还这样？我再想你咋办？宁耀辉说，想了，有姓余的。她说，那怀孕了呢？宁耀辉笑了：给我生个胖儿子。宁耀辉不容她再争辩，她的心一软，就顺从了。也许，就在那天晌午，她铸下了大错。宁耀辉，你把我害苦了。
在何冬梅人生的关键时刻，也是宁耀辉拉了她一把。何冬梅是出于感恩，才把自己给了宁耀辉。
初中毕业后，何冬梅考入了雍城师范学校。她完全可以读三年高中，再读大学，可是，她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很快就业，选择了报考中等技术学校——师范专业；四年毕业后，就可以当教师。何冬梅读到师范三年级那一年，一次轻信，一次贸然的决计，使她陷入了深渊，给她的人生带来巨大的创伤和不可抹去的污点。
那年放暑假，她执意要去打工——给自己挣来下一学期的学费。父母亲拦不住她。父母亲知道，何冬梅没有出过远门，外面的世界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么美好。而何冬梅却说，我都十八岁了，不是小孩子了，不会被人哄了的。她太自信了。她轻而易举地被人骗了。她到了距离雍城师范八十公里以外的西水市。一下汽车，汽车站旁边就有一个劳务中介所。她断然走进去。接待她的是一个中年男人，挺胸仰肚，满脸堆肉。她说，她想找一个临时工干。中年人眯起眼睛打量了她几眼，笑眯眯地说，带身份证了吗？她说带着。她将身份证递给他，中年男人看了看，将一张表推给她，让她填表，她填好了表，交了一百元的中介费。中年人告诉她，晚上八点来车，十一点左右到省城，第二天就可以上班——她的工作是到省城里的会展中心做临时服务员，月薪二千八百元。
晚上八点，何冬梅上了一辆去省城里的中巴车。她一看，车上总共只有四个女孩儿和一个中年女人。她窝在座位上，睡着了。一觉醒来，那三个女孩儿不见了，只有她和那个中年女人。中年女人给她说，到了。她问，到哪儿了？是省城吗？中年女人说，你不要问，下车就知道了。她极其茫然地跟在中年女人身后，进了一家餐馆吃了饭。当她到了她的工作地点以后才明白，她被卖到一家宾馆的洗浴中心。这里不是省城，而是河南的洛阳。
和许多落入虎口的女孩儿一样，何冬梅同样历经了不从、反抗到屈服这么一个血腥味儿浓重的屈辱过程。她被两个小伙子扒光衣服，用烟头在乳房上烫，她惨烈地叫唤着，任凭他们拳打脚踢，她坚决不从。最终，她还是屈从了。她睡觉时不盖被子，到了深秋，还穿着夏天的裙子。她把自己冻病了，高烧四十度，已经无法接客。老板一看，派人给她买来退烧药，她一粒也不吃。她要求老板把她送到医院去治疗。老板只好答应了。出了宾馆门，走在大街上，她一看指挥交通的警察就奔跑过去，死死抱住交警不放。跟随她的小伙子一看，大概知道，撵上去，不会有好结果，只好溜走了。年轻的交警把她带到派出所。当天，那个宾馆里的洗浴中心被查封。何冬梅被解救后，在医院住了几天，回到了凤山县老家。
回到家，何冬梅没有给父母亲、给任何人提说她的痛苦而屈辱的经历，她只是说，她去南方打工，合同没有期满，回不来。她试图把人生这一页悄悄地掩埋了。这毕竟是苦果，要强咽下去，并非易事。她痛苦难忍时，走到村子外面去，偷偷地哭一回。她也曾想了断自己，又不甘心。她买了一瓶农药，走到了村外，面对着大雪覆盖的晶莹透亮的田野，她第一次感觉到，这人世间是这么美好，也许是湿润而冷冽的空气使她猛然间清醒了，也许是村庄里传来的孩子的啼哭声使她对人生留恋。她将手中的农药抛出去老远。当天，她就去雍城师范了。
因为旷课时间太长，学校已经将她除名了。她去找书记，找校长求情，书记和校长一脸冷漠——他们本身就是规则。两位校领导拿出校规给她说，他们是按规则办事。她无理可讲。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她去找副校长宁耀辉。宁耀辉是她的语文老师，因为她作文写得好，宁耀辉对她很有好感。从宁耀辉那乌黑浓密的头发上可以看得出，从面部刚毅而温和的线条上可以看得出，年轻时的宁耀辉是很英俊的。尽管，宁耀辉已经四十五六岁了，他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几岁。宁耀辉问何冬梅，这几个月没来学校，干啥去了？何冬梅低下了头，不开口。宁耀辉说，不想告诉老师还是不能告诉老师？她对宁耀辉只一瞥，垂下了头。宁耀辉笑了。他的笑容醇厚而柔和，像月光一样。