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之外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2:40 编辑 <br /><br />疼痛之外
文/段成仁


　　当决定去医院打针的时候，我的腿脚已经非常酸软了。
　　前一天下午的那阵风吹来的时候，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我举着相机，努力搜寻典型对象，一对母子就在这时候进入了我的视线：母亲左手抱着孩子，右手高举着葡萄糖液体瓶，孩子左手腕上插着针管，针管外有一截暗红，是静脉血从血管里逆流回来了。孩子右手里捏着十元钱，眼睛盯着那个捐款箱的投钱孔。走到捐款箱跟前，母亲弯下身子，孩子把那十元钱塞进了捐款箱。我按住快门，连拍了六七张，当我把相机从眼前拿开的时候，那阵风就来了，吹在我的额头上，有一股从袖口吹了进去，吹起一层鸡皮疙瘩，与衬衫摩擦，一阵生疼。我抬起头，发现头顶上的乌云比刚才更浓了。

　　一阵风，就把我脖子和手臂的皮肤吹痛了。一些生活的经验条件反射地来到脑际，我隐约意识到：一些病毒可能已经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潜入我的身体并开始作祟了。回到家后，我喝了两大杯白开水，并早早地上床休息——用这样的办法我曾经好几次驱逐了侵入身体的疼痛。然而，这一次我的努力都白费了，疼痛感越来越尖锐。我得去看医生了。

　　回想一下，自己和家人得了健康之神的眷顾，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生病了。孩子和我每天早晨六点四十五起床，到早点摊上喝一大碗豆浆外加两根油条，或啜一大碗稀豆粉，或吃一碗砂锅饵丝或米线，然后，孩子蹦跳着走进学校的大门，我则向单位奔去。这期间，或天晴，或下雨，或忙或闲，但背景都是被我忽略了的健康而平静的日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即使下雨淋湿了身子，也无大碍，湿滑的街道和打伞的行人一样赏心悦目；即使是热天出汗，出的也是健康的汗，不是虚汗，与疼痛无关。父亲和母亲按时接送孩子，按时煮好菜饭，我每天按时上下班。在远处的妻子也按时打来电话，询问儿子和我的消息，我们的回答在健康这样的大背景下，也按部就班：我们都很好。疼痛在人不疼痛的时候离人很远，远得让人想不起它的模样来。有一天，疼痛忽然来敲门，人一下子从惬意和麻木的生活中抬起头来，重新开始审视人生的路是否真是那么笔直和一成不变，重新惦量生活的内涵是否真是那样浅薄和简单。

　　拐出巷子，我感觉到了作为一个受困主体的被动与无奈。三轮摩托轰鸣着从身边疾弛而过，带着一串长达数秒的喇叭声，我使出一些力气，集中了很强的注意力去追随它，像看一个怪物一样。它仿佛才诞生，是头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我紧接着又明白过来，在疼痛来临之前，我那生机勃勃的身体和生机勃勃的大脑跟时时刻刻上演的生活细节之间筑起一堵厚墙，达成互不侵扰的协议，我也就自然地忘记了三轮摩托那轰鸣的发动机声的存在。此刻，这堵墙被疼痛推翻，协议被废止，不只是震耳欲聋的三轮摩托，街上所有的声音都尖锐起来，毫不留情地敲击着我的鼓膜。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觉得前一天那阵风里像裹了尖刀，轻易地就能戳痛我被刚刚被病毒侵扰的神经。一阵阵菜的味道从路边那一排饭店里飘过来，我想起朋友相聚或停水停电的时候，我们就到这几家饭店去吃饭，我们在里面喝酒、划拳。炒菜的师傅和店员的脸颊都红彤彤地，他们不发烧，也不感冒，那只是热，是忙碌。饭店灶台上方有换气扇，呜呜地转，铁锅里腾起一阵阵油烟，马上被换气扇甩了出去，但还是有大量油烟被我们吸进肺里，我们呛了几口，骂了几声，笑了几声，又接着喝酒、划拳。现在，这些肚子饿时闻起来香极了的味道在病毒面前不堪一击，叛变了嗅觉，不仅未能勾起食欲，还引起我一阵阵干呕。一股灰尘还乘势裹在菜肴的味道里迎面卷来，我眯起眼睛，皱起眉头，屏住呼吸，喉咙间一阵刺痛，脑袋也更重了。此时，街上的一切，如贼性的犬，落井下石，欺侮我这误落平阳的老虎。

