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种》2020年第12期｜黑铁：无所依
2023-11-14小说天地黑铁
一
赵兰兰身处日本宪兵队的刑讯室，忽然瞪圆了眼睛，向我高喊：“夜枭，交稿子了！”
我骤然惊醒，颈椎酸痛，满头大汗，心脏狂跳。因为压在胳膊上时间太长，眼前一片模糊。当我终于看清……
赵兰兰身处日本宪兵队的刑讯室，忽然瞪圆了眼睛，向我高喊：“夜枭，交稿子了！”
我骤然惊醒，颈椎酸痛，满头大汗，心脏狂跳。因为压在胳膊上时间太长，眼前一片模糊。当我终于看清……
一
赵兰兰身处日本宪兵队的刑讯室，忽然瞪圆了眼睛，向我高喊：“夜枭，交稿子了！”
我骤然惊醒，颈椎酸痛，满头大汗，心脏狂跳。因为压在胳膊上时间太长，眼前一片模糊。当我终于看清了眼前的电脑屏幕上满满当当的五号字符，才想起自己身在编辑部，刚刚做了一场噩梦。
我转头看见小冯站在桌边，她轻声道：“张哥，主任说今天下午稿子要送到印刷厂排版了，咱们互换校对的稿子……”
我看着桌上的那一摞A4打印纸，点了点头：“你的稿子一小时后给你。”
小冯有点惊讶：“一小时？”
我拉开抽屉，在一堆稿纸中翻拣出一支没有帽的红色水性笔。
我说：“顶多一小时。”
小冯将我的稿子放在桌上，转回到对面的座位。
我瞥了一眼，那一摞稿子干干净净，一个红点都没有。
我心说，小冯刚毕业，就她那点经验，能在我的稿子里校对出什么来？
窗外响起一阵知了的叫声，办公室一角的落地扇，有气无力地摆着头，送来一阵热风。我决定先去洗一把脸，再回来看小冯的稿子。
一捧凉水泼在脸上，让我清醒了许多。我心中盘算着，程老师要我明天交稿，昨晚熬到两点，一集剧本已经写了三分之二，今天下午看完小冯的稿子，再赶赶工，应该能赶出来。这是第十五集，夜枭、夜莺和池田少佐在日本宪兵队刑讯室的大场戏，要慎重处理，晚上再修改一遍。明天剧本交上去，六千块就到手了。
我琢磨着怎么制造戏剧冲突，走出卫生间，兜里的手机响了。
我甩甩手上的水，拎出手机，见来电者是王哥，便开门出了办公室，走到院里。
电话接通，王哥在那头说：“小张，我这有个活，着急……”
我答应着，不忘跟王哥客气：“王哥，您离开本社进京高就好几年了，还想着小老弟，我十分感动。”
王哥打断了我：“别扯没用的。最近我们接了个日本战国史的书稿，是部里退下来的老领导写的。社里非常重视，准备列为重点书目，现在着急找个外校。时间紧任务重，两周完工，不过报酬也高。”
王哥的口音和五年前略显不同，绵密而急促，很多音节尚未全部展开，便被下一个音节所吞没。无处不在的儿化韵更是表明他已经彻底融入北京这座城市。显然，他目前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尤其是文化中心，已混得风生水起。
部里，当然是王哥所供职的出版社的上峰，这样的书被列为重点书目，也在情理之中。不过那个部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主管的领域涉及工业与能源，却与文史无涉。这样一位老领导写日本战国史，十有八九靠的是满腔热忱，而非学养。一想到要给历史民科校对书稿，我不禁头大。
我心里打着小算盘，王哥却在那边循循善诱：“正常外校也就千字三块，我给你争取到了千字十块，交稿即付。这么俏的活，别人抢都抢不到，你可别说王哥没想着你。”
也不知道这位老领导许了什么愿，让王哥这么热情。我心中有点腻歪，虽说都是兼职，可当外校点灯熬油，这点小钱跟当枪手写剧本的收入比起来，简直九牛一毛。
我不好明说，只得佯装谦虚：“王哥，您太高看我了，我就是个杂志社的小编辑。这种大活，您得找专家啊，我可不成。”
王哥说：“张天明，你少跟我这假模假式的，你是李老师的高徒，这点小活对你还算事吗？赶紧把地址发过来，我马上安排人给你发书稿，快递，明天就到。”
我还要推辞两句，王哥却抢白道：“也不用谢我，等我春节回来，请我一顿羊汤就行了。”
王哥提到了李老师，仿佛触动了冰川上一条微不可见的细纹，随着一阵咔咔的轻响，冰川顺着细纹的方向开裂，剥离，坍塌，露出了里面被冰封的往事。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还有人记得李老师，我都快把这老爷子给忘了。
二
我第一次遇见李老师，大概是十年前吧，那时候我跟小冯一样，刚毕业不长时间，冒冒失失地按着一份人才市场门口分发的小广告打了电话，又稀里糊涂地成了本社的一员。不过我那时候没有小冯幸运——主要是没有她那211名校毕业生的学历，于是没法刚一进社里就当文字编辑，只得从编务干起。
那天我正忙着装刊。牛皮纸信封是从发行部领来的，已经贴好地址，装的时候按照标明的册数塞入杂志，往下蹾蹾，然后捏住封口，用订书器从左至右，依次钉三个订书钉，再把信封倒过来甩甩，保证封口不会裂开，最后扔进旁边挂在椅子背上的白棉布邮袋。
这活没啥技术含量，而且枯燥乏味，不过可以让我显得不那么无所事事。所谓编务工作，无非就是去印刷厂取送文稿清样而已，每月只有下半月忙一些。
编辑部门外传来敲门声，声音不大，不急不缓，但清晰可闻，先是敲两下，然后隔两秒，又是两下，两秒后再两下。
王哥坐在门口位置，正占着全编辑部仅有的一台电脑玩扫雷。他听见敲门声，起身开门，还转头喊了一声：“李老师来了。”
编辑部主任常姐和另外两名文字编辑听了王哥的话，都放下手里的活，站起来，望着门口，仿佛在欢迎贵宾。
我看这阵势，忙放下手里的信封，心想，李老师是何方神圣，搞得大家都这么庄重。
王哥开门，把李老师迎了进来。
彼时正值盛夏，和现在的天气差不多，李老师拎着个黑色布兜子，头上戴着白色尼龙凉帽，穿了件白色短袖衬衫，隐约可见里面穿着白色背心，下身是蓝灰色纱料长裤，脚上穿着皮凉鞋，黑色皮条间露出白色的棉线袜子。
众人都轻声跟李老师打招呼，语气中透着尊敬。每当有人称他李老师，他都要点点头，圆脸上挂着微笑。
