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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贫穷(两章)

2020-09-24叙事散文财智天下

目击贫穷(两章)梁堡村:春天的三姐妹 2010年4月8日上午,在张家川大阳乡梁堡村小学,王维霞、邵桂香、张金菊正在接待一个由省政协牵头的关于扶贫开发的调研组。面对坐在教室里听乡村两级汇报、和村民座谈的省市县领导,这三位农家妇女的脸上,既有
目击贫穷(两章)

梁堡村:春天的三姐妹
  2010年4月8日上午,在张家川大阳乡梁堡村小学,王维霞、邵桂香、张金菊正在接待一个由省政协牵头的关于扶贫开发的调研组。面对坐在教室里听乡村两级汇报、和村民座谈的省市县领导,这三位农家妇女的脸上,既有胆怯和小心,也有一些茫然。
  她们用一次性纸杯沏好青茶,小心翼翼地送到调研组成员面前之后,就在关不严实的教室门口,顺墙根一排坐下来,一会儿看看领导,一会儿彼此看着,也不说话。

  在这个偏远贫穷的山村,接待上级领导是一个体面的差事。从表面判断,她们三个彼此之间应该很熟悉,不是教师也应该是乡干部。在接待间隙的随意交谈中,她们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各自的境遇和心声。

  她们三人现任张家川县大阳乡梁堡村计划生育村民自管小组组长,她们的主要职责是协助乡上的计生专干做好全村280多户的计划生育工作。2008年6月,她们同时被录用,每人每年的报酬是600元,分上下半年两次发放。

  从县上的汇报材料上了解到,梁堡村位于张家川县西部,属浅山干旱地区,海拔1650米,2009年全村人均纯收入1746元,比全县2116元的平均水平低370元,仍然属于贫困村。在这样一个贫困山村,她们的致富梦想自然也难以实现。

  今年45岁的王维霞是她们三个中年龄最大的,她告诉我们,1993年到2003年的10年间,她在张家川县川王小学做民办教师,到2003年被辞退时,她的月工资是85元;回家之后不久,她又到梁堡小学干了3年,月工资是200元。说起这10多年的教书生涯,戴眼镜的王维霞有些伤感,她说,我把最好的年华给了乡村教育,但教育没有带给我们什么。现在失业了,我也没学到其他手艺,年龄大了,外出打工没优势,只能在家里干农活,让丈夫外出打工。说起一家人一年的农业收入,她说只有4亩地,种了点苹果,因为不懂技术,树都死了,没钱发展养殖,种粮收入每年最多也就是2000元上下。目前供两个孩子上学,家庭经济很紧张。

  比王维霞小两岁的邵桂香也做过3年民办教师,她是2001年接替自己的爱人梁富忠做教师的,2003年被辞退,夫妇两人教书生涯合起来有5年。好在她的爱人从2001年去北京打工至今,相对稳定,去年打工收入有2万多元,家境相对也好一些。

  她们两人的共同心愿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对她们多年来为乡村教育事业的付出有一点补偿。王维霞说,像我这样的情况,如果能给我们办低保就好了。

  今年40岁的张金菊没有做教师的经历,但她对在家乡脱贫致富信心不足。她说,我们土地少,地里不长粮食,出去打工也没技术,日子还是很难过。老公去新疆打工已经20多天了,还没找到工作。言谈中,她的焦虑挂在脸上。

  春天来了,梁堡村的树已经有了绿意,但小学校的办公室和会议室还得靠火炉取暖。在微寒的春风里,这三个行影憔悴的姐妹与贫穷的角力仍将持续。

梁家堡的门楼。

从左至右依次为:张金菊、王维霞、邵桂香。
当贫穷以这样的方式呈现
  看着院子里的一堆麦秸,你就可以判断这个6口之家去年一年的粮食收成不会超过1000斤。四个成年人和两个孩子,靠这点口粮支撑一年显然不可能。张主麻说,政府给的救济款和低保都用来买粮了。

  这是一个贫穷程度已经超出我们想象的家庭。张主麻和媳妇住的厢房,也是驴圈,地上还有新鲜的驴粪和尿渍。她的媳妇坐在驴圈的土炕上,念念有词,不知道在说什么。张主麻说,有一年媳妇因孩子走失受了刺激,脑子不清整,到县医院去检查,医生说这病没办法治。现在,一家人只能看着她别乱跑。他还说,他家的一匹马就是在媳妇犯病时拉出去丢失的,让这个本来就穷的家庭更加贫穷。现在家里养着两头牛,只能种几亩薄田,不敢卖。去年他去新疆打工还挣了5000元回来,今年老父亲身体非常不好,就不能再出门打工了。

  这个小小的牲畜圈门上挂着一个由破布和化肥袋串连起来的破碎的帘子,没有门。我们问,在这样的房子里,冬天怎么过呢,不冷吗?一脸灰尘的张主麻说,习惯了,不是很冷。但看着他似乎从来就没有直起来的腰板和单薄的身子,任何人都会浑身打颤。

  张主麻是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刘堡乡五星村村民,我们是随着甘肃省政协扶贫开发调研组一行来到这个村庄的。走进他家的时候,他正在没有院墙的家门口张望,他所在的位置,既可以看到来人的动向,也可以关照在自家炕上自言自语的精神病媳妇。简单了解了这个灰头土脸的家庭的困窘之后,我一直在想,乡上、县上、市上和省上的领导看了以后会是什么表情。

  在约100米之外小学教室里召开的座谈会散场之后,调研组一行如我所愿,来到这个院落。显然,这个没有一点点现代气息的穷困家庭让所有人感到意外。乡上的负责人说,这个家庭一直是我们的救济对象,但怎么都扶不起来。我忍不住问,你们怎么不给他家安一个门呢,一扇木门应该花不多钱的。对方反问,你怎么不问这房子是怎么来的?我说房主告诉我,这房子是1958年花300元买的,据说是当时大队的牛圈。乡上的这位副乡长显然不很满意,因为他仍然认为花300元买到这房子,这一家人已经占了很大的便宜。言下之意就是,再给他们安门,是不可能的。他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这家的老奶奶也不是省油的灯,给一点慰问金,就跑到乡里的集市上买炒面吃,根本就不知道把日子往好里过。

  在我和乡上这位领导私下交谈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地询问着张主麻一些鸡零狗碎的问题,张主麻坦然而简单地应答着。

  这样的问询我之前就想到了,因为我已经这样问过了。只是我原来设想的大领导批评小领导的场面没有出现,因为我设想过,如果我是高一级的领导,看到自己的百姓在没有门的驴圈里过冬,我一定会怒斥乡领导,责成他们给这个家装一扇遮风挡雨的门;或者在情急之下,也许像电影上常有的,我撤他们的职。但我不是领导,我什么都做不了;领导也没有这样做。

  一阵嘘寒问暖之后,随行的县领导提议省上的领导给这个家庭500元的慰问金,也准备好了现金。不知道是哪个小领导说,这钱要给张主麻的父亲,一个说不出自己确切年龄的老头,绝对不能给他的老伴。张主麻父亲接过500元的慰问金,说了一些听不清楚的感谢的话,我们抓拍了几个镜头,大家转身奔赴下一个调研点。

  走出百余米,经过小学校操场的时候,再次回头,我看见张主麻一家在低矮的土墙头憨笑着,似乎从明天开始他们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20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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