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020年第6期｜吕新：一轮明月（节选）
2023-11-14小说天地吕新
一
张丰年告诉林小林，说刘运钊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常用一本开明版的《乌托邦》或者康德的《纯理性批判》垫锅，把锅放到中间，一家人围着锅吃饭。林小林首先就不相信，林小林说不……
张丰年告诉林小林，说刘运钊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常用一本开明版的《乌托邦》或者康德的《纯理性批判》垫锅，把锅放到中间，一家人围着锅吃饭。林小林首先就不相信，林小林说不……
一
张丰年告诉林小林，说刘运钊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常用一本开明版的《乌托邦》或者康德的《纯理性批判》垫锅，把锅放到中间，一家人围着锅吃饭。林小林首先就不相信，林小林说不可能。林小林说，锅，拿什么垫不好，非得要拿一本书垫？难道拿一本书垫在下面，锅里的饭就会变样，就会比别人家的更好吃么？尤其是那种大多数人家都在使用的尖底的锅，除了专门用来架锅的那种铁丝做的锅架，别的无论用什么垫都不稳，更不用说是一本书。再说，就算是拿一本书能够垫稳，那么做对他们一家人又有什么好处呢？谁都应该知道，一口刚从火上端下来的锅，本身差不多也就如同一堆火一样呢，再用一本书去垫，他们难道就不怕失火么？再退一步甚至一万步讲，就算他们不在乎，不怕自己家失火，或者成心想让自己家变成一个熊熊火场，难道也不担心会有可能火烧连营，把旁边或者周围别的那些人家也连带着点着了么？那些密密匝匝的唇齿相依勾肩搭背的房子，要是着起火来那可是太容易了。下面先不说，光是上面，因为漏雨或其他原因，几乎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苫着油毡，油毡上面沥青般的表面常在每年天气最炎热的时候顺着房檐流下滴滴答答的黑热黏稠的油渍，黑油要是再碰上火，那简直就会像是失散多年的亲人猛然相见一般，完全不用再有什么东西在一旁推动和渲染，双方一见面，轰的一下就着了，那是一定的。另外，光有油毡还不算，另有一些人家，油毡上面还有其它杂物，最多的就是各种废旧轮胎以及众多长短不一的木条木棒，都杂乱无章地堆积在各家的房顶上，而在那些东西的上面，是一趟一趟的不知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的互相捆绑缠绕在一起的可能只有电工才能勉强辨认清楚的难分难解的电线。
林小林觉得，以上这些问题可以都算作是问题，或者也可以不算是问题，但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刘运钊，曾经是一个多么嗜书如命的人啊，为了一本书的整洁程度，不惜与其岳母吵架甚至翻脸……这样的一个人，为了吃一顿饭，会拿书垫锅？所以林小林不信。林小林决定，找个时间，要亲自去证实一下。这样一想以后，林小林才猛然想起，事实上刘运钊的家他是经常去的，只是竟从未留意过这方面的事情，每次去了，只是说话，或者呆坐一会儿，留下来吃饭的时候并不多，十分稀有的几回。不是刘运钊、赖杏芬夫妇不诚心挽留他们，而是他们实在是不好意思每一次都留下来吃饭，口粮问题尽管表面上看好像不是一个最严峻的问题，而实际上又确实是他们不敢也不能让自己每次都留下来吃饭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每一次说完话，他们要走的时候，刘运钊都会让他们留下来吃饭。刘运钊说，不要走了，就在这里吃吧，还怕我管不起你们一顿饭么。那时候，林小林就在想，一次两次当然没问题，经常留下来你还能管得起么？突然凭空多出两个成年的男人，每次一来了就要吃饭，甚至更少不了还要喝两盅，把本来就足够脆弱又局促的刘运钊家彻底吃穷吃垮，其实并不是一件虚无缥缈的事，而且也并不需要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和过程。林小林每一次都是这样想的，不知道张丰年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林小林觉得，张丰年应该也是这样想的。
张丰年打发一个孩子去刘运钊家，让他去看看刘运钊在干什么，如果没事，就请他来。
名叫小三的孩子回来说，刘叔正在锯木头，门前的地上全是锯末和刨花。
