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2020年第10期｜刘云芳：与地摊有关的生活史
2023-11-14小说天地刘云芳
一
我和母亲平行躺在炕上的两个被筒里，像两根停泊在深夜里的火柴。从身体瘫痪之后，她每天睡前、睡后都喜欢在回忆里浸泡一会儿。这仿佛是一剂必备的良药，一直坚持着。
她……
我和母亲平行躺在炕上的两个被筒里，像两根停泊在深夜里的火柴。从身体瘫痪之后，她每天睡前、睡后都喜欢在回忆里浸泡一会儿。这仿佛是一剂必备的良药，一直坚持着。
她……
一
我和母亲平行躺在炕上的两个被筒里，像两根停泊在深夜里的火柴。从身体瘫痪之后，她每天睡前、睡后都喜欢在回忆里浸泡一会儿。这仿佛是一剂必备的良药，一直坚持着。
她回忆自己如何在山间奔忙，也回忆少年时背着两大块木头下山去集上卖。她把摊位设在牛羊集的门口，从一旁搬块砖来坐，纳起了鞋底。家里有九个兄弟姐妹，母亲和姨姨们早早就成了大人的帮手。不管是上学，还是去山里放牛、放羊，手里总有个鞋底，被麻绳一端的针穿来穿去。母亲成长的时光就是一副副大大小小的鞋底摞起来的。
母亲说，鞋底不过是道具，可以遮掩她心里的恐慌。她纳着鞋底，余光却扫视着人群，心里在念经：希望他们停下来，哪怕不买，问问也好。母亲的体会我都有过，只是一直不敢对她说，我在千里之外工作的那个城市，也曾摆过地摊。
母亲去山下卖过桃子。当时家里没有秤，她就论个儿卖，一块钱七八个。来往的都是拉煤的车，很多都是河北、陕西等地的外乡人。明明已经很便宜的桃子总是又被饶上一两个。母亲总是笑呵呵地，说，反正是自家地里长的，没本钱。在她眼里，自己的辛苦是不能算作成本的。
阳光最毒辣的时候，母亲戴了草帽，要么挑着扁担，要么背着一个挎篮，去往东边的矿石沟。那里到处是矿洞，附近几个村子的男人都以挖矿为生。扁担挑着的两个铁桶里，一边是凉粉，一边是碗筷和调料。那凉粉，她一大早起来熬制，又在井水里泡了一上午。她从地里拔了小葱，又摘了红的、青的辣子，把新蒜剁成末儿，再带一壶村里老人酿的陈醋。这些小料分别用瓶瓶罐罐装了。她要一直挑到矿石沟。运气好的时候，能碰到一辆往东边去的三轮车，母亲赶紧招手，搭上一段。那些矿工的午饭，通常是一两个馒头，或是一张饼，外加一块咸菜疙瘩或者几段葱、一头蒜。母亲是矿石沟历史上第一个做小买卖的人，但也是最后一个。她站在矿洞口一声吆喝，众人便像蚂蚁般爬出矿洞，用湿毛巾擦擦，便伸手上来端碗。母亲通常都不收钱，总是等到下午，送矿人从山下回来结账以后，他们才把一块钱送到父亲手里。每一次，母亲都会单独留一碗，专门给父亲。两个人静悄悄坐在一棵松树的阴影里吃饭。所有空碗收回来，分别放在两个桶里，母亲再挑回家。
不做凉粉的日子，母亲就背着挎篮去卖雪糕，上边捂着厚厚的被子。人们觉得在矿石沟能吃到雪糕是奢侈的，他们甚至对母亲说，这么大老远送来，可以卖得贵点儿，但母亲并没有那么做。父亲回来后，满是矿渣的手捧出一把零钱，那场景浮现在我眼前时，常常会变成一把锉，磨得人心疼。
我自己第一次摆摊是在六岁，跟眼盲的二舅去山那头儿的村子里卖苹果。我们谁也不敢叫卖，坐在那里等着，直到一个认识二舅的老人看到了，才帮着喊起了人。有时候，长辈的行为就是一道光，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可能就会被这道光照亮，不由自主成为这行为的模仿者。小学时，我喜欢在学校里兜售一些小玩意儿，那些东西来自于爱修电器的叔叔，几个螺丝、钉子或者一截旧电视的废天线。我配上夸张的故事使它们听起来充满神奇，再以一毛两毛的价格卖掉它们。有几天回家，母亲发现我文具盒里竟然装着钱。她知道钱的来历后，便是一顿训斥，让还回去。她不希望我去做这样的事情，觉得那是不体面的。