她的屁股抬了抬，身子动了动，显得窘迫而难为情。她说，宁老师，我，我，我不说原因行不行？随之，她潸然泪下了。宁耀辉大概看出了何冬梅有难言之苦——他是那种看透了不说透的精明人。他给何冬梅递了一张纸巾，笑盈盈地说，可以嘛。不过，你要继续读下去，必须有个理由。我可以给校长和书记做工作，叫你拿到毕业证，可是，理由还是要充足的。宁耀辉站起来，在地上来回走了走，他坐在办公桌前，写了一封信，给了何冬梅。她给何冬梅说，你把我的信拿上去找西水市中心医院的副院长申金萍，她是我爱人。她会给你弄一张住院证明，你将证明拿到学院来，我去找校长。何冬梅接住信，又潸然泪下。她几乎是扑到宁耀辉跟前说，宁老师，你真好，比我爸爸都好。宁耀辉一笑：别说傻话了，你现在就去西水市。
因为有宁耀辉的帮助，何冬梅续上了学籍。宁耀辉掏钱，请几个老师每天晚上给何冬梅补课，等放假时，她把落下的课也全补完了。
和其他同学一样，何冬梅拿到了毕业证和分配工作的派遣证。她被凤山县教育局安排在距离县城五十里的一个乡办初中担任老师。就在何冬梅任教的第二年，宁耀辉担任了凤山县的副县长。宁耀辉一句话，何冬梅回到了县城。就在那一年，何冬梅顺理成章地给宁耀辉做了情人。何冬梅很自然地完成了由感激宁耀辉到喜欢宁耀辉这个过程。回想当初，可以说，是何冬梅主动投入到宁耀辉的怀抱之中的。她现在恨宁耀辉毫无理由。她在宁耀辉那里享受到的不只是偷情的愉悦，她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有了依靠和安全感。她觉得她和宁耀辉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他们之间是真感情，不是苟且；宁耀辉尤其善解人意，余兴来还是宁耀辉介绍给她的。那时候，余运来是县交通局局长，那个局正好由宁耀辉分管，因此，两个人打交道多一些。余运来在宁耀辉面前谈及弟弟的婚事，宁耀辉就把何冬梅介绍给了余兴来。何冬梅虽然知道，宁耀辉断然把她推给了别人；宁耀辉这样做，是为了她的以后着想，但她还是抱怨宁耀辉要把她推出去。宁耀辉说，我都快五十岁了，我不能那么自私，叫你守着我。何冬梅说，我就是要这样守你一辈子。宁耀辉苦笑一声：你太浪漫了，活人是很实在的事，女人没有丈夫不行。在宁耀辉的说服下，何冬梅才答应嫁人。宁耀辉承诺，嫁人后，两个人即刻分手。
对于余兴来，何冬梅是满意的。假如说，余兴来没有任何瑕疵，何冬梅未必满意，正因为余兴来走起路来一条腿有点跛，何冬梅才接纳了他。何冬梅心里清楚，她是有污点的，因为余兴来的身体上有一点缺陷，可以减轻她的污点给她带来的心理压力。虽然，何冬梅的“污点”和余兴来的腿残没在一个档次，没在一个等级，没有可比性。可是，何冬梅却要把石头和棉花放在一个天平上去称。何冬梅的这种心理状态真是有点所出其左，使局外人无法解读，无法认可。当然余兴来对于何冬梅更满意。余兴来甚至不明白，何冬梅这么漂亮，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为什么要嫁给他这样一个有瑕疵的男人？余兴来心生疑惑，觉得他和何冬梅不对等，何冬梅的漂亮如同高山一样，使他抬头仰视，有些惴惴不安。可是，他不能不相信他的亲哥哥，他的哥哥能把一个烂女人推给他吗？再说，他也渴望得到何冬梅。哪个男人不渴望有一个漂亮妻子呢？他的欲望淹没了疑虑。两个人相识三个月就结了婚。
余兴来当初在凤山县酒厂，开一辆大卡车，东奔西忙。县办企业改制后，他买断工龄，在县城跑出租。他的腿疾是在酒厂开车时，出了车祸落下的。虽然腿疾对他的生活影响不大，但终归不是四肢健全，他能娶到何冬梅也满足了他的自尊和虚荣。在一般人看来，女人的漂亮总和风流紧紧相连。余兴来和何冬梅结婚后，不是没有发觉，而且根本没有感觉到妻子有不贞的蛛丝马迹。他从没有对何冬梅起过疑心。
因此，当余兴来拿到了余伟和他的DNA报告单以后，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他懵懂了。他隐隐约约感到，何冬梅是一眼深井，一个矿藏，有点深邃，他看不透。他压制了自己的冲动，也许，他冲动不起来——何冬梅这二十六年来对他太好了，对他爱得一丝不苟——她的爱好像大功律的灯光一样那么明亮，那么强烈。他怎么去质问何冬梅呢？他觉得，他一张口，不但弄脏了何冬梅，连他自己也脏了。他宁肯相信DNA的检验是错误的，也不相信余伟是别人的儿子。
