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驼镇：我的镇长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7:39 编辑 <br /><br />
遥远的驼镇：我的镇长

　　囿于现实的记忆，一旦下笔总是会有一些偏差，误导你走进走出在一些似是而非的生活记忆中。高承振说过，他和他的人物都带有向命运屈服的意味。人生在世，谁不是这样呢。经商从政，做工务农，求取功名，求职办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变化。不同之处仅在于物是人非，高承振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他的朋友们还活着。

　　高承振又说，他发现要创造出一个有同情心的人物是很困难的事。

　　二十岁到四十岁的人是没有同情心的。小孩子有这份能力却不知道，等知道时，已经没有能力和勇气去做了——已经变得成熟圆滑，同情心也渐渐磨蹭出世故的老茧了。而那时候，高承振自己却正是四十岁左右的样子。在驼镇，没有不知道他的，他既是镇长，又是整个地区少之又少的文学作者之一。而他的民族更令人惊奇：朝鲜族。他当镇长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许多年后我从外面回到家乡探亲时，他仍然是驼镇的镇长。

　　三十年前，在地区杂志《长白山》发一篇千字小说，可以让广大文学爱好者惊羡不已，口口相传数月不止。即使真正的作家，也很看重，足见手写变成铅字在当时的份量与地位。作为一位朝鲜族“三突”镇长突然被组织审查，已经是我长大，他变老的时候了，先生竟在窝窝囊囊中一年不到头连续发了五篇小说，震惊地区文坛。记得《长春》（《作家》前身）一篇、《吉林日报》副刊一篇、《长白山》一篇……

　　精致的文字是他的希望。

　　那时，我还在塔河农场的森林中伐木种地。偶尔回家，会去拜访。之前，他并不认识我这个小孩子，而当我也成为文学作者之后，他开始注意到了我，就像我回乡后开始注意到他一样，每次去都会看到这个民族的经典姿势在他的朝鲜族大炕上重现。盘腿大坐，一张短腿圆桌，吃饭的时候全家用来就餐，餐毕就是他的书桌。面对我由衷的赞叹，他不语。通常，告别时他会突然来一句：“别急，你保证行，你比我强。”后来我“行”了，永远离开家乡驼镇，但这个人已经永远不会再见。听说他后来调到烟台大学当了中文教授，三年后猝死异乡……

　　就在这篇文章命题时，我再次想到了先生。审查之后，据说他又做了一年镇长，可是他已经不再对镇长有任何兴趣了。中国的官场，大到国家，小到村屯，一直没有太平过，后来我到市府工作，看到了更多的事情，似乎才真正明白高承振这位当了多年驼镇镇长的忘年交是多么地厌恶那个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和职业。如今想来，他的厌恶是真实的，他的心似乎早已投靠了伟大而神圣的文学事业。每一个作家的目的就是要捕捉活动——那个活动就是生命，以艺术的手法使它固定，那么百年之后，也许吧，当一个陌生人看到这些留下来的文字时能够受到感动，因为他本身就是生命。

　　问题在于，高承振什么也没有。

　　他只有苦苦地追求。

　　一方面，白天他要把生命和精力无条件地全部拿出来，传达党的政策，最新最高指示，管理和运作驼镇数万人的吃喝拉撒睡，春种秋收，检查工作，批判这个那个，上县或自己召开那些永远也没有尽头的高峰会议。都是十分重要不可怠慢的“国家”大事。另一方面，只有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疲惫不堪的身体和精神已经没有多少可以支配时，才有可能硬支撑着剩余不多的热量打点研究自己钟情的文学……

　　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大家都穷，送礼都拿不出什么象样的东西，只能硬写，写成了就成，写不成算你倒霉。要么坚持，要么放弃，那时候，我已经苦苦写了六七年，在我伐木种地的塔河农场周边很大一块地域，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但胳膊肘磨出了厚厚的一层老茧也没有变成半个铅字出来。条件差，棉布帐篷的对面大通铺里，每人只有二尺左右的地盘，每天晚上，只能拄着两条胳膊往马粪纸（一种粗糙略黑黄的包装纸）上编织美丽的梦，多数是一个小蜡头作伴，夜夜趴着笔耕不辍。后来前胸就成了微微的鸡胸脯。