　　去医院要经过医院前的那个小广场，晚饭后，有一群中老年人都会准时到广场上跳健身操，雷打不动。前一天那场为“莫拉克”致灾的台湾捐款的活动就在广场上举行。一块红布，外加白色大字的标语凭着自己的鲜艳轻易地挤进平静的生活，并占据了一个平静的日子。在这一天里，小城的人因为同胞的疼痛而疼痛起来，尘封的心打开来。捐款活动进行了一天，在身体开始疼痛之前，我在那里拍了一天照片。取景框里，一些人走过来，为远在天涯的同胞所受的灾难和疼痛，掏出数量不等的钱，塞进捐款箱，肃然离开，然后又有人源源不断地走过来，不断地往箱子里塞钱。他们不断地从捐款箱前经过，把自己跟一个遭受疼痛的地区和正在遭受疼痛折磨的同胞紧紧联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一边喝水以期减轻身体的酸痛感，一边在电脑上浏览白天照的照片，不同的面孔，相似的动作和姿势，传达同一种思想，一种近乎悲壮的思想。灾难不在意人的平静和慌乱，蔑视或恐惧，说来就来了，轻描淡写地就把人推向疼痛的深渊。值得欣慰的是，在灾难走后，人们果绝地扔掉了恐惧，带着疼痛马上投入到自救与重建中。同胞的疼痛通过深远的血缘关联遥遥传过来了，触痛了同胞兄弟姐妹的心。在电脑屏幕上，那对挂着葡萄糖的母子的姿势，有一种雕像般沉稳的力量，有一种让天地变色的大无畏之气。我的镜头里记录着疼痛，同时也记下了比疼痛更醒目的东西，那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伟大传统。

　　我穿过小广场，向医院挪去。又有中老年人在那里跳舞。款捐了，爱心献了，那两棵悬挂“伸出援助之手，支援同胞抗灾”标语的榕树又挺直了身子，铺着红布的桌子搬走了，前一天坐在桌子后面的民政、海事部门的领导们以及摆在桌子前面的捐款箱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任务，认真负责的清洁工已将活动的所有痕迹抹去，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轨迹上，组成生活的大块平面和空间并无多大的改变，人们又欢乐起自己的欢乐，疼痛着自己的疼痛，像我一样。

　　整个医院只有一楼有三间病房，且全躺满了病人，庭院里那座供孩子们玩耍的幼儿滑梯也被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七八个靠背椅和两排凳子。此时，靠背椅上都坐满了等待打点滴或正在打点滴的病人。正在打点滴绝大多数是孩子，有几个老人。孩子们柔嫩的手上、额头上、脚踝上插着针管，葡萄糖和抗生素的混合液体从塑料管源源不断地流进正被病毒侵扰的身体。在这些年轻的生命里，因病毒与抗生素交战的次数不多，免疫系统必然地漏洞百出，活跃在换季时节的病毒轻易地突破防守，让孩子们咳嗽，发烧，在某个平静的日子里猛地把大人的生活打乱，一个个正常运行着的家庭变了轨道和节奏，一下子跌入疼痛的漩涡，大人焦虑着很多事，老人，工作，孩子等等，但只能暂时放下手里的活，围着孩子忙碌起来。从医院门口哄着孩子进来的父母，脸上挤出微笑，树起坚强的榜样，嘴里哄着孩子要听话，要乖，要坚强，有孩子含着眼泪顺从了，也有少数孩子，病痛让们扔掉了乖孩子的面具，用尖利的哭闹声考验父母。很多孩子们不知道，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及医生手里那让他们恐惧的闪亮的针头，是父母的希望，脱离疼痛的希望，平静生活的希望，父母做着父母的该做的事，父母做着他们必须做的父母，脸上的表情，像是他们也患了一种无名的痛，无药可医的痛。有父母带着打完点滴的孩子回家了，脸上轻松了不少，眼睛里多少有了些晴意，但从那勉强的笑容里看得出，一颗心还悬在胸口，不知道回到原来生活轨迹的路还有多长。还有部分中年人是陪老人来看病的，跟孩子们一样，老人们进入疼痛世界也是一种必然，是瓜熟蒂落的规律使然。老人们的身体运转了一辈子，身体的各部分或自己慢慢老化，或与意外猛然相撞，不再精神抖擞，稍微的天气变化、寒暑往来都在考验老人的抵御能力。有的老人不断地锻炼身体，走路、跳舞，与病魔争夺时间。有的老人实在支撑不住了，中年人就忙了起来，把老人送进医院，检查，打针，喂药，日夜尽心尽力陪护，想帮老人度过疼痛的难关。有的老人幸运，身体和精神状况不断地趋于好转；有的老人挺不过去了，陪护的中年人的眉头越攒越紧，甚至攒出了一场丧事的影子。

　　病人实在是太多了，空气里充塞着阿莫西林及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药的味道。我一直压抑着自己的呼吸。直觉让我相信，这空气里，一定饱含了让周围的人和我生病的病毒，这股复杂的味道里夹杂着这些病毒的味道，在我的每一次呼吸里，它们从我的口腔、鼻腔一路欢唱着冲进我的肺，又一路欢唱着冲出来。我敢肯定有一部分已经留在了我的肺里，并随着输送氧气的血液进入心脏，又被心脏挤压到全身，又想作祟。我看不透自己的身体，但我知道，眼皮底下的这具肉体是病毒和抗生素的战场。刚才出门的时候，六岁的孩子哭闹着要跟我一起上医院，在我花了十多分钟向他阐述了到医院里去的危险之后，他的哭闹依然很执着。搞不清是因孩子哭闹得有些过分，还是病痛让我的忍耐力下降，我记得好像是用左手拉过孩子的右手，把他的手心掰向上，然后用右手在他手心上重重地敲了一下，孩子含着眼泪不出声了。一种疼痛代替了另一种可能会发生的更大的疼痛，这种代替发生在眼前，被代替的疼痛却在将来，这种未知性成了一种压力，给了我一种可能会犯错的惶恐感和犯了错的内疚感。但有一点我是确信的，孩子身上绝不会比别的孩子更加完善的免疫系统，他要是跟我去医院里，此后的几天里，他的身体也将成为病毒和抗生素的战场。这样想着的时候，我稍稍舒了一口气，怀着一颗被自己敲痛了的心，拖着一具疼痛的身体挪到医院。

