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给我带来的伤

　　
　　我初学写作的时候，也就十六七岁。十六七岁当是一个人最危险的年龄，干什么都容易走火入魔，容易狂热到不可救药。我不可救药地编排着我的迷茫和忧伤，逮住空儿就写啊写；逮住空儿，就为赋新词强说愁。恨不得一口吃成个胖子，一夜之间就远近闻名。

　　实际上，最危险的，还不在于我的急于求成。对于一个无知无畏的少年来说，没有什么他不敢想。危险到要命的是，一些著名作家的混账传记把我一次次导入歧途。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混账的也许不是作家本人，而是那些为作家树碑立传的家伙。为了赢得卖点，渲染气氛，增强其趣味性和传奇色彩，那些家伙无所不用其极，非要夸大作家们与众不同的地方。我记得他们说海明威总是站着写作，说惠特曼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就一连三四天不洗手脸，说巴尔扎克通常在晚上6点睡觉，睡到深夜12点起床，一连写作12个小时，写作过程中一直不停地喝又苦又浓的咖啡，并像纪录片一样地套用巴尔扎克的同期声说：“一旦咖啡进入肠胃，全身就开始沸腾起来，思维就摆好阵势，仿佛一支伟大军队的连队，在战场上开始投入了战斗。”又说席勒常年在自己的书桌抽屉里放一些烂苹果，只有这种微微的酸腐味儿才能使他心静神凝，文思汹涌。说杜鲁门·卡波特更绝，剑走偏锋，出奇制胜，不仅烟不离嘴，咖啡不离手，还必须得躺在床上或沙发上才能写作。据说咖啡稍后还会换成茶，再稍后换成雪利酒。这哪里是在从事写作，分明有搞行为艺术的嫌疑了。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上一大串，越举越没有意义。这些怪癖不是没有，但未必就是名作家终于修成正果的根本理由，没有更深远更磅礴的精神力量做支撑，没有更敏锐更历练的思想智慧做底蕴，光这些花拳秀腿是成就不了一个大作家的。而你看他们如数家珍又不厌其烦地津津乐道于这些奇闻逸事的时候，那潜台词分明在说，大师们之所以成为大师，文豪们之所以成为文豪，就在于他们身上有这些乌七八糟的毛病。少年的心本来就充满了叛逆，哪经得起如此煞有介事的忽悠，有这么多功成名就者的“言传身教”，想不另类都办不到了。 　　今天我已知道，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尤其一个人的行为习惯经不起推敲。好比一位女子，无论她恋爱时怎样习惯了撒娇发嗲，婚后也得习惯柴米油盐醋，执意不习惯的话，唯有离婚。而我们看到的经典的婚姻状态多是鸡肋式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一家比一家会凑合。又好比一位贪官，无论他怎样习惯了香车美女，一经东窗事发，他也得孤零零地习惯冷冰冰的铁窗高墙，执意不习惯的话，只有一头撞死。而我们看到的经典的镜头是，贪官满面泪痕，悔不当初，发誓要重新做人。类似的例子想必也可以举上一大串，也是越举越没有意义。我想我已说明了我要表达的意思，即，没有什么狗屁习惯是必须坚持的，哪怕它是一个著名的习惯。 　　遗憾的是，当我弄懂了再著名的习惯也得因人而异，因时因地而异，我已深受其害，伤痕累累。如前所述，那时我心狂野，像所有不谙世事的少年人一样，对内容不求甚解，却痴迷于那些似是而非的形式。催发灵感的咖啡我是品尝不到的，更不要遑论什么雪利酒马提尼酒了，但一个人要是打定了主意东施效颦，那也没有什么能难得倒他。至少，我可以从父亲那里搜罗来些许劣质的烟草和廉价的茶叶；再不济，也还可以熬比他们还深还长的夜吧。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我装模作样地燃着一支烟，沏好一杯又黑又红的苦茶，埋头于案前笔走龙蛇，每每把灯油耗尽，不知东方之即白，我就觉得自己其实已是一个准作家了，别管咋说，端得派头也是十分接近一个大作家的水准了吧。 　　我常常被自己的这个形象感动，也不知这样度过了多少个不眠的晚上。