　　高承振在驼镇。

　　我在塔河农场。

　　就是这样两个根本不搭界的人。后来我们走到了一起，成了朋友。成为朋友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驼镇，又不仅仅是这样简单的一个客观条件。咬住青山不放松，是做人的资本，无论前头有没有光亮，都不是问题。知道希望的存在或者说意识到需要一些希望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城里。是一位编辑部主任让我意识到希望的存在与意义。

　　未见面前，我对我要见的人充满渴望与崇敬。二十到四十岁的人，孩童的干劲变得更强、更危险，但还没开始学着去知道。人的能力受环境和压力的影响而误入歧途，比如写作，比如你自己的命运和你笔下人物的命运，所以在未具有道德之前是强壮的。的确是那样，现在想，世上的痛苦都是二十岁到四十岁的人引起的。那时候，见到一位杂志社的编辑是困难重重的，忐忑不安的，杂志社不在，就大费一番周折打听追到他家里去，毕恭毕敬送上“习作”请求指教。这是位在文坛有案底的摧花客，不过知道的时候已经是后来的事了。男作者的稿子，他一般是不会当回事儿的，尴尬地坐了一会只能回家等，直到等得泥牛入海。

　　高承振常常给我来信。信件，从我的故乡驼镇的那个小小邮局出发，后来就到了我手里。

　　我们交流着一些看法，一些体会，他很少或者说根本不谈镇长工作的事。

　　人生不满百，唯一的不朽便是留下一些永远能感动人的东西，就像在进入黝暗的深渊之前，在墙上写下“ＸＸ到此一游”的字样。我的愤怒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愤怒出诗人，怎么知道愤怒就不出希望？或者说愤怒就不会唤醒隐藏多年的希望意识？

　　这个世界，战争可以改变世界，也可以求得和平。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只能被动挨打，想坐到谈判桌旁都不太可能。同此一理，作为男人，又死皮赖脸地把文学当成苦苦追求情人的男人，我既没有经济攻坚礼物，更不具备响当当的招牌。因此人家完全有理由不尿你这一壶。怎么，你有什么感冒么？

　　没有。

　　高承振的信中也偶尔会表达这些问题。不过，从此我对文学有了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方向。信心就是这么练成的。我的文学希望在哪里？在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天地间，我暗下狠心，我要用自己硬梆梆的文字铸造一块真正的希望盾牌，它的材质必须是火山渣花岗岩，去敲开一座座需要我去砸开的杂志社大门。我要用墙内开花墙外红的硬性方式，不求任何人，不再请任何人“指教”，先本省后全国，用这种硬碰硬的方式回过头等待或逼迫那位不尿我这一壶的编辑部主任主动跟我邀稿。如果等不到那一天，我宁愿放弃这劳什子文学继续种地，痛苦地留在那一片广袤的森林中。

　　那是我的看法。我和高承振都认为，我们和我们笔下的人物都带有向命运屈服的意味。但是，我们同样认为，有些是这样，有些不是，就像其他——我们所能看到的小说家和他们笔下的角色一样。这种作战方案，是异常痛苦的精神折磨之后铸造的。当然，心里没有任何底，有的只是对自己文字的信心与力量。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看见自己的文字变成哪怕一个字的铅印体。

　　这是我听到的自己心里发出的最冷静、最清醒的一句话。

　　我从来没慌乱、害怕、惊吓过。

　　这条路，不好走。我知道。

　　我甚至不知道年轻的自己不需要怜悯。例如有一次我步行百余里（没有车费）去跟知心文友们会面一样。发黄的日记本里面大概还可以搜寻到当时记下的一些话或一段话（大意）：“我只不过上路了十二小时，就已经到临江了。了不得，肉体可真了不得。当然，那是意志的结果。”。

　　后来的事情，你知道了。

　　许多年过去之后，今天写这样一篇忆旧文字，我只想把自己讲过的话重复一遍，如果你要生存下去，不是大家都在走的道路，而是你自己选择的那条，那是因为我们选择、决定先成为自己，向他人显示我们是一个同种，它的意义也许是要考验我们是否值得生存下去。意外的是接着便一发而不可收。当年高承振一年内能在省内连发五个短篇小说便是奇迹，当地一位作家父子年稿费收入达５０００元人民币便全市震惊，我不知道后来自己能够一部一部中篇四处开花是怎样的大喜过望？事实上，随着冷冰冰的退稿笺不知不觉中变成热情洋溢的邀稿信，在更加勤奋的忙乱中我已经将自己最初的复仇决心忘记得一干二净。直到我遗忘的决心突然找上门的那天。