锯木头？林小林和张丰年互相看了一眼，他们都不知道刘运钊在干什么。
张丰年说，说没说你小林叔叔也在？
小三说，说了，刘叔说今天实在不行。
张丰年对林小林说，老刘看来真的是要在这里扎根了。
林小林、张丰年和刘运钊，他们三个人差不多是同一年下放到这里来的，所不同的是林小林是独自一个人来的，而张丰年和刘运钊都是举家迁来的，行李被褥，锅碗瓢盆，大人小孩，乱七乱八，一看就是一个完整的家庭。而林小林，与陇月梅至今还分居两地，他们的四分之三个家都在陇月梅那里，平时靠书信联系和沟通，最早的时候是平均一个月两封信，后来变成一个月一封，再后来又变成两三个月一封，有时甚至三四个月一封，最近已经是半年一封信了。半年一封信没问题么？林小林说没问题，多年的夫妻，又不是热恋中的情侣，哪有那么多废话！而且写信有时确已成为一种模糊又真实的负担和累赘，很像是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做吧，很麻烦，可是不做吧又不行。林小林一个人生活，因为不像他们另外两家有着家室之累，所以看上去也就时常显得格外地轻松和自在，甚至常常不无悠闲，烟从“战斗”上升至“孔雀”有时甚至“牡丹”，水平时有回落，偶有飙升。经常这样，他们两家需要做的事情，林小林一个人就不需要做，张丰年给最小的孩子买了一个皮球，林小林难道也要给自己买一个么？林小林不需要一个皮球。林小林能够马虎对付甚至忽略不计的事，他们两家却既不能够马虎对付，更不能忽略不计。尤其一个有着好几个孩子的家庭，相对于那些没有孩子的家庭，就更是又多出了一层复杂繁琐与种种的意想不到，以至于张丰年时常羡慕林小林，由衷地感叹还是一个人生活更好，不仅自由，更加省事。不过，每当风雪风雨之夜从外面归来，寒气袭人，失魂落魄地进入到一个家庭的环抱之中，看到有升腾着缕缕热气的热饭热水在迎接着他，在指名道姓地专属无二地等待着他的那时候，就又重新体会到了一个家的好处，觉得人还是得有个家，没有家是万万不行的，不是么？风雪夜归人，要是没有家，你往哪里归去？答案很明显，只能继续在风雪之夜踯躅、伫立。茫茫人间，无边的黑暗与苍莽之中，只有一个窗口的灯是专门为你亮着的，那可能就应该是所谓的“家”的意义。灯光可能微弱、昏暗，不甚亮堂，但却是专门为你亮着的，而不是为什么张三李四王麻子们亮着的，他们可能另有窗口为他们亮着，或者没有。当然世间也存在着很多灯光雪亮、宽敞舒适的去处，但却不是为你亮着的，与你无关，你可明白？张丰年平时经常招呼林小林来家里吃饭，除了友谊，除了“同是天涯沦落人”，还有就是对于“家庭”这种人间主要结构形式的认同宣告以及最大程度的满足和归宿之感，其间还有没有拥有一个家庭的荣耀以及某种模糊苍茫难以辨析的炫示之感？应该是有的，但是张丰年隐隐地觉得，那中间似乎更有一种收留、救助孤儿的奇特感觉，仿佛林小林就是个无家可归的孤儿浪子，平时还好，大家都差不多，都捉襟见肘、千疮百孔，但是每逢节假日，单独一个人与一家人之间的那种差异就特别显出来了，一个孤身一人的人会显得格外的可怜和令人恻隐，要甚于平时的时候，那种时候，尤其需要收留回来，给他吃一餐饭。不吃会饿死么？当然也不会，人家自己本身也有，但是吃了与不吃好像就是不一样的。
这座名为幽云的小城，幽就幽在于偏远、人少，城镇人口好像一万挂零，不过又有人说根本不足一万，只有八九千甚至七八千，不管具体是多少，无论一万多还是不足一万，在外人看来都差不多，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七千或一万，六万或者八万，有差别么，有什么不一样的么？对于外人来说完全就是一回事，只有那些每天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的本地的老年人才会时常为此争吵甚至翻脸、断交。林小林、张丰年和刘运钊就经常感觉自己是外人，尽管他们各自的户口已经确凿无疑地落在了这里，但仍然时常不免会有一种尚在处于行进途中的风声鹤唳魂不附体的感觉，感觉仍在迁徙之中，而眼前的这个地方，只不过是行进途中的某一个驿站，待略作喘息之后，还要继续上路，风沙弥漫，野草招手。很多时候，一觉醒来，林小林总是先处于一种半清醒半迷蒙的状态之中，会努力地思索上半天，想这是在哪儿，想此刻应该是什么时辰，黎明还是半夜，黄昏还是正午？然后再慢慢地观察四周的情形，努力回忆，认真辨认，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看到窗户发青发白，就知道天快亮了，要是四周仍然漆黑如幕，甚至根本看不见窗户，会明白时间仍处于夜半时分，离天亮还早。