次日早饭时起不来，到午饭时也起不来，据说路遥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我比他还能摆谱，太阳不落起不了床。事实上，我能酣睡到黄昏的次数屈指可数，通常到不了上午，我父亲就会吹胡子瞪眼地把我骂起来。不管我把作家的派头端得多大，在我父亲那里都行不通，教训起我来，还是一点情面都不讲。要是他暴跳如雷的恶骂也骂不醒我的话，他会一把扯掉我的被子，抡起巴掌把我揍醒。我父亲一边揍人一边伤心得要死，绝望到极致，会深刻地检讨自他往上的几代人的德行。一个农家孩子不事农事，他这样跟我母亲说，这是哪辈子作的孽哟。
　　对于一个世袭了多少代人的农民家庭来说，这显然是笔糊涂账，怎么追溯也追溯不出个名堂来的。但民间自有子不教，父之过的说法，无论哪辈子作的孽，我父亲显然都有矫正我的义务。所以无论我熬多深多长的夜，只要他在家，第二天上午就会把我赶下床来，赶到地里去。睡不够，胃口就不好，胡乱吃点饭，摇摇晃晃地给责任田里的棉花豆子玉米去除草，哈欠连天。那年夏天，我没少跟父亲斗智斗勇，要是他监督着还好，他一离开，我就会扔掉锄头倒地就睡。赤日炎炎，我躺在棉花或玉米地里酣睡，所幸既没被蛇咬，也没被蚰蜒一类的虫子攻击了耳膜。据说蚰蜒蚯蚓什么的最爱攻击人的耳膜，趁你熟睡之际钻进你的耳洞，径直把你钻成聋子，想想都后怕。这些灾难虽没发生，但一觉醒来，一身热汗，裸露处被晒蜕了皮，额上胸脯上生满了痱子。此后写作，写到汗流浃背处，会忍不住挠它们。愈挠愈痒，愈痒愈挠，每每抓破抓挠出血来，一个夏天都好不利索。我的皮肤就此丧失了免疫力，一经蚊叮虫咬，都可能溃烂浮肿。皮肤之恙，是写作带给我的最早最表面的伤。 　　相对于后来的内伤，这点儿伤痛太小儿科了，根本不值得一提。不值得一提还提，是因为我觉得我也许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信息，我那时没想到，蛇之所以放过我，蚰蜒蚯蚓之所以没跟我一般见识，大约就在于要提醒我一下，保护好自己的胳膊和腿，乃至一双耳朵，因为不是所有的虫儿都跟它们一样善良，比如马蜂和蝉，就比它们难缠得多。我稍后就会写到。转眼到了冬天，我们那夏暖冬凉的老房子的劣根性立即暴露无遗。老式的木格窗棂有好几处断开了，虽糊上了一层旧报纸，但根本挡不住风，挡不住寒流。我用的书桌也是一张式样很老的长条木桌，四条腿朽了两条，得垫砖，得靠上窗下的墙壁才能稳定，桌面也凹凸不平，至多尺把宽，愈发拉近了我与窗子的距离，一抬头，迎面就会吹来凛冽的风。为此我曾一再发狠，一朝写出名堂了，一定要置一张双人床一样宽大的写字台不可。后来我虽没写出大的名堂，但却执意弄了一张还算气派的书桌，抹起桌子来，从这头够不到那头。好了，写字台是像模像样了，怎奈常年闲着，写作的工具更新换代成了电脑固然情有可原，但最根本的一点，还是找不到那时的感觉了。今天，每当看到书桌上的浮尘，忆起早年的梦想，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摇头，自己给自己苦笑。遥想当初，我是多么勤奋，又是多么英勇，面对来自父母的棒喝和周围人的冷嘲热讽，毅然奋笔疾书，一个冬天写了三个中篇，数十个万余字的短篇小说，还有几百首诗。若干年后我小有名气，开始被一些报刊约稿的时候，却步入另一个怪圈，发着容易写着难了，就想找点过去的东西出来，看能滥竽充数不。谁知时过境迁，当我回乡，村里新规划了宅基地，老房子不再，原址上盖上了别人的房子，我父母跟我弟弟业已搬到了别处居住。那个时期的作品自然是一点也找不到了，它们还没来得及发表就散失了。我不知是什么使我保持了那样旺盛的创作激情，也不知都胡写乱画了什么。作品虽然没有留下来，但身上的伤时时提醒我，我曾那样一路走过。