母亲一直都惊讶，从不曾在金钱上亏欠过我什么，为什么我能那么节省。在异地求学时，一个月的饭费可以控制在二十四块钱，一周一斤咸菜，每顿只吃一个馒头。我像个鼠类一样乐于积蓄。母亲不知道，那是原生家庭里的艰辛早早映照在心灵深处的结果，我喜欢在他们需要钱的时候，一个电话过来，就能把钱打过去。我把自己置身于改变亲人命运的重要角色，就像小时候，父母和子女们经常玩的那种问话游戏：
等我老了，你给我钱花吗？
给！我把钱都给你花。我给你买好吃的，买好衣服，买大飞机……
母亲回忆自己摆摊的时光，总是带着欢快的节奏，而她知道我在外地摆过摊后，那神情却马上发生了变化，她觉得那是艰辛的、悲凉的，她甚至常常流出眼泪。同一件事好像被母亲放在了两个不一样的铁桶里。
二
我打开窗户，阵阵叫卖声不断撞击在侧边的墙上，又弹进我们的卧室里。我站起来，隔着玻璃向西边的立交桥下边看，卖菜的、卖水果的、卖衣服的人，占满了街道的两侧，像河流的两岸。听丈夫说，这些人原来是在东边校门口街道摆摊的，后来开了学，他们不知从别处又被驱赶了多少次，才搬到了这里。驱赶这个词，让我想起自己曾经在省城摆摊的那段时间，也像是迁徙的候鸟。转眼，我离开那座城市已经十二年了。前些年，堃总担心我过得不好，她用私房钱给我买包，把公司发的酸奶机、湿巾等等一些生活用品托人千里迢迢给我捎过来。我想起很快就是她的生日，便在网上挑了一束粉玫瑰，想象着她露出我俩一起摆摊收钱时的笑脸。
那时，我们两个人各投资三百，就算是入伙，第二天骑着车子去了批发市场，转悠半天，最后决定进些女士内裤摆摊卖。
一到下班时间，我们像两个执行秘密任务的人，偷偷交换个眼神，迅速换掉职业装和高跟鞋，拖着拉杆箱，挎个放了零钱的小包就出发了。穿过那座城市最大的公园，去往广场。那里，有一个还算热闹的夜市，一个个小摊排成了长龙。我们俩找个没人的空地，铺上事先准备好的旧毛毯，把带包装的内裤摆放好，等着人来光顾。
即便是摆地摊，我们也带着大公司客服的微笑脸。总有人疑惑地问，你们是不是在哪家商场里开着店？我们俩偷笑着，不知道该承认还是不承认。起初，生怕有熟人认出，我们穿平时不穿的衣服，有时也拿帽子遮盖脑门。但，很快，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痛快感立马消除掉一切。每天晚上，我们伴着拉杆箱轱辘转动的声音，从贴满广告的小区门口进入，再爬上六楼，拿出钱来数，那神情，像两个收获了许多黄豆的老鼠。
我在电脑上用表格把账记得很清楚，内心的成就感在表格之间跃动着。摆摊之后，我们一下子变得很节省。花一块钱都觉得有罪感，甚至舍不得在夜市上买一瓶水。好在那里的城管是很和气的，他会在不能摆摊的日子提前挨个通知大家。有时候，人们也会跟他开几句玩笑。甚至有人为位置争执时，他还来调解几句。但我们的生意一直不好不坏。我们俩倒也知足，没人的时候，便凑在一起，叽叽咕咕地讲话，时不时就笑作一团。
那天，摊位旁忽然来了些陌生人，紧挨着我们的是一个单亲妈妈，她主要卖小饰品。偶尔，她的女儿会跟着来，盘坐在摊布的一侧，脑袋上戴着金黄的假辫子，看上去像个正在出售的洋娃娃。她们通常都在火车站那边的街上摆摊，只有那边不允许摆摊的日子，才会过来。那条街是整个城市的中心，是最繁华的地方，她说起别人生意的火爆场面，引得我和堃都忍不住要去体验一番。
第二天下班，我们便骑着车子去了。到了六点多，人流忽然从地道口、过街天桥上汹涌而来。我和堃立马被围起来。“来一条，来两条！”的声音不绝于耳。堃递内裤，我收钱，几十分钟之后，地摊上就空了。就连卖饰品的女人都惊讶得竖起了大拇指。但后来再也没有这么幸运过。
我们早早收了工，把落在地上的商标纸收拾起来，扔到一旁的垃圾箱里，骑着车子，欢快地回家。在路上，兴奋地唱起歌，像两个放学归来的女学生。两个人商量了好半天，才决定买两杯奶茶犒劳一下自己。我忽然问堃，她家在城市，父母都有不错的工作，干嘛要跟我一起做这个？堃一笑，两个大酒窝就更深了。她说，因为好玩啊！在夜色之下，我们两个人用奶茶为“好玩”两个字干杯。