大约又过了十几天以后，林小林才终于得知刘运钊正在家里制作一个五斗柜，制作五斗柜这事本身并不太令人惊讶，只是叫人没有想到，真正令张丰年和林小林感到惊讶的是刘运钊居然没有请木匠，而是他本人在亲手制作，并且又得知刘运钊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木工技术已半年有余。最早先从制作比较简单的小相框小板凳开始，逐渐上手，小板凳从最初的软弱涣散的几乎完全不能坐的稀松状态，逐渐向稳妥和坚固迈进，之后偶然成型，某一个外观不太漂亮的小板凳差不多已经能够承受住一个成年人的重量了，这一点尤其重要，堪称是突破性的一关。要知道，最早做出来的小板凳，连七八岁的小孩子都不能坐，一坐上去就立即坍塌，或者吱的一声，像是临终前发出的最后一声哀叹，很难看地朝一边歪去，接着便是完全散架，露出里面的钉子。没有卯榫么？有，当然有，没有卯榫那哪成，不过有是有，卯榫制作得却很不像样，更谈不上正经和理想，卯槽不是太浅就是太松，总之就是尺寸很少有对的时候，卯榫互不对称，难以契合。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不管学什么，一般的学徒，都至少需要三年以上才能出徒，要是碰上那种天生资质笨一点的徒弟，可能五年六年也仍然出不了徒，一离开师傅就全忘了。别人都需要三年乃至更多的年头，刘运钊只需要半年的时间，便已无师自通地让自己在自己手里出徒了？师傅是谁？是我自己。徒弟又是谁？不好意思，徒弟也是我。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刘运钊对林小林和张丰年说。
这句他们都熟悉不过的话，现在由刘运钊说出来，像是一种对于某一个时期的概括或总结，而在林小林和张丰年看来，更像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劳动模范在介绍经验。刘运钊，两手硬茧，满脸沟壑，胳膊上戴着蓝布套袖，一副老花镜虚虚地架在鼻梁上，站在他亲手制作成的五斗柜旁边，现场讲解，为他们二人——这仅有的两名观众答疑解惑，主要是回顾五斗柜制作完成的过程以及成功的喜悦之情，其中的艰辛和不易则总是被他轻轻地略过，至于自己如何教自己，则更是只有一些轻描淡写的片言只语。他一再地告诉林小林和张丰年，并不是很难，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他又一次说出了这句话——只要认真去做，这不是就做成了么。为什么不请木匠？还能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太麻烦，再加上请不起么，当然主要还是为了省钱，请一个木匠，除了逃不掉赖不了的工钱，还得管饭，要是再碰上一个难伺候一点的，说不定还会有烟酒茶方面的开销，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这还没把磨洋工计算在内。做一个五斗柜，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的么？刘运钊认为用不着，完全用不着。利用所有的零散时间，再利用各种零碎的材料，然后成就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才是他刘运钊最想要做的事，也是他的一种理想，而自己能做的事，为什么要请别人来做呢？
张丰年对刘运钊说，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木匠们怎么办，恐怕都得饿死。
刘运钊说，饿不死的，不可能人人都像我这样，我这样的，只是个别的，极个别的。
林小林说，老刘说得对，一万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两个他这样的人，对广大的木匠同志们不构成威胁和影响。
张丰年说，家具，自己做，粮食，自己种，有病，自己看，没钱，自己印。
刘运钊说，你说的那是谁？是我么？
二
