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老师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2:26 编辑 <br /><br />

邱　 老　 师


　　在第25个教师节刚刚溜走的日子，如果还有什么人我必须得写一写，那应该是我高一时的班主任——邱廷铭老师。

　　满头稀疏的褐发，一张古铜肤色的脸，这就说明一个问题：邱老师不帅。而且，颇有些老了。约莫比我们大四十岁吧，完全是个师爷级别的人。脖子是短的，身材也不高，腰背还有一点佝偻。但肩膊是宽厚的，所以整个人便仿佛很经老，一副耐受力极佳而且永远不缺耐心的样子。遥想在1980年代中期的县一中，一早起来出大校门往西看，如果打镇东方向过来一个人，左手老是背着，右手提一个黑仿革提包，嘴里念念有词，光秃秃的前额旁若无人地朝前倾着，他不搭理人，人也不搭理他，那便没错，一准是我们的邱老师。

　　路遇这么一个老头，多数学生都是不会躲的。我们那时候半道上看见了，必会嗓子亮亮的喊他一声，于是便将一副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喃喃低语的面孔陡然喊僵住了，蓦地抬起头来，那脸上已如翻书一般，翻出一页灿烂的微笑来，一边极可亲地颔首，点头，一边笑眯眯地唸出我们的名字，一边就轻轻的，缓缓的，却是一刻也不停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不到半分钟，他已重新勾起脑壳，沉浸到自己无边的遐思与低语中去了。

　　所以倘是一个陌生人，有足够的好奇心，又有足够的文化修养，轻脚轻手跟在他后面走，是会大吃一惊的。因为他会发现这小老头儿并非是在发癔症，他轻轻哼唱的，有时是英语的加拿大民歌《红河谷》，有时是正宗美声唱法的王洛宾版“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时则连歌吟都不是，而是在低声背诵某部英文名著里的经典句子。那一口儿化音极重的美式发音（这个说法大概有问题）里面，分明窖藏并发酵了这小老头生命的主要乐趣与享受，一个浑然不觉地行走在生命的衰年里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乐趣与享受。

　　我记得那时候邱老师唯一的女儿是健在的，老伴也还硬朗，女儿和老伴又都是性情极好的人，相似的团团脸，面目清朗而笑容可掬。也不知是在什么场合见过一次，依稀记得他女儿的个子比他还高一点，仿佛也有30多岁了。而且也是教书的，只是不在城里。

　　这样的心灵安顿方式，加上这样的家庭人口结构，便注定了我们的邱老师是一个自在自为、自足自适的老头儿，一个活得像庄子一般澹泊、超然的老头儿。他对于这个社会秉持的基本态度便是与世无争、无可无不可，而在不知者的眼中，则未免显出几分陈旧与封闭，进而是有些书呆迂拙了。

　　不过那有什么关系呢？鞋子好不好只有脚趾头知道，这老头儿既没牛B到要去选总统，他这么活着便自有他认为充足的理由——他是丝毫也没在乎别人怎么看的。

　　就像有的人百万豪车也安顿不了裸奔的灵魂，而另一些人却可以在一根扁担上睡大觉一样，这小老头既能活出人生的某种安详，便免不了有自己的许多小乐趣。比如他一个人走在路上，有时会无来由地发出会心的微笑，天知道那颗怪异的头颅又想起什么来了？这小老头是有音乐细胞的，识简谱，而且雅好作歌，于是高中的第二个学期就给我们捣鼓出一首班歌来了，班歌的副题好像叫作“青春美”，唱起来和婉上口，很甜，很有旋律感，风格完全是圆舞曲式的。说实话，有点俗气。那大概是我生平唯一听到的圆舞曲式的班歌校歌会歌厂歌之类，没想到当时竟很喜欢，估计是因它歌颂了我们飞扬的青春吧，所以直到大学毕业都还唱得上来。只是到了这些年，青春的精神逐渐式微，便对不起，忘记了，如今竟是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邱老师此外仿佛还有写诗的爱好。他的诗跟他的作曲差不多，品位也高不到哪里去，基本是顺口溜式的。上课的间歇高了兴，便会随口念几句给大家作提神醒瞌睡的调味盐。比如有一首打头便是民歌式的起兴：“三拱桥头好平地，铁牛乖乖好气力．．．．．．”，好像是文革前带学生下乡支农时写的，他眯起天真的双眼得意地告诉我们，这首诗是发表了的，得了多少稿费呢？“3万元！”他站在讲台边上，朝我们伸出三根指头，下面便起了一阵骚乱，嗡嗡的，一致认为这小老头在吹牛。“那么3万元相当于如今多少钱呢？”小老头巧妙地卖了一个关子，自嘲而狡黠地笑了：“可以买40个鸡蛋呐，同学们！”

