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李白与杜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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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并称，李杜乃中国诗坛之双子星座，自古而然。
上世纪“文革”末期，吾高中毕业，回家务农。日为生产队粗重劳动所苦，夜为青春期莫名燥动所烦。郁闷之际，遂向本村廖老师借书遣怀。廖老师，家学有传，蔼蔼长者，吾村唯一公办教师，亦吾小学授业之恩师也。幸老师不我弃，尽出庋藏，容吾选之。吾借书三册，其一为《李白与杜甫》。吾乃以“文革”高中生之语文底子，读属于学术著作之本书，囫囵吞枣，略知一二。会，时局变，吾参加高考，入读监利师范，所借三书亦随吾行焉。当其时也，四凶方除，环宇初定，百废待举，良书尤缺。学生之盼好书，犹旱苗之盼甘霖，班上生某有旧版《红楼梦诗词注解》，全班乃集资而刻印，人手一册。吾之郭著为人觊觎可知也，未竟一年，不知失于何时何地，扼腕长叹，愧对良师，而至于今。
倏忽二十余年，吾师杳然作古，而吾触网知四川淘书斋是书有售。适女儿正求学巴蜀，乃请为代购，假期携归。书为旧籍，辗转蒙尘，吾以酒精洁其面，以双手抻其角，以画纸为其衣，以拙墨题其名，遂成今日之面目。套用古语，吾常有“树欲静而风不止，书欲还而师不在”之悔，每每对之潸然。
聚散离合，书道亦如人道。是书之主，曾为熊某，从其注“旷达”一词而出一错字可知，彼文化水平当在初高中之间。时易事移，虽名家之藏亦星散民间，而况普通百姓之零本残轶哉？是书今之归吾，再之适谁，悉凭书运，则吾又何为而悲欣耶。
扬李抑杜，固有产生是书之政治背景。然其考订引征，持论立据，亦足可称一家之言。毛公好李，郭老著文，学术其表，御用其里，乃一个时代“文艺为政治服务”之见证，亦是书之特殊价值存焉。


二00六年七月十九日识于四当居
时溽热坦腹汗湿双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