五斗柜正式诞生亮相的那一天，张丰年和林小林都应邀前来参观并祝贺，这是刘运钊他们家近几年来的一件大事，刘运钊还专门拿出一瓶珍藏了好几年的酒。五斗柜已经上过两遍油漆，以后就不再上了。凡事都不可太过了，如果一味地追求表面上的光洁与细腻，即使再上两遍油也远远地不够呢，要是那样，那就和所有的人事都没关系了，只是在和自己作对，自己与自己过不去。刘运钊告诉林小林和张丰年说，已经很可以了，有的人家买得起马，却配不起鞍，只上一遍油漆，甚至更有的连一遍也不上呢，做好了，就那么白不呲咧地白森森地往那儿一摆就行了，就算交代过去了。听刘运钊这样说，张丰年和林小林就都不住地点头，说还是你这样好，两遍油漆油过以后，一看就像个正经东西了。两个人围着五斗柜转来转去地看，一边看，一边不停地由衷地称赞刘运钊的手艺，和真正的木匠做出来的东西一样呢。刘运钊在旁边说，听你们的意思，我好像还是个假木匠。张丰年和林小林两个人同时说，真木匠，真木匠，绝对真木匠！又说，不过才半年多时间，就已经能做得这么好了，这还要师傅干什么？这要是正经琢磨上三年甚至五六年，再有一个高明的人稍微指点调教一下，那还不鬼斧神工、鲁班再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一回终于轮到刘运钊不好意思了，刘运钊连连摆手，他们一会儿觉得他还是个半吊子，一会儿又把他捧上天，不过这个五斗柜却是真的让他无比地高兴呢，油光锃亮地摆在那里，使得整个屋里也变得又明亮又不同寻常，多了一种明显的不同于以往的漂亮和庄重，不是通常人们嘴里常说的那种虚假又或者礼貌谦逊的“蓬荜生辉”，而是一种真正的蓬荜生辉的感觉呢。在他们这个家里，甚至再扩大到周围其他的那些人家里，“蓬荜”是真的，从来都是真的，“生辉”却是在瞎说，从来都是在无凭无据地瞎说，相当于睁着眼睛说瞎话，人人都一直在瞎说，而现在，“生辉”也终于成为了一种现实。
有小孩子不断地跑进来跑出去，又不时地会有一两只幼年而又不无莽撞的手伸向正在接受打量和注视的五斗柜，妄图进行抚摸，每逢那种时候，便会应运而生地突然响起刘运钊的一声霹雳般的断喝，声音差不多就是一把刀，咔嚓一声落下，致使刚刚才伸出去的某一只手又迅疾地撤走。五斗柜站在屋里，闪烁着羞涩的光——表面羞涩内心喜悦，东边整整一堵墙下都为它留出了空间，成为它单独的一块地盘。旁边还有空着的地方，为什么不再摆一些应该摆放的东西？原因就在于他们发现无论谁和五斗柜站到一起，摆成一排，谁就会立即沦为破烂，会变得又难看又没用，没用好像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又丑又难看，横竖都十分的不顺眼，怎么看都不对，因此就没有什么物件能够与它为伍，互相搭配。原来那地方有一口放米的缸，好几年一直都觉得很正常，没什么不好的，可是自从五斗柜诞生并出现在那里以后，它就被移走了，因为大家看来看去，最后一致认为它无论如何都不适宜再继续留在原地了。并不是他们这家人不厚道，喜新厌旧，不念旧情，实在是那些东西它们自己也不争气呢。米缸的旁边，原来还放着两个小口袋，里面各自装着一些粮食，那天晚上，几年来他们头一次感到了某种惊异、错愕和刺激，尤其是那两个陈旧不堪的还又有点脏污的小口袋，看上去太像是讨饭的人随身携带着的特有的装备了，怎么会这样？这事光是想一想就叫人难以置信，真不知道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而他们，他们这一家人，在周围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的眼里又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完全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想过。
张丰年询问制作五斗柜的木料是从哪里来的，刘运钊朝张丰年竖起大拇指，说问得好，老张，一看就是内行，过来人，一问就问到了点子上、根子上。言外之意好像林小林不是过来人，因为他什么也不懂得问，光是在那里瞎看。刘运钊对张丰年和林小林说，你们以为应该是怎么来的，猜猜看？林小林说，难道不是买来的？刘运钊就说，没猜对，还真不是。看见那两个人都有些愣怔，刘运钊说，我要是说这个五斗柜是我一尺一寸地捡回来的，你们信么？两个人都听得张大了嘴，一时又都没有反应，不知道五斗柜是怎么捡回来的，又是如何一个捡法，这事完全超乎他们的想象和意料，不仅不能发掘他们的思维，开阔他们的想象，反倒是有一种被紧紧地束缚和捆绑住的压榨之感。张丰年就像是在某种紧张的捆绑中努力地挣扎了一下，说敢问是在哪里捡到的呢？刘运钊说，外面当然不会有现成的五斗柜摆放在那里让你去捡，否则那成了什么，那还能叫世界么？共产社会也不是那种样子的呢。林小林说，就不要卖关子了好不好。刘运钊这才认真地说，其实全靠有心，或者也是无心，今天捡一块，明天拾一根，去年碰到的是一个墩子，今年没想到却是一根比一个人还要高的条子，就这么一天天地日积月累地就攒起来了，一检点，发现已经足够做成某一件东西的材料了。