常姐热情地问：“李老师怎么来的？”
李老师笑着说：“骑车。”
“您老今年都七十了，还骑车。”
“回去正好买点菜。”
“梅老师又点菜了？”
李老师笑着点点头。
我也跟着叫李老师，李老师见我，先是一愣，然后问身边的王哥：“这位是……”
王哥忙介绍：“小张，张天明，刚进社，是编务。”
王哥又介绍李老师：“这是李老师，春山社的老前辈，给我们把关的。”
李老师忙摆手：“老前辈说不上，大家都是编辑，同行吧。把关更谈不上，就是外校，发挥点余热。”
李老师说完，跟我握了握手，说：“年轻好，后生可畏。小张同志是刚毕业的？”
我低着头说：“今年刚毕业，东北商贸。”
我之所以低着头说这话，是因为东北商贸实在算不上什么好学校，不过是本市介于二流与三流之间的那么所大学，教学楼低矮，宿舍破旧，教学质量也就那么回事，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学生食堂。
李老师却热情地说：“我是省立沈阳商专毕业的，算起来我们还是校友。”
我没想到眼前这位七旬老者，会跟我是校友。
一旁的常姐说：“小张，把你桌子拾掇拾掇，给李老师搬把椅子。”
我这才注意，我占了编辑部东北角的一张空桌，原来这是给李老师用的。我忙把桌上的信封挪到一边，又摘下邮袋子，拽到一边，把椅子摆正。
在我忙活的时候，李老师站在一旁，摘下凉帽，从衬衣的上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他的头发稀疏，白多黑少。
李老师略显抱歉地说：“光顾着说闲话了，还是先说稿子。”
李老师向我道了谢，坐在椅子上，从布口袋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印着春山文艺的名头。他从信封中抽出一大摞稿子，稿子中间夹杂着长长短短的小纸条。李老师拿出一个黑色人造革的眼镜盒，取出琥珀色镜框的老花镜戴上，再拿出一支铅笔和一支红色水性笔，才抬起头，望着围拢在桌前的编辑们。
李老师看了看手头的稿子，冲王哥点了点头说：“先从小王开始吧。”
我站在李老师身后，看见稿子上有铅笔和红笔两种字迹，总体而言，铅笔字迹居多，红笔字迹则寥寥。我不明所以，不知为何要做两种标记。
我琢磨着，李老师已经讲了过半，他音量不大，可能是年纪大了，口齿有些不清，再加上他说话轻声细语，未免要听者凑近了才行。于是王哥便双手撑在桌面上，探着前身，看起来很虚心。李老师翻到一份稿子，上面附着一张小纸条。他用食指搓了两下，有点儿费力地搓起小纸条，拈在手里看了看，我见那面上满是铅字，像是用作废的文稿裁成的，更觉好奇，不知这小纸条意味着什么。李老师略顿了顿，将纸条翻过来，那一面的空白处，用红笔写着几行小字。李老师见了那几行小字，恍然大悟，像是记起了什么。
李老师拿起红笔，指着文稿中的一处铅笔记号说：“小王，这个生氽丸子菜谱里，意思是‘将肉馅挤入水中汆熟’，可你用的是‘氽’字。这个氽，当油煎讲，南方有个小吃叫油氽臭豆腐，就是用油煎臭豆腐干。我看你这个菜的做法，该是水汆，而不是油氽吧？”
李老师望着王哥，不像是批评错漏，倒像是求教。
王哥挠挠头说：“是水汆，可能是作者把这俩字弄混了。”
李老师点头：“你回头和作者确认一下。不过这种事也难免，毕竟现在都是打印稿，不比我们那时候，看的都是手写稿，宋体字的汆和氽太像了。”
李老师替王哥找了台阶，王哥不住地点头，而其他的编辑，包括常姐，莫不如是。他们一面被李老师指出错误，一面又坦然接受着他的开脱。不过在我看来，除了王哥，别人都有点心不在焉。大多只在讲自己文稿的时候，才认真听听。
当李老师把常姐的文稿讲完，常姐请李老师去总编室坐坐，二人走出了编辑部，刚将那一摞稿子留在桌上，就被几名编辑瓜分殆尽。
桌上还剩常姐的稿子，以及一小堆散落的小纸条。我闲着无聊，拿起常姐的稿子逐一翻看，上面铅笔和红笔做出的标记不少，甚至超过了王哥。
我震惊于这些标记之多，因为这期交稿的时候，总编特意嘱咐让我通看一遍，熟悉熟悉，兼做学习。我看完觉得文稿编得都挺好，堪称无懈可击，可到了李老师手里，这些文稿居然呈现出错漏频出的另一面。
老眼昏花的李老师是怎么敏锐地找出这些错漏的？我不得而知，更无法想象。
我没注意到走廊里常姐送李老师出去的说话声，甚至等她和总编走进编辑部，我都没察觉，直到常姐抽走我手里的稿子。
总编瞥了一眼稿子，说：“以后把统计编校错误的活也交给小张，这也是个学习的过程。”
常姐点点头，说：“小张，回头我把统计表给你，我们几个文字编辑每人一张，红笔勾出的错误，统计一下，然后汇总交给我。”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总编对常姐小声说：“小常，这个月错有点多啊！”
常姐没吭声，只是轻轻点了点头，总编转身离去。
刚才还挺热闹的编辑部，陷入一阵令人尴尬的安静之中。
常姐忽然啪的一声把那摞稿子摔在了自己桌上。
于是更没有人说话，安静就这样持续着。
我琢磨着刚才李老师坐在这张桌前的讲解，没发觉编辑部安静了许多，连王哥都不去玩游戏了，专心致志在自己座位上改稿子。我将桌面上遗留下来的小纸条一一捡起，捋平。忽然想起，还没来得及听李老师说东北商贸的沿革，他就走了，不免心中有些失落。
三
王哥说我是李老师的高徒，其实我从未有拜师的念头，李老师也从未表示出要收徒的意思。我跟李老师严格意义上讲，有业务往来，算同事。
虽说初遇李老师那个上午，我被他老人家领进了一个新天地，却不想在一脚踏进这个新天地之时，也惹上了麻烦。
常姐将四张打印好的统计表交给我，将上面的项目一一指给我，教我如何填写。都交代完了，她还特意加了一句：“红笔勾出的是文字错误，统计到表里，但铅笔勾出的是不妥之处，需要商榷，在改与不改之间，不必计入统计。”