此后，我们便成了这夜市的常驻摊主。其他人大多从下午三四点就开始摆摊，我们总是在下班后赶来。卖饰品的女人让我们叫她桂姐，她总是把自己的摊位往里边收回去一小半，腾出块地方来给我们，我和堃充满感激。那天，桂姐用下巴指着那边卖袜子的摊位说，看见了吧，那个男人，跟旁边卖糖果的女人是两口子，他们在这里摆了几十年了，听说，一天可以挣几千块，光房子就好几套了。卖鞋的那家别看那男的长得不怎么样，媳妇都换好几个了……那些长期出摊的摊主，都是一个个隐形的富豪。她目光里流淌出羡慕的神色。
听说，桂姐是从老家来投奔丈夫的，来了以后才发现丈夫有了别的女人，她不想让家里人看见她的窘迫，便留了下来，别的工作不自由，只好摆起摊。她女儿一看见别人吃东西，就会忍不住舔嘴唇，却并不开口要。那天，小女孩忽然在摊位上哭起来。桂姐追问着，是不是肚子疼？她直摇头，眼睛却死死盯着旁边的棉花糖。而那天桂姐一直都没有开张。快收摊的时候，我和堃各自挑了一副耳环。她有点开心，又有点不好意思。孩子已经睡了，醒来后，看见妈妈手里举着一大朵棉花糖，像是从梦里被甜醒了似的，笑得很开心。我们帮她收拾了东西，看着她一手领着孩子，一手拎着蓝色横纹的大袋子，拐到了一座大厦的另一侧。她的样子总让我想起在矿石沟里卖凉粉和雪糕的母亲，以及在集上花不少钱给我买皮鞋和衣服的母亲。
三
那时，我们还卖过鞋。
有一天，从公司出来，忽然听到“十元一双”的叫卖声。我们便顺着声音，从北边绕过去。棉纺厂对面停了辆卡车，旁边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帆布鞋。我和堃一人买了一双。到了夜市，趁着没人，便拿出鞋来摆弄，结果好几拨人过来问鞋怎么卖。我俩灵机一动：不如卖鞋吧！这像是个游戏：下班后，只挑几双喜欢的样子和自己能穿的鞋号。等到有人想要，并且没有合适码数的时候，我们一个人陪客户聊天，另一个便骑着车子去“家”里取货，其实就是卡车旁边的摊位。为了避免压货，我们每天总要往返几次。一双鞋从公园北边拿到公园南边就可以赚十到二十块钱，我们还是很得意的。
只有去火车站附近摆摊我们才会多带几双鞋。那次，小摊前忽然就凑过来一双穿人字托的大脚，抬头，是一个高大的男人。我们微笑着跟他打招呼，他却一脸杀气，质问，不知道这夜市有卖鞋的吗？我们侧过脑袋，看到夜市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摊位，那里摆满了各种运动品牌的鞋子。还不等我们说话，男人便晃起纹了长龙的胳膊，手指着我们，问，你们哪儿来的？哪儿来的！堃比我镇定，她问，怎么了？那人左手一插腰，说，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怎么那么不懂规矩！他的声音很大，以致于周围的人都仰着脖子围观。他又拿起一只鞋，在空中挥舞着，说，知道为什么这街上除了那个摊再没有卖鞋的了吗？我跟堃面面相觑，说，不知道。然后天真地问他，为什么？他被这问话逗笑了。一脸鄙夷的神情。我和堃尽量把脸上的惧怕藏起来，微笑着问他，你们在那儿卖鞋，所以别人就不能摆，是吗？他喊道，算你们聪明！“啪”一声，他手里的鞋从空中坠落下来，差点儿砸着我的手。我仰起头看他，他说，也就是看你俩是小女孩，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你在这条街上问问，我龙哥啥时候这么客气过？
我和堃一边收鞋，一边往远处看，那位叫龙哥的人晃着身子走了。心里的气愤、不解这时才冒出来。桂姐用食指贴住嘴唇说，嘘，听他的吧，别惹事。你们以后不要卖鞋就是了，至少不要在这个夜市卖。
收摊后，我和堃推着车子往回走。两边的店铺都已经关门，那天有风，道路两侧的树木在风里摇晃着，一些黑影子对着我们张牙舞爪。