这事有秘诀么？没有秘诀。没有秘诀么？这就是秘诀。说是秘诀，却又是谁都能做得到的一件事呢。他们说，五斗柜的蓝图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冒出来的吧。刘运钊说，差不多，可以这么说。这样说来，眼前的这个五斗柜还几乎就是捡来的呢。张丰年的妻子，与张丰年一同来参观五斗柜的赵静听得心花怒放，两只眼睛亮闪闪地看着张丰年和林小林，要他们两个人也去捡，各人都给各自的家里捡一个五斗柜回来。张丰年说，疯了，那到哪儿捡去？你去捡一个回来给我们看看。赵静说，老刘能捡到，你们怎么就捡不到？说明还是能捡到的，你们不过是太懒罢了。林小林说，老刘的名字叫刘运钊，我们又不叫那个名字，这就是人与人的差别。赵静说，人与人的差别就是名字的差别么？你们一个比一个懒，和人家老刘不能比呢，你们都得向人家老刘学习呢。张丰年对赵静说，不要再在我们中间制造隔阂和差异了，赶快去帮助赖杏芬做饭去吧，她一个人忙不过来。嘴上说的是这话，心里却在说，那才是你们现在最应该做的事呢。但是临出门前，赵静则对他说，回去以后，咱们再好好计划计划。
赵静才一出去，张丰年就说，坏了！我以后可能没有好日子过了。又对刘运钊说，都是你闹的！我去哪给她捡一个五斗柜呢？林小林说，看赵静那样，她好像认真了。张丰年说，可不就是认真了么，看眼神就能看出来，别人不了解她，我还能不了解她么，心里的火被点着了，所以我才说我后面可能没有好日子过了。刘运钊对张丰年说，无非也就是让你建设一下自己的家庭，怎么就成了没有好日子过呢，把家建设好，才会有好日子过呢，这道理不懂？张丰年说，怎么建设，也像你一样？刘运钊说，怎么就不能像我一样，我有什么问题么？张丰年指着林小林，对刘运钊说，把我们两个人也都锻炼成木匠？刘运钊说，那倒用不着，不过要是有兴趣，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明朝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对于木匠活儿的兴趣就要远远地大于对于政事以及其他事情的兴趣呢，一天中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木工房里度过的，到他十五六岁的时候，一手漂亮的木工活儿已经十分的精湛了，如果再假以时日，只会更加炉火纯青。林小林说，那是一段更为黑暗的岁月，世间多了一个木匠，同时也多出了一个昏君。
刘运钊说，不知你们是怎么看的，我的看法是，我们这一生，恐怕就要老死在这里了。
张丰年说，没有想过，只能是走一步说一步。
刘运钊说，不瞒你们说，来这里的第二年，我就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终老之地了。
林小林说，所以你才开始做家具，建设自己的家庭？
刘运钊点点头说，不然呢，你还能怎么办，总不能每天凌乱，坐等着下一次的搬家吧？它究竟什么时候来，我们谁也不知道，难道就眼看着简陋和凌乱，坐在其中，天天等通知？
尽管表面上仍然显得平静、沉静、波澜未起，甚至不无冷寂和麻木，刘运钊也丝毫没看出自己的话是否对他们有触动，但是在张丰年和林小林两个人的心里，还是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震动乃至共鸣，他们不得不承认刘运钊的所作所为现在看来可能更实际也更为有益一些，而此前他们一直怀有的那种“驿站”感和“在路上”的感觉始终占据着上风。天天等待，日日苟且，平时只有出门才会使用的帆布提包里面装满东西，就放在眼睛能够每天看到的地方，仿佛随时就要上路，即刻又要搬迁；洗过的衣服也是叠在一起，又堆成一摞，亦可以随时装入包袱，打包成行李，当然没有衣柜放也是一个方面；粮食都是在口袋里装着，而并不是盛放在适宜于储放粮食的容器里，那也常给人一种随时可以把口袋扎紧，立马便可以拎着上路的感觉；吃的用的东西，大都是吃一点买一点，并没有过多的存货，只是因为全然不知道何时何日又要搬离此地么？张丰年一家人有时候还像个家的样子，至于一个人生活的林小林，就更是一副在人生的路途上临时“打尖”的感觉和模样。不说别的，只说当初出发时用来捆扎行李的一根绳子，至今仍然压在被褥的下面，完全就是一种随时上路甚至瞬间进入战备的状态，某一天只要一声令下，立刻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将那团盘在一起的绳子从下面抽出，把被褥捆好，背着或者扛在肩上，出门而去；吃饭的碗，林小林只有两个，一大一小，至于锅，当然只有一个，要是有很多个锅，那像话么？