　　当然，作为资深的英语教员，邱老师所有乐趣的根基还是在英文上。有时上着课，他会岔开一句而突然掉进了自己回忆的陷阱里，喃喃说自己早年读过两个外国语学院：一个是重庆的，一个是上海的。“我的导师叫道格拉斯啊，满头银发，高高大大，49年他打了一张机票，一飞机坐回美国去了。”他这么回忆着的时候，脸上是生动的，生动得有几分落寞与黯然。

　　一个有着渊博学识和优良语言素养的人，我相信他的课堂氛围与知识深广度是不一样的。听邱老师讲英语课，一串一串来自英语国家的成语熟语以及励志格言，总是不经意地被他信手拈出来，随手写在右侧的黑板角上，天天重复，反复念叨，并且时时等着我们去接嘴。现在我知道许多老师是反感接“鸡下巴”的孩子的，但是很不幸，我当年就是一个喜欢在英语课上接“鸡下巴”的家伙。但邱老师对于这种“狗肚子盛不下二两香油”的学生非但不反感，反而很鼓励。也许这又是老头儿的一个小计谋，为的是怂恿学生更多地练口语和达成语言积累。这样一年下来，像我这么愚钝的家伙也算小有所成，竟能信口胡诌几十条英语的格言警句了。倘不是高二转去文科，跟着另一位后来做到研究员的老师接受什么牢什子的英语教学改革——其实就是学哑巴英语，成天翻来覆去做习题，一直做到恶心反胃也不罢休——焉知我会从此恶了这门鲜活的语言学科呢？我高考的英语成绩是110考了87，按说也不算太低，但从此竟对这门学科倒了胃口，一入高校门，便早早地和它拜拜了。

　　邱老师的家，是在三拱桥的乡下，我没去过。三拱桥据说是我们县城周边唯一建于唐代的一座古桥，离城约四华里，邱老师每天早早起床，冲一个冷水澡，把全身擦得通红，吃上一点东西，便匆匆往学校赶。每天两点一线地奔波在学校与家之间，仿佛一个农夫扛着挖锄走在水田与菜地之间。除了自己那间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的50多名学生，和土拉巴叽的黑提包里厚厚的牛津词典，以及一本教材或几册英文原版名著，这个世界在邱老师的眼里未免显得有些虚无，虚无得简直有点像鸿蒙时代的一铺晨雾，什么宝马雕鞍，香车美女，什么战天斗地，口号标语，什么十面埋伏三十六计，无非是过眼的云烟与镜花水月虹霓罢了，过了某个节点，也就一风吹净。在这小老头心目中构筑着某种永恒的——或者用涛哥的话讲，是正在形成核心价值观的——也许只是他那尘封在18层心坎底下的英文或俄文的学问，以及泼烦冗长的日子里一大堆鸡零狗碎的小乐趣吧。

　　但邱老师对于他的学生，却充满了母鸡一样的深情，有时甚至发展为一种溺爱。我生平没听说他跟别的什么人红过脸，但有一次却跟校长大吵一架，杀狗开斋，闹的很凶。原因很简单，他要抗议校长处分他的一个学生。此外更典型的例子，是他取消了本班学生天天做教室清洁的义务，打扫教室的事都由他包圆儿了。我们每星期逢单的日子由他带英语早读，辅导的间歇他会随时操起扫帚，将教室清扫一遍。逢双的日子我们读语文，他便捧起那本牛津英文词典，一个人踱到教室外边远远的草地上，前合后偃地大声朗读去了。心思极投入，神情极陶醉，而且差不多天天如此。清扫座位的时候走过我们身边，倘是有一片废纸被谁踏住了，他会非常文雅地将身子俯下来，轻轻地提醒一句：“高抬贵脚，请高抬贵脚。”于是读了三年书，惟有高85级五班的学生一年难得做几回教室清洁，成了全年级的一个笑谈。

