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牌子的沉浮悲欢

　　　　　　　　　一块牌子的沉浮悲欢
　　在我六十年的人生中也不知看了多少牌子，单位的牌子、商店的牌子、学校的牌子，除对自己工作了四十年的湖南科技大学的牌子印象较深外，其他的都成了过眼云烟，可只有一块牌子却让我背了一辈子，至今还背着，而且还得背下去，直到我离开人世的一天。也许当年它曾带给我少许的欢乐，可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它就象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即使今日我评上了所谓的教授，但如别人问起出身，我还免不了汗颜。这块牌子就是——工农兵学员。
　　我是老三届中的最后一届，即六八届高中毕业生。读高一时，因为自己成绩还不错，就早早地做起了大学梦，没曾想高一还未读完，文化革命一声炮响就把我的大学梦击得粉碎，不说我们六八届的考不成大学了，就连六六、六七两届的哥哥、姐姐们也都断了高考的路子，只得上山下乡，走向了农村的广阔天地。

　　我还算幸运，刚回到家乡两个来月，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并在这个岗位上一呆两年，但我并不甘心在农村窝一辈子，我还在继续做着大学梦，坚信有一天我会走上大学之路。因为有此念想，我拒绝招工，拒绝结婚，我在苦苦等待机会的到来。

　　总算老天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等来了。７０年下半年，因毛主席发表了“大学还是要办的”的指示，于是大学开始了招生，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打破以往全国统一高考的方式，采取由基层推荐的方式，由大队、公社推荐，报到县里，由县革委会最后确定，条件是必须在基层锻炼两年，未婚，政治表现好，至于学历，则初中、高中均可。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暗自高兴，心想这一次该轮到我了。可谁知道，公社在讨论推荐名单时进驻我村的工作队长却说：“他是我们的培养对象，又是村里的宣传骨干，他不能走，换别人吧。”听到这一消息，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心想为了你们那档子事却要误了我的前程，真他妈活见鬼。可那时的形势却容不得个人出头去争，我只好把一肚子气忍下来。

　　暑假时，全县开教师大会，我也去了。第一天上午听报告，刚听了一半，就有人把我喊出来，说：“前次推荐的十二个上大学的名单中有一个不合格，经一中推荐，由你补上，现在马上要去体检，会你就不参加了！”我一听，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只是装作平静地同他一起到了主管招生的地方。我心想：“真是上天有眼，让命运之神光顾我。”体检自然没有问题，政审因是一中推荐的，当然也顺利过关，看来上大学是铁板上钉钉的事了。

　　可命运却跟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没想到第一批来县招生的竟是小小的湘潭师专！幸运变成了不幸，一场欢喜变成了一番失望。我气得本要放弃，但转而一想，如果自己不识抬举，只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于是我带着矛盾的心情走进了当时的湘潭师专。说实话，要说生员质量，我们县第一批十二个人还真不赖：清一色的高中毕业生，大部分都是一中的尖子，这可比后来小学生进清华、北大的强多了。可命运却如此地不公，我们第一批进的是专科学校，而后来的第二批、第三批进的却是本科院校，有的还是名校。

　　从进校第一天起，我们的头上就有了一块特殊的牌子——工农兵学员。学校的宣传口径也很动听，说我们是教育改革的新产物，在我们肩上担负着历史责任，那就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那时的专科学制是两年。那两年中我们不大象大学生，倒象是突击队，经常是那里人手不够我们就奔向那里，下矿井，搞双抢，挖防空洞，修大堤，搞拉练，美其名曰：“学工、学农、学军”，书没读多少，社会实践则有的是；还经常听政治报告、开批判大会、上街庆祝最新指示发表。知识没有增加多少，胆识、口才倒练得可以。