余兴来尽量装出一副无所谓，不让何冬梅察觉他的情感变化。他的潜意识和他的行为在两条道上跑，因此，使他的动作显得有些别扭，有些生硬，有些做作。包括他在何冬梅面前走动也轻手轻脚，如同做贼一样。他极力使自己和何冬梅说话保持自然、流畅，他越是表演，越虚假，说起话来竟然词不达意，结结巴巴的。
这一切，都逃不出何冬梅的眼睛，余兴来越是这样，她越痛苦。余兴来和余伟的血型不一样，肾脏配不上对，已是铁的事实。虽然她不懂医学，不知道，这是不是检验血缘关系的铁证，她的内心是清楚的，她做了什么，她能哄了别人，哄不了自己。没有比内疚更痛苦的自我惩罚了。
余伟痊愈后去省城应聘上班了。家里只有余兴来和何冬梅两个人。
一天，吃毕晚饭，余兴来在客厅里坐了片刻，打开了电视，何冬梅说，老余，你把电视关了，我有话说。余兴来一看，何冬梅满脸忧伤，就关了电视。
你是不是做了检查？何冬梅突然来了一句。
什么检查？
还用我说清楚吗？其实，何冬梅是在诈余兴来，她并不知道，余兴来和余伟做了DNA。
你知道，我一辈子都没说过一句假话。余兴来说。
我承认你没说过假话，可是，这一次，你说了假话。
冬梅，不要再逼我了。
说实话。
我做了DNA鉴定，我错了，好吗？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要看结果。
算了，不要看了。无论结果怎样，余伟都是咱们的儿子。
我要看，去取。
何冬梅的口气不容置疑，她用目光死死地压住余兴来。余兴来仿佛喘不过气来了。他站起来，进了卧室，把两个人的DNA鉴定给了何冬梅。何冬梅看了看，忽地站起来，要向门外走。余兴来拦腰抱住了何冬梅。能听见两个人都不均匀的喘气声，能听见窗外的黑夜发出的粗糙的声响。何冬梅掰开了余兴来的手。她转过身来，看了看余兴来。平静地说，老余，咱离婚吧。余兴来说，不，冬梅，我离不开你。何冬梅说，那好，你来，你坐下，听我把我的事情给你全抖出来，我说完之后，你再说不离婚的话。
两个人都重新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何冬梅把她十八岁那年被迫做了几个月小姐之事和给宁耀辉做情人的事全都袒露在了余兴来面前。
何冬梅说，这全是真的，没有一句假话，我骗了你二十六年。何冬梅话一落地，是短暂的沉默。接下来，一记耳光打在了何冬梅脸上。这记响亮的耳光似乎把余兴来打醒了。他愣了一瞬间，嘴一张，放声大哭。何冬梅似乎雕在了沙发上，她没有还手。没有哭喊。二十六年来，似乎就等着这响亮的耳光的到来。余兴来拉住何冬梅的一只手在自己脸上打。冬梅，不是你的错。你打我吧，打，狠狠地打。何冬梅甩脱了余兴来的手臂，顺手在茶几上拿起水果刀，她将刀递给余兴来：老余，你一刀把我结果了算了，我骗了你二十六年。我一身脏，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儿子。余兴来哭着说，是他们对不住你！他们！你没有错。何冬梅举起刀，要向自己心口戳。余兴来夺下刀。两个人相拥相抱，痛哭在了一起。
第二天，余兴来没有出车。
一连两天，余兴来没有回家。何冬梅给他打电话，手机关机了。她急忙四处去寻找。我们和余运来和杜雪丽都放下工作，去西水市，去省城寻找余兴来。一个月过去了，没有找见余兴来。半年过去了，还是没有找见余兴来。何冬梅在余兴来脱下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是余兴来的字迹：冬梅，我出去走走，你和儿子好好生活。我知道，不是你的错。我不该责备你。你和我一样，是苦命人。生活不会再亏待你的。我爱你。我爱咱们的儿子。何冬梅把纸条给我们，跌坐在地板上，泪水喷涌而出。
冯积岐，陕西人。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选载、入选各种年选。出版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逃离》《村子》《遍地温柔》等十二部，八卷本长篇小说文集。作品曾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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