　　我们的物理老师姓王，也是邱老师的学生，面庞与身材都极富轮廓，算得上一位中年“型男”。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脸上有一块电击后产生的极大的瘀伤，呈深褐色，那似乎也是他放下工程师不做而转行来教中学的原因。他对邱老师是极有感情的，而我们则对他充满了尊敬，而且他的女儿也在我们班上。有一次他便在课堂上言辞恳切地批评我们不懂事，遇到这么好的老师还要偶尔惹他生气，说到动情处竟至热泪涟涟。

　　中学生偶尔惹老师生气的事，那大概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隔三茬五就要发生的。有时候看起来像出了一件“大事”，邱老师却轻描淡写，并不在意。比如我们那个住了十几号人的男生寝室有一段时间老丢东西，于是人人都成了推理高手，天天晚上熄了灯就躺在被窝里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拿话去刺激某一个人的神经，因为根据大家的逻辑分析可以推定，他就是那个作案的人。结果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那个人去开自己的箱子，一个丢钱的同学便一把拽住了箱盖，说自己的一张钱又丢了，纸币上做了一个什么记号，让他当众把箱子里的一摞毛票翻开来，数给大家看。结果自然是立竿见影，不但当场找到了那张钱，而且真的就发现那钱上有用写不现的圆珠笔画出的丢钱同学的名字。这事理所当然地闹到了班主任那里，谁也没想到我们素称一丝不苟、公正廉明的邱老师竟会含糊其辞地给了一个冷处理，不但拒绝给这个同学处分，而且在班上也只字不提。寝室里于是一片“民怨沸腾”，都抱怨这小老头太偏心，那小胖墩儿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么袒护他！然而若干年后我回想起来，就明白那同学无非是青春期某一种心理怪癖在作祟，不拿人家一点东西他浑身不舒服罢了，跟一个人的基本品质未必扯得上固定的关系。一些年过去了，那位同学如今也俨然是社会上经得起考验的好人物，听说都做到科长的位置上去了，而且并没有传出贪赃纳贿的丑闻。

　　相反，对于一些大家都没在意的小事，邱老师却可能穷根究底。记得有一次放晚学后要做大扫除，大概是难得遇到这么一个做清洁的机会吧，我的心情一时就舒畅起来，丢了扫把，信笔涂鸦的老毛病立刻就犯了，随手将一阕白粉笔横过来，在黑板的正中涂了一朵大大的白花，大家抹完桌子门窗以后，又七手八脚把洗净的抹桌布晾在黑板上方的左右两只角上。结果邱老师进门一看脸色铁青，赶紧找来刷子将黑板擦了，又命人将抹桌布取下来，晾到窗台上去。第二天上完课，他心情沉重地站在讲台上，声色俱厉地追问昨天的花是谁画的，必须主动去说清楚，如果不交代动机，将受严厉处分。一席话说得大家莫名其妙，至于我这肇事者，就更是作作索索，汗不敢出。但回头一想我有什么动机呢？什么动机也没有啊？于是就在心里绷着，较劲，按兵不动。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花是我画的，既然大家都知道了，邱老师想必也就知道了。——这世上啥时候缺得了打小报告的人啊，自有爱打小报告的同学会去告诉他的。

　　但看我老这么负隅顽抗着，一点表示都没有也不行啊，于是便有更懂事的同学来找我，说其实什么事也不会有的，你只须背了人主动去向邱老师承认一下，他绝对不会剋你的。于是第三天的英语课后，见邱老师独自勾着脑壳在教室外面扫过道，我便惴惴不安地跟过去，用蚊子一样的声音承认花是我画的。我以为这小老头好歹也要教训我两句吧，谁知他抬起头来，竟也是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脸上堆起灿烂的笑容，连说：很好，很好；没事，没事；你上课去吧。

　　虽然这件事谁也没有说破，但过了些日子我还是辨出味儿来了：那一天的教室无意间搞得太像一个灵堂了，大大地触动了一个老班主任心底的忌讳与敏感的神经——说白了，这小老头领着50多个孩子，衔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飞了，他随时都在担心班上的学生出什么意外啊！

　　邱老师的迷信似乎还不只此一端。比如他是一个相当勤奋的人，每天早上天刚亮，就跑到教室里来了，但晚上却总是早早回家，一点也不肯在外面拖延。上了一年晚自习，我们竟很少见他到教室里来巡视，为什么呢？难道是我们的师母对他有什么“约法三章”么？后来便有消息灵通的人士来告诉我们，说这小老头并非惧内，而是怕鬼。他回家的路的最后一段虽然也是公路，但漆定墨黑，鸡不叫狗不咬的，要是猛不丁地遇到“鬼打墙”，那可怎生是好呢？