那天，有两个女孩正在挑内裤，忽然身边有人喊，不好，城管！我和堃赶紧抓住地摊毯子的四角把东西裹起来，往一边跑。人们纷纷四处逃散。我们走远了，才看到桂姐正在手忙脚乱。我赶紧小跑过去，把孩子抱过来，她的东西还没收拾完。一辆闪着灯的车已经停在了马路一侧，下来几个穿制服的男人，把她的货物都给收走了。桂姐坐在地上哭起来，她头上的蝴蝶发饰一张一翕，好像在从一棵植物里吸食花蜜。小女孩从我怀里挣脱了，冲了过去，拉妈妈起来。
躲在小胡同、商场门口的人们许久都不敢出来，也不肯散去，他们在一旁观察着。又过了很久之后，我们看到“龙哥”家的摊支起来了，这仿佛是个信号，接着，人们三三两两重新摆好。桂姐抱着孩子坐在她的空位上哭，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
不久之后，堃恋爱了，时不时要出去约会。摊位上时常剩下我一个人，没有人光顾的时候，我经常看着灯光下的人群，他们像一条条鱼，而这些摊位就像飘摇的水草。在一棵棵绕着串串灯光的梧桐树下，摆摊的人像依水而生的蘑菇。每天人群散尽，开始收摊，灯光下的街道就变得开阔。我蹬着车子穿过地道桥，走进小巷，绕过路边的坑洼，一个人拎着东西上楼，在灯光下数钱，在深夜里，开始给自己做晚饭。
父亲忽然打来电话，说他的工作干不下去了，想让我在市里帮他找份工作。我能想象到，他要看到我在外摆摊，会流露出什么样的神情，便赶紧把货物全部处理掉。
决定不再摆摊的那个夜晚，我跟堃买了个大西瓜，拎上了六楼楼顶，一轮圆月挂在那里，看着我们将西瓜一刀切开，一人抱半个，用勺子挖着吃。忽然想起，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没有舍得买水果吃。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俩对着脸儿傻笑起来。
这几年，我也不时去原来那座城市出差，有时候也会路过曾经摆摊的街道，很多夜市已经被取缔，那里高楼林立。堃还在原来的公司工作，我总是会约她出来。我们进入某一个商场，要一杯奶茶，坐下来说话，一坐就是一下午。等我们从商场出来，繁灯如星，眼前满是车辆与行人，记忆便从这街道上一点点冒出来。
四
堃结婚不久，我便辞掉工作，把自己嫁到了现在居住的城市。原想正好放个大假，但刚过一个月，便闲得心发慌。我看着出租屋临近的那条街道上，每天都有摆摊的人在忙碌，就想着重操旧业。我在那里卖过帽子、围巾、手套、烟灰缸。到后来，网店兴起，我跟丈夫开起了手绘鞋店。我成了网店客服，而他下班一回家，便坐下来给白帆布鞋上画各种图案。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后来我又找到工作。
在私企工作，怀孕之后的女人最多可做到七个月，就要主动辞职，这已经是行业惯例。所以，一年半以后，我再次失业了。到孩子五六个月时，每天下午，他的婴儿推车就变成了货车，幼小的儿子被一堆货物簇拥着，他笑着拍打那些一动就哗啦啦响的塑料袋，感觉自己好像是在一个移动的游乐场里。两个大架子横架在车把手上。下边的置物篮里，放了一大把彩色的衣架。我把摆摊的位置选定在一个小区门口侧边，紧挨着水果摊。卖水果的大姐用一个圣女果逗弄着孩子，我迅速把架子搭好。之后的每一天，我都是一边抱着孩子，一边挂衣服。我把这当作一场游戏，教他认衣架的颜色，告诉他，哪个是短裤，哪个是背心，哪个是小裙子。我说话的语调很夸张，他的小手抚到衣架上，嘴里露出没有牙的粉红色牙床，哈哈大笑。