林小林完全不能想象自己的眼前有很多个锅，某一天要是真的出现了类似的情景，那一定是又发生了某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更大的变故；筷子倒是有四五双，甚至也可能是六七双，这也是林小林单件东西里数量最多的一种，要是有四五个人突然造访，并留下来吃饭，其它问题先不说，筷子的问题林小林不大会担心，达到或实现人手一双筷子，基本是没问题的。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或者说很重要的一点，即无论林小林的单身宿舍，还是张丰年的家，地上靠墙的地方或者家里的某些角落里，总会有一两个甚至好几个纸箱子放在那里，至于里面装着什么，可能只有他们自己清楚，甚至也有可能自己也记不清了。而在刘运钊的家里，你基本见不到什么纸箱子面袋子一类的东西，这说明什么？说明的就是正经过日子与将就着过日子之间的差别。一方贫则贫，却井然有序，各就其位，另一方则胡乱苟且，日子就在将就和应付中一天天地往前滚动着，就像一个小的雪球，被推动着裹挟着，一路失魂落魄地往前走着或跑着，而在它的内部，本身也又包含裹挟着某些东西，随着它一起颠簸和震荡。这样的人家，无论任何时候，都会给你一种凌乱的无序的甚至“战场”般的印象和感觉，看到眼前的情景，会以为他们几个小时前才刚刚搬来，或者正要撤离、搬迁，又一次远走他乡。
万里长征，这才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刘运钊对张丰年和林小林说。
刘运钊在说这话的同时用手指着那个散发着强烈油漆味的五斗柜，眼前这个诞生还不到三天的五斗柜，就是刘运钊所说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刘运钊说他厚颜无耻不自量力地给自己和家人制订了一个家庭发展计划，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这完全是刘运钊自己的发明和创造，设置年限，在预设的年限内全家人积极奋斗，依据各种主客观情况，以三年为最低期限，以六年为最高期限，三年不行，就再往长延伸，延伸到六年，要是超过六年，所订的计划还没有实现，就等于失败了，再重新开始。那时候，全家人，尤其是户主本人，说得更明白一点即刘运钊本人，要进行深刻地反思和检讨。考虑到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能力十分有限，甚至非常的有限，说好的一件事，到时候要是做不成，那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制订这样的计划也是给自己留了退路和台阶的。在他们的第一个计划内，如果一切顺利，中间再没有什么横的竖的客观的主观的种种因素的干扰和破坏，他希望能够在五斗柜的基础上，再为家里增加两个大衣柜；在大衣柜的梦想实现的前提下，再增加一至两辆自行车。当然，自行车纯属额外的，本就不在计划内，这个事情本身，说好听一点，可以叫做再接再厉、再攀高峰，要是说得难听一点，多少有那么点儿得寸进尺、贪婪的意思，如果到时实现不了，实在攀不上去，那也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中，可以放到下一个计划里去奋斗，他们是不会为此难过和气馁的。而要想真正实现这样的蓝图，期间的困难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而有些困难甚至肯定连想象也无法想象，完全未知，只有当真正遇到了，才能硬着头皮去面对。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张丰年说。
刘运钊说，对，我就是这么想的，要是像睡着和醒来一样容易，那还用得着订立计划么。又说，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三年做成一件事情，是有可能的，不过要是一件很大的事，那就不一定了，没有五六年甚至六七年别想完成。为什么要有期限呢，为的是前面有一条线，让大家都有一种奋斗的目标和精神。百米冲刺，终点处没有那么一条线，能有目标和速度么？
