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白水蛋

时光左岸之：

无奈的白水蛋 　　母亲在镇上缝纫社，熬更守夜地给人家打衣服，勉强让外婆、小舅和我，没有饿死。我很小就开始挑水煮饭，到垃圾场刨炭花、竹子林检笋壳，作为家用燃料。捡狗屎割牛草卖给果园和运输社，换点小钱买盐巴酱油。偶尔跟在小舅的屁股后面，下河摸鱼抓虾，给家人打牙祭。

　　小舅年长我几岁，在我眼里什么都会。钓鱼打鸟一把好手，会做弹弓、竹子水枪、铁环、螺陀等就地取材的玩具。外婆从小就宠他，也把他惯成了好吃懒做的角色。有一年，他在供销社收购站剐蛇，剐一条蛇五分钱，只取皮和胆，收购站不要蛇肉，卖不了钱，一般都用来喂猪。偶尔小舅会拿回家一些蛇肉，为了不让仁慈的外婆发现，我负责把家里的铁鼎锅偷出来，在慈竹林烧一堆火炖煮。据说疡尘（烟灰）落入蛇肉里有毒，也是选择户外炖煮蛇肉的另一个原因。蛇肉是什么味道？我已不记得。吃过不少白生生的蛇肉，抓在手中蘸点盐巴，再塞进嘴里，填饱过咕咕乱叫的肠胃。或许后来受到了更多教育，因为见过小舅生剐活蛇的血腥？长大后，见到蛇就紧张恶心。 　　外婆在世时，经常骂小舅，用蛇做比喻。幺儿呐，你咋个懒得烧蛇吃哦。

