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何叔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7:31 编辑 <br /><br />　　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与前几天晚上的那个梦有关系，我最近不由得每天都要想起何叔。

　　何叔已经离开我们将近四年了，我最后见他的是我兰州打工的那一年的初秋，我为找拾棉花的人回了一趟家，结果拾棉花的人没有找到，就又回到兰州搞建筑了。何叔本来是很健谈也是很喜欢喝酒的人，可是那一次见面却不是那样。我去他家的那天还有客人，好像是他的亲家公也在。平时我一个也好，我们几个一同去也罢，他都会和我们喝一场酒的，并且边喝酒边聊天，他的话题很多，除了本地的掌故和生活中的琐事，也喜欢谈国家大事，尤其是时政新闻一类的话题。但那一天他话也明显的少了，酒也不能喝了，说一喝酒便胃痛，他让我自饮自酌，不要客气。他一般喝的是当地人自己熬的青稞酒，既便宜又纯正。他喝酒的习惯也很传统，必须要把酒在火盆上考热，也叫温酒,然后才喝。大概离中秋节不远了吧，那天他还拿出蜂蜜给我吃，说我自从打工，很少有见面的机会，所以蜂蜜是特意给我留的。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以为一般的胃病，吃几顿药就好了，谁会知道竟是胃癌，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就是任何人也是不会想到的。虽说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的人了，身体非常硬朗，干起力气活年轻人没有差别，饭量酒量也一点都没有递减。这一次我因时间紧张，也没有和他多坐下来聊聊，就匆匆忙忙的走了，知道再回来已经是他离开人世的一个月之后了，我回来的第二天是他的五期。那一次成了与何叔的最后一次绝别。早知道他会走的那么匆忙的话，我陪他一晚上，再听听他讲本地的掌故该有多好。

　　 何叔在当地是个有点名气的人，他的出名是在文革时期，那时候他是我们大队的文革主任。在“台风”运动中，被他打到了很多人，尤其是对全公社人都认为很了不起的两弟兄（外大队的）借来批斗，批斗的非常狠，或许是那时候他年轻气盛，做事鲁莽，批斗对象扩大化了，招致了群众的愤怒，后来有人把他的情况反映到省里，来了省、地、县三级工作组纠正错误，他的过激行为使他从革委会主任突然变成了坏分子。命运有时候真会跟人开玩笑，看来谁的命运都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刚懂事的时候，也就是上小学的那几年，每次开批判大会他就必须是批斗的对象，我还亲自参加过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亲眼看见过由两个民兵把他捆绑的场面。我的几个叔叔也曾经在运动中受过批斗，所以那时候一提起何叔就都恨得象要吃了他一样，给我说何叔是如何如何地坏。只有我的母亲说何叔是好人，说虽然运动中批斗了很多人，也过头了，但没有冤枉人。现在想，母亲说的还是比较客观，不仅仅是何叔和父亲的关系较好。我那几个在文革中受到批斗的叔叔，本来就有很多毛病，不是小偷小摸，就是粗鲁蛮狠不讲道理，就是现在这样平和的时代，也不是受人欢迎的人。看来整人的人不一定是坏人，被整的人不一定是好人。

　　八十年代初，何叔的坏分子帽子在给右派平反的同时也摘除了，何叔又成了普通农民，但那时他却成了和他同时变成普通农民的原来的地主富农、右派分子，还有文革中他得罪过的人的攻击对象，白天走在路上有人会拦住他大骂，甚至会有人故意找茬儿打他，晚上一个人走路更是提心吊胆，比起没摘帽子的时候，他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以前除了开会斗他批他，还没有人随便骂他打他，这时候他倒失去了保护。难怪后来他也说他是文革的受害者。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有点不理解，现在想来也是有点道理的。从他身上我也理解了那些八十年代的反思文学中哭哭滴滴地叫冤的作家们，他们中也有很多人，估计是和何叔一样的受害者，但从来没听说那个作家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害人者。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到九十年代后，何叔真正成了普通农民，一方面因为伟大的时间老人把文革中发生的事已经淡化了，再者人们在狠狠的到处找钱，没有人把心思放在一个糟老头的身上寻找平衡，何叔的日子过的很平淡。但他是不甘心过平淡日子的，所以他的周围又聚拢了一帮喜欢喝酒的人，我也成了他酒友中的一员。

　　 何叔的性格用三个字可以概括，为倔、直、爽。倔就是倔强，只要他认为是有理的事，不管你是谁，他绝对不服输，他敢和当官的打官司，并且还打赢了。把自己的儿子也要告上法庭，至死不相往来；直，他从来不说假话，不因人而论事，不管你是谁，有错误就当面批评，不给面子，自己有错误也会承认；爽，他豪爽大方，尽管生活困难，来的客人都要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喝酒的时候更是毫不吝啬。对朋友有困难会尽力帮助，他也热心公益事业，九十年代初期，我们的村学眼看要坍塌了，在重修学校的时候，就是他和几个老头义务干完了所有的木工活，他说自己就会这么点手艺，给自己村子里修学校出点力是应该的，所以他不要工钱。这就是何叔。

　　 何叔去了快四年了，他是我们父子两代人的朋友，我今晚写的这点文字，算是对何叔一点怀念，也是对自己心灵的一点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