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老屋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6:59 编辑 <br /><br /> 首先声明，老屋不是父亲的朋友，而是父亲二十岁时亲手建造的位于乌蒙山里的房子。也就是说，老屋是间房子，承载我们一家人在那个村落里繁衍传承的房子。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二十岁的父亲建造了老屋。那时候，爷爷刚过世，一辈子调牛换马的爷爷在乌蒙山区里购置了大量田地，但土改政策一来，爷爷就慌不择手地把那些土地契约销毁干净，随之，爷爷也就老了，再也没有心力为父亲建造房子便走向了消亡。势单力薄的父亲咬紧牙关，从乌蒙群山里把那些一围粗的原木砍倒，再用黄牛把它们一根根地拉回村庄里来，用锯子解开，解成椽条、楼板、窗棂，二姑父也会来帮忙，但实际上他把长得粗直的原木都拉回他家里去了，父亲也可能和他争执过，但终究不会发生不和睦的争执，身体单薄矮小的父亲建造了四间瓦房的老屋。

据说，老屋建造起来的时候，还位于村落的边缘，但从我记事起，我家的房子就在村落中央了，去学校只要走三分钟，去集市上赶街，也走三分钟就出村落来了。老屋每年都承载了一家人收获的粮食，稻谷和玉米装在巨大的木柜里，洋芋和荞麦敞放在楼板上，积堆成囤地静默着，和老屋一样，没有一丝声响。
父亲年轻时候身上充满了浪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经常白天在乡村学校里做民办教师，傍晚便奔向田间地头，把一捆捆籽粒实在的稻谷、大豆、玉米背回家来。吃完晚饭，卷根旱烟，父亲就在园子里拉起了二胡，偶尔也吹笛子，父亲最爱吹拉的曲子是《绣荷包》，吹拉一阵后，全家人就都沉入了梦乡，老屋就和白天一样静默，偶尔有两声牛用欹角抵猪的声音传来，接着就传来父亲呵斥老牛的声音：“剐干巴的！你吃了两捆包谷草还没吃饱？”
父亲一辈子教书，也一辈子种地，还一辈子做木匠，严格地说下来，父亲在村落里一个男人做了三个成年男人所从事的活。我的记忆里，我家田地里的庄稼并不比别人家的差，除了早稻这样的作物要赶在芒种谷雨以前栽下去，因而没赶上为数不多的几家外，我家地里的玉米总是在六月以后就长得好看起来，葱郁一片，连叶子上也流晃着墨亮的绿光，而稻田里的稻谷，也在这个时节拼命追赶那些早稻，等到秋天成熟后，稻穗完全和人家的早稻一样成熟大气，沉甸甸地挂满田间。
父亲一辈子教书，也希望孕育出几个读书人来，这种期望更多地放在我们兄弟几人身上。在学校里教书的父亲完全懂得四村八舍间每个孩子的智力情况，他经常鞭辟入里地教导我们要向那些读书厉害的孩子学习，为我们寻找到一个又一个的标杆。我初中毕业那年，父亲的某位学生已经在省城做了计算机软件开发公司的经理，而我们也丝毫不逊色地实现了父亲的希望，在上个世纪的末期时段，我们兄弟三人纷纷考进省城的学校。
父亲一辈子做的家具都是精致耐用的，用父亲和山村里那些乡亲们的话来说，父亲是从来不做山活的。父亲做的椅子，远在县城的人家都会坐班车来购买；做的橱柜，两头挂着精致的装饰品，有鹿，有孔雀，有犀牛，还有鲜花果实，父亲甚至发明了专门雕琢这些装饰品的器件，深夜，我也还在听见父亲在咯吱咯吱地加工这些图案。
父亲做民办教师一直做到退休，因为我弟弟被计划生育规定为超生后，父亲就永远地失去转成正式教师的机会了，父亲深以为痛的人生道路就这样在遗憾和非遗憾之间展开。
四年前，身为小学民办教师的父亲退休了，镇教办的领导为父亲算清了工钱，一共8824元。父亲将这笔钱存进了镇上的农业银行后，转身，卷起一截旱烟，含在嘴里，又沿着故乡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回乡村的老屋去了。

60岁的男人还能做些什么？父亲不太爱想这个问题，他觉得想得太多了，就不愿意去想。事实上，任何一些想法在心里想了成千上万遍之后，都会消磨一个男人的意志的，更何况，我父亲的一辈子应该算是个聪明的人，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我思考很久，又酝酿好久后，曾经用婉转而又尖刻的话问过父亲：“你也算是个深刻的老人了，你觉得我们这个大家庭以后该怎么过才算好呢？”父亲又再一次地回避了我的问题，咂巴了几口旱烟后，嘴唇还在浓烟笼罩里，又接着数落起母亲来，他说我母亲烫过头发后就像一条波丝狗，简直是忘本了。
父亲说的这件事情，是因为母亲在省城二哥家时，二嫂一次去做头发，也让我母亲烫了发。头发刚烫回来，就遇到从我这里“逃”去省城的父亲，父亲第二天就逼着母亲把头发拉直，据说母亲去拉发的时候是含着眼泪去的。我想，父亲这样的做法是剥夺了一个女性对于美的追求，难怪母亲会满怀悲伤，但父亲是一辈子也不会意识到的。
父亲退休后，他几乎失衡地存在于乡村之间，家里的地，他和母亲只种了为数不多的几块，在城市工作的我们其实早就和二老说过，土地不用种了，到城市里来，我们完全能赡养他们，但父亲和母亲还是种了一些地，并且养了两头猪，种地回来后的父亲经常在老屋里哀叹他身体上的老毛病给他带来的痛苦。那天，为了几棵生长发育很好的黄豆苗，父亲和母亲又开始争吵了，母亲把用剩的化肥放到黄豆苗上，父亲就彻彻底底的不同意，并且在家乡的山冈上就吵得不可开交，他甚至回家后，还在对母亲用化肥培植黄豆的行为穷追不舍，一个人睡在老屋的地上，并发誓从此不会再去种庄稼。