市场管理员是一对不太爱说话的双胞胎，秃头，胳膊上有纹身，脖子上戴着闪亮的金黄链子，给人一种不好对付的感觉。他们每天把占道经营的摊位轰走，把进入小区的路口清理出来。时不时就可以听见争吵声。他们每天会朝我要一块钱。有时候，是其中一位来收钱。我把一块钱已经攥在手里，准备递给他。他却看看我怀里的孩子，直接走过去收水果摊的钱。卖水果的女人说，他是看你带着孩子不容易。我那时特别怕别人同情我，自己总觉得，能在这种状况下去摆摊，是强大，不是弱小。但被当作同情的对象，被陌生人照顾，还是很暖心的。
我常抱着孩子去上货，一手抱孩子，一手拎着大袋衣服坐着公交车回来。每天，花费在市场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时间再长，孩子就不耐烦了。与以前摆摊相比，这次，我享受的不是数钱的快乐，而是一种生活的节奏感。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对其他二十三个小时的反抗。
有一次，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人占了我的摊位，在那里摆了个供孩子们钓鱼玩耍的塑料水池。不等我说话，卖水果的大姐就跟那女人说，这位妹妹在这儿摆很多天了，你看，她来了。那女人蛮横霸道，质问我，这是你家的地？你买下来了？接下来说的话就很难听了。而我实在学不会如何对待一个满嘴粗话的人，我更不想让孩子看到这些，便推着婴儿车去了别处。卖水果的大姐后来对我说，你这样是会受欺负的，得学得厉害点儿！
几个月后，孩子学会了走路，不愿意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我便再也没去摆摊。那个把我挤走的女人时常坐在矮凳上，目光扫视着街上推童车的人，当然也包括我。孩子的小手总是指着她的水池，喊着鱼、鱼、鱼！她脸上顿时显出了慈祥的神情，说，来奶奶这儿玩儿吧。她热情地要为我们搬小凳子，好像已经不认识我了。
孩子五岁的时候，忽然从家里翻出那两个大架子来，我们在客厅里把它们安装上，把他的衣服、帽子、围巾一件件挂上去，他把摆摊变成一种表演。他背着装了零钱的小包，扮演摊主，让我扮演买家。善良的摊主连卖带送，不一会儿就把架子上的货物清空了。他伸伸胳膊说，妈妈，你把我也买走吧。我递给他一元硬币，他便扑进了我的怀里。
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万家闭户，百业待兴，复工之后，看到街上那一个个接连不断的摊位，来往的人不时凑近了询问。这充满人间烟火的繁华景象总让我想起那些电视剧里仙女下凡后的喜悦神情。在网络上不停有人说起“摆摊”这个话题的时候，孩子忽然问我，我们能不能去摆摊？我们可以卖书，也可以卖玩具，在他眼里，摆摊是一件充满趣味的事情。有时候，我忽然就想起当年卖饰品的桂姐和她的孩子来。已经过去十几年，那孩子也长大成人了。不知道在她的记忆里，摆摊这件事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色彩。我也总想把跟孩子玩摆摊的细节讲给母亲听，却不知道她听完了以后，会是怎么样的心情。
刘云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天涯》《散文》《散文选刊》《文艺报》《儿童文学》等报刊。曾两次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并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孙犁文学奖、河北文艺贡献奖等奖项。已出版散文集《木头的信仰》，长篇童话《奔跑的树枝马》《老树洞婆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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