　　不是自吹，我那时在班上还是比较冒尖的，写大块文章、临场辩论都是我的拿手好戏。一个中午可以写出四千字的大批判文章，两节课可以写出三千字的理论文章；论口才，我是班上公认的第一号牛皮。论成绩，我与一个六五届的、一个六六届的稳居前三名。正因为这样，我是与另一个同学被地区教育组（市教育局的前身）点名留校的对象。毕业时，我县来了一个宣传组的副组长（相当于副部长）接我们十二个人回去，因坚持要我回本县工作还挨了地区教育组长（从我县调来的一位副书记）的一顿臭骂，就这样我留在了师专。

　　开始时我教的是写作，后来语文组发现我的古典文学底子还可以，就让我改教古代文学。这一教就是三十五年，一直教到退休。

　　不知怎的，那时学校对我特别垂青，那种信任和重用大大超出我的意料，弄得我有点诚惶诚恐，胆颤心惊。譬如让我代表党委书记、宣传部长去参加地区的会议；让我代表学校向全校师生员工和地委、行署全体干部作评《水浒》的报告；甚至连省教育厅也点名要我参加全省师范院校的调查，起草关于改革师范教育的文件。但这种风光的日子只维持了几年，随着招生制度的改革，我也就从大红大紫的颤峰跌落下来。

　　七七年全国高校招生改制，由推荐上大学改为全国统一考试，为此社会舆论开始发生变化，慢慢地“工农兵学员”的牌子开始贬值，一些人提到工农兵学员就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常常露出一种轻蔑的口吻。特别是七八年邓小平同志游黄山时碰到一群七七级的学生讲的话，无疑是以官方的口吻对推荐上大学制度的彻底否定。

　　当从报上看到小平同志的讲话时，我就象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冷了个透。我明白我们这批人将从时代的宠儿变成社会的垃圾，或许过不了多久就将被扫地出门。

　　一九八二年，第一批统招的本科毕业生开始来校工作。他们有的来自北京师大，有的来自东北师大，有的来自四川大学，都是些名校。他们一来，我们也就看着掉价，领导、老教师讲话的口气看着变化，对他们是褒奖有加，对我们是不冷不热；做事稍有不如领导的意，就要看白眼、遭抢白。我们只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好在我们几个在教学岗位上已经混了七八年，教学上已经站稳了脚跟，学校一时还少不了我们几个。
到了八四年，已有硕士研究生来校工作，相形见绌，我们的身价越发往下掉，我们这批人尽管还在讲课，但已是如坐针毡，寝食难安了。我们分明感到统招前我们是嫡妻所生，统招后我们变成偏房所生，研究生招生后我们更变成了野种。在高校我们成了等外公民，随时等着被裁员。

　　从招生制度改革起，我就意识到，我得想办法摘掉“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来个脱胎换骨，要不然以后的日子没法过。于是我与另一位留校的同学找到学校领导，要求参加七八年高考。可学校领导说你们已经在高校任教了，没必要再去参加高考；何况你们两个都是教学骨干，如果你们一走，一时间我们到哪里去找人。就这样卡着我们不让参加高考。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两个只好乖乖地呆在教学岗位上。

　　不过，话又说回来，学校对我们两个还算不赖，为了让我俩能继续教书，于是先后送我俩到湖南师院、北京师大、湘潭大学进修。这种进修我们称之为“镀金”，可这种“镀金”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对改善我们的处境不起根本作用，一填起表来，我们还得填“专科”，身份还是“工农兵学员”。我俩也想考研，可我们以前学的是俄语，将近二十年不用，早忘得一干二净，那还上得了考场。我俩只得耐着性子忍着，只等着一旦有机会就要洗白自己，改头换面，再不因“工农兵学员”这块招牌受气。

　　总算苍天有眼，让我们等来了机会。从八五年起，国家教委选择一批重点高校开办助教进修班，目的是要改变专科毕业教专科、本科毕业教本科的现象，并明确表态助教班文凭高于本科、低于硕士。