　　医院集中了人间一大部分痛苦。疼痛把每一个人牵拉到医院里来，推到医生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把解脱疼痛的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在医院里，时间的脚步慢了下来，疼痛的人在等待，在焦虑中度着时日，用经验来推算病愈的日期。当葡萄糖液体开始以均匀的速度流进身体的时候，疼痛的人开始怀想健康的日子，仔细回忆自己错吃了什么东西而导致肚子痛，或者因为赶时间少穿一件衣服而导致感冒，或者懊悔自己仅仅因为一个小小的动作的失误而导致了重大意外事故的发生。懊恼自己就是疼痛的间接或直接制造者，懊恼把自己推向疼痛的人就是自己。

　　墙角有一台电视，隐约现出医院的人性化意识。电视可以转移病人的注意力，暂时把他们那被病魔控制的神经从疼痛的枷锁中解救出来，电视还可以为陪护的亲朋打发些时间，一些无聊的节目成了生活原来的轨道与乱了套的节奏之间的维系。不断有人走过去挑选频道，在我输完第一瓶的时候，我估计至少有六个人去挑选自己中意的频道。有个爷爷怕错过了新闻联播，调了央视一套，有小朋友在举起插着针头的手嚷着要看少儿频道，他的母亲走过去满足了他的愿望，后来又有几个人不停地应了自己身边的人的要求，频繁去按增减频道的按钮。偶尔，关于“莫拉克”的消息被调出来，有人盯着看了会儿，感叹了几句，又调了别的节目，正受苦难和疼痛折磨着的人，大概也不想看到更多的苦难和疼痛。我闭上眼睛，默默地计算着葡萄糖下滴的频率，对比自己的疼痛感，想像身体内病毒的土崩瓦解，告诫自己要记住这一次疼痛。

　　药水滴完了，我伸出右手把输液管开关上的小齿轮拨到最底，那液柱在离开关几厘米的地方停住了。我没有喊护士。护士太忙了，她们穿着白色大褂，戴着口罩，推着堆着针具、葡萄糖、胶带的车子，不断地从我的脚边走过，穿梭在孩子的哭喊声中，穿梭在抱着孩子的父母中间，像一团团忽冷忽热的白色的火。疼痛的人和家属就像飞蛾，目光追随着护士，期待着某团火停留在自己面前，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痛苦烧尽。

　　终于，有护士急急地经过，我请她为我拔针，她马上停下来，说，好的。手脚麻利地拨了针，让我自己按住针眼，并告诉我，坐一会儿再走。护士额头细腻，油亮，眼光笔直，平行射出，像在深思又极为茫然的样子，视线的焦点聚在极远的地方，拔针的动作机械、熟练，没有意识的成分，是程序在操控。护士似乎陷入了一种状态，一种与告别家人走出家门来上班之前不同的状态。我相信她不上班的时候也曾遭遇到到父母或兄弟姐妹甚至孩子的疼痛，她为此为揪心、烦恼，为他们打针，让他们吃药，她应该庆幸自己还有这样的专长，比一般人更加轻松、更加快捷地解决着类似症结。上班后，生活滑向工作，还没来得及进行一些哲学层面上的思考，各种各样的喊痛声让疼痛概念化了，疼痛越来越模糊，最终缩减成处方笺上的几个字，成了只需要用机械的程序性动作就可以对付的敌人。这时，疼痛对于医生来说，已是正常的事物，医生站在病人的疼痛之外，又直接面对病人的疼痛——从粗浅的感觉到内心深处。从这个意义上说，疼痛是真正的医生永远的伴侣，痛着自己的痛，痛着别人的痛。

　　走出医院大门，夜色正浓。路灯下，三轮摩托、行人像平日那样不断地经过，消失在街道的远处；临街有烧烤摊、涮菜摊一字排开，围坐了不少人，咀嚼烧烤，喝着啤酒，谈论着琐事，享受着健康。身后，又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抱着打完针的孩子从医院走了出来，我看见，孩子眼角带着泪花，嘴角却有笑意，然后，一家三口向夜色中的家走去，向着原来的生活走去。

　　回家路上，经过一家音像店，里面有熟悉的音乐，仔细听了听，是许巍在静静地唱：在辽阔的天地间，在悠长的岁月里，让我感受这世界的疼痛和悲伤，让我感受这世界的温暖和希望。

　　200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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