那么，怎么会想起要做两个大衣柜呢，为什么是大衣柜，不是别的？而两个大衣柜竟然成为他们全家第一个计划内的主要奋斗目标？事情最早的起因源自于一次见识，一次无意的震惊和刺激。赖杏芬，也就是刘运钊的妻子，几年前跟随她的母亲去一位担任要职的亲戚家。虽然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内从始至终一直都没有见过那位她应该称之为表舅的人的面，但是表舅家的一排此前她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气势非凡的大衣柜却实实在在地让她呆傻了好几天。那些天里，因为太忙的缘故，表舅的人是始终没有出现，但是表舅对于她们的关怀和爱护却是一天也没有断过，种种的关切与深情厚谊不断地通过家人以及警卫员和勤务员之口之手传达给她们。在表舅家逗留的那两个星期内，在那个其实并不奢华，甚至可以说十分地质朴和正常，但是同时又有那么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氛和味道的家里，赖杏芬的心里每天都风起云涌、翻江倒海，时而兴奋，时而呆傻，时而迷茫，时而冲动，时而喜悦、快乐，连走路都变得轻盈、活力无限，时而又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好好地放声大哭一场……她这是怎么了？很难说是怎么了，事实上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你要是让她总结几条出来，她也总结不出来，只是觉得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一些枝枝杈杈的东西把她支棱得失去了以往的平静，要纯粹说是很难受很难过，甚至很悲伤，好像也不对，至少不那么准确。那些天赖杏芬的心里一直都在翻腾涌动着这样一些疑问：为什么人家的家里会有这样一些东西？同样都是人，为什么有的人家是这样的？怎么会有这么令人震惊和不可思议的陈设？及至后来离开那里，重新回到自己的家里以后，她好像想明白了一些小问题，那就是同样都是人，但其实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前提下，活着的方式当然也就不一样了，就不可能一样了，一样了还有什么区别？就表舅来说，表舅的生活不仅和她的生活不一样，和很多人的生活也不一样，每个人都只能过他自己的生活，别人也很难模仿和照搬。想明白这些小问题以后，她平静了不少，不过对于表舅家里的那一排庄严肃穆的大衣柜她却是始终无法忘怀，永远都难以磨蚀了，从此以后，拥有那样的一排大衣柜，就成为她此生最大最庄重的一个梦想了。为什么一个还不行，而是非要两个甚至两个以上？因为单独的一个衣柜，气势太小，威力太弱，其排场和尊荣还远远地不够，无论摆在哪里，都不足以对人——尤其是陌生人造成劈面的冲击，至于想要引起他人的强烈的震惊和撼动，就更是谈不上了。是的，只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排列组合，才会让人印象深刻，永生难忘，才具有永恒的形式和意义。一个衣柜，就是一个衣柜，就只是一个衣柜，就只是一个放衣服的柜子，别的再什么也不是。而要是两个甚至两个以上，那就不再是大衣柜了，而早已成为一种风景，乃至世界。是什么样的风景和世界呢？以赖杏芬自己的切身的体验和经历来说，那是一种令人心慌意乱、头晕目眩却又无法移动半步，令人无限向往的风景和世界。那样的一幅盛景，既使人胸闷气短、失魂落魄，同时却又奇怪地使人心明眼亮、警醒而又不甘，真是叫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呢，站在它们的面前，想不自惭形秽也是不可能的。那时，你忽然被告知，以前这么多年过的所谓的生活，所谓的日子，其实既不是生活，也不是日子。究竟是什么？一时还难以命名。其实什么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这中间的那个过程和质量，这两个东西有问题，无论什么样的名称都毫无任何价值和意义。听到这样的提醒或宣判，你正要委顿、绝望，打算就此捂着脸羞愧而又难过地永远出溜下去，却又被及时告知，类似这样的人为的排列组合，类似表舅家这样的摆设，只要你努力，只要你认真地活着，你也同样是可以拥有的，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衣柜宁有种乎？一个大衣柜倒下去，一排大衣柜又站起来。赖杏芬无数次地在想象中看见它们庄严肃穆的气象，不是在遥远的表舅的那个家里，而是在她自己的家里，醒来却又只见阳光照临，光线呈梯形或圆柱形在屋里无声地升腾、翻滚，尤其那圆柱形的光线，像极了一根根力道十足的原木。