　　屋子里阴暗潮湿，后背和两腿外侧阵阵发凉。这时候抽烟喝茶已不仅仅是扮酷了，还有了驱寒制热的功能。一个晚上下来，我差不多能抽一盒烟，能喝一大暖瓶水。但一根烟的温度，一杯茶的热量，乃至一盏油灯的光芒加起来，也抵不过一场雪的侵袭，一场北风的进犯。那个冬天还没过去，我就感到我的两个膝盖同时患了关节炎，尤其左腿根那儿的肌肉和胯骨都受到了严重的冻伤。此后很多年里，这条腿再也没好过，像晴雨表似的，坏天气还没来，它就隐隐作痛。最严重的几次，一动不能动。据说有些活得在意的人，为保护心脏，多用右侧卧的姿势睡觉，我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伤腿不经压，一压就会压得血脉不畅，动弹不得。后来结了婚，情况稍有所改善，这时我可以仰卧，可以让左侧挨近妻子，借以温暖它。但纵使如此，也没少叫妻子受惊吓，要是哪天在睡梦里翻了个身，压住了左腿，那麻烦就大了。必在疼痛中醒来不必说了，还半天不能动一下，直疼得龇牙咧嘴，汗水横流。这样的时候，只要她稍微动我一下，我就会像给捅了一刀的猪一样失声怪叫。得独自煎熬半个小时甚至更久，人才能慢慢缓过劲来。记得那年在莘县，我一个人借宿在一个冰雪包围的小屋里，半夜醒来又动不了了。虽然冷到了滴水成冰，人却疼出一身汗来，感到这个风雪呼啸的夜晚要熬不过去了。幸好电话就在床头的桌上，挣扎了半天，终于把话筒摘下来，向住在不远处的一个叫小蔡的人呼救，让他给我送一个暖水袋来。小蔡早已睡下，此刻不得不顶风冒雪地赶过来，但他没有暖水袋，只用一只喝水的杯子给我装了一点热水。就是那半杯水的热量救了我，我把它放在腿左侧，在温暖中，那块骨肉总算恢复了知觉。
　　如今，这条伤腿依然在为我带病服役，每当我忘了它的时候，它就发作一下提醒我。其实，一经过了逞强好勇的青春期，且又为之吃尽了苦头，我已知道怎样保护它了。那以后我再写作，便又多了一样道具，除了烟茶，腿上还搭了一块护膝用的小铺体。此刻时令已进入盛夏，我的腿还像严冬一样需要特别的温暖和呵护。我就围着这样的一条小铺体写下了上面这些字，样子非常不酷。这非常不酷的样子，当是当初扮酷扮出的代价。 　　再一处伤，是耳鸣。1995年初夏至1996年初夏，我在北京十三陵给人家书商当枪手，炮制长篇畅销书。习惯的力量真是巨大，从初学写作时习惯了夜晚写作，一晃快10年的光阴过去了，我依然没改掉这个人为的毛病。我还就此跟另几个当枪手的人说，就写作的严肃性而言，也是非夜晚不能写作。这情形酷似一个误入传销团伙的人，一经被拉下水，被洗了脑，辨别是非的能力丧失殆尽不说，反而人云亦云，心甘情愿地沦为人家的帮凶。那时候已基本上是专业的写手了，生活中就剩下了一件事，写写写，连十三陵山清水秀的景色也没大好好欣赏过。日久天长，握笔的拇指与食指都磨出了茧子，中指那儿被钢笔勒出一道深深的槽沟。因为熬夜，又因为抽烟过多，胃口大受挫折，食欲与日递减。我记得刚开始的一些日子，我还可以起来吃午饭，随着交稿日期的临近，出版社不时来人催，我便又一熬一个通宵，次日起来，一般要到黄昏了。这样一天只吃一顿饭，纵使半夜里再啃个冷馒头或泡碗方便面什么的，营养也还是跟不上，身体很快地虚弱下去。最明显的表现是脱发。我的脑门仿佛一片越来越贫瘠的土壤，害得找不到养分的头发们扎根无望，逃难似的离我而去。实际上，说成逃难仍然有粉饰太平的嫌疑，是避重就轻，是欲盖弥彰，因为无论难民们迫于怎样的窘境而背井离乡，那毕竟还是奔着一条生路而去，我的头发们则只有死路一条，从此不可能再生活到别人的头上。形势严峻的时候，我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在我写下的字里行间一根根飘落，我每翻一页稿纸，都得先拂去落在这页纸上的数十根长短不一的头发。那时我才二十几岁，脑门便越来越开阔，几根稀稀拉拉的杂草，聊胜于无地摇曳在一片不毛之地上。 　　你听到过头发落在纸上的声音吗？ 　　一开始我也没听到。关于声音，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是，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用不着再要聆听头发脱落的响声了。我在那里前后写了三部书稿，问题出在第二部书上。那部书大约30来万字，从初稿到定稿，历时一个半月。后来的那半个月，因为出版社催得急，我每晚都能东拉西扯一万字，甚至一万五六千字，俨然一架机器。是一个很深很静的夜晚，三两根滑落无声的头发忽然弄出很大的动静，让我在习以为常中胆战心惊。