我先收齐四位编辑的稿子，然后按照常姐交代的，逐一按人统计。我记着总编说的话，没有只是统计了事，还仔细逐条读了做标记处，不但是红笔的，还有铅笔的。我在诸如是“待在屋里”还是“呆在屋里”，或者“品味煎饼”还是“大吃煎饼”之类的差异中仔细推敲，以希找到它们的不同。有些显而易见，但有些则不知所谓，我只好找了个笔记本，将不明白的一一记录在案，想着下次李老师来，好向他请教。
我这么做，除了求知之外，还有一点私心。我不甘心一直做一名编务，我羡慕编辑们的工作，羡慕他们有机会编辑整理稿件，稿件在下厂，排版，校对，付印，装订后，通过邮路分发到全国的读者手中。在每篇稿件的末尾，都会印上他们的名字。我也想把自己的名字印上去，好像是一个匠人的印戳，表明此产品出自本人之手，质量合格，技术过硬。坚定中透着骄傲。况且，编辑的工资要高出编务许多。
应聘的时候，总编曾经说过，别小看编务，编务是多面手。编务做好了，以后当编辑不是问题。他说完这话，还补充了一句，说本社从来都是只看能力，不看学历，能不能当编辑，工作表现上见。
只可惜关于怎么成为一个编辑，并没有谁教我，一切全凭我的观察。从月初到月末，一个出版周期过去了，我默默地看着。我原以为我懂了，做编辑无非就是做选题，约作者，编辑稿子，审读清样，如此而已。今天李老师的到来，给我上了一课。我恍然发现，原来自以为懂的，不过是皮毛。至于做个文字编辑，我还差得远呢。别说做选题和组稿了，连文字都不过关，遑论其他？
我一边研究一边记录，总算做完了统计表。我发现，无论每个人的文稿上标记有多少，红笔勾出的错误却不多不少，都是两个。甚至是标记比别人多了许多的常姐，也是两个。我当时只觉得是巧合，全没往深处想。要不说无知也是一种幸福呢，假如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就像小冯似的，马马虎虎干完手头的活就盯着手机追剧，也不会给自己惹上后来的麻烦。
常姐接了表格，逐一翻看过之后，签了字，在桌上蹾了蹾说：“十元又没了。”
我这才意识到，原来一处文字错误是要扣五块钱的。
等我再见李老师，已经是下个月的中旬。
依照总编的意思，李老师年事已高，让他来回奔波实在于心不忍，而且路上出了意外，社里也是要负责的，于是由我每月把稿子送到李老师家。因为稿子返回来的时候，李老师还要逐一讲解，所以还是要麻烦他来社里一趟。
常姐给李老师打了电话，又跟我交代了李老师的住址。那时候杂志社在同泽街，老轻工厅的小院里。李老师住春山社的宿舍，在医大后身，步行的话也就两三站地。
我走出杂志社的小院，迎面是两栋小楼。小楼两层，独楼独院。两栋楼都已破败不堪，木质的窗框上，灰蓝色的油漆斑驳。原来应该是敷以青瓦的房顶胡乱铺着油毡纸，三三两两地压着碎砖头，后砌的烟囱下面抹着灰色的水泥，上面是土黄色的陶筒，歪歪扭扭地伸向天空。楼的四周是一圈矮墙，因为是碎砖垒的，所以凹凸不平。墙上因为风雨侵蚀，一些红砖已经裂解开片，渐渐剥落。取而代之的是墨绿色的青苔。
两栋小楼虽然残破如斯，可依旧顽强地立在路边，梁柱还在，格局还在。我猜当初它们也许是某个奉系大员的宅邸。随着岁月流逝，小楼的主人从一个变为许多个，官员的宅邸变成百姓的大杂院。无人维护，或者说太多人胡乱地维护着，小楼才会沦落至此。
我就这样胡思乱想着，不觉间已经走过了中山广场，在医大门口过了马路向南，拐进一个路口，路北是出版局，路南是汽配城。再向东走，一片吵闹声传来，那是一所中学。我顺着吵闹声走到路口，转进小区，顺着电梯上到三楼，敲了敲左手边的防盗门。
随着门里一阵脚步声，门被打开，一个头发花白，穿着浅蓝色绸衫的老太太开了门，我问是不是李老师家，她盯着我的T恤衫，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我解释说，我是《保健指南》杂志社的，来给李老师送稿子。
她转头对屋里喊着：“谦君，杂志社的同志来给你送稿了。”
老太太把我让进屋，穿着背心的李老师从屋里迎了出来。
李老师忙给我介绍：“这是我爱人，姓梅，你就叫梅老师吧。”
我小声喊了句：“梅老师。”
梅老师盯着我的T恤衫，嗯了一声。
李老师又介绍道：“这是杂志社的小张，也是我的小校友。”
李老师发觉梅老师的心不在焉，问：“小梅，你看什么呢？”
梅老师摇摇头说：“画得倒是不错，可大红配黑……还写了这么句话，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喜欢这个。”
李老师轻声提醒：“小梅！”
梅老师说的是我T恤衫上的一幅老宣传画，那时候正赶上复古风潮，一大批六七十年代的宣传画忽然大受欢迎，于是它们被大批量地印在T恤衫上、马克杯上、手机后壳上。那天我穿的T恤衫上，印的正是这个玩意。我只当好玩，却没想到引起一位老人这么大反应。
梅老师在后面关门，李老师领我穿过兼做厨房和餐厅的门厅，走进宽大的书房。
李老师小声说：“你别介意，估计梅老师是又想起六六年了。”
我来不及细问，跟着走进书房，看见西面是从地板直达房顶铺满了整面墙的书架。南面玻璃窗下是个长条沙发，前面摆着漆木茶几，茶几上放着一些杂物，但被刻意摆放过，显得井井有条。与茶几相比，贴着东墙放着的一个小书桌就杂乱多了，上面摞着几摞稿子，几本老旧的词典夹在书立里，书立左边是个小台灯，右边是个竹制的笔筒，里面插着各种各样的红笔。笔筒旁散乱地扔着一堆小纸条，就是李老师夹在稿子里做提示的那种。
我从背包里掏出稿子交给李老师，他让我在沙发上稍坐，自己坐在书桌前，戴好眼镜，照着目录逐一翻检着稿子。
我无所事事，侧头打量着书架，才发现书架被藏书塞得满满当当，竖立的书上又横着塞进了书，每个格子都被填满，没有一点空间，书架暗红色的隔板被压得下弯。
梅老师给我端了一杯茶进来，我忙起身双手接了。
梅老师见我盯着书架看，便说：“小张也喜欢看书？”
我答道：“就是平时看点闲书。”
梅老师点点头，却没说话。她盯着满满当当的书架，轻轻叹了口气。