自那以后，赖杏芬几乎每隔一些日子就会对刘运钊说，咱们什么时候也能有那么两个大衣柜啊？人生在世，来这个世界一趟，也算没有白活。女人们总是有没完没了的说法和话题，刘运钊起初并没有在意，每当赖杏芬唠叨的时候，他就说，要是没有那么两个大衣柜，就白活了？赖杏芬说，差不多。刘运钊原本是想敷衍一下，胡乱应付过去，却没想到被赖杏芬把“尾巴”紧紧地抓住，不再撒手。接着又说，你看看咱们这个家。刘运钊说，家怎么了，谁家不是这样的？谁家也没好到哪里去，都一样。赖杏芬说，你要是觉得挺好，那咱们就这么稀里马虎地过吧。这话说得人心里不由一惊，刘运钊嘴上虽然没再说什么，可是心里已经开始有东西隐现并影影绰绰地成形了。眼前的这个家，他们的这个家，以前没觉得，现在让赖杏芬这么一说，还真是有点叫人心虚呢。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简单、简陋不说，关键是还没有一件像样儿一点的正经东西呢，差不多都是一些赝品般的替代物呢！这样看来，女人也似乎并不是在信口开河地胡搅蛮缠呢，更似乎是站在道理的一边呢，而他刘运钊，这一辈子，最服的就是道理。尽管表面上他也会臣服于很多东西，但那更多的是在敷衍，是在弯腰屈膝地闭上眼睛过关，真正能让他口服心也服的却并没有多少。现在，赖杏芬的话好像是把他从一个昏昏沉沉的睡梦中叫醒了，而且一醒来以后，只是稍微愣怔了一会儿，便很快就知道应该干什么了，实际上这时候他在心里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只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就怕到时候事情办不好甚至完全办不成，竹篮打水，白忙活一场，还留给别人一个吹牛放空炮的印象。刘运钊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很少好高骛远，想那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在分析研究了很多具体的实际情况以后，觉得要是从一开始就奔着两个大衣柜的宏伟目标而去，未免太不现实，几乎完全是在蛮干、胡闹，相当于狗吃月亮，叫花子梦见自己登基。所以，在苦思冥想地琢磨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决定先从一些小的又比较容易的东西入手，比如先从一个小板凳开始，再到一个小桌子，再到一个五斗柜，当然小板凳不能算是一个什么正经东西，只是一种练习，练手而已，重要的是熟悉和熟练，让自己尽快地成为一个熟练工，再成为一名秘密的手艺匠人。先制作一个吃饭用的小桌子，不，小桌子还不行，一个小桌子远远不能满足赖杏芬对于美好生活的要求和向往之情，最起码得先制作一个五斗柜，安抚一下赖杏芬的那颗充满渴望的躁动不安的心，这即是五斗柜的雏形以及来历。打那以后，木头这种以前很少留意的东西开始在刘运钊的眼里频繁地出现并日渐要紧起来了，不，一开始并不在眼里，应该说是先从他的心里生根成形、破土而出地生长起来的，赖杏芬的念叨与梦想既是它们生长的土壤，同时也又是浇灌它们的水，照耀它们的阳光和吹拂它们的风，然后才一步步地来到他的眼里，再一天天地枝繁叶茂起来。有一个时期，不，应该说是打那以后的每一个时期、所有的时期，刘运钊觉得自己无论看什么都像木头，甚至空气里也时常飘满了木头的气息，别人闻到的是各种别的气息，刘运钊闻到的只有木头的气息。木头在哪儿呢？刘运钊不知道，有时候天黑了，看见路边直立着一个短粗的东西，木头桩子一样地钉在那里，啊，从形状上判断，很像是一个木头桩子呢，心里跑马一样掠过一阵狂喜，就想着事不宜迟，应该马上砍倒或者锯下来，拿回家里去。过去一看才发现并不是希望中的木头桩子，却是一个人呢，木头桩子一样地孤零零地若有所思地站在黑暗中。虽然失望极了，却也又不得不暗自庆幸，幸好没有贸然出手，要是不管不顾地一斧子抡过去……又想那是个什么人呢，不在家里，却木头桩子一样杵在路边，诱人上当，坠入深渊。
……
吕新，生于1963年，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曾获鲁迅文学奖。著有小说多部，主要作品有《草青》《掩面》《下弦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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