遇到赶场天，受小舅和肚子指使，经常混进经营站门口买肉的人群，伺机偷肉。我躲在大人腿脚后面，望着木架子上那些倒挂的猪肉，两眼放光，闻到肉香，不停咽口水。卖肉师傅剃个光头，猪皮围裙沾满血糊糊的污迹。他耳朵上夹着一根纸烟，手提亮晃晃的尖刀。验完票收过钱，丢进木匣子，盖板咣当一声脆响关闭。手起刀落，刀锋寒光闪过眼前，一块猪肉瞬间就搁在了秤盘上。乘师傅过秤之际，伸出被饥饿鼓舞的手爪，对准早就看好的猪体腹腔，扯下小块碎肉或者油渣，撒腿就跑回了慈竹林。早就等在那里的小舅，已经捡好笋壳竹叶。整到好多？才这么一点，还不够塞牙缝哦。你咋个不去呢？小舅从槐树上跳下来说，娃儿呐，你小，不容易发现。听话，回去拿点盐巴来，我来炒。我和小舅在竹林里藏着一个搪瓷缸子，专门用来煎炒偷盗的成果。只偷到油渣时，顺便到庄稼地，摘一把豌豆尖之类的青菜，混在一起炒，依然美味。 　　一切，都在暗地里进行。但这样的勾当，并没有维持多久。卖肉的师傅后来提高了警惕，见到我，脸上依然笑眯眯的，只是将寒冷的尖刀举过头顶，就把我吓得屁滚尿流。母亲知道后，扯起黄荆条就打，屁股上至今留有它坚硬的痕迹。黄紫棍下出好人，在母亲那里，是坚不可摧的古训。黄紫树，川南遍地都是，枝叶繁密，叶片碎小，枝梗尖细，黄蜂和蚊虫喜在其间活动。在夏天的原野，很远就能闻到它腥腻的味道。用它抽打身体，钻心的痛疼。 　　我挨打，小舅罚跪。按说小舅比我大几岁，母亲教训我们时，挨打的该是小舅。每次犯错，受重罚的总是我。我不懂。你外婆死了，小舅比你遭孽。唉，娃儿呐，你们能不能让我省点心。说着说着，母亲就落下泪来。一个母亲的心情，娃儿们哪里能懂。 　　时间左岸，这样的童年很寻常。小镇上，我没有见过更好的童年。大家都一样，没有玩具，也没有泡泡糖。贫穷并非苦难，苦难和幸福在比较中成立。我从那里来？外婆说，你是石头旮旯拣的，我就毫不怀疑地信了。人生不停地苦苦追问，在比较中不断折磨自己。其实，真相一直就在原地。所有问询，只能把你带向更深的黑暗，谜底，比黑还黑。 　　无从知道，没有看到和没有看清，原来是多么的幸福！ 　　“幺儿吆，砍柴烧，砍不到，要挨叨。”一样的童年，一样的贫穷，一样的日子。每月凭票供应菜油一斤、猪肉五两、煤油三两……只是，兄弟姐妹多的家庭，做家务的时间相对少点。整个童年时期，最大的愿望除了填饱肚子，想有一个姐，或者哥，可以帮我分担家务。原本有个哥，大跃进时期，土里不种粮食，妄想生长钢铁。泥土咋能出生钢铁呢？世间总有不断的荒唐，混淆黑白。小镇没有提前进入衣食无忧的理想社会，倒是荒芜了土地，损毁了大片森林，也饿死了很多人。我哥，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被两个掺合着白山泥的高粱粑，活活咽死在了母亲怀里。同样因为饥饿，姐姐在母亲腹中，先天营养不良，以死亡方式来到了这个世界。没有见过他们，就前后走了。哥和姐的死亡，是母亲缄默的疼痛，直到老人家过世，都没有听她说起。 　　小时候，伙伴们给我取了一个很长的外号：“每天一个白鸡蛋”。 　　上幼儿园第一天，母亲背着我到幼儿园门口，给了我一个煮鸡蛋，也是我童年时期唯一的一个。幺儿，饿了自己吃。鸡蛋还是热的。没曾想我在男女不分的厕所里，把它送给了李幺姑。不幸被黑娃儿看到，给我取了这个绰号，一直伴我走过了漫长的少年。听见同学们叫喊，总是隐隐地觉得，其间充满了很多不懂的暧昧。暧昧在多时，拐弯抹角地隐藏了事实，邪恶一样制造陷阱。这个让我浑身不自在的绰号，后面有一个李幺姑，以及男女授受不亲的小镇传统。传统是小镇的宪法。母亲常说“口水可以淹死人。”是真的，并非简单形容。我对这个绰号的最初感觉，就是后背沾满了口水。 　　镇上只有一所幼儿园。先初，母亲没有让我上，家里穷，舍不得每个月两块钱的学费。伙伴们一个个都在那里上学，每天回家时，手里还捏着一颗红苕糖。李幺姑放学就找我，拿着水果糖向我显摆。逗得我两眼放光，口水直流。李幺姑最后说，来嘛，你先咬一口。剩半块给我哦。用红薯削皮煮熟熬制的褐色糖块，有别于白色的生麻糖，做成有糖纸包裹的水果糖式样，于我就像猫闻到了鱼腥。我们那时拍纸烟盒，也拍糖纸，那种透明的水果糖纸，如同中华、牡丹烟盒样稀奇。 　　我想上幼儿园，动机很单纯，无非就为一天一颗红苕糖。经常哭闹，母亲不松口。有一天和母亲泼皮耍赖，满地打滚地哭着要上学。原本想哭闹一下就算了，没曾想在地上翻滚过程中，想起色泽光亮的水果糖，就真的伤心起来。都是孩子，为啥我每天就没有一颗糖果？母亲狠下心，没几天就给我报了名。 　　李幺姑住在我家隔壁，比我大半岁，透过竹串架墙壁的缝隙就能说话。我把人生里得到的第一个白鸡蛋，毫不犹豫地送给了李幺姑。原因不明，可能和小镇古老的传统有关。我们的母亲都在缝纫社工作，从小就在一起过家家捉迷藏，兄弟姐妹般亲热。 　　家里经常都有缺盐少油的时候。母亲说，娃儿呐，你到李幺姑家借一调羹。李幺姑双手捧着盐巴罐，舀嘛，多舀点。还菜油的时候，调羹下面垫着一个小碟，即便漏出一滴，也在碟子里，不会浪费。李幺姑接过碟子调羹，总要故意溢出一些剩在碟子里。我家人多，供应票也多点，给你剩点回去吃油油饭。小小年纪，就承袭了温良传统。一调羹盐巴或者菜油，浓意着多少纯朴和恩情？给李幺姑一个白鸡蛋，既是一种回报，也算一种讨好，就像后来在书上读到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有借有还，也是小镇钉子样坚定的传统，借了邻家一根棉线，也必须记得还。而借针借盐的日子，一直在童年的小镇继续。 　　“要好看，素打扮。要好吃，油油饭。”我儿时念叨的童谣中，大多和粮食有关。“折耳根茅草根，我是外婆的好外孙；外婆请我吃煮花生。我不吃，外婆吃……”那些伴随我成长的童谣，既是对生活现实的咏叹，也隐藏着简单而朴素的愿望。“红罗卜抿抿甜，看到看到要过年，娃儿要吃肉，老汉儿没得钱。” 现在想来，每天一个白鸡蛋，就像儿时清唱的童谣，不存在我当年感受的憋屈，那只是小镇娃儿们，张望童年的共同理想。
　　　　　　　　　　　　　　　　　
[ 本帖最后由 嘎玛丹增 于 2010-2-19 10:57 编辑 ] 嘎玛丹增, 散文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