一个一辈子和乡村的土地打交道的人失去重心是可怕的，我们那时候还没意识到父亲在这个问题上的严重性。前年以来，我们就让父亲和母亲完全抛开老屋，来到城市和我们，和我们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一起生活，但父亲临走之前又反悔了，他甚至不想出售那些在粮仓里陈积多年的玉米，最后，是我们一天天长大的孩子吸引他们来城市的，父亲不得不来见他心爱的孙子。
父亲来了，首先就来到我这里，开心着，没事的时候帮我们拖地。父亲是个一辈子不做家务的人，我觉得不过意，总是看着地上脏了，就首先把地拖干净。过了一段时间，父亲还和周围的退休老工人们拉起了二胡，吹起笛子，还邀约着一起爬山，但因为他一辈子和土地和老屋打交道，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信念不同于这些退休老工人，没过几天，他再也不去了，接着就埋怨我一天坐在电脑前打字。
我很敬重父亲，一直把我们相处的日子当作人生中的幸事，做熟饭，经常喊：爸爸，吃饭了。父亲还是一直失衡下去，他最后甚至埋怨起这样的生活来，他说他在梦里看见老屋的墙倒了，祖坟被修路占掉了，我经常用道理来安慰他，叫他不要想得那么多，老家一直好好的，再说他们临出来之前，已经安排了村里的亲戚去看家，如果有什么，亲戚们自然会电话联系我们的。
但父亲一直烦躁和焦虑着，他说的话越来越尖酸刻薄，似乎把我们都当成了敌人，我也一天天郁闷下去，我和妻子在我们的城市要挣钱买房，生育孩子，每天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来，父亲甚至连下雪天的洗脚水都不想烧，呆在他的房间里无节制地抽旱烟，我们都不敢和他说话，说话就惹来他的冷嘲热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可能是他和母亲不在一个城市的缘故，我打算让他去和母亲在省城兴许会好些，但面对父亲的多心与疑虑，我甚至不敢征询父亲的意见，我怕他说我是在赶他走。
期间，父亲还是去了几趟母亲所在的城市，但每次回来，心情一样不好，他说，在二哥家，他从外面回来，母亲嫌他的鞋子脏了，把地板踩上泥巴。他问母亲，是不是要吊着脚走路？母亲和父亲便在二哥也吵架了。他甚至走到正在开会的做省级医药销售经理的二哥的会场上去，对着那些营销员们长达半个多小时的演讲和指训，让正在开会发言的二哥无所适从。而父亲每次从我这里出发，都在我把饭菜做熟的时候才走的，说走就走，完全是雷厉风行。我追出门外，乞求他吃完饭再走，或者第二天早上再走，迢迢几百里路途上，怎能让我们不担心，但父亲似乎从来不会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的父亲到底怎么了，他口口声声说的，他见过的世面和知道的道理注定让他成为一个胸怀宽广的人，但怎么也不能和我们兄弟几人的看法取得一致？我们都不是不孝顺的人，在二哥那里，他们关怀倍至，在我这里，我们一样也嘘寒问暖，在大哥的店里，也一样让他开心知足，为什么就不能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呢？
老屋终究像一头老牛一样静默着，反刍着我们一家人在年月里的变化，无声无息，父亲一辈子严格要求我们要尊贤礼士，爱老携幼，可他的态度和思考却无法定落下来。父亲坚持着要回老屋里去生活，谁劝他就用伤谁最深的话语来回答。父亲回去了，从来不做家务的他却以方便面为食，一天天地消耗着体力，我们兄弟几人只能商量着让母亲也回去，母亲便也回到了老屋，回到了那曾经满堂儿孙，而今又冷清寥落的老屋。
半年前，村里搞起了新农村建设，要修一条村间道路从老屋经过，大哥主动让出地盘来，将老屋的一面墙拆去，可隔壁的那邻居一直不让出修路的地盘来，导致了争吵，他家的儿媳妇用石头将我父母脑门划伤，血流在衣襟上。我们兄弟几人纷纷连夜从城市赶回老屋去，将二老接来医治检查，医药费一共开销上万元，可那家人直接就说要命有一条，要钱没有，面对贫穷的乡亲，我们兄弟几人是不缺那点钱，但我们还是确定走法律途径，就算宣判下来我们不要一分钱，但这有什么意义？
这些年以来，我们在乌蒙山以外的城市购买了房子，有了新家，有了下一代，但这何尝不是老屋的传衍呢？老屋是根，正如父亲是根一样，他们的平安就让我们放心了。老屋里现在再也不用锄头、篮子、簸箕、铁犁这些农具，就连父亲当年的木匠加工房，也只有为数不多的木材静静地被搁置在靠墙的位置，失落地看着我们短暂地回去住上一两天。我问过父亲，给想来城市和我们一起居住，可他也说不知道。
父亲和老屋的关系从情感的意义上来说，代表着我们兄弟几人对乡土情怀的一种贴心的感知，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梦境，我们期望我们逢年过节都能回到父亲身边去，老屋可能也会发出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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