　　我那时的心情就象久旱盼甘霖一样，以为扬眉吐气的日子到了，这口窝囊气可以出了。我怀着必胜信心参加了华东师大古典文学助教班的入学考试，并以湖南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一年后顺利结业。我满以为已经摘掉“工农兵学员”的帽子，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没想到八六年评讲师时，却有人还在说什么“他是工农兵学员，不能与我们同等对待。”好在系领导（那时师专已升格为师院了）帮着讲话：“他是你的老师辈，你上大学时他已经教了六年了；何况人家现在已经是助教班结业，怎么还说别人是工农兵学员呢？”这才堵住了这个人的嘴，讲师职称得以评定。

　　可事情总是让你防不胜防，到了九十年代，重新认证助教班学历时，劳动人事部却不承认助教班的学历，理由是教委未在人事部备案，国家教委的文件不作数。这可把我们这批助教班结业的人气坏了，可你生你的气，学历还是人事部门说了算。只是学校对我还算是信任，并准备委我以重任。但即使这样，我在中文系还是难免要听风言风语，有的人还在说我是工农兵学员。一气之下，我下决心调离学校，另寻低就，我连体检都已经搞过了。但当我去找党委书记时，他却一口拒绝，说：“不是我要留你，而是整个党委班子没有一个人同意放你走，你找我也没用。”既然如此，我只好委屈自己继续呆在学校。可我又实在忍不下这口气，于是也顾不得自己是副教授的身份，又屈身去考本校的函授本科，结果我又考了个第一。直到毕业后我才可以在学历栏上填“函授本科”。

　　九五年下期，院党委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强行要我担任中文系总支副书记，我推脱不了，只得勉强就位。仅过了一年，因系主任调任院办主任，党委也不向我打招呼，径直宣布由我接替系主任之职。无奈之下，我只好就位。可我心里明白，这下又要触犯众怒了——原来的三个副主任，两个硕士毕业，一个名校本科毕业，决不会服气的。事后证明，果然如此，他们时不时地给我出难题，好在我这个人还算有点虎气，镇得住阵。

　　但我还算有自知之明，知道象我这种出身的人，担任一个大系的主任，那是免子的尾巴，决长不了。因为这时的中文系，已是硕士一大堆，博士也有了好几个，那有我这个函授本科生的地位。我早就作了卷铺盖走人的打算。果不其然，还在九八年初，一个与我要好的副院长就向我透风，说要我作好担任总支书记的准备。到期末换届之时，书记亲自找我谈话，话说得很直白，你与我一样，我当院长（此前他是院长）底气不足，你当系主任也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党委决定给你换个岗，让你到图书馆去当馆长。我一听就明白他的意思，我不是硕士、博士，学历太低，在中文系当主任不合适。我也毫不客气地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教师，是你们生拉硬扯，非要我出来兼行政。现在正好换届，我什么也不搞了，你们就还我一个自由身吧。”
这三年的系行政经历，让我看够了人情世态，下决心再不搞行政了，于是我也不管书记怎样苦口婆心地劝说，一根筋抗到底，说什么也不干。就这样，我又回归到普通教师的本色。

　　这件事还算我有先见之明。仅过了四年，当我校与工学院合并组建为湖南科技大学时，干部重新竞聘上岗，对图书馆长的任职资格就明确要求必须是博士毕业。我庆幸自己当初的判断是对的，不然又将成为他人的笑柄。

　　本来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有一句话，叫“英雄不问出身”，可我的自身经历却在证明着“英雄的出身多么重要”！我自然不是英雄，可事同一理，我的经历足以说明，在中国的高校没有高学历是很难站住脚的。当年我进大学时，虽有过短暂的喜悦和兴备，可当七七年恢复高考后，“工农兵学员”的牌子就一直压得我吐不过气来。虽然我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一路走来，还当过中文系的系主任，可“出身”不好却让我吃尽了苦头，有时甚至有见人矮三分的感觉。如今虽然退休了，但这口气也仍未顺过来。我总想，如果人有来生的话，我一定要参加高考，而且一定要考个名校，我要用事实来证明我并非低能儿，并非靠机缘才吃上大学老师这碗饭的。


[ 本帖最后由 潇湘渔父 于 2010-3-27 21:59 编辑 ] 悲欢, 沉浮, 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