我有点意外，本以为她会说年轻人应该多读书多学习之类的老生常谈。
李老师翻检完了稿子，把稿子在桌上蹾了蹾，随手拿起个印着春山文艺名头的旧信封，把稿子装进去，又拿起铅笔，在信封上写了日期。
李老师说：“三天以后是周五，我上午把稿子送去。”
我原本想把笔记本拿出来，向李老师请教一下，可茶几上的电子表响起了闹铃声。
李老师起身关了闹铃，打开旁边放着的透明药盒，从里面的格子里掏出两片药，放在梅老师手里，又到厨房倒了杯水。
李老师端着水进来，抿了一小口，然后满意地说：“小梅，吃药了。”
我不便打扰，只好和李老师道别，梅老师说：“谦君，替我送送小张。”
出了门，在等电梯的时候，李老师犹豫着，仿佛是有话要说，等提示灯闪亮，电梯门打开，他才开了口。
李老师：“小张，下次来，能不能换件衣服？算是照顾照顾梅老师，她见不得这些。”
我爽快地答应，走进了电梯。
在电梯里，我琢磨着，以李老师的性子，怎么取了个“千钧”这样的名字？
四
李老师再来的时候，和上次一样，针对每个人的稿子，一个错处一个错处仔细地讲。编辑们依然心不在焉地听着。
等李老师讲完，又去财务那领了劳务费，我送他出门。
我问：“李老师，为什么您能发现那么多问题，我却看不出来呢？”
李老师顺着腰间的钥匙绳，在裤兜里掏出钥匙，刚要开车锁，听我这么问，停了下来。
李老师看着我，仿佛是想找到问题的答案，可在我看来，他也没什么把握。
过了一会儿，李老师缓缓道：“还得多读书吧，全靠经验和积累。”
我有点儿失望，不相信答案会这么简单，又追问了一句：“还有呢？”
“还有……”
李老师欲言又止，我更急了。
他看到我的热切，犹豫了一下说：“做校对，不要轻信，不光不能相信别人，连自己都不能相信。遇事多存疑，还要多想。有了疑惑去翻翻工具书，再想想工具书给出的解释是不是合理。”
李老师说完，就忙打开车锁，跟我挥了挥手，骑着车远去，把我扔在门口。
等我琢磨明白他说的话，他已不见踪影了。
骑得那么快，就跟逃跑似的。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李老师说的都是中肯之言。对文字的感觉，就像是刀锋，只有不断用文字和怀疑磨砺，保持锋锐，才能无往不利。这些都是慢功夫，一个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例如当年的我，想做到这些，很难。如果我能穿越回过去，面对那个满脸困惑年轻的我，要说的，也和李老师差不多。
不过我懒得说，因为现在已经没人在乎了。
当小冯刚入职的时候，总编曾经语重心长地说，新同志来，经验不足，像我这样的老编辑要多帮忙。因为他这一番话，我还纠结了一番，心想自己忙着写剧本，每天昏天黑地，要不要再抽出时间精力帮新同事一把。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多虑了。
小冯对于文字编辑这份工作，并没有多大热情，大多数时间是敷衍了事。上班时忙着追剧和逛淘宝，稿子编得错漏百出。
我盯着小冯的稿子，未免有些气恼。可当我看见显示器上的文档，是自己正在赶的剧本，不由得暗骂自己矫情。自己忙着在工作时间浑水摸鱼，有怎么好意思要求别人一心一意？在夕阳中努力飞奔，只能比别人先一步抵达暗夜。在红海中奋力扑腾，只能比别人早一点被巨浪吞没。
在一个暮色沉沉的行业中，一个行将就木的杂志社，那么认真给谁看呢？因为认真吃的亏还不够吗？
当初我怎么就没把李老师当成反面教材呢？早如此，学王哥早点抽身离开，也不至于沤在这里一点点发霉腐烂。
现在看来，那时候的自己，真是傻得可以。
李老师走后，我一面琢磨着他的话，一面做统计表。和上个月一样，每人两个错处，不多不少。这是李老师给出的最终结果。
可我却觉得这个结果非常可疑，于是我又核对了一遍，发现在铅笔勾出的标记中，有几处确定无疑，就是错误。我精神为之一振。果然要有怀疑精神，包括对李老师。
受到鼓舞的我跟王哥借了本《现代汉语词典》，将铅笔标记挨个查了一遍，又发现了一些，而且以常姐居多。
面对赫赫战果，我颇为得意，于是兴冲冲地将那些揪出的问题一一列入统计表。
等我做完了统计表，交给常姐。常姐忙着给儿子打印补习材料，把表随手放在一边。
我不好提醒，只好坐回自己的座位，挑了一册两年前的合订本，佯装学习，可一边翻着合订本，一边瞄着常姐那边的动向。
常姐终于忙完了，随手拿起统计表，低头看着。没等她看完第一张表，就把我喊了过去。
常姐把表扔在桌上指着说：“小张，这是怎么回事？”
我看到那张表格正好是她的，心脏跳得厉害，仿佛是上学时偷偷预习了课文，迫不及待地等着老师上课时候提问。
我说：“常姐，咋了？”
常姐尽量压低声音：“李老师画出来的错误只有两个，你怎么统计出来这么多？”
我说：“我核对了一遍，觉得里边有几处的确是错误，是李老师漏了。”
常姐冷笑道：“你核对过？谁让你核对的？李老师漏了？你才来社里几天，比李老师还有经验？”
我跟常姐的对话，吸引了其他编辑的目光，我感觉如芒在背。
常姐见我不说话，于是把表格和稿子一起扔到我面前：“重做！”
这时编辑部的门响了，总编侧着身跟王哥说：“小王，打火机借我使使。”
我听见总编的说话声，忽然鼓足了勇气，指着表格说：“蒜蓉的蓉，明明是草字头加个容易的容，用鹿茸的茸是错的。鹿茸的茸，意思是草初生纤细柔软的样子，现汉上写得清清楚楚。”
我说的特别大声，仿佛不是争辩，而是求助。
我说完，又转身从桌上拿过《现代汉语词典》，翻找茸字那一页。整个编辑部寂静无声，只有我哗啦哗啦翻书页的声音。
我终于翻到了那一页，递过去，常姐却没接。
总编走过来问：“小常，怎么回事？”
常姐将脸别到一边，嘟囔着：“让他自己说吧。”
总编望着我，我申辩着：“李老师校对后的稿子有漏的地方，我核对后就都列进统计表了。”
总编伸手，我把统计表和稿子递给他，他对照着统计表和稿子翻看过后，轻轻在稿子上拍了拍。
总编对常姐说：“下午一点，编辑部全体开个会。”