我先是听到右耳嗡地叫了一声，左耳也不甘落后地吱了一声，接下来就嗡声响成一片，仿佛有一万只马蜂在飞，一万只蝉在唱。那是冬天，而且天还没亮，无论蝉还是马蜂，都还没到集体亮相的时候。我转身叫醒妻子，问她是否听到了什么。妻子懵里懵懂地说，她什么都没有听到。只劝我早点睡，别把身体熬坏了。她不知我的身体已经坏了，开始出现幻觉幻听了，在这铺天盖地的噪音里，我不能给她说我的心里生满了多少杂乱和恐惧的念头。我试着用两手捂住两耳，幻想像鸵鸟一样自欺欺人。奈何鸵鸟的敌人来自外部，我的危险则是自发的，来自我的身体内部。我不捂住耳朵还好，一捂上，马蜂和蝉的数目立即呈几何数倍增，嗡嗡营营声变成了轰轰隆隆的爆炸声了。 　　我们和出版社之间，隔着一个书商。单就这部致我终生耳鸣的书稿来说，除去工资，满打满算也就得了5000元的稿费，却让我的两耳再也得不到清静。先前我以为只是一夜的幻听，休息几日就好，谁知竟像左腿的冻伤，一驻扎下来便盘踞不去，且愈演愈烈，又成为我人生中的一大痼疾。此后的一年四季，我都像置身于夏日的密林深处，总有蝉声出没，怎么驱赶扑打也摆脱不掉。白天还好些，愈是夜静更深，耳鸣愈厉害，喧嚣到极致，耳膜会被震得火辣辣疼。我就此和声音关系紧张，手机常年处于震动状态不说，家里和单位里电话的铃声也调到最低限度，连有秒针走动声音的手表也不敢用。那些细微到别人可以忽略不计的声音，在我听来都心惊肉跳。每每路过市声嘈杂的地方，我都会加快步伐，我怕我逃离得慢了，人就会崩溃。 　　那以后我停顿过一段时日的写作，但停顿得再久，只要一坐于桌前，一拿起笔来，垫付于暗处的蜂啊蝉的便会蜂拥而至，吵着闹着粉墨登场。仿佛我的写作是一场雨，它们在雨中纵情歌唱。旷日持久的耳鸣严重影响着我写作的心情，气急败坏起来，会掷笔于案前，数度中断手头的写作。中断最久的一次，从2001年到2007年，我没正经写过一个小说，而那应该是我势头正当看好的时候，小说发到了《十月》一类的杂志上，并开始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权威期刊所选载，还连获了山东河南两个省的文学奖。我试过一些偏方和所谓的灵丹妙药，但没一次奏效过，忙碌的时候显不出来，一静下来，耳边必会响起嗡嗡营营声。腿上的冻伤我还可以用一个小铺体温暖它，耳内的伤，我一点法儿也没有。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如果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拿健康挣钱的话，那么到晚年，必得拿钱买健康。要命的是，我还没老，就再也找不回一双健康的耳朵了。 　　写作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受伤的过程。现在，我经常捂着一支伤腿，在深夜里谛听不成曲调的耳鸣。如果你还年轻，又不巧喜欢上写作，并特别不巧地碰到了我这篇文章，那么我建议你健康为要，正常作息，无论多么著名作家的著名习惯，都不必偏听偏信，更不要把别人的道具，像我一样傻乎乎地搬到自己写作的舞台上。因为有些伤痕是可以抚平的，是可以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而另有一些没有伤痕伤疤的伤，你怎么抚都抚不平。除了我上述说到的那些，还有失眠症、近视症、神经衰弱症、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病，乃至文人相轻所带来的恶语中伤，你又怎能抚得平。

　　负伤写作，好比负重登山，给我本就艰难的人生，又平添如许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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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刘文华 于 2009-6-18 00:35 编辑 ]