　　这么一说，这小老头的威望便在我们心目中跌落了七八分，本来就不是一个厉害的角色，现在看起来则越发像一个老妈妈了。虽说待我们极亲和极宠爱，鉴于他只是一个老太婆一样的窝囊老头，我们还用得着去怕他吗？如果一个青春涩男连邱老师都怕，那岂不是一件特别没有面子的事！

　　结果进入高二，班上就出了些不大不小的事情。我那时虽然转去了文科，周末很多时候还是在原来理科班的寝室里度过的。我们的学校是元帅的母校，规模颇不小，校园里种满了橙子树。秋天同学们过完暑假回来走在校道上，抬头望天，便蓦然发现橙子们已渐渐成熟了，用苏东坡的话讲，“正是橙黄橘绿时”，一只只珠圆玉润地挂着，一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俏模样，真是很丰韵、很抒情的样子。于是全都打起了杀橙子吃的馊主意，白天站在树下踩点挂荒，仔细琢磨到底是东边挂着的那一颗肉多一些呢，还是西边那一颗更有吃头。周六的晚上，不回家的便都三三两两出了寝室门，轻车熟路爬到树上去，俄而凯旋回窝，个个满抱而归。久走夜路要撞鬼，结果有一个周末便出了事。

　　且说我们的地理老师是一位马华的侄女婿，半拉子算得是一位正宗的侨属，县政协委员，平时着白西装打红领带，穿一双溜尖的三接头皮鞋，非常的有派。有一位同学不知吃错什么药了，竟瞄上了他宿舍门口的那棵树，觉得这位刘老师是不是施了什么外国肥料，怎么那棵树上的橙子格外大些，饱满些，简直像杨贵妃一样人见人爱，随时都在发出致命的诱惑。于是周六的后半夜便约了一个同学出去，提了一只背篓，摸上去了。一个在树下接，一个在树上摘。也许是碰上一只个头超大的了，单手竟托不住，还没等树下的同学把背篓递上去，那橙子“呼”的一声便砸了下来，掉在泥地上如篮球一般“咚”的一声巨响。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我们的刘老师革命警惕性竟然那么的高，简直是睁起眼睛在睡觉。橙子一落地他的门“哗”的一声就打开了，举着一根木棍雄赳赳的就冲将出来了，冲到树蔸下一声断喝：“不许动！”树下的同学一看大事不妙，拽起背篓就跑掉了，树上的同学也是个机灵鬼，慢慢地滑到树干中央，把一只脚伸下来试探一下，看他会不会真打，结果我们的刘老师革命立场非常坚定，“嘣”的一棍子就敲过来了。该同学借势“哎哟”一声掉下树来，趁刘老师调动应急反应的刹那，拔腿就跑。可惜已经来不及了，被追踪上了，不多时值夜班的老师们就包围了我们那座只有一道大门的四合院，并且锁定了寝室的大致房号。趁值班老师逐个房间敲门检查的当口，大家又手忙脚乱地将一些橙子从后窗递出去，叮叮咚咚倒在厕所里。等检查到我们那个房间的时候，除了托辞主人回家了打不开的那一只塞满橙子的最大的箱子外，老师们的成果依然是大大的，一举查获了贵妃乳一般丰满的巨橙23只。

　　于是接下来的一周便成了高二、五班的男同胞最悲惨的一周。那一周全校的同学都在笑逐颜开地分享母校带给大家的金秋果实，这个班却有六名同学受到了记过处分，更多的则被课以一个橙子两元的罚金。是否大家排排坐吃果果的时候他们也分到了三个五个呢，那我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即便是每个人分到那么一瓣两瓣味道极正宗的甜橙，咽下去的也不过是满腔的羞惭与愧悔吧。