总编说完，冲我点了点头，转身出了编辑部。
下午的会，开得不算长，也就十几分钟。主要是总编讲，我们听。总编先是回顾了本刊1999年创刊以来，艰苦创业的历史，接着又强调，编校质量一向是社里重视的问题，所以才请了李老师这个经验丰富的老前辈来给把关。总编痛心疾首地说，李老师是拐杖，是我们学着走路时候用的，可抱着拐杖不撒手，就想这么跌跌撞撞走下去，那可不行。李老师年事已高，我们不能依靠他一辈子。这期稿件质量很差，错漏这么多，就是习惯依靠李老师的惰性在作怪。在这方面，各位老同志还不如我这么个新人有觉悟。
总编顿了顿，大家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沉默不语。
总编点了支烟，继续说，这期的稿子依照小张的统计结果，该扣多少钱，就扣多少钱，绝不姑息。以后也是如此。总编还特意叮嘱我，让我代为转达，以后李老师看稿子，不要用两色笔，只用红笔。统计的时候见红就录入。
会就这么开完了。我坐在座位上，感到一阵虚脱。对于总编的认可，我高兴不起来，因为编辑部里的沉默一步步向我逼近，阴冷而沉重。
五
我点燃了一根烟，蹲在树荫下，看黑色的工蚁为一小块饼干渣来回奔忙。
看来王哥在北京混得不错，已经乐不思蜀了。可能跟他做了部门领导有关，已经习惯于将自己的好恶附加在下属身上。不过他忘了，首先，我不是他的下属；其次，我已经很久不吃羊汤了，因为闻不得那股腥膻味。
再去李老师家，是九月末，中山广场四周搭建的花坛上，已经摆满了鲜花，沿路两侧的电线杆上都悬挂了国旗。可能是因为十一将近，就连街上人们的脸上，也都洋溢着笑意。阳光给街道和人们镀上一层温暖的金黄，节日的气氛仿佛一夜之间充满整个城市。
不过我走在街头，却瑟瑟发抖。最近有台风一路北上，带来了连绵数日的云雨，气温也随之下降，天气一下从中秋过渡到早冬。不知道看天气预报增减衣服的我，只穿了件长袖T恤衫，抵挡不住早来的北风。
我打了个喷嚏，琢磨着怎么跟李老师转达总编的意思。不知不觉已经走到路口。我嗅到路边小饭铺里飘出的香气，寒冷让饥饿变得格外鲜明。我透过玻璃窗向里面望着，氤氲的蒸汽中，一个男人坐在折叠桌旁喝着羊汤，他对面那个，则守着一盘馅饼和一小碗羊汤，仔细地剥着蒜。玻璃中映出我的倒影，我忽然想起李老师的嘱咐，看了看那个倒影，确认自己今天穿的T恤衫上中规中矩地印了一排白色的METALLICA，虽然首尾字母的笔画有些剑拔弩张，但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政治意味。
我看了看手表，已经到了在电话里和李老师约定的时间，但我决定还是进去来一碗羊汤，两张馅饼。
不一会儿，馅饼和羊汤就端上桌了。羊汤热气扑脸，我舀了一勺，抿了一下，很烫，只好用薄铁片一样的汤勺搅拌着，以期能凉得快一点。
小饭铺外隐约传来一阵阵狗叫声，虽然声音不大，却清晰可闻。与其说那些狗在叫，不如说是在哀嚎。声音尖厉 ，尾音拖着拖着，就拖出了下一声，连绵不绝，就像这几天昼夜不停，黏黏糊糊的雨。
剥蒜的男人把剥完了的蒜握在手心里，拇指和食指掐了一瓣，一口咬下，然后一边嚼着一边喝了一口羊汤，闭着眼睛，神情享受。
他对面的那位则没那么超然，趁着老板上汤到时候问了一句：“那边是干啥的，这么多狗叫。”
老板上完了汤，一边抹着桌子一边说：“医大存实验材料的地方。”
“实验材料？”
“狗、兔子、青蛙啥的。听说是给学生们练手用的。”
我听了老板的话，羊汤的腥膻味升腾上来，撞进鼻子，搅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不敢再去看那奶白色的羊汤，把碗推到一边，匆匆吃完了两个馅饼，结账走人。
老板诧异地收了钱，然后将那碗羊汤端回后厨。
我走出小饭铺，没拐进旁边的小区，而是迎着风向前走了很久，又兜了个大圈子，才往回走。
我浑身冷汗，在风中瑟瑟发抖，不过还好，身上的腥膻味已经被风吹得干干净净。
到了李老师家，依然是梅老师开的门，这次她认出了我，也没受这件长袖T恤衫什么影响。她把我让进了屋，转身去厨房，叨念着给我来一杯热茶。
我说：“梅老师，不用客气了。”
梅老师伸手用手背碰了一下我的额头，说：“也不多穿点，冻得冰凉，不喝点热茶怎么行。”
梅老师的动作有点突然，而且热情，于是我没躲开。
我把稿子交给李老师，李老师照着目录核对。我没坐到沙发上，而是站在书桌旁。
我说：“李老师，这期遇上黄金周，出版周期得往前赶赶。”
李老师点头：“是，跟去年一样。”
话说完，该转达总编的意思了。可我却张不开嘴，只好掏出了那个笔记本。
李老师核对完稿子，抬头看看我：“有事？”
我的两个拇指摩挲着笔记本的硬壳封面，说：“李老师，您看过的稿子中，有些标记我不明白，想向您请教一下。”
李老师抬了抬眉毛，额头的皱纹明显了许多：“好啊，年轻人愿意学习是好事。”
梅老师端来了热茶，红色的，应该是红茶。
她把我和李老师让到沙发坐下，茶几旁，李老师对着笔记本上我记录的问题一一作答。
他认真地讲着，我认真地听着，可一句也没听进去。
或许是为了掩饰紧张的情绪，我喝了口茶，不但是红茶，里面还放了红糖，甘甜，温暖，直抵肺腑，更让我觉得难受。
终于，李老师讲完了，我得以摆脱煎熬。跟李老师道了谢，揣好笔记本，我起身要走，却被李老师拦了下来。
李老师摘了眼镜，缓缓地折起眼镜腿，仿佛那眼镜腿脆弱不堪，稍有不慎，就会破碎似的。
李老师：“小张，是不是还有事？”
我想起，此行最关键的话还没来得及说，事到如此，不说也不行了。
我把总编的话原原本本重复了一遍。
李老师没说话，他终于折好了眼镜腿，将眼镜轻轻握在手里。
我静静地坐着，努力让自己呼吸得轻一些。
李老师伸手捋了捋额前的头发，说：“那就按总编说的办吧。”
我如释重负。
李老师又说：“小张，下期的稿子，交给我之前，你先看一遍，觉得有问题的地方，用铅笔标出来。”
我诧异地看着李老师。
