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怪癖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3:38 编辑 <br /><br />

自古而今，许多艺术上的杰出人物，多多少少都有些稀奇古怪的嗜好和行为，给艺术史和人们平添了不少可资品评的话题。有人喜欢梅花，认梅花是妻子；有人迷恋明月，视明月为前身；有人崇拜石头，唤石头是知己....种种的痴情异趣，狂行怪为，无不令人感叹。大抵品之高者其行独，情之痴者其文华。屈原行吟泽畔，乃有《离骚》；李白邀月同饮，诗歌百篇；东坡夜泛赤壁，《二赋》传焉......人们之所以理解并欣赏这些人物，是因为他们品质高尚、才情灵异。宋代大书法家米芾见石下拜，古怪颠狂的底蕴就是对自然和艺术的痴爱，并能把这种痴爱转化为艺术创造力。所以人们不但不非难，反而视为天才之表现。
当然，艺术家并非一定要如此才能进入创作，并完成其人格。据说杜甫比李白更能喝酒，按理他的诗比李白的诗更要飘逸潇洒，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的诗歌质实而凝炼，被称作“诗史”。杜甫之所以成为中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是由其人格修养、艺术素质和时代气候所决定的。如果骨子里没有诗圣的气质，那么喝酒再多，也不会诗兴大发的。由此可见，伟大艺术家及其作品的诞生，并不取决于喝酒的多少。如果一个人品质低劣，才情平庸，靠喝酒或佯装颠狂是不可能创造出奇迹的。米芾拜石头拜得自然美好，但若换成别人可能显得俗不可耐，徒增笑料罢了。
我非常喜欢这样一句话：奇才是夏雷冬雪，大才是四季转换。奇才的光华可以在瞬间之内使大才黯然失色，这正如夏天里的一声雷，冬天里的一场雪，情形会很分明，但有谁能注意到春夏秋冬四季之间是如何转换的？大作家的文章给人的感觉正是如此，如行云流水，你根本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机巧，看不出前后转承的痕迹。我读庄子、苏东坡的文章就有这种感觉。著名作家贾平凹说：“好的文章，囫囵囵是一脉山，山不需要雕琢，也不需要机巧在这儿让长一株白桦，那儿又该栽一棵兰草的。”太聪明、太机巧的人往往干不了大事，因为他太注重细节的精雕细刻，而忽视了整体气势格局的营造。李贺出门常背一个锦囊，成天搜肠刮肚地写诗，但凡有一句、两句就投入囊内，仿佛每写一首诗都要耗尽全部心血似的，他终于英年早逝，身后留下“鬼才”的名号。
历史上之所以出现许多行为怪异的文人，既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又取决于文人自身的特点。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他的笑傲王侯，倜傥不羁，正是他个人豪放性格和社会环境使然。而“竹林七贤”的狂诞不经，也正是正直文人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中无奈的放流形骸。那么再回过头来看看一些文人的怪癖，不正烙着他们那个时代的印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