　　由于人只存在于生命中，所以必须把希望和时间都用在生命上。人生中的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各行各业，七行八作，不管你做什么，也不管你这辈子想向哪个方向发展，信心和决心你是肯定少不得的，而且不止一次。每一次决心，事实上带来的都是你要向某个领域挑战或寻找属于自己希望的过程。有时候，你忘记了，恰恰被你铸造的希望不会忘记。

　　孙小梅，一个大辫子拖到屁股的姑娘，文化站干事。她一直在高承振的手下工作，之前，我回到驼镇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姑娘，后来有过眉来眼去，有过亲密接触，但没有具体操作。在我有业不就的那段日子里，她突然出现在我家里时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想到她是来传达或者说来唤醒我已经淡忘了的那件事。“Ｘ老师”（那位曾经高高在上的编辑部主任）电话打到文化站，请她务必转告我，尽快给他们杂志社一部中篇，退稿也行。

　　随后，高承振也来了。

　　生命就是活动，而活动与人的动机有关，譬如野心、权力、金钱、喜乐等等，当然还有写作。知道我是什么感受么？是的，你不会知道。不，也许你会知道。这就要看你对这个世界人情世故的认识和体验深浅了。也要看我们的心灵是否相通。后来我给了，不是退稿，是刚出炉的，还有笔尖摩擦纸张的温度呢。不久，大作见刊，位列头题。

　　这就叫希望。这就叫硬碰硬。凭借一已之力，凭借和我的镇长高承振一样的精神支撑，我必须奋力挣脱自身所处的活动范围，才有时间用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他迟早会被逼得在道德之间做个抉择，因为道德良心要求他这么做，使他明天能安然自处。作为编辑部主任，后来的杂志社主编，他需要用当地的走红作家提升自家的杂志阅览和订数。后来我们居然成为朋友，记得最初求见他“指教”习作时，递烟给他曾被不客气挡回，称不会吸烟；后来再在杂志社见面，进门屁股还没坐下，人家的香烟已经敬到眼前，且必定是紧跟着“扑”地一声火苗凑到鼻子下。

　　道德良心是他必须从神祗那里接受的诅咒，因为从诅咒之中才能反思做梦的权利。

　　即便如此，抱怨编辑如何也与事无补，他的权力有限，如果你真正懂得编辑是什么，不追求用文字铸造自己的希望，即使你的小文一审勉强通过，那么二审、三审你能够通得过么？懂一点编辑程序的作者，只会检讨自己的文字，强化自己的能力，从自身建设扎实做起且不断进取。君不见如今报刊杂志和网络一方面稿源如潮，一方面又到处重金（甚至达到千字万元）买好稿这一事实么？你可以吃不着葡萄愣说葡萄酸，骂别人发表的东西是垃圾，可你的垃圾却出不了笼，岂不是莫大讽刺？

　　瞧瞧，写着写着就激动了。

　　本性难移呢。

　　这一点，我想我跟高承振是一样的。虽然他后来再也没有写东西，只一心一意做他的中文系教授，然而，当初在驼镇当镇长的时候，至少那时候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这就好比一个离婚的男人一样，对自己命运的处理应该是该续弦，就续弦，灰心丧气解决不了问题，还可以再试一次，不行就再试一次，就算一切都失败了，大不了家里再添一个小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你真的爱文字这一行，最佳途径只能锲而不舍，是金子总会发光。呵呵，多么俗不可耐的话呀，是不是。

　　写作本身充满了乐趣。

　　回望遥远又陌生的故乡驼镇，我发现那一方天地有许多东西不但值得就地取材，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更何况手边有这么丰厚的现实资料可以借着把事实升华为虚构，可以任意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这一座座小小的金矿，在空间上、时间上，我都像上帝一样摆布这些人。时间是一种流动的状态，就像当年我和高承振所做的一样，我们自认在时间上把人物角色处理得相当成功，除了个人瞬间的出现之外就毫不存在，如果没有“过去”这回事，只有“现在”的话，那么就不会有悲伤和记忆了。

　　我喜欢把遥远的驼镇以及当年的镇长高承振想象成宇宙间的一块基石，虽然只是一块小小的基石，可是把它拿开，整个宇宙就会崩坍。现在我想告诉你的是，高承振走了。

　　驼镇还在。

　　　　　　　　　　　　　　　　　　　　　　　09-7-2于歌谣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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