李老师说：“多学点本事总没错，要做编辑，基本的文字感觉不能少。”
我点了点头，起身离开。
这一次，李老师没有送我，只是望着那张凌乱的书桌发呆。
梅老师送我出门，问我社里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变动。
我强忍住没说出上次因为统计惹出的风波，以及编辑部的那个会，只是说一切如常。
梅老师没再说什么，等我走进电梯，才轻轻关上了防盗门。
六
给小冯看稿子，我多花了点工夫。
其实也并不费劲，因为小冯稿子上的问题，都是那种明睁眼露的常识性错误。只是从前我嫌麻烦，不愿意逐个标出来。除了那些必须改的错别字，其他诸如用词不恰当或者语法错误，我都会轻轻略过去。真要全都标出来，不如让我动手重写一遍。
可今天不知怎么了，我手中的红笔仿佛拥有了自由意志，开始不受我的掌控，从标了第一处开始，便再也停不下来。那劲头，就像回到了十年前。
十年前的那个十一过完，又开始忙起来。我先是在杂志社和印刷厂之间来回取送清样。等签字下版付印后，有一个多星期的空闲时间。说是空闲，其实编辑们已经开始准备下一期的稿件。而我则被指派到发行部，先用不干胶纸打印订阅读者的地址，然后裁切，逐一贴到牛皮纸信封上。这样的信封还要另外多做一批，那是给全国各地中小学以及厂矿免费发放的样刊。信封里装上几年前的旧刊物，再塞上我们自己打印的A4征订广告。等装完样刊，杂志也出厂了，接下来是新刊清点入库，装信封，和样刊一起按地区分装，运到邮局的大件局。
等这一切忙完，下一个出版周期便会启动，编辑们的稿子已经编辑处理完毕，过了三审的流程。我按照李老师嘱咐的，用了一天半时间把稿子统看了一遍，用铅笔将其中的问题全都标了出来，然后准备送到李老师那过一遍外校。
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得知李老师摔伤的。
那天我收齐了稿子，准备给李老师打电话约定时间，却被总编叫到了总编室。
总编先示意我坐下，又拿起烟盒，抽出支香烟，叼在嘴里。他忽然意识到我还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于是把烟盒向我伸了伸：“小张，来一支？”
我忙摆手说：“您抽您的，我不会。”
总编点了点头说：“不抽挺好。抽烟没啥好的，费钱还伤身体。不过干了这一行，没一口烟，干活没精神。”
他说着，在一堆稿纸下找到了一盒火柴，抬手在耳边晃了晃，里面发出清脆的响声。他满意地打开火柴盒，抽出一根划了，用双手拢住，点燃香烟。
他把手上的火柴杆晃了晃，用手指在稿纸下钩出烟灰缸，扔了进去。
总编吐了口烟，烟卷夹在食指和中指间，拇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着，像是在斟酌着要说的话。我不便开口，只好盯着对面那个刷了绿漆的铁皮卷柜，上面贴着一张已经褪色的征订广告，2001年的。广告扩印了本刊2000年某期的封面，封面上那个眼睛很大的女明星双手捧着一串葡萄，做惊喜状，广告的上部印着大红色的宣传语和邮发代号。我回忆着2001年自己在做什么，好像每天都一样，白天上课，下午打球，晚上跟同学去网吧组队打《三角洲》。临考试的时候忙着背考点，那时候根本没想到会选择这么一份职业。
“小张，你跟着李老师时间也不短了，觉得怎么样？”总编忽然问道。
我摸不准这话是什么意思，只好含糊地答着：“挺好，和李老师学了不少东西。”
总编把烟灰弹了弹，说：“可也不能就这么一直学下去。李老师从创刊的时候就帮我们，这一晃五六年了。李老师岁数一天比一天大，总有力不从心的那一天，你说呢？”
我感觉自己心跳得厉害，不知何时，舌下荡漾着口水。我咽了一口，空气却比口水多。
我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不过总编倒是没勉强我，说：“梅老师十一的时候住院了，李老师每天医院家里两头跑，结果在医大门口让车给刮了。”
我忙问：“李老师要不要紧？”
总编说：“李老师打电话来说没什么大事，只是崴了脚，行动不便，在家静养，由他小儿子照顾。伤在脚上，看稿子不耽误。不过这个月的稿子，你得辛苦辛苦，送完还得再取一趟。”
我说：“那没啥，离得又不远。”
总编点点头：“行，劲头不错，跟李老师多学学，以后用得上。”
总编在烟灰缸里摁灭了烟头，说：“去财务把李老师这个月的劳务费领了，给捎过去，再领一百块钱，买点东西，算是社里的一点心意，我打过招呼了。”
我起身离去，总编随手抄起一份文件，在桌面上挥了挥，刚才掉落在桌面上的烟灰被扫落在地。
我先给李老师打电话约好时间，又按照总编说的，去领了钱。李老师的劳务费装在一个小号牛皮纸信封里，封口钉着订书钉，信封上写着“李谦君”三个字。
我这才发觉，此谦君非彼千钧，谦谦君子，人如其名，倒是我想错了。
等到了李老师家，正赶上他小儿子要给梅老师送饭。我跟他小儿子寒暄了几句，又转达了社里对李老师的关切。当然，还递上了四样水果。他小儿子感谢不已，帮我提了东西，引我进了书房。李老师半躺半靠在长沙发上，身上盖着毯子。他正在读着一摞稿子，看见是我来了，忙放下稿子打招呼。
他小儿子把我刚才的话说了一遍，李老师说：“给社里添麻烦了。”
我客套着，他小儿子搬来一把椅子，就是李老师书桌前那把。
我看着那椅子，犹豫了一下，还是坐在椅子上，听李老师说着那天车祸的经过。
他小儿子插话，说要去医大给梅老师送饭，没什么事，一会儿就回来。
他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说：“没事，您放心去，李老师这边有我呢。”
他小儿子道了谢，忙拎着保温饭盒出门了。
我从背包里拿出稿子，交给李老师。
李老师接了，跟往常一样，按照目录检查稿子，只是这次他把稿子放在了毯子上。