　　比较幸运的是那一晚我刚好在文科班的寝室里睡大觉，所以至今说来也还是一个没有污点的好人。要不然也只好将一个处分结结实实背上一年，直到高考的前夕才承蒙大赦了。

　　还有一次事故发生在高三的上期。恰恰就是那位热爱邱老师并且也受到大家由衷钦敬的王老师，我们当然资格的师叔，在这个班不小心遭遇了一次教学的滑铁卢。

　　大约也是一个周末，轮到他去上课的时间，他推开教室门走进去，却发现座位上一个人影儿也没有。这帮鬼头鬼脑的孩子，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好像连他的女儿也没通知他。原来是班上一个叫杨世平的高材生觉得他的教学不够认真尽责，策划了一次变相的罢课事件，把全班同学拉到草街子那边的国营农场野炊去了。这个事件带来的直接后果，自然是物理老师换人，而全年级的第一高材生杨同学，则碍于情面在最后一个学期转学去了万县市二中。结果第二年高考，杨同学便在那里考取了清华大学水利系。如此大功告成却花落邻家的事，校方想必也是感到很恼火的，后来细细查究起来，才知道邱老师对于他们的行动是知晓的，完全可以定性为班主任老师默许下的一次集体别动。

　　当然，我们这一届毕业时的高考成绩听说还是很骄人的，升学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听说后来有好几届都没能刷新这一年的纪录。而其中尤以邱老师所带的五班考取重点大学最多，虽然杨同学溜掉了，班里还是另有一名同学考上了北大。至于那六位受到纪律处分的倒霉蛋儿，则几乎清一色地被各大重点院校录取了。
　　送完我们这一届，邱老师理所当然的该退休了。也许后来还教过几年书，但几乎肯定没有再当过班主任，所以像我这样半途转到文科班去的学生，也勉强可以算是他的关门弟子了。惭愧地讲，我很少到他后来位于盛山书院的陋室里去探望他，但骨子里始终是以做过他的学生为荣的。12年后的一九九七年的某个初秋的天气，我正在县上真理部的一间老房子里埋头写那些被毛主席称作“懒婆娘的裹脚”的专题文章，有一个同事突然来敲我的门，说我给你带个客人来了。然后闪开身子，让出一个人来，正是多年前教过我的恩师邱廷铭老师。

　　还是当年的老样子，除了门牙脱落得差不多了，其他几乎看不出什么大改变。还是满头稀疏的褐发，一张古铜肤色的脸。肩背驼得更深了一点，但也似无大碍，依然是当年那个康康健健的老头。我赶忙沏茶，让座，了解他的来意，才知道他被人骗了钱，试试看我能不能帮他打听出那人是谁，什么来历。他说有一天他正在家里看书，有个年轻人来找他，自称是他的学生，84级的，刚从外地回来，要回陈家区去，因为路费花光了，回不了家啦，所以想找老师借200块钱。邱老师一辈子教过的学生也实在太多了，一时竟有点迷糊，既想不起从前教过这么一个学生，也想不起自己当年教过的某一届到底是84级还是85级。就问他当年一起的同学都有哪些人，他便说出两个“叶”来，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的堂侄子。邱老师一听还真像那么回事，就把自己积攒的钱借给了他。谁知那人竟“赵巧儿送灯台，一去永不来”，从此音讯了无了。


　　一九九七年的200元，的确可以算是一笔钱了。而那时邱老师的女儿和老伴都已去世，完全是孤单无依地过着日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楚境遇，总是让我想起余华小说《活着》里的那一位福贵。真没想到会有那么一个不肖的学生，竟会恋恋不忘于老头的善良与厚道，在自己时乖运蹇的时候便使出如此下劣的招数，去骗一个勤苦一生的尊长的退休金。可见这人间的所谓人性是大可怀疑的，而荀子大人“人性本恶”的说法则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这不又是一次恶的本性的暴露么？只是像我这么一个完全没有行政资源可以调动的书生，虽然也人模狗样的坐在机关里写着假大空的部长报告，其实是随时准备落荒而逃的，到哪里去打探他那打了水漂的银子的下落呢？陆陆续续打听过一些人，包括某些同学，最终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一晃又是12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已过80高龄的邱老师现在的境遇如何，当年五班的那么多散在天南海北的高足们，包括去了美国的两位，可否会在教师节的这一天，想起这个平凡得近乎窝囊的老头：想起他孩童一般灿烂的笑，和老妈妈一样慈祥的脸；想起他为我们作的班歌，和那本厚厚的牛津词典；想起那个勾起脑壳扫教室的永恒的背影，和他给予我们的母鸡一样宽厚而真切的爱．．．．．．


　　　仁者当寿啊，邱老师！——你在家乡还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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