我看着那个漆木茶几，上面堆满了杂物，比平时凌乱了许多。茶几旁堆着我拎来的东西。沙发旁倚着拐杖。一双布拖鞋随意地摆在地上，相隔甚远。书房里除了原来的纸墨味，又多了一些别的气息，最刺鼻的是跌打膏药上的药味，然后是生豆油夹杂着鸡蛋的腥气。
梅老师离开这里也就一个多星期，整个房间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李老师检查完稿子，又看完了我标出的问题，点头说我有进步，要坚持下去。这些话说完，他小儿子还没回来，我不便离开，忽然想起之前他说起，我们曾经是校友，便有一搭没一搭地问起了东北商贸的来历。
李老师放下稿子，摘下眼镜，轻轻放在稿子上。
李老师：“东北商贸是1958年并校之后的名字，之前是三所学校，其中最大的一所，就是省立沈阳商专。省立沈阳商专在1945年以前，也就是伪满时期，叫奉天省立商业学校。要是再往前推，是锦州同文商业学校，是日本人建的学校。”
我不由得赞叹：“李老师记得真清楚，这些校史上都没有。”
李老师苦笑道：“当然记得清楚，当年运动时写材料，这些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
李老师指着小书桌上的一个相框，我取了过来，交给他。
李老师指着一排站在东北商贸图书馆门口的老人说：“这是上次校庆时候我们几个同学拍的合影。说是参加东北商贸的校庆，其实我们都是省立沈阳商专的同学。那是我们毕业后参加的唯一一次同学会。之前不敢，是因为我们毕业于省立沈阳商专，都在运动里吃过苦头。之后不敢，是因为大家年龄大了，日渐凋零，不知谁还在，谁已经走了。”
我看着那张照片，上面印着金字：“东北商贸四十年校庆”，那一排老人男多女少，能有十几个人，全都表情严肃，鲜有笑意。李老师站在边上，背着手，嘴紧紧抿着，盯着镜头。
我问：“李老师，你们都是普通学生，为什么会挨整？”
李老师盯着手中的照片，缓缓道来：“1945年日本人战败，蒋特派员代表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曾在奉天省立商业学校巡视过，他将学校名改为省立沈阳商专，还亲手题写了校名。在我1946年入学的时候，校长还曾指着那块刻了蒋特派员手书的牌匾，要我们要努力学习，为建设新东北奉献心力。省立沈阳商专是在国民党省党部挂名的政工教育模范校……”
李老师没说完，他小儿子就开门进屋了，他不再说下去，而是让我把相框放回原处，然后戴好眼镜，跟我约定，三天后取稿子。
七
三天后我取回稿子，交给常姐。
常姐翻了翻，发现稿子中的标红和上个月差不多，就拉下了脸。
我说：“常姐，李老师交代了，他不方便来社里，让我代为把这期稿子里的问题讲讲。”
常姐瞥了我一眼：“都明明白白地标着，还讲什么？不明白的，自己去翻词典。”
常姐说完，逐一点名，把稿子分发到了各位编辑手里。
我还想争辩，却被王哥拍了拍肩膀。
王哥把稿子扔在桌上，跟我使了个眼色，转身出了编辑部。我跟了出去。
王哥点燃一支烟，蹲在墙根，挠着一只野猫的肚子。那只黑白花的猫毫无戒备地趴在地上，任由他挠着，还用两只前爪捧着他的手，时不时轻咬两下。
我走到王哥身边，说：“王哥。”
王哥叼着烟卷吐了一口烟：“你啊，差不多就得了。”
“啥意思？”
“原来每个月就扣十块钱，自从你来了，每月二十都挡不住。扣钱就够说的了，你还要给常主任上课。”
“李老师特意交代……”
“李老师老糊涂了，你也跟着糊涂？这个字错了，就扣五块钱，至于怎么错的，你以为谁都想弄明白？你以为死抠字眼就能当好编辑？”
“可文字工作者得对文字负责，有义务普及语言文字的标准用法。”
“你得了吧你，那套玩意也就你这样刚毕业的才信。小张，我跟你说，编辑就是个职业。你知道这是啥意思吗？”
“不知道。”
“我猜你也不知道。职业就是拿钱干活，拿多少钱干多少活。别扯什么责任义务，就这么回事。这么较真，社里能给你发奖金是咋的？”
“……”
“我知道你肚子里那点小九九，好好表现表现，让总编早点把你转岗到编辑的位置。可你当了编辑又怎么样？李老师当了一辈子编辑，是发大财了还是出大名了？挨了半辈子整，低头编了一辈子书，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可除了那一面墙的样书，他得着啥了？挺大岁数不还得给几家杂志社看稿子，从稿纸里抠点钱，好给老伴治病？”
“王哥……”
“所以啊，人还是想开点吧。人生苦短，差不多就得。”
王哥说完，把烟头在地上拧了拧，站起身。那只小猫也爬了起来，在王哥的两腿间转着，用头和尾巴亲昵地蹭着。
“王哥，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我盯着地上的烟头说。
王哥诧异地问：“你不是不抽烟吗？”
“想来一支。”
王哥掏出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燃，用手掐着递给我。
我接了，放在嘴里吸了一大口，热辣的烟呛得我大声咳嗽个不停。
小猫听了声音，吓得飞快逃走，跑出院子，纵身一跃，翻过矮墙，消失在那座小楼的阴影里。
王哥拍了拍我的后背，说：“不会抽还抽那么一大口，慢点！”
我把烟递还给了王哥，坐在了墙根下。
王哥接了烟，站在我身边，默默地吸着。
烟雾从他的口中喷出，轻飘向上，先是白色，然后是淡蓝色，最后融入空气，消失不见。
王哥弹了弹烟灰：“这年头，也就钱靠得住，至于别的，还不如这么支烟实在。”
王哥抽完，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然后转身回屋。
我盯着那两个烟头，想起上午在李老师家，明显憔悴了许多的李老师花了将近一个小时，跟我解读了稿子中的错漏，然后让我代为向编辑们转达。
我还清楚地记得，李老师对常姐文稿中一处，“味之素”这个词，讲得很细。他说，“味之素”并非固定用法，是日文“味の素”以讹传讹的非规范用法。他在伪满的时候，在小学堂学过日语，所以能够发现这个问题。の是五十音之一，读作no，做助词。李老师说到这，还让我在书架中抽出一本老旧的汉日词典，他翻到味の素那处，指给我看，中文的标准用法就是味素。
可这种事谁在乎呢？
我心里嘲笑自己自作多情，站起身，又抬脚在烟头上蹍了蹍，确定已经熄灭，转身走进编辑部。
我把烟和打火机扔在桌上，抄起那摞看完的稿子还给了小冯，小冯看到上面满是密密麻麻的校对符号和红字，脸红了。
我心说，还知道脸红，算是不错了。
我说：“小冯，我虽然画得多，但也不都是错误，有些是细微的文字调整。”
反正如今本社已经没了外校，统计错漏扣钱的制度也荒废了七八年，估计小冯除了一点难堪，也不会损失什么。
我转回自己的位置，把那本《现代汉语词典》塞回到书立，可书芯却挣脱硬壳封面，掉落在桌面上。摔脱了线，泛黄的书页散落开来。
我看见词典扉页上那方鲜红的“谦君藏书”的印章，想起这是李老师用过的词典，他小儿子送给我的。可这词典和李老师一样，已不堪再用。
我逐一将书页捡起，想起十年前的那个春节来得特别早，才一月，就已近小年。总编带着我和常姐，连同几样年货去看李老师。
梅老师刚刚过世，李老师的两个儿子忙完丧事，准备把李老师接到抚顺，方便照顾。时隔不到一个月，我几乎认不出李老师，他原本不多的头发所剩无几，全部变成雪白色，如同枯草一般伏在头上。李老师瘦了许多，眼窝深陷，两腮仿佛失去了支撑，向内凹着，原来的圆脸如今变成了长方形。
常姐坐在李老师边上，抓着他的手，轻声细语地安慰着，时不时还吸着鼻子，用手抹抹湿润的眼角。
总编坐在李老师的另一边，问起李老师的近况，李老师却听岔了，絮絮叨叨地说起他编的一本《战争论》：“那是1976年，我刚恢复工作不长时间，接了这么个书稿。作者是普鲁士的冯·克劳塞维茨，译者是个老同志。书稿是从日文版本转译过来的。这位老同志的日文水准不高，所以译稿的错漏很多。社里觉得我的日文不错，还算有点经验，于是把书稿交给了我。我是想把社里交给我的工作干好，不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所以特别认真，几乎是把书稿重新翻译了一遍。我只顾着书稿，没注意小梅已经病得不轻了。要是当初没耽误，早点送她上医院，也不至于落下病根……”
李老师就这么说着，总编和常姐间或插话，他也充耳不闻。
于是总编只好生硬地打断了李老师的话，带着常姐跟我匆匆告别。
李老师的小儿子送我们出来，跟总编道歉，说自从梅老师走了以后，李老师意识就渐渐变得糊涂起来，耳朵也越来越不灵，每天就是坐在书房里，对着书架，絮絮叨叨说那些陈年往事。
总编说李老师给社里帮忙这么多年，也不容易，早该歇歇了，只是社里年轻人多，一直需要他帮助，才拖到了今天。社里的同志们也都希望李老师能歇歇，安享晚年。
的确是这样，听说梅老师去世的消息，常姐就第一时间在编辑部召集了个小会，中心思想是，梅老师的去世对李老师打击很大，他自己虽然还坚持做外校，可身体和精力未必跟得上，所以她想跟总编反映一下，把每期外校改为内部互换交叉校对，问问大家什么意见。
编辑部里先是一阵沉默，常姐盯着王哥，王哥禁不住那眼神的凝视，小声表示同意，接着是另外两位编辑。常姐没等我表态，就起身去了总编室。
几分钟后，常姐回来宣布总编同意了大家的意见，她把“大家”两个字咬得很重，口气中还带着些许得意与轻松。
我不知道李老师骤然变老，和这个消息是否有关，但对我而言，实在算不上什么好消息。
总编说完，常姐递过去一个信封，说这是李老师最后一个月的劳务费，因为赶上过节，所以是双薪。
李老师的小儿子道了谢，将我们送出门。
等电梯的时候，我盯着那道防盗门，心想这是最后一次见李老师了吧。
后来我继续做编务工作，不过接了《休闲世界》栏目，虽然只有两页，里面多是幽默笑话以及象棋残局，但总算是接触编辑工作了，这让我兴奋不已。
再后来，校对的时候，我们恢复了用红笔和铅笔两种标示方式，而每位编辑的红笔错漏，都稳定在两处。
皆大欢喜。
八
我把那一摞书页摞在一起，塞进封面，扔到一边。
我深吸一口，想让自己把精力集中到夜莺和夜枭身上，可总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压着，让我呼吸困难。
我走出屋，拨通了王哥的号码。
王哥在那头急赤白脸地说：“小张，地址怎么还没发？”
我打断了王哥，问道：“王哥，你还记得李老师的书吗？”
王哥在那边一愣：“什么书？”
“就是李老师过世后，留下的藏书，他在遗嘱里说要捐给东北商贸的图书馆。我记得因为你有个作者是东北商贸的领导，捐书的事还是你帮着跑的。”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的确有这么一回事。”
“王哥，后来那批书怎么样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
“就是想知道。”
“图书馆那边说，这些书大部分都没啥价值，只留了两本民国时候出的工具书，放在校友书架里展示。”
“其他的呢？”
“不太清楚，应该是处理了吧。”
“处理？”
“对，他们图书馆定期都会清理一批残旧图书，直接拉到纸厂。”
王哥说完，又催促我把地址发来，我说最近家里有点事，不方便接校对的活，没等王哥回答，就挂了电话。
我回到电脑前，不再胡思乱想，灵台一片清明，思如泉涌，手指在键盘上快速地敲击着。
很快，第十五集的大场戏就写完了，其中还有情节大反转和夜枭的决绝背叛与冷酷无情，程老师应该会满意吧，我想。
黑铁，本名刘洋，1981年生，沈阳人，期刊编辑。作品见于《